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数字化智能化的大背景
在全球风起云涌的数字经济时代信息革命中，从大数据到云计算、移动互联、万物互联，以及区块链、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人机互联等，都在社会生活中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数字平台企业、数字化产业升级、智慧制造、智慧城市、科技金融、数字化财税管理与政府管理、政府治理等等，也都成为各个领域里的重大概念，甚至是核心概念。数字化的生存与发展，正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体现。
在数字化时代，回顾邓小平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样一个言简意赅的总结，它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很多前人对于创新发展重要性的认识，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科技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强调创造性毁灭，企业家们推崇颠覆性创新，都是从一个认识视角上、关于一个核心概念的不同侧面的表述。
我们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特别强调生产力和由它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都是发生在供给侧，而供给侧是由各种要素结合组成的供给体系，由于供给侧创新而形成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成为划分经济社会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最关键的因素。人类历史上的发展过程，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再到信息革命，供给对于人类需求的满足，是一个所谓“阶跃量化”的上升曲线。到某一个临界点以后，由于科技的创新、生产力的变革，是要实施“上台阶”式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信息革命，就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又迈上一个大台阶的体现。
在新经济创新中保障有效制度供给
在中国谋求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中央所强调的第一动力是创新，而新经济则在创新中具有代表性，我们在注重技术上拥有追赶者“后发优势”的同时，要特别警惕在渐进改革中，制度供给中可能出现的制约创新的“后发劣势”。在实际生活中，科技视角上的“后发优势”在中国已有比较明显的表现，我们一系列数字经济的头部企业，就是在追赶过程中借助了科技意义上的很多后发优势，迅速缩小与引领新经济潮流的硅谷的差距。但我们在“后发劣势”方面，也要有足够的警惕，所谓在改革和社会问题的赛跑中，还存在种种的未定之数。在改革攻坚中，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必须在攻坚克难中取得决定性成果——唯改革创新者胜。
在完成中国经济社会转轨的过程中，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不仅要有科技，还要有有效制度供给去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空间，中国这方面要起到引领和某种意义上的决策作用。
我们特别推崇的是“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在发展新经济、创造新动能过程中，要守正出奇。中央文件说的“守正创新”，首先是要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之正，就是要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而它的创新，还要有市场决定论加上政府作用论，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而政府和其他多元主体合在一起的创新，就是在中国特色之下支撑我们超常规发展，从追赶到赶超的力量。
在实际生活中间，我们要深刻领会：从“三步走”到现在“新的两步走”，地方政府在各种表述中提出的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等等，都是在追求贯彻超常规发展战略。中国以常规发展，不能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在新技术、新经济大潮中，必须抓住机遇追求超常规的发展。
那么，在追赶过程中，在亮点纷呈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一系列的挑战和考验。一些民营企业在“烧钱”过程中脱颖而出，以他们为主形成的一些在数字化平台方面居于领军地位的头部企业，现在正面临新的问题：怎样在支持数字经济发展中贯彻好管理部门所强调的反垄断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形成了新的考验。在坚持创新发展大方向的同时，必须处理好规范化升级发展的问题。
反垄断，在学理上不能把它理想化到“完全竞争”，现实社会中不仅中国不可能完全竞争，美国也不可能完全竞争，这种数字化平台“寡头垄断”的直观表现，在中国、在美国都是高度一致的——流量为王，形成头部企业以后，就那么几家。怎么让这种直观的寡头垄断兴利而除弊，其实是中美发展市场经济中共同的问题。一方面要承认，这些头部企业在具有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具有一系列的社会价值，比如中国的数字化平台，发展出小贷、普惠金融，发展出全国几万个淘宝村、几千个淘宝镇，穷乡僻壤都可能由此而让那些劳动者进入创业创新过程。但同时现在又产生了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监管套利等等问题。对这种问题，如果说到“资本”方面，我认为还是应该给资本正名：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资本是个中性词，我们有国有资本，有民营资本，有混合所有制这种产权结构中的资本，资本本身并不是恶，关键就是资本的无序问题。比如管理部门通过调研，认为“二选一”是无序状态，那么就必须校正它。但是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这些科技型企业、和科技型企业相关的一系列的建设事项（包括“中国云城”这样大手笔的建设项目），按照创新发展的大方向，继续超常规发展。
在这个创新发展过程中，中央特别强调了新基建概念，将历次的文件汇成了一览表，在有关部门指导之下，至少有七大细分领域的新基建已明确了具体的建设内容。5G到特高压（中国电力能源行业在世界前沿的创新，它要数字化），城际高速铁路、城轨构成的轨道交通网（交通行业也必须在数字化的轨道上更好地升级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要形成网状系统（覆盖在我们所有交通设施网状系统之内），还有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现在大家知道5G首先看重的应用场景，是工业（产业）互联网。这些落到实际生活中，应当强调，有关新基建的基本认识，与数字经济发展中作为其基础设施相关联的新基建概念，是在疫情冲击之下我们解决燃眉之急、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同时，从长远来看，也是打造新经济形成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后劲，对接“新的两步走”的一个作为基本支撑的重要因素。
新基建将紧密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新基建在中国具备大有作为的空间，它也必然和老基建相得益彰。比如新基建表现为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等这样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必然要和架桥修路、旁边所有相关的公用设施、绿化带、商业网点、医院、学校、住宅区，乃至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等形成配套，从而形成一种新基建和老基建相得益彰、配套共进的综合开发。
新基建大有作为的空间紧密结合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成长性。我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在改革开放以后有长足的进步，但总体上现在还走在半途，工业化从中期、中后期到后期的转型过程中，要把中国从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个基本国际地位，推升到以追赶而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
城镇化，要从现在真实城镇化水平（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4%多一点儿，加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往上调，我认为实际水平也就在50%左右）来认识。14亿中国人里现在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城市户籍，而未来的几十年内又要有几亿人陆续从农村进入城市，要让他们尽快取得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在这个过程中，将不断地释放需求，而在双循环中，以本土内循环为主体，以及在全球的有效供给回应、双循环相互促进过程中，中国的成长性会表现为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一轮一轮的中心区扩大和新区开发，一轮一轮的产业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要不断由供需互动的循环加上高质量发展的努力，完成中国和平崛起。这种客观的条件，在全球就是独一无二的，与一般的经济体不可同日而语，只有中国，才能称得上以“巨国模型”来考量（美欧日都不能按这个模型跟中国一起讨论）。中国现在的人口规模，唯一可以相比的是印度，印度正在逐渐接近中国人口总规模，但是它跟中国的差距可能不止十年、二十年。我们要抓住当下机遇，推进中国新基建的发展，就要紧密结合改革攻坚、机制创新，必须和“制度基建”一体化。
在新基建中，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完全可以在PPP和连片开发、政企合作的创新中，充分发挥出用武之地。对于新基建直接支持的数字化平台公司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还要特别注意加以引导，更多发挥正的外部性和辐射作用；而地方政府要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继续追求超常规的守正出奇，要在辖区供给侧改革中形成高水平的定制化方案，在特色小镇建设、连片开发的项目中，进行政企合作。
中国云城的经验启示
浙江在特色小镇建设方面，确实有它非常值得肯定之处。客观地讲，过去对政企合作来做连片开发，是中西部地方上首先加以重视，因为直接的压力是中西部的政府财力不够。而江浙一带、珠三角一带，地方政府财力比较雄厚，一开始并没有太看重这种政企合作，但浙江政府敏锐意识到特色小镇在浙江大有可为，于是这些年有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些经验——中国云城是其中之一。
新基建概念结合数字经济的发展，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在中国推进现代化国家治理过程中，进一步充分挖掘数字经济和企业创新潜力空间。
当下对一些数字经济公司、平台企业的整改安排，旨在对于这些民营企业创业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纠正偏差。绝不应该理解为否定这些民营企业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做出的贡献，今后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包括国企、民企混合所有制概念下的联合发展）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大潮中发挥自身优势，继续在创新的道路上追求超常规地发挥出潜力和作用。如果没有这种企业潜力活力的发挥，我们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自毁长城。对民营企业新经济平台发展，我们也要有一个全局性的判断，所谓已经“半壁江山”都不止的民营企业，应该也必然要积极地参与新基建之中。我在浙江一些地方调研的时候，当地领导的切身感受是，全国讲民营企业“五六七八九”，他们那儿是“五个九”——“99999”，对这样一个基本态势，我们如何调动一切潜力、打开这个巨大潜力空间？确实是必须结合着新经济，结合着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发展，要以实质性改革为统领。
云城项目的背景和意义可以总结四句话：第一，数字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是云城项目建设的一个基本背景。第二，在国际竞争背景之下，对“第一生产力”高地的攀登，这是中国人必须有志气、有能力追赶硅谷打开的数字经济大潮，努力去攀登的高地，至少要和走在前列的国家站在一个平台上。第三，中国超常规发展战略在地方竞争、守正创新中的你追我赶，这也是经济学界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地方政府层面怎么样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几十年已看得非常清晰，有学者总结为地方政府“政绩锦标赛”的这样一种动力驱动，引导得好就是创新，应结合着指标体系科学化来让它持久，能更好经受历史和时间的考验。领导人讲“不以GDP论英雄”，那么就必须要求把GDP和其他一些重要指标结合在一起引导政绩。这种政绩方面的竞争，在中国仍然是地方政府层面不可否定的、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动力源。在中国云城的政企合作中间，它又有了很好的表现。第四，中央关于地方和基层“敢担当办实事有作为”的指导，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我觉得中央“问题导向”之下，非常清晰有所指的，是要克服我们由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带来的一些拖累。
中国云城项目有三条重要启示：
第一，创新发展中多元主体的优势互补。华晟基金和余姚市政府两方“联袂打造”，这是一个在“否定之否定”认识过程中间的螺旋式上升，这种认识可以上升到战略思维层面。我们在改革中间曾经经历了要让政府和企业市场主体划清边界，实际上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思维，政府既不越位，又不缺位，是把边界划清以后，政府干政府的，企业做企业的。但现在是螺旋式上升，政府和企业在积极互动情况下自愿形成契约，来做连片开发，联袂打造中国云城这种大型项目，非常值得我们在这方面进一步去分析认识。
第二，“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立高望远、务实出奇。云城项目体现为从云产业切入而建设中国云城，在中国已有的云概念之下走在最前沿，以国际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为目标。应该有这种在创新中既立高望远、又务实奋斗而追求“出奇”的雄心壮志，把它落地为一个尽可能高水平的规划，构建智慧城市空间实验室，努力打造区域性云总部基地、长三角产业创新孵化基地和浙江数字经济先行示范区。
第三，高科技在产城融合、产融结合中的超常规落地发展，可以形成一种“取势、明道、精术”一体化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从中国云城可看清楚，“取势”是紧随全球新技术革命发展大潮必须占领的高地；“明道”就是认识到客观规律决定的科技第一生产力要加上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要坚定不移在这个创新“第一动力”和中央所说的“核心”概念上，把文章做足。“精术”是说把所有可以想到的这些细节，都要追求做到极致。从取势、明道到精术，结合为一体，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所推崇的解决好“结构优化”问题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各个地方辖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集团，都要追求经受考验的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形成后动态优化。
邓小平南巡时说“发展是硬道理”。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大家进一步形成共识，提升到“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是硬道理”，人民美好生活，离不开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以高水平、高质量经济发展为体现的基本路线贯彻中，我们以不懈奋斗来实现战略目标，掌握和处理好社会基本矛盾而使中国和平崛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非常精辟地揭示了生产力发展是根本上决定人类进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实际生活中就是要追求在中国大地上和全球互动，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当然，这首先是我们中国人要继续奋斗。不奋斗，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