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提高整体科技创新效能的重要举措之一。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的要求，2021年3月28日，“中国‘举国体制’形成演变研究”课题组和《产业与科技史研究》编辑部，组织召开了“新型举国体制与推进科技创新研讨会”，从多个角度探讨了新型举国体制的相关问题。
新型举国体制要预见性的解决科技发展、产业升级等重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研究员认为，新中国七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举国体制，“一五”时期的156项建设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时至今日仍有接近一半的项目企业继续经营，如今的液晶面板行业、高铁行业，同样具有鲜明的举国体制特征。
当下中国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如果仍然满足于发挥比较优势，就会步入“比较优势陷阱”，受到西方发达国家钳制。中国必须完成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领跑应当建立在创新之上，而创新又应当建立在基础科学研究之上。新型举国体制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加强规划。基础科学研究需要自由探索，但随着科学研究规模化、融合化趋势不断增强，基础科学研究也需要国家规划予以指引。通过新型举国体制为基础科学研究提出目标，落实国家任务、解决国家需求，是制度探索的方向。二是培养、积累学术人才。基础科学研究需要长期积累，需要大量人才投入其中。新型举国体制应当健全学术评价体系，提供科研人员长期研究的环境和条件，充分发挥优秀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三是建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链接。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跨越是目前科研领域的短板，中国科研成果转化的成功率约为10%，西方国家约为40%，新型举国体制应当打通两个领域，既能让科研成果服务于产业发展，也能让产业发展为科学研究提供更多支持。四是保障经费投入。与过去相比，中国科研投入已经有了明显增长，但是基础科学研究周期长、链条长，需要新型举国体制进一步保障经费投入。
中国人民大学贺耀敏教授从五个角度分析了新型举国体制“新”在何处。第一，新型举国体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型举国体制的前提。新型举国体制需要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政府与市场之间不是相互掣肘，而是让两种体制力量得到有效集中和升华。第二，新型举国体制代表了对国家战略的新认识。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以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新型举国体制要预见性的解决科技发展、产业升级等重大问题，这是国家发展必要的制度保证和政治保证。第三，新型举国体制体现了对科技攻关规律的新认识。科技领域是新型举国体制最重要的应用领域，当下科学技术的影响力前所未有，科技竞争是国家间竞争最重要领域之一。科学研究要突破学科间、军事民用间的分野，要开展全球合作和大规模集成创新，能否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应对目前科技攻关的新特征、新挑战，具有深远影响。第四，新型举国体制反映了对安全问题的新认识。国家面临的安全问题不仅包括科技领域，并逐步渗透到市场、贸易等领域，需要新型举国体制将各类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科学技术的正效应，确保稳定可控的发展环境。第五，新型举国体制还是一种感性认识。美国主动破坏自身主导、建立的国际政经秩序，转嫁危机、攻击中国出现常态化趋势，新型举国体制反映出中国做好今后可能长期面对西方国家的集体围追堵截的准备，捍卫国家利益的斗争愈发激烈。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郑有贵研究员比较了新型举国体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异同点。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之一，二者侧重点不同，新型举国体制侧重于“体制”，而集中力量办大事侧重于“机制”、“目标”。新中国工业建设初期正是通过举国体制奠定了资本密集产业和技术密集产业的基础，但弱势窘境仍存在。
新时代的新型举国体制有三个特征。首先，新型举国体制有更为鲜明的目标导向。新型举国体制要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跨越发展中的瓶颈。其次，新型举国体制有更为明显的战略导向。新型举国体制不是盲目的，不是什么事情都当“大事”来办，而是在顶层战略规划下发挥作用。最后，新型举国体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导向，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应当是人民齐心办大事。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益东研究员从学术评价和人才培养角度探讨了科学研究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路径。中国科研工作的显著特征是大而不强。中国两院院士810人，只有杨振宁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另一位诺奖得主屠呦呦并非院士，美国院士2400人，其中有190位诺奖得主。从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突破性、颠覆性的科研成果，常常没有发表在因循守旧的“顶级期刊”当中。“四唯”评价体系使得中国学者在科研过程中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科研工作步入“中等水平陷阱”。科研领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常常以“两弹一星”为例，但背后原因是一流人才占据关键位置、进而产生一流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自主创新，人才是关键”，新型举国体制应当以人才为核心，一流人才需要什么样的体制，体制就进行什么样的改革。
目前推进的代表作制度是一种改革思路，不过代表作制度仍有局限，代表作制度之外，国家应当及时奖励“十年磨一剑”、具有一项突出成果的科研工作者，“以突破论英雄”，形成示范效应，逐步探索与改革现有的学术评价和人才培养体系。
新型举国体制应引入市场机制，让新技术得到有效扩散，建立完整的产业链
中国科学院大学王大洲教授认为，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国家竞争类似于企业竞争，在竞争过程中必然存在国家行为。国家科技竞争可以区分为“追赶”和“引领”两种情况，一般来说“追赶”的成功率较高，美国的半导体、中国的核武器都是其中的成功代表，而“引领”的成功率较低，如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研究最终失败。新型举国体制应当思考“引领”问题，至少建立一种二元体制，既有集中力量的追赶，也有在国家总体发展方向下的自由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毅研究员就新型举国体制进行了比较研究。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种具体实践，而新型举国体制则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认识，相关研究可以从若干层面展开，基于历史发展的比较研究空间广阔。例如在产业科技政策方面，中国可以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也可以与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国家进行比较；宏观的举国体制可以和微观的科技创新体制进行比较；工业软件、大飞机等具体产品的研发、制造，也可以进行国际间或产品间的比较。通过比较研究取长补短，实现新型举国体制研究的繁荣。
清华大学戴吾三教授就新型举国体制下的创新主体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从宏观层面来看，新型举国体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此次抗击新冠疫情充分体现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从微观层面看，目前企业是新技术的重要创新主体，若干企业推动了中国5G技术的发展，企业中的员工特别是工科硕士，是更为具体的创新主体。明确这一情况后，新型举国体制一方面可以加强对企业、企业员工的支持方式和力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思科学院体制的科技创新作用、创新能力，从而相互促进。
中央财经大学兰日旭教授就新型举国体制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了发言。中国政府是中国发展的一项长期优势，中国古代的技术水平领先全球，部分在于大国条件下官办的推动。中国的问题在于，缺乏相应成果的转移机制。新型举国体制应当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在发挥政府主导优势的同时，引入市场机制，让新技术得到有效扩散，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在此过程中，国有企业一端连接政府、一端连接市场，利用好国有企业的自身特点、发挥其引领作用，可能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突破口。
哈尔滨工业大学姜振寰教授认为，要搞清楚新型举国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有什么区别，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特点、适用范围与前提等需要弄清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石建国研究员就新型举国体制的边界进行了分析。从现有文献出发，新型举国体制是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举国体制，抗洪、抗疫虽然发挥了举国之力，但不属于新型举国体制关注的范畴，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同样不属于新型举国体制关注的范畴。从现有制度体系出发，党的领导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是基本制度，上述两种制度派生出的制度是重要制度，新型举国体制属于制度体系中哪一个层面，需要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肜新春研究员认为，举国体制是一种国家治理手段，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应用，在大国发展过程中具有普遍性，反之，小国发展是否需要举国体制，值得思考。目前西方世界把中国的举国体制妖魔化，认为中国的举国体制站在经济学理论的对立面，实际上西方也应用举国体制，“曼哈顿计划”就是例子。新型举国体制可以具备更强的普遍性和适用性，破除西方对举国体制的偏见，让举国体制得到认可。
中国政法大学熊金武副教授提出了新型举国体制的若干发展方向。举国体制在中国一直存在，新型举国体制应当首先发挥市场的作用、企业的作用，民企、国企、小企业、大企业，种种主体都能够在新型举国体制中进行整合、释放活力。新型举国体制应当鼓励变化，很多传统行业不是没有创新能力，而是没有创新需求、缺乏创新动力，创新不一定都是变革性的，改良、干中学都是创新的重要形式和方法。新型举国体制还应当考虑创新的深远意义，对于重大创新，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
中央财经大学肖翔副教授认为，新型举国体制应当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地方政府的作用、国有企业的作用。过去采用举国体制，目的在于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现阶段工业生产服务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走出价值链低端。中国的汽车工业、机床工业都曾经有较好的发展，但是后来又逐步落后，新型举国体制需要对工业发展进行长期规划、发挥长期作用。中央政府之外，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一线，值得关注和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申晓勇副教授就新型举国体制受到关注的原因说，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嫦娥四号任务人员代表时提到，嫦娥四号任务“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嫦娥五号任务人员代表时再次提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除航空航天领域外，新型举国体制基本围绕核心技术攻关问题展开，而核心技术攻关正是中国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举国体制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武力研究员认为，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是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研究举国体制，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所在。我们需要用大历史观来看举国体制的形成和演变，需要历史的坐标。如果说建国初期我们突破了贫困陷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在今后的30年，中国要建设现代化强国，则要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遏制陷阱。二百多年来，西方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先发之力，建立起其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正在发生改变，这是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根本所在。贸易战可以采取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进行应对，而科技战则必须取得胜利，没有科技创新和走到世界的前列，中国经济也不可能转型升级到世界产业链的中高端。要突破“西方遏制陷阱”，除了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的高质量发展外，别无他途。
应当深入总结新中国举国体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从新中国72年的历史看，举国体制的形成是与上世纪50年代前期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分不开的；从改革开放43年的历史看，新型举国体制则是在中国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基础上形成的。随着信息化、国际化不断发展和西方对中国遏制的逐步升级，科技不仅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关系到国家根本利益和诉求能否得到保护。特别是今天科学的发现和重大技术创新，已经完全不同于19世纪那样依靠少数天才和不多的资金就可以实现，也不同于20世纪那样依靠单个实验室或大企业就能够实现。
科技创新需要持续投入。如今重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已经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没有大规模的人力、资金投入以及政产学研的合作，很难走到世界科学和重大技术创新的前沿。这种科技创新日益呈现大规模、集成性、持续性趋势，甚至成为国家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国必须了解和能够提出应对方案。今天对新型举国体制的研究应当不断深入，应该从六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第一，明确界定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外延，做到精准化。新型举国体制既不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回归，也不是全能型的，它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产物。
第二，如何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科学是发现，技术创新是发明、创造和改进，二者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科学发现风险大、成本高，市场机制往往失灵，而企业的动力也不足。在不少科学和技术领域，有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发现，只能为后人起到铺路石和敲门砖的作用，因此在这方面，政府的保障作用就非常重要。新型举国体制就是在市场调节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的地方，在企业无能为力的地方，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发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
第三，深入研究新型举国体制如何与现有的国家治理水平和市场成熟度相协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都不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还不到30年的时间，科技体制机制远不够完善，这方面改革的目标、方法和步骤都需要深入研究，统筹考虑，辩证施策，进行精准操作。因此研究的任务是繁重的，需要自然科学界与哲学社会科学界协调攻关，需要政产学研紧密配合。
第四，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的应用是有国界的；技术没有国界，但是技术带来的利益是有主人的。科技，特别是在那些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间竞争力的领域，更是成为各国政府直接干预的领域。但是科技创新又离不开国际交流，因此，就需要我们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针对不同的科技领域、不同的国家，深入研究科技交流和合作的对策，如何使新型举国体制在科研院所、企业以及科技工作者个人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方面发挥好作用。
第五，新型举国体制是一个动态的、仍然处于变革和发展中的体制，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与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关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以及国家安全、国防现代化是什么关系？与我们的教育体制、科研体制是什么关系？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长期目标是什么关系？如何适应新型工业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如何应对潜在的科技创新挑战？等等，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第六，科技创新更多的是脑力劳动，往往是一种投入和产出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劳动，自觉的投入很重要，因此精神的支撑和激励非常重要，这包含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也包括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人民谋福祉的高尚情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形成了一系列红色精神谱系，其中有“两弹一星”精神、“三线建设”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涌现出一大批英模人物，其中有邓稼先、郭永怀、钱学森、于敏、黄旭华、南仁宫、袁隆平、马恒昌、王进喜、郝建秀等。这些反映了举国体制中精神激励作用和家国情怀的精神谱系和模范人物，应该好好研究，传承和发扬下去，成为新型举国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
（编辑 尚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