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话语与责任：中国如何在国际金融信息服务体系中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3年，国际金融信息服务行业龙头彭博（Bloomberg L.P.）被曝出允许记者部分接触彭博终端上的敏感数据和泄露客户信息的“丑闻”，引起各国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调查与强烈质疑。一些金融界专业人士表示，虽然他们对这类金融数据服务机构的信息安全有所担忧，但由于国际市场份额的垄断和既有的金融生态圈，很难弃之不用。2015年4月17日，彭博终端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长达两个半小时左右的服务中断。这场罕见的因技术问题导致的停滞，使部分用户无法进行交易，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剧烈震动，英国政府原定发行的30亿英镑债券也因此推迟。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引起了舆论对金融信息安全的极大关注。

就国际市场而言，彭博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信息服务商，路孚特（Refinitiv，原路透金融与风险部门，2018年由汤森路透公司与美国黑石集团达成出售协议，成立路孚特公司，2020年底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又斥资270亿美元将其收购）紧随其后。根据美国知名咨询机构Burton-Taylor的分析，近年来彭博扩展了其在金融服务市场的收益和份额。2020年，彭博的金融数据和信息业务营收总数达到320亿美元，全球市场占有额达到32.7%，比路孚特高11.3%。这两家机构全球市场占据率超过50%，市场呈现高度集中的情况。在主要国家的外汇市场，这两家机构提供的服务更是占据绝对垄断地位，具有绝对的市场控制力和影响力。

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主要由彭博、路孚特以及本土万得公司占据绝大部分份额。虽然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近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个别公司已经在国内的金融服务行业站稳了脚跟，但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仍主要依赖国外金融信息提供商，特别是在涉外金融数据和交易上仍受制于人。^[1]

金融信息与数据是金融活动的基本构件。随着当代国际金融活动的国际化，市场上海量的金融信息与数据成为金融行业“不可须臾离也”的基石，得到世界各国政府、工商业界与学术界的关注。随着中国国家发展的新变化，金融信息主权的问题已亟需提上议事日程。本文从探讨“金融信息主权”概念出发，对中国金融信息安全与金融信息主权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金融信息主权与信息跨国流动的相关理论

传统主权理论更多聚焦在领土、领空、领海等空间领域，更多具有物理属性，信息化时代的信息主权，如信息流动、信息掌握、发布、分析等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国际交往、乃至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活动，愈发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论题。信息交往构成的虚拟领域极大挑战了主权国家的现实地理边界，随之而来的信息主权、数据主权等概念，更是在世界互联互通前提下，指向了国家主权与全球合作之间存在的不可忽视的张力。

 金融信息主权由国家主权概念衍生而来，在网络化、信息化时代已经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信息主权聚焦于金融领域，主要指向关系国家主权、国家信息安全的金融信息与数据的收集、分析、发布、处理以及交易等方面。由于目前全球金融信息服务呈现高度的寡头竞争甚至是寡头垄断态势，导致世界金融信息系统高度同质与集中，金融信息秩序存在不平衡乃至失衡的隐患。

有关金融信息主权的讨论将涉及以下几个理论视角。

首先，全球数据与信息治理方面，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公地理论。Hardin(1968)提出“公地悲剧”概念，推进了我们对于集体行动、公共事务治理的理论化认识。在跨国合作下，全球数据治理、信息治理可以实现公共善治，构成“公地喜剧”。然而，信息霸权主义因其对信息的垄断和集纳，却成为打破“公地喜剧”的因素。数据监控丑闻打破了原本看似和谐的治理模式，“数据霸权”逐渐展现，引起世界的忧虑与反弹。由此，全球数据公地治理与主权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

第二，全球传播秩序不平衡，涉及信息霸权、传播霸权等理论。具体到金融领域，国家的金融话语权是一个核心的概念。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麦克布莱德报告》，提出“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呼吁，报告指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由于长期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依附关系，导致了信息传播的悬殊关系。阿芒·马特拉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一书中指出，跨国公司按照资本的生产和分配规则瓜分了世界，这个过程忽略了信息接收者的话语权力，本质上是一种霸权。赫伯特·席勒的《大众传播与美帝国》分析了“传播”在维系“美帝国”方面的重要角色，军事-工业复合体与传播业之间的相互渗透，使得美国对于社会资源的掌控得以稳固，从而“霸权”得以建立。张谊浩、裴平、方先明（2012）的文章《国际金融话语权及中国方略》^[2]分析了当下国际金融话语体系中霸权-非霸权的话语分布结构、 其内在逻辑和应对策略，回溯了有关权利、话语、话语权的相关理论，对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性金融话语结构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国际金融话语权与国际货币权力之间相辅相成、互相影响。

第三，发展视角下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分析了当下的金融信息主权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一体化”和“不平等”的两个重要特征。这是我们理解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金融信息服务体系的一个基本背景。这将涉及中国以何种角色参与到世界市场竞争中的问题，在当下实践中，就是中国的金融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如何建设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全球价值链的存在使得由资本带动的金融信息服务行动已经溢出国家主权概念的边界。

 

金融信息主权视域下的中国金融服务市场

中国金融服务市场作为与金融信息主权息息相关的承载者，是考察金融信息主权问题的核心要素。

金融信息服务概念与金融信息主权让渡

根据2019年2月实施的《金融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金融信息服务，是指向从事金融分析、金融交易、金融决策或者其他金融活动的用户提供可能影响金融市场的信息和/或者金融数据的服务。”^[3]中央网信办对此概念做出了解读，称金融信息服务“这一概念延续了2009年《外国机构在中国境内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提法，且这一定义是中美、中欧、中加在WTO框架下磋商确定的，施行多年且为各方普遍接受”。^[4]在得到中央网信办批准的外资金融信息服务许可名单中，包括了路透、彭博、道琼斯等中国市场上主要的金融信息服务商。

本世纪初，为规范外国通讯社在华提供的包括金融信息产品在内的新闻信息，我国政府曾授权新华通讯社对外国通讯社在华发布信息进行管理。2006年，新华社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发布了《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规定金融信息提供者需由新华社批准运营，外国金融信息提供者业务范围、传播信息手段等变更需得到新华社的批准等，同时要求外国新闻机构通过新华社下属的中国经济信息社（CEIS）在华销售他们的财经资讯产品。 ^[5]当时在华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的主要机构为英国的路透，美国的彭博、道琼斯，加拿大的汤森（此时汤森路透尚未合并）等，他们及所在国政府认为这一规定严重阻碍了外资金融服务商在华开展业务，而新华社于2007年推出的“新华08综合金融信息服务系统”，被他们认为监管者利用不当优势成为市场竞争者，外资金融信息服务商及政府完全不能接受。欧盟、美国与加拿大就此在WTO向中国代表团提出磋商，2008年11月13日,中国代表分别与争端三方代表签署了《关于影响外国金融信息服务提供者措施的谅解备忘录》，以基本满足三方要求的方式，取消了之前的相关规定。^[6]

虽然通过WTO框架内多个双边磋商解决了存在的争议，也规范和促进了我国金融领域开放及金融信息市场的迅速发展。但在另一层面，却使得我国错失了打造自身金融信息服务产品和系统的黄金窗口期。21世纪初期，正是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高速发展之时，中国金融市场在主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拖入世界金融资本的垄断和裹挟之中。

行业寡头垄断与快速发展的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

行业寡头垄断是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的主要特征。十八大之前，彭博、路孚特与万得三家公司在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占有率均达到20%左右。

相比欧美和全球市场，近年来我国金融信息行业发展势头强劲迅猛，增速一直名列世界前茅。以2018年为例，全球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年收入约为305亿美元，同比增速为5.9%。2018年和2019年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收入约为590亿元和6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为18%和16%，远高于世界其他市场。^[7]虽然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发展势头迅猛，但与中国整体金融行业发展水平和对金融信息需求相比仍有一定距离。虽然中国已经建成了体量大、范围广、种类全且排名世界前茅的金融业，但尚未有任何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金融信息服务商。

中国本土金融信息服务商的“三种模式” 

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以打造中国彭博为目标，希望在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分一杯羹。

1.专业金融数据提供商稳步扩展。万得公司是目前真正在金融服务市场占据重头市场份额的中资机构，已发展成为“中国大陆领先的金融数据、信息和软件服务企业”，占据了中国证券、基金、保险、银行等机构的绝大多数金融信息服务市场。

万得以金融证券数据为核心，还开发了信息检索、数据提取分析与投资组合管理应用等领域的分析工具。从上世纪90年代，万得开始全面学习彭博模式。目前，万得拥有超过1500名员工，收入13亿元（2016年数据），估值高达200亿元。^[8]

万得与彭博最大的不同在于，万得没有自身的媒体部门，目前尚未见到与媒体有明显的深度合作模式。与万得类似的金融信息服务商还有大智慧、同花顺等，服务模式有相似之处，都是以为金融市场提供直接数据为主，同时涉及直接交易的内容。

2.主流媒体跨界金融协同发展。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的竞争，几乎从一开始就是通讯社之间的战争。1851年创立的路透社，最初就是提供欧洲大陆与英国之间股票市场的信息数据。路透社不断增加新闻信息、分析评论与计算工具，成为全球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的最重要提供商。

作为一个从投行离职的中途创业者，彭博的创始人布隆伯格最初更多是创造性地联系起金融数据和计算机科技，在1982年创造了满足华尔街金融从业者核心需求的彭博终端（Bloomberg Terminal）。然而，彭博公司也迅速从单纯提供金融信息终端的设备供应商，转向全面提供金融信息资讯服务商。1990年，彭博通讯社成立，随后彭博通过自建和收购等方式，拥有了自己的广播、杂志、电视台等多个媒体平台。彭博媒体帝国的扩展之路使得其专业的财经服务在短短二三十年就大幅超过了路透的市场份额，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新华社从20世纪80年代便开始对经济信息工作进行布局。成立于1989年的中国经济信息社是新华社的直属企业，具体从事经济信息拓展与营销等相关工作，作为新华社经济信息一体化管理和经营的责任主体，全面负责新华社经济信息采集、产品生产、市场营销和用户服务等。成立伊始，中国经济信息社不仅具有普通企业盈利的目的，同时承担了提升国家金融话语权和维护国家金融信息安全的重要任务。中国经济信息社目前拥有四大产品和服务平台：服务国家金融信息安全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家级金融信息平台“新华财经”，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华丝路”，服务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新华信用”，服务证券和行业经济信息的综合性指数机构“新华指数”，此外中国经济信息社还在多个细分行业领域具有深度智库服务功能。不过，以中国经济信息社为代表的中国经济信息业务发展水平，目前与打破欧美金融信息服务商垄断、中国国家经济发展态势和新时代通讯社自身发展要求都存在一定的滞后。^[9]

通讯社具有从事金融信息服务的天然优势。行业奠基者路透社以及后起的行业龙头彭博社，都凭借作为通讯社的优势成为行业垄断者。新华社作为世界主要通讯社之一，在经济信息采集与传播、分析导向权威性和准确性等方面，具有无以比拟的优势。新华社金融交易服务平台可以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利用国家通讯社的优势，在金融信息服务方面的创造有利环境。除了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社旗下还组建了包括三大经济报刊《经济参考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在内的中国财富传媒集团，以及其他的金融信息和财经智库平台等等。 

3.“资本+”与“互联网+”：金融科技数据媒介深度融合。中国市场化媒体中，上海文广集团的第一财经也是较早剑指金融信息业务领域的机构。地处上海这一金融中心城市，第一财经拥有报纸、杂志、电视、网站、财经智库等全媒体矩阵，并在诸多领域具有领先业内的市场敏感度，高度关注与对接欧美标杆财经媒体，在财经新闻领域拥有极强的影响力。而作为互联网巨头的阿里巴巴集团，更是从消费者端、中小企业端、第三方平台及金融科技等领域全面布局，拥有由此而来的海量商业数据。从第一财经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作为主流财经媒体的新探索。

目前，无论是主流权威媒体还是其他市场化媒体，在切入金融信息市场中，主要都是以财经新闻报道、信息汇总分析以及部分金融智库服务和论坛活动为主，基本尚未涉及相应的技术平台，尚未涉及实际交易过程。而其他金融数据服务机构，如万得、大智慧、同花顺等机构，具有资讯整合和交易功能，但不具有信息发布职能。在国内市场处于垄断地位的万得资讯，虽然具有与彭博类似的数据服务功能，也可以实现平台交易，但在信息发布上具有重大短板，以至于在海外市场上仍只能作为数据库提供商，无法实现提升金融话语权和金融信息安全这个根本要求。

 

后发困境：影响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三组关系

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具有较强的用户黏性和路径依赖等特征，作为后发型国家，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正在发展的过程中，比较难以利用后发优势进行超越。^[10]而在当下的特殊情况下，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将面对更多的后发困境，需要解决好一系列复杂关系。

中国角色：推动信息共享流动还是坚守主权保护

在国际社会的现实中，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贸易层面，近年来都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

面对前所未有的局面，中国致力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引导经济全球化更加健康发展”。^[11]就金融领域而言，中国继续强调没有开放流动的市场坏境，就没有健康繁荣的金融活动。

金融信息数据的共享与互通本来可以大致实现世界善治的目标，但掌握信息霸权的主体对信息的垄断和集纳成为自身霸权不断强化复制的工具，不会也不可能主动放弃自身的霸权地位，在遭遇挑战者很多时候会采取各种限制与打击方式来保证霸权。虽然中国继续有步骤地对外开放金融市场，但随着近期一些国家国内政治势力的有意引导，贸易战、舆论战、信息战的态势尚无减弱的迹象。而金融信息主权作为现代国家主权的重要载体之一，与政治主权、经济主权、网络主权等类似，呈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征。一旦出现主权国家之间极端对立乃至战争，金融信息安全也不可能独善其身，金融信息主权存在被侵犯和霸凌的可能。

目前国际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呈现高度垄断，两三家欧美公司占据全球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特别是在跨境交易中，形成了具有高度黏性的行业生态圈。即便是市场上被视为较有潜力的下一代挑战者企业，也大都是美国公司，再加上市场上金融数据库系统等基础构件基本被欧美公司所垄断，中国金融信息领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系统性安全隐患。

作为行业市场领军者的彭博和路孚特，其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投行、基金公司等主要金融机构，同时也含括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等金融权威监管部门。这些金融机构对金融服务信息提供商产品的高度依赖，一旦在特殊情况下被“卡脖子”，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国话语：标准制定还是融入追随

我国的经济地位日益提升，但金融话语权仍相对薄弱，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仍然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12]中国面临许多制约，如国际贸易以美元为主的计价结算体系依旧稳固，金融数据基础数据库由欧美垄断，主要金融中心和金融机构仍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影响世界金融动态的金融财经媒体仍以西方媒体为主的状况没有改变。例如，对于主权国家与世界金融环境具备极大影响力的主权信用评级机构，依然主要是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国际。在特定时期，这些主权信用评级机构也对一个过国家的经济状况与发展，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

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机构都已经习惯了欧美行业领先企业设定的标椎，“同一个金融世界”又构成了密切互联的金融朋友圈和生态圈，主流金融界都在同一个生态圈中进行信息交换和买卖交易。无论是在国家层面、政府层面还是在行业和具体企业层面，如果希望进入这个行业，就必须先接受这个标准与习惯。

从目前的现实看，世界经济金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日益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要求拥有与之匹配的金融话语权。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开展以及包括亚投行的设立等一系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世界信息秩序的不平衡要求革新，这需要打破欧美寡头对金融行业标准与信息流的垄断，强化金融设施基础设施建设，做大中国财经媒体，传播金融领域的中国声音，以开放姿态抵御意识形态偏见与傲慢，降低市场风险。^[13]

进入21世纪，国际金融信息服务行业整合、重组与兼并愈加频繁。后起之秀彭博迅速在市场占有上超过路透社，2006年路透与汤森集团合并重组为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2018年，美国黑石集团收购汤森路透的金融与风险板块业务55%的份额，整合成立了新的金融数据与基础设施提供商——路孚特公司（Refinitiv）。在汤森路透做出逐渐剥离金融信息业务的战略选择的同时，彭博社也进行了战略调整，以面对接连出现营收和市场占有率下滑的问题。中国本土金融信息服务市场也出现了停滞期，一段时间内一些企业也有营收下滑的问题。

中国方略：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演化   

保证国家金融信息主权是实务界与理论界亟需关注的重要论题。面对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所处的被动态势，我国需要强化话语权意识，构建立足本土的金融知识理论体系，增加多边金融机构投票权，主动设置金融议题，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争夺国际金融定价权等。^[14]

就其根本意义而言，一方面，国家需要提供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来支持相关机构和企业大力发展，亟需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信息服务头部企业，促进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更好发展。特别是国家相关部门要意识到这并非完全是企业自由竞争的问题，而是涉及国家金融信息安全与金融话语权的重要环节。欧美国家金融信息服务行业不仅领先在具体的业务上，还利用其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主要贸易交易币种使用频次、金融规制标准与社交网络、金融普世语言使用等方面的优势。这些问题仅靠企业和市场自身进行突破，对于后发的中国企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也需要培育健康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发挥技术创新带动的演化势能。从一般市场发展规律来看，颠覆性创新很有可能成为新的“破局点”。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进入金融业的运用场景之中，金融行业发生着重要变化。作为后发型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彭博的发展路径颇具研究意义。正是因为了解和注重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注重跨界思维和运营，彭博一出手便赢得了先机。同时彭博社也高度关注和投资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而一些新兴的以人工智能为驱动的金融平台如Sentieo等，也被认为是可能取代彭博终端的挑战者。

随着新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应该有意识关注自身的金融信息安全，构建自身的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结构。作为世界市场开放互通的支持者，中国应当担起推动行业技术与标准创新的责任，助力中国乃至全球企业在更为均衡的自由市场中参与竞争。从区域金融信息网络着手，打造区域金融信息服务的朋友圈，打破以欧美垄断资本和中心国家设定的圈层结构，再逐步向外扩展，推动更为平衡的世界金融信息新秩序。这既是促进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发展、保障金融信息安全、提升中国金融话语权的必经之路，也体现了我国打破不均衡金融信息传播秩序的历史担当。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