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思路
中国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而总结出来的发展思路，与西方主流思维有明显区别，从而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不再能独揽发展策略的话语权。在后冷战时代初期，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都不由自主地落入新自由主义思想窠臼，他们普遍面临发展道路选项被高度窄化的困境。
中国的决策者并不接受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也不相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更不盲目模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的市场万能模式。中国成功的实践经验，是政府与市场两手并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顶层设计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推进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国有资本、集体产权、民营资本与外资都是构成市场经济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策的连贯性和方向感，促使国内不同组成部分和利益相关方，为实现国家长远发展目标达成社会共识。此外，中国非常强调尊重国情差异，每个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策略；不同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与难题，需要与时俱进采取不同的对策。这些基本思路都超越了西方主流思维的框架。
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多数国家都面临所得分配鸿沟不断加大的问题，尤其是劳工阶层的薪资增长缓慢，跟不上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劳工的单位产出效率在提升，但劳工却无法分享应得的经济果实；公司大股东与管理阶层的股利与分红却节节升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2018—2019年的全球薪资报告，中国的经验却逆向而行，打破上述的全球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劳工的薪资所得的提高基本上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劳工薪资调涨的速度与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也相匹配，这在全球范围是罕见的。中国的劳动管理部门对基本劳动条件保障的执法监管是相当到位的，若劳工举报权益被侵害，也通常可以及时得到行政上的帮助。
此外，在中国如此大的版图范围内，打造高效率全国单一市场所需的现代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产品的均等化与普及化的程度，在发展中国家独占鳌头。今日的中国，即使是四线城市与中等规模的镇，所有最基本的现代社会基础设施，例如市政道路、供电与供气、自来水、下水道、街道照明、公园绿地、通信与网络、邮政与快递、金融保险服务、治安与交管、中小学教育、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设施等，都一应俱全。
公共服务产品的均等化与普及化，全国范围的交通运输与通信设施的互联互通和质量提升，以及逐步放宽的社保跨省转移，让劳动与商品可以非常便捷地在全国流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境内的货物运输平均成本不断下降，这使得中国物流成本优势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中国物流业的整体绩效在全球的排名也不断上升，据世界银行的物流绩效指数（Logistics Performance Index）排名，2018年中国大陆的物流效率在中等收入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2，在全球16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第26名。这些条件让偏远与落后地区的个体与集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机会大幅增加。这也是中国大陆电子商务与网购如此发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关键原因。
中国模式在非洲国家普遍得到关注。例如，东非大国埃塞俄比亚就非常认真地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有些西方媒体还称埃塞俄比亚为“非洲的中国”。过去20多年，中国为埃塞俄比亚培训了大量的中层与高层政府干部。林毅夫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经常为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出谋献策。埃塞俄比亚政府也参考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与执行自己的五年综合发展规划。这个人口已经达到一亿的东非大国，进入21世纪以来GDP几乎以年均10%的惊人速度增长。在实施的第二个五年综合发展规划——增长与转型计划中，埃塞俄比亚政府给自己定下了到2025年成为非洲大陆轻工业制造龙头的目标。这些年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的亮丽表现，已经让更多邻近的非洲国家政治精英开始认真研究中国模式。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已经成为非洲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是非洲联盟的总部所在地，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与各国非政府组织都选在这里设立办公室。这里也是中国人在非洲的最大聚集地，这里60%的大型工程都是由中国企业负责兴建。比如东非第一条城市轻轨，埃塞俄比亚第一条高速公路，从首都通往红海沿岸吉布提港的电气化铁路，以及于2018年封顶的东非第一高楼，都是中国企业承揽的。埃塞俄比亚现在已经成为中资企业登陆非洲的桥头堡，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也成为第三世界中最可靠和最赚钱的航空公司之一，联通80个国家与地区，开辟了飞往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香港、深圳的直航航线，每周有多达34个航班直飞中国。难怪埃塞俄比亚的副总理曾说：“我们的全球发展伙伴中，第一是中国!第二是中国!第三还是中国!”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融合工程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全球化方案，也是中国回应“逆全球化”挑战的有效策略，代表着中国将引领非西方国家探索全球化新路径，并适度修正全球化游戏规则。
过去30多年，美国版的全球化方案主要是为跨国资本与跨国企业利益服务，将政府的职能缩到最小，让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追求最大投资回报，让跨国企业所代表的市场力量全面主导生产资源配置与塑造消费偏好。中国将自己过去35年所累积的政府与市场两手并用之发展经验，介绍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通过新的政策协商机制、经济整合架构、长期融资平台，以及技术与产能输出策略，让欧亚大陆与环印度洋地区借助全新构建的贸易、投资、运输、通信与能源联通网络，形成紧密的经济板块，并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融合工程。这个宏大的构想依托欧亚大陆板块，外连非洲与拉丁美洲。“一带一路”倡议是全方位开放的，中国不搞小集团与军事联盟，也不会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来围堵哪个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将加速推进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推动大型跨国基础设施合作，开辟新的经济走廊，打造全新跨国基础设施联通，促进内陆国家与海洋国家同步发展，带动世界经济板块重组。
因为中国走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所以更知道南亚、非洲这些国家需要什么。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经验，倡议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是过去西方国家不愿意提供的。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把很多欠发达国家面临的难题都推向市场。例如这些国家说“我的基础设施不行，我没有很好的融资渠道”，这些机构就会说：“你就找华尔街投资银行来给你当顾问，让它帮你设计融资方案。”结果这些计划根本不可能启动，因为华尔街投资机构希望得到的投资回报率太高，导致这些项目的财务规划常常流产。
过去，西方国家的发展援助计划都是一对一的，例如美国援助埃及，澳大利亚援助印度尼西亚。这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很少从整个地区的角度去考虑相邻国家的共同需要，所以非洲即便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大陆，但它内部的互联互通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中国在这个领域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宏远规划，中国正全力推进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推动大范围的跨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国与非洲有很好的互补优势。
中国不仅可以提供比较传统的公共产品，比如跨国高速公路，洲际铁路联运，以及在运输、信息、通信与能源领域的大区域互联互通，还可以提供新型的公共产品，特别是基础设施融资机制、跨国电子商务平台、卫星导航与海洋生态信息系统，以及包含绿色农业、新能源、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在内的新兴科技领域的知识与技术分享。
希腊自己没有能力再更新、扩张比雷埃夫斯港的设备与容量。COSCO一开始投资，马上就使该港的吞吐量翻倍，随即开始配合兴建铁路并向巴尔干半岛延伸，让它的吞吐量更大，这是以前任何政府都做不到的。现在由内地企业跟港资企业在全球承租、投资或营运的集装箱深水码头，占全世界海路集装箱运输的比重高达70%，令人难以想象。
“一带一路”倡议将为欧亚大陆开辟许多新的陆上经济走廊。过去全球化的经济辐射作用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但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铁路、高速公路、内陆经济走廊，让内陆国家与地区也可以便捷联通全球经济。它的覆盖空间与辐射作用会超过以前任何历史时期，这也是让全球化与包容性增长目标相结合的必要策略。
中国对落后国家的技术与知识分享也远远超越过去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不会对落后国家事事讲知识产权，然后坐收专利使用费。袁隆平院士去中东教当地人怎么种海水稻(耐盐碱水稻)，从来不是从牟利角度出发，从不要求先注册种子专利、向当地农民卖高价种子赚钱，那是孟山都公司干的事。当然这动了孟山都的奶酪，它一定反对中国搞这些农耕技术援助工程。但站在人类整体的发展来看这是好事，利人利己，为什么不鼓励呢？中国把自己富余的产能运用在其他需要的地方，并在环境、医疗、绿色能源、农业技术等很多领域，提供技术与知识分享机制，这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将来也一定是推广全球电子商务平台的领导者。试想，如果电子支付系统可以全球通行，快递服务网点可以遍布五大洲，而且小额跨境商品可以享受零关税，那将形成彻底的全球化经济。哥伦比亚种植咖啡的农民，可以通过网络在全世界寻找消费者的订单，定量生产。而且将来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完整记录与追踪咖啡豆的生产与运输过程，保证产品符合原产地与有机认证，没有假冒伪劣。很多消费者可以很方便地从源头购买，绕过垄断咖啡豆采购的跨国企业。许多个体经营的咖啡店也可以与星巴克这样的大连锁集团公平竞争，跨国饮料集团也无法继续维持目前从采购到零售环节之间的巨大利润，全球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均可成为赢家。
地球上最大的安全合作组织
2015年7月上旬，普京总统在俄罗斯乌法市召开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同时，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也在此举行。这两场峰会的重要性与后续影响，远远超过西方媒体的预期。“乌法双峰会”帮助俄罗斯阔步走出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阴影，也为“一带一路”倡议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双峰会最重要的历史性突破，就是上合组织正式启动同时吸纳巴基斯坦和印度为成员国的程序。横跨欧亚大陆的上合组织将成为目前人类历史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安全与经济合作组织。
西方观察家经常把上合组织与北约组织相提并论，将其视为中国和俄罗斯领导的中亚地区安全合作组织，有与美国领导的北约组织相抗衡的用意。上合组织体现的是多元文明共生。上合组织的成员国承袭不同的文化与宗教传统，但都坚持以平等互信为基础、以互利共赢为原则、都愿意推进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上合组织秉承“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奉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和组织的原则，不把自己的安全需求建立在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之上。尊重所有国家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政治体制与发展道路的权利。
2018年6月，上合组织峰会在青岛顺利举行，与会各国元首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18—2022年)》。与会国还共同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并签署了反恐、禁毒、环保与粮食安全等10多份合作文件。各国元首共同发表的《青岛宣言》明确点出对全球秩序变迁的基本判断，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地缘政治版图日益多元化、多极化，国与国相互依存关系更加紧密。
上合组织将是新型国际关系模式的重要实践，如果能克服政治障碍，逐步积累成功的实践经验，上合组织将可以引领人类社会在全球范围构建一个真正稳定、基于规范、保障多样文明共生共荣的安全秩序。
如何驾驭科技革命
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如何驾驭突飞猛进的科技创新。2017年，我在台北曾和弗朗西斯·福山有一场对话。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未来竞争的关键，不是在已经看得到的领域，比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核聚变、半导体等，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容易掌握的趋势，真正的挑战在于社会制度的创新。
现在人类社会正处于“科技大爆发时代的前期”。这些科技爆发未来对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形态、公共治理的模式，以及国际关系都会产生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影响。人类社会需要更快速去驾驭数字科技、信息科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把它们的应用引导到增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上，并确保新科技带来的经济效益能够达到雨露均沾的合理分配。
未来发展道路的竞赛就看哪个社会能够走在最前面，能够更灵活、更有开创性。如何让新的AI科技在增强人的能力上，加强应用性上，让绝大多数利益攸关者在科技推进的社会制度变革过程中都有机会受益，这是一场全新的挑战。在这个领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差不多在一个起跑线上。对西方国家而言，这也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全新挑战，旧有体制要做巨大的调整才能适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交易平台的规模效益与网络效应惊人，再加上数字科技的生产力具有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特性，所以容易形成少数垄断性科技集团，可以轻易扼杀数字科技原本蕴含的巨大普惠效应，更会导致极端扭曲的社会权力结构与贫富鸿沟。如果政府无法采取有效监管与强制拆解措施，防止巨型科技企业对数字资产的垄断、操控与滥用，不能为新时代创立全新的法律架构明确界定数字资产的集体产权属性，以及保障社会成员对自己贡献的数字资产享有支配权与收益权，那么垄断性数字资本集团的出现是必然的结果。
过去20多年，美国完全放任华尔街金融资本驱动科技发展路径与数字科技企业的商业模式，已经走上一条歧路。极少数垄断性数字资本集团扭曲市场竞争机制，逐一吞并或歼灭竞争对手，以及利用垄断销售平台、同时压榨消费者与供应商。结果是极少数超级富豪拥有前所未有的社会权力，他们控制经济命脉，掌控所有人的隐私信息，操弄民意、影响选举结果与左右国会立法。同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更趋严重，财富高度集中的现象超过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任何时期。
美国经济权力与财富集中程度已经达到匪夷所思的田地。有90%以上的在线搜索都是通过谷歌完成的，脸书与谷歌共同控制80%以上的在线数字广告市场。华尔街所称的六大科技集团，英文缩写为FAANGM，这六个字母分别代表脸书、亚马逊、苹果、网飞、谷歌与微软。这六大公司的股市市值在2013年就已经占美国股市总市值的9%，2021年已经膨胀到25%以上。这六家公司也支配着巨额的政治献金预算，在美国国会安插了众多利益代言人，所以它们可以回避反托拉斯法的监管，大范围免除纳税义务，甚至可以动用美国政府力量来阻挡欧盟对它们进行监管或抽取数字交易税，已经是尾大不掉。
立足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放任华尔街资本来主导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模式，或是纵容那些掌控垄断性电子商务平台的中国企业模仿美国那一套——从消费者与供应商身上两头剥削、攫取暴利的商业模式。在发展数字经济的道路上，中国要引领全球进行制度探索与创新，以尽可能实现数字科技革命所蕴含的巨大普惠效益为终极目标。例如，像滴滴这样具有市场垄断地位的网约车平台去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只是让极少数的人一次性拿走价值几百亿美元的公司未来预期收益，等于是让滴滴大股东从几百万网约车驾驶员与几亿乘客身上，一次性提取了未来二三十年的压榨与剥削。
滴滴这样的垄断性交易平台，政府要提供有效的法律架构与有力政策扶持，可以转型为合作经济模式。首先应该明确界定这些平台的大数据的共有产权属性，它的收益权也属于提供信息的驾驶员与乘客集体所有。在合作经济模式下，驾驶员(供给方)可以得到更好的劳动权益保护，乘客(需求方)可以享受童叟无欺的高质量服务，平台产生的超额利润应该高比例地回馈给驾驶员与乘客，就像合作社社员分红一样。平台的管理团队应该得到合理的劳务报酬与绩效奖励，但不应该拥有股权收益，交易抽成比例与收费模式应受政府严格监管，而且必须积极配合城市与治安管理的社会义务。其他各类的垄断性网络交易平台也都可以转型为合作经济模式，让数字科技时代生产力大爆发的经济效益能为社会多数人分享。当然，这样的新型分享经济模式会牵扯巨大的利益冲突、复杂的博弈，但这样的思路可以开启很多前所未有的社会创新实践。各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模式都应该尝试，并发掘其潜力。
由深度学习、大数据、物联网以及量子运算等科技领域带动的社会冲击与经济结构变革，将是史无前例的，也是颠覆性的。人类将首次迎来一个超级透明的社会，每一个人的生物特征与一生足迹，都会被完整记录。从个人所继承的遗传基因编码开始，所有的健康、体验、言行、移动、消费、生产与交往活动细节都将被完整记录。每一个人一生将完全透明，一言一行都有记录，好事与坏事天下皆知，而且数字记录很难改。纸币可能很快会由数字货币全面取代，所有经济交易与金钱流向一目了然。将建立无死角的社会信用制度，腐败无所遁形，财富无法藏匿，企业无法逃税，犯罪难逃法网。
伴随透明社会而来的将是超级智慧政府。政府拥有最完整的大数据与最强的运算能力，可以对社会进行全天候、全覆盖的数字管理。政府掌握了每一位公民的体质特征、健康状况、社会关系、生活习惯、经济活动与资产变动的所有记录，并据此提供公共服务，进行智慧城市管理，以及调节经济活动。
面对掌握大数据资源，具备超级运算与深度学习能力的政府，传统西方国家所依赖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将失灵。在超级透明社会时代，必须设计新的权力制衡机制。超级智慧政府的运行本身就需要内部日常管控与监督机制，这些内控机制需要配备等量齐观的数字资源、运算能力与深度学习能力。
中国的全球担当
当前全球治理机制已经落后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国主动承担国际秩序重组过程中的一个建设性角色，这既符合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科技大爆炸时代把人类社会带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可能通向零边际成本社会与分享经济的理想时代，也有可能跌入数字资本绝对支配与垄断的黑暗前景。多数新科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如果没有新的监管与社会再分配机制，很可能被极少数人攫取。而且将来这些垄断交易平台、智能专利与大数据库的企业，创造的投资回报都是可能达到几百倍、几千倍，因为知识经济时代很多生产活动的边际成本都接近于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算法与信息，这些信息的复制成本趋近于零。
全球的经济游戏规则需要做调整。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下打造的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实际上是资本友善至上、私有经济至上，它的行动主体、主角或利益驱动者，就是大型跨国企业、跨国银行、投资机构、私募基金等。实际上，它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积累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也让虚拟金融活动泛滥，严重威胁到实体经济活动。
资源与财富快速地集中在极少数群体的手中，对宏观经济也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必须掌控平衡资本友善、劳动友善、环境友善三者。所谓兼顾资本友善，不是要把资本消灭，因为资本有它的活力与动力。在有些市场结构中，应让国有企业与合作型经济体有参与的机会，占有一席之地，这样产业生态比较健全，会产生好的竞争效率。而且网络科技与数字交易平台的发展，将会打破完全由跨国企业垄断的跨国经济分工或者产业供应链，实现生产组织扁平化。很多个体、小微企业、边缘经济体都可以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分工。实际上这个过程已经发生了，只是还没有很好地变成跨国联通机制。
中国不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弥补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不足，同时还在现有的机制出现基础性动摇时提供主要支持。中国还积极参与新兴全球议题领域的规范构建，例如海洋与外太空的人类公共资源的维护与管理，以及在电子加密货币与互联网领域新全球规范的构建。例如，IPv6的逐步推广可以有效打破美国独家的主控权，让互联网变成一个最重要的、真正实现共建共有共享的全球基础设施。中国正在积极参与互联网行业、数字经济规范和经济规则的制定。中国定期在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逐渐得到全世界的互联网行业巨头认可，并认为它们不能缺席这个年度聚会，因为这蕴含很多行业中新的发展趋势和新的合作机会，还有一些新的规范的制定。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中国规划从欧亚大陆开始做起，通过全球范围内特高压输电网连接，实现全世界能源供给的共享，在技术上与经济可行性上已经打下基础，因为中国有一家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的大型国企——国家电网。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已领先全世界，它首先解决了中国自己的西电东输问题，也在巴西、菲律宾、澳大利亚承担建设长途输电网的工程。此外，中国在光伏发电、第四代核能、地热发电以及核聚变能源领域都已走在世界的前沿，这些都是更清洁与更安全的能源，可以减少碳排放，促进可持续发展。如果这个愿景能实现，人类社会与命运共同体就相距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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