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旗村在历届党支部领导下，通过集中土地和村企产业的经营权、确股不确地等项改革，村集体和村民互动互补，形成了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局面，共同创富、共享未来，较之当今大部分村庄行政附属型的基层组织有明显的优势。它揭示了地处非经济发展中心地带、资源资产一般化的村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趋向，带给我们认识乡村振兴的一种新的想象。
战旗村是距离成都市区40多公里的农业村。经过前些年的行政村调整，现有人口4400多人，耕地5440亩，建设用地1374亩。2020年，村集体资产达8120万元，集体经济收入653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2万元。社会资本在地投资超过5亿元。村内农商工文旅多业综合发展，新老村民和谐共处，洋溢着生机勃勃而又和谐安宁的气氛，呈现出现代村镇田园社区景象。
一个处于城乡结合部边缘的穷村，历经半个多甲子，实现了由穷到富、从农业到多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在中国村庄发展中非常罕见。
我们将战旗村的变革称为“村庄主体再造”。[2] 这种再造不是指外部形状的视觉改变，而是外部的改变是其主体性丰富内涵的映像，体现出村庄主体性或主体精神的回归与再造，它不变的是始终以村集体所有制为底线，它变化的是跟上时代发展的制度创新，既非“大锅饭”式平均主义，又杜绝集体资产耗损与流失，让村民与集体共同创富、共享未来。
有权、有能、有为、有位“四有合一”的村庄，是战旗村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特性。“有权”是村庄作为一个主体，对村庄的所有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人文资源、社会资源拥有发展主权；“有能”是对这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决定发展什么、怎么发展、如何分配的能力；“有为”是让这种能力落地实际，解决问题、产生实效；“有位”是指村庄基层组织是被宪法赋予管理“三农”事务的最底层的地域性单元，必须确认它在国家体系中独立存在的法定位置，这是有权有能有为的根基。
村庄是有生命的、兴衰起伏的主体。每个村庄都有其生命基因和生存密码。战旗村自我认知、自主把握了自己村庄的生命基因和生存密码，走上了属于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自主、自立、自强就是战旗村人在村庄发展变迁过程中展示出来的精神风貌。
村庄主体性的塑成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关于农业农村的体制和政策在不断演变。战旗村自1965年独立建村到现在已有56个年头，历经农业学大寨、社队企业、包产到户、农业机械化、二次产业、绿色革命、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等不同时期。当很多村庄被卷入市场经济大潮失去了自我，既失去了传统又跟不上现代甚至每况愈下时，战旗村却因自觉把握村庄发展权，不断提升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的村庄主体性，越战越勇。
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历史变迁的每一个重大事件，战旗村都经受了这些大事件的洗礼，逐渐塑造成为在承继传统的同时拥抱现代和未来的个性。
在国家一穷二白、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战旗村充分发挥人的劳动能力，将全村劳动力包括妇女都按照民兵的准军事化体制组织起来学大寨，大力改田改土，兴修水利，在短短几年内粮食单产达到较高的产量，给战旗村带来了全国乡村民兵工作模范村的声誉。
当时国家号召发展养猪业。战旗大队党支部通过组合式政策提高社员家庭养猪积极性，切实做到“公私并举，私养为主”，集体支持社员共同致富。此举让战旗大队4年后成为西部农村副业兴旺的一面旗帜。
从集体化时期走来的战旗村，对于唯有守护好集体才可能守护好小农户利益，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始终如一的作为。这是村民对村党支部有深厚信任的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战旗村工农并举，抓住机会大办砖厂、豆瓣厂等集体企业，大队统一核算，企业工分划到生产队，提升了村民工分价值，实行了有差异的分配。这些措施让全村较早解决了吃饭问题。全国推行包产到户时，战旗全村500户中只有3户同意，经向上级申请，战旗村比周围村庄延迟了一年才得执行。
上世纪90年代，战旗村集体企业经股份制改造后，因没有按照公司法运营，集体的流动资产大量流失。“绝不能让几十年的努力毁于一旦”，2003年，在村党支部书记李世立带领下，战旗村出资买回个人持有的集体企业股份，重新掌握了集体企业资产经营管理权，之后通过流动资产拍卖收回了400多万资金，不仅稳住了人心，更为土地整治、建立股份合作社等村庄自主改革积蓄了信任资本和启动资金。
在村企转制的同时，村党支部的目光投向了弃耕撂荒的农业。工业能集中，农业怎么办？李世立和村委会主任高德敏先是外出考察学习，回来后开村民大会讨论，告知大家，发展好的村庄都是土地集中、统一规划经营的，我们要发展，也要走这条路。
集中土地的这条路走了近10年。他们先是为交回土地的村民代缴农业税，集中了100亩，继而筹划成立了承接土地流转租赁的合作社，对拿出土地承包权的农户给予“保底租金+50%利润分红”，又集中了500亩。直到村民集中居住后，结合宅基地、农用地的土地权属改变，最终完成了全村范围内所有土地的集中管理。
土地逐步集中期间，全村进行了土地统一规划，推行农田改造、整理宅基地，搭上国家土地综合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建设新小区，引进农业项目、招标出租厂房资产，开展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土地作价入股、村庄自建村民直营本土商市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实现了全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造就了今日的新战旗村。
回望历史，李世立说：“关键在集体对经营权的统一管理。经营权不可再分，不能照搬股份制。所有权体现在经营权上。经营权才是最实在的权，经营不好就什么都没有了。”2003年是战旗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几乎同步开始的产业集中和土地集中，让村集体收回了集体资产和资源的经营权，坐实了所有权，重塑了村集体组织和集体经济，重整了乡村社会的生产关系，开启了村庄再造和农民再组织化的重大转型。
土地是农村最大的资源。战旗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动能，就来自土地的集中利用。战旗村土地集中的方式，不是仅仅将承包地的经营权收归集体，而是彻底地重定各类土地权属、厘清成员资格，将全村的农用地、宅基地按人面积均分，作为每个成员平均持有的土地使用权股份。不久前，他们根据战旗村合村后的新情况，对集体成员股份权的确定方式做了新的调整。成员股份权“生增死减，五年稳定，动态调整”。
这种确股不确地且均分股权的方式，是否与中国历史上“田面权”的含义不谋而合呢？它是否创造出一种虚拟产权，用以平衡农户个体的土地承包权与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之间既分立又统合的矛盾呢？在战旗村的实践中，兼顾了集体和个体利益，各方满意，并为村庄的全面整治带来了创新动力和新的契机。
现在的战旗村，集体经济组织有多种实现形式，而经营管理兵分两处。土地资源对村民的部分，由村集体合作社和联合总社统一经营和管理；对外部企业的部分，集体出租、出让土地和作价入股等各类关联企业，以及集体自建自营的企业，均由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统一管理。
高德敏将这种集体经济组织方式概括为“产权主体（村民委员会代表）+实施主体（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集体合作社）”，将集体经济的运营模式概括为“村党支部领导，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决策，村集体经济组织具体执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全程监督”的四驾马车并驾齐驱。
战旗村全面规划全村的资产资源，进行着眼长期的优化配置。全村资产资源的集中经营和管理，提升了村集体在市场上的谈判地位，增强了与外部主体博弈的能力，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项目落地效率，促进了村庄集体资产和集体收益的增长，维护了所有村民的共同权益。
村民主体性的塑成
战旗村是全体村民的有机集合体。村庄整体的主体性与每个村民个体的主体性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村民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集体对村民的权益和意愿的尊重上，也反映在个体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上。
1.大事共商，民主决策。战旗村有一个长期形成的惯例：重大决策方案先在村两委和村民组负责人的骨干群里征求意见，修订后再经村民代表会议以及村民大会讨论通过。凡直接涉及村民利益的议题，特别是土地集中事项，经过农户、小队、村委之间连续3年来回往复的酝酿讨论才逐步推行，而全村承包地“确股不确地”的规则经村民全体大会多次讨论，直到95%以上村民意见统一才通过执行。这种不同层级、不同群体、正式与非正式方式并存的民主化讨论，形成了村庄内部的公共空间，集体与个体在这个空间里进行利益协调、责任回应，解决问题、达成平衡。尽管有时议而不决，时间拖得较长，但是一旦决定，执行就很顺畅。
2.村民评议，制度监督。很多村庄有村委会没有监事会，议事也形同虚设，而战旗村则建立了“决策机构、监事机构、议事机构”三角平衡的治理结构。决策机构是村党支部领导下的村委会。监事机构和议事机构都是村的常设机构，由农民代表投票选举产生，和村委会换届同步。监事机构负责保障村民行使民主监督权。议事机构要对村庄发展的各类制度规则的制定提出建议和意见。这两个机构每季度至少开一次会，凡遇重大事项须及时开会讨论。
工作程序制度化。战旗村的“宣传动员、征求意见、形成议案、议决公示、组织实施、社会评价”六步工作法，将决策、实施与监督融为一体，培养了村民的民主习惯。村民们对干部说，“我们越是信服你们，就越要提意见”。民主评议的制度已经演变为村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新伦理。而村干部也将村民的民主评议，视为对自己工作的公平性检验、信任度检验；将换届选举的得票情况，视为村民对自己工作满意度的检验。
3.开放学习，情感融合。到战旗村的众多参观者反映，战旗人愿意学习新事物，村民对外来人侃侃而谈，还敢于提不同意见。村集体就是孵化、培养新型农民的学校。
战旗人的这种特质是在开放学习的集体行为中塑成的。2006年，郫县县委宣传部组织“高校+支部+农户”大学生进农家活动，寻找可以接纳成都数百名大学生的村庄。很多村都嫌麻烦不愿接纳，战旗村却认为这是吸收外来信息、激发活力、向社会学习的好机会，将前来的大学生分到村中几百个农户家同吃同住。这一结对活动，让各大高校的优秀学子与战旗村村民结下了深厚情谊。15年来这种结对互动还在继续，它让村民看到了外部的世界，放大了村民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力，也潜在地影响了村民公共意识的逐渐形成。
4.公私兼顾，利益连接。村领导班子认为，每个村民正当的个人利益都值得尊重，并非事事都要集体优先；实现个体利益的同时不违背集体利益，是平衡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原则。如建设小吃一条街的壹里老街项目中，街上的20多户村民在选择自建自营还是交给集体翻修、市场租赁的选择上，与村集体多次商讨，最终大家在满足个人愿望与兼顾美化环境、格调统一的要求上达到了统一。集体与个体互融的整体性意识外化为连续的自觉行动，并不断获得正向激励。这种激励来自战旗村以集体的经营管理权保护全体村民的所有权权益，让每个村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中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村党支部是引领村庄发展的当家人
战旗村的集体和个体的自恰和互融并非自然生长，而是一任接着一任的村党组织、村委会一班人从每件具体事情做起，长期磨合、逐渐养成的。
要让全体村民信服，愿意跟着村集体走，关键在于干部能不能维护全体村民赖以生存土地上的根本利益。好干部并非形式主义地贯彻政策，而是既能发挥政策中正确的部分，又能修正其不切实际的部分，还能填补其空缺的部分。他们对主体性集体的建设和保护，也表明了“有位”才能更好地“有为”。高德敏说：“什么是村集体经济？就是要用经营去实现所有者的权益。”这个所有者，是全体村民。所有者权益，是村庄整体的权益。村庄作为一个整体不仅要涵盖现有的村民和村内所有资源，还要涵盖未来。所以，“土地经营要着眼长远，要给未来持续发展留够空间”。而且“土地经营是方式、是工具。要营利但不能追求营利最大化，共富战旗、和谐战旗才是目标”。
要让村集体成为全体村民意志和需求的整体代表，村干部就要妥善处理内外关系。在村党支部领导下，战旗村对内讲求民主、团结和共识；对外求同存异，在选择中接纳，在改变中结合。对于外部资本要进入战旗村发展的意图，战旗村党支部从来是慎重的。当不具备条件和外部政策环境不利时，他们不冒进，可以释放善意，但不能被资本牵着鼻子走。同时通过提升经营土地资源的能力，提高土地的增值。
战旗村始终将适应与变通放在第一位，从来不是等待上级指令或大局确定之后再行动，而是主动思考，谋定而动，以既不违反国家政策、又能符合本村实际的改革，包容各方诉求，平复各种担忧，让战旗村持续前行。
今天看，战旗村自主决策的每一步在历史上都是站得住的。这说明，在村庄走向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村党组织是真实存在、绝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我们的意见
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拿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线图。战旗村贡献了一个历经56年，持之以恒地以村庄为主体谋生存图发展的实践样本。
战旗村的历史贯穿了集体化时代和改革开放的双层经营时代，今日之战旗村能够形成“发展主心骨”、“能力集合束”、“干群同心圆”的新型村庄主体结构，与“集体兴、村民兴、家庭兴”的成员意识、全村老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充分利用外部发展条件和对政策的深刻理解息息相关。这种意识和能力是集体化时代传承的，是在战旗村当家人、历届党组织带头人身上特别呈现的，他们对土地的坚守、对集体的守护、对独立自主性的保有确实罕见。他们在几十年历史考验中既不脱离大形势，又能够从本村实际出发，判断形势，找准机会，选定突破口，化不利为有利。他们再造村庄主体性的智慧，来自为全体村民谋权益的动力，来自与时俱进、不断成长的学习能力、协商议事能力和对村庄资源整体谋划、整体利用的意识。
在近几十年的农村改革实践中，有很多村庄对集体时代体制全盘否定，村庄的自信心和集体的组织力被贬低，忽略了本应传承下来的好的传统。这是如今大部分村庄失去自主性，变成涣散虚弱的依附性主体的原因之一。
理解战旗村的经验，就要实事求是地理解中国农村集体化的历史，以及之后的改革开放年代农村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将村庄再造视为新时期对村庄集体的一种主体性和机制性再造。战旗村实践的参考意义在于，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既不能靠固守传统，也不能一味地追赶所谓的现代，而要将历史传承与现代文明有机地融合，大力弘扬和发展村庄的整体性和主体性意识，提升决策能力和行动能力的素质。具有这种素质的村庄基层组织，不仅能够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和改善村庄治理为成员带来广泛的福祉提升，还将为村民的自主经营和素质提高开辟广阔的公共空间。
1.有主体性的村庄拥有适应新生产力发展的优势。
乡村新生产力的主体，不只是单个劳动者，也不只是各类农业公司，还有村庄基层组织。这类村庄的基层组织进行生产资料、生产力的组织协调，它集中体现了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今日乡村的生产关系，是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下，主要由经营权的多种配置所决定的交换和分配关系。单个小农户为单位的生产和交换在改革之初曾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当今已难于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进行新的变革。战旗村并不处于经济发展中心地带，资源资产条件很一般。而且它的发展目标并非是大发土地财或GDP翻番，而是不停顿地推进村民和集体共融共富，提升人的素质，积累人的能力。它的生产关系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新时代的一面，新的成分带有现代的民主-集中和集体-个体联合共同体的因素。它能够给人以某种安全与希望之感。它的这种独特价值所揭示的村庄发展内在机制，给乡村振兴的认识提供一种新的想象。
2.再造村庄基层组织，让村庄发展可持续。战旗村与一般村庄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村庄基层组织自主自立自强，受到全体成员的衷心拥护。它的成员是能自由选择职业、岗位、收益（但不可自由选择成员资格）的自主性个体。集体与个体之间有丰富的、多层次的、主动的、充满生动张力的连接，两者交相辉映。
战旗村的实践证明，在仍要以土地为生存依托的农村，村庄基层就应该是不可再进一步分割的载体。这样的组织载体可以连接村中的集体与个体，形成稳中有进的村庄主体性。尤其当村庄主体有能力持续进行在地的基础建设（包括软环境设施），这样的优势就会越发显得突出。战旗村通过土地承包权的调整，实现村庄对资产资源的统一经营，从而搭建共同创富的规模化平台。它不仅筑牢了集体对成员的财产分配和收益分配的底线，同时也让成员个体将其创富的努力更多置于村庄之内，进而壮大了村庄整体的发展价值。战旗村的社会结构正是在这种自身发展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战旗村的实践还说明：村庄建设与村庄治理不可能相互孤立存在。村庄治理的思想、形态、方式，总是在村庄经济、社会、文化的具体事物中反映出来。由村庄基层组织统合乡村建设与治理，加速乡村发展，不仅是村庄治理的需要，更是国家振兴的大局。这样的组织不同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也不同于农村改革以来缺乏自主权的大部分村委会。中国的乡村要振兴，需要千千万万战旗村这样的村庄主体，担当起村庄全面建设与全面治理的重任。
村庄是国家的基底，是国家实现稳定和安全、实现独立自主的微观基础。乡村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资源禀赋有别于城市社区，要求村庄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村庄整体性也是其主体性的物质基础。只有将尊重村庄主体性地位与尊重农民个体主体性地位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发挥村庄主体的活力，才能在新的历史阶段，为加快中国农村发展，改变失衡的城乡发展格局做出贡献。
3.给予党的基层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创新权利和足够空间。如何让村庄基层党组织成为领导全体村民共富共融的核心力量？战旗村的启示，就是要强化基层组织党建，让村党组织成为带领群众前进的战斗堡垒。战旗村有一个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实事求是地为广大村民谋利益求发展的基层党组织。56年来，每一届书记通过传帮带，将村集体牢牢把握土地资源权益作为村庄的传统一直继承下去。
正是党的领导体制、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不同地域相异的地理条件和乡土文化，面临环境与机遇的千差万别，决定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可选择区间，比城市的企业、事业单位要大得多。这也决定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应有更大作为。我们需要发自内心地尊重乡村的多样性，在恪守党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更加强调给予农村基层党组织在领导乡村建设与治理中的创新权利和足够空间，而不过分强调运作规制标准化，让他们有权有能，发挥好领导作用。还可考虑，结合对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的修订，要求县乡党委对村庄的基层党组织进行分类指导并与政府激励政策联动，以先进带后进的方式，切实提升村庄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4.村庄主体性和乡村振兴战略。
在多年实践中，战旗村形成了一整套村庄整体发展制度的基本框架，这是承载战旗村主体性特质的软件基础设施。面对乡村振兴战略所带来的村庄外部环境的巨变，借重战旗村这个案例，推动探索改革以来乡村行政体制、土地产权、村庄治理发生的变化，哪些经验教训是需要总结的？今日振兴乡村最大的难点焦点到底在哪里？
对从复杂艰苦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战旗村经验，要给予更加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理解与尊重，并深入总结战旗村及其他富有生命力的改革创新的基层智慧。政策理论界与学术界应该为拓展致力于保护基层的发展空间而多做努力。
（编辑 碣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