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面对国际国内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做出的战略选择。其中，国际循环是否通畅高效，直接影响着中国今后发展速度、质量的国际竞争力，也将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重要影响力量。
回望四十年：大规模外循环的必然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年均9.7%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了40年，改革与开放是中国增长表现优异的两个关键驱动因素。其中，构建大口径外循环、较大规模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中国发展进入新时期，国情主要方面与40年前相比发生根本变化，外循环的作用和地位都相对回落。
改革开放初期：要素结构失衡及大口径外循环重要性
对外开放初始，我国要素禀赋极度失衡，几种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1980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22.4%，而资金和技术极为短缺。见图1。如此失衡的要素禀赋，无法将较多劳动力吸纳到现代经济部门，潜在巨量内需无法实现，高比例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隐性失业，收入极低。
图1 1980 年我国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比重
那个时期，我们不断扩大开放规模。图2是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及占GDP的比重（对外贸易依存度）。在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特别能够利用我们劳动密集的优势，因此发展最快，比重很高。
图 2 1980-2008 年我国外贸依存度
注：图中的贸易指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在这个阶段，大口径外循环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就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1.外循环吸纳就业能力强
我国出口产业集中在劳动密集的产品和加工环节，吸纳就业能力明显强于面向国内的产业。在外循环比重最高的2006年，百万元工业增加值的就业密度（就业人数/百万元增加值）工业全行业平均为6.73%，其中部分产业高得多，如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21.52%）、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18.29%）等，见图3。扩大出口能够更高比例地扩大就业，在当时，同等规模的内需不可能吸纳如此多的劳动力。
图3 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劳动力
2.外循环进口能源资源
出口得到的外汇能够进口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支撑国内产业发展。例如石油、大豆、铁矿石等进口持续增加。下图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级产品进口额的增长及比重变化（见图4）。
图 4 初级产品进口额及比重
注：柱状图表示进口额，折线图表示占比。
数据来源：国际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
3.外循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多年来，机电产品进口占我国进口商品的比重约为一半，主要是成套设备、关键单机和先进仪器仪表等，持续提升我国产业装备水平。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比重也持续增长，其中包括投资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三部分，对我国技术装备水平、最终产品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有重要贡献。
总之，由于改革开放初期要素禀赋的严重失衡状况，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内，高比例的外循环是中国持续较快发展的必然选项和突出特点
要素禀赋改变及外循环比重下降
经过40年发展，我国要素禀赋持续改变，外循环的地位由升转降，内循环地位持续提升。
2018年，我国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降至20%，而投资能力持续快速增长。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经高达26%，研发投入紧跟其后达到21.2%，两者的比重都超过了劳动力。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我国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都有所回落（见图5）。最近10年，对外贸易、加工贸易和吸收外资的比重和地位都明显下降。
图5 2018年中国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比重
资料来源：江小涓：《中国对外开放七十年》，人民出版社，2018 年。
国际比较视角：变化符合规律
一个国家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不仅受本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经济规模的影响，大国国内可以有较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内部循环余地大。小国则往往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人口大国之间在市场规模、消费结构和产业体系等方面有相似性，可比性较强。
过去40年，经济全球化较快推进，各国外贸依存度都有明显提高。比较图6（a、b、c），各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这些国家的平均依存度从1980年的28.2%，提高到2006年的46.9%，后略有回落，2019年为42.6%。总体看，对外贸易的地位显著提升，外循环的作用显著加强。中国贸易依存度在大国中排名由低至高再到中等水平。198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地位较低，在所有大国排名最后。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了64.48%，在所有大国中仅次于菲律宾，排名第二位。此后，外循环的地位又有明显下降，到2019年排名居中偏后，比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低近了7个百分点。总体看，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符合大国的一般规律：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依存度较低，在快速发展中排名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后排名也开始降中趋稳。
图6 1980、2006、2019年人口1亿以上大国外贸依存度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
国内市场规模和产业水平：国内循环为主的重要基础
从市场规模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逐年增加，由2000年的3.8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40.8万亿元。2019年，美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2375.57亿美元，按汇率计算，中国消费规模进一步接近美国，相差约2700亿美元。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出现下降，202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9.20万亿元，较2019年的40.8万亿元同比下降3.93%。虽然近年来，伴随着消费需求、消费渠道、消费方式的转变以及电商红利期的退潮，我国零售额迅猛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零售额增速放缓是明显趋势，但相对其他产业，社会消费品依然是重要的经济增长贡献来源（见图7）。
从产业体系看，我国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目前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中国的产量占居全球第一。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所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从科技发展看，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为121.81万件，比2018年增长了12.39万件。一些技术已经从过去的“跟跑”到“并跑”甚至向“领跑”迈进，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轨道交通设备、通信设备等产业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上面分析表明，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我国国情发生了显著变化，外循环的比重和地位也经历了显著变化，重要性有所降低。
图7 2000-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展望新时期：以高水平外循环打造中国与世界新纽带
面向未来，我国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顺利实现向新发展格局的转变，需要在更高水平上推进外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打造新纽带的重要性紧迫性
从全球范围看，在传统国际价值链分工有所停顿与减速的同时，更高技术支撑下的产品与服务国际分工快速推进，推动新一轮全球化蓬勃发展。
首先，近些年新设计或迭代升级的新产品，从一开始就立足多国共研共制。这是由于技术升级速度加快，技术系统复杂性增加，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费用上升，而产品生命周期却在不断缩短，迭代速度加快。因此，任何企业独自创新和生产难度加大。全球分工与合作，加快创新速度，提高制造过程的劳动生产率。
第二，服务全球产业链加速延伸。在网络与数字时代，服务的基本性质发生改变。一是规模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特别是可复制的文化类、信息类服务更是如此。二是范围经济极为显著。一个巨型平台形成后，可以销售多种产品和服务，并且以品牌优势不断拓展新的产品和服务。对消费者来说，登录一个平台就会应有尽有，对企业来说能最大化地利用平台资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第三，数字技术推动形成全球创新链。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提供了合作创新的新方式。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将相距遥远的专家联系在一起，并用数字化方式实时共享研发进程。数字技术崛起，促进产业深度融合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采用大数据方法追踪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技集群，研究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研究发现，全球创新网络的分工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容纳更多经济体。
在上述趋势中，我们必须不断提升参与全球化的高度和深度，才可能更多获得高水平全球分工的益处，提升自身竞争力。
打造新纽带的有利条件
1.全球产业链参与度位居前列
参与新一轮高水平全球化进程，我们比以往有更多的有利条件。经过多年开放式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超过了我们在全球GDP中的地位，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排名第一。与任何国家相比，我国产业搭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份额最大，在全球产业链中已经有重要位势。因此，推动全球产业链发展和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是与我们自身发展直接相关的重大利益。
2.在全球创新链中地位显著上升
全球创新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企业研发的国际化形成的。跨国公司是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载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调研显示，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上世纪最后10年，在全球创新网络中，中国的贡献大约只有1%的专利，而在2015-2017年期间，中国贡献了大约15%的专利（见图8）。中国的一些城市更是成为了全球创新合作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在ICT产业全球十大创新网络中，北京、上海都已经处于其中（见图9）。
图8 全球创新网络中专利的国家分布及变化情况
图9 全球创新网络中中国的位势：北京上海进入前
10（ICT 产业）
3.拥有一批数字制造先进企业
我们还有一批参与高水平国际竞争的优秀企业。近些年，我国形成一批在国内外都堪称行业标杆的先进数字制造企业。从2018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合作评选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灯塔工厂”，这些工厂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各个行业，通过全面应用数字技术，优化业务流程，改变了生产部门员工的工作方式和技术利用方式，实现了运营系统的创新。迄今共有五批企业上榜，其中中国上榜企业最多，达到16家，占比29.63%。这充分表明了40年来我国企业的发展与进步，展示了以我国企业为引领组建或推动全球数字化产业链创新链的乐观前景。
以新纽带促进高质量发展
1.吸引高水平外资流入
从图10可以看到，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各类技术活动中的贡献水平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吸引外资带来了较多的技术资源，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带动我国技术向更高水平创新阶段迈进的重要力量。现在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主要是可以获得随资金流入的各种竞争要素，如技术、全球网络、经营理念、研发能力等。
图10 2016-2018年外商投资企业对全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产品工艺创新贡献度
注：外商投资企业各项数据包含港澳台投资企业数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7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年鉴》、《2019中国统计年鉴》
2.集成全球先进技术
技术出口大国往往也是技术进口大国，只有双向高度参与全球创新链，才能为自已带来最强的技术能力。图11是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ICT专利进出口的情况，可以看到，美国这样的技术强国却大量引进技术，这并不难理解。在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产业中，产品各部分都需要达到相应的高水平，如果是大型复杂产品系统，整机企业、关键设备企业、零部件供应商等产业链中的各部分，技术水平和产业特性需要同步迭代和平行发展。愈是最高水平的产品，愈是需要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技术能力，因此这类产品全球技术网络密集。
图11 中国印度美国ICT专利的进口与出口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
3、进口短缺自然资源
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等自然禀赋无法改变，随着经济体量加大，这些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2006年开始，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就超过60%，目前已经高达近80%。表明国内石油供给量与我们庞大经济体量对石油的需求相比明显不足，要依靠国际循环补充缺口。
4.增加对外投资
与我国其他资源相比，资本已经是相对充裕要素。面对土地、淡水、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源的日益稀缺，面对日益提高的劳动力成本，相当部分的资金继续在本土配置，会达不到最佳状况，降低资金收益。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开始向外转移，寻求有更高回报的投资地点，这是资本追逐利润的必然结果。这种转移有利于阻止本土投资收益率的持续下降，稳定资本收益。从图12中可以看出，中国作为跨国投资东道国的地位和作为跨国投资输出国的地位，已经出现替换趋势。
图 12 1980-201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实际利用外资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完善推动高水平外循环的制度和政策
开放体制要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
要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坚持各类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提高法律实施和执法水平。首先要平等看待出口和进口。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两者同等重要。其次要平等看待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先进产品、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出口扩大、当地生产和技术获得等，两者同等重要。第三要平等看待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公平竞争能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内外循环。
加快改革创造更好发展环境
国内基本经济变量失衡和市场扭曲带来的影响超出国界，负面影响被放大，影响高水平外循环的形成和发展。例如当价格不能及时反映某种要素的市场供求和机会成本时，企业就会超量使用，还会大量出口。再如，国内企业可以在国内融资，可以引进外资，还可以到海外投资，如果国内金融业配置资金的效率不能有明显改善，国际投融资行为就会超常发生。还有，海外各大证券市场都在努力成为中国优质企业上市地点，各个交易所都在积极争抢中国的上市资源。如果我们的证券市场不能做到高效透明规范，我们的优质企业就会到海外上市。只有国内加快建设高水平的市场体系，才可能加快形成更高水平的外循环。
深入研究高水平贸易规则的影响
现在，一些新的高标准贸易协定出现，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这些协定全部生效后，将覆盖55%以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推动相关领域新一轮全球化进程。我们继续扩大开放，绕不过这些方面的要求。在开放制度建设中，一方面要着眼于国际经贸体系和贸易投资规则的调整，及早研究这些标准的影响和对策，推进建设与其相衔接的制度体系，认真审视我国各种隐性补贴政策和当地企业保护政策，择机推进更高标准的开放举措。另一方面，要着眼于我们自身优势、特点和需求，推出我们主导的高标准规则体系，在进一步的开放中有匹配度和主动权，并为未来新全球化体系的形成贡献中国力量。
（编揖
尚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