2024年的美国大选牵动了世界神经。特朗普再次当选，凸显美国政治生态的光谱变换和社会撕裂的严重程度。在特朗普2.0时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如何？中美关系将如何演变？无疑是当前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为此，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24年11月12日在北京举行“美国大选后形势及新政府对华政策”研讨会，由孔丹理事长主持。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特朗普2.0时代，中国将进一步面临来自战略层面和经济科技层面的双重压力。中方应坚持对美既定方针和与美缠斗的策略为主轴，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以活跃国内经济和货币金融手段对冲美高额关税对我国的影响，强化与亚太和欧洲及“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和科技关系，利用好RCEP及美欧经贸关系可能变化所提供的机遇，应对特朗普对华政策调整带来的变化。
特朗普再次当选的时代背景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原秘书长丁奎松指出，2024年美国大选是近年来最复杂、选民群体最分裂的一次选举。民主、共和两党起初是拜登与特朗普之间的竞争，之后变成哈里斯与特朗普之间的对决。哈里斯在保持拜登主要的内外政策基础上，在政治光谱上趋于中间偏左的激进自由主义路线，更加注重价值观、法制等社会议题；提出“机会经济”口号，强调关注黑人、拉丁裔等中下层百姓利益，承诺不对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下的百姓加税；维护《平价医疗法案》，承诺提高制药公司定价透明度，免除低收入人群医疗债务；承诺促进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走清洁经济道路；继承拜登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联盟战略，在对华政策上坚持“战略对手”的定位，在地缘战略和经贸科技等领域强调强化对华打压。
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研究员吕祥指出，从大选结果看，美国选民显然对哈里斯激进自由主义的一套主张不买账，反而对特朗普以民粹主义、重商主义为特征的内外政策主张更感兴趣，能够接受特朗普改革政府机构、打击腐败的主张。因此，特朗普不仅在选举人票上获得大胜（312：226），而且选民票也领先（50.4%：48%）；共和党重新夺回参议院多数席位（53:46），维持众议院多数席位（目前214：203），赢得全美27个州的州长选举，并使最高法院落入了保守派法官的掌控。特朗普及共和党已将美国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这为特朗普当政后即将推进激进的政府改革奠定了基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刘宝成指出，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实施的产业振兴计划成效明显。美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形成了具有综合性、立体化、连续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战略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任务分解清晰，机构分工合理，实施部门和人员具有较高专业性，政策和项目具有较高透明度，政府部门不得插手各类实体的具体决策。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救助措施保护了隐形冠军，为制造业回流维护了产业生态。自2022年以来，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的实施对芯片和新能源行业回流在短期内发挥了显著的刺激作用。总体来看，美国产业回流集中在电器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交通设备、医疗设备和器材等五大行业。
特朗普2.0时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
美国内政将受制于国内社会的“四重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魏南枝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面临四重结构性矛盾的挑战。一是中心区坍塌趋势与边缘区供血不足的矛盾。美国领导的霸权体系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心——边缘”圈层结构。冷战结束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冲击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民族国家的主权能力，美国对其边缘区的剥削掠夺已不足以实现对中心区的有效供血，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正在加剧美国霸权中心区的坍塌趋势。二是国内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之间的矛盾。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阶级矛盾激化问题越来越突出，统治精英则用身份政治话语横向撕裂美国社会，用身份标签把人们分割为不同群体，并刺激美国各群体对立争斗，使得阶级矛盾和社会撕裂日益严重，削弱社会共识。三是党派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美国是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国家，各州和地方保有广泛的自主权，两党分别主政的州和地方很难贯彻统一的国家战略。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曾多次出现联邦和州的权力博弈。身份政治、政治极化和两党争斗不断升级，导致特朗普的施政前景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四是共和党内部三股力量之间的矛盾。目前共和党内有归顺特朗普的部分建制派、特朗普领导的“MAGA”运动、以马斯克为代表的新兴势力三股力量并存，这意味着即使在共和党内部，特朗普也需要和传统建制派进行一定的交易和妥协，以推动其施政计划落地。共和党内部围绕政治分肥的各种斗争在加剧，特朗普放言，清理共和党内反对派的做法已经点燃共和党传统建制派的愤怒。
美国对外政策将有进有退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李若谷认为，特朗普将用提高关税的方式弥补国内减税造成的政府收入减少，但并未充分考虑贸易对象对其进行反制和报复的可能性及后果。加之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权力掣肘因素大大减少，估计其推行极端贸易和关税政策的可能性会极大提升。
丁奎松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会更加义无反顾推行其各项内外政策。对内，他将突出和强化“内顾化”思维，摆脱“深层政府”掣肘，依托保守派亲信推进对行政当局、军队、情治部门等的结构性改革，推进驱逐非法移民和开发化石能源进程。对外，则以“美国优先”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理念确立美国未来战略重点、策略手段和利益交换机制，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倾向于以推动主要大国双边关系为主的外交战略，要求美欧亚盟国更多负担美驻军费用，谋求重建“美国优先”的霸权世界格局。具体而言，特朗普将积极调整大国关系，以结束俄乌冲突为突破口谋求稳定美俄关系，甚至不惜以放松金融制裁或解冻俄资产等方式换取俄罗斯松动谈判立场，并尽可能在中俄关系中打入楔子；在中东维护以色列既得利益，进而推进阿以和谈；继续把能源作为“武器”，加大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经济制裁和石油出口限制，掀起更多经济战、贸易战、科技战等。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任意认为，特朗普有意放弃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和支持，减少对北约的承诺，将疏远和欧洲的关系。欧洲需要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和防务体系，而不能再指望依靠美国。美欧关系出现的间隙，将给中国的地缘政治腾挪提供空间。特朗普意在减少对北约的投入，可能停止对日本、韩国的无条件国防支持，因而将大大减少中国所面临的美西方与日韩两国横纵联盟带来的压力。特朗普将更加聚焦本国的产业振兴，减少对南亚、拉美、中亚、东欧等地区的投入，将在战略上放低乃至“放弃”其中一些国家。这将伤害拜登政府过去四年为重修美国与这些国家双边或多边关系付出的努力，这种战略转移将给中国在上述地区创造更多活动空间，降低区域冲突风险，并总体改善中国的外部环境。
正思（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总裁、香港特区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陈少波指出，美国在1992年通过的香港政策法案中，专门把香港澳门作为独立区域实施“富布莱特计划”，历年来安排大批香港学者专家、青年精英前往美国交流，并在香港成立了类似同学会的机构，对香港社会形成了潜在的持续影响。不过，在特朗普1.0时代，他终结了“富布莱特计划”。在特朗普2.0时代，他仍然不会有兴趣与意愿去继续推动类似的民间交流计划，不像民主党政府那样维系美国在香港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香港在这方面的交流渗透可能会告一段落。在意识形态较量和认知战层面，特朗普2.0时代会减少对自由亚洲电台、开放技术基金、国际媒体署等的投入，甚至可能削减人员。这将减弱美国对香港的认知战攻击，减少通过其认知战工具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香港的危害和压力。
美国将更加强调能源主权和产供独立
中国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原专职副主任吕建中认为，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十分强调能源独立。特朗普第二任期将进一步推进化石能源开发，维护美国能源主权和独立；提升能源出口能力，实现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目标；调整乃至放弃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相关政策。具体而言，特朗普将进一步支持传统能源发展，放松对国内油气开发的限制，鼓励增加国内油气产量，支持扩大天然气出口，把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价格降下来；限制新能源发展，不认可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及ESG，反对过多投资新能源和实施价格补贴，但并不反对清洁能源、提高能效、发展能源技术，而是要追求一种务实、稳健的能源政策。
特朗普2.0时代的中美关系走向
中美两国可以实现“博弈式共存”
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指出，中美关系发展对于国际格局演变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中美关系是由两国的力量对比、战略目标、双方关系导致彼此的收益与损失、领导集团对局势的看法及政策偏好、社会舆论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决定的，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要受到中国反制的影响，不是由美国一家说了算。中国只有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在各方面真正具备体系塑造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政策方针可以概括为：冷静研判、沉着应对、准备对抗、欢迎合作。冷静研判，是从美国国家生态的现状、发展、变化进行研判，既不要被美国政客的话语激怒，也不可被舆情摆布；沉着应对，是对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要沉住气，不能过度反应，自乱阵脚；准备对抗，是要把局面想得坏一些、严重一些，做好对抗的准备，我们虽然不愿打，但也不怕打；欢迎合作，是指解决中美关系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加强对话、促进了解、争取互有让步的中美合作。应该看到，中美两国谁也不应当把吃掉对方作为战略目标，两国间的对抗、斗争、博弈归根到底都是手段与过程，两国最终还是要在世界上共存，这其中蕴含着不同文明大国的关系哲学与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实现“博弈式共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任晶晶认为，特朗普再次当选将对俄乌冲突走向可能产生直接影响。特朗普2.0时代，欧美关系将面临新的动荡和重塑，俄罗斯坚持“转向东方”的势头将得以延续。中国应毫不动摇地坚持在国际斗争中的战略自主性，积极主动运筹谋划，争取和维护长期于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美两国在经济科技领域的博弈将进一步升级
国家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卢周来、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梅永红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持续强化科技领域“关键十年”战略，重点推动半导体和微电子、人工智能、太空技术、网络与电信基础设施等领域技术发展；推出对华科技战2.0版，进一步加大对我国极限施压力度。美国对华科技战2.0版将具有烈度更高、打压更甚、领域更集中的特点。具体而言，美国对华科技脱钩将直接从“小院高墙”走向“大院高墙”，包括生物医药、农业科技等在内的更多科技行业将被美国政府纳入对华出口和投融资限制清单，且打压范围将从单个企业沿产业链、供应链拓展，管控层次逐步向远端渠道、迂回路径深入，“智能+新兴技术应用”将成为中美科技竞争博弈的最前沿和交锋面。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在科技、资金流入方面加大对华限制，将对我国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负面冲击，尤其是在创新氛围、高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将造成较为直接的影响。美国是全球第一大对外投资输出国，对全球FDI流向具有重要影响。拜登政府时期，美国FDI的流入规模明显增大，这同近年来美国大力推行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密切相关。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对一些企业产生了吸引力，这在特朗普任期有可能发生改变，他可能减少补贴，采取关税等“大棒”政策，从而对我国扩大开放、招商引资等工作造成压力，影响我国吸引FDI。与此同时，美国创投资金对市场的引导作用非常明显，美资下降对我国创投市场活跃度将造成重大影响。我国创投募资结构较为单一，一直以来都是以政府资金和企业投资者为主。而我国养老金、保险金规模实力强大，但囿于创投风险高、回报率不稳定，对股权投资和创投基金支持较为谨慎，耐心资本不足，创投行业“投早投小投创新”的氛围和生态还未形成。美国对科技人员的限制、对进入美国融资的限制以及对美国资金进入中国行业的限制对我国创新经济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入的。
美国对华脱钩断链对双方都将造成伤害
魏南枝认为，集中资源对中国进行遏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必然选项。首先，美国在短期内没有对华开启全面热战的意愿与能力，大概率将采用代理人战争或制造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冲突，对中国进行消耗。其次，美国将深度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将更加关注摆脱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包括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企业，阻止进口中国汽车，强调“将关键供应链带回家”、“购买美国货”和“雇用美国人”等。尽管美国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中国产能的国家与地区，但可以此对中国进行讹诈，迫使中国进行让步。再次，以“中美脱钩”将中国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自2018年中美双方爆发贸易战以来，美国推动“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政策，诱使或迫使中国进行产业向外转移，使中国陷入“产业空心化”陷阱，造成中国就业压力空前加大，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中年人收入降级，老年人缺乏安全感。。
丁奎松认为，美国将战略重点针对中国推进印太战略布局，以“美国优先”原则重构对印太两洋双边为主的战略经贸关系，重提“在公平对等基础上推进双边贸易协议”，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与盟国加强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届时，中美关系可能在新的双边建构中寻求某种新的平衡。上任之初，特朗普将加重对华经贸施压，最大限度获取经济利益。特朗普宣称要对进口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这将严重冲击中美经贸关系。但大幅提高关税也将提升美通胀率。据美相关智库研究测算，特朗普对华加征60%关税将使美通胀率上升0.4%，如中国对美相应回击，则美通账率将上升0.9%。
面对中美关系新变局的中国对策
破除幻想，自立自强
卢周来认为，中美在新兴战略领域竞速，不仅是科技之争，更是国运之争。半导体产业立足以弱抗强，打持久战、整体战，在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下建立统一战线，坚定不移走自主可控发展之路，在智能时代，差异化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人工智能核心算法、高端芯片等方面，重视发挥我国庞大规模应用市场优势，将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先进材料、高端制造、新能源等领域，使千行百业形成快研发、快应用、快迭代的叠加增效效应，把握技术突袭与反突袭主动权。统筹运用科学手段开展技术预测，精准遴选技术方向、迭代优化重大项目攻关方向和技术路线，在我国技术领先领域和美国短板领域发起技术突袭，建立不对称优势；在落后领域着力塑造后发优势，回避研发探索风险，在工业体系优势实现追赶赶超。
吕建中指出，在中美能源和气候领域博弈中，中方应以底线思维出发，要应对美方能源武器化挑战；推动回到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恢复和扩大从美进口LNG；以传统能源企业之间的合作为抓手，向多能源领域延伸；坚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领域进行合作交流；在应对重大油气地缘政治风险上保持沟通合作。
坚持扭抱缠斗、自主开放的竞争策略
陈卫东认为，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高质量开放体系取得良性效应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与全球市场的接轨，一些有利于创新的价值理念、投资管理规则将对我国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业态及以此为发端的数字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卢周来指出，应坚持以“两手对两手”策略，限制、弱化对手的打压，避免陷入与美西方全面脱钩和对抗。一是加快建立科技风险预警监测体系。完善风险监测预警协同工作机制，构建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开展常态化风险监测与研判预警，制定断供、制裁的应急应对预案，推动实现科技安全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研判、早应对。二是加紧开展反制裁专项行动。出台反制国外制裁的规章制度，储备多样化政策工具；梳理美西方严重依赖我国的原材料清单，以缠斗“互卡”方式迫使对方让步。三是协同推进破美盟与拓“南方”。充分挖掘与西方联盟“互利共赢”的空间，与“重要大国”“关键小国”形成国际创新合作布局。充分发挥我国规模化市场优势，形成基于创新链共享、供应链协同、数据链联动、产业链协作的一体化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深化与“南方国家”的新型南南合作，以技术合作“朋友圈”突破美西方脱钩的“包围圈”。
以效率和目标为导向推进国内科技体制改革
卢周来、梅永红认为，美国科技发展将进一步以效率与目标为导向，实行更灵活的决策方式、更高的运转效率、更优的质量水平。而我国科技领域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科研管理把程序与规则看得过重，而把效率与目标放在其次。为了应对特朗普发起的对华科技战2.0，我们应发扬我们党管理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以信任科学家为前提，强调目标管理，提供必需条件，构建能够真正调动科学家积极性的创新生态体系。与此同时，要加强中美民间交流，加强中美工商和文化界交流，发挥好智库及非政府机构作用，加大对美底层工作和以商促政工作的力度，推动中美两国建立多层次合作关系。
在营商环境和投资产业方面建立比较优势
陈卫东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应认真研究美国切断创新资金联系对我国可能造成的缺口和影响，在国内资金循环上围绕创新经济发展形成突破，真正推动新质生产力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要利用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夯实成熟产业链及配套，不断巩固、提升比较优势。要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规模效应为各产业发展创造足够市场空间，避免产业发展在低赛道中过度竞争与“内卷”。要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政策环境、税收环境，打通创投资金的循环体系，既给国内投资者带来确定性，也对外资产生吸引力，特别是要不断提高对美国以外的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魏南枝指出，我们应警惕我们被美政策诟病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为此，亟待加强国内大循环，改善产业工人培养机制。一是改善制造业中小企业工作环境；二是提高劳动要素话语权，目前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收入分配要素中，劳动要素较低；三是提升产业工人收入待遇福利水平，推动产业工人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四是限制对一线产业工人和工程师的“减员增效”，强化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对产业新的发展形态下劳动者和劳动技能培养的主体责任。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问题根源在于资本全球扩张获取超额利润，拒绝反哺本国工人阶级。他们在对华舆论战中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炒作“中国抢走全世界工作机会论”，将全球经济低迷、多国劳动者生活困苦等问题归咎于中国，我们对此应进行全面深入揭批。
在涉港台问题上健全法制、坚持斗争
陈少波认为，美国政府交接期内可能炒作香港议题，对此我方应有所防备。香港要尽快推动经济转型，从过去主要依赖欧美市场，转向东南亚、中东和全球南方。香港要尽快加入RECP，进一步拓展东南亚市场，通过商会、企业、同乡社团、NGO等拓展影响力，争取将东南亚打造成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缓冲区。这需要有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需要形成系统集成和工作机制。香港新范式基金会总裁邵善波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势必会抛弃过去的经济自由主义，转而推动产业政策、反思劳工政策和环保主义等。这为香港清理内部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问题创造了一个窗口期。香港应该在中央推动下，尽早系统启动去除“西方中心主义”工作。
关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台湾问题，丁奎松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应坚持原则，对美售台武器、在台驻军等助推“台独”分裂活动的行径绝不让步，积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以美进我进、后发制人原则处理和应对台海局势。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认为，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反对战争。拜登政府支持台湾民进党踩红线，但不允许过红线。特朗普则可能连踩红线也不允许。
推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进程，支持欧盟追求战略自主
任晶晶认为，当前俄乌战场的胶着态势为中国开展对美欧俄工作提供了难得机遇。中方应支持俄乌双方重启政治谈判解决进程，推动双方回归《新明斯克协议》设定的“诺曼底模式”。在俄乌及美欧各方之间更好发挥调停作用。同时，中方应积极鼓励和支持欧盟追求战略自主。一方面，中国应适应中欧“制度性竞争”环境，积极运筹中欧关系，防止“被脱钩”或“被阵营化”。另一方面，要防范欧美深度勾连，形成共同遏制中国的跨大西洋联合，防范欧盟被美国“政治正确”话语绑架，与美国共同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抹黑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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