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直接渊源则是2010年和2011年，中国分别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关于促进中欧合作的相关论述中，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期间，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明确提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
与西方盛行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念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外战略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核心价值的继承发展，也是对传统中国“天下一家”美好愿景的传扬开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众多共同挑战与机遇，存在大量全球性问题的治理需求，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政治的上层建筑亟待变革，体现了对冷战后世界主要矛盾变化的深刻把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崭新的、进步的国际观。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意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不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世界。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发展的现实考量，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世界，并不能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客观情况。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带来了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和资本主义国家统治方式的重大调整。阶级斗争学说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第三产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下，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引领的新工业革命所带动的人类社会一系列经济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的调整。当今时代，国际关系并不能简化为阶级斗争。当今时代仍然处于以国家作为最高层级政治共同体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没有消亡，但它的表现形式已发生深刻变革。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地位，开启本国经济发展道路之后，它们面临的主要课题是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需要认真对待的现实威胁和新挑战。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互相交织重叠的各种身份认同差异、社会群体矛盾，代替了壁垒分明的两大社会阶级和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对抗，成为21世纪世界政治的突出特征。
第二，不以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划分看世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大阵营、两类国家之间的较量，是20世纪中后时期世界政治的主旋律。新中国建立之初确立“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就是立足于两大阵营、两种制度之间较量现实处境的选择。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从生产力的角度把社会主义的本质重新界定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淡化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社会发展道路，现实中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同社会受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主动或被动选择的结果。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社会制度意义上有重大区别，但在当今世界以国家主权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体系中，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不必、也不应受国内不同社会制度选择的影响。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矛盾突出，需要各国政府通力合作加以解决，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不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人，完全可以和平共处，致力于以双边或多边机制就共同关心的现实问题达成适当的解决方案。
第三，不以民主和专制的两分法看世界。民主和专制两分法是对现实中多样化的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式解读，这种分类本身就是冷战期间意识形态斗争的自然延续。现实中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更不存在千篇一律的专制类型，不能把世界简化为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聚焦于人类共同命运、人类共同未来，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差别的新理念。中国对外关系长期倡导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都以互不干涉内政或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为鲜明主张，相对于西方国家以民主和专制划线，把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强加于人，这种互相尊重的态度是更加节制、妥当的。
第四，不以“三个世界”划分及反对霸权国家的观念看世界。中国外交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以“三个世界”划分和反对霸权国家（当时主要指苏联）为鲜明特点，归根结底，这是国际统一战线思路下区分敌友的一种国际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形成“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后，中国强调在世界上广交朋友，不树敌、不结盟、不站队，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外交话语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相连，主要在对外行事作风的意义上来加以否定，并不明确地针对某一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中国与世界上不同文明类型、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都要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广结善缘，不搬弄是非，坚持原则底线，树立正确义利观，对国际问题的立场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评判，对事不对人，讲理又帮亲。
第五，不以贫困的南方与富裕的北方相对抗的观念看世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成为“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的积极支持者，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尤其是2001年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逐步成型，成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重要力量。进入21世纪，随着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明显，国际多边机制的建设和改革受到广泛重视。中国广泛参与了各种多边经济合作机制，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呼吁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支持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五国等多边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协调作用。中国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积极探索经济增长新动能、积极促进缩小贫富差距南北差距的过程中，对发达国家、发展中新兴经济体、欠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已经形成了全新的认识，高度重视互利共赢，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第六，不局限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看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关系早已不局限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正式交往，而呈现出主权国家、跨国公司、多边国际机构、政党与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等多种主体协同参与的新面貌。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复杂挑战，不可能仅靠各国政府间的合作加以解决。在复合相互依赖日趋深化的今天，尤其是随着交通、通讯手段和信息技术加速发展，全世界各种治理难题成为各国人民都需要关注，且能够以多种渠道深度参与的公共事务。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仅限于政府层面，更需要培育民间社会力量的沟通平台。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是要积极促使各国社会层面的多领域交流合作。“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要致力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信任与亲近感，把政府之间的事变成各国人民自己的事，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各国政府之间的切实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观的进步性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是以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导向，回归传统中国“天下一家”的观念，推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既返本开新，也别开生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大核心特征看到新的国际观：
第一，既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间应当彼此开放和包容。不只是在求同存异的低度共识上维护世界和平，更需要开展国家之间、社会之间、人民之间全面广泛、便捷频繁、相互尊重、协同互助的多层次沟通。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第二，既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之间应当是伙伴关系而非军事同盟关系，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来解决彼此的矛盾分歧。结伴不结盟，扩大朋友圈。“国际关系民主化”不仅体现为坚持各国主权平等，更应当体现为各国人民在全球公共事务上广泛的参与、充分的协商。
第三，既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之间就应当通过合作来取得共赢、包容的发展，放弃你多我少、或予或取的零和思维。国际关系体现为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与较量，这是制造业时代及其之前国际关系的基本逻辑。在新技术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时代，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呈现出全新样态，用“资源稀缺”的观念来指导国家行为，只能加剧国际间的紧张关系。中国期待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只有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才能使和平与发展事业可持续。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型国际关系相辅相成，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重要奋斗目标。
新国际观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与历史上的权力转移及国际秩序变革相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迄今为止主导国际秩序的西方世界而言，意味着同时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竞争：综合国力层面的竞争、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层面的竞争以及文明层面的竞争。
首先，就综合国力层面的竞争而言，这是历史上权力转移与国际秩序变革的常态。不结盟、不称霸，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直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的鲜明旗帜；客观上讲，强邻环伺，纷扰未息，尽管中国的周边环境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但依然是世界各大国之中最为复杂的。在中国经济实力已经“坐二望一”之际，在美国已经明确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中国崛起”是否只能被迫以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为目标？“中国崛起”是否仅仅满足于回归西方历史经验中所熟悉的“多极均势”？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呼应，中国明确提出了“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但如何解决客观的综合国力竞争引发的矛盾、猜疑乃至冲突，显然并没有现成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
其次，新国际观试图跳出以往的意识形态刻板印象，以致力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现实共同问题为目标，既争取对外关系的道义制高点，又避免重蹈苏联内外交困的覆辙。但是，在冷战后，美欧致力于推动非西方世界“民主化”的大趋势下，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之争客观上是无法回避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从2007年次贷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之后，美国与欧盟一些成员国普遍陷入以贫富差距拉大、族群冲突加剧、民粹主义盛行为突出特征的“治理危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欧美发达国家令人“大跌眼镜”的应对举措，则再一次与中国“以人民为中心”、不遗余力举国动员的积极抗疫表现形成鲜明反差。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世界把“中国崛起”进程塞进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较量的战略框架中加以解读就很难避免了。在目前西方世界明显掌握话语霸权与传播优势的局面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在舆论导向和对外传播上提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当然，更需要明确地在概括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解读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是什么，解读中国所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到底有哪些实质内容与实现手段，从而形成既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叙事，也区别于以往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叙事的国际新秩序主张。
就文明层面的竞争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世界将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改革开放、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之后，在对外传播话语上仍借重西方主流表述和传统文化言辞，在中国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升的背景下，难免显得“格格不入”“言不尽意”。究其缘由，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与对外传播话语之间尚有较大距离，“干得好、讲不清”的矛盾仍然突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民族、国家”叙事下的国际观和中国“文明–国家”脉络下的国际观原本难以融合，在中国人看来理所当然的许多价值、规范层面的表述，反而是西方世界及其他文明体系中的国家难以理解和认可的。
在文明层面的冲突与竞争中，中国面临的现实困难主要在于：第一，中文是象形表意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差别巨大，难学难懂。而在当今世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相形之下，中文明显处于语言劣势。语言文字背后，不同文明在思维方式上更是大相径庭。第二，中华文明高度世俗化，对宗教信仰问题缺乏足够重视。但无论西方社会还是亚非拉发展中地区，宗教都是其社会生活、价值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三，跨文明体系的涵化过程较之文明体系内部的濡化过程更为困难。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同社会生活方式的相互碰撞与相互影响。尤其21世纪以来，不同文明、不同社会之间在日益深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显然并未走向“拉平”与“融合”，相反越来越重视相互之间的差异。随着频繁的跨国人员流动，一国之内不同文化族群的身份认同不但没有被弥合，反而进一步在对比中得到了强化。就此而言，诸多层次、诸多类型的共同体意识，既随着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而变得更真切，又随着不同群体文化上的差异更加错综复杂。
一个国家如何看待世界格局，如何看待国际秩序，如何明确自身在世界上的定位，如何与他国相处，这是“国际观”的基本问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瞻远瞩地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和人类命题，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体现了中国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文化思想的统一，体现了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统一。
（编辑 尚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