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门罗主义”方案吗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冷战时期的单极霸权美国以充满疑虑的眼光，看待中国与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应运而生，近年来有一种论点，将剑锋指向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认为它实质上是中国的“门罗主义”地缘战争战略，其意图在于将美国的影响力排除出相关区域。我国外交部长王毅曾在2016年3月8日“两会”记者会上回应过这种观点，指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奉行的不是“门罗主义”，更不是扩张主义，而是开放主义。但在学理层面，“一带一路”倡议与“门罗主义”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异，仍有进一步展开论述的必要。

门罗主义：美国申明其霸权地位的政策主张

“门罗主义”源于美国对于欧洲列强觊觎美洲的疑惧。1823年，美国的詹姆斯·门罗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了三个主张，第一是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第二是反对欧洲列强干预美洲已独立的国家；第三是声明美国亦不干涉欧洲事务。美国19世纪的“门罗主义”使用的标志性口号是“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一个原本起源于19世纪50年代本土排外主义运动的口号。[1] 在提出“门罗主义”之初，美国还不是美洲霸权，“门罗主义”在实践中的核心关注点，并不在于拒斥欧洲列强对于美洲的侵略与干预。美国宣称，美洲大陆上有一些族群想要加入美国，欧洲列强不应干预，以此理由在美洲扩张领土。到了19世纪末，美国确立了美洲霸权地位。美国以拉丁国家文明程度较低、施政不当，可能招来欧洲列强干预为借口，对一系列拉美国家的内政进行干预。1917年，威尔逊总统重新解释了“门罗主义”，将“门罗主义”重新解释为支持各个国家和民族自己决定自己政治制度，可以不受阻碍、不受威胁、不必恐惧地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主义。这就消除了“门罗主义”的“西半球”空间限制，美国可以打着保护弱小国家的自主性免受强权干涉的旗号，对“西半球”之外的弱小国家进行干涉。在冷战时期，美国以防止所谓“共产主义威胁”为名，干涉许多国家的内政。冷战结束之后，用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阿利森教授的话说，美国将全球视为其势力范围。于是，“门罗主义”的思维方式被推广到了全球，美国真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干涉的实践。 

从区域霸权到全球霸权，美国的“门罗主义”思维方式究竟有什么特征呢？在我看来，它包含了几个重要的方面：（1）划定一个空间范围，界定其中的同质性，排除异质性的因素，将其界定为对整个空间秩序的威胁。这个空间范围一开始是美洲或西半球，后来逐渐扩大，在后冷战时期扩展到了全球；（2）在修辞上支持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自主性，但又会认为，由于某种外部威胁的存在，它们在事实上没有能力自主，因此需要美国的帮助，因此美国可以以“反干涉”的理由来进行干涉，将损害和限制别国自主性的行为，论证为帮助它们实现自主性。（3）始终相信美国是一个例外（exceptional）的国家，享有道义上的优越性，美国界定的国际规则才是真正的国际规则，而且美国保留了基于自己道义的优越性不断修改调整国际规则的资格。而真正得到各国公认的国际组织，无论是联合国还是WTO，其各项规则一旦偏离美国利益，它的权威就会遭到美国的质疑。正是因为美国长期在美洲扮演着单极霸权的角色，所以才发展出了这些具有强烈单极霸权色彩的行为特征。美洲是美国“大出于天下”之前修炼统治技艺的“大本营”。

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符合这样的思维方式特征么？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从来都是各民族与文明的互联互通之路。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在最强的时候也只能够对西域有所影响，将整条“丝绸之路”视为中原王朝的势力范围，本来就是不合史实的。甚至连“丝绸之路”这个名称都很可能源于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Carl Ritter）的命名。[2] 而美国国务院早在2011年就针对阿富汗局势，提出了“新丝路”（New Silk Road）区域合作计划，这一计划并没有在美国的国家战略中获得优先地位。不久，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将“丝路”的概念发扬光大。当代的“一带一路”并不像“美洲”一样，是一个可以在观念上界定的封闭空间，它预设地球上存在极其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存在着诸多有边界的文明空间，而它的重点是“带”与“路”，是穿越不同地缘政治空间的交通线，强调开放、连接和沟通，而不是封闭和排他性的控制。“一带一路”是一个“互联互通”的倡议（initiative），而中国在其中的角色，更确切地说是“首倡者”，而不是支配者。

事实上，“一带一路”连接的某些空间，恰恰是某些区域强国的敏感区域。比如说，俄罗斯的一些欧亚主义者（Eurasianists）长期将中亚视为俄罗斯的排他性势力范围。如果“一带一路”是一个排他性的“门罗主义”计划，那么在中亚，必然会发生中国与俄国对于排他性支配资格的争夺。然而，中俄两国近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对于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影响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尊重，这都是有目共睹的现象。而中国的东方与东南方更是被从横须贺、冲绳到樟宜的一系列美国军事基地所包围，从地缘政治上说，美国在这些地方的军事控制力不言而喻。显而易见，“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以“亚洲”的名义，直接质疑和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

虽然目前国际舆论中还没有出现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空间思维方式作类比的评论，但我们在此预先作出回应有益无害。大英帝国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在1928年《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即《巴黎非战公约》）的酝酿和签署过程中，也曾经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宣布本国版本的“门罗主义”，人称“英国门罗主义”（British Monroe Doctrine）。但因为大英帝国是一个全球性海洋帝国，一度拥有全球最强的海军，它的“门罗主义”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像“美洲”这样的有边界的大陆空间，而是海洋上的交通枢纽，如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等等。英国海军如果能够控制这些交通枢纽，就能够保证整个帝国的安全。[3] 因此，英国对任何威胁到其海军对于这些枢纽的控制的行为，都非常敏感。“一带一路”的思维，是这种“路由器”理念吗？这也是没有根据的类比。在英国的海上帝国衰落之后，美国是其唯一的后继者。当代世界的主要海上交通枢纽，无论是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还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美国海军和军事基地的力量辐射之下，中国又能够排他性地控制上述哪个海上交通枢纽呢？

在其他一些更为抽象的空间冲突之中，中国诉诸的也是防御性的“主权”原则，而不是具有扩张性的“门罗主义”。比如说，在网络空间中，中国以“网络主权”来对抗美国的全球网络信息霸权，修筑“防火墙”，并要求数据的本地化存储；在司法问题上，中国以“司法主权”来批评美国法院帝国式的“长臂管辖”（long-arm jurisdiction）。这都是基于传统的“主权”观念而提出的防御性主张。

事实上，许多指责中国奉行“门罗主义”的种种话语，恰恰贯彻了美国执政精英一贯以来的“门罗主义”思维逻辑：界定异质性的因素并加以排斥。在这些评论者看来，中国在自己领土范围内实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模式本身就已经干扰了美国试图在全球建立的同质性秩序。如果中国胆敢划出一个“超国家”的区域空间并推广自己不同于美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实践，那更是证明中国是全球空间中的破坏分子，这种指责要求中国承担为自己辩护的举证责任。这种“先发制人”进行话语攻击的策略，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一部分。此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与日本曾经学习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实践，分别在欧洲与亚洲进行扩张。一些论者指责中国搞“门罗主义”，实际上是暗示中国是如同德国与日本那样“失道寡助”的“挑战者”。

当代中国所倡导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既反对美国区域霸权阶段奉行的“门罗主义”解释，也反对美国全球霸权阶段奉行的“门罗主义”解释。区域霸权阶段的“门罗主义”划定区域势力范围，排斥本区域国家与域外国家的合作，频繁干涉本区域国家的内政；全球霸权阶段的“门罗主义”则将全球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干涉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倡导尊重国家主权，也倡导各国家与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合作。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之中，中国刚刚走出最艰难的处境，尚处于虚弱的状态，即向许多发展中国家乃至于发达国家提供了抗疫物资和医疗援助。在2021年，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疫苗民族主义”，将自己研发的疫苗作为“公共产品”，向全球提供。病毒并不承认国界，它的传播打破各种空间界限，将全人类置于恐惧之中，中国只有帮助其他国家走出“至暗时刻”，自己也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安全，在此，利他与利己是高度统一的。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生动实践。

当代中国的国际秩序主张，有着古代中国历史经验的渊源，更是20世纪以来中国革命与建设路径的延伸。从全球比较的视野来看，古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由于海洋、高山与沙漠的阻隔和保护，今日中国版图所覆盖的地理空间几乎是自成一体，而建立于农耕之上的古代中原王朝，基本能够保持内部不乱，在大部分时间里相对于周边具有力量上的优势，因而在心理上也具有很强的安全感。美国“门罗主义”历史经验中包含的根深蒂固的疑惧，以及从疑惧到“先发制人”的行为模式，是在从欧洲到美洲的“万国竞争”条件下形成的，但这绝非古代中国中原王朝的心理模式与行为模式。接下来，在19世纪，中国被抛入一个“万国竞争”的国际体系，迅速跌到谷底，这一经历削弱了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安全感。但在朝贡体系崩溃之后，中国国力的孱弱，使得其很难设想对某一个超国家的区域的支配。同时，沦为半殖民地的遭遇，使得中国对于国际体系中的弱小民族与国家的境遇能够产生深刻的共鸣，对于区域霸权和全球霸权的逻辑具有相当程度的敏感性。

通过20世纪漫长的革命与艰苦的建设，中国重新实现内部整合，打造出了强有力的国家主权，并在此基础上对外开放。由于开放的程度与步调是中国自主可控的，中国得以在开放的过程中避免重新陷入“依附”的境地。而这就是汪晖教授总结的中国的“自主性开放”历史经验的关键所在。[4] 基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中国在对外交往时，也比较强调尊重各个国家的平等主权，并倡议在此基础上相互开放，互联互通，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倡导文明之间互相借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承认，任何国家，无论大小，都会在一定的区域之中拥有并发挥自身的影响力，这是一个经验事实；但影响也是相互的，区域内的国家，相互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各国影响力的发挥需要尊重区域内的其他国家、民族与文明，其底线要求是对主权的尊重。比如说，商业贸易的影响力不能建立在“强买强卖”的基础之上，更不应用强制力限制区域内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正常交往。

如果说以上视角强调的是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者而言缺乏说服力，我们接下来可以切换到一种更具现实主义色彩的视角：在当代世界，中美两国都存在着经济实力与军事—政治实力之间的深刻不对称，由于这种不对称，目前根本不存在中国“取代”美国单极霸权地位的现实可能性，而且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主观意图。中国的经济实力居于全球前二，制造业增加值已超美、日、德总和，而且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但中国的军事与政治实力与经济实力有着巨大的差距：中国迄今仍然是一个未能实现国土完全统一的国家，仍然是一个被美国军事基地包围的国家，仍然是一个因为自身发展模式与欧美不同，经常在欧美主导的国际舆论中饱受围攻的国家。而美国恰恰相反，在经历过帝国的“过度扩张”（overstretch）之后，其经济实力正在相对衰落，产业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但其军事与政治实力仍然强大，其统治机器不会坐视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肯定会采取各种超经济的手段来为美国经济“输血”，而美国的一些盟友会被迫在这方面跟随美国。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都可能会遭到美国及其盟友以国家安全、社会制度等为借口的种种围堵。近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中兴、华为、Tiktok等企业在海外的经营受到种种超经济因素的干扰。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更不可能采用极容易引起各种政治反弹的超经济的强制方法。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治社会组织模式更具有内聚性而非扩张性的特征，这一特征使得中国能够在面对类似瘟疫这样巨大的生存灾难的时候，避免“散装”和“甩锅”，实现迅速的组织动员并克服危机；不同于资本主导的美国，中国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够采取强有力的“反经济周期”的措施，并控制“生产过剩”带来的政治社会后果，防止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导向地缘政治层面的军事扩张动力。这种宏观调控不可避免地对资本与个人（包括那些“走出去”闯荡国际空间的资本与个人）施加了很多限制。不赞同这种限制的人称其为抑制个体的首创精神，赞同这种约束的人认为这是对“占有性个人主义”（acquisitive individualism）的节制。但不管是何种评价，在这样的模式之下，东印度公司式的、渴求利润的冒险家借助国家力量进行扩张的行为方式，很难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内聚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中国的产业结构。二十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概念Autarky（经济上的自足）对于今天的绝大部分国家而言都是一个不现实的概念，对于中国也基本如此。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实现经济内循环的能力要强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在自身的广袤国土和庞大人口基础之上，建立起了全球独一无二的从低端到中高端一应俱全的产业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金融战和科技战，实际上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迫使中国构建国内与国际“两个循环”。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能够展现出相当程度的内循环的能力，经受住了极端情况的考验。

在当今世界上，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与尚未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经常处于冲突之中。但由于产业部门与产业链的完整性，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中国都可以有大量合作点，并能够在两类国家之间扮演着某种协调的角色。在这样的内外条件之下，即便仅仅着眼于中国综合国力的继续增长，推动与各国平等互利式的合作，也是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最为有效的手段。

综上所述，从“国强必霸”的西方历史规律出发，将中国的“一带一路”视为某种地缘政治扩张方案的论调，既没有看清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心理，更是从根本上误解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运作机制。对于误解者，我们固然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消除误解，但对于那些明知事实却故意制造舆论者，真诚的沟通是无效的。中国通过和平发展继续壮大自身，“凛然不可犯”是对这些“永远叫不醒”的“装睡者”最为有效的回应。

（编辑  碣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