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主题是对相对较长一段时期之内世界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的判断。把握时代主题，评估力量对比，聚焦关键问题，形成对世界大势的准确研判，是适时调整对外战略、创造有利外部环境的基础。
党的十三大形成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表述，是对经济基础、战略任务、发展时机这三个层面上的一系列重要战略判断。在时代主题的表述上，需要适应外部环境和发展阶段的转变，不断充实内涵、明确重点。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许多新变化。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有必要深入研判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进一步深化对时代主题的认识。
“时代主题”问题上的认识转变
把握时代主题，始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即垄断阶段，也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矛盾无法调和，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战争给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以及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条件——帝国主义导致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因而列宁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帝国主义论”有力推动了20世纪世界各国的革命浪潮。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光荣成果，也是20世纪世界革命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严峻和复杂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美苏冷战、中苏交恶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一时代主题认识，成为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立足点。
改革开放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1985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把这一观点表述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提出“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重新界定时代主题，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奠定了基调。
三十多年来，冷战终结、苏联解体、美国身陷“反恐战争”，国际形势再次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不仅重构了国际经济版图，也使得世界政治格局更加错综复杂。但是，主要大国保持和平共处的基本态势没有发生颠覆性改变，世界各国人民维护和平、共同发展的基本愿望一如既往。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在坚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基础上，提出“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05年12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完整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平发展道路”的表述。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大国大党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当今世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我国经受住了国际各种复杂局面的考验，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余年间，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国际力量对比、各国政治形势、全球公共问题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世界主要矛盾已然大变。
首先，中美关系发生实质性转变，遏制与反遏制、局部地缘竞争、突发危机管控，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内中美两国关系的常态。从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开始，中美关系急剧恶化。把中国明确视为“竞争对手”，已经成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为数不多的一致共识。美国不仅在贸易和高科技领域对华进行全面遏制，更在台湾、香港、南海、新疆、西藏等事关中国领土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领域频频制造事端。拜登政府上台后，并未积极改善对华关系，反而将对华经济制裁和高科技封锁法律化，频频拉拢“盟友”围堵中国。美国从阿富汗抽身后，势必转而集中注意力、调动各方资源“死盯”中国，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利用和创造各种机会，在经济、政治、地缘安全上加紧对华遏制。当前的中美之争，远不止是两国经济利益上的摩擦，已明显转向影响力之争、制度之争、道路之争。尽管美国回避以“新冷战”来定位对华关系，但未来一段时期，中美矛盾事实上已经成为影响当前世界政治格局的中心矛盾。如双方避免擦枪走火，不被动地卷入军事冲突，世界总体和平的局面就仍可以维持。
其次，以开放国内市场、降低贸易壁垒、推进金融自由化、组建全球供应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已经退潮，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自由化”为显著标志的经济全球化不仅没有“拉平”世界，反而进一步拉开了国与国之间、各国国内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后续的欧债危机，警示各国必须完善金融监管、有效防控金融和债务风险。受2020年起蔓延全球、持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势在必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高科技产业竞争，正在重新定义世界经济版图及各国的位置。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的经济发展与市场竞争相互交织，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劳动力禀赋、研发和转换效率、国家治理能力、地区合作态势等因素，已经成为决定各方实力差距的关键。总体上看，经济全球化速度放缓是大势所趋，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转向追求增长质量、防范金融风险、深化地区合作、重构产业布局。
第三，族群、宗教、阶层矛盾此起彼伏，且与各种“后现代”身份认同政治相互激荡、跨国联动，冲击着既有政治秩序，加剧了社会分裂。与传统战争形态不同，这类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可以表现为一国之内的或跨国性的和平的社会运动，也可能引发较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乃至武装冲突，但它们又基本不会升级为类似20世纪那样的暴力革命。尽管局部战争、地区冲突、国家内战从未绝迹，但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21世纪以来，这些因多元利益诉求与价值观念分歧引起的社会运动，不仅导致经济社会秩序的紊乱，更日益频繁地转化为国内政治危机。尤其在全球信息互联的时代，某一处的社会运动往往经由互联网传播放大，可能迅速蔓延成跨国事件。发达国家传统政党的衰落、“民粹主义”的盛行、各式各样的“政治极化”现象，发展中国家被冠名为“颜色革命”的种种政治动荡，基本都是以此类社会分裂局势恶化为基础的。它们持续冲击着各国既有制度架构和政治生态，也对政府间多边合作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在国际局势整体维持和平的大背景下，此类跨国联动的社会运动事实上已经把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串联起来，影响或左右着全球治理领域的议程设置。
第四，以全球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能源供给、生态环境、恐怖主义、网络安全为代表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复合安全取代传统安全，成为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的关注焦点。这些非传统安全议题，不仅是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瓶颈，也越来越成为国与国之间、各国国内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汇聚点。核武器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战争的逻辑，“非对称”局部冲突取代了20世纪的大规模常规战争，成为国家间战争的主要形态。联合国与地区性安全机制尽管不能彻底消弭战乱，但的确有助于将武装冲突控制在有限范围，不至于一发不可收拾。特别是随着美国二十年“反恐战争”的终结，非传统安全问题将进一步成为大国博弈、地区合作、全球治理关注的重点。战争与和平曾经是大国较量最为直观的表现形态，也是国际关系研究向来聚焦的核心议题。但在21世纪，大国之间的角力已经转向了更具综合性的“复合安全”议题，国际新秩序的争议焦点，主要体现为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规则之争、利益之争。
因此，总体上讲，当前国际秩序的调整、全球治理的改革，将主要围绕着“维持世界和平总体态势，消化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改善各国公共治理，强化地区合作机制，着力应对复合安全挑战”展开。经过全球化改造之后的世界经济结构和跨国生产方式，客观上也制约了大国间以武力方式来处理纠纷。世界主要大国，将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上。国际竞争将更主要地表现在国家的科技创新力、经济竞争力、社会凝聚力等方面。
一言以蔽之，经过经济全球化的改造，国际关系与各国国内政治的基本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国际秩序与各国国内秩序的重心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国际安全与各国国内安全面临的挑战也发生了微妙变换，这就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应有之意。
“时代主题”隐含了三个层面的判断
回顾历史，对照现实，一方面可以说，“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各国人民的普遍诉求，这一良好愿望并没有改变；但另一方面，如果强调对时代主题的判断要能够反映一段时期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关键问题，那么，就有必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基础上，明确指出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关键问题到底是什么，进而弄清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面临的现实外部挑战有哪些。立足于统筹“两个大局”，才能更明确地把握时代主题。
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其实一直都涵盖三个不同层面的判断：
从经济基础层面来说，1916年，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的界定，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而言的，着重强调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相对于自由竞争阶段的根本特点。今天，经济全球化带来生产方式重组的大背景下，帝国主义的表现形态、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国际社会的基本规则，已经与20世纪初完全不一样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取代了列宁所言的帝国主义时代，成为我们研判时代主题的认识根基。
从战略任务层面而言，无论“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其界定之初，要回答的基本问题都是“新的世界大战是否打的起来”“战争是否无法避免”。这些判断，并非是以百年为尺度的、对社会发展阶段形成的认识，而是对“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做出的战略研判。总的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是邓小平同志在观察到上世纪80年代初冷战形势总体缓和、苏联国内发生明显变化的背景下做出的准确判断。由此，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才能够克服阻力、成功推进并取得伟大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时代主题的判断意味着正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大方向，以此为基础，明确战略任务，做出恰当决策。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当时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的历程，还是要由衷地赞叹邓小平同志卓越的历史眼光和敏锐的战略直觉。
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同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来就是一体的。1999年到2001年间，国内曾出现过关于时代主题的讨论。当时的大背景，就是美国在冷战后以“唯一超级大国”自居，频频动武，为所欲为，也给中国施加了极大压力。世纪之交，中国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有理有利有节地应对美国战略压力，没有因外部的风吹草动而动摇自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任务。
从发展时机层面的判断看，“9•11”事件发生后，中国迅速抓住美国战略重点转移的有利契机，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党的十六大正式形成了“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也就是我国推动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的有利时机。这也意味着把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进一步引申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国际社会的历史潮流”，进一步赋予21世纪中国对外战略在道义上的正当性。特别是针对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政府在2005年正式提出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明确承诺。这样，“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总命题之下，战略任务、发展时机、发展道路，就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适时更新时代主题话语表述
清晰区分时代主题包含的三个层面：经济基础、战略任务、发展时机，就不难弄清楚，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形势下，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是不是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社会面临哪些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以此为基础，形成对时代主题的新判断和新概括。
第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是以承认经济全球化时代为基础的，这个历史阶段尚未过去。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那种以“新自由主义”为基调的经济全球化已经退潮了。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之内，各国都需要调整产业布局，改善全球治理体系。国际经济秩序和各国国内政治秩序，都不得不适应那种经济全球化为侧重点的转向，做出相应调整。
第二，中国还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虽然外部环境总体和平，地区风险仍需警惕。因此，在战略任务层面，“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依然与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相辅相成，与中国倡导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方针交相呼应，在道义上仍是必须加以肯定和坚持的对外战略基调。
第三，中美关系已经发生实质性转变，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当今世界关键问题和争议焦点明显转向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复合安全挑战。特别是在绵延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以二十国集团成员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重塑国内秩序、完善公共治理的急迫考验。综合起来看，新时代、新阶段，对于中国面临的具体发展时机的判断，恐怕就不再是“战略机遇期”所能够清晰涵盖的了。
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必须以清晰地认识未来二十年左右世界主要矛盾发展的动态前景为基础。总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需要适应外部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不断充实内涵、明确重点；特别是在“发展时机”这个层面，尤应深入研判、更新表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造成的复杂形势，要统筹“两个大局”，表达中国立场，就有必要将“时代主题”重新表述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安全与秩序成为各国人民的迫切需求。
延续“和平与发展”提法，表明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积极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坚定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和信心。点出“安全与秩序”是迫切需求，则意味着对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各国面临的关键问题做出明确表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现行国际秩序、各国发展环境，都面临着与以往近四十年大不相同的总体安全挑战。安全需求，既包括传统安全需求，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需求，既包括国际安全、地区安全，也包括本国安全，最终要落实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与生活尊严。秩序需求，既包括国际秩序、地区秩序，也包括本国秩序，最终要体现在维护社会安定、增进社会团结。
明确提出“安全与秩序成为各国人民的迫切需求”，就意味着完善国家治理、加强多边合作、维护地区稳定、改进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尤其是负责任的大国不能推卸的政治责任与国际义务。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