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科技战日趋激烈，中国全社会对于基础科技研发的重视度迅速上升。其中，针对工业软件、机床等“卡脖子”问题引发了社会热议。有些观点认为，“中国机床老无可依”，“中国要投入成千上万亿去砸出工业软件产业”，主张中国要依靠并购等方式才能获得这些基础工业能力。
其实，西方发展这些基础产业体系的过程并不复杂，产业链上游的基础装备、零部件、工业软件产业是随着制造业发展的需求而出现的，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和一种在发展中的自然投入，并不需要投入上万亿资金。事实上，现在中国在半导体、机床等方面的投入已经很大，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当年的投入水平，但在很多领域的实际效果不好，投入不得法，思路有问题，事倍功半。
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目前，中国社会有几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需要进行纠正的。比如，中国的金融界、媒体领域经常可以听到一种观点，说中国人发明能力不如其他民族，或者称中国人虽然智商比较高，但在基础技术、应用科技上的发明比较少，只能搞搞模式创新，这其实是一种逆向民族主义的论调。正是这些观点，可能影响了相关决策者和一些掌握金融资源、投资基金领域的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相信中国有基础创新、原创创新项目，他们控制、管理的资金（这些资金往往由国家或地方政府出资），很大部分没有用于中国企业的原创项目，当然也就看不到正在成长的中国原创项目。相反，大量资源被投入海外并购，这几年国内股权投资基金的主体——国家或国资出资的基金过于信任外国人，或者热衷以从海外并购来“拼凑”大项目，结果并购过来的项目有的爆出之前不为人知的负面新闻，有的则被外国当局直接扼杀。
从历史角度去看，“卡脖子”问题的出现并不可怕。在这一轮深度全球化之前，西方也出现过一系列问题，但西方的正向进化论之所以没有出现“卡脖子”问题，因为它可以通过合理调配资源或者通过技术的进步解决问题。然而，中国要利用海外并购来发展基础科技或解决“卡脖子”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最终可能依然受制于人。比如，中国某个国家基金并购了一家德国碳纤维企业后，下游的欧洲空客公司立刻断掉了订单，最后使这个公司的销售萎缩归零。
惨痛的教训证明，核心技术和关键产业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可以是本土创新，也可以是海归回国创业，但必须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能够服务于中国，成为中国的财富基础。这其实是建构中国自己的技术-经济-国际货币体系过程的一部分：只有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原创技术，中国的人民币才能在世界上越来越有信誉，进而成为有竞争力的国际货币。拥有越多独门绝技，世界各国就越需要人民币来购买这些只有在中国才能买到的商品。
中国并不缺少“千里马”
通过近年来观察、积累的若干中国原创创新案例，我认为中国其实并不缺少原创创新的“千里马”。
例如，析易船舶公司发明了可在四级海况下时速达180公里且不共振颠簸的柔性超临界掠飞态滑行船舶，突破了船舶界诸多传统想象的边界：无兴波、可刹车和灵活转弯、无需港口可滩涂直接上下岸、加入悬挂结构适应四级海况、模块化大规模生产等。宁波路威公司创造了结构完全重新设计的机械加工装备，其中重型锻压机从传统的20米高重1000吨降低到5米高重量不到100吨，新型四头加工中心的生产效率提高了32倍。浙江亚微精密磨床基于自主开发的静压导轨的高精度磨床的加工精度达到1微米，其油压静压导轨和未来的气动静压导轨将是开发光刻机最核心的部件。宁波瀚晟减速器造出了完全迥异于目前减速器领域的RV减速器（大型减速器）和谐波减速器（小型减速器）结构的中国自创的新型结构减速器，摆脱了原有两种减速器来自特殊钢材或日本专利结构的制约。
从整机到装备、材料，中国有价值的原始创新案例还有很多。中国人既具有像莱特兄弟那样发明飞机的重大原创能力，也在关键零部件、材料、上游装备等“卡脖子”环节具有强大的钻研能力。在西方继续脱实向虚、去工业化的趋势下，中国恰恰最具有潜力推进人类现代工业能力的持续升级。
阻碍中国原创创新的几大因素
当前阻碍中国原创创新的因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行业方面，即下游使用这些关键部件和装备的中国本土产业，过去一直不信任本国企业研制的高科技装备，从而造成恶性循环，比如对中国本土机床的不信任。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非行业因素，主要来源于（投资资金）资源的掌控者，包括国有和民间的一些基金。非行业因素可细分为三点：一是政治立场问题，对内歧视，就是不投中国自己的创新项目，沉迷于海外并购；二是认知水平问题，分不清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价值的，盲目追求热门，而真正有价值的投资领域往往不在聚光灯下；三是资源分配机制，体现为国有资金僵化，人为设定约束门槛（比如要控股投资），民间资金投机性强，习惯于追逐“割韭菜”。
以典型的“烧钱”互联网平台公司为例，美团累计投资1110亿元人民币（含IPO），滴滴累计投资1846亿元人民币，两个公司投资合加接近3000亿元人民币，而前面的几个原创技术项目，不过花费了少则1500万元、多则3、4亿元的资金。
再如，中国化工对先正达的并购案例，投资折合2800亿元人民币，现在还要上市融资补充，而中国本土的原创农业化工项目不过1000多万元的投资，即便是具有颠覆性且需要较高投资的高端尼龙项目，一个超大型基地的投资也不过20亿元。
多举措建立支持制造业升级的金融机制
纵观美国、苏联、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现代工业基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适用创新机制和特殊时期，大量使用特殊机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其中，美国以创新为主，苏联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技术引进机制。
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打通调配资源的机构，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简称DARPA）和中国“两弹一星”时的中央专委，就是这种性质的机构。它们的作用是打破条块切割，全力支持创新，打破传统的不合理架构约束。其中，中央专委通过跨部门调配资源，实现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超级资源调配制度；而美国的DARPA和军方体制的职责就是既“投”又“买”。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建立多个超级机构互相竞赛，真正支持创新“竞相涌流”。
建立支持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升级的金融机制，需要从几个方面综合发力，尤其要支持在制造本体上有重大创新的项目。
一是在北上深以外制造业扎实的城市，比如宁波、佛山、无锡等地，建立 “从零到一”基金，它真正扎根中国的技术创新，是创新项目的超级支持者，它的数额未必大，但要起到不仅投资项目，而且还可以购买创新项目的产品（物理资产）的作用；二是灵活应用一些金融资源，服务中央大政方针，比如近期提到日程上的澳门的多元化转型，就可以包容到这个体系中来，把一些高科技（比如海洋科技）和下游应用如旅游、展会结合起来，还可以利用澳门6000多亿澳元的政府储备基金设立科技特别基金，吸引大陆通晓科技和产业的人才参与管理，既可以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力，让中国的核心科技走向前台，成为世界对中国实力信赖的核心组成部分，又能够创造服务中央大政方针的新的经济循环。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