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这个高度观察美国这次大选，可以说，美国大选的结果及其后续影响，都是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面的一部分。中国必须沉着冷静，积极进取，搞好战略谋划。
美国大选结果所反映的是美国内部经济与政治变化
过去我们说“大变局”，往往是对我们自己面对的变化比较清楚，面对的变化也多是指发生在全球的变化：从南南崛起，到全球经济重心转移到东方，再到多极国际格局逐渐形成。但是我们留意美国内部的变化还不够，即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一个霸权国家、最大的经济体，曾主导了过去近百年的全球大势，尽管现在仍然很具实力，但也正经历很严重的内部变化，而这种变化正影响着全球的方方面面。从美国大选投票后的这一星期看各国的反应，上述观察一点也不夸张。这次选举结果，实际上也是美国变化的一部分，而特朗普也只是这个变化的一个推动者，但还不是最后的领导者、主导者，因为他没有这个能量，他也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
美国出现目前这个政治局面，主要是两个因素起作用。一是全球化在苏联解体后的急速发展，更大的变动是中国在2000年加入了WTO，并且很快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出口国，这就加速、加大了美国制造业流失的状况。这个状况虽然不是中国单方面造成的，但是中国加入WTO，的确进一步加快了美国制造业的流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二个因素，是美国自身出现的一个变化，即高科技、互联网构成的新质生产力，催化了美国经济结构性转变，使其走向金融化与去工业化，并形成庞大的服务业。增长高度集中在高科技与服务业领域，由此带来了阶级、阶层的变化及生产关系的变化。这就是美国过去二三十年内部因素造成的这个状况。
具体地说，美国因为国内产业结构的改变，出现了新型生产关系，进而导致它国内的阶级、阶层情况的改变，对两个大党的群众基础造成重大冲击。民主党过去20年来回应这个变化的举措，就是支持全球化；在自由贸易的大旗下，放弃了对传统制造者及产业工人的关注，走向身份政治，企图吸引中产及一些小众的支持。这是民主党此次选举失败的重要原因。特朗普说台湾台积电偷了美国的芯片，大家如果看过《芯片战争（Chip War)）》这本书就知道 ，芯片制作这个东西不是台湾可以偷来的，而是美国人主动将其生产流程推向韩国、日本及台湾地区，因为这些地方才有适当的工人，有能力来处理复杂的生产过程。
实际上，美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到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地区，寻找更便宜的生产基地进行生产加工。美国将一些电子生产放到第三世界，不仅只是因为人工便宜，还因为生产这些高科技产品的整个过程，要求有高度纪律性、服从性的工人。因为其生产过程需要24小时不间断运作，如果出现事故，工程师在接到通知后必须在很短时间回到工厂处理问题，否则企业就会损失很大。这样的要求，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做到。美国迫使台积电到亚利桑那建厂，是美国的一个战略考虑与要求，是一个安全战略，即美国国家安全部门认为，如果美国完全没有高端芯片本土的生产能力，只依靠台湾地区和韩国，当战争打起来的时候，军方怎么办？所以它逼迫台积电去亚利桑那建几所工厂，基本上是应付军方对高端芯片的需要，其生产能力绝对不能覆盖整个行业的需求。
况且，台积电在美国工厂的生产成本，估计将会是在台湾的两倍。因为美国根本找不到合格的工人及工程师，出很高的人工费也没法解决问题，加上工会的介入，将来在美国营运生产非常困难。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建了工厂，特朗普当年还出席了启动典礼，但目前基本上停工了，可能会不了了之。主要原因是他们找不到可用的工人，找不到足够的工程师。美国制造业工人现在每小时的成本是海外的十几甚至几十倍，台积电在亚利桑那要建7所工厂只能是空话。况且特朗普上台后，声称会取消这个计划。
应该指岀，在芯片生产过程中，台积电出卖的只是台湾的高服从、高纪律性劳工及充足的工程师。涉及的生产技术、工具及它们的知识产权，包括一些关键的物料，仍是操控在美国及其几个盟友的手上，台积电只是个代工者。这个情况反映了美国过去二三十年出现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因此导致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巨大变化。美国经济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在2000年之后越来越剧烈，而美国的两个政党面对此局面，正艰难地调整自己的政策，结果都不成功。包括共和党也没能很好应对，这才出现了特朗普。特朗普正是利用社会的不满，及新生产力（高科技行业）对放松监管的诉求，大卖民粹主义，成功地将社会上的不满凝聚起来，在共和党内找不出一个像样候选人的情况下，成功骑劫了共和党上位。特朗普并不是共和党的核心领导，共和党很多政策和基本取向，与特朗普是完全不一样的。特朗普应对这些问题的办法多是简单、肤浅、表面，做起来会有很多困难，有些东西根本落实不了，能否成功有效，尚待未来四年的表现。
特朗普再干4年之后，会不会解决上述这些问题？我认为这个过程将可能很长。特朗普在2016年第一次当选后就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从那时算起，到了今天，这个过程起码还要再走10年到30年，美国的政党才能调整过来。美国内部面对这一重大的政治生态转变，过程会很长、很复杂，很难看清结局。我们不仅要面对当前的特朗普政府，还要面对未来出现的美国政治10年到30年的大变化。这对美国、对中国乃至对全世界，都会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特朗普收缩政策将影响地缘政治及全球关系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出现的最大变化，就是在地缘政治及全球关系上。特朗普的态度是要收缩美国的布局，要将发展重点转到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上，以保持美国优势。当年基辛格在越南战争结束后，就曾提出过这一设想。基辛格认为，美国的摊子搞得太大了，和美国的国力已出现不相符，建议收缩美国在全球的摊子。当然，他的意见在长时间内并没人听。几十年过去后，当下美国的现实就是能力缺口越来越大，尤其是在中东、在阿富汗出现了非常狼狈的局面，就反映美国的能力已经不能维持其在全球庞大的摊子。
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实际上是回归本土，先处理自己的问题。他强势要求盟友负担更大的成本，不然美国就不再背负这些责任，这态度是得到绝大部分美国人认同的。但是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主流看法，还是要支撑美国在全球的布局。对他们来说，这也很困难和无奈。因为如果他们不维持全球这个摊子，美国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美元在国际上将失去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但特朗普根本就不将精力放于此，他就是要收缩美国在外的负担。这会造成全球地缘政治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政策转变的第一个影响，就是乌克兰危机。特朗普有能力叫停俄乌战事，因为美国就是这场战争最大的支持者。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每次来就是拿钱，美国不断砸钱进去，但是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再打下去能出现什么局面？没人说得清楚。俄乌冲突最可能的结束方式，对各方来说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各方先停火再进行谈判，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重大冲击，所以我认为，特朗普这个政策也不完全是共和党的政策。但特朗普这一政策所引发的波动已很难避免，欧洲方面已经非常担心，并且要重新考虑它和美国的关系。然而，欧洲内部太松散，没有一个强势的领袖，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这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大变化。
中国应以积极进取态度面对未来
关于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关系，我们可能首先面对的就是加关税。但因为关税是双刃剑，对美国也有负面影响，所以我认为特朗普一定会落实对中国加关税的竞选承诺，但幅度不会是60%，可能是以20%～30%作为开始。然后可以慢慢再加，也可以后退，或者停着不动。这对我们来说，应付不会太困难。
中美之间最大的博弈是科技竞争。科技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实力。科技实力事关军事与经济实力。美国认为，中国对其最大的挑战与威胁也是高科技领域。当然，金融领域竞争也会很激烈。特朗普应该不会改变拜登的做法，只会加大这两方面对我施压的力度。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度谋划，我个人有两点建议：
一是，因应地缘政治出现的转变，抓住机会扩展中国国际空间。对中国的全球关系来说，特朗普的收缩政策让我们在全球进取的空间进一步扩大，阻力也将有所减少。我们要抓住机会，加大“一带一路”及南南合作工作力度。必须意识到，“全球南方”对于中国变得更加重要。是我们外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里所说的“加大”，不是一两倍，而是五倍、十倍。如果我们现在花的仅是一分的力量，能不能加到五分甚至十分！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作为世界上的大国与强国，广泛的对外关系与足够的国际空间非常重要。历史与当下的欧美强国，其奉行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有与全球各地区及各国来往的方式。没有这些关系，它们也不会成为全球或地区性的霸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处理国际关系当然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不一样。我们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国家之间交往的互利共赢，在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要利用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在全球收缩战线这一机会，在国际上实行更加进取的政策。
二是，抓紧处理好台湾问题。我认为，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上台的影响是短期的，特朗普上任4年之后就不一定是这样。因为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地缘政治考虑，与目前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主流观点都不一样。他不认为台湾是美国的基本利益，他不同意什么“第一岛链”的想法，也不同意“不保护台湾就会失去民主国家对美国的信任”这样的说法。相反，特朗普扬言，“台湾对美国不重要，可有可无”“台湾偷了美国的芯片技术”“台湾必须给美国付保护费”等。还有，作为其竞选伙伴的马斯克要求其在台湾的供应商移出台湾，因为他认为台湾最后还是要被中国大陆所统一，这影响其产业链布局。
特朗普对台湾的看法，甚至与他所任命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及国家安全顾问都有很大的分歧。从他委任的这几个人来看，他们很可能都不是这样看台湾问题的。因此，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朝野及政府内部在对台问题上预期会出现很大的矛盾。这是不是给了我们在处理台湾问题上一个机会？需要进行更深入探讨。总之，面对美国新一任政府上台后中国可能面临的重大的挑战，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地考虑怎样应对这个局面，而要更多想想有没有可能利用机会，采取更积极更进取的办法来解决一些问题，改变一些局面，形成战略上的主动。
（编辑 鲁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