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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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烈业绩看新华社的红色基因

邓涛 来源: 2021.10.26 10:50:18


 

中国共产党创办和领导的新闻舆论机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镇——新华社的历史乃一部战斗的历史,血与火写就的光辉历史。

新华社的历史与中国的红色政权一样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惟一的国家通讯社——新华通讯社是中国共产党创办、领导的新闻机构,担负着代表国家发布新闻的职责,是中国权威的“消息总汇”。[1]素有“国家一支笔”美誉的新华社是我们党在艰苦卓绝的红色苏区荜路蓝缕创办的重要宣传舆论机构,始终坚持党指引的方向、党性原则和政治家办社,与党和人民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九十载与人民同心砥砺奋进,与时代同行铸就辉煌。

195512月,毛泽东主席指示新华社:要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在致新华社建社85周年的贺信中说:“新华社是我们党创办和领导的新闻舆论机构,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镇。”

常言道“树高千尺有根,水流万里有源”。回顾新华社的创建史,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不能不提:第一,193111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为满足宣传上的需要,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 “红中社”)同日宣告成立,并以C.S.RChinese Soviet Radio“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呼号播发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117日晚上,使用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的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公秉藩的100瓦指挥电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无线电台向全世界播发了震撼人心的特大新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于193111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节于江西正式成立了。”第二,19371月,红中社随中共中央机关迁驻延安,中央决定将其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博古(秦邦宪)任新华社社长。[2]

150余位新华人为党的新闻事业献出生命

90年来,先后有150多位新华人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英勇捐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50余位红色记者乃新华人的楷模,在中国新闻史上铸就了不朽的丰碑。他们集中体现了不怕困难和牺牲的斗争精神,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真理的崇高理想,勿忘人民的深厚情怀,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和开拓创新的永恒追求。不怕牺牲、对党忠诚、坚持真理、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这24个字就是新华社的红色基因。

 “不惜牺牲一切”的斗争精神

新华人即是革命战争的报道员,亦为冲锋在前的战斗员。新华社烈士的光荣业绩和献身精神系一部永载史册、用生命与鲜血铸成的史诗,当为新华人永远的指路明灯。

19391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何云在太行山区创办了《新华日报》(华北版)。19425月,日军大扫荡时,为了减小目标,时任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的何云带领几位同志转移到辽县东南大羊角村。28日黎明,在大羊角附近的山坡上隐蔽时,被搜山的敌人发现。何云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8岁。从1942525日始至62日,40多名新闻战士在日军“扫荡”中英勇牺牲,年龄最小的魏文天是《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勤务员,牺牲时只有13岁;年龄最大的炊事员牟忠衡,牺牲时50岁;青年诗人高咏,年仅22岁;报社二队队长、负责出版印刷的董自托,32岁;30岁的经理部秘书主任黄君珏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抱着“宁死不当俘虏”的决心,纵身跳下万丈悬崖,与出生仅3个多月的儿子永别;和黄君珏一起藏身山洞的两名女同事被凶残的日军用刺刀挑杀,其中包括16岁的译电员王健。40多位新华英烈用鲜血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3]当时《新华日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陈克寒带着10名记者向太行山以南突围并随军采访,一路冲了出去。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红中社早期负责人瞿秋白是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的。1934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兼任红中社社长,主编《红色中华》报。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首府),他每天都要为红中社写稿审稿,忙到深夜;其文党性原则强,通俗易懂,既有针对性又有指导性。《红色中华》报不定时增出党的生活版、苏维埃建设版、文艺综合版等,丰富了报道内容。发行量最多时逾四万份。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的《红色中华》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交流红区各地工作经验,鼓舞苏区人民斗志方面,起到积极作用。193410月中央苏区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因病留在苏区。19351月,形势越来越危急,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中央分局决定突围。瞿秋白和其他同志一起,坚持编完最后一期《红色中华》报,才向福建方向转移。是年224日瞿秋白一行行至长汀县濯田区露潭小迳村时,遭遇地方反动武装,不幸被俘,因叛徒出卖而暴露了身份。[4]敌人采取各种手段对瞿秋白威胁利诱以劝降,都被他严词拒绝,蒋介石遂下令枪决。618日,身穿中式对襟衫、抵膝布短裤,脚穿一双黑线袜和黑布鞋,面带微笑的瞿秋白用俄语一路高唱《国际歌》、《红军歌》,在长汀罗汉岭的一处草坪前盘腿席地而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令英勇就义,生命定格在了短暂的36岁。毛泽东说:“(瞿秋白)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回望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从茅屋通讯社、窑洞通讯社到马背通讯社——新华社牺牲了139位同志。全球传播史之维度回首,没有一家媒体似新华烈士这般前仆后继,在艰苦创业、充满艰险中献出过如此之多宝贵的生命!

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

“树之茂盛靠根深,人之忠诚靠铸魂。”信仰、信念、信心——温暖而坚定的力量,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只要拥有它们,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9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新华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忘我奋斗,矢志不渝。

新华社担负着“喉舌”“耳目”的神圣职责,屡经坎坷饱受考验。“新华英烈第一人”——《红色中华》报首任主笔周以栗1924年入党,是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之一,他曾协助毛泽东同志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31年,《红色中华》报创刊时,毛泽东亲自点将,周以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为首任主笔兼红中社负责人。红中社创办初期,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每天都到编辑部来看消息,并过问有关工作。王观澜回忆:“毛泽东同志从开始就很关心红色中华社的工作,他很信任周以栗,通过周以栗来领导报社工作。”《红色中华》最初的报头,是周以栗写的。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红中社将抄收到的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文,以及中央社发的其他消息,编印成参考材料分发。此乃新华社历史上最早的《参考消息》。《红色中华》报头几期,栏目丰富多彩,内容生动活泼。国内许多地方都能收到红中社发出的新闻,扩大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影响。193411月的一天夜里,周以栗遭敌人包围被残杀于血泊中,牺牲时年仅37岁。[5]

新华社苏中分社女记者叶邦瑾,是刘胡兰式的女英雄。她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江苏如皋坚持进行抗日斗争活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组织调20岁的叶邦瑾到新华社苏中分社一支社当战地记者。当时柴湾西部的复兴乡三联村反动势力猖獗,土改工作不能开展,上半年的征粮任务拖到下半年仍没有完成。叶邦瑾和胡义昌、杨忠志组成“西挺组”,进驻三联村,她善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工作有魄力,圆满完成了征粮、土改等工作。国民党反动派制订了抓捕叶邦瑾的计划。194689日傍晚,叶邦瑾、胡义昌正在开群众会,被叛徒告密,敌自卫队分三路扑来。叶邦瑾沉着地组织群众安全撤离,自己和陈文龙被四面包围过来的敌人逮捕,敌人对她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最后极其残忍地杀害了她

归侨记者仓夷烈士是福建福清人,“七七事变”后,仓夷怀着一颗爱国心从新加坡回国参加抗战。1939年春赴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救国报》任记者,次年冬在该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初,仓夷调至晋察冀日报社、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编辑《实话报》。他满怀革命激情写成四万字的报告文学《纪念连》,邓拓审定后全文发表,轰动晋察冀边区。“边区优秀的人民记者”——仓夷以笔做刀枪,揭露批判敌人的残暴罪行;歌颂抗日军民的光辉业绩。[6]19461月,他被调往北平任新华社北平分社、北平《解放》报记者,8月奉派调查“安平事件”时,因误乘国民党的飞机,在大同郊外被反动特务暗杀。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华社总编辑的范长江说: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着真理的火炬,在夹攻中奋斗,特别是在时局艰难的时候,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他强调指出:要为真理而奋斗,没有献身真理的精神,没有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和毅力是办不到的。[7]

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博古曾两度担任新华社社长。第一次是19371月,博古任新华社社长,直至3月廖承志主持新华社工作。第二次是194111月向仲华调离新华社,《解放日报》社长博古兼任新华社社长,至194648日因飞机失事,博古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他是新中国成立前任职时间最长的新华社社长。博古对新华社的具体领导,主要集中在他第二次担任新华社社长期间。这一时期,在博古和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社长吴文焘的领导下,新华社在业务建设方面取得不少突破性的进展,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进行整顿与指导,促使各根据地分社建设走上健全发展轨道。第二,统一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字新闻广播,创立新华社英文广播,加强对外宣传报道,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恢复播音。第三,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初步形成了遍布各解放区的新闻通讯网,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发布。[8]第四,一些主要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能够基本上全部抄收完毕,新华社的通信技术得到显著发展。第五,要求新闻工作者深入群众以抓作风改文风,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带出了一支新型的新闻队伍。博古经常告诫同志们:办报、办通讯社,要随时准确地了解时局的动向。他多次强调,干部不但要精通业务,而且要加强在政治上的进步和修养。博古始终将党的新闻事业视为党的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将新闻事业看成“全党的大事”。在博古的严格要求下,一支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在延安的窑洞里迅速成长起来,这支生力军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1947324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沉痛地播发了一条消息:“华中新华社特派记者,阿英的公子钱毅,最近不幸为敌人所掳英勇牺牲。今年二十三虚岁,中共正式党员。”爱好文艺与戏剧的钱毅烈士是文学家钱杏邨的长子。194732日,他作为新华社盐阜分社特派记者在苏北淮安县石塘区采访时被俘。当天下午敌团长出马,摆出各种刑具恐吓、威胁钱毅,要他“自新”,“宁可枪毙,决不‘自新’”。钱毅坚定地回答。几天后他惨遭敌人杀害。陈毅深沉而悲痛地对钱杏邨说:“钱毅死得很可惜,你要好好地收集钱毅的遗文替他编本集子,好好纪念他。”新四军四师政委邓子恢无限惋惜地说:“像钱毅这样的大众化的人才,华中只有几个,死得太可惜! ”新四军六师师长黄克诚为钱毅挥笔题词:“威武不能屈,临难不苟免,是真正的人民英雄。”

勿忘人民的深厚情怀

曾有一家地市报的记者问穆青:“记者怎样才能尽快成才?”穆青答曰,记者不能整天想着成才。成才是没有捷径的,亦无什么秘诀可言。穆青为这位记者题写了“勿忘人民”四个大字,勉励他把根牢牢扎在人民群众之中。19824月出任新华社社长、199112月卸任的穆青常言:要对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把人民的疾苦、人民的欢乐、人民的要求放在心上,满腔热情深入到群众中去,主动关心人民冷暖。[9]“写一个、活一个、响一个”是人们对穆青人物通讯的普遍评价。他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自己对人民用情至深。“勿忘人民”对于新闻舆论工作来说,既是一种方法论,又涉及世界观问题。大量好新闻正是来自人民之中,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永远来自“第一现场”与“即景”。新闻实践中一个关键基点就是“勿忘人民”,即想着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心系人民、讴歌人民,发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勤奋工作、甘于奉献,做作风优良的新闻工作者。194797日,在鲁西南沙土集歼灭蒋介石军队整编第57师战斗中牺牲的新华社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记者宋大可,就是一位作风踏实朴素、尊重部队干部战士、深入连队博得指战员爱戴的前线记者。部队需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把自己的铅笔、木刻刀、照相机等所有的文化利器,统统都用来为部队和士兵服务,出色地完成军事宣传的任务。每次战斗,宋大可都深入到最前线采访。他说:“不到前沿,我怎么能拍到实战的照片呢?”[10]这句话不禁让人忆起世界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名言,“如果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战士们把宋大可称为“宋大哥”,并以“叫宋大哥登登报”为莫大的光荣。24岁的宋大可血染沙场后,新华社总社在唁电中这样评价他:“堪称毛主席的学生,我们新闻工作者的模范。”[11]毛泽东新闻思想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向群众学习”。

新华英烈中,扎根群众的典型比比皆是。1949414日上午,新华社第20兵团分社34岁的萧逸记者随我军敌工干事到前沿阵地采访,在喊话劝敌投降时突遭敌人冷枪射击,不幸头部中弹光荣牺牲。他留下的遗物中,有一本本的采访日记和一份份的写作计划,还有没有写完的数万字的小说草稿。是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萧逸随军入城,他拜见了岳父母茅盾夫妇,汇报自己这几年的生活特别是工作情况,谈及自己正在构思创作长篇小说,想留下来有一段完整的时间搞创作。茅盾劝导自己的女婿“把写小说的事情放一放,先参加完战争的全过程为好”。萧逸接受了岳父的建议,奔赴前线。在新华社的史料库中有这么一段文字:“萧逸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在前线采访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深受战士们欢迎;他作风深入,经常冒着枪林弹雨深入火线采访,取得第一手材料。他的文笔朴实无华,读来实实在在,亲切感人。”他牺牲后,18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让大家把烈士安葬好,化悲痛为力量。[12]

共产党靠实事求是吃饭

“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这样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习近平总书记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归纳一下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周恩来的新闻观点之一条。[13]1927年入党、1942年底在鲁中反“扫荡”斗争中壮烈牺牲的李竹如就是一位说真话与做实事的杰出新华人。“马列传天下,世界要大同”是他的初心和志向!大学时期,李竹如任南京中央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1932年春,他到济南第一乡村师范和山东省立平原第五乡村师范播撒革命火种。1935年起,他先后创办了《新亚日报》(济南)和《文化报》(上海),奋力宣传抗日救亡运动。193851日,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报》在山西屯留县寺底村创刊,他任社长,努力使报纸办得大众化,为抗日宣传发挥作用。1939年,李竹如随八路军第一纵队进入山东,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两年后兼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他作报告写文章从不找别人代劳,不论白天黑夜,不吃饭也要写,而且一字一句一个标点一丝不苟。从193911月至19415月,他先后在《大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12篇,8万多字。他说,一张报纸胜过一发炮弹。抗战中的新闻记者不应仅仅是一个宣传家、鼓动家与社会教育家,并且应成为一个组织者、督促者与指导者。[14]

广大基层通讯员参与新闻工作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重要特色。列宁一直强调,要通过报刊了解基层的情况和情绪,要求报刊了解读者,依靠广大通讯员办报。[15]新华社烈士戴烨(1917-19431938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在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9月学习结业后,他被分配到新华社晋察冀分社、《晋察冀日报》当记者,后任采访科长。他极其重视通讯员工作,经常利用休息时间,一份份地修改通讯员来稿。为了帮助通讯员提高文化素质特别是新闻采写水平,戴烨创办了油印刊物——《通讯往来》,深受读者欢迎。钱毅烈士20岁时入《盐阜大众报》任编辑,期间热心帮助辅导通讯员,一大批通讯员成长为出色的新闻记者、作家等。对待工农通讯员的来稿,他从不以“不用”两字一退了之,总是情如亲人地娓娓传艺。1945年、1946年间由钱毅撰写的近10万字的《怎样写》一书在淮城出版,该书集中反映了他多年来的新闻实践经验及学习心得,此前对通讯员的“单兵教练”得以升级至“集团传授”,著作深入浅出,条理清晰且论述深刻富有启迪性,对抗日根据地的“工农通讯运动”与新闻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16]

开拓创新的永恒追求

开拓创新是国家和民族进步的灵魂,亦为随着党的事业发展而发展、随着新中国的壮大而壮大的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1955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为首次由曾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亚洲、非洲国家发起和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会议前夕,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411日飞离香港后中途爆炸起火坠入海中,机上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17]公布的遇难人员名单中,包括新华社记者3人,他们是沈建图(40岁)、黄作梅(39岁)和李平(26岁)。经调查证实,这是台湾特务机关针对亚非会议在包机上预先安置定时炸弹,以周恩来为目标制造的一起政治谋杀案。周恩来因应邀访问缅甸,并未搭乘这一专机而幸免于难。生于新加坡的沈建图烈士19448月到新华社工作,任英文广播部编辑,是最早的对外英文广播事业开创者之一。解放战争初期,曾一度参加范长江率领的新华社工作队,随同党中央转战陕北。1951年至1954年,在朝鲜开城,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处处长,用“Wumin”(吴敏)的笔名撰写了60余篇重要新闻和评论。1954年出任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主持该社的对外报道工作。范长江评价说,建图同志“总能自己克制,服从组织意见”,具备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

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的黄作梅烈士,在“七七事变”后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19416月,他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回广东,在东江地区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同年又被派往香港任国际工作组组长。1943年任港九大队国际统战干事、组织干事、政治指导员。1948年伦敦新华社分社成立,黄作梅担任社长。据吴文焘的回忆:“那时,他在伦敦租了间小房子,和另外两位同志在一起,以私人企业名义印发新华社每天的英文广播稿。我觉得他踏实朴素,见解深沉,工作能力强,有忠厚长者风。”“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强调在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作,就要格外注意‘慎独’,时刻不忘党和人民的嘱托。”1949年黄作梅调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后兼任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和中共香港工作小组组长。[18]

北平解放前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的李平,积极参加学生的游行、示威、请愿、罢课等活动及宣传鼓动等工作。他于1949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工作,继而至国际新闻局新闻处、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工作。李平在新华社工作的6年里,除两度赴朝鲜采访报道外,还出色地完成了日内瓦会议、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及英国工党代表团艾德礼等访华的重大外事活动的采访任务。李平牺牲前,是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国际组副组长。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悼念文章中写道:“李平同志是一位有远大前途的年轻有为的记者。谁知道这灿烂的青春之花,竟遭狂风暴雨的袭击而夭折呢?!”[19]

铁肩担道义,热血铸丰碑。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史上,1931117日诞生的新华通讯社,是当今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中央媒体,始终都是我们党新闻舆论工作重镇,作为“喉舌”、作为“耳目”、作为“智库”等的新闻舆论机构,充分发挥了其主力军、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从三两个人、一部半电台的“茅屋-马背通讯社”,发展到今天拥有1万多名员工、32个国内分社和180个驻外分社的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的铿锵步伐浸透了150多位新华英烈的鲜血,“经历过生死考验,付出过惨烈牺牲,但始终奋斗不止。”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盼诸烈士的风骨、气节、胆魄魂归!须把新闻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通讯社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接过先辈们传下的接力棒,学习烈士践初心。不怕牺牲、对党忠诚、坚持真理、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新华人的灵魂与根脉,是激励新时代的国社继续前进、早日建成国际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讯社,不负党中央重托、不负人民期待的强大精神力量。红色历史川流不息,革命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将代代相传。

(编辑  季节)

 



* 邓涛,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1] 冯健.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346.

[2] 新华通讯社史编写组.新华通讯社史:第1.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506113508.

[3] 赵东辉.中国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新华每日电讯,2020-11-06.

[4] 王铁仙 刘福勤.瞿秋白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18-419.

[5]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华社烈士传.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1-212-13.

[6] 肖白.忆人民记者仓夷烈士.新闻研究资料,19871.

[7] 丁淦林 商娜红.聚焦与扫描: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313-314.

[8] 陈挥 秦红.秦邦宪研究:秦邦宪诞辰11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416-419.

[9] 丁淦林 商娜红.聚焦与扫描: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363.

[10]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华社烈士传.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299301.

[11]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华社烈士传.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302-303.

[12]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华社烈士传.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359361.

[13] 丁淦林 商娜红.聚焦与扫描: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210.

[14]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华社烈士传.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103114-115119121.

[15] 陈力丹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89.

[16]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华社烈士传.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271-272274-275.

[17] 龙新民.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事件辞典.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277.

[18] 王旭 黄作梅:为新中国外交和新闻事业死而无憾.新华社客户端,2021-06-02.

[19]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华社烈士传.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41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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