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讲，解决主要矛盾还是要依靠经济发展。

“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已经如期实现。“十四五”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有望保持在中高速增长区间，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体量使得内需动力强劲，拥有门类齐全、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使得中国的产业体系具有内在稳定性，拥有规模宏大、素质不断提升的人才队伍，使得中国创新动能不断释放，这些有利因素也使中国经济具有极强的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按照党的十九大战略部署，高质量发展是未来我国发展的大逻辑，其本质就是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稳定经济基本盘，有效化解外部压力和冲击。这就需要建设和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体量优势，积极扩大内需，扩大有效投资需求，挖掘潜在消费需求；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制造强国战略，加快产业基础现代化和产业链高级化，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经济增长预测

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开启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2020年中国将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

分析和预测“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必须考虑始发于2019年年底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后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以及愈演愈烈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我们将经济增长预测分为高方案和低方案两种情况分别进行预测。从要素视角，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1978-2012年，国内外环境有助于我国提高三大因素的投入和利用率，使得我国保持了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率。然而，这一高速发展时期也产生了由于高投入和高污染问题带来经济长期增长的不可持续问题。高质量发展将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方向。

“十四五”经济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仍然具有较大的潜力，我们仍然有潜力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

鉴于“十四五”时期面临的不确定性，我们选择两种方案。基于全球增长模型和增长核算方法，我们首先在高方案下对“十四五”期间的GDP增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从实物资本来看，2018年我国的资本存量增速已经从过去10%以上下降至7.1%，且增长速度还可能进一步下降。经历了40年的高投资和高增长之后，我国的资本存量已经非常高，新增资本虽然在数量上仍然很大，但是与庞大的基数相比，其增长率不可能太高。根据预测，2025年我国实物资本存量增长率将降至5.6%，“十四五”期间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长率将为6.4%。

人力资本是劳动力数量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2010年之后，人力资本积累呈现相反变动趋势。一方面，由于人口老龄化，从2013年起，我国经济活动人口在达到顶峰后逐年下降；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目前，我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的正面作用明显高于劳动力数量下降的负面作用，人力资本总体保持正增长。不过，由于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的政策效应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深化，人力资本增速趋于下降，“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速约为3.0%。TFP增长率将维持在1.0%左右。初步预测，“十四五”时期GDP增长率大致可以维持在5.2%-5.7%之间。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GDP增长速度比同期世界经济增速3%左右高出2个多百分点，是世界主要国家中增速较快的国家之一，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到2025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30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

表1 “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长预测与增长核算

单位：%

注：2019年数据基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测算，实物资本存量基于永续盘存法计算；人力资本存量基于15-60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计算。TFP即全要素生产率；这里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均为0.5。

经济结构更趋合理

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制度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三大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源和支撑点。未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变迁具备以下三个特征：（1）劳动生产率高——经济结构服务化，基于知识和高层次人力资本要素积累的服务业比重和品质提升，且服务业的发展和结构升级充分借助有利于效率改进的教育、研发、知识、信息、产权等部门的杠杆作用；（2）消费能力高——消费比重提高和结构升级，形成“消费结构升级→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消费结构升级”的动态循环过程；（3）资本深化，资本-劳动比率或人均资本量显著提高。

产业结构升级。“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呈优化升级态势，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略有下降，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高度化。

需求结构不断调整。社会总需求可划分为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两部分，内需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其中消费需求分为政府需求和居民需求，投资需求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外需是指产品和服务的输出。需求结构优化主要在于两方面：（1）消费需求调整，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不断提高；（2）投资需求调整，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与消费需求相匹配、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匹配，提升投资效率和效益。

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的变动是促进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直接推动力。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占GDP比例）从1983年的67.3%逐步降至2010年的49.3%，此后开始步入回升阶段，2019年已增至55.4%。中国的消费占比随着工业化进程所表现出的“先降后升”趋势与发达国家的经验相似，但区别在于中国的消费占比明显偏低，大约要低10个百分点。我国的资本形成率[1]也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从1983年的34.3%不断攀升，直至2010-2011年达到峰值（均为47.0%），此后增速放缓甚至下降，2019年停留在较高水平（为43.1%）。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也呈现“先升后降”特征：从2007年的8.7%不断下降，2019年降至1.5%，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

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7.8%，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为31.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为0.7%。我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经济发展将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未来一定时期内，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将趋于下降，预计2025年降至39.3%；最终消费支出比重将不断上升，预计2025年升至60.7%，净出口占GDP比重将为零或在零值附近上下徘徊，实现从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的转变。这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条件。

就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要求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要素与之匹配。就业结构升级主要在于两方面：（1）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2）就业结构现代化，劳动力从第一、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劳动力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仍然较高，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始终偏低。

随着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就业结构的持续变化，预计到2025年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份额将降至17.8%，第二产业劳动力就业份额将降至26.7%，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份额将增至55.5%，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同步优化、协调发展，加速现代化进程。

城乡结构更加均衡

城乡协调均衡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求。城乡均衡发展主要在于三方面：（1）从“城乡分割”转向“城乡融合”；（2）由“二元经济结构”转向“现代一元经济结构”，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3）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迁移至城市。城乡结构主要体现在城镇和农村的人口结构、收入差距、消费支出差距、消费结构等方面。

城镇化率稳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率呈直线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9年的60.60%。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仍有较大空间。

2019年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达到14亿人，预计到2025年城镇化率将提高到66%，城镇人口将达到9.44亿人。新型城镇化将使得当前1亿多农村居民转化成城镇居民，为“十四五”期间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动力，同时也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发展任务。

城乡收入水平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按2019年不变价格计算，预计2025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分别增至57 113元、22 169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逐步缩小，202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预计降至2.58。

城乡消费水平提高。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稳步增长。2013-2019年，全国人均消费支出从13220元增至21559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18487.5元增至28063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7485.2元增至13328元，城乡消费支出比从2.47逐步降至2.11。预计2025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将分别提高至39174元、18995元。2025年城乡消费支出比预计将降低至2.01。

公共支出结构优化，民生不断加强

政府公共支出提供了大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持久影响。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进程中，公共支出不断发生变化，总体的方向是通过调整公共支出规模、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均等化。公共支出转型的调整重点在于三方面：（1）提高公共部门配置效率（包括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有效满足社会公共需求；（2）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增加教育、科技研发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投入，提供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3）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地区间、城乡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

公共投资是政府公共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社会投资的重要部分。其中教育、研发和卫生方面投资关系到人力资本的最终积累情况，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2000年之前，我国对教育、研发和卫生的投入明显是不足的，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逐步显现，加强教育、研发、卫生等公共投入成为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转变的重要方面，我国公共支出结构将更加合理，更加注重民生，更加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特点。

教育投入。2018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达到了4.02%，连续6年超过4%。 “十四五”期间，我国教育总经费应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从2018年的4.61万亿元到2025年的7.93万亿元左右，“十四五”年均增速达到8.0%，高于经济增速（5.2%-5.7%）。

预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8年的10.6年提高至2025年的11年。尽管中国人口红利在下降，但是教育红利仍在上升，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持续释放人力资本红利。

研发投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推动，使我国研发投入明显加大。据初步统计，2018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2.17万亿元，比2012年（1.03万亿元）增长了110.7%，年均增长13.2%。我国研发经费继2010年超过德国之后，2013年又超过日本，目前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2019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之比）为2.19%，比2012年提高0.21个百分点，已经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2017年为2.13%），在发展中国家位居前列。

预计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将达到2.50%左右， 届时研发经费投入将达到3.35万亿元左右；“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率达到8.54%。我国的研发效率也将提高，具体表现在发明专利授权数不断提升上。预计到2025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将达到54.5万件左右，“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率为3.23%。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入比重仍然偏低，“十四五”期间主要是大力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公共卫生投入。医疗卫生支出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需要政府进行相当比例的投入。然而，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性公共卫生存在投入不足和投入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测算，我国2019年公共卫生投入占GDP比重仅为1.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这意味着政府将增加公共卫生投入，以确保这一战略的实施。2018年我国的卫生总经费占GDP比重已经达到6.57%，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7.5%。2025年财政性卫生总经费将达到3.22万亿元左右，“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率为9.73%。预计2025年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8岁，届时，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非常接近。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财政性公共卫生投入比重仍然偏低，此外，公共卫生经费有一部分并没有用之于民。我国还应当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目标，提升财政性卫生投入的效率，提高医疗卫生可及性水平和保障能力。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