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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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

王金照 来源: 2022.02.23 09:55:19



进入新时代,我们在保持对外开放的同时,不断提升我国在核心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成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必有之义,也是产业优化升级必须解决好的关键问题。  

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目标

从政策措施上看,既要构建精准的产业政策体系,发挥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引导和调节作用,也要在创新体系、金融体系的完善、人才队伍建设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方面加强工作力度,完善体制机制,培养良好的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

   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实质和核心。必须掌握好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支持重点产业发展,拉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工业化建设。苏联援建“156项”的基础上,我国工业战线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为其后的工业化建设准备了人才、技术和物质基础。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打开国门,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快速壮大了我国的产业规模,提升了产业技术水平。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吸引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拉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同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

随着中国的产业技术水平逐步靠近技术前沿,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成长为世界第二,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在这一形势下,美国把中国认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已掌握一定高端科技、有能力向国际产业链顶端攀升的龙头企业进行“斩首式”打压。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前30年,由于我国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经济实力相对比较弱小,通过国际合作和参与国际分工,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打入国际市场,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进入新时代,我们在保持对外开放的同时,不断提升我国在核心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已成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应有之义。只有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才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才能进一步畅通国内循环,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均衡;才能将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和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发挥出来;才能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位势和影响力。从而,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成为我国产业发展必须要解决好的关键矛盾。

当前,我国在多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大装备的整机设计、制造、运行上已基本实现了国产化和技术的自主。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制造业部分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软件、仪器仪表、计量设备和少数整机,仍然存在瓶颈和短板,甚至有被“卡脖子”的风险。特别是集成电路、操作系统、工业软件、仪器和计量设备、基础材料、高档数控机床具有很强的通用性和渗透性,其存在的瓶颈和短板影响广泛,应是重点突破的领域。

这些瓶颈和短板的存在,既有历史积累不足的客观原因,也有国内循环不畅、体制机制不顺等现实原因。需要设定切实可行的目标,精准地明确范围,并采用合理的策略加以推进。一是对于已经具备基本技术能力的短板产品,要畅通国内大循环,给予国内技术产品迭代升级的机会。二是对于存在技术短板的领域,通过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实现技术突破。三是在新的赛道上提前布局。  

  从解决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思路来看,一是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通过畅通国内循环给市场带来调动企业攻克关键技术的积极性。政府要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加大支持力度,为企业在科技攻关上提供支撑。二是将增加政府财政投入与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结合起来,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应该由政府投入的领域,如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要加大投入力度并保持投入的集中和稳定,以产生积累性效果。与此同时,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调动起来,通过规划引领、政策引导、财税金融支持等方式,将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协同起来,从而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效率,提高财政投入产出比。三是将独立自主和国际合作结合起来,提高内循环的效率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我国相关领域还不能替代国外技术和产品时,坚定不移地研发替代产品的同时,还是要购买国际先进的产品和技术;当我国具有相关技术和产品能力时,仍要开放竞争,将过去的垂直分工调整为水平分工,在各自都掌握技术体系的情况下,通过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来开展贸易。

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政策措施

  要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目标,从政策措施上看,既要构建精准的产业政策体系,发挥政府对产业发展的直接引导调节作用,也要在创新体系、金融体系、人才政策、企业发展机制上加快建设,完善体制机制,培养良好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在建立以我为主的国内体系的同时,还要用好用活国际市场和资源,进一步加快自主可控步伐,提高经济循环的效率。

  一是构建精准的产业政策体系。加强产业规划引导和部门协同,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统筹制定产业基础创新能力建设规划和实施路线图,建立有利于持续创新的基础能力体系和政策实施机制。通过实施首台套重大装备鼓励政策、关键基础设施加强国家安全管理,鼓励支持国产技术产品的应用。在重点行业,逐步建立供应链安全管理的制度,引导企业建立供应链自主可控的方案,避免对单一供应商的过度依赖。生态环保产业和战略性产业,要直接推动国产技术和产品的应用,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中优先使用国产产品,为相关产业的发展培育早期市场。

  二是建设基础雄厚、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对创新体系进行合理布局。在研发方向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三个环节同步发力,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偏废,在当前,从过去偏重消化引进吸收集成转向重视原始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阶段,要重视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在机构定位上,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遵循创新的规律,发挥各自优势,形成科学合理的创新体系。具体而言,国家实验室和大学重点应放在基础研究上,行业机构提供共性技术研发,企业既要做产品开发,也要有一定的工程开发能力,能够和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对接起来。对于实力强大的企业,鼓励企业向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领域延伸。在战略性领域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以政府持续稳定投入为主,解决相关领域的原始创新和人才培养问题。在重点行业建设工业技术研究院,采取政府、企业、市场共同投入机制,解决行业发展的共性技术供给问题。可以将现有央企中具有公共基础研究功能的大研究院所改造为面向行业的非营利机构,也可以新设相关机构。工业技术研究院不直接生产产品,通过输出先进共性技术和为企业提供服务来实现滚动发展。组织实施重大科技攻关。通过重大工程、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来牵引科技能力的提升。推动公共科研机构开放共享和组织创新。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  

  三是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进行创新和科技攻关的激励力度。增强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的动力。在考核机制上将科技投入和产出作为创新性国企的重要考核内容。在人员任免上,对以技术创新为主的国企,负责人的任用要强调专业化,主要负责人要保持相对稳定,并建立促进其长期投入和大胆创新的干部政策。在容错机制上,对创新难度较高的领域,不能急于求成,要对失败有一定的宽容度。充分激发并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鼓励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包括战略性产业创新上进行长期持续投入。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吸引有创新能力、核心技术和优秀领军人才的新兴市场主体进入,形成各类市场主体发挥各自优势、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政府在市场准入、研发支持、政府采购、人才培养等方面应一视同仁。要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环境,让它们在竞争中夯实基础,降低制造成本,增强后劲。要优化产业组织,培育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聚焦细分领域,培育制造业隐性冠军。在零部件领域,着力培育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研发能力的跨国龙头企业,为解决“卡脖子”技术和参与全球竞争打造强有力的市场主体。  

  四是建立健全培养和激励科技人才政策。加快引进海外人才。鼓励海外科技人才回流,以包容和多元化的方式引进领军人才。同时要加快国内人才培养,围绕核心技术和相关产业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的需要,大力加强高校教学工作,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加快高素质人才培养和创新型人才培养。加大人才的激励,完善知识产权收益分配制度,通过推动国有科技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和明确国家资助的知识产权归属等方式激励创新。

  五是完善高效协同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大银行信贷支持。继续坚持并做好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和银行贷款同步增长的政策,将各银行落实情况纳入宏观审慎管理(MPA)的框架并逐步提高权重。加大资本市场支持。发挥科创板、创业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支持优质企业上市融资。为创新链的前端注入长期资本,拉长现有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和考核周期,允许社保基金在保障安全性的前提下以适度的比例投资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并拉长考核期。

六是加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科技合作。要鼓励双向投资,既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来华投资,也要鼓励中国企业到国际上投资并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对于我国有优势的领域,比如高铁、5G、新能源装备、动力电池等领域,鼓励企业“走出去”,抢占全球向绿色低碳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市场机会。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开放我国的基础研究,吸引国际研究人员加入,加强与非美国家的科技双边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发挥我国市场大、产业化进展快的优势,提升国际标准制定话语权。加强内外部政策的协调。按照WTO和国际通行规则来进行科技投入和产业培养。应对当前的补贴进行系统梳理,把更多资金投入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购买者补贴上,不仅有利于和国际规则接轨,促进国际合作,也有利于提高我国资金补贴的效率。

(编辑  季节)



[1] 王金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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