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庆祝建党百年，建设新时代新闻学——中国新闻学丛书暨‘新闻三论’座谈会”在京召开。此套丛书是新闻学领域中国学派的重大发展，吸引更多的学者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的需求视野出发，推动思想创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在新闻学领域发展出独树一帜的中国学派。
与会人员围绕新时代新闻学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
新时代中国新闻学的责任与使命
新时代中国新闻学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从学科自身发展来讲，需要克服西方话语的束缚，体现中国新闻学研究者的自主性，回应学科中长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从我国当前需要来讲，需要指导国内国际各项伟大斗争传播实践，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从全人类共同利益来讲，需要为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再造新闻学知识与话语体系（三级标题）
当前新闻学面对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条件发生显著变化，以西方新闻学为主体的学科框架在理论方面和指导实践方面都遭遇困境。中国新闻学要具备学科发展的长远视野，超越西方新闻学的局限。
一方面，要善于回答新形势下的全球性问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指出，新的传播条件下，西方的新闻理论已走到了困境，例如假新闻就是一个典型的世界性问题。目前十分热门的智能技术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闻业面临的危机，它能够整合、优化数据，但不能创造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人民日报四川分社社长林治波认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媒体新格局、传播新技术、舆论新问题，新闻学不仅要适应新的形势和变化，更重要的是以自身的开拓创新解决由此带来的挑战和问题，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这一学科的使命，并推动学科自身不断发展完善。
另一方面，要在建设新文科的背景下改造新闻学的知识框架与知识体系。今年4月19日习总书记在考察清华大学时，提出了建设新文科的时代命题。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谭方正指出，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把新闻学作为一门意识形态属性很强的学科，指出新闻学能否在新文科建设中走到前面、发挥引领作用，值得各高校新闻院系深入思考。他进一步提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几个主要任务：第一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宣传重要思想的教学研究方面出成果，把总书记提出的关于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要求贯彻到教学和科研的方方面面。第二是在推动高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有大格局。第三是推动新闻院校与实务部门、信息技术、人民大众搞大融合。
指导新时代伟大斗争的传播实践
新冠疫情以来，我国面临的内外舆论环境愈发复杂，增强我国对内对外传播能力、服务各项事业顺利发展，成为业界必须面对的紧迫现实问题。柳斌杰指出，中央政治局国际传播主题的集体学习活动之后，业界纷纷响应，讨论如何提升对外传播能力的问题。西方利用自身话语权和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借助各种事件抹黑、丑化中国，形成了“政府定调、媒体炒作、政客爆料”等一套做法。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要站在制高点上，引领各方力量，变被动为主动。林治波认为，西方反华势力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思想渗透和破坏活动，战略上有规划、战术上有安排、组织上有机制、经费上有保障、技术上有优势、舆论上有呼应。长期以来，西方受众从新闻媒体上接收的关于中国的新闻信息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因为这些信息来自于他们并不了解的国家和地区，很容易使他们轻信，对我国形象造成严重破坏。
有专家指出，国内舆论斗争对新闻学理论也提出新要求。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陈娜表示，作为地方院校，可以深刻体会每一堂课都是争夺人心的战场，为了打赢这场战斗，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研究，也需要培育和发掘具体的施教艺术与教师梯队。
维护新时代人类文明成果
新时代新闻学应当从文明的高度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根本的思想理论资源。
林治波指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无节制的物欲崇拜和物质化的生活方式导致空前的道德和生态灾难，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在世界各国加速演进，当前资本主义文明面临深刻危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认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研究者应当有政治领悟力。在当下如何进行伟大斗争，是新闻学研究者要考虑的根本问题，其中的要义在于一切服从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指出，新闻工作者的能力不光体现在揭示和呈现事实，还要“求是”，即要感知时代大势、把握历史进程、服务工作大局，不能只讲真话、不讲真理。从任务目标上来讲，新闻学研究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写出深刻反映时代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的作品，好的作品能够历久弥新，为保护文明的伟大成果提供理论支持和话语资源。每个引领世界几百年的国家都创造了新的文明，怎样讲述好、维护好中国在新时代创造出的新文明形态，关系到未来的人们怎样评价今天的中国，这是包括新闻学者、业者在内的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
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现状和突出问题
同新时代新闻学需要承担的重要任务相比，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在思想、话语、实践等多个维度均存在明显不足和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彼此交叠、相互影响。与会人员对此做了充分讨论，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以下方面。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研边缘化、空心化（三级标题）
尽管十八大之后，哲学社会科学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突破西方话语陷阱、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迎来良好机遇，但业界多年积累的弊端短期内难以根除，一些新的问题又开始出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认为，新闻学教学研究在十八大之后，大环境有了改变，公开的非马、反马言论逐渐消停，但一些在课堂上解构甚至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观点的现象仍然存在。除此之外，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党八股问题也比较突出，如各种论坛、会议、文章、著述、讲座、校部共建项目等，尽管声势浩大，但很少触及真问题、大问题、现实问题。
林治波指出，随着资本的膨胀和扩张，大量的网文媒体和自媒体被资本控制和操纵。特别是一些财经媒体成为资本的吹鼓手，诋毁国有经济、鼓吹私有化。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蔡斐认为，新闻学科要警惕“去政治化”倾向，即用技术化的社会心理学术语言将新闻活动解释为社会现象，进而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逻辑，从而遮蔽新闻学的政治属性。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陈作平认为，西方新闻学貌似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从话语体系上来讲更具有欺骗性和诱惑力。学界、业界流行的不少观点实际上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例如认为中国没有新闻、只有宣传。
西方话语霸权限制学术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闻理论、尤其是传播学在国内影响日渐深入，扎根本土的研究如今在多方面遭到掣肘。林治波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学术地位处在国际学术交流的底层，以至于我国顶级学者也难以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时常美化舶来词，西化的现象在学术研究中同样存在，研究者应当予以甄别、剖析和揭露。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研究中的部分痼疾对中国研究者造成了负面影响。新华社原特稿社副社长熊蕾指出，现在很多新闻传播学著作中，对一些概念和术语的应用非常生硬，尤其是受西方思想严重影响的某些学者，总是有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严重倾向，写出的作品让人很难读懂。目前西方传播学的术语和概念已经变成了一些学者的枷锁和藩篱，限制了他们建立自己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思考和能力。她特别提到，部分西方的概念和话语背后的政治立场、观点是有严重问题的。例如颇受关注的“公共性”概念，在我们自己话语体系中早已有“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等表述的情况下，强调“公共性”往往意在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和否认党的领导，这种思潮在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长期存在、值得警惕。
学科知识质量整体偏低
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均面临知识质量不够的问题，这和本学科较短的建设历史、急功近利的学术风气以及鲜明的政治偏向性是相关的。一方面，所谓“主流”的西方新闻理论本身存在低智化倾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王维佳指出，新闻理论的政治偏向和它的知识质量上的低水平是挂钩的。西方的新闻史研究、包括从西方视角对中国新闻史的解读，为了与冷战语境下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为了将西方市场新闻业的规范塑造成普适性原则，对历史材料进行了大幅度的筛选和重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民族解放、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历史经验，因为不符合这套西方意识形态化的叙事，大都被弃置不顾。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存在类似问题，即以压低知识质量为代价简单站在不同于西方的立场上。蔡斐认为，在新闻学学科领域，中国新闻学时常把学术话语简化为意识形态话语，即采取“先站队后思考”的思维模式，用纯政治话语代替新闻学的学科话语，甚至对政治、政策亦步亦趋，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误解和扭曲，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新闻学建立成熟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理论指导实践作用有限
作为一门与现实工作需求关联紧密的学科，当前新闻传播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还有待提高。熊蕾指出，在对外报道或称“跨文化传播”的实际工作中，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借鉴意义是有限的，很多概念对实践者来说陌生、隔膜而难以理解。在自己以前的新闻实践中，除了党和政府的一些方针政策、文件的指导，还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如《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获得做实际工作的理论和经验，这也是传播学的应有之义。当前的学术环境把我们已有的理论、经验、成果排除在外，无法让实践者读懂和操作；研究者不愿意深入浅出地表达观点，学术理论成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学界与业界的交流存在障碍。
做好新时代新闻学研究与教育的建议
对于如何回应时代赋予新闻传播学科的责任和使命、解决新闻学教研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与会专家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涵盖理论导向、研究方向、体制机制等多个层面的问题。
坚决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底色。柳斌杰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科首先要深入挖掘理论精神，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挖掘党的科学理论精神。这一理论脉络是新闻学研究的主线和灵魂，要把它不断发展、传授下去。林治波指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指导思想，是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维护发展人民利益的内在要求。要把马克思主义贯穿到新闻理论研究、新闻教学中去；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教学的所有课程和所有的学术研究项目，而不是将其视为诸多理论学说中的一种；要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作为教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和重中之重，确保其课时和研究项目的数量和质量。他强调，西方新闻学标榜的“客观真实、不偏不倚”，超越阶级和党派利益，追求所谓的新闻独立主义，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资本的利益服务，应该成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最鲜明的政治立场。
从党的新闻工作历史中汲取滋养
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工作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新闻业的发展路径，凝结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经验，是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宝贵资源。柳斌杰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特色，如鲜明的指导思想、舆论导向、人民立场、战斗风格、全球意识、职业责任、纪律规范和党性原则。他认为，这些实践的特点应当得到扎实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丰富中国新闻学的学术思想。他进一步指出，要从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工作方法中汲取经验，例如延安时期，我们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始终坚持高扬真理、正义在我，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开放包容、深入交流，以诚相待、以情动人等方式方法。在今天多媒体环境下，新闻报道更加开放包容，这些优良传统还要进一步发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卓越访问教授赵月枝也认为，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历史、社会主义的新闻制度出发，找寻新闻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她从四个方面提出当下具有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方向：一是新闻媒体公有制和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中国共产党多年来顶住了西方的质疑和攻击、在媒体公有制方面守住了底线，但仅有政策还不够，要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用以理服人的方式把故事讲清楚。二是新闻管制的问题。在美国新闻管制愈发强势、频繁发起舆论攻势的背景下，我们要对新闻管制有明确的界定和评价。三是新闻伦理问题。应当重视“又红又专”在今天的价值，因为它是作为对知识分子的普遍要求提出来的。四是新闻事业要密切联系群众。要思考如何真正了解受众、和受众建立怎样的关系，而不是像西方新闻业那样进行表面的机械的市场调研、舆情监测。
在平等交流基础上明确中国特色
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需要树立比较的视野，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发掘中国文化特质和新闻实践中具有当代价值的因素，为发展新闻学术、解决各国共同关心的传播问题提供中国智慧、贡献中国议题。陈作平梳理了中国新闻学和西方新闻学的主要差异：在对新闻事业的功能定位上，中国强调耳目喉舌，西方强调看门狗、社会公器；在新闻事业中的媒体控制上，中国强调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西方强调新闻自由；在报道的方法上，中国强调用事实说话，西方强调新闻专业主义。他提出，中国的新闻业从近代以来就担负着参与社会建设的功能，而不像西方新闻业以一种旁观者姿态介入社会事务。陈作平还强调了中国新闻理念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诸如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乐感文化、以民为本等传统价值，始终存在于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
明确中国特色、强调民族性，并不等于否认历史发展的普遍性。林治波认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里有西方文化不具备的优势，从而有潜力为新闻学乃至全球治理提供不同于西方文明的视角和价值观，给全人类的思想体系中增添温善、和谐的东方道德元素。他主张更多地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中国新闻学充满民族特征、民族属性和民族精神，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扩充知识版图，回应时代命题
学术创新归根结底需要知识更新，能否健全知识框架和知识版图，回应新时代政治、经济、技术等重大变革带来的新问题，关系到新闻学的学科合法性与新闻业的发展方向。首先，中国新闻学要植根本土问题与本土实践。蔡斐指出，要在强化对西方传播理论的检验、评价、改进的基础上，突出对中国实践的观察和分析，大力开展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性研究，提炼和总结有效解释中国发展历程与进步方案的知识话语，祛除理论自主性严重“内虚”的“病灶”。其次，要建立全球视野、补足新闻传播学内在的知识短板。王维佳认为，当前新闻传播学需要做大量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当前对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传播历史，如印度、伊朗、中东和拉美等地区的挖掘还很不够，新闻理论的知识缺陷在西方新闻学和中国新闻学中同时存在，使新闻传播研究的水平难以得到根本提高。改变这一点，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投入。再次，还要从元概念和元问题的角度入手，进行新闻学理论的范式创新和话语创新。陈作平认为，所谓元概念即不可通约的概念，在新闻学中可以归纳为“新闻事业是什么”“新闻实践活动有什么用”两个问题，在此基础上可以总结出新闻事业、新闻信息、新闻功能三个概念。从这三个概念反观中西新闻差异时，可以发现中国新闻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某种程度上来说比较滞后。需要升维到用自己的语汇、思想阐述新闻学的元概念和元问题，突破西方的话语陷阱。
改革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评价体系
推动新时代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建设，除了从教研角度引导鼓励新闻学者，还应以改革学科体系和评价体系为抓手，更加积极主动地培育学界健康力量。
要坚决破除以洋为尊、唯洋是从的教研评价体系。李彬指出，诸多学院、学会、学刊、学科建设等，数十年来已形成一整套固化、僵化的评价标准及其体制机制。青年学者评教授、审项目、拿奖项、发文章，都受制于这一评价标准及其体制机制。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评价体系，中国新闻学很难繁荣发展、有所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认为，新闻院系必须强调基本属性，有政治评判标准，而不是看海外发表了什么文章。要从根本上改变被动的、受制于人的新冷战话语体系，扭转新闻传播学科长期放任自流的生长状态，强调新闻纪律。
要建立跨学科合作的体制机制，充分利用不同学科背景的知识资源。蔡斐认为，新文科背景下的新闻学建设需要达到卓越集群的形态，必须实现从专业目录向全媒化的转向，从单一学科向大学科群的转向，从物理跨界向协同育人的转向，在跨界中实现交叉融通。未来应当通过整合学科、交叉学科、重组学科、新兴学科来扩大新闻学的内涵与外延，优化学科生态，健全知识体系，主动引领新闻传播的未来发展。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