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是国之根本，工业强基带来国家强盛。数字经济正在推动传统工业走上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重构强国之基与强国之本的产业发展格局。中国的科研机构与金融机构紧随新型工业化变革的步伐，突破原有各自行业领域经营理念与管理体制的制约，跨越知识局限，摆脱行业人固有思维逻辑和发展路径依赖，创新搭建“科学技术+信息化+工业化+现代金融”融合发展的生态环境，以超前的理念及工程实践，走出一条与产业深度融合的科技成果产业化与产业金融发展道路。
中国工业之变与中国工业之需
我国具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完备的产业体系、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正经历一场以科技为引领，以工业互联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标志，以技术、产品、业务和产业深度融合构建新型生产关系，重塑产业生态的革命，实现向现代化产业的蜕变，以实现中央提出的制造强国战略。在国家创新发展战略驱动下，由现代感知技术、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CPS与数字孪生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AI算法、云计算技术等构成的应用信息技术体系，技术上已经具备了工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并开始在一些大的工业场景下进行实践应用，推动了工业的数智化发展。
数智工业是传统工业的升维形态，建立在工业装备与工业活动的紧密链接，包括与组织活动的链接、与上下游装备的链接、与生态活动链接以及与金融活动的链接之上，与人、控制技术、生产流程、加工工艺和生产组织管理结合，使得工厂、供应商、产品和客户紧密但动态地连接和融合起来，通过自动化、智能化的人机深度融合生产方式，重塑并构建了工业产业的新型生态。它突破了原有生产经营关系各环节之间信息碎片化困境，从空间上一个个离散式的生产环节、工序流程、上下游供应链中的信息节点实现交互互联，使企业间、上下游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产品和服务的关联关系向全流程控制下分散化、多样化的需求响应方向转变，推进各个企业、各种资源、各个生产要素的全流程重组与整合。通过提高系统内响应和反馈的时效性，生产流程管理环节标准化、满足工业发展的柔性制造，精细化管理、促使工业生产增质提效。这种在动态变化中实现重新调整、重组和确立具有内在联系的新的企业群结构和运行方式，使各种经济资源和要素的配置与组合随时变得更加集约、合理和富有效率，最终反映在工业体系的整体效能得到提升。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们重新认识工业技术革命带来的重大转型，工业大数据正在以一种全新形态成为重要的工业资产。
当数字化进程为价值识别提供了新的标准和工具，认知就会发生变化，出现生产端由生产经营活动驱动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向发现与获取市场需求端新的价值空间和挖掘价值长尾的转变。建立全量信息结构的图谱，解剖这个产业链而形成的一套方法论，意义在于重新界定企业在产业中的地位或将出现新的分类，形成新的评价标准和体系，实现定量化的解构、分析和精准画像。企业的经营决策也会变得更加快捷和准确。
当前中国加速实现新型工业化有三个重大障碍需要排除。
一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困境来自于原创性科技创新不足，实体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对原创性技术创新的渴望，迫切需求科技成果的转化，从而从根本上扭转产业化率低下的窘境，切实提升科技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比重。国家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与实施，需要探究：工业需要的科研能力在哪里？央企和有条件的企业如何成为原创技术策源地，创新能力源自体系内还是整合内外部资源，走什么样的创新发展道路？居在深闺之中、楼阁之上的成果在哪里，如何对接、怎样转化？
二是创新驱动现代工业发展应加大直接融资的比重，整个工业体系过度依赖间接融资支持运转的模式必须改变，使引入资本性投资变得容易。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式大大提升了工业中具有行业地位和竞争力的企业对增强资本实力的需求，通过提高权益性融资比重，降低债务性融资比重，开展并购、重组和投资活动。由此市场应该以什么标准进行遴选，专业机构和资本市场上的工具应如何发挥作用？
三是先进制造业是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强大的金融体系需要回归本源支持工业转型升级发展。如何服务工业领域的变革，在经营变革中弥补经验不足，只有科研体系、金融体系与工业体系对接，更好地消弭不对称性，才可识别不确定性风险，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选择客户和业务。
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与科技、金融领域变革的机遇与挑战
科学技术+信息化+工业化+现代金融构成了中国新型工业化转型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营造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外部生态环境是充分条件，这是工业体系与科研体系、金融体系改革发展的历史机遇。
首先，新型工业化为打通科技、工业、金融之间行业管理的体制壁垒，构建新型创新体系提供了契机。解决工业升级带来的强劲需求与科技、金融供给侧结构支撑不力的矛盾，切实发挥工业科技和产业金融在新型工业化中的功能性作用，利用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在机制上作出安排，更合理地将资源精准汇集配置到市场地位高、竞争能力强、具有核心技术和产品的企业上来。
第二，企业是基础产业高级化，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实施主体和创新主体，而科技研发的主体在科研机构和高校，资本和资金端又掌握在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手中。事实表明，我国工业尚处在产业链相对完整、供应链有问题的阶段；处于“两链”之中企业在一些卡脖子核心技术、智能芯片短缺等硬核科技方面的短板，严重制约中国工业的发展，亟待科技进步和金融助力实现突破。在数字化行业平台上，企业的市场地位、核心竞争优势、技术与产品竞争力以及企业选择做出何种改变的内外部条件与实施路径，都将更加客观、具体、透明和动态地呈现出来，向科研机构和金融企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的视角，极大地拓展了工业科技和产业金融服务于提升“两链”和“强链”“补链”的业务边界和深度，有助于加速构建服务工业的专业能力，推动科研和金融机构自身的转型发展。
第三，新型工业化使复杂工业体系的效能在工业数字化中得以整体提升，为中国走上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创造了条件。受调整能源结构与降低能耗水平双轮驱动，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技术积淀，这是一个技术进步的渐进过程。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领域集聚了30%以上的金融存量资产，实现“双碳”目标达标，要兼顾平稳退出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领域，实现绿色发展和保证金融资产安全。工业体系效能的整体提升，对应工业、能源、建筑、交通，农业等重要领域达成“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节省了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带动了科技发展，有助于缓释金融机构在这些领域和业务上存量资产的风险，为金融机构转变发展方式，调整客户结构与业务结构，高效配置和使用资金资源提供了契机。
第四，新型工业化带来经济活动的改变还体现在几个积极变化上：
一是产生“马太效应”，资源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分工环节进行集中，这一趋势反过来又将同时促进该环节的进一步发展，使强者愈强。这将推出一批聚焦于更为细分行业或者生产环节的新型企业的横向整合。
二是随着对价值发觉驱动因素的增多，一些环节、模式中隐含的价值因素将随着配置的优化创新而显现，从纵向上对整个“链”形成整合再造，从而推升出新的商业模式。
三是平台提供方作为信息的整合者掌握着行业动态的信息，基于全供应链形成 “链”式平台服务或基于产业形成“面”的“产业大脑”应运而生，将会从各类传统报表和统计分析方法之外，建立一套以更多维度、全新标准的企业评价系统和信用评级体系，为企业提供业务运行生态的分析评价和咨询服务。
四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提供信用的中介服务将在数字化革命中被赋予全新的定义，对金融机构整个业务根基产生革命性的冲击。如果我们“不懂”行业，如同在关门搞科研、办金融，使得科研与金融的改革走不出自己的体系。数字化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向金融端的机构呈现了以往很难见到的宏大的全新生态场景和行业图景。通常金融从业人员难以通晓实体产业的运营情况，对于产业运营的逻辑、流程、规则等等方面主要还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从资金融通角度对交易对手进行了解，缺乏统一性和标准性，其程度难以衡量。在具体的业务开展过程中，除了通过事后评价，难以在事前进行管理，这为决策和风险管理留下了漏洞和隐患。出于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前移的改革要求，数字化改革从标准化、智能化的角度为金融机构与产业紧密结合提供了解决路径，让金融机构业务发展创新以人员为核心驱动方式向以数据为核心的驱动方式转变。
五是利用数字化行业平台和金融机构信用中介的重要功能，支持对企业、技术、产品、商业模式及运营模式做出持续的重检和评价，适时发布产业信息、行业白皮书、行业动态信息、企业信用报告，促进并引导线下企业业务上线，促使工业企业与金融企业在互动和比较中融合发展。
第五，需求引导创新，企业是创新主体，工业原创技术的策源地在工业企业端。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国家战略层面， 科技强则企业竞争力强，现代产业链、供应链强则产业强，产业强则国家强。“两化融合”使传统产业在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中实现了产业链重构、产业形态升维、核心价值再造和产业生态重塑。中国不会倚重以消耗资源、牺牲生态环境和利用人口红利的方式，而是靠科技创新驱动中国未来的高质量、高效益发展，紧迫的任务是满足科技产生的巨大需求。中国的制度优势要有体制机制的保障才能释放出强大的能量，现在的行业管理体制仍处于自成体系之下的分治状态，自有的经营逻辑和考核标准，协调成本之大难以想象，去行政化的任务十分艰巨。现有的科研体制存在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率不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不高、科技成果产值不高和在国民经济中贡献比重不高的“四不高”问题。加上先导型科研、理论科研到应用技术之间还存在软环境和硬件设施的断层与缺失，应用技术难以得到开放工业场景印证的机会，这都导致了技术迭代速度不快的后果。科技赋能工业、金融助力发展是一篇大文章，强劲的新型工业化改革释放了对科技的巨大需求，为改变科研体制和金融发展方式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和破题的条件。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链，释放改革红利
当今世界已步入通过智力和知识创造生产力的阶段，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创新红利已成为驱动时代发展的重要标志。提升中国工业在全球的竞争力，除了“两化融合”带来要素优化、整体效能提升外，需要更多的硬科技发挥作用，解决工业需求与科技供给不足的矛盾。针对原创科技创新不足、科技成果很难转化、转化质量不高和对经济贡献率不大的问题，要革新理念，打通关节，从体制上、机制上排除科研体系、工业体系和金融体系的体制障碍，解决科研与产业脱节和割裂的问题，建造必要的孵化器、加速器等基础设施，用于科技成果转化。要建立金融贯通创新生态、创业生态、产业生态的全生态建设示范，在实践中不断找出问题，加以革新。
十几年前，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开始的创新创业工程化实践给我们寻找解决之道以重要启示：
理念先行：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方向上，改变科研价值观，将国家科技资源向全社会释放，开门办所，建立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机制，用需求与未来牵引科研计划与规划，调整人才结构激发创新活力。
体制机制探索：将研究所打造成更加开放的公共研究平台，聚集国内外优秀人才在平台上开展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实验与技术验证活动，所产出的成果都视为对国家的贡献。对研究所孵化企业的控制权界定在国有参股，去行政化，建企业但不办企业，择机退出，多做蛋糕，鼓励混合所有制和企业社会化，唯有源源活水以释放最大的活力。积极参与企业的建设，坚持“帮忙不添乱”“到位不越位”，寓监管于服务，帮企业实现规范治理，实际效果比监管审计更有效。在人才机制上，鼓励股权激励的手段，探索科技成果价值在参研人员中体现和参与分配。
建立科研成果的转化模式：探索科技与金融融合、科技与服务融合、科技与市场融合、研究机构与社会融合的“四位一体融合”转化模式。与金融深度融合，建立天使基金，在物理空间、创业服务、创业投资、创业培训等全生态上创建专注于“硬科技”的孵化器；与服务深度融合，建立创客空间、中试基地等必要的实验条件、物理设施和培训基地；与市场深度融合，由市场需求牵引科研立项与规划，与企业共建研究中心或工程院，探索科研成果转化新机制；与社会深度融合，面向社会开放，主动作为以释放科技资源。通过立足产业最前沿，了解掌握产业发展的实际技术需求和未来发展，指导部署科研规划的创新工作。同时分享科技成果产业化带来的反哺科研的资源与机会。
国家对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需求十分迫切。破解强大的复合型有效需求与现代相对封闭的行业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构建并以一条连接科研、信息、工业与金融体系新型的创新链纽带，推进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和中科院、大专院校、行业院所的双向开放。国有资本出资的行业龙头企业要发挥国有资本的功能作用，做科研成果转化的接棒人，创造必要的转化条件。在科研机构开放实验装备条件的情况下，领衔与科研机构共建中试基地、创客空间、培训基地。在工程化阶段，共建工程实验中心或工程院，开放工程应用场景，进行技术定性的验证和缩短技术更新迭代周期。科研部门全程支持技术研发，金融机构深度介入服务，专业化地联结资本市场、资金市场的资源，并把民间资本更有效地引入实体经济中发挥作用。
推动产业金融发展，发挥独特作用
中国工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同功能的金融机构要全方位地介入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发挥独特的功能作用。
新型工业化中，企业调整各种关系，在“两链”中的位置呈现了可转换的生态位，重构资源配置方向也为专业投资银行产生大量的业务机会，尤其是科技研发与转化阶段，资本市场要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大部分商业银行，尤其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缺乏对工业领域的专业服务能力，商业银行间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严重影响市场价值。商业银行提升自身价值的战略发展机遇是利用好产业数字化转型，促使自身向业务向专业化转型，在动态中重新发现、定义并跟踪服务拥有市场能力和优质资产的价值企业，将有限的资源用好，并能够将资源体系化对接新型工业化。
利用信托的独特功能、信托工具和信托产品设计的专业能力，将民间资金引入实体经济，是对信托业的本质要求。在政策调整、监管趋严的情况下，将信托业的功能引导到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之中，是信托公司重要的业务定位和选择方向。服务新型工业化进程给信托业实现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机会。
保险行业与现代工业的融合，是行业有为发展的两利安排。一是财产保险业务天然就与实体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结合，但是由于实体经济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了保险行业与实体经济的结合一直缺乏有效的抓手，造成了财产保险行业仍然以车险为主要险种，以渠道营销为主要手段的现状。在企业财产险、责任险、农业保险等其他险种的发展上，保险深度和险种广度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二是我国老龄化趋势已经显现，就业人口和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负债型配置运用保险资金的方式难以支持保险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险行业与现代产业结合助力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从负债型向资产型的转型，推动养老金入市，为国民经济补充长期资本，加大长期资本供应，对助力经济转型和完善资本市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三是加大长期资本供应，促进内循环，创造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四是工业原创技术首台套的验证，需要对首台套保险品种的开发与介入
，创造更多的工业验证机会，使技术定型的工作与技术迭代加快，扶持中国创造。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专业投资机构，社会资金通过私募方式融入新型工业化进程，利用其在产业数字化进程中的功能作用，可以将多元资金来源进行高效配置，进一步优化市场结构，通过市场约束提升企业治理能力和水平，有助于转型后企业的健康发展，对私募股权基金自身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利的。
中信基金会支持开展的企业实践
目前，中信基金会利用科技产业化研究中心和金融研究中心的资源优势，在国家重大关切的领域，将国家智库资源与实体企业对接，积极探索研究有关实践经验，用工程实践取得的成果，加快推进融合发展的进程。
基于工业行业复杂体系的需求，原生型工业互联网公司在船舶工业行业成功地开展了工程实践，已经将离散制造的体系化技术向工业行业流程制造、连续制造领域延伸，并结合金融租赁管理工业资产的难题，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据麦肯锡的分析报告显示，在基础设施和城市建筑领域，建筑行业是非常传统的行业，技术水平低，技术含量在全行业排名倒数。然而，我国现行发展阶段中，建筑行业的规模体量很大，就业率很高，2021年，整个行业产值为36.4万亿，行业参与者非常多，法人单位为121.8万个，从业人员达5808万。建筑行业整体生产效率偏低，去年净利润只有3.8%，与较先进的制造业差距较大，虽然行业市场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但是产业技术和结构已成为发展瓶颈。由中信工程集团开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BIM掌握了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技术，以BIM 技术系统做支撑，中信集团推进建筑数字化、智能化及建设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完成了工程化的总体设计与第一阶段的测试。随着产业链上线企业的增多，系统也越来越成熟，对金融机构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也会更加精准发力。
在农业物联网领域，中国的农业科技公司多年来致力于研发生产智能化、高性能、低成本的农业专用物联网系统和农业大数据处理应用技术，帮助农业企业将农业生产从以经验和人工为主的传统管理模式转变为以数据决策和云平台为中心的精准管理模式，为设施农业和大田经济作物的精准化、标准化栽培管理提供低成本全程数字化解决方案。在农业环境数据的采集效率、作物栽培的大数据应用信物融合等方面，中国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以上这类公司在自己的垂直领域都具有复杂体系工程实践的背景和经验，系统性掌握着体系化的技术，专业化程度高，集成能力强，服务复杂体系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因此也给金融体系中不同业务功能的金融机构提供了系统性对接与融合发展的条件，金融机构可以借助中信基金会跨领域研究的平台，与产业研究进行对接。
（编辑 尚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