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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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产业链重构对我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影响

于佳 来源: 2021.09.17 14:12:36


 

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新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不直接生产产品,而是利用自己掌握的关键核心技术,组织开发和设计、控制销售渠道,具体的制造、加工任务交给别的企业去做,将生产各个阶段的多个环节分散到不同的地区进行,以实现对生产资源最充分的利用,形成全球产业链。在这个全球产业链中,跨国企业特别强调建立一套管理系统,各种生产节点(包括各种制造、库存、分拨)必须高度连结,以减少因库存与运输所衍生的成本。组织各种运输工具,形成跨国物流体系,构建 “即时生产”(Just in Time,简称JIT)制度,尽可能地降低产品、零部件的库存存量,降低营运成本。

2020年年初以来的新冠疫情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凸显了全球化的“即时生产”式供应链的脆弱性。根据凯捷(Capgemini)顾问管理公司202011月发表的研究报告,在纳入调查的全球1000家企业中,80%的企业报告疫情对他们的供应链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企业努力应对供应链中断,需要用几个月的时间使运营恢复到稳定状态。凯捷的研究发现,这场新冠疫情迫使企业优先考虑供应链弹性,有66%的受访企业表示将调整供应链,以应对未来供应链断裂的风险。

20209月到202011月,高德纳(Gartner)公司对1300多名全球供应链专业人士进行调查,60%的受访者承认,他们的供应链不是为韧性而设计的,而是为成本效率设计的。目前产业界面临的挑战将是为供应链创造一种运营模式,在供应链安全性、成本效率和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需求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调查发现,87%的受访者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加强投资提高供应链的韧性,89%的受访者希望投资增强供应链的灵敏性。根据高德纳公司的定义,所谓“韧性”是指通过修改供应链战略、产品和技术来适应结构变化的能力,而“灵敏性”是在不牺牲成本或质量的情况下,快速可靠地感知和响应需求或供应中的意外变化的能力。

在此背景下,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有三个明显的趋势:

第一是“近岸化”。一些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的关键行业,包括重要原材料、高科技中间品和零配件,尤其是医疗卫生产业的制造能力有回归趋向。通过将生产基地转移到靠近终端消费者的地方,以促进供应链的本地化。当然,供应链本地化并非一定是制造业回归本国,而是减少实时生产制下的全球分包生产模式,从离岸生产转向近岸生产,生产能力和配置上更加靠近本国市场,深化所属区域周边建立比较完善的产业链条。

第二是“分散化”。新冠疫情使许多国家和企业意识到,把产业链集中在一个国家有很大风险,突发事件容易影响产业的正常生产。未来产业链将趋于分散布局在不同的国家。供应商趋向多元化,同样的零部件在多国生产,小国将参与到大国主导的区域产业链,谋求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第三是“数字化”。许多企业的供应链仍然依赖传统的流程。当前,数字化技术为建立互联的数字供应网络提供了机会,可以更有效地预测和应对未来潜在的供应链冲击。数字化技术可以加强供应链的透明度,通过对端到端的实时可见性和监控,以及执行场景规划和模拟,可以创造出智能灵活的供应链,能够快速转变生产战略,更有效地利用供应链。

无论是“近岸化”还是“分散化”都不必然意味着去中国化。“近岸”的实质是要将产能设置在靠近终端市场的地方,而中国的庞大市场意味着跨国企业不可能“回流”本国,而是要继续留守。所谓“分散化”,也不仅仅是向本国或本国周边转移产能,而是将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产能向中国周边成本更低廉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因此,持续的新冠疫情将导致全球产业链部分重组,形成“中国+X”的近岸化、分散化的新型产业链。这样的“中国+X”产业链,兼顾了原有的低成本生产原则,又揉入了多元化分布思路,全球化的大产业链套区域化的小产业链,形成了更加敏捷、灵活、安全、有复原力的产业链。在这个新的产业链格局中,中国依然可以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国际产业链重构对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影响重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产业经济形成体系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70多年来,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超970倍,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1] 虽然各个产业整体上国产化率不断提高,但在一些核心基础元器件、零部件方面依赖进口的现象依然十分突出。以芯片为例,2019年全球芯片产业营收4123亿美元,美国公司占47%,我国内地公司只占5%。从芯片产业的基础软件和底层架构,到光刻胶及配套试剂等芯片材料,再到高端显示芯片、大容量内存芯片、基础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产品,以及集成电路专用装备和高精度加工设备,我国仍基本依赖进口。[2]

多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半导体技术出口,一般都是按照“N-2”的原则审批,比最先进的技术晚两代。受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我国进口供应链面临更大的瓶颈。在特朗普当政时期已经有超过200家中国企业及关联公司被列入受制裁的“实体清单”,包括华为、中兴通讯、海康威视、中芯国际、大疆、中国船舶集团、中海油等。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对四种关键产品(半导体芯片、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稀土矿产和药品)的供应链进行审查,要求采取更多措施“保护美国的供应链免受中国的侵害”。另外,美国也在打压从中国进口的产品。2021624日,美国商务部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禁止从合盛硅业公司、大全新能源公司旗下的新疆大全新能源公司、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公司、新疆协鑫新能源材料公司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口光伏产品。这些中国公司向美国出口、再出口和转让技术将需要获得额外的许可。

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影响重大,特别是中国制造业要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增强产业链的韧性,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应对未来的挑战。

正确把握“双循环”战略

20215月,中央提出“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双循环”并不是简单地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影响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为中美摩擦、对我国企业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的资本和产能向我国转移,我国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形成了以“大进大出”为特征、以外循环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被进一步强化,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64%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但是这种外循环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也遇到了新的挑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以后,国际市场增长开始放缓,加上与一些国家发生的贸易摩擦,导致外需下跌,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冲击。同时,我国劳动力供给和工资水平都出现拐点,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丧失比较优势,面临产业升级转移的压力。

前几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的趋势。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31.9%,较2012年回落了13.5个百分点。2013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60.5%,较20082012年上升了6.4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4%,回落了17.6个百分点;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仅为0.1%[3] 在全球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国内循环为主就是要全方位拉动内需,激发企业创新的动力,大力开拓国内市场,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加速我国经济从外循环驱动向内循环驱动的转变过程。

然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国际循环是国内循环的有机延伸,扩大开放,拓展海外市场,继续依托“一带一路”,加快西部陆海通新通道以及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把对外开放的领域从传统的制造业延伸到高科技领域、数字化技术应用和服务业,使对外开放呈现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特征。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意味着“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从沿海开放为主扩展到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市场协调发展。例如,国内循环中蓬勃发展的物联网、5G、人工智能、“北斗”系统、高铁、智慧家电、无人机、可再生能源等高技术、高质量产品开拓新市场,促进内外市场对接和供应链的融合,以中国市场的发展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拉动国际经济大循环。

增强产业链韧性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面临美欧国家在产业链高端的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在产业链低端替代的双重挑战,疫情冲击也暴露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风险隐患,需要增强产业链的韧性。

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具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锻造长板”;二是“补齐短板”。

促进产业链锻造长板,就是要巩固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保持和发展好完整产业体系,形成难以替代的产业链独有优势。

“十四五”规划首次就产业链供应链优化进行布局,强调引导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在内循环的大背景下,特别要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用好我国发展战略纵深,促进产业在东西部之间的有序转移,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化发展。产业链长板需要政府的支持,创造包容审慎的监管环境,丰富和扩大国内应用场景,并在国际竞争中进一步争取战略主动。锻造产业链长板不能仅靠大型企业,还需要深化上下游企业、国企与民营、外资企业的合作。既有产业链的“链主”龙头企业,也有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做“工匠”,在产业链各个节点的重要产品生产和供应渠道都有替代来源,形成高效的产业链集群和必要的产业“备份”。在内循环下的产业链集群要比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更加安全更加高效。

相对于锻造长板,更严峻的挑战是补齐短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底层基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不足,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瓶颈仍然突出,包括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核心技术设备、操作软件。[4] 《科技日报》曾推出系列文章报道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35项“卡脖子”技术,涉及制造芯片的光刻机、高速芯片、航空发动机短舱、触觉传感器、真空蒸镀机、舰船和发电用重型燃气轮机、激光雷达、航空钢材、超硬合金铣刀、高端轴承钢、高压柱塞泵、燃料电池关键材料、高强度不锈钢等。

我国基础研究的短板依旧明显,企业研发支出占全社会研发支出的比例已接近80%,但主要用于应用技术研发。过去十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仅占企业研发投入的0.1%,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的1.5%,而美国、日本、欧盟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约占基础研究总经费的20%[5] 基础研究能力和水平不高,导致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动力不足、进展缓慢、效果欠佳。

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在这些关键的技术领域已经不能再靠“市场换技术”、投资并购国外企业的方法来修补我国制造业的短板,也难以长期依靠类似“千人计划”的人才引进捷径。补短板无法急功近利,需要以举国之力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加大基础研发支出,优化科技创新生态,让技术人才可以长时间沉下心来做“0-1”的基本原理创新、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1-100”的拓展。

2016-2020年,我国通过论证和启动建设16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涉及基础材料、核心器件、关键工艺、重大装备和软件等领域(其中核心器件领域共有6家);同时全国已有19个省区市认定132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6] 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力补齐产业链短板,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但是,金融业受到既有业务准则和风险管控的要求,偏向于支持大企业以及成熟技术的应用,对于高端技术研发、新技术的初创企业的支持力度依然严重不足。

无论是“锻造长板”,还是“补齐短板”,产业链必须是低碳和绿色的,才能真正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2020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动中国碳排放总量于2030年前达峰,继而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产业链、供应链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国家层面,要通过细化分解“3060”减排目标,制定发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和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引领绿色低碳领域的原始创新。需要产业链各个环节、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建立本企业的减排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打造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加大前沿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力度,建立绿色园区,积极推进制造业领域的“碳中和”。

持续推动产业升级转移

全球产业转移是原有产业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将其中低端产业向存在劳动力比较优势且有一定工业基础的经济体转移的过程。二战后全球已经经历了三轮产业转移: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中低端产业向德国及日本等国转移;70-80年代,日德中低端产业向“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及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转移;90年代至21世纪初,全球中低端产业向中国内地转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我国的产业链已经开始了升级转移的进程。例如,纺织服装产业链偏上游的纺织纤维、生丝、织物等产品在全球的出口占比显著上升,而偏下游的如纺织制品、男装、女装、童装、鞋类等出口份额大幅下降。这意味着,我国在保留偏上游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已经将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制造行业产能向外转移。同样,家居用品产业链中有机化合物等化学原料出口份额上升,而化工类家居制品如箱包、家具、塑料制品、玩具等出口份额下降,也印证了劳动密集型行业产能的向外转移。相反,在电子产业链中,我国下游电子终端产品(如手机、通信设备、显示屏等)出口上升明显,而电子元器件如半导体元件、集成电路等出口份额则有所下降。这表明在电子制造产业链中,我国仍然以附加值偏低的偏下游组装制造环节为主,在核心技术如芯片制造等领域仍存在继续升级的空间。

中国在继续承接高端产业投资的同时,在疫情前就已经开始的产业转移和升级有可能加速,劳动密集型产业链的中低端制造业产能继续由中国转向其他国家。但是,在部分代工型产业或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同时,上下游环节和配套产业仍然保留在国内。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转移将主要集中在中国周边国家,包括边境地区的工业园区,利用周边国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在地理上延伸我国的产业链,保持“以我为主”的供应链生产网络和产业链组织体系,推动我国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巩固和完善,绝大多数产品已实现了零关税,东南亚地区成为中国产能转移的首选,并辐射南亚地区,未来可能形成以中国为核心、覆盖东南亚、南亚的大区域性制造业生产体系。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对国际、国内分析,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中国产业升级转移状况得出以下四点主要结论:

首先,全球产业链重构呈现“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特点。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不是短期和局部的,需要做好更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成本与效益仍是全球产业链布局的主导因素,但安全因素也成为产业链布局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全球产业链重构将呈现“全球在地化”的特点:产业链重心靠近本国和本地区最大的市场,靠近产业体系最完备的地方,靠近创新能力最强、人力资本最充裕的地方;靠近政治环境稳定、政府执行力强的地方。因此,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化、多元化发展有所加速。20201115日,中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盟十国正式签署历经8年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球最大自贸区宣告诞生,15个成员国承诺相互实施关税减让、开放市场准入、取消贸易壁垒、简化海关通关程序等,释放了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的强烈信号,意味着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

其次,中国将成为全球产业链多元化重要目的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化和多元化的基本内涵是推动“中国+X”,把中国视为全球产业链多元化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为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发挥“锚定”作用。同时,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规模,即便跨国公司出于多元化考虑,也需要借助中国的产业链布局全球业务,不会从中国大规模外移既有的制造业投资。过去外商投资企业从主要在中国组装生产到向外销售,可能会转向在中国生产并直接向中国销售。贴近中国这个最大的消费市场进行生产和销售,将成为外国企业的首选。

第三,中国将布局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推动产业升级。我国制造业基础扎实雄厚,产业链完整,制造业生产效率显著高于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疫情首先得到控制,并为其他国家提供疫情防控物资,展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在双循环的大战略下,我国将继续加大“引进来”、“走出去”的步伐,扩大对外行业准入,吸引国际优质企业进入国内市场,通过扩大开放推动产业升级。在力争尽快解决“卡脖子”的重大技术难题的同时,持续推动中低端产业的有序转移。中国大陆作为产业转出方,人口和经济体量远大于产业承接国,承接国建立较全面产业链的难度更大,因此中国不会出现产业的空心化和去工业化。

第四,我国需要在新形势下慎重布局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和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制造业投资。在疫情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新形势下,一些“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能会被边缘化。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制造业基础薄弱,劳动生产率低,而且还有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在非洲的制造业投资往往采用建设工业园区的方式,力图复制中国和亚洲国家的成功经验。但是,当前以中国民营企业为投资主体的非洲工业园,在建设和发展中面临着产业链不完整、进入国际市场的通道狭窄、抵御风险能力差等诸多困难和挑战。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非洲地区降幅为18%,大大高于亚洲地区4%的降幅。特别是新建项目投资额,非洲地区的下降幅度达到63%[7]。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中低端制造业的产能转移以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投资需要重新思考和布局。

根据以上分析,面对全球产业链发展的新趋向和重构过程,针对我国产业的升级和转移提出以下四点具体建议:

第一,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针对国际政治事件、恐怖袭击、网络劫持、自然灾害及时发出不同级别的风险预警。在国际层面通过WTO等国际机构推动建立规则体系、协调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在国内层面由行业协会建立本行业产业链安全风险的防控机制、应急机制,全天候地维护我国产业链安全,保护我国企业海外经营和资产安全,也成为全球产业链稳定的压舱石。

第二,大力推动大型互联网科技企业与传统制造业企业的合作,助力实体经济的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也为互联网科技企业找到新的业务增长点。以数字化技术解决传统制造业的痛点,借助互联网的数字连接能力打破时空的局限,将产品和服务提供给更广泛的国内外用户以实现规模增长;以数字化技术促进传统企业优化其生产运营的各环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高服务和产品的质量。同时,数字化技术结合可再生能源、节能技术的应用,还将助力高能耗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实现绿色转型,为国家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贡献力量。

第三,建议国家以金融服务模式创新为抓手支持产业升级。高端制造业企业对资金需求的特点是贷款需求量大、用款周期长,而且风险也较大,而以抵押担保为核心的传统信贷模式对核心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无法提供有效的支持,需要金融机构创新中长期信贷产品和抵押担保新模式,发挥风险投资、创投基金、产业基金等早期新技术的市场化融资问题;发挥科创板、创业板、中小板、新三板的机制,大力支持制造业企业发展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的融资需求,把金融机构的高端制造业贷款在新增贷款中的占比作为绩效评估指标,切实增加支持高端制造业的中长期优惠贷款的投放。

第四,针对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被边缘化的风险,建议与国际发展合作署合作,协调国企、民企和金融机构,选择政局稳定、有一定工业基础条件的非洲国家,规划建设区域性的大工业园区,发挥对非投资积聚化效应,做好产业链配套,辐射周边的中小国家。建设地区性的大工业园区需要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三方合作,包括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以及与非洲有历史渊源的欧洲国家的投资者,共同分担风险、分享投资收益。在近期内,为了满足非洲疫苗和其他医疗用品的需求,可考虑优先发展医药产业的园区,开发“即插即用”式的生产平台,通过预制模块化生产设备生产新冠疫苗和治疗药物。

(编辑 季节)



* 于佳,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

[1] 工信部,http://www.xinhuanet.com/2019-09/20/c_1125020250.htm

[2] 国资委规划发展局,邢相烨,“协同合作化解芯片断供风险”,《国资报告》杂志,20207月第67期。

[3] 中国银行研究院,宏观观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路径及政策建议 https://pic.bankofchina.com/bocappd/rareport/202009/P020200907668171627538.pdf

[4] 习近平,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求是》,2021年第6期。

[5] 《第一财经日报》,2020725日。

[6] 前瞻产业研究院,《2021-2026年智能制造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20206月。

[7]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Investment Trend Monitor, 202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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