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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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五):中国道路和人类未来

朱云汉 来源: 2022.02.23 10:08:48


 

中华民族复兴与中国道路再次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带给许多亚非拉国家前所未有的自主发展机遇。三百年来第一次有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态度来面对欠发达国家。第一次有一个大国具备同时在上百个国家兴建电厂、超高压输电网、光纤通信网络、铁路、地铁、高速公路、海港等基础设施的超级能量,以及协助其他国家克服发展中的瓶颈,而且能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体供应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与电子商务平台,协助几十亿人跨入数字与网络时代。

我们要从全球视角来理解近代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和中国复兴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唯有以全球史的架构来探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大课题的有机联系,我们才能看清中国未来应该走的道路,以及可能面临的艰巨挑战。

一百多年来,中国从被帝国主义欺凌侵略而濒临生死存亡关头,到恢复民族独立自主地位,重建统一政治秩序,然后一步步发展成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过去70多年在现代化道路上奋起直追,中国在很多方面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超越了过去其他民族与文明曾经创造的历史纪录。未来中国还会发挥更关键的作用,这对全人类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

世界经济活动重心的千年移转

201810月,《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一个新的霸权:中国世纪仍方兴未艾》的报道。这篇报道引用了一张信息量很大的历史地图,展示了过去2000年来世界经济活动重心的空间移动。

该图从公元元年开始绘制。在前1600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地理重心的位置移动范围非常小,一开始它落在今日的中亚细亚,先微微地向南移动,然后缓慢地移向中国西域。在这个重心的东边与南边,有中国和印度两大古文明国家,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两大古文明历经几千年,在大多数时期各方面都是比较先进的,从农耕、纺织、冶金、医药到天文。世界经济地理重心长期相当接近这两大文明板块。从16世纪开始,世界经济重心往西北移动,1820年后更加速往西走,体现了西方的崛起,这段历史包含航海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与工业革命。

接近19世纪末,北美大陆崛起。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英国,在二战结束时达到顶峰。战后西欧重建复兴,东亚也开始加快发展,世界经济重心从1960年开始缓慢往东移动,出现了日本的兴起和东亚“四小龙”经济奇迹。1980年之后,全球经济重心快速往东移动,此时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到2010年,重心继续快速东移,这时印度经济也开始加速发展。

是什么力量把这个重心一直往东牵引?显然中国是最大的牵引力量。这张图预告不久之后,人类经济活动分布的重心可能会回到19世纪初的起点。所以《经济学人》的这篇报道感叹,如果从统计数字的构成来看,过去三四十年间很多所谓的全球趋势,其实主要就是中国趋势。因为中国的体量太大了,它自身的趋势就影响了全球趋势的各种指标变化。

2是美国智库“经济周期研究院”(Economic Cycle Research Institute)根据过去200年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的购买力平价(PPP)估算的GDP数据所绘制的统计图表。图中显示,从1820年(清嘉庆末年)到1950年,整个人类历史的故事基本上就是西方的兴起。西方国家的绝对支配的地位,一直持续到1970年。图中最上面部分是美国,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然后是英国(这些都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后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接下来就是荷兰等中小型西欧国家,合起来就是传统定义上的“西方”。所以将近两百年来,西方一直是人类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其他地区的民族都是配角,甚至是西方殖民的对象。

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这两大曾经占全球经济份额非常高的古文明,相对比重一路下滑。二战结束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比较突出的变化是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与日本的兴起;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的40多年,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亚洲)全面崛起的大趋势已形成,其中中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战后亚洲崛起的历史意义是非凡的。这批亚洲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后起工业化案例,是在西方国家已经拥有丰沛的资本积累、盘踞产业价值链的顶层、掌握多数核心技术与专利保护、控制能源与其他重要资源的供给渠道、全盘主导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与交易规则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后起的新兴经济体主要依靠自身的积累、勤奋与学习,积极把握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从参与低阶的国际分工开始。它们从不依靠战争扩张、殖民掠夺,也不依靠对资金、技术与市场的垄断,这和西方崛起的历史轨迹非常不同。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对16世纪到二战结束西方崛起过程中对非西方世界的残暴侵略、掠夺、榨取与不对等交换避而不谈,也对战争对激发工业革命的关键作用视而不见。例如,西方新制度学派的学者道格拉斯·诺斯的作品,就是通过扭曲历史让读者相信:英国、荷兰、法国与美国等列强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为它们选择了正确的制度演进路径。哈佛大学的阿西莫格鲁则试图让读者相信,后起的殖民帝国(像英国)给殖民地留下的法治遗产,为他们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学者更是刻意忽视国家机构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强势主导角色,而把成功的要诀简化为让自由市场机制发挥关键作用,保护私有产权、降低交易成本等。

人类学家估计,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有大约1.45亿原住民居住在西半球,到了1691年,美洲原住民有90%以上(约1.3亿)因屠杀、奴役、传染病或饥荒而死亡。美国的领土扩张基本上就是靠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并进行种族屠杀;美国还从墨西哥人的手中掠夺了今日西南边境的广袤土地,又以政变方式罢黜夏威夷王室而将国土扩张到太平洋。

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掠夺,以及对中国的巧取豪夺,同样见不得人。根据乌特萨·帕特奈克和普拉巴特·帕特奈克这两位印度经济学家的估算,在170多年的殖民期间(1765-1938年),英国从印度掠夺的财富之总数是天文数字,其价值保守估计相当于今日的45万亿美元;期间累计有18亿印度人因受严重剥削、生活极度困乏而死。所以,世界经济重心一路往西移动的历史路径,是由广大非西方世界人民的血与泪铺成的。这段血腥与残暴的历史直到二战后殖民体制崩解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才结束。

中国正在迅速崛起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历史纪录。1987-201730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36倍。

历史上,另外一个曾经出现大规模快速工业化的国家是美国。尤其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兴建了横跨东西两岸的铁路网,工业化进程全面加速。如果以2017年为终点反推,相较之下,美国花了117年才让自己的GDP增长了36倍。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追赶速度是美国的3.9倍。而中国在建设21世纪水平的基础设施的速度早已让美国瞠乎其后:到2018年,中国的高铁营业里程已经达到2.9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2/3;现在中国已经有近13亿人用上4G通信,4G信号的人口覆盖率远远超过美国。中国速度史无前例,尤其是在如此辽阔的版图上创造经济奇迹的速度。这很自然地让西方国家和其他周边国家感到震撼,甚至带来压力。中国的崛起在全球范围内的作用,就是引导全球发展趋势。

中国快速发展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让7亿多人脱贫(按照国际极端贫困标准衡量),也同时让人类社会快速迈向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目标。联合国制定的新千禧年发展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在1990--2015年之间,将地球上生存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减半,然后逐步迈向全面消除贫困人口的目标。现在看来,这个艰巨的任务能达成,最大的功臣就是中国。

3说明了过去百年来想要赢得这场全球脱贫的战斗是多么不容易。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人口不断增长,贫困人口也不断在增加,这一趋势到二战之后还在继续,这对全人类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发展趋势。 

不过,20世纪70年代以后,转折点慢慢出现了。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绝对贫穷人口的比例和总数都在不断快速下降。1990年中国还有7.5亿多贫困人口,到2015年只剩下不到2000万人。进入21世纪,中国还拉抬了很多相对落后的国家,为帮助它们消灭贫困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以多元维度评估中国复兴的全球意义

中国复兴带动了世界秩序的重组和多方面的结构性变化:

1.赋予经济全球化巨大的推进力量,让超级全球化的作用与冲击全面放大;

2.削弱美国霸权的权力基础,触动战后国际秩序的全面转型;

3.打破西方垄断普世价值的话语权,推进多元现代化模式取代一元化模式;

4.拉抬非西方国家的全面兴盛,全面释放南南合作的巨大潜力;

5.引导全球化的未来走向,引领发展中国家修改全球化规则,改革全球治理机制与结构;

6.加速由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往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转移。

首先,中国的快速崛起与经济全球化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中国既受惠于过去30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同时又成为推进全球化的巨大力量。

其次,中国的快速崛起,客观上削弱了美国霸权的基础。美国逐渐失去生产、贸易、科技创新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尚能勉强维持安全与军事、金融与货币领域的霸权。

第三,中国崛起打破了西方对普世价值话语权的长期垄断,撼动了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对最佳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及路径的话语权。中国模式激发了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及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之间取得平衡。中国发展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以在美国式资本主义、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第三条道路。而中国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以及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

第四,中国的快速复兴带动了非西方国家的全面崛起,开启了深化南南合作的新时代。多年来,很多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难以摆脱对前宗主国的依赖,彼此间的经济合作联系也比较薄弱。但中国的快速崛起,对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非洲乃至拉丁美洲国家而言,它们有机会与中国开展全方位的经济合作、建立互补关系,中国也可以协助它们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五,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开始带动全球秩序的重组,并发挥了积极与建设性作用。

最后,中国已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全球或区域政策协调与深化合作机制,并正带领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以及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中国也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大量补充性或替代性公共产品。中国可以对全球化未来的路径、指导思想,或者人类社会各地域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和经济交往规则,产生巨大的引导与修正作用。

世界经济舞台主角换人

中国开始全方位发挥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作用,这使西方国家很不适应,伴随而来的失落、焦虑与敌意,也在预料之中。欧洲对“西方中心世界”的消逝有强烈的抗拒心理,美国更是对“唯一超强”地位有强烈的恋栈心态。美国最核心的利益是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维护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不允许任何可能超越自己的挑战者出现。因此,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对抗在可预见的将来必然越来越尖锐。这也意味着,当中国越来越接近历史舞台中心地位时,面临的挑战必然越大,战略形势也必然更险恶与复杂。

特朗普带来的变局逼着中国和其他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重新思考自己应该在全球秩序转型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有所作为。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国在相对低调的情况下,已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性或替代性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开始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做一个榜样,同时努力推动国际秩序的重组。这既符合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

就拉动世界经济脱离2008年之后的衰退而言,中国发挥的作用非常大;中国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近1/3,超过美国很多。当下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是中国与新兴经济体。整个新兴经济体为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70%以上的份额,而美国在18%左右。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短短十几年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2011年以后,中国的融资规模就明显超越美国。此外,中国也扮演着关键的发展项目融资角色,在亚投行成立之前,中国很早就通过国家开发银行与进出口银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项目融资,其融资规模在非洲与拉丁美洲都超过世界银行与地区开发银行加起来的总和。

中国还有一个特殊作用,就是能够帮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掘经济增长潜力,尤其是克服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中国针对不同地区的合作需求,建立了独有的“多加一”模式(或“区域加一”模式)。例如,中国与非盟、阿拉伯联盟、中东欧建立了合作论坛,同时建立各类越来越紧密的多边合作机制,有领导人峰会,有部长级会议,还启动了很多专项合作,展现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化经济伙伴关系、全方位互联互通的强烈意愿。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逐渐成为很多重大议题的关键倡议者,至少是一个塑造全球共识的重要构建者。最明显的例子是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在此之前,G20峰会关注的都是短期问题,比如保护主义、全球经济复苏或金融系统性风险。但在中国的倡议下,G20峰会终于把视野拉回到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中长期议题上,这是非常不易的。

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商机制,主要由两个集团主导。一是以美国为首的G7集团,二是以中国为首的“金砖五国”。因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G7集团内部纷扰不已;而“金砖五国”已成为“金砖+”,中国计划把土耳其、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吸纳进来。过去,世界各种经济合作规则的主要制定者是美国和西欧,今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性会超过G7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发布了《长远前景:2050年全球经济排名将会如何演变?》,这份分析报告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世界经济中的七大新兴经济体(Emerging Seven Economies,简称E7)将取代传统的G7集团。E7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根据购买力平价GDP估算,1995E7的经济总量只是G7的一半,但2015E7的经济总量已经和G7持平。估计到2040年,E7的经济总量将会是G7的两倍。未来20年,我们将进入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第二阶段,经济舞台上的主角会有很大的改变。

美国兰德公司描绘了2050年世界经济版图的轮廓(见图4)。届时,以购买力平价GDP为比较基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非中国莫属,经济总量将达到58万亿美元;印度的经济规模将可超过4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将以34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屈居第三。传统的七大工业国,只有美国、日本、德国与英国还会进入前十大经济体。日本将下降为第八大经济体,而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与墨西哥在经济体量的排名上都会超越日本。东亚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世界贸易的最重要源头,而中国必然成为亚洲的龙头。在这个大趋势下,亚洲的国际政治,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关系以及中印关系,将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轴。

中国道路影响人类未来

中国携手世界共筑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可以从涉及人类社会整体福祉最关键的五个方面着手,协同其他国家追求普遍安全、和谐共生、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境界。

首先,中国仍有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并与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巨大互补优势,具备带动非西方国家持续发展的巨大能量。同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即优先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存发展权利;在赋予资本以优先地位的同时,又能有效节制资本的掠夺性与破坏性。

再者,中国仍在探索最佳的社会治理模式:制度创新的动力丰沛,愿意学习与引进其他国家最佳的实践经验,鼓励多元文明相互借鉴。

最后,中国已经基本建立科技自主创新生态体系,在许多新兴科技领域开始走向世界前沿,可为14亿人开创全新的知识型经济与智能型社会治理模式,在全球科学知识群体中做出重大贡献。更重要的是,中国传承兼善天下的文化基因,中国知识精英阶层仍深受传统的天下观、义利观等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更愿意承担对弱小者的扶持责任。

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对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持有悲观的论断,认为非西方世界缺乏相应的文化传统与法治根基,如果西方国家不主导,这个世界一定会分崩离析。他们刻意低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忽略其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建设性作用。

从《巴黎协定》的谈判与签订过程可以看得很明显,中国、印度、巴西与南非等国对人类面临的重大全球议题,已经有能力也有意愿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协商,承担应负的责任。中国这十几年来非常重要的建树,就是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全球与区域政策协调和深化合作的机制。中国通过“多加一”多边政策协商平台,启动了很多专项合作,并推动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而美国从来没有搭建过这样的多边合作机制,

此外,中国大力推动协助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的长期融资机制,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以及区域性的丝路基金、中国-中东欧基金、中非发展基金等。同时,中国也在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之外提供替代性设施,例如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跨境电子支付平台、银联支付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中国在全球通信与导航领域也提供新型公共服务产品,包括推动制定全球统一的5G标准,全球IPv6根域名服务器的架设计划,北斗卫星定位与通信系统,等等。中国也开始提供能源与金融交易替代性结算机制,这些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以美元作为唯一的结算货币或储备货币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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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顾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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