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加入深圳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开始从事股份制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创建工作。
在我国资本市场创建初期，我们在制度设计、法规制定的过程中，虽然会考虑国情特殊性和改革的需求，但仍是一张白纸，因为缺乏经验，我们更多的是学习模仿西方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和经验。应该说，这种学习、借鉴过程是积极的、有意义的，也是必须的。通过这种学习，加快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过程。
在早期的资本市场建设过程中，我们有着比较高的制度自觉，对西方资本市场的动荡和金融危机也保持了较高的警惕。因此在市场发展的探索中，学习借鉴西方市场的经验做法是比较谨慎的。
随着市场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虽然我们的市场还远未成熟，但我们对资本市场有了自己的认识，也有了相当的自信。明白股份制改革和资本市场不仅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为实体经济筹集发展资金，为广大人民群众增加财富收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也理解了市场透明度的意义，理解了为什么要强调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以及如何保护他们的利益。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市场发展方向感，思考如何循着确定的战略方向制定政策。我在深圳证监局局长的任上，开始考虑并要求部下不要愧对深圳资本市场这座“富矿”，让它充分发挥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同时创造监管经验，创新政策制度。在监管工作实践中，我们积极探索，进行了一系列的监管创新和制度创新，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思考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与政策选择。
可以说，我们已经开始在市场实践中思考和探索资本市场的中国道路。
姗姗来迟的道路自觉
中国资本市场30年来成就巨大，为完善融资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市场各个主体与监管者也功不可没。但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融资能力有待提高，透明度、秩序性较差，风险隐患逐渐积累。究其原因，与我们迟迟未能走出简单模仿发展模式、缺乏道路自信与自觉有关。
中国资本市场经历30年的历程，理应结束初创阶段对西方市场的简单模仿，根据中国国情需要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但遗憾的是，模仿还在继续，甚至是不明就里、不辨菽麦、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地照抄照搬美国的资本市场。
我们早期初创阶段学习借鉴西方市场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初创的学习模仿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必然阶段。我们在这个阶段学习借鉴的都是资本市场最基本、最本原的东西，我们学习的都是资本市场作为融资中介为实体产业提供服务的规则和技术。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继续探索发展，更规范、更有效率、更好地为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服务。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忘记了为中国产业发展筹集资金、配置资源的初心，盲目地照抄照搬，希望在中国克隆一个美式资本市场；看不清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产业资本主义，已经演化为金融资本主义，金融也早已异化。如将其视为社会主义中国金融的榜样，就选错了样板。
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之后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美国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保罗·沃尔克认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金融发展最大、也是最不幸的变化，就是美国金融已经由原来的“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里根上台之后全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放任金融自由化，金融不再以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中介服务为己任，而是转向金融交易市场，在自营交易中投机套利自我服务。致使金融市场虹吸了大部分资金，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不断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引发金融危机并危害全球经济。
美国金融精英还以风险管理为名，大搞所谓“金融创新”，创制了品种繁多、越来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为其投机套利服务。金融衍生品泛滥，专事投机套利的对冲基金活跃，加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增大了投资者的风险，而且金融大鳄们加剧全球巧取豪夺，四处为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金融的交易化，交易的衍生品化、杠杆化、投机化，不仅使美国经济危机四伏，而且像新冠病毒一样，在全球蔓延。
金融自由化和新冠病毒一样具有潜伏期，人们往往对其缺乏警惕，不了解金融自由化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中国资本市场概莫能外。这事关中国资本市场的道路与方向，事关金融能否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事关国家金融安全，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缺了一堂2008年金融海啸反省课
2008年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不仅对美国经济、社会以及国运产生深刻影响，对全球经济的金融化倾向都是警示。而我国经济金融界对这场危机的认识，甚至与美国有识之士、政商精英的认识也相去甚远，更加谈不上吸取教训了！
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引发了美国政商两界对美国金融制度的反思与担忧，《多德-弗兰克法案》及其中的《沃尔克规则》反映了对这场危机的反思、对美国金融制度进行改革，以保护消费者、禁止银行自营交易、禁止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尽管这部法案是在与金融利益集团反复博弈、不断妥协中的产物，不可能使美国金融重回本原，但这毕竟说明美国已经认识到了放任金融发展的严重危害。只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新自由主义已使美国回天无力。
时任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将其所著回忆处理这场危机往事的书取名为《峭壁边缘》，书名恰如其分地揭示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质。
有一部曾获奥斯卡纪录片奖的美国电影《监守自盗》，片中用事实揭示了2008年金融海啸的深层原因，影片揭露了多年来银行家、评级公司、经济学家和监管当局等各色人等的嘴脸及对危机的“贡献”，揭示了美国的金融异化使衍生品等金融创新制造风险的真相。
然而，我国一些金融精英对美国的金融反思却视而不见。原本应该对在我国已经初露端倪的金融自由化反省的中国金融界，非但没有反省，相反却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共识，即“美国走的太远了，中国还不够”。金融自由化和衍生品产生的风险不是“量”与“度”的问题，而是错误的市场发展方向的问题，是违反金融本原的问题。
2008年之后，中国资本市场金融自由化加速，积极推动资本账户开放，融资融券、股指期货、期权等纷纷上市交易。为了说明中国资本市场的金融衍生品风险可控，监管层和业界的说法是美国衍生品发生问题的原因是他们搞场外交易，我们搞的是场内（交易所）衍生品，透明度高，风险不大。曾几何时，场外衍生品交易已经在中国金融市场泛滥。更有甚者，在商品期货市场，我们又在开始推行所谓“国际化”的期货期权，层层叠套，愈益复杂。
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资产证券化的次级贷款交易，即次贷危机。早在2005年，我国资产证券化已经起步，美国次贷危机后不得已停了下来。但是我们没有深刻认识资产证券化的危害，只看到其盘活资产、增加流动性的好处，更没有吸取危机教训，从国家安全高度去权衡利弊。2014年开始，资本市场中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等产品又不断涌现，说明我们还在盲目仿效美国，这将可能给我国金融、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我们应该清醒，在任何市场中，只要方向错了，就不要指望参与市场的“主体”能够理性克制。贪婪将驱使他们无孔不入，无所不能。也不要对监管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我作为曾经的职业监管者深知：任何号称固若金汤的监管大坝都会被贪婪的洪水冲垮。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要深刻认识这场危机深层原因，“别人发病，我们要吃药”的原因。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求真务实
近十多年来，我在多篇文章中反复强调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之所以如此强调，一是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原，是金融赖以生存的理由，否则金融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金融自大，登峰造极，其结果必然是玉石俱焚。可是这个道理却并没有深入人心，做到人皆自觉。二是虽然历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党中央也有明确要求，金融界对此也无异议。但是在金融市场的实践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仅仅只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或一句口号，说一套，做一套。所谓“金融创新”一律冠之以“为实体经济服务”，实际上却大多集中于交易创新，着眼于投机套利，而不是真正的融资服务创新。
因此，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问题上，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要研究金融政策的作用力方向，要注重国家服务实体经济战略与具体政策的吻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是要坚持产业服务模式，金融政策一定要把服务实体经济落到实处，防范金融复杂化倾向，大力培育一级市场融资功能，规范二级市场建设，限制融资融券等杠杆交易，限制出现金融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和高频交易等。
短短十几年，金融自由化造成的显性的和非显性的危害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金融化已成现实，金融在经济中的权重不恰当的占比越来越大。金融业利润和实体企业利润此消彼长，金融业缴纳的所得税总额已经超过整个工业部门的所得税贡献。
金融自由发展的危害十分严重：一是放任、沉迷交易套利，虹吸了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宝贵资金。二是金融暴利的示范效应弱化了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利润相对较低的实体经济投资，使全社会经济文化变得急功近利，不仅影响产业升级，更使中国产业持续发展有产业空心化之虞。三是金融从业者的高薪效应，将聚集中国最优秀的青年学子纷纷投身于虚拟经济，将严重影响中国的实体产业质量和科学技术水平。
另一方面，对金融自由化的潜在风险应该高度警惕。
金融自由化有较长的潜伏期，隐蔽性和欺骗性很大，我们不可轻视。因为我们并无天然免疫力，要防患于未然。一是正确评估金融开放。吸引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和必要，但应该以吸引直接产业投资为主。对于金融投资，无论是外资在华设立金融机构，还是投资我国金融市场，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他们在母国的作为。如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已经异化，不再以为实体产业提供融资中介服务为宗旨，他们早就不再按传统金融服务规则收取较低的中介收入，而是热衷金融交易投机套利高收益，导致了自己国家产业空心化，金融、经济危机四伏。这样的西方金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难道他们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是为了给中国实体产业提供融资服务？毫无疑问，他们来中国是为投机套利而来，我们要高度警惕，防范他们带来的金融危机病毒。
二是对于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工具，我们不要抱有幻想。说衍生品是对冲风险、平抑市场波幅的风险管理工具，在理论推导上似乎也能成立。但我们应该通过美国金融发展史、当代金融市场实证分析，看看究竟有无金融投资者因使用衍生品对冲风险而躲过劫难？看看英国巴林银行、美国长期资本公司、雷曼兄弟公司、贝尔斯登公司等等热衷衍生品交易的下场，看看摩根大通银行这家在次贷危机中因“伦敦鲸”事件所遭受的重创。这些全球金融业巨无霸有丰富的金融经验和众多金融精英人才，都未躲过劫难。那些因衍生品翻船的金融投资者更是不胜枚举。一些企图通过衍生品交易规避经营风险的企业反而造成巨额亏损，如中信泰富因Accumulator（累计期权，是金融机构与投资者所订立的场外结构性产品合约）等衍生品交易造成百多亿的巨额亏损。香港国泰航空由于从2014年开始的4年期燃油对冲合约，巨亏241亿港元，几乎亏掉了自己10年的利润。2020年中国银行“原油宝”衍生品交易给自己和客户也造成了巨额亏损。事实胜于雄辩，衍生品实际就是金融机构投机套利的工具，非但不能对冲风险、管理风险，反而是在不断制造风险、制造危机。
麻省理工经济学博士理查德·布克斯塔伯是美国著名金融人物，1984年就被邀参与华尔街开发金融产品和交易模型，他被认为是引发了20世纪晚期两次最重大的金融危机的主要肇事者。他在所著《金融的魔鬼》一书中指出：“我们试图改善金融市场的状态，却直接导致金融市场的结构性风险，而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增加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种种危机。复杂性下边潜伏着大灾难。”
我们不能继续盲目崇拜美国金融，不管不顾地全盘照抄照搬了。否则，将会给我们造成颠覆性灾难。
我国资本市场要建立社会主义价值观
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价值观是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为国家战略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
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体系下，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天经地义，他们可以采取任何方式谋利自我服务。不仅在二级市场大肆利用衍生工具和杠杆投机套利，洗劫小投资者和制造危机；在一级市场也可以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逐利标准选择上市企业，而不用考虑其是否有利实体经济，是否有利国民经济均衡持续发展，是否有利民生福利，是否有利环境生态，只要能够给他们带来超级利润。但是，在我国资本市场，我们要将有限的市场资源用于为实体经济服务。
这些年，我们资本市场一些乱象顽疾治理困难，不仅存在透明度差、退市梗阻等原因，而且与上市企业的选择缺乏价值观直接相关，使一些本不该进入资本市场的企业挤占了市场资源。因此，有必要把好资本市场的入口，在上市企业选择中旗帜鲜明地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价值观，摈弃市值导向，限制非实体经济企业占用有限的上市资源。
一是将有限的上市资源向制造业和制造服务业倾斜，新增IPO数量要以此类企业为主。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支持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形成一个良好的价值取向示范引导，吸引和鼓励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中国制造之中。
二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上市资源为实体经济服务，避免此消彼长、跑冒滴漏，应该限制金融企业上市融资并防止经济金融化，限制互联网平台企业、娱乐业、宗教名山胜地等企业包装上市融资。
三是禁止属于社会公共福利事业的教育、医疗服务行业上市融资。不能让资本无序扩张，染指人民群众的公共福利，以不当的市场化、资本化、利润化侵蚀社会公共产品，把社会福利当商业利润，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有中国价值观的资本市场才能政通人和、交易昌旺、资源配置效率效果双馨，胜任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融资服务、配置资源的重任。
1938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桥儿沟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出发，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即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需要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有机结合，不能照抄照搬，必须走出一条中国道路来。
对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道”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尚且要进行中国化，遑论今天作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器”之资本市场，为什么还要亦步亦趋地模仿美国，不能走出一条中国道路来？“资本市场的中国化”需要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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