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再次赢得大选，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回顾特朗普上一任期间的施政表现及本次竞选期间发表的种种政论，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转型方面的态度和政策主张，与民主党政府有着显著的差别，并带有极端性倾向，将会对全球能源气候治理带来新挑战。需妥善处理好中美之间在能源气候问题上的合作问题。
特朗普上一任期能源气候政策回顾
特朗普上一任期间，在能源气候政策方面主要体现了其“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
一是力推传统化石能源的主导地位，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解除了煤炭开采临时禁令，降低了油气开采甲烷排放限制。期间，美国的油气产量快速提升，能源对外依存度持续下降，2018年超越沙特成为世界最大的原油生产国，并于2020年实现了石油净出口。
二是政府直接干预或间接影响石油市场，将能源“武器化”。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实施制裁，限制其石油出口，同时大量输出本国石油以填补全球市场缺口，并要求中国从美国购买更多石油和LNG，以削减中美贸易顺差；多次公开敦促OPEC增产降价以降低美国国内汽油价格。特朗普执政时期，国际油价明显低于后来拜登执政时期。2016-2020年，布伦特期货均价约58美元/桶，剔除2020年新冠疫情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布伦特期货均价约为63美元/桶，而拜登上台以来的布伦特期货均价约为84美元/桶。
三是降低对新能源的支持。废除了奥巴马时期的《清洁电力计划》，在联邦预算提案中削减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部门的资金，针对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的补贴及资助项目被缩减或被取消。
特朗普否认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引起，认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是一个政治机构而非公正的科学机构；拒绝《京都议定书》议程，退出《巴黎协定》；反对奥巴马执政期间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和政策，甚至把清洁能源和气候议题称之为“精英主义骗局”。认为奥巴马政府发起的监管措施，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带来了最低的环境效益，特朗普上台后直接废除了奥巴马提出的多项遏制气候变化的倡议。
特朗普对可再生能源也不屑一顾。当时他选定的能源政策顾问凯文·克拉默是个著名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强烈支持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副总统迈克·彭斯在任印第安纳州州长期间拒绝实施奥巴马推行的应对气候变化计划——该计划要求降低火力发电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特朗普上台后选定的国务卿人选是埃克森·美孚的董事长兼CEO雷克斯·蒂勒森。
特朗普在上一任期间，单边发起了中美贸易战。中美双方经过多层级的密集磋商，在2020年初签署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其中，液化天然气（LNG）贸易是为数不多进展顺畅的合作领域，为维系中美经贸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自2016年以来的中美LNG贸易，除2019年中美贸易战和2022年俄乌冲突造成进出口异常之外，中国自美国的LNG进口量一直在增加，2023年比2017年增加了1倍多，占到我国LNG进口量的4%左右，占美国出口LNG的7%左右。截至目前，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及二梯队企业与美国签署LNG长协总量超过2800万吨/年，预计未来美国LNG在我国LNG进口体系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
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相关施政纲领
特朗普自正式参与新一任总统竞选以来，多次承诺如若当选，将改变目前美国的能源气候政策方向，重申以化石燃料为中心的立场。其中涉及能源方面的主张表述从2016版本的“支持一切无需补贴的可交易能源的发展”，改变为2024版本的“全面提高能源产量，简化许可程序，终止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扭曲市场的限制，使美国能源独立；反对绿政，取消电动汽车补贴”。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能源独立之间，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更加强调美国能源独立，支持传统能源发展，放弃气候相关政策、限制新能源发展。在支持传统能源方面，承诺放开对国内油气开发的限制，鼓励继续增加国内油气产量，支持扩大天然气出口，重启被拜登政府暂停的新增LNG出口许可证审批，把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价格降下来；在限制新能源方面，主要是不认可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及ESG，反对激进式转型、过多投资新能源和价格补贴，但并不反对清洁能源、提高能效、发展能源技术，追求务实、稳健的能源政策。
特朗普扬言要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并表示将结束拜登的电动汽车支持政策，特别是放弃对电动汽车的7500美元购买补贴，计划将《通胀削减法案》的剩余资金用于化石能源补贴，并呼吁增加化石燃料钻探，减少环境监管。特朗普将美国国内的高通胀、高油价归咎于民主党的能源转型，承诺要让美国成为全球能源成本最低的国家。在电力领域，承诺大幅度增加美国的供电量，以适应人工智能行业高电力消费的需要。
特朗普新一任期能源气候政策预判
2025年1月特朗普正式上任后，预计其第二任期间的相关政策调整会比第一任期间温和稳健，而且可能会在国内外遭遇较大的阻力。特朗普将设立新的“国家能源委员会”（National Energy Council），负责协调各政府机构的能源政策改革，加强私营部门的投资和创新，减少长期存在但完全没有必要的监管，致力于开创一个新的“美国繁荣与全球和平的黄金时代”。提名的能源部部长人选是页岩油巨头克里斯·赖特（Chris Wright），他是美国页岩革命的先驱之一，对能源转型持消极态度。初步分析，特朗普新一任期的能源气候政策调整将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放慢能源转型步伐，放开国内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限制，加快油气钻探许可证审批，加大对页岩油气、海上油田以及联邦土地油气资源的开发力度，进一步提升油气产量，提高战略石油储备，巩固其在全球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
其次，很可能取消甲烷法规，设定新的发电厂排放标准等，从而利好天然气发电，进一步带动美国天然气产量和消费量的增加。之前拜登政府暂停审批的LNG出口许可证大概率会重启，更多LNG产能加快释放，并扩大出口和国际贸易量。
再者，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力度，包括石油、天然气管道和电网系统，加速审批通往宾夕法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和纽约州的马塞勒斯页岩气管道，重启Keystone XL输油管道项目；推动新的跨境能源项目建设，如美加、美墨间的能源管道和电力互联项目，以提升北美区域能源合作和市场整合水平。
2023年美国原油及凝析油日均产量达1290万桶、天然气年产量达到9212亿立方米、LNG年出口量9120万吨，均居世界第一位。如果继续放开增产，预计2030年美国石油产量水平可望达到2000万桶/日以上，LNG产能还要净增加1200亿立方米。2025-2035年美国在全球油气市场的份额可望达到最高水平。
另外，特朗普政府会继续把能源作为“武器”，加大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经济制裁和石油出口限制，并进一步延伸出更多花样的二级制裁，掀起更多经济战、贸易战、科技战等。同时，如果特朗普上台能够成功调停俄乌冲突，欧洲在实际利益驱动下可能重新接受廉价的俄罗斯油气资源，中东、中亚油气向欧洲流动趋势弱化，全球能源贸易格局或将持续调整，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怎么看特朗普第二任期能源气候政策可能的调整。比如《通胀削减法案》作为推动美国清洁能源产业加速发展的重要纲领，在4370亿美元的支出中，清洁能源投资占比超60%，拉动清洁能源制造投资超80%分布在“摇摆州”和“红州”，创造超7万个工作岗位，其中佐治亚州、密歇根州（摇摆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红州）新增就业岗位数占比超过40%。由此，特朗普要废除该法案将面临巨大压力。特朗普对待清洁能源很可能实施“重市场、轻政府”的策略，对内不再给予太多支持，对外不承诺转型进程，废除电动汽车和风能补贴政策，减少对清洁能源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资金支持，放弃拜登政府2021年提出的“3550”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甚至可能退出全球气候能源治理，但也不会为国内清洁能源发展设置过多障碍。
中美关系在能源气候上的展望
（一）统筹斗争与合作，以底线思维准备应对能源武器化挑战
特朗普会继续掀起经济战、贸易战、技术战，特别是能源战，即以能源出口、关税、船运、价格、结算等为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打压和制裁。我国在与美国的贸易斗争中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反制裁经验，包括构建借助“去美国化”的贸易、金融、航运闭环等。下一步应加快构建政企协同的反能源金融制裁体系，着重打破“部门隔阂”“信息孤岛”，明确能源和金融主管部门的制裁应对职责，并依托已遭制裁的贸易、航运和金融实体，建立健全面向高风险国家的专门业务单元，以代理人等方式逐步构建“反制裁”企业网络，强化应对美能源“武器化”的能力。
（二）重回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逐步扩大从美进口LNG
按照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扩大自美能源产品、工业制成品等进口，未来两年的进口规模至少比2017年增加2000亿美元。特朗普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履行”之前与美国达成的协议。近几年，我国自美进口LNG虽然有所增加，但占我国进口和美出口LNG的比重偏低。2023年我国自美进口的LNG仅占总进口量的4%左右，占美LNG出口量的7%，低于2017、2018年的水平。目前，美国的天然气产量和LNG出口量分别占到全球的大约25%和20%，出口规模和潜力较大。我国扩大从美国进口LNG，有利于联合美国LNG生产商和出口商，共同抵制特朗普的关税战。
（三）以传统能源企业之间的合作为抓手，逐步向多领域延伸
中美传统能源企业之间合作历史悠久。特朗普上台，将重新恢复传统能源行业的投资发展信心，双方在陆上、海上、非常规资源、传统能源清洁化利用等领域，都有合作的潜力。美国没有明令禁止中国企业投资美境内能源行业，但传统能源作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关键行业”，一直受到严格的投资审查。近年来，美国已多次否决中国企业的投资并购。因此，我们应争取在资本和技术的引进方面有所突破。目前，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超过70%和40%，国内油气资源丰富，但增储上产难度大，有必要扩大对外开放，引入国际大公司的资本和先进技术。同时，加大在第三国的合作，特别是在非洲、拉美地区。
（四）坚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领域的合作交流不停步
特朗普不支持激进的能源转型政策，不认同新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但并不排斥新能源技术（包括电动汽车、新型储能等），而且美国社会客观存在着支持清洁能源的民意。所以，有必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领域保持接触合作。2023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发表了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其中就“能源转型”提出，两国支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宣言所述努力争取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三倍，并计划加快两国可再生能源部署，以加快煤油气的发电替代。双方同意重启中美能效论坛，计划重启双边能源政策和战略对话，推动二轨活动，加强务实合作。两国争取到2030年各自推进至少5个工业和能源等领域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大规模合作项目等。
（五）在应对重大油气地缘政治风险上保持沟通合作
能源安全是国际性问题。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能源孤岛，供应安全与需求安全相互依赖、相互制衡；资源国、进口国、石油公司相互协同，形成了紧密的安全链条，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全局。长期以来，地缘政治风险几乎都与能源（油气）有关，像中东、中亚－里海－俄罗斯、非洲（北非、西非）、拉美，以及马六甲、北极、南海等地区，凡涉及油气资源地、运输通道等，能源安全形势都异常复杂，需要借助大国能源外交的斡旋。当前，重点是用好中国作为能源进口大国的优势，平衡好与美国、俄罗斯、沙特、欧洲等的关系，争取在调解中东、俄乌冲突上有影响力，在非洲、中亚问题上有话语权。
（六）加强民间交流，发挥好智库及非政府机构的作用，推动建立多层次的合作关系
美国的能源产业分布比较广，目前有15个州的最大电源是煤电、23个州是气电，石油产量的70%来自10个大州，60%的天然气产量来自三个大州；从州政府到企业都对能源问题十分关注，愿意直接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可鼓励其基于自身经济利益与发展战略，自主寻找合作机会。例如，西弗吉尼亚州是美国的煤炭主产地，对煤炭清洁化利用、CCS或CCUS等合作十分感兴趣；加州作为清洁能源基地，对开展光伏、储能等技术合作有需求。智库、研究机构、高校及产业联盟、协会、商会等各类非政府机构，在推动能源气候合作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有利于推动构建稳固“由上扩下、由下促上、上下合力”的多层合作模式。
（编辑 尚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