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能力不足是制约消费恢复的主要矛盾
消费能力弱导致内需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核心矛盾。从数据来看，当前我国消费呈现总量增速下行和结构持续分化的特点。从消费总量看，2024年1-11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仅为3.5%，10月，消费增速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明显回升，但11月再次降至3.0%，且以旧换新之外的品类增速下滑明显。疫情之前，我国消费增速持续多年大幅高于GDP增速，近年来则低于GDP增速。
消费结构持续分化。近期一线城市与其他城市消费增速的分化引发社会热议，11月，北京和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下降14.1%和13.5%。类似的分化在年轻群体和中老年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同样存在。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居民部门损益表与资产负债表双双受损。一方面，居民部门的收入水平与收入预期表现为损益表的变化。近年来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速持续下行，部分季度甚至低于GDP增速；居民财产性收入一度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显示其财富的变动，特别是近几年房地产价格下跌，明显影响了居民部门的预期。在损益表与资产负债表双双受损的拖累下，居民部门不仅表现出消费能力下降，而且出现主动“降杠杆”的行为，即提前还贷。
除收入与财产预期带来的消费能力下降外，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也带来了消费意愿下降，这同样成为影响我国消费恢复的重要原因。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社会保障相关支出占GDP的比重仍有提升空间。
此前我国刺激消费与扩大内需的政策思路，更倾向于供给侧，这与当时国内产业的发展潜力、居民收入与财富的增长空间、总体安定的国际环境相契合。但在当前，特别是在特朗普回归将带来更多外部冲击的背景下，我们应当调整刺激消费的政策思路，从更重视供给侧转向更关注需求侧，迅速稳定消费形势。
加大全方位提振消费的政策力度
加大中央财政直接支持消费的力度，迅速提振消费信心
客观来看，市场主体行为与预期的变化是缓慢的，特别是消费行为的变化往往滞后于收入变化。因此，为在短期内迅速稳定消费形势，应充分发挥财政工具的作用，特别是中央财政。
一是要创新以旧换新之外的其他财政直接支持消费的工具。据我们测算，特朗普就职后若加速推动对华提高关税，在极端情形下，2025年我国出口增速可能下降至-5.0%左右。为应对外需收缩压力，内需方面需要约1万亿元的财政增量资金形成对冲。一方面，可创设中央财政直接补贴消费、直达居民部门的创新型工具，例如发放由中央财政统筹的消费券和生育补贴等。另一方面，可加大财政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投入，聚焦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医疗、教育、社保、养老等，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是释放地方政府活力，扩大政府消费。2024年11月8日推出的新一轮债务化解方案，将在5年内累计节约利息支出6000亿元，并将在惠民生、促消费等领域产生显著的外溢影响。着眼后续，一方面，2025年置换债券的发行工作可尽量前置，减轻地方政府债务的还本付息压力，为消费刺激腾出财政空间；另一方面可结合专项债新规，扩大专项债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提前做好项目储备，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在基础设施、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领域的支持作用，有效带动社会资本。
深化各项结构性改革，持续提振社会预期
消费信心不足根源于一系列深层制度因素，因而在短期消费形势稳定的基础上，应以“十五五”规划制定和落实为契机，持续推动结构性和制度性改革。
一是加强重点人群就业保障。与制造业相比，劳动密集度较高的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更有优势，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少行政审批流程，推动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新业态和新模式稳定就业。应高度重视应届毕业生就业工作，2025届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222万人，将再创历史新高。可继续提高企业稳岗补助标准。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强化低收入群体保障。社会保障不健全是我国低收入群体储蓄率高、消费倾向低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可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通过强化住房、医疗、教育等保障，推动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这一工作如到位，有可能每年拉动1万亿元以上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要弥合城乡居民和不同群体的养老金待遇差距，这不仅是提振社会信心的抓手，也是政策公平性的体现。鉴于进一步增加社保缴费金额可能对消费造成挤出，可加大财政的统筹支持力度。
三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多措并举助力居民增收。我国总体上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偏低，财产性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偏低。要完善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统一部署强化劳动保障执法力度；同时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持续加强企业分红与回购的制度性约束，引导企业做好市值管理，提升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
四是落实好“两个毫不动摇”，提振民企信心。2024年以来，部分地方发生的“远洋捕捞”事件对民营经济主体信心造成负面影响，也直接影响了其消费意愿。中央一再表态制止非规范异地执法行为，应大力贯彻落实，同时健全畅通企业申诉渠道，加快《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将“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落到实处。
五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收激励调节机制。长期以来，我国间接税的占比高，直接税的占比低；且在直接税中，针对劳动征收的税率偏高，针对资本征收的利得税率偏低。建议合理调整和平衡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的税率，推进研究扩大直接税税基；并加快消费税改革，推动征收环节向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充分激发地方政府在促消费上的积极性。
（编辑 尚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