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短期总需求管理与长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系的分析

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毛泽东

如何认识我国宏观经济中的短期和长期问题

一般说来，宏观经济的短期问题是指在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不变时，受商业周期影响的总供求不均衡情况。在开放经济环境中，短期宏观经济问题经常来自于外部扰动冲击，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等。过去几十年，类似黑天鹅式的随机冲击对全球及我国经济短期稳定的影响确实比较大。从我国情况看，宏观经济的短期问题主要表现为总需求不足。尽管这一判断不存在大的意见分歧，但将问题引入更深一步，意见分歧将会加大。如当期总需求不足严重程度如何？是否需要采取更大的刺激政策？如何实现更加有效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搭配？等等。由此引入更深入的问题是，目前我国总需求不足的成因是什么？   

首先，宏观经济研究经常假设外部冲击是随机性的，一般不会改变长期增长趋势。对随机扰动造成的经济衰退应采取积极财政与货币政策。但实证检验结果似乎并不支持这种过于简单的假设，比如，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起了全球化进程和国际贸易趋势显著改变。目前，大家也都同意，新冠疫情是典型的外部随机性冲击，但除了公共卫生领域外，几乎没有人会否认，新冠疫情冲击已经波及到全球产业链、全球科技、甚至贸易规则。外部冲击不简单，一次冲击可能会改变发展趋势，这是我们应当重视的。

其次，过去四十年，我国以高速追赶型经济著称于世，而未来要想保持过去的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必要的。追赶型经济本质是体现经济发展从低向高的阶段性问题，这既是观察我国宏观经济走向的长期视角，更是经济发展从数量追赶向质量创新转变的阶段性差异。

从一般的国际经验看，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追赶型转向质量效率型，会相伴而生两个典型的经济现象。一是追赶型经济的发展水平靠近世界前沿水平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降速的过程。这是因为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简单的模仿增长已经失去增长动力，经济增长需要强大的创新动能来支撑。这就引发了第二个现象，追赶型经济缩小与世界前沿经济发展差距的过程，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并接近世界前沿的过程。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接近世界前沿的高收入水平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同时达到世界前沿的水平。① 显然，有关追赶型经济减速，转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经济增长从依赖廉价要素的数量扩张型转向高效利用要素资源的创新驱动过程。由此产生的思考是，在实践中需要合理地识别两种不同原因的降速及相互联系，即增长方式转型期发生的经济降速与短期扰动型总需求不足降速的差别。

过去七十年，我国经济发展是典型的追赶型经济，经历了完整的从经济起飞到经济高速成长两个阶段，并逐步开始了中长期经济增长率降速。目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和实证结论是，自1952年开始的我国现代经济增长的起飞过程，大约持续了28年。在此期间，我国的经济中长期增长率达到了5%-6%的较高增速。改革开放进程显著地提升了我国中长期增长率，近乎10%的超高增长速度持续了近40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不仅带来了经济规模的巨大成长，也实现了人均GDP快速增长，在绝对人口规模从10亿增长为14亿人、净增40%的同时，人均GDP从300美元超过了1万美元，从低收入之列到达中高收入门槛，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在世界经济史上，我国作为超大型经济体，以10%的年增长速度追赶的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是空前的，也应该是绝后的。过去几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在波动中下降，应当是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率开始降速的重要标志。未来20年，我国中长期增速缓缓地落下来，接近于全球平均增速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十四五”规划，就未来我国增长方式转型的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一致性做出了清晰规定。我国经济中长期增长要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提升供给体系的韧性和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必须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的管理，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高于“十三五”时期。

宏观经济政策若干对应关系的认识

当追赶型经济增长率缓缓下落时，我们对阶段性下落的幅度值得观察和研究。目前，国际上多数预测高度一致地认为，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会低于8%。若以2021年增长率为8%-9%来估算2020-2021年的平均增长率，应当为5.5%左右。未来十年，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率会更高些还是更低些，值得深入研究。从原则上说，这是长期动态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引发经济增长下行的内在原因，但也应当看到，长期动态过程并不会消除短期静态扰动因素。两者叠加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经济下行中，长期与短期因素各自的影响有多大。短期因素影响大，就应当采取更加宽松的需求侧管理政策。从此意义上说，受短期、中长期和发展阶段转换多重因素的相互影响，有关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趋势研究，相对应的我国的宏观经济决策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的。

首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总需求管理的关系问题。供给侧改革的重心是调结构与转方式，是长期动态的问题。需求侧是短期静态的总需求管理问题。尽管在现实中，需求侧管理往往会具有长期动态性，如加大科技支出增加了当期有效需求，也提高了长期增长中的科技进步水平。但需求侧管理主体还是短期静态问题。从整体上看，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以经济增长质量替换经济增长数量。因此二者关系应当是：以解决长期动态的发展方式转变为主，兼顾短周期的总需求管理。

其次，如何把握短期静态与长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平衡问题。需求很重要，总需求管理有利于防止宏观经济超预期过快下滑。解决追赶型经济下台阶问题，减缓中长期增长方式转变引起宏观经济波动的关键，还是要靠供给型政策。面对多种因素混在一起相互影响时，经济学一般的分析方法是，逐一讨论一个因素变化而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假如没有出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供给侧改革，从短期眼光看，过去40年我国宏观经济在不同年份的实际增长率有高有低，围绕着10%的均值波动。宏观经济政策宽松或是紧缩，实际上决定于增长率偏离10%的均值有多远。

换一个角度看，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质量换数量，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是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发生了转变的参照性目标。在此情况下，我国长期增长率低于10%，回到经济起飞时期的5%-6%，实际经济运行在6%左右波动时，采取扩张性的总需求政策就显得缺乏依据。

三是有关内外需关系和扩大消费的问题。在国民经济核算平衡表上，内需和外需占比互为余数。比如说，GDP为100时，外需占比就下降了，内需占比就上升了，但总量100是不变的。因此，当我们讨论内外需的比例关系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不是短期问题，而是长期结构变化问题。扩大内需的准确含义是：未来我国经济的主要拉动力量是国内市场。与之相关的问题是，消费占比上升与投资占比下降，当期的GDP也不变。因此，启动内需并不是简单地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而是要明确，合理的投资本身就是有效需求，消费可以带动经济增长，投资也会带动增长，取决于相对效率的比较，而不是简单的比例问题。扩大消费也不是多多益善，更不能过快过急。现在要警惕的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没经历过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年轻一代有可能会模仿发达国家的高消费模式，带动国民经济进入过度消费的陷阱。此外，讨论消费比例时还要看到，扩大消费并不是简单的总需求管理问题。一国居民的消费主要依赖于当期收入时，宏观经济政策要在提高当期实际收入上下工夫。反之，居民消费主要决定于可持续的资产时，宏观政策的着力点是要稳定提高居民资产水平，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扩大消费都不是短期刺激政策可以奏效的。

四是特别重视消费与投资关系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宏观经济学中对扩大消费有着明确的质的规定性，即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不能造成人均资本量的下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问题，是追赶型经济转型时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需要持久为功。这些年，我国制造业的利润越来越薄，这里有多重原因，说到底还是制造业低端化过剩的情况比较严重。企业利润率、利润增长率、资产利润率普遍下滑，应当是追赶型的经济增长动力减弱，此时采取总需求扩张政策很有可能是加大了追赶型数量增长的驱动力，并不利于创新驱动增长。

五是要防止中长期供给侧改革与短期总需求管理政策不一致的问题。这是当前应当予以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总需求管理政策目标比较侧重于短期总量均衡，有关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手段并不多。作为辅助性政策的需求管理应当更多地选择既有利于增加当期总需求又有利长期转型的政策，而不是泛泛地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要平衡短期总需求与长期总供给政策，需要特别重视公共支出与公共服务问题。短期的公共支出可能是需求，更多的教育、更多的科学研究、更多的社会保障支出，是保持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基础。面对低生产率增长，必须做的是不断提高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大力支持教育、科学研究及职业训练，这是高质量发展和创新转型的基础，也是当期重要需求管理内容。教育医疗卫生开支提高了人力资本存量，是长期经济增长持续动力，是以人力资本投资替代了物质资本投资，财政支出如何持续加大年度支出是很重要的问题。长期积累的社会保障缺口，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强刚性。失业的社会保障严重不足，成了劳动力市场可不可以流动的风向标。没有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一般会对应着僵化的难以调整的产业结构。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既有稳定当期总需求的意义，也具有长期总供给能力提高的意义。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短中长期宏观经济的稳定

实现高质量增长包括经济结构优化，创新能力增强，科技水平提高等一系列因素。高质量增长的核心是实现劳动生产率动态横向比较的持续提高。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破除制约经济循环的制度障碍，推动生产要素循环流转和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必须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持续深化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依托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必须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

从整体看，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了突出进展，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创新能力看， “十三五”时期，我国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联合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上升了十四位，2020年，创新能力排名稳定在全球前15名，是唯一的中上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①。从创新支出看，过去五年，我国研究开发支出大幅增长，超过了欧盟28国总计，成为世界第二大国。研究开发支出占GDP比例，远高于人均GDP一万美元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已与高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大致相当。从创新成果看，2000-2018年，我国专利申请量占全球的比例大幅上升，从2000年前低于5%提高为2018年接近45%。美国则从接近40%下降到20%以下。从专利授权量看，我国从占全球的比重不足3%上升为25%； 美国则从30%以上下降到20%。从创新效率看，我国企业员工研究开发支出的效率远高于东亚发展中国家，具有与以色列相似的创新效率集中度①。

未来在加大创新、推动高质量增长的过程中，应当关注与防止出现创新增长中的欧洲悖论。②大量证据表明，知识创新(R&D)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核心，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超过要素投入的贡献。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新知识的引领创新增长方面，欧洲显著落后于美国，形成欧洲悖论。主要原因是存在着体制机制性障碍，导致大量的研究开发投入的成果只有一小部分能够转换成新的产业技术，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这被称为知识过滤器。主要原因，一是创新信息的非对称性。创新往往源自既有大学或企业的R&D试验室。发明者和决策者对创新估值的差异过大，加之缺乏创新激励机制，就会产生明显的知识过滤效应。二是欧洲悖论与缺乏创新创业的激励机制关系密切。企业家精神本质是以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企业家的特征是风险承受能力，缺乏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可持续成长的企业家群体，是欧洲落后于美国的关键。三是政府的推动创新扩散的能力，在知识创新带动经济高质量增长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目前，在以AI与大数据分析等前沿科技领域，美国市场、中国市场与其他市场的划分正在成为共识。四是知识创造具有典型的多元、分散、非组织的随机特征，有效的产业园区，特别是科技园区往往不在于引入了多少企业，当期能够创造多少GDP，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合理的规划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创造出在创新者之间因为空间临近，实现合理的创新协同，有效地推动知识创新的共享、知识外溢的学习与匹配过程。五是要强化企业之间、企业与大学之间的知识流动，增加相互吸收能力。

（编辑  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