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人类自有文字以来告别传统社会的一场最伟大变革，它不仅实现了科学技术革命、社会生产力跃迁、现代经济的累积性增长，而且实现了思想革命、制度创新和社会转型。经典路径使英国与其跟随者成为现代化国家，但是后发国家仅靠移植先发国家的制度和模式却充满了曲折、挫败、血腥和动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下开启，先后经历了西方技术和制度的移植、苏联模式的学习和效仿，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实践和问题为导向，艰辛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的道路没有唯一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
十四、十五世纪，西欧一些地区从封建分裂状态走出，形成了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为西欧开启现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18世纪英国出现的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向工业文明，也带来现代化对全球的冲击。到20世纪，现代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它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利用科学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巨大转变，而且是人类文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这种新型文明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转型，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价值、思想等全方位的转型。
现代化不等同于西化
现代化只有先行者和后来者，先行者输出他们的模式，后来者往往会学习、模仿先行者的模式、道路。由于西方是现代化的先行者，现代化往往被人们等同于西化，由此造成许多后来者的现代化道路遭受挫折。现代化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他们设定了一套“现代化”的标准，将符合这些标准的标明为“现代”，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划归“传统”。以这些标准判断，只有西方社会是“现代”的，其他国家都是“传统”的。那些发展中国家只有按西方标准发展和改革才算是“现代化”，现代化更是被打上很强的意识形态标签。
现代化有不同的模式和道路
由于文化和历史传统不同，时空与环境条件不同，思想方法和解决方案不同，现代化在各国、各地区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和道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速率和模式基本由国内外多种因素和影响所决定。既有其独具的历史背景，依靠循序渐进地转变各种本土因素，也有外来因素对后发追赶者产生重大影响，加速改变本土因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它能否找到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本土文化与历史会影响现代化道路，但相同的文化和历史也可能形成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则可能走上相似的道路。没有哪一种“模式”绝对正确或绝对“好”，也没有哪一条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扩展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真正开启了这个古老农业大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
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1945年党的七大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革命胜利之后，新中国的建设目标是将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提出了“两步走”战略：第一步，通过工业化发展生产力、恢复国民经济，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过渡到新民主主义经济，奠定生产力基础和物质基础；第二步，社会主义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各项条件具备之后，通过互助合作、集体化等途径实现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跃迁。
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国防四个现代化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准备用几个五年计划，将中国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将科学文化纳入现代化的内涵，即“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3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提出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分两步走方案：“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反复强调现代化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其一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他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其二是全面的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全面现代化。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三是“小康”。为此我们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全面协调与科学发展的现代化
随着改革开放取得显著进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我国现代化的内涵更加全面且目标更高。其一是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不仅强调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而且人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都要搞好。其二是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党的十五大提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六大进一步重申：“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逐渐凸显，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一是“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七大提出：“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其三是坚持“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重申：“我们已经朝着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今后要继续努力奋斗，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国际新情况做出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自此，社会主义现代化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更丰富的内容。一是提出“四化同步”。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二是提出现代文明形态。将生态文明建设连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加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两步走”战略：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是通过体制建构和不断的制度变革来实现一个后来者的现代化赶超。
以新民主主义制度促进农业国的转型
中国共产党将近代中国的危机归结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为了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就必须“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1939年12月，毛泽东界定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即“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前后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建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包括：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建立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土地改革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引导农民逐步向合作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实行对外贸易的统制等。通过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选择与建构，我国破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积累了经济结构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以此为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建立奠定物质基础和条件，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
以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推进国家工业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决定走自己的路、以“四个现代化”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选择了重工业导向的国家工业化和加快建立国民经济体系的经济发展战略。其一是通过“三大改造”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于1953年12月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年，我国基本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拔除了几千年支撑乡土中国的制度根基，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成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为了尽快获取国家工业化战略所需的资本积累，中国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取缔商品和市场，制定国家计划；实行农业集体化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推动国家工业化提供了体制基础。
以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大幕，开启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制度。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框架。其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二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市场化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合，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党的十七大提出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其三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确立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调动了各方面、各主体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构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制度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市场经济体制关系、市场和政府关系两个基本问题做了多方面改革，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推进“五大文明”建设，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就是一个不断认识和利用自己的特殊性抵达现代化彼岸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特质和作用
国家能力是一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以其非凡的组织和领导特性充当了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其一是独特的价值理念。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正是这一使命感，使中国共产党在充满荆棘的现代化征程中，克服难以想象的风险、挑战，改变了近代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其二是独特的组织力。中国共产党通过严密的组织程序和甄别机制将社会中的优秀分子吸纳进党内，靠独特的选人和培养机制为这些成员成长和能力施展提供空间。与西方竞选政党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现代化和发展谋局中的核心地位。如何保证党在决策中的科学性和“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组织优势的关键。其三是卓越的领导力。中国共产党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通过纲领、道路、路线方针政策，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为了人民，保证组织的方向定位、凝聚力和先进性，从而保持和增进推动现代化的领导力。
基于超大人口规模的中国国情
影响一国现代化成败的最大制约因素是国情。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涵养了几千年农业文明的超大人口规模基本国情下的国家转型，如何在正视基本国情下摆脱人地关系过重的乡土黏度是中国式现代化最为繁难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把农民问题放在稳定与发展的关键位置，尤其是将土地问题放在中国现代化的中心地位。同时，不断增加农业农村在国家投入中的比重，着力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解决农民就业、社保、医疗、养老问题，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另一方面，党利用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谋发展，努力摆脱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促进中国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着力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断赋予农民城市权利，促进农民的市民化，推动中国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历史性转型。
走自己的路
世界各国经验表明，简单移植西方发达国家制度和模式无法顺利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寻路、探路和筑路的历程，最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革命时期，党领导中国革命多次遭遇“左倾”或者“右倾”的主观主义。1927年8月后，中国革命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照搬照抄俄国十月革命模式，走城市中心暴动的道路；一条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怎样领导国家建设，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全新而艰巨的任务。在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同时，苏联模式的弊病和问题也逐渐显露，这加速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进程，从“以苏为师”转变为“以苏为鉴”，结合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独特性，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打下物质基础。“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洞察和把握和平与发展时代特征，准确判断中国国情，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重新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把握新发展格局，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性成就。
依靠人民、为了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式现代化的宗旨也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革命时期通过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赢得人民取得了政权。建设时期依靠农民提供的积累和城市居民的低工资，保障了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改革时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可以说，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重要主体，中国式现代化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后，中国开启了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破解新征程中面临的几个现代化难题：
1.如何真正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大多数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往往以工业化、城市化为目标和归宿，由此导致农业现代化的滞后和农民问题的无解。在新征程中，我们提出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就是要避免现代化的结构失衡困境。
我们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或将污染转嫁他人的老路，而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我们还要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的现代化，不仅要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而且要求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人人知礼节明荣辱，更加注重价值观、文化软实力和人的精神追求。
2.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两极分化是所有现代化国家面对的重大挑战，也是我们在现代化新征程中面对的最大难题。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最终目标，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我们追求共同富裕，当然不能搞以牺牲最大多数劳动者积极性为代价的平均主义，不能搞损害人民财产和财富积累预期的再分配，不能“一刀切”地把不同人群、不同阶层的收入和财产拉平，不能搞不切实际地追求地区之间的齐步走。我们所要实现的共同富裕，其一是“富裕”，即实现人民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其二是“共同”，即不平等程度显著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显著缩小，居民收入和财产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3.现代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何一个国家要建成现代化，最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根据本国的特点完成现代国家建构。任何一个国家要成为现代化国家，都必须解决好国家公共权力的制度化问题。在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如何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关键。为此，我们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国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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