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与赫斯特的学术界评价差异现象

 

普利策与赫斯特同为十九世纪末美国的传奇报亨。两人办报经历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学术界对两人的评价却天差地别。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学术界，众多学者都表现出了崇敬普利策、排斥赫斯特的态度。

普利策与赫斯特学术界评价的差异

学术界对普利策的评价

在国外学术界，许多学者对普利策赞美有加。如埃默里父子认为普利策是“最能干、最值得尊敬的美国主编”（埃默里，2001：199）。詹姆斯·莫瑞斯在为普利策作传时，写到普利策“创新的能力犹似特德·特纳，改变历史的能力堪比西奥多·罗斯福”，其“传奇故事影响深远，打动人心”，肯定他为报纸注入活力的大胆尝试，以及坚持为底层人民发声、推进社会变革的新闻理想。

国内学者对普利策的评价也是以正面为主，称其为坚守新闻的守望角色。诸如“他具有一整套系统的思想——关于报刊的作用，新闻的意义，评论的价值等……富有浓烈的民主进步色彩。”（韩亚辉，2006）；“倡导和高扬的新闻职业理想精神和理念是其宝贵的精神遗产”（薛亚利，2019）等等。总之，国内外学者普遍对普利策怀有赞美之情。而这份赞美往往源自对普利策的新闻理想的认同。

学术界对赫斯特的评价

相比之下，我们几乎难以找到对赫斯特进行正面评价的文献。一些学者往往从赫斯特对黄色新闻的滥用这一角度对他进行批评，也有人认为赫斯特并没有普利策那般崇高的新闻理想，其进入新闻业纯粹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有关他煽动美西战争、教唆他人刺杀麦金莱总统的传闻，更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批判。

国内新闻学界对赫斯特的评论也不甚高。有人称赫斯特为“黄色新闻的始作俑者”，认为他对黄色新闻的狂热导致了对新闻事业声誉、新闻人职业道德、读者欣赏趣味的损害（蔡全胜，2000）。有人认为，赫斯特对于煽情手法的滥用造成了严重后患，并批评其对经济利润的追求是其报业生涯的“最深层、最持久的原动力, 他是商人而不是报人。”（韩亚辉，2006）

总之，在国内外学术界的主流认知中，相当于普利策像是被众星捧月的行业标杆，赫斯特则成了人人喊打的反面教材。

差异的反常之处：经历相似却风评迥异

然而，普利策与赫斯特经历的实际差异，却绝非他们所获得的评价那般悬殊。

两人均是使用黄色新闻的代表人物

普利策与赫斯特有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两者都非常善于运用黄色新闻吸引读者的眼球。

实际上，黄色新闻的始作俑者是普利策。在由普利策主办的《世界报》第一期，其头版文章便对当地的自杀事件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绘，而赫斯特此时还未进入报纸行业。事实上，赫斯特正是受到普利策的影响才开始采用煽情报道，他有意让《纽约新闻报》追寻《世界报》的风格：同样在头条采用粗大的字体，内容采用引人入胜的都市故事，使用大量罪犯及美女的插图等等（莫瑞斯，2015：314-315）。

“黄色新闻”一词的诞生，最初是指十九世纪末，普利策与赫斯特为争夺报纸销量而大量刊登的一系列煽情新闻。在这场黄色新闻大战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件莫过于关于美西战争的报道。两人都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一次爆炸事件描述成西班牙的一场阴谋，将美西间的矛盾夸张化以吸引“义愤填膺”的读者们。两人的行为煽动了战争情绪，间接导致了美西战争的爆发。

可见，黄色新闻并非赫斯特的独创，普利策也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但同样是运用低俗、煽情类新闻谋取发行量，普利策的行为被誉为是对新闻行业的大胆改革，赫斯特却被要求承担“黄色新闻损害新闻事业声誉、职业道德与民众品味”的责任。

两人都曾尝试用报纸推动社会变革

通过新闻报道保护底层人民利益，促进社会变革，一直是普利策的新闻理想。例如普利策曾在《圣路易斯快邮报》上公开反对圣路易斯市煤气照明公司的垄断，批评其劣质的服务与昂贵的定价，也曾以题为《偷税：批发伪证的艺术》的报道揭露当地富豪偷税漏税的丑态等等（莫瑞斯，2015：155-156）。这些行为保障了民众的福祉，促进了社会公平。

然而，有学者指出，赫斯特也曾利用报纸为底层人民的利益发声，1899-1922年，赫斯特致力于推进反垄断、反童工、保障最低工资等一系列改革（樊亚平，丁丽琼：2014）。他曾坚定地支持遭到武装人员迫害的宾夕法尼亚州矿工，坚持要向施暴者追责；他还曾发表社论，提倡公用事业实行公共所有制，消灭垄断；他甚至要求全国、州与地方进一步完善公立学校制度等等（埃默里，2001：250-251）。

可见，赫斯特与普利策一样，曾借报纸为底层人民发声、推进社会变革；另一方面，两人都曾滥用黄色新闻以扩大报纸的发行量，败坏社会风气。然而学者们更多地称赞普利策的新闻理想，却往往选择性地忽视赫斯特借报纸为社会做出的贡献。这种双重标准何以产生？

差异的产生：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需求

回答这一问题，可从同时期的美国学术界入手，他们早期的一些定论会对两人后世的评价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新闻史角度出发，其实普利策与赫斯特身处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即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时期，了解这一时代背景非常重要。

19世纪末，美国报纸正处于由政党报纸到大众报纸的转变。这导致当时的报纸，要么完全充当政党的喉舌，为取得竞选胜利无所不用其极；要么为了生存和盈利，大量刊登“黄色”“花边”新闻以吸引公众眼球，正如普利策与赫斯特做的那般。在这一背景下，新闻工作在大众眼中不算正经行业，社会地位也很低。为此，一批新闻从业者迫切想为自己正名。

1896年，接手《纽约时报》的奥克斯首次提出了新闻行业的三大目标，即“高尚的新闻政策”、“独立公正的评论”和“正确详尽的新闻材料”。在办报宣言中，他指出，报纸应“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由此拉开了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的序幕。新闻从业者力图制定一套完整的行业规范，促进行业专业化，使新闻事业自由独立、客观公正、以公共服务为终极目的，从而维护新闻业的权威，使新闻从业者受到尊重。这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

新闻专业主义的建立，“既需要正面的倡导和正面形象的引领，也需要对背道而驰者明确而激烈的批判和反面典型的陪衬”（樊亚平、丁丽琼，2017）。有趣的是，普利策与赫斯特在身后事业处理上的差异，使他们分别被构建者选为正面与负面的典型人物。

首先，普利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清除了自己报纸内的煽情主义，重新追求报道的准确性。黄色新闻大战的终止，并不是因为上流社会对黄色新闻进行了猛烈批评，而是因为普利策主动退出了战争。其次，他留下了25万美元用于创立普利策奖和奖学金，以鼓励公益服务、公共道德、美国文学和教育的发展。如今普利策奖的地位犹如新闻界的诺贝尔奖，其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奖这一分支，仍然奖励着通过新闻资源，为社会做出有价值服务的新闻机构。他还捐出了200万美元，用于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以提升新闻从业人员的知识、文化以及职业道德。

而在赫斯特的人生暮年，他为了在大萧条时代维持报刊的发行量，仍然滥用黄色新闻。与此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地位与经济利益，赫斯特甚至表现出了惊人的政治狂热，而没有做出任何能挽回其口碑的事。

也就是说，普利策对自己身后事业的安排，基本顺应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潮流。他拒绝继续使用黄色新闻，重新追求新闻准确度的行为，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公正”追求；并且通过创立新闻学院和设立普利策奖大力促进了新闻业的专业化。而赫斯特的做法，则是与新闻专业主义背道而驰的。

两人新闻生涯后期的差异，以及两人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使得他们被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者选中。为推行其主张，构建者需要将普利策光辉化，赫斯特污名化。于是两人的形象差异变得更加显著，而两人经历中相似的部分，则被用双重标准的方法掩盖过去。新闻专业主义作为西方从事新闻研究的学者的信仰被传承至今，对两人评价的差异也因此在西方得到延续。

差异的迁移：新闻专业主义的引进

对两人评价的天差地别，并非是只发生于西方学术界的现象，国内的许多研究也延续了这种评价。虽然我国并未参与上世纪初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过程，然而国内学术界对两人的评价，仍与西方的评价具有高度相似性。

   首先，国内学术界的确存在相关研究资料缺乏、学者考证精神缺失等问题，使得部分学者对国外的评价不加甄别地全盘接收。国内有人批评一些学者对赫斯特身上“丑诋其形象的历史迷误，缺乏应有的考辩，导致以讹传讹，伪证成为实证，偏见与不合乎实际的认识与评价成为历史的‘定论’”。（樊亚平、丁丽琼，2015）但这不足以解释为何国内学术界会完全认同国外学术界的结论这一现象。在对普利策与赫斯特评价的问题上，国内之所以能全盘接受国外学者的结论，必定意味着前者不自觉地多少认同了后者的某种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便是新闻专业主义。

   为了方便后文的阐述，笔者在此需对新闻专业主义和在我国起主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行辨析，两者间的差异如表1所示：

表1  新闻专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差异表

  

相较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专业主义更强调新闻事业独立于政治，更看重公共服务，通过客观报道事实建立自身权威。这一理念成为新闻从业者的精神图腾，使得新闻工作者获得了对自己的职业身份强烈的自我认同感。

   有了以上认识，便可发现许多国内对普利策、赫斯特的评价是基于新闻专业主义价值体系的。例如有学者在评价赫斯特时，批评其“败坏了新闻事业声誉，败坏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蔡全胜，2000）从中可看到，作者对新闻事业声誉的重视，及对新闻工作者职业身份的认同。另一学者对普利策进行评价时，对其新闻理念给予了认可，即新闻媒体拥有“‘环境预警功能’‘社会守望角色’‘揭露腐败渎职’等作用”，称赞其为“坚守新闻的守望角色”（薛亚利，2019）。也有学者对普利策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新闻理念给予认可，并批评赫斯特缺乏对于报刊的作用和新闻的意义的思考（韩亚辉，2006）。这些研究，都是从新闻专业主义出发对两人进行评判。而事实上，若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出发对两人进行审视，或许会得出更新颖的结论。例如普利策虽然试图追求政治独立，但其主管的报纸却具有明显的民主党倾向。从报纸是政党喉舌这一角度出发来分析普利策办报策略对于政党形象树立及舆论引领的利与弊，由此得出的结论或许更有利于我国的新闻实践。

   为什么新闻专业主义会对国内研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笔者认为有如下两个原因：

首先，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客观上借鉴了西方的经验，使得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例如张季鸾“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原则的提出，便是我国早期新闻专业主义渗入的样例。其中，不党、不卖指报纸不应依附于某个政党，应做到经济独立；不私则代表了报纸应为公众服务；不盲则含不盲从、不盲信之意。“四不”原则可谓触及到了新闻专业主义政治独立、为公众服务的内核。同时代许多新闻业的前辈在提出自己的理念时，也借鉴了这一主义。

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被大力提倡的当代，新闻专业主义也未曾消失。例如编写《全球新闻传播史》的著者，曾反思自己及同时代一些学者编写教材时“自觉不自觉地以貌似价值中立、去政治化以及专业主义等”消解了看待外国新闻史的中国立场。（李彬、张珂：2015）这便可以解释，为何国内教科书对普利策的介绍较为正面，而对于赫斯特，则扣上一顶“黄色新闻大王”的帽子。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为我国媒体提供了一种抵制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话语。尤其是在我国传媒行业市场化后，一些记者追名逐利、弄虚作假的行为败坏了职业道德，引起了一些新闻人对专业主义的呼唤。在这一背景下，赫斯特成为负面的代表性人物，从而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考辩。由此可见，新闻专业主义虽为舶来品，却在我国拥有较强的生命力。

真正的问题在于，关于这两位新闻界的著名代表人物，国内大部分的研究几乎都以来自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为价值标杆，而鲜见结合中国语境，从中国立场、中国视角出发，对两人进行较为客观的解读。其后果是：对两人的研究难以转化为具有实践性的指导建议。例如，让我国的报刊效仿普利策追求所谓政治独立与新闻业自治，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