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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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抗疫措施与成绩之比较

王震 来源: 2021.11.23 13:17:51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监测数据,截至2021929日,美国境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43230197人,死亡693055人。无论确诊病例还是死亡人数,美国均高居全球之冠。相比之下,最早遭受新冠病毒袭击的中国不仅成功控制了疫情,将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还成为全球对外输出抗疫物资最多的国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则是医疗资源最为丰富的超级大国,对比两国抗疫成绩,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中美两国何以出现截然不同的抗疫结果?其背后因素值得深思。

“执政为民”与“表演为民”

迅速席卷全球的疫情无疑是对各国领导人和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极大考验。201912月底疫情暴发后,中国领导人展现了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在当时疫情形势不明、科学界对病毒认识有限、医疗物资短缺等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抗疫措施。对外积极与国际社会沟通,分享有关疫情和病毒的最新信息;对内迅速采取措施阻止疫情传播,全力救治疫情地区的民众。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中国政府果断地在2020123日封闭了拥有上千万人口的武汉市。48日武汉“解封”后,中国抗疫工作开始转入以防止输入性病例为主的新阶段。

反观美国,抗疫更像是围绕选举进行的一场政治表演秀。2020年恰逢美国总统大选,在两党政治立场趋于对立的情况下,核酸检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居家隔离等重要抗疫措施都“政治化”了。尽管20201月初中方已开始定期向美国通报疫情信息,但一心想着选举的特朗普先是对公共卫生官员们的警告充耳不闻,放任疫情失控。疫情恶化后,一些政客迁怒于世卫组织和中国,试图通过“甩锅”来为自己开脱。我们不仅没有看到这些官员应对疫情的勇气和担当,反而目睹了各种推诿、冷酷与自私的政治丑态背后对民众生命和健康的漠视。整个抗疫工作不是围绕着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而是政客们围绕选票而进行的政治算计和做秀。

如果说新冠病毒是有形的“天灾”,那么政治机制失能则是无形的“人祸”。尽管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将西方政治体制吹捧为“终结人类历史”的社会制度,但是如果这种政治制度对造成近70万民众死亡的疫情无动于衷,其所谓的优越性又从何说起?

 “生命至上”与“金钱至上”

生命只有一次,抗疫的根本在于抢救生命。新冠疫情暴发之初,武汉地区曾一度出现“医疗挤兑”现象。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下,武汉市在短短10天左右时间里就建成了2座分别拥有上千张床位的传染病医院,还通过各种方式建成了16家方舱医院。从20201月底武汉封城到3月初的短短两个月时间,全国共调集346支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900多名公共卫生人员驰援湖北。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提出了“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防治方针。医疗管理部门也及时调整医保政策,对确诊和疑似患者一律实行“先救治,后结算”。这些措施无不以救人为宗旨,确保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检测和救治。

在美国,医疗资源远远优于中国。研究表明,2018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24.44%ICU床位占医疗机构总床位的18%;相比之下,中国这一比例仅为7%5-6%。然而,在“金钱至上”原则支配下,这些资源并不能在抗疫中充分发挥作用。一方面,紧缺的医疗资源在疫情暴发后沦为有钱人才能享用的“特权”。20203月,担任美国总统顾问的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曾牵头发起了从海外采购防疫物资的“空桥计划”,但这些物资很快都被转卖给私人企业,优先供应VIP客户。另一方面,在资本逐利机制作用下,各医疗机构之间缺乏开展互助合作的动力。面对疫情扩散后出现的“医疗挤兑”现象,无论联邦政府还是各州政府,都无力调度高度商业化的医疗系统。大量私立医院既无意也无力支持医疗短缺地区,个别医院甚至出现了更改新冠病人检测结果的丑闻。在高昂的医疗费面前,大量穷人成了整个医疗体制的“弃儿”。美国凯撒基金会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治疗一名住院新冠患者的平均医疗费用大约为3万美元。即便拥有医疗保险,通常也需要支付免赔额内的费用,再加上可能出现的救护车、CT、看诊、护理等开支,高额诊疗费让不少穷人望而却步。而且,还有超过2700万美国人并无任何医疗保险,只能在疫情来临之时望医兴叹。

在“金钱至上”原则下,医疗系统服务的最终对象变成了冷冰冰的金钱,而非有血有肉的生命。一旦生命成为金钱的附庸,患者也就成了贴有价格标签的“特殊商品”。于是,一边是富人们的医疗资源过剩和各种优先特权,另一边却是无数游离在医疗体系之外得不到救治的穷人,成为特朗普口中的“别样人生”。无论多么发达的医疗系统,如果不能遵循“生命至上”原则,就难以在大规模抗疫中全面发挥作用。

“守望相助”与“唯我独尊”

再好的抗疫政策,如果没有民众支持与配合,也很难取得预期效果。疫情暴发后,中国民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严格执行出门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或居家隔离的防疫要求。在许多民众看来,无论是遵守防疫要求,还是直接参与抗疫工作,都是一种值得称颂的个人美德和对社会的无私奉献,也是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共克时艰的表现。除了4万多名奋斗在第一线的援鄂医务人员外,截至20205月,全国参与疫情防控的注册志愿者达到881万人,社会捐赠资金约389.3亿元、物资约9.9亿件。在抗疫过程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令人泪目的感人事迹,守望相助、舍小家顾大家的优良传统和家国情怀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而在美国,疫情就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长期推崇极端个人主义所滋生的种种怪象。首先,大量政客基于个人政治私利不断操纵防疫措施,互相推诿指责,极尽政治表演之能事。尽管美国疾控中心早就建议民众佩戴口罩,但特朗普和不少共和党人却置若罔闻。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执政的地区,防疫举措更是判若水火、泾渭分明。其次,部分利益集团在抗疫中投机取巧,或是借“抗疫”名义中饱私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伯尔和黛安娜·范斯坦等人在提前获知疫情信息后不是忙于推动防疫,而是抢先抛售持有的股票。国会通过的巨额救助法案更是让众多富人从中获利不菲。最后,一些民众以所谓“个人自由”为借口,拒不遵守防疫规定。2020年秋季开学仅一周时间,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就发生了4起聚集性疫情,造成130名学生感染新冠病毒。得克萨斯州一名30岁的男性甚至特意参加“新冠聚会”,最终因感染新冠病毒而丧命。

这种自上而下“唯我独尊”、罔顾他人的极端个人主义行为或许满足了某些个人的“自由”和“偏好”,但却让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面对疫情危机,许多美国民众在抢购生活用品的同时,还大量购置自卫用的枪支弹药。这种行为与其说是个人英雄主义,不如说是对社会和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宁可相信危机时个人盲目“自救”,也不相信政府和社会在危机时可以提供基本秩序与最终救助。

“尊重科学”与“藐视科学”

在未知的病毒和疫情面前,科学是人类最终获胜的有力武器和希望之光。在疫情中,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对科学与科学家群体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敬重。这既体现为对医学专业人士防疫建议的尊重,还体现在对防疫科研的高度重视。在全社会关注和支持下,中国科学家不仅较早地分离了毒株、研发出了检测用试剂盒,还筛选出了有效的治疗药物和救治方案,启动了5条技术路线的疫苗研发,并在这些领域始终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公共卫生专家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设立医疗方舱的设想,并率先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等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风险人群识别,为疫情迅速结束和有序复工创造了可能。

医疗科技和医疗资源领先全球的美国却并未发挥出其科技优势。其一,公共卫生和医疗专家们的专业性意见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疫情暴发后,白宫当局无视世卫组织和国内专家们的警告,既不愿建立国家新冠病毒检测系统,也不愿放开权限让各地实验室和医院进行自主检测。直到202033日,美国疾控中心才解除有关限制,但检测能力却迟迟难以提升,一再错失遏制病毒扩散的良机。其二,用于医疗和公共卫生的研发经费等持续被削减。疫情暴发前,特朗普政府就开始大幅削减用于医疗科研领域的开支。仅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018年度预算就被直接削减58亿美元,降幅超过了18%。无论是对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科研计划,还是对科研人员士气和公共卫生应急能力,都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其三,白宫决策层为了政治需要,屡屡打压敢于直言的公共卫生专家。在2020225日新闻发布会上,美国疾控中心专家南希·梅森尼尔曾发出公开警告,希望美国公民做好应对疫情暴发的准备。但是这一表态却引起了特朗普的愤怒,梅森尼尔也不再被允许出席疫情发布会。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曾撰文指出:“美国在专业知识方面的声誉一直是其力量的最大来源之一。”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次抗疫中既看不到对科学和专业知识的敬重,更看不到对民众生命的敬畏和关心,而是藐视生命和科学之后的惨痛代价。

 “命运与共”与“美国优先”

大疫面前,人类命运休戚与共,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和美国等通报了疫情信息,分享了疫情进展和防控经验。中国科学家也在第一时间与国际同行分享关于病毒和抗疫研究的最新进展。在自身疫情略有缓解后,中国便开始全力支持国际社会的抗疫工作。截至20219月上旬,中国已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等物资援助和商采便利,初步统计总量约为3200多亿只口罩、39亿件防护服、56亿人份检测试剂。中国已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和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提供超过11亿剂疫苗和原液,并计划年内提供疫苗总数达到20亿剂,是迄今全球对外供应疫苗最多的国家。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一向高唱“人道主义”、“国际道义”并自诩为“世界领袖”的美国却坚持“美国优先”,不仅没有承担起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国际责任,拒绝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反而屡屡干扰国际社会的抗疫努力。在疫情发生之初,特朗普政府就放弃了对全球抗疫的“领导”,不仅没有主动承担起联合国际社会共同抗疫的责任,反而在抗疫关键时刻主动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美国为了一己之私,先是罔顾事实地指责中国,别有用心地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试图将其防疫失败的责任转嫁到中国头上,继而把中国和俄罗斯向国际社会输出疫苗的努力污蔑为“疫苗外交”。在“美国优先”名义下,美国通过《国防生产法》严格限制各种医疗物资出口,包括生产疫苗所需的原材料。即便是在印度疫情严重失控的情况下,美国也不愿提供囤积的富余疫苗,或是放开疫苗原材料出口,以至于一些印度媒体痛骂美国是“疫苗黑手党行为”。

美国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出现的政治操弄恶果、党派恶斗闹剧、草菅人命的政策,以及各种极端个人主义和“疫苗民族主义”等行为,直接导致了美国自我宣扬的“人设”、“话语”及其国际道义形象的崩塌,也让更多人认识到长期以来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奉为圭臬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不过是一些自欺欺人的说辞。

中美两国抗疫成绩形成鲜明对比的背后,既反映了两国政府和领导人截然不同的执政理念、政治魄力和人文情怀,也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医疗机制、社会文化和国际担当等密切相关。但最为根本的因素,则是双方执政动机和社会文化的差异。对任何制度与个体而言,只有执政者心中装着百姓,才能做到“生命至上”。古人云:“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这场疫情让我们彻底认清了谁才是真正“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和休戚与共的人类利益代表,谁才是言行不一、自私自利的政治秀客。疫情终将过去,但我们却不能不思索:人类社会到底需要怎样的人权、道义和秩序。

(编辑  杨利红)



* 王震,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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