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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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思考

李希光 来源: 2021.04.13 14:48:17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的中国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祖国统一。这需要学界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改写成“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普及性知识,开展国民教育和对外交流,不断用创新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提供可接受的新知识。我们应该通过五个管道开展对内对外宣传:

1.学界与媒体的新闻对话。利用新闻媒体的议题设置功能,普及藏地人文史地知识,通俗地讲解国家的涉藏政策。

2.学界与政府部门的政策对话。把学界的研究成果转换成为现实政策服务的智库报告和政策建议。

3.学界与社会各个领域的知识精英的跨界对话。用一种大家都明白的语言文字把专业性涉藏知识变成普及性读物,形成一种与其他行业知识精英的跨界对话,把其他行业专家学者的知识和专业技能综合到涉藏研究和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上。

4.学界与民众的科普对话。用一种普通人能明白的语言文字,把学界生产的专业性的西藏研究成果和知识变成大中小学的教材、课外读物,或者通过举办各种讲座,普及涉藏知识。

5.学界与国际社会的对话。用我们的科研成果搭建桥梁,形成中国学界与国际社会的对话。与国际社会对话不是指与国际藏学界的对话,而是与国际知识精英、国际新闻界、外国政客、非政府组织、外国普通民众,甚至国际娱乐界的对话。

20世纪初,德国探险家、地理学家威廉·费尔希纳在西藏东部拍摄了探险类纪录片《西藏东部探寻》迄今,意大利、法国、美国、英国、不丹、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在一百多年间拍摄了数目不菲的藏族题材故事片和纪录片。上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拍摄了《昆顿》《西藏谍影》《小活佛》《逃离西藏》等影片,推出了《西藏七年》等书,歪曲事实,恶意攻击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多年来世界各地的书店陈列亚洲图书的书架上,有关西藏的书,基本上都是西方作者或藏独集团分子所著或出版。连友好邻邦巴基斯坦、尼泊尔的书店里,书架上的涉藏图书也看不到中国学者、记者写的西藏图书。我们在关于西藏的知识普及和创新上,在与西藏相关的国际话语建设和与国际社会对话方面,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

今天真实的新闻记录,是明天的历史档案;不真实的新闻记录,是明天的垃圾或野史。好的记者擅于运用人文史地知识作为新闻报道的背景、语境,并用通俗的语言向非专业人士传播人文史地知识。比如,政府和社会要有相关的知识储备,否则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就会感到猝不及防,不知道应该向记者说什么、怎么说,媒体和记者更是困惑,不知道在新闻报道中放进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和在什么样的语境中叙事。

在西藏和新疆面临西方和印度的不断挑衅并操控国际舆论的严峻关头,我国的藏学界和史学界需要花时间为图书和电影市场写一些有针对性的普及性读物,而不是只面对专业小圈子的“精英主义”写作,即面对所谓的专业核心期刊,大量使用小圈子里的专业术语进行写作。某位著名导演曾说:美国人拍了《西藏七年》和《达赖传》,其中关于解放后的情况完全是污蔑和丑化,可是在世界上放映得很广泛。我们如果没有东西拿出去,他们会永远认为西藏就是那样悲惨的状况。”

在今天的国际语境中,中央提出“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这不仅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历史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现实问题。

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中国化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而是始于西夏时期。早在元朝藏地并入中国版图之前,藏传佛教的中国化就已经开始。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还体现在元明清三朝皇帝对藏传佛教教主的册封和给予的宗教上的名号。

从现实看,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是为反分裂,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的。从反分裂角度看,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点就是去印度化问题。现在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藏传佛教的源头在印度,印度文明是藏传佛教的“母亲”,西藏是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中间地带。达赖集团甚至依据所谓藏传佛教与印度文明不可分割的传承关系,公然宣称“西藏是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国”。达赖集团鼓吹藏传佛教与印度的亲密关系的隐含议程,更多的是出于现实政治考虑,为未来的达赖喇嘛在印度转世的合法性做虚幻的知识普及。

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受汉地、巴基斯坦、尼泊尔、西域诸国影响,后弘期的上路弘法是由孟加拉国人阿底峡到西藏阿里再兴佛法。从今天的地理版图看,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直接来自属于今天的印度版图的佛教很少。我们要基于历史与现实,认识真实的印度文化和其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印度”是个地理概念,印度的历史就是一次次被异族征服的历史印度人自己建立的统一国家分别是公元前4世纪-2世纪的孔雀帝国和公元4世纪-6世纪的笈多王朝。笈多王朝时期大乘佛教盛行,印度教兴起,普遍信仰毗湿奴、湿婆和梵天三大主神,笈多诸王虽然信奉印度教,但仍修建了大乘佛教的学术中心那烂陀寺。公元8世纪,来自阿拉伯和中亚的伊斯兰世界开始了对印度长达1000多年的征服历史。19世纪初,英国征服印度,开始了对南亚诸国长达一百多年的西方殖民统治。今天的印度更不是一个佛教国家。如果不考虑印度占领的喜马拉雅山的藏地(拉达克、锡金、藏南)及流亡藏人的佛教信徒,印度大部分邦的佛教信徒还不到当地人口的千分之一。印度人口普查机构的官方网站也称,印度的佛教信徒人口统计是“微不足道

关于跨喜马拉雅文化交流,我们应该关注那条始于巴基斯坦西北山区的莲花生大师的家乡斯瓦特(乌仗那),经巴基斯坦北部山区的印度河上游,经拉达克到阿里的路线及其对藏传佛教的影响。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受汉地、尼泊尔、西域诸国、今巴基斯坦影响,后弘期的上路弘法是由孟加拉国人阿底峡到阿里再兴佛法。从今天的地理版图看,直接来自实际属于今天印度共和国版图的佛教很少。我们不应该用模糊的古印度埋没汉传和藏传佛教与今天的巴基斯坦、中亚国家、阿富汗、尼泊尔、孟加拉、缅甸的历史联系;更不能因为一个模糊的古印度地理概念,不敢书写中国的藏传佛教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一千多年来的实质性的文化交往与互鉴,而把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写成中国与印度的交往。

巴基斯坦历史学和考古学之父用他的大半生,以印度河文明为主线书写巴基斯坦五千年历史。我们不能因为古代没有巴基斯坦这个地名,而否认巴基斯坦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应该尊重巴基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拉达克、尼泊尔、锡金、不丹、藏南和缅甸的学者不以印度为中心来书写自己国家的古代史。

要扩大喜马拉雅山对话的地理范围,从喜马拉雅山的西北角兴都库什山、喀喇昆仑山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占拉达克,延续到中喜马拉雅山的尼泊尔和东喜马拉雅山的锡金、不丹、印占我藏南地区、缅甸等地,开展跨山跨界的研究与对话。特别是要与巴基斯坦的北部山区(如斯瓦特、吉尔吉特-巴尔提斯坦)、印控拉达克、印占锡金、印控不丹、中尼边境上的尼泊尔藏人区(如木斯塘、多尔波)、印占藏南的达旺等地的藏人开展研究和对话。让我们的研究跟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和精英形成一种跨山、跨界、跨河、跨民族和跨文明的对话。

我们需要从历史地理上对藏传佛教的源头做一个完整的资料收集分析和判断。通过精细考察,从模糊的古印度这个地理概念跳出来,找到藏传佛教源头准确的地理位置和传播路线。

关于古印度的佛教从何处传向包括汉地和藏地在内的东方这个问题,公元5世纪初的法显和公元7世纪初的玄奘分别在《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得很清楚。法显在公元5世纪初,玄奘在公元7世纪初,翻过大雪山,走进了兴都库什山的腹地,那是印度河上游地区。他们在印度河上游地区走到了一个叫做 “达丽罗”(法显称其为“陀历”)的地方。根据法显的《佛国记》推断,法显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鄯善、焉耆、于阗,经子合国(莎车),走进喀喇昆仑山口,经羌塘高原的拉达克,来到喀喇昆仑山腹地一个名叫陀历的小国。陀历是乌仗那国的旧都。法显自此渡河便到乌苌国,乌苌国正是北天竺。法显在达丽罗停留礼佛,从这个地方过了印度河,才到北印度的本部法显是顺流沿着印度河东南行去的乌仗那,玄奘是先去乌仗那,然后逆印度河东北行,去钵露罗国(小西藏、拉达克)。虽然玄奘是否真的到过钵露罗有待后人考证,但是他对佛教乃至后来的藏传佛教进入中国的门户记录得十分清晰。玄奘离开了乌仗那,往东北方向,逆印度河而上,来到了达丽罗。玄奘在那里看到了一尊高达百尺的弥勒佛的木雕像。

1980年,哈桑·达尼带领考察队系统地调查了印度河上游地区的古代岩石艺术。达尼教授发现,位于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两座大山之间的印度河谷是古代道路的交汇处,是不同文明的摇篮和十字路口。沿着印度河谷和喀喇昆仑公路,达尼教授在洪扎和达丽罗川山谷所在的撒塞尔之间发现了10个遗址,看到了5万多件岩石雕刻和铭文。这些雕刻品是入侵者、商人、朝圣者留下的。铭文是以粟特文、梵文、波斯文、中文和藏文雕刻的。考古学家还发现达丽罗川河谷里古代旅行者聚集的佛教寺院,该寺院被定为法显和玄奘记载的“陀历、“达丽罗”。

加大力度开展藏传佛教与巴基斯坦北部山区的历史地理的研究,需要开展佛教东传到汉地和藏地的门户、路线、重要节点的精细研究。这一点对我们弄清藏传佛教的源头意义重大。除了公认的敦煌和河西走廊在吐蕃占领时期以及后来元朝汉藏文化在河西的交融成为今天的藏传佛教的源头之一,我们还有必要看一下更古的时候,也就是莲花生大师时代的巴基斯坦北部山区,特别是斯瓦特(乌仗那)在公元8世纪的前后与汉地和藏地的联系,与巴基斯坦考古学家在莲花生大师的家乡斯瓦特山谷开展深层的古代佛教文化的合作研究。

1956年,意大利藏学家图齐(也被很多藏学界人士尊为“藏学之父”)与斯瓦特的瓦里(国王)达成考古协议,图齐领导的意大利考古队获得了斯瓦特的独家考古权,意大利有权把发掘的一半文物收藏在罗马和都灵的博物馆里。后来意大利政府又出资兴建了斯瓦特博物馆,斯瓦特国王把自己家里收藏的几千件文物也捐给了博物馆。现在有两支考古队在斯瓦特从事发掘工作。一支是图齐教授上世纪50年代创建的意大利斯瓦特考古队,另一支是开伯尔-普什图省考古局局长萨玛德博士领导的巴基斯坦发掘队。2021年新年前后,罗马和都灵两家博物馆馆长给笔者写了3封信,希望中国学界能与意大利学界合作,延续图齐当年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山区斯瓦特开创的考古事业。特别希望建立中国、意大利和巴基斯坦三国联合远征队,寻找莲花生大师的踪迹和他出生的莲花池。这对中国考古学界、汉传佛教研究者,特别是藏传佛教研究者,都是百年未有的知识发掘、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的机遇。

美国和西方社会在所谓西藏问题上貌似持两种观点——东方主义、香格里拉神话。按照赛伊德的理论,东方主义就是把亚洲或东方国家描写成一种封闭、黑暗、落后、独裁、残暴和愚昧的社会。野蛮的东方国家需要西方人去开化、西化和现代化。香格里拉神话从另一个极端把西藏说成一个人类的理想王国,因为西藏是封闭的香格里拉王国。香格里拉神话好像是颠覆了17世纪以来欧洲传教士留下来的有关西藏的东方主义游记所描写的黑暗野蛮的西藏。东方主义和香格里拉神话从两个极端暴露了西方媒体和学界在西藏的认知上的虚假和荒谬。东方主义要求用西方化推翻他们眼中的东方国家。而香格里拉神话反对东方国家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例如,香格里拉神话的倡导者反对西藏的改革开放,反对在青藏高原修公路、铁路和电站,更反对向西藏移民。当前,我们需要开动脑筋,用学界生产的新知识和新理论对东方主义和香格里拉神话进行解构,削弱他们对国际涉藏舆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编辑  尚鸣)



* 李希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教授、电子科大跨喜马拉雅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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