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17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蓟县举办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研讨会。

    与会同志认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基本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关于搞好国有企业的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过去一段时间，关于怎样通过深化改革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一直缺乏有针对性的指导文件。《指导意见》的发布，显示了党中央搞好国有企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决心。

    与会同志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一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和争论。其焦点是：国有企业应该“做强做优做大”，还是“做弱做劣做小”、直至做空？这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根本分歧，是方向和道路之争。《指导意见》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这个基本的道理，实际上争论的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引进了市场机制和国际资本，在激发了经济活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和社会主义原则格格不入的运行机制和行为逻辑。“唱衰”国有经济，瓦解国有企业这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而方便它们不断进行市场扩张和资本增殖，一直是国际资本的既定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国有经济发展改革的方针逐渐明确。习近平同志视察吉林时关于搞好国有企业的重要讲话和《指导意见》的颁布，毫不含糊地阐明了我国国有企业的全民性质和重要地位，完整地阐明了国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目标、原则，坚持了巩固国有企业经济的立场，从而具有长期性、根本性的指导意义。正因为如此，一些人对《指导意见》冷嘲热讽或公开指责。例如“打着改革的旗号，做着反改革的事情”、“国企的存在就是问题”之类说法，实际上是迎合了国际敌对势力的需要。

    什么是改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是改革；把中国推向彻底私有化和“改旗易帜”邪路的，才是地地道道的反改革。

与会同志谈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在保障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既要支持鼓励、支持私营资本向国有企业混合，也要鼓励、支持国有资本向私营资本混合。那种把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表现。问题在于怎样操作。如果在这种混合中偷天换日，七拐八拐地把国有经济“混合”掉，那就违背了《指导意见》的根本精神和原则。很多事实说明，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如果把国有企业给“混合”掉，中国的私营资本也逃脱被强势国际资本俘获或吞并的命运。所以，国有企业的衰毁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灾难；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也是民营经济的强大靠山。要对那些以“私营经济代言人”自诩的反国有经济的言论保持警惕。

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是习近平同志的吉林讲话及《指导意见》中反复强调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如果违背了“三个有利于”，越混合国有资本越少，国有经济的竞争力越来越差，国有资本的功能越来越弱，就必须严肃追究有关领导部门和当事人的责任，直至作出党纪、国法的惩治。非如此，则不足以保证“混合”的正确方向，不足以遏制私有化潮流的持续蔓延。

　　与会同志强调，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客观要求。对此必须作出完整准确的理解：第一，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的转变，仅仅是以什么“为主”的转变，绝不意味着从此再也不去管理国有企业。第二，即使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实现了这种转变，也不等于说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可以不用关心国有企业，任其自生自灭，随风飘摇。第三，不能离开生产关系、生产力去谈论国有资产，不能把国有资产简单地理解为一堆“票子”。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产，核心是要形成先进、强大的生产力。如果国有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不能造卫星、导弹、航母，不具备保障国家独立发展的物质技术能力，那这一堆“票子”只是毫无意义的数字，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到头来，那一堆“票子”也必然会成为人家的囊中之物。

    生产力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必然依附于一定的生产关系。《指导意见》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这就是说，国有经济中的生产资料归人民所有；在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人民处于支配的地位。离开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抽象地谈论国有资产管理，既弄不清楚所有制的性质，又谈不到国有企业的做强做优做大。在国有企业中，如果不能保证工人当家作主的地位，简单套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那就体现不出全民所有制的本质。

    “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其本意是让企业具有完整的经营管理权，同时保持结构的可调整性。对于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和党政领导部门来说，给予必要的监督和保持国有经济长期竞争力是根本的职责。这一职责决没有任何放松、放弃的理由。在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必须高度警惕有人以“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为名，瞒天过海，做空国有企业。如果是那样，就是对《指导意见》的严重背离，就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

    与会同志指出，《指导意见》强调“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两者非常重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才能保证和坚持党的先进性，才能正确实现党的领导。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一问题上曾经发生过摇摆，《指导意见》的这一表述，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意志和愿望。要采取有力措施，将这两条规定落到实处。如果只是把企业的党组织当作一种摆设，指定一个企业领导人挂个书记或副书记便完事大吉，党组织在决策和实施过程中起不到任何主导作用和领导作用，那这与取消党的领导也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让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形同虚设，在企业重大决策中起不到民主讨论和监督制约作用，那么工人也就谈不上主人翁地位。我们期待着反映这一原则的实施细则尽快出台。

 当西方大多数国家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财富缩水、GDP骤降的时候，挪威的国有主权基金却大幅度增值。其结果使挪威的国有退休金基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主权基金，该基金已拥有全世界股市财富的1%以上。挪威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0.07%，如此少的人却拥有如此多的财富，可以想见其富裕程度。在今年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简称HDI）的排名榜上，挪威名列第一，是世界上182个国家中生活质量最好的。人类发展指数是由三个部分组成，不仅含有标示物质财富的人均GDP，还有标示健康的预期寿命指数和标示教育水平的指数。在这个排名榜上，多年来挪威一直名列前茅，美国也比挪威落后十多位。

    挪威的发展模式与美国不同，经过金融海啸的考验，“挪威思路”显示了它的优越性。美国模式强调消费拉动，没有钱也要消费，鼓励负债消费来刺激经济。挪威正好相反，有钱也不肆意消费，而是把钱用于理性投资。挪威主权基金的钱主要来自石油收入，它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理性的投资和消费计划，即主要用作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投资，每年只允许动用基金总额的4%作为政府支出的消费。这4% 是估算出来的基金年回报率，也就是说，只消费利息，不动用本金。正是因为挪威持有大量投资的本金，当金融海啸使世界股市大跌之后，挪威乘机“抄底”，购买到巨额的低价优质股票，让挪威主权基金大幅增值。

    除了消费和投资方面，挪威模式在另外两个方面也表现出与美国模式的差异：一是挪威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二是挪威对社会发展、社会公正所持有的价值观。

英国和挪威的石油“财富”

北海的石油主要由挪威和英国拥有，只不过挪威开采北海石油的是国企，英国则是私有的跨国公司，包括不列颠石油、壳牌等。自从1970年代北海油田被大量开采以来，石油给挪威和英国都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挪威建立了主权基金，把这种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带来的财富用于长期、理性的投资，使财富可以在未来由全社会分享。英国却没有建立主权基金，石油财富或者成了跨国公司的巨额利润，或者成了政府的税费收入，这些收入都“及时消费”了，没有作为未来的理性投资。金融海啸发生之后，挪威和英国的经济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挪威有石油收入积累的主权基金在手，抄底世界股市，使全民财富大增。英国政府手中的石油财富早已被消费，不仅没钱抄底，连对抗海啸的应急资金都没有；石油跨国公司更不会掏出自己的利润帮助英国缓解海啸的冲击。为了应付金融海啸，英国的财政赤字飙升，剧增一倍多，而挪威则安然享受着财政盈余。

面对如此鲜明的对比，许多英国人深感后悔。其实早在金融海啸发生之前，一些英国的智库就发出过向挪威学习的声音。2006年，新经济基金会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指出英国已经挥霍浪费了北海石油的大部分财富，应该悬崖勒马，尽快建立一个“石油遗产基金”。这个报告虽然受到媒体的注意并大量报道，但在热衷“美国模式”的政治气候中，英国的国有石油基金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二战之后是“国家资本主义”崛起的时代，英国和其它许多西欧国家一样都建立了大量国企，并通过国企快速达到了马歇尔计划制定的经济目标，实现了战后重建。政府也给予这些国企许多保护。但由于没有竞争压力，国企变得越来越低效，许多政府还把国企当成解决失业问题的工具，发给补贴使国企大雇冗员，膨胀。到1960、70年代的时候，许多国家的国企都成为低效、庞大、愚笨的“恐龙”，成为政府不堪忍受的财政负担，并成为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于是，一个宰杀国企“恐龙”的时代来临了，撒切尔政府就是这个时代的先锋。铁娘子快刀斩乱麻，把大量的国企私有化，从而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压力，稳定了宏观经济，撒切尔主义因此风靡世界。撒切尔主义是华盛顿共识的前驱，强调私有化、自由化，坚信“市场无误、政府有害”，主张缩小政府、放任市场。自1980年代以来这一理念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共识。

    在私有化的大潮中，也有一些国家没有采用这种方法来解决国企低效的问题，它们走了另一条路：改造国企，迫使“恐龙”进化。它们引进了私有企业一些优良的经营管理方法，改造国企的治理制度。它们不再给国企拨款补贴，迫使国企要到资本市场上筹募资金，增强其责任感；它们让国企面对全球化竞争，通过竞争来进化。经过改造，有些“恐龙”的确进化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量级明星。挪威的石油国企就是这样一条进化了的“恐龙”。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成立于1972年，业绩表现一般。为使它进一步优化，挪威国会2001年授权该公司的股票在奥斯陆和纽约上市。股票市场价格的升降和公司的业绩表现挂钩，增强了公司经营管理的责任和能力。目前，这家挪威国企已在深水石油开采生产领域成为世界明星，它创新了几项最先进的技术，业务范围已远远超越北海油田，进入了西非、墨西哥湾、巴西海岸等地。

              “理性的好心得到理性的好报”

    挪威之所以在经济中保持较高的国企成分，与其对社会发展所持有的价值观有密切的关系。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对挪威社会经济发展作过一个研究报告，分析了挪威的社会价值观对其公共政策的影响，指出北欧的治理模式和价值体系影响了挪威的政策取向。“（挪威）公共政策强调的价值是平等、凝聚、高社会福利。这些价值促成了较大的公有部门，高税收，多国企，重管制，其目的是要保证全社会都能享受到相似的生活水平。”这个价值体系不仅使挪威拥有较多国企，也使其国企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单纯追求公司利润最大化。譬如，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努力使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更加“环保”，它在天然气田中把二氧化碳过滤出来，重新泵回地下，这虽然增加了生产成本，但有益于全社会的环保；它还建造了两个大型回收碳化物的系统，以避免废气污染大气。据统计，世界上每生产1桶石油平均要排放19公斤二氧化碳，但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只排放7公斤二氧化碳。另一个挪威大型能源国企，致力于研发各种最先进的清洁能源，如海水中的盐能等等。挪威虽然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能源，但它使用的电能98%以上来自清洁的水电，而不是燃烧油气的火电。挪威的主权基金对投资有很严格的社会责任要求，设立了专门的投资审查机构，不投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生产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以及生产烟草的公司等等，尽管这些公司可能会带来高利润回报。

2015年9月13日,新华社等媒体全文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确，要充分激发和释放企业活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引领力。《指导意见》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

次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吹风会，邀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喜武、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张义珍介绍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的有关情况。

9月20日，新华网刊发文章《中办发文要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坚持党的领导》称，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对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提出要求、作出部署。

传统与网络舆情走势

自9月13日《指导意见》发布，至10月15日24:00时，源清智库课题组共监测到相关新闻媒体报道65.6万余条（含转载），微博主帖15万余条（不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章13069篇。

图1：《指导意见》发布后的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如图1所示，9月13日该消息一经发布，引发媒体广泛关注，关注度达到高峰，新华网、中国网等媒体对《指导意见》的亮点进行了解读，《经济日报》、光明网等媒体则发表了相关评论，对《指导意见》的实施报以极大希望。

新闻议题分析

综合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可将此次的报道主题总结为以下四方面：事实性报道、政策解读类、地方动态类、对策建议类。

图2：“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议题分布图（媒体+网络）

第一类，关注《指导意见》的出台，以内容转载为主，占比近五成。如新华社发表文章《国务院印发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央广网文章《<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近日发布》，中国广播网报道《<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等。

第二类，对《指导意见》进行了解读点评，此类约占报道总量的三成左右。这类解读又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总体上对《指导意见》进行分析，如中国新闻网《国企改革吹风会今举行 10条“干货”看懂改革重点》；济南人民政府网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解读》，分析了国企改革的几大亮点，亮点一：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亮点二：国有企业将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进行监管，亮点三：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亮点四：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设时间表，亮点五：国资委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亮点六：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中国网《国企改革新政解读：市场化是唯一标准》也就相应的改革政策做出了解读。

二是从某一行业领域对《指导意见》的出台进行解读，如中国经济网《电力改革“看上去很美” 具体配套细则成市场关注热点》指出渐进性改革更适合我国国情；北青网《上海北京成食品业国企改革主战场》指出，我国食品行业的国企改革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上海北京是食品业国企改革主战场，国企改革将成白酒板块最重要主题；中国经济网《能源国企“混改”有哪些机会？哪些门槛？》对如何释放改革红利，重新焕发国有企业活力以及如何促进相关领域的转型升级进行了分行业的连续报道。

第三类，关于各地认真学习《指导意见》的新闻报道，此类报道占比不足一成。

第四类，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出建议，这类文章占比约两成。如新华网评论《新华社评论员：念好改革真经 开创国企未来》、河北共产党员网文章《党的领导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前提》、红旗文稿刊文：《国企改革如果不坚持党的领导，必带来严重损失》、凤凰网《分析：国企改革风樯动甄选改革潜力标的》、法制日报《专家: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需要立法及时跟进》等。各方主要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议：一是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前提；二是必须遵循基本规律，必须把握重要关系，必须坚守政治方向，必须采用科学方法；三是要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最终成效也要体现在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四是避免走先改革后立法的老路，而要走先立法后改革的新路。

网络议题分析

    网络方面，对《指导意见》的具体讨论议题分类如下：

第一类，对《指导意见》内容的转载、通告，以及相关会议的报道，占比约四成。如新浪博客用户@试网人儿15转载文章《中央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新浪微博网民@沂蒙秋风发表文章《国企改革对员工有什么影响？》等，并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和讨论；微信公众号如“安徽国资”发表题为《省国资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的文章；“廉洁晋神”转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第二类，行业媒体深度分析，包括新闻报道和媒体评论，尤其以金融媒体为主，主要分析《指导意见》的意义、对行业、企业的影响等内容，占五成左右。如微博@经济杂志，根据国资委、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人社部等有关部门领导对《指导意见》的解读，介绍了目前金融市场动态并剖析了金融行业产生变化的内在原因。@新华网财经频道通过专家解读和漫画展示了国企独立市场主体、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国企改革惠及于民等公众重点关注问题。在微信公众号中，“法律E讲堂”发文《五部委负责人解读<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从多个角度解析如何预防国有资本流失并提出解决对策；“新浪财经”发布可视化文章《国企改革顶层文件20多页，让你一图看懂》；“央视新闻”《重磅！深化国企改革总体方案发布 三大亮点引注目》分析了改革的背景和主要看点；。网络论坛中，中色股份吧网友“世基投资2015”发表文章《【事件点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印发》，对国企间的重组合并、资产注入、整体上市等热点问题进行点评；凯迪社区转帖环球时报《国企改革应牢记历史教训》，提出要警惕一些人将国企改革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网友剑门碧玉转帖《梁海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企改革》，分析了国企改革面临的阻碍并提出解决办法。

第三类，各方对《指导意见》的回应，以及对未来企业发展前景表达积极期待，这类报道占比不足一成。其中，国企改革对股市投资的利好备受关注，各方普遍看好投资机遇。企业方面，微信公众号“八冶公司”发文《集团公司学习贯彻<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同样发布此类文章的还有“攀钢日报”、“赛尔电力行业”、“山东容弗”等。投资方面，和讯网《国企改革 投资亮点颇多》指出：经济转型途中，国企改革具有深远意义，坚定看好国企改革的大趋势与投资机遇。微信公众号“中金在线”发文《国企改革意见终于定了！最全投资策略（附股）》称国企改革关乎国运，更是关系A股市场未来几年牛市能否继续的关键变量。

第四类，公众从各个角度对《指导意见》表达批评意见，占比不足一成。如新浪微博用户@工农克察今1对国有企业实行管资本的可实现性表达质疑；@财道海纳基金称，《指导意见》所体现的只是概念性指导，没有实质性利好，非真正的市场改革，只是为国企脱困。微信公众号方面， “光远看经济”发文《国企改革的目标在于不做“红顶商人”》，认为国企改革的大方向事实上是模糊的，指导意见确定的一些目标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存在很多不现实的因素；“草根智库”的文章《国企改革搞错了方向》称，国企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意义重大，而“顶层精英”的作为却让观众屡屡失望；网友“青青草原”发帖《应该让国企员工参与国企改革》指出，《指导意见》在制定过程中忽视了国企员工的存在，而资本一方则占了绝对上风。“阿尔法工厂”发文《国企改革方案最大的遗憾是忽视了企业家的作用》，称国企改革文件存在四大严重忽视了企业家的作用，计划经济残留色彩浓郁，在对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激励问题上拿捏不好等。网络论坛中，部分网友对《指导意见》持负面情绪，如网友“尤德才”在凯迪论坛发表《为何国企改革总是令人失望？》，称《指导意见》仍然无法解决国有经济效率低下，遏制腐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全民大讨论与千股跌停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和议论。主流媒体如新华社、《经济日报》等对《指导意见》的解读受到了广泛认同，其他传统媒体、新闻网站等或是转载相关报道，或是就国企改革议题进行了全面和分行业解析。9月14日后，舆论关注度持续下滑。在传统媒体场域中，没有出现明显的有倾向性的态度，普遍中立，多是抛出问题并提出应对办法。在微博、微信等网络空间中，多数为直接转载相应报道，也有一部分是对未来投资前景的解读和预期，如各大证券公司在其官方账号、官方网站中对国企改革政策出台表示积极支持，认为未来国企改革会带来新的投资机遇。但在网络空间中，也有很多舆论对于《指导意见》的出台持反对态度、对国企改革的未来持消极态度，认为《指导意见》实际上在维护国企利益，强调国企及其员工的重大价值，甚至借此展开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关系的探讨。

在9月11日（周五），大盘重回3200点。《指导意见》9月13日发布，一般被认为能够起到企稳市场作用。9月14日（周一）大盘高开低走，国企改革概念股一度领涨，但临近午盘收盘时股指期货集体翻绿，大盘陷入重挫，连续跌破3200点、3100点，向3050点靠近。9月15日，股市继续了前一天的颓势，先是国企改革概念股领涨，随后期指翻绿，沪指震荡下行，至收盘时两市不足50股上涨，逾1500股跌停。股市的下滑曲线与图1的舆情走势惊人地相似，《指导意见》的发布并未能达到提振人心、振兴股市的目的。

加强国企舆论的正面引导

国企是国家的命脉，是立国之本。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将国企的改革发展问题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一个重大任务，并将惠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其改革方向。但在网络舆论场中，某些资本利益集团将国企改革话题作为争取自身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筹码，力图操纵议程设置；舆论场中经常出现批评国企、要求完全市场化、自由化甚至美国化的声音，大量网友盲目跟风甚至主动发帖“声讨”国企。几乎每一次涉及国企改革政策的出台都会引起网络舆论场的一次大讨论。虽然事件、议题各不相同，但争论实质无外乎产权、效率、公平、责任和腐败等，有些争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存在，这些话题的讨论在舆论场中往往发酵成针锋相对的观点，其背后则暗藏着不同的利益导向。

国企肩负着增强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历史使命，关系到国家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支柱性、命脉性行业的控制力。但在自由主义学者看来，国企的产权不明晰、用工制度没有彻底市场化，国企的发展优势被视为垄断。这种看法不仅源于新自由主义的信条，也是私企、外企追逐自身利益的必然诉求。在舆论场中，新自由主义派有政、产、学、媒各界的强势代表，在微博上拥有多位意见领袖，能够在第一时间对国企事件做出负面报道。有些报道和分析攻击国企历史上的负面案例，对个别问题国企着重报道，将问题归结于其国企身份；有些报道创造来源不明的数据、歪曲事实，对国企刻意抹黑，诱导网民不断加深对国企的负面印象，制造“网络民意”。而作为党和政府耳目喉舌的党报党刊、机关报对国企的负面报道往往失语，缺乏对国企舆论的正面引导。长期以来，这导致部分网民不自觉地对国企产生不满情绪甚至“敌意”，他们甚至会主动发帖“声讨”国企，而有关国企改革积极的、正面的声音被淹没，“沉默的螺旋”现象愈发凸显。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甘、青、川三省交界处的长江、黄河上游，境内海拔大部分地区在3000米以上。在全州三个自然类型区中，东部丘陵山地，农林牧兼营；南部气候温和，是全省主要林区之一；西北部为广阔的草甸草原，是全国的“五大牧区”之一。甘南州是全国十个藏族自治州之一，也是甘肃省的主要牧区和畜产品生产基地之一。自治州辖七个县及合作市，其中玛曲为纯牧业县，碌曲、夏河、卓尼、合作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县（市），牧民人均收入的80%以上、牧民现金收入的85％以上，均来自畜牧业。[②]

甘南州草场承包制的强力推行

甘南州境内草原广阔，水草丰茂，具有发展畜牧业的物质基础和优势资源。全州天然草原总面积占全州面积的70.28%。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开始在青藏高原推行。由于高寒草原畜牧业的特殊性，这种源于农区的体制一开始就遭到藏族牧民的强烈抵制，而各级政府在推行家庭承包制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精力，干部层层动员。牧民的顾虑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牲畜归户后，各户管护和经营能力有限，畜种选择、固定草场放牧对草场的破坏、防疫等各种困难势必发生，而造成的损失却由牧户自担。二是草场承包到户后，长期形成的放牧习惯就要改变，也会产生一些难以化解的矛盾。

甘南州畜牧业经营体制改革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的牲畜私有到户，二是90年代的草场承包到户或联户。第二个阶段明显积极性下降。1981年甘南州在碌曲县尕海乡进行牧业联产承包到户试点，此后陆续在全州牧区全面推开，全州各县、社全面实施牲畜全部承包到户。这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将集体牲畜分包到户，二是作价承包，三是将承包的集体牲畜作价，集体收回畜款，牲畜归社员所有。[③]这三种形式，严格说来只有前两种属于“牲畜承包”范畴，第三种实际是牲畜私有到户。1984年中央1号文件下达后，“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方针开始实行，名义上让牧民吃上“定心丸”，实际是将上述三种承包形式统一到阻力最小的最后一种，即牲畜私有化上。

1987年州委、州政府做出了《关于认真落实和完善草场承包责任制的决定》。是年底，碌曲、玛曲、夏河三个牧业县的1481.5万亩草地已实行承包，占三县可利用草地面积的52.9%；包到户与联户的占80.4%，包到自然村的占19.6%；凡承包的草地，由县政府颁发了草原使用证。[④]1990年底，州委、州政府重新修订颁布《关于认真落实和完善草场承包责任制的决定》，完善了草场承包政策，但该项工作的开展仍然阻力很大。牧民们认为，草场承包到户形同“画地为牢”，与旧社会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并不愿意改变集体经济生活；况且承包后，各户草场质量不一，有失公平。针对牧民群众的抵触，相关部门从州、县、乡，成立各级专门工作小组，宣传部门进行配合，不断向牧民宣传普及草场承包到户的好处。如有利于牧民定居，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产积极性等等。甘南州为了推动草场承包，由政府包下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以减小承包遇到的阻力。

尽管如此，青藏高原上的草场承包仍然不彻底，虽然多数草场承包到户，但也有不少草场牧民坚持承包到联户，包到自然村的仍占19.6%，还有一些牧民又自发组建起专业合作社来。

草场家庭承包制的全面溃败

草畜矛盾在一切草原畜牧业中始终存在。在游牧生产方式中，矛盾没有公开化，牲畜游走采食可以使草场获得休养补充的时间。在集体经济时期，甘南州实行的是四季轮牧制度和粗放的两季轮牧制度，一般来说，滩地作为夏秋牧场，山地沟谷作为冬季牧场，在两大轮牧单元之间有严格的牲畜放牧途径和停驻时间，从而维持着较为缓和的草畜矛盾。

实行草场家庭承包后，甘南州的可游牧草场被分割，以牧户为单位将各户草场固定下来。铁丝网封围的家庭牧场是固定草场的象征，生产方式从游牧转变为定牧。在家庭固定草场上放牧，牲畜采食范围大大缩小，采食导致的牧草减少不能通过空间变换获得补充，草畜矛盾必然发展起来，成为威胁草原畜牧业可持续性发展的主要矛盾。

首先，草场承包后牧户增加出栏数量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在有限的草场面积下，要增加出栏数量，必须增加基础母畜和存栏数量，势必造成草场超载和过度放牧，结果是破坏草场生态，造成严重的草场沙化、退化（见表1）和黑土滩化。据统计，2014年甘南州沙化草原约80万亩，其中流动沙丘5.17万亩，沙化草地74.83万亩。经2008年调查统计，甘南州鼠害总面积是1929万亩，“黑土滩”草地总面积约达400万亩。[⑤]

表1 2014年甘南州各县（市）草原退化状况

第二，牛羊生产均为户育户养，导致畜种退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牲畜配种由各户独立完成，牲畜近亲交配繁殖频率非常高；随着人口增加和藏族牧民商品观念的增强，草场载畜量不断提高，过牧导致草场退化，牧草供应量不能满足牲畜的采食需要；家庭牧场的有限性，使牲畜采食的牧草种类单一，营养失衡；对畜种退化产生直接影响；牧民单家独户经营，经营管理下降带来选种不良，交配不当，喂饲不精，畜种退化。

第三，家庭固定草场放牧方式的内在矛盾导致过度放牧，改变了高寒草原生态的许多因子，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以玛曲为例，由于过度放牧和人为滥挖虫草和药材，植被遭到破坏，失去对土壤的保护，造成水土流失，致使阿尼玛卿山和西倾山成为基岩裸露区。1991年以来，玛曲草原干旱现象加剧，草场沙漠化扩大，鼠虫害严重，许多泉水干涸，河水减少。草场过牧，草地质量下降。由于水土流失向纵深发展，当地出现频繁的泥石流灾害。2010年8月7日，甘南舟曲县城东北部山区突降特大暴雨，引发三眼峪、罗家峪等四条沟系特大山洪地质灾害泥石流，流经区域被夷为平地。黄河是中华民族母亲河，玛曲可谓母亲河的母亲，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威胁到玛曲作为黄河“天然蓄水池”及“中华水塔”的生态地位。

第四，草场承包后，牧户承担着巨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由于各户经济实力的差异，以及经营管理水平的不同，造成牧户之间贫富分化极为严重。

第五，不同于生产队时期的集体生活方式，牧民过着分散、孤独的个体生活方式。牧民住户异常分散，牧户之间距离较远，且交通不便。夏秋放牧季节，家庭主要劳动力一般留在草场放牧，老人孩子在定居点生活，无人照顾，条件艰苦。

第六，牧民居住分散，导致适龄儿童上学成为一大难题。有的适龄儿童无人看管，只能跟随父母去草场放牧，上学被耽误，不利于藏族孩子的成长。

第七，受气候、水质、饮食习惯及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牧民基础性的体检、保健等无从谈起，一些高原心脏病、胆结石等常发病难以防治，牧民平均寿命仅为67岁，低于全国74岁平均期望寿命。草场承包后，牧区交通不便，通讯滞后，更加剧了牧民看病难的问题。

第八，全州草场面积有限，且“不留死角”全部承包到户，各户只留出部分牧道供牲畜通行，但未留出牧民出行道路。许多牧户不愿让出越来越珍贵的草场作为道路，原来留出的牧道亦越来越窄，导致牧民和牲畜出行困难。

第九，草场承包后，冬季牧民一般在定居点附近所划分的草场放牧，夏季便到靠近边界划分的草场放牧。全年基本都在草场，住牦牛毡房，饮用河水或井水，使用光伏发电，无法享受社会公共服务设施，以及现代物质文明的成果。

第十，生产队时集体经营草场，分组轮流外出放牧。草场承包到户后，牧民个体长期孤独在外放牧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无人交往，降低了牧民生活的幸福指数。

高寒草原畜牧业由于盲目照搬农区家庭承包经营体制，所造成的负面效果远超农区。不仅对草场、畜种资源造成不可恢复性的破坏，而且加剧了长江、黄河主要河流发源地的水土流失，更造成了牧民生活水准的下降。由于高寒草原资源和河流发源地生态环境，是青藏高原畜牧业代际可持续的物质承担者，资源和生态破坏将影响到子孙后代。

牧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

高寒草原家庭经营体制的不成功，源于其内在矛盾，即家庭固定草场和放牧方式的冲突。这种家庭经营体制必须得到创新，那就是发展牧民专业合作社。

牧民专业合作社是牧民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在自愿基础上，将牲畜和草场入股共同经营，按照一定的股份和劳动比例进行分配的新型牧业合作经济组织。

甘南州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意见》，大力培育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大力培育发展农牧民合作社。围绕牦牛藏羊犏牛繁育、育肥和犏雌牛（奶牛）养殖五大产业带，甘南州将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发展作为转变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的重要途径，以乡为单位划分牛羊专门养殖合作社，在注册登记、金融支持、服务管理等方面给予扶持，鼓励专业合作社以耕地、林地、草地、宅基地等所有权证进行反担保抵押贷款，降低贷款门槛。2014年末，全州注册登记各类农牧民专业合作社3818户，覆盖了全部2996个村民小组，入社成员29055户，达到全州农牧民总户数的26%。牧民合作社逐渐成为促进牧业结构转型、推动现代农牧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牧村的重要力量。[⑥]

甘南州牧民专业合作社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原来各户基础较差，直接以草场、牲畜和资金入股组建；二是以某一户为主体，吸收部分牧户草场或牲畜或资金组建；三是以各户草场、牲畜、宅基地等所有权证反担保抵押获得的贷款进行经营而组建。

第一种合作社是所有社员户的主要生产资料均加入合作社，后两种合作社则保留或部分保留社员户原有的家庭经营草场和牲畜。这种新型经济组织在畜种改良、草场保护和建设、提高市场应变力以及增加牧民收入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青藏高原藏族牧民的欢迎，因而取得了较快发展。

新型合作社由于打破了各户分散的草场、分散的牲畜育养、分散的劳动力使用、分散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增强了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在划区轮牧基础上，有效化解了家庭固定草场经营与放牧方式的矛盾，实现了牧户经营体制的创新。

首先，新型牧户专业合作社，有利于划区轮牧、分工放牧、集中围栏、提高草场利用率、人工半人工草场封育，减轻了超载放牧、草场退化沙化、黑土滩等问题。广大牧民群众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草地放牧与草场合理利用经验，如划分季节草地，实行季节轮牧；在季节草地内根据各类牲畜的不同放牧习性，因地制宜划分放牧地段。不同季节采用“夏放高山、秋放半山、冬放沟湾，春放河滩”的放牧方法。成立合作社有利于科学合理地集中经营草场，扩大牧场载畜量，提高草地利用率；有利于加强饲草料基地建设，夯实畜牧业发展基础，加强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有利于统一集中灭鼠、补播草种，保护草场。

其次，牧户专业合作社有利于畜种改良，提升牲畜生产能力。按照《甘南州牦牛藏羊良种繁育体系建设规划》，以组建种公畜专业合作社和种公畜基地为抓手，加大良种选育力度，组建核心群，积极扶持农牧户规模经营种公畜，加快牲畜本品种选育和提纯复壮步伐，实现畜种改良的低成本、高效化，防止种质退化，不断提高全州良种繁育水平。玛曲欧拉乡欧强村扎西塘合作社为专门的藏羊合作社，覆盖50多户牧民。2014年培育7000只母羊，适龄母畜比例提高到80%，而全州平均数仅为40%左右。自给型畜牧业转化成商品型畜牧业，牧民收入得到提高。玛曲县阿孜畜牧科技示范园区成立了《玛曲牦牛良种繁育协会》，选择原牧工与周边有经验、有条件的10户牧户为会员，养牛5000余头，由此组成了10个基础选育群，良种率45%左右。并注册设立了《玛曲县阿孜牦牛养殖牧民专业合作社》，阿孜村28户牦牛养殖专业户为合作社社员，在政策、资金等扶持下引导会员与社员提高良种质量、扩大良种数量。根据州县安排，合作社加大种公牦牛配送工作，向阿万仓乡、木西合、采日玛、曼日玛、齐哈玛五个乡和河曲马场，共配送种公牦牛1546头，在改良畜种方面，家庭经营体制难以望其项背。

最后，通过合作社的引领，农牧民参与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商品经济意识大为增强，入社牧户人均纯收入明显高于全州平均水平。牧户专业合作社发展还解放了一部分劳动力，这些牧户可外出打工，拓宽了牧民的收入渠道，增加了牧民收入。

牧户专业合作社并不是否定草场承包政策。一方面，牧民除了共同经营合作社生产经营项目外，可保留单家独户的独立经营，拥有自己的牲畜和草场。另一方面，牧户专业合作社入股的草场、牲畜及筹集的资金均为合作社成员所有，以牲畜户有和草场使用权包到户为历史前提。因此，牧民专业合作社不仅没有否定家庭承包关系，而且是以后者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是集体所有制经济一种新的实现形式。

（编辑：宋斌斌）

¨本文是作者跟随杨思远教授于2015年7月31至8月7日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就高寒草原畜牧业进行调研的成果。

[①] 宋志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经济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

[②]甘南藏族自治州代州长赵凌云.政府工作报告【R】.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2015年3月9日。

[③]甘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甘南藏族自治州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389.

[④]甘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甘南藏族自治州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384.

[⑤] 甘南州统计局.全州天然草原生态环境现状【R】.2015：4.

[⑥] 甘南州农牧局.甘南州畜牧业发展情况介绍【R】.2015.

国家战略的产物

一般来说，装备制造业指的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技术装备的产业。严格来说，装备制造业或装备工业本是机械工业中的某些行业。装备制造业是指机械工业中所造产品较复杂、技术含量较高的部分，也只有这种高端的机械工业才具有国家介入的战略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人类使用武器的历史与使用生产工具的历史同样悠久，而现代武器既是机械的分支，又依靠机械来制造。因此，装备工业又具有军民两用的属性。

中国古代在科技上拥有辉煌的成就，但现代机械工业技术主要是从西方传来的。中国是火药武器的发明国，但到明朝后期，西方已经后来居上，而明帝国不得不从西洋引进佛郎机等火器。从《火攻挈要》等文献来看，西方传教士在帮助明清帝国制造火炮时，使用了欧洲人用的西式机床。这是西方机械技术传入中国的开端。机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英国工业革命取得技术突破所无法绕开的关键因素。瓦特改良蒸汽机是英国工业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如果没有机床的改进，就无法完成高精度的加工，也就无法完成对蒸汽机的改良。而瓦特所利用的机床，一开始是为制造火炮而改进的。于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可以看到这样的逻辑链条：军事需求—机床技术改进—蒸汽机加工精度提升—动力革命—民用工业受益—工业革命向深度扩展。在这条逻辑链中，前三个环节都涉及到广义装备工业的变革。因此，装备工业是工业革命真正的先导部门。

与暴力扩张的欧洲各重商主义政权不同，大清帝国具有一种农业帝国的特征，这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中华式天下”的差异。就经济发展而言，尽管清代中叶的中国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与省际分工，纺织、食品等各种消费品生产部门是当时中国GDP总量能占全球四分之一的基础。实际上，即使在鸦片战争后，工业化的英国纺织品也未能全面占领中国市场；而中国传统的农村纺织业反而利用英国的机纺纱自我革命，顽强地延续了生命。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中国传统的手工丝、茶业继续大量出口，并使中国在合法贸易中长期保持对英国的出超；英国不得已只有靠继续贩卖鸦片来平衡贸易，并借助武力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国门。然而，经济问题是无法与政治、军事问题割裂开来考虑的。英国拥有大清帝国所没有的装备工业，而装备工业提供了打碎天朝上国迷梦的“坚船利炮”。可以说，英国工业化的消费品在早期渗透中国，完全不是市场的自然选择，而是依靠装备工业与军事工业的保驾护航。然而，一旦迫使清帝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片面开放国内市场后，工业化国家的商品也就能在制度优待下畅行无阻，并逐渐积累其优势。

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轮番打击下，输掉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大清帝国也被迫开始了工业化。但是，和一些先行国家不同，中国的工业化在起源之初就选择了具有军事色彩的装备工业为起点。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是一条由国家战略主导的工业化，目标非常清晰：引进西方坚船利炮的技术，对内维系帝国的统治，对外抵御列强的侵凌。当然，具有这种战略眼光的就是所谓的洋务派。1865年，洋务派大员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上海创立了江南制造总局（今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成为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工业企业。在创办江南厂的过程中，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建议曾国藩创办能够生产“制器之器”的工厂，就是用来生产各种机器的机床。容闳已经看到，中国人能够利用制造机床来制造枪炮、纺织机械、农机等各种各样的机械，从而使整个国家的国防与经济焕然一新。遗憾的是，尽管江南厂的主要创办者李鸿章也认可容闳的观点，但迫于财政压力及短期需要，该厂最终还是成为一个纯粹的军工厂。不过，更为支持容闳的曾国藩，认识到仿造西方机器要掌握西方“算学”，于是在江南厂设馆翻译西方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书籍，促成了西方科学知识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与扩散。可见，正是通过先行发展装备制造业的工业化战略，清廷开始推动中国迈入工业时代的门槛。

然而，这与现代国家战略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在政府内部，推动工业化建设的洋务派官员是少数派，他们的专业技术与管理能力不能完全匹配现代工业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无论在朝在野，漠视乃至敌视工业化的保守思潮仍是主流，甚至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等人也未能理解现代工业与军事竞争对于国家生存的意义。这样一来，清廷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实际上是碎片化的，高度依赖于一群受到多方掣肘的官员的个人运作，清廷曾寄予厚望的江南制造局等装备企业不能有效支持打击外来侵略。20世纪初的八国联军侵华，宣示了清廷大战略的失败。

夹缝中的装备工业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洋务派官员创办的一批国营企业艰难生存。在这些国营企业中，装备制造企业又由于侧重军工生产，具有纯消耗性，所以更难维系。然而，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市场的力量逐渐被释放出来，并开始接替国家主导产业的演化。当时，清政府尝试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改革。例如，对于人浮于事的江南制造局，进行了“局坞分家”的改革，将造船部分独立出来，组建为江南造船厂，并聘请英国人毛根主持厂务。毛根引进英商船厂的人员和管理制度。在毛根的改革下，几乎丧失造船能力、负债累累的江南造船厂一跃成为可与外资船厂竞争的自谋出路的市场主体。市场化更为重要的一面是，一批民营装备企业开始兴起，如上海大隆机器厂、求新机器厂、武汉周恒顺机器厂、扬子机器厂等等。这些民营企业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不断根据商机调整经营，其中不乏从手工小作坊发展为现代大企业的例子。

辛亥革命以后，经过袁世凯短暂的威权统治，国家很快就进入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整体来说，北洋政府时期缺乏国家战略主导的工业化。一方面，北洋政府没有像晚清洋务官员那样，积极从事新的大型国营工业企业的创办；另一方面，对已有的企业基本上采取放任的态度，导致一些大型军工企业的衰败。然而，在国家如此缺位的情形下，民营经济却大放异彩。在民国初期，革命所激发的创业热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从远东市场的后撤结合在一起，给了中国装备工业前进的动力与发展的空间。据统计，1913-1920年间，上海的机械工厂由91家增长到222家；天津的机械厂则由1911年前的不足10家，发展到1928年的130家，其中仅1915年就创办了32家。除了数量的增长外，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若干装备企业有了质的进步。江南造船厂花重金从美国引进专利技术，并在战争末期开始以来料组装的方式为美国政府承造万吨级的运输舰；一些民营大企业不仅赚取了高额利润，而且求新机器厂、扬子机器厂这两家规模最大的民营装备企业，还开始纵向扩张，投资钢铁工业，以期解决原料供应问题。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当时的中国从事装备制造这种缺乏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需要有精神力量的支撑，而一批民营企业家正是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投身这一领域并坚持到底的。例如，中华造船厂的创办人杨俊生，原本在日本三菱船厂有稳定的工作，受孙中山的感召而回国创业，用求新厂创办者朱志尧的话说，投身于装备工业是为了“立国家富强之基”。

然而好景不长，一战结束后，欧洲列强返回远东，战时景气的消失对远东一系列工业部门造成了结构性的冲击。由于在战时扩张过快，中国装备企业的翘楚求——新机器厂、扬子机器厂等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的危机，逐渐陷入债务泥潭，最后被外资兼并。行业领军企业遭遇如此困境，自然给整个中国装备工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北洋政府基本上无所作为，使这些兼并看上去完全是基于市场原则的运作。但是，国家本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在东邻日本，装备工业的发展最初与中国一样，因为缺乏比较优势而举步维艰，东芝等企业在创立伊始就连年亏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同样面临着战后的结构性萧条，一批一战中扩张过度的装备企业难以维持。但日本政府及时给予川崎、三菱等企业以补贴，并通过军备订单让这些企业得以维持，并诱导这些企业进入航空工业等新兴产业。例如，从1932年起，三菱的航空机部门每年能从国家那里获得600000日元左右的安定利润，使其得以专注于技术研发，最后成功开发出了高性能的战斗机。在日本政府运用倾斜政策扶持装备工业的同时，日本装备工业又为日本政府和军方的侵略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能力要强过北洋军阀。一开始，南京国民政府的产业政策是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重点扶持纺织、食品等消费品工业；但随着日本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也开始考虑发展装备、冶金等重工业，以加强战备。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派系纷繁，主事者的思想观念亦不统一，使其工业行政同样面临碎片化的低效能困境。当时中国的装备企业主要集中于上海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规模小、资本微薄，只注重短期市场需求，倾向于生产简单的机件与零部件。政府希望创办一家大型国营工厂作为领军企业，专门生产高端产品，并起示范作用。但是，由于政府资金困难，要办大型装备企业不得不向英国借款，而英国方面认为高端装备在落后的中国缺乏销路，强令政府将中央机器厂的生产计划改为铁管等简单零件，也就意味着产业政策破产。此外，政府还曾经计划引入外资创办汽车工业，发展完整的汽车制造能力。但通用、福特等跨国公司的兴趣只在将零件运来中国组装，以避开关税。实业部只得再度向外商屈服。直到抗战打响，无论是机器厂还是汽车厂均没能建立，这暴露了其行政效能之低下。政府官员表示中国可以只发展轻工业，以避免与当时重化工业化正如火如荼的日本产生冲突。有这样的官员身居要津，自然很难期待装备工业能够顺利建设。

蒋介石则将一批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引入政权，组建了专为对日备战而从事重工业建设的资源委员会。出于备战需要，资源委员会对于培育装备工业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当时在该会负责筹建机器厂的是留美归国的物理学家王守竞。希望创办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而航空发动机直到今天也是名副其实的高端装备。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主管飞机制造及使用的部门是航空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与航空委员会合作推进航空发动机的早期工作尚称顺利，王守竞也亲赴美国，与莱特等名厂洽谈技术引进事宜。但是，英国、意大利等国不希望看到这一大订单被美国独占，他们安插在航空委员会的顾问游说蒋介石，中止了王守竞与美国厂商的签约，转而筹备“公开招标”。只是，这一计划中的招标久拖不决，而日本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急迫的压力下，宋美龄干脆认为“造不如买”，最终否决了自制航空发动机的计划。资源委员会耗费了大量时间、金钱，航空发动机计划终于流产。整个过程也暴露了南京国民政府缺乏培育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意志与能力。

这样，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的装备工业仍然极为幼稚。一方面，在一个开放性的自由市场上，民营装备企业发展阻力重重，并面临着被外资吞并的威胁；另一方面，国民政府虽有心培育装备工业，但没有行动能力。在这一时期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中国的工程技术人才数量开始增长，中国装备工业的这一苗头是可喜的。然而，仅1934年，日本大学、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机械、造船及车辆专业技术人员就有3648人，而1933-1935年中国整个大学工科毕业生只有3350人，这一差距不仅决定了两国装备工业的差距，也影响到两个国家的国运。

转折期的浴火新生

日本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惨痛的灾难，但也成为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对中国的装备工业而言，抗日战争同样是其早期发展史上的转折点。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国间的战争开始采取以现代技术装备为基础的总体战，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各主要强国都较为注重发展本国的装备工业，尤其是一些新兴大国。例如，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的机床工具产业也陷入困境，但苏联和日本成为了美国机床的大买家。从苏联方面说，为了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包围下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该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斯大林明确指出装备制造业的独立是国家经济独立的基础。对日本而言，其军方与官僚系统吸取了德国在一战中失败的教训，试图通过加速发展装备工业来打造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以便在其侵略扩张与美苏等国发生冲突时，军备供应不至于中断。实际上，中国的王守竞等人，也利用美国的大萧条，低价购入了大量机床与工具，这些设备成为后来大后方工业建设的重要基础。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有限的装备制造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尤其集聚于上海附近。这种布局明显不利于国防，资源委员会曾考虑在湘潭等地建厂。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迅即组织上海等地的各类工业企业迁入武汉等内地，并随着战事的扩大再由武汉迁入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西部地区。实际上，由于重化工业事关国防，国民政府对机械、化工等企业搬迁给予的补贴也最高，而装备制造企业在所有内迁厂矿中所占比重最大，达40.40%。战争结束后，尽管大部分企业又迁回东部，但仍有一批企业全部或部分地留在了西部地区，从而改变了中国装备工业的地理布局。以重庆来说，在抗战前几乎没有什么装备制造企业，正是抗战使其一跃成为西部地区的装备制造基地。而这些内迁的装备制造企业也对抗战作出很大贡献。战前，不少企业主要生产农机、纺织机械等民用装备，但它们迁入大后方以后，开始按政府要求制造枪械、弹药等军火，支援前线作战。这恰与底特律在战时成为“民主的兵工厂”是一个道理。

除了将东部地区的民营装备企业迁入西部后方，国民政府还新建了一批国营装备企业，这些企业规模更大、技术含量更高，成为战时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中坚力量。据统计，1941—1942年，后方机电企业共有752家，其中民营679家，国营仅73家。然而1943年统计，资本1千万元以上的大型装备企业中，民营企业一家没有，国营企业却有5家，且有1家资本在5千万元以上的超大规模企业，这是国企的真正实力。而国企与民营企业在产品制造上也形成了某种分工，以电机来说，民营企业只能生产一些小型产品，国营企业却已经开始尝试制造电站成套设备。实际上，国营装备企业的大发展，与国民政府的支持有直接关系。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集团一改此前的犹豫态度，对发展装备工业投入了较多资源。战前没能办成航空发动机厂的王守竞，也在昆明创建了一家综合性的装备制造企业——中央机器厂（与战前实业部的计划重名），并花重金从瑞士、美国厂商引进技术，制造发电装备、机床、汽车等各类装备，同时兼造炮弹引信等军需品。当时中央机器厂开始制造电站锅炉、大型发电机、组装汽轮机等开创性业务，技术难度大、生产周期长，企业的运营承受很大的财务压力，为其融资的国有银行也颇有微词。但是，王守竞坚持企业要尝试制造高端装备，政府每月也为这家企业注入资金，中央机器厂从而能够完成对电站成套设备的试制。尽管以今天的标准看，中央机器厂制造电站成套设备的过程不甚完美，例如汽轮机需要进口组装，产品仅是2000千瓦火力发电机组，但在战时被封锁的条件下，有此成就极为不易。而且，在制造活动中，中央机器厂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其中一些人如工程师丛勉，在建国后上海汽轮机厂首造6000千瓦汽轮机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即使是该厂引进制造的一些产品，如6250型柴油机（原型为瑞士的VD25柴油机），在建国后一直生产到1990年代。除了中央机器厂外，国民政府还创办了其它国营装备制造企业，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国农业机械公司等。令人感慨的是，吃够了日军空袭苦头后，政府一改“造不如买”的主张，令航空委员会从美国引进技术，办起了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尽管该厂直到战争结束时产能仍极为有限，但它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其中就包括后来为新中国航空发动机工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吴大观。

尤为重要的是，在抗战期间，中国的机床工业开始得到发展。机床作为制造其它一切机器、装备、武器的工具，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重视。日本在发动侵略战争前，处心积虑培育机床工业，摆脱对欧美列强的依赖；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38年通过了扶持国内机床产业的法案，实行了财政豁免，并统一了车床设计的标准。在政策诱导和军事需求的拉动下，日本的机床产量从1937年的年产2万多台，跃升为战时的年产5万～6万台。而在美国方面，主管战时生产的生产管理局于1941年要求美国机床工业公会在一年时间内成倍增加产出。1942年，仅辛辛那提铣床厂一家企业就能每17分钟造出1台新机床，而该厂每周工作7天，日夜不休。据统计，1941年美国机床工业年产18万台以上。这一产能差距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太平洋战争的胜负。中国方面，由于战时贸易通道被日本封锁，机床的国产化被提上议程。当时，除了中央机器厂等大型国企从事机床制造外，一些民营企业也进入该领域。甚至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也开辟了独立的机床制造与销售业务。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机床工业有了很大的技术进步，从只能制造单杆车床发展为制造双杆车床，从只能制造8呎龙门刨床发展到可以制造16呎的产品，并开始制造精密车床。为了规范行业发展，国民政府还根据德国标准制订了《工具机检验规范》，显示出了积极培育产业决心。不过，由于起点过低，战时中国机床工业的年产量不足2千台，但它毕竟为中国机床工业起步打下了基础。例如，前述中央机器厂与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后来分别成为了昆明机床厂与重庆机床厂。这两家企业的成长是中国装备工业在抗战中浴火新生的缩影。

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神圣战争，既见证了装备工业对于一个国家生存的重要性，又使长期以来受各种不利因素束缚的装备工业迎来一个转折点。公平地说，国民政府在战时主动采取扶持装备工业的政策是有其历史贡献的，如果没有这种扶持，即使有战时需求，很多装备企业也难以发展。战后，国民政府片面地开放市场，在极为不成熟的情况下实施自由贸易政策，使得大量进口产品涌入，沉重打击了仍然极为幼稚的本国装备工业，而且导致民族资产阶级与国营厂矿职工的离心离德，加速了政权的溃败。

历史的选择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并极为重视装备工业的建设，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中国近代的历史表明，一个由比较优势原则主导的开放性自由市场，并不能促进落后国家装备工业的发展，相反还往往造成阻碍，而一个缺乏本国自主装备工业的国家，几乎没有现代国防可言，只会诱使那些拥有先进装备工业的国家对其欺凌。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一大批技术官僚主张效仿苏联，以计划经济的手段优先发展重工业。真心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自然更责无旁贷地挑起了历史的重任。因此，1949年后由国家战略主导的工业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历史的启示在于，对发展中大国来说，工业化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综合考虑国家的安全与独立等诸多因素。如果国家丧失了独立性，经济也不可能得到高质量的发展。装备工业因其既能为其它产业提供技术设备，又是国防武器生产的基础，具有多方面的战略引导作用。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缺乏比较优势的装备工业，政府对于产业的介入与扶持是必不可少的。国家想要引导产业发展，必须具有坚定的战略意志，否则，无论何种产业政策都只能流于空文。

* 严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无论是中国机床产业还是中国制造业，如今都处在一个时间窗口，既是一个结束，又在期待开始；既是敏感和关键的时间点，也是总结过去、思考未来的契机。

这个时间窗口有着许多标志性事件：国家推出“十三五”规划；“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展开下一轮“走出去”宏伟蓝图，亚投行的成立为亚洲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国务院推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智能制造成为下一轮政策导向的主攻方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上述一系列重要机遇和挑战成为中国工业由大变强的背景。

机床是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母机”，机床工业作为基础产业关系着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不仅战略性特质明显，而且关联性强，与上下游产业联系密切。通过对机床行业发展现状的了解，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深入探察中国工业的共性问题。

结构性矛盾导致持续下行

中国经济从2011年下半年起已告别了过去近十年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回落到7%左右的年增长率，宏观上呈现出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国内机床工具市场也经历了一个持续的跌落过程，至今整整持续了4年时间。行业下行的直接原因是国内机床消费市场发生了显著且持续的变化，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需求总量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则是需求结构显著升级。

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统计数据，与开始下行的2011年相比，2014年国内机床市场消费总额下降了 18.6%。值得关注的是，市场需求总量下降是结构性的，即低档通用型产品的需求下降最为突出，属于大幅下降，甚至称为“断崖式”下跌也不为过。而这一类产品的市场恰恰是我国机床产业过去实现高速增长的主要依托，我们在这一领域长期占据绝对主导的市场份额，该类市场需求的大幅下降给大部分国内机床工具制造企业带来极大的冲击。四年来，行业企业一直承受着巨大的下行压力，并且从目前情况看，这种下行压力还在进一步加大。

根据协会重点联系网络的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金属加工机床新增订单同比下降6.3%，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6.4%，机床产量同比下降15.3%，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9.9%，其中金切机床领域的利润总额更是同比下降207.1%。今年上半年，全行业亏损企业已占近四成（39.4%），其中金切机床领域企业亏损面接近一半（48.6%）。由此可见，上半年除出口指标（同比增长2.3%）外，主要行业指标全部呈下降走势。在持续下行的压力下，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少数企业已处于半停产甚至停产状态。

然而，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和经营困难的现状，并不能代表行业现状的全貌。要全面准确地判断行业形势，必须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观察和分析。在刚刚结束的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理事长工作会议上，我们对行业现状提出了四点基本判断，并对今明两年的行业走势做出了四点基本判断。

对现状的基本判断是：第一，行业主体仍然处于下行区间，并且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第二，需求总量明显减少，需求结构显著升级的基本特征日益明显；第三，多方面的行业结构分化开始显现；第四，行业转型调整过程中已经呈现积极变化。

对今明两年的基本判断是：第一，中国机床市场诸多基本特征和变化趋势将更加明显；第二，行业运行还将承受更大的下行压力；第三，市场格局、企业竞争的结构性分化将进一步显现；第四，政府和企业的积极作为将有效对冲下行压力。

在经历了十年高速增长之后，机床行业陷入了四年持续下滑的逆境，还是在能够承受的上下波动区间，但我们需要关注市场的底部在哪儿。实际上，我们对当前困难形势的认识应该保持理性客观，还不足以称之为“危机”，叫调整更合适。因为这是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一个必然阶段，从长期来看，调整是正常的甚至是必须的，历史发展的逻辑不会是一条直线，经济增长的调整和变化是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机床工具产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机床行业不可能拥有我们如此多数量的机床企业。以日本为例，和二三十年前相比，日本机床厂的数量减少了一半。按照这个发展趋势，中国机床企业在结构调整中将经历一轮严苛的优胜劣汰。目前这一调整正在随着形势变化而展开。

在调整之初的2011年10月，我们做出如下判断：行业已经开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企业的分化和重组。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发展的角度看，这样一个淘汰的过程迟早要经历，绕不过去，也不会舒舒服服地进行调整。而当前经济环境的变化，就是一种外在推动力，推动行业结构进行深度调整。

行业调整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和困难，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表面上看是需求严重不足，实际上还是低端过剩和高端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是国内市场需求结构的快速升级与机床行业不能适应和满足这种需求的矛盾。

机床工业出现结构性缺陷的原因：一是过去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十年来，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倾向于追求量的扩张，这样一个大的经济环境对机床行业影响很大，单纯追求量，而忽视了质的发展；二是机床企业多年来的战略趋同现象，造成了企业无论大小轻重，几乎都是以“做大做强”为战略追求，这导致低端产品的同质化竞争；三是多年来制造业的发展生态存在不健康因素，突出特征就是浮躁，静不下去、稳不下来、风风火火，奢望一日暴富，例如看到重型机床好卖，就一窝蜂去搞重型，弄得重型机床很快就严重过剩。

我们正处在滚石上山的关键时期

中国机床行业一次次咽下了结构性缺陷的苦果，现在外部经济环境也在倒逼行业调整升级。其实，“高端失守，低端混战”之痛早已是行业痼疾，大家不是没有认识，也不是没有努力，但为何且败且战、又且战且败呢？

正如2011年底我们在协会常务理事扩大会上指出的，不可否认，市场环境的显著变化是导致目前行业面临困难局面的直接原因，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行业过去十余年的高速发展进程中，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大环境的驱动，以及行业发展的阶段性限制，发展方式转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对于规模增长的巨大成就而言，结构调整明显滞后。这是不容回避的又一重要原因，也可以说是更具根本性的原因。

四年之后的现实境况，起码从两个方面印证了当时的判断。一方面是外部环境的结构性失衡愈加严重，由于发展方式转变缓慢，宏观经济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集中表现在经济资源的脱实向虚，经济体征的实冷虚热。另一个方面是许多企业受累于前期规模扩张过猛，产能过剩，效益下滑更甚。

可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及企业结构调整升级，是根本性的问题。前者具有外部的、客观的属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后者则具有内部的、主观的属性，是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而改变的。这正是行业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

现在，我国机床工具行业已经到了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时期，是否能从这轮严酷的调整中走出来，关键取决于企业资源的投向以及企业家，而首要的是企业家对问题和出路的认识。一是关于硬问题和软问题。技术设备、营销手段、竞争条件、优秀人才等是硬问题，花钱是可以解决的；而企业制度、文化、机制、氛围是软问题，靠花钱解决不了。而软问题又是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问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起来需要时间和精力，但它又是非解决不可的。

二是关于同质化和差异化。通常我们认为，从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升级是解决生存发展的路径，其实关键问题并不止于此。比起低端化，同质化才是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更本质的差距。事实上低端产品也能够依仗差异化获得生存空间，差异化生存才是健康的产业生态。即使做高端产品，也要避免一哄而上、盲目跟风。

三是关于广度与深度。千山万水、千家万户的市场策略，是在广度上做文章；而个性化订制、为用户提供全套解决方案等，是在深度上下功夫。目前一些企业已经在规模上适当收缩，因为仅仅有广度无助于企业的升级，还是在走量的扩张的老路。

四是颠覆性创新和持续性改善。相对于百年难遇的颠覆性创新，制造业是一个需要扎实基本功的行业，持续性改善也许更行之有效。很多欧洲、日本制造业的百年企业都在谈改善、积累，积小胜而大胜的持续性改善正是这些优秀制造企业的灵魂。而我们常说弯道超车，喜欢毕其功于一役，喜欢“颠覆”，做了许多的夹生饭，欲速则不达。

五是从“能做”到“做好”。做高端产品，一要能做，二要做好。“能做”固然重要，而“做好”尤其不易，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做好”上，不能熊瞎子掰苞米，满足于显示科研成果，便不再向“做好”努力了。

调整国家产业政策的建议

国家一直高度重视数控机床产业的发展，多年来各级政府都对数控机床产业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时至今日，我国数控机床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综合差距，尤其是在高档产品和核心技术方面差距巨大，国家许多重点产业领域所需的高档机床装备还严重依赖进口。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产业自身继续做出全面努力，但国家产业政策的适当调整也是十分必要的。

众所周知，我国数控机床产业早已是一个充分竞争的产业，数控机床市场也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甚至对许多高档产品的进口还给予了减免税收的政策优惠。不可否认，上述政策对于我国数控机床产业开拓视野、扩大交流、主动融入全球产业合作和竞争，并在合作与竞争中发展进步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负面效果，最突出的负面效果是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国产高档数控机床产品的进步和发展。

除了少数企业的少数品种，目前我们在高档产品和核心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仍然差距巨大，无法与国外强手在充分市场化的环境下同台竞争，在国外强手的巨大优势面前，我们在自家市场上几乎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因此，在高档产品和核心技术领域，当前阶段还不适宜采取完全市场化的政策方针，国家应给予适当的产业保护，以减缓国产高档产品和核心技术的市场压力，使其在适当的保护中逐步形成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此外，以往国家政策多着眼于财政补贴手段，而西方发达国家更长于采取税收手段提供支持，在这方面，我国政府可考虑适当借鉴。目前，协会正在编制《中国机床工具2020》，为企业制定“十三五”规划提供参考，并向政府提供制定产业政策建议，其中的重要一条就是建议采取相应的降低增值税等鼓励政策。

[1] 陈惠仁，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开发性金融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期望，并作出一系列重要安排，标志着我国开发性金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际上一般认为，开发性金融的发展方向是善用政府支持的杠杆作用，使融集到的大额资金发挥最大功效，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

近期，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组织编写了《全球开发性金融发展报告2015》[1]（以下简称《报告》），筛选了全球33家主要开发性金融机构（DFIs）和社会组织，包括多边开发银行、高收入国家的开发银行、中低收入国家的开发银行、中国因素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国际性的开发性金融协会，对它们近些年的发展情况进行跟踪分析，阐明了我国开发性金融发展的世界意义，对如何引领开发性金融发展的国际潮流提出了建议。

全球开发性金融的新一轮蓬勃发展

上世纪90年代，由于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的倒闭，国际开发性金融经历了发展低迷期，但是《报告》显示，全球开发性金融正在迎来新一轮的蓬勃发展。21世纪初以来，一大批新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成立，例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亚开发银行、哈萨克斯坦开发银行、委内瑞拉经济与社会发展银行、蒙古开发银行等，以及我国参与发起的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大部分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总权益和总贷款在2006-2014年间实现了显著增长，一些开发性金融机构成长为超大型金融机构，并在世界金融市场扮演重要角色。在获得不良贷款率数据的11家开发性金融机构中，有7家不良贷款率低于本国金融行业平均值。而这期间经历了全球经济危机，商业性金融普遍陷入萎缩，这说明主要开发性金融的发展并没有受到危机的严重影响，相反呈现明显的反周期特性。2012年世界银行的调查也有类似结论，认为这一类机构在商业银行遭遇暂时性困难、私营部门融资受限时，通常会加大贷款力度。

为什么全球开发性金融会迎来新一轮的蓬勃发展？直接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开发性金融的作用，但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是，全球发展的主要趋势对长期转型性投资的巨大需求和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

首先，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需要开发性的引导资金，以启动项目并促进变革进程。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的重要主题，与之相应，区域一体化不断加深，推动经济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各种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以及各国各地区市场的深度融合。中国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推进欧亚大陆的一体化进程。非洲也在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非洲开发银行制定了《区域一体化战略书》，跨境基础设施已经在建设之中。所有这些努力，共同开辟了合作的新领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国际产能合作、跨境经济合作区、能源资源联合开发、经贸合作以及国际金融合作，无论哪一个方面，都需要长期、大规模投资来启动战略性的项目，以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

其次，加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长期资金。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意味着必须增加长期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升级产业结构。新型城市化浪潮对可持续性、耐风险考验的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需求也日益高涨。世界银行预测，2030年各新兴经济体的城市人口数量将比2000年翻一番，新增20亿人。大量人口向城市迁徙，意味着对水、能源、交通等需求也相应增长，全球范围内陆路交通、电信、电力、供水和公共卫生等部门所需的基础设施投入将高达53万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估算，2010年至2020年间，亚洲国家整体基础设施，如能源、交通、电信、供水和公共卫生等，共需投入约8万亿美元。

第三，大规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积极培育市场以实现有效融资。随着低收入国家数量从2000年的63个快速减至今天的34个，未来全球迫在眉睫的挑战是如何帮助转型中的低收入国家完成市场培育，逐步过渡到可以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获得可靠的融资，实现跨越式的经济转型。从社会发展角度看，诸如教育、卫生、减贫、保障性住房等公共品往往供给不足，城市化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市场机制不完善导致了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品供给动力不足。最后，实现绿色增长需要在农业可持续增长、产业升级、可再生能源创新等领域做出广泛努力，只有当技术突破使成本显著降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时，市场才会形成，私人投资才会形成规模。国家应当加大对可持续发展的融资支持，在培育前沿市场方面主动作为。

与巨大的融资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方发展援助和社会资本无法给经济提供足够的长期发展融资。2013年全球官方发展援助的总支付额约为1500亿美元，而且结构零散，不足以应对大规模开发性融资需要，不足以承载转型所期的长远愿景。同时，各资本市场上短视主义盛行，私人投资者和商业性金融在实际投资过程中，往往高估风险，持观望态度，加剧了中长期投资的供需矛盾。

长期投融资短缺的症结并不在于资本总额不足，而在于缺乏有效的融资中介，能够引导资本投向复杂、期限长、风险更高的项目。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长期投融资渠道的开发很不充分，现有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政策必须经历改革，才能适应长期投资的需求规模，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对此，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着力释放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潜力，鼓励这些机构开展具有开发性的长期投资。更多国家认识到，开发性金融机构在长期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中占据关键位置，是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促进区域一体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战略性意义。

中国开发性金融探索的国际价值

中国开发性金融的探索和实践与国家开发银行的改革发展紧密相连。国家开发银行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以中长期投融资为手段，依托国家信用，通过市场化运作，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增强经济竞争力。经过20年发展，我国开发性金融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国际金融合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国际影响力、引导力和示范效应越来越大。

一项显著成就是，20余年间，国家开发银行从最初的政策性金融学习者，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领军者。开行成立于1994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产物。1998年，陈元同志领导开行把国际先进金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市场化方式服务国家战略，探索中国特色的开发性金融之路，迅速获得成功。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以胡怀邦为董事长的开行领导班子，不断深化开发性金融实践，服务国家战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稳步推进开行深化改革。2015年3月，国务院批复《国家开发银行深化改革方案》，明确了开行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定位。

《报告》显示，到2014年末，开行总资产达到1.66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二大开发性金融机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2.7倍，超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同类机构的总和，同时不良贷款率连续39个季度保持在1%以内，资产、利润、项目、风险管理、业务种类等指标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最大、业绩最佳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回望世界，自1816年全球最早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法国储蓄托管机构（CDC）成立起，在国际开发性金融近200年的发展历史中，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用不到20年时间就实现了对国外同行的超越，充分显示出中国开发性金融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中，我国对开发性金融的认识避免了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对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简单化的二元认识，形成了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开发性金融理论，推动了国际社会对开发性金融的再认识。开发性金融是一种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之间的金融形态。《报告》指出，开发性金融机构与传统的政策性银行相比，更主动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公共政策（或国际发展）的既定目标，而不是依据行政命令进行资源配置；更强调资产质量、风险管理和财务可持续性，而不是以政府转移支付或补贴作为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因此，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经营更有效率，产出更具规模、更具有可持续性，影响力更大。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比，不以利润和股东权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为了实现政府所确定的公共政策和战略性目标，仅追求收支平衡或略有赢余，以实现可持续经营；不受商业银行短期融资期限错配的制约，可以依托主权信用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因而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核心产业部门、公共项目以及国际开发合作提供长期、大额融资支持。同时，在那些市场机制不健全的领域（如公共服务）建立市场信用体系和制度，为商业金融和社会资本的参与奠定基础。

在具体实践中，国家开发银行把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与金融的投融资优势相结合，把服务国家战略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在支持项目运作中形成许多卓有成效的发展理念和金融原理，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部分。例如，针对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市场空白、缺损情况，开发性金融积极推动市场建设，通过市场主体建设、现金流建设、信用建设、治理机构建设等“四项建设”，搭建市场化运行的政府融资平台，推动银政合作，形成了城建融资芜湖模式、中小企业融资“四台一会”等模式，2011年被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收入案例库。“规划先行”理念和规划合作也是中国开发性金融在国际上的鲜亮名片，通过融资规划，建立与各地发展规划的对接，动员社会资金覆盖全部地区、领域、行业所有项目的融资需求。截止目前，国家开发银行累计与54个国家签订规划合作协议，完成27份不同国家的规划报告，打破了欧美国家长期以来对国际规划咨询的垄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规划合作选择。这些理念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重要探索，与世界银行、IMF等机构极力推介已被证明破绽百出的“华盛顿共识”形成鲜明反差，代表了国际发展理论的先进力量，更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国情，受到越来越多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欢迎，每年都有大量外国政府、银行、企业骨干来中国培训。

在国际金融合作的舞台上，我国积极行动，发起成立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对完善现有国际金融治理机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焦点效应。自2005年始，国家开发银行先后推动成立上合组织银联体、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和中国-东盟银联体等多边金融合作机制，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合作发挥了先试先行作用。2013年以来，中国开发性金融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更加包容的合作精神、更加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活跃在世界金融舞台。我国发起成立旨在向亚洲地区发展基础设施、推进互联互通方面提供融资支持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2014年7月，金砖五国领导人签订协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同时中国出资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成立，与世界银行集团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首个项目——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项目已经启动。中国开发性金融的一系列举措，引发了发达国家的被动反应，迟滞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治理改革相对黯然失色，为建设更为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带来有利因素。可以预见，这些机构必将引领更多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国际投资参与亚洲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

在国际合作中引领开发性金融发展

展望未来发展，我国主要开发性金融机构一方面将继续承担为经济社会发展筹集中长期资金的重任；另一方面在全球转型进程中还将发挥长期规划、市场培育、以及聚合各方力量促成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战略性作用。

以战略视野制定长期规划，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巨大潜能，发挥后发优势，追赶发达经济体。开发性金融机构具备制定长期综合性规划的专长，可以成为规划方面的“融智银行”，能够协助各国政府、尤其是赶超型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长期综合性规划，助推发展。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制定长期规划中，根据对该经济体的具体情况和优劣势的分析助其推动产业发展和经济多元化进程。非洲开发银行已经走在路上，它认识到政府主导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必不可少的，为每个借款国都制定了五年期国家发展战略。《报告》显示，非洲开发银行与埃塞俄比亚政府合作，共同制定了2011-2015年国家发展战略，该战略与该国的经济增长与转型规划相一致；具体提出了非洲开发银行将如何支持该战略的实施。中国开发性金融也将继续在规划合作方面走在国际前列，国家开发银行开展委内瑞拉国际规划、瑞典国际规划等案例，展现出规划工作在开发性金融原理中的重要性，以及包括区域规划、产业规划、社会规划、市场规划、融资规划等内容的工作体系。在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倡导各国发展战略对接的形势下，开发性金融的国际规划合作将是我国经济外交的新名片。

开发性金融还将在市场培育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担当市场建设先行者。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紧约束是市场机制不成熟、不健全，甚至根本不存在，严重阻碍可持续发展进程。市场培育的核心是信用建设，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信用是十分宝贵的信用资本。开发性金融依托主权信用，利用市场机制开展活动，可以主动建立市场、培育社会信用，启动和扩张投资，承担中长期风险，克服市场低迷状态，为投资者建立信心，以较小规模的投资引导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开发性金融的先行先试还可以推动改善借款方的信用状况和公司治理结构，为市场培育长期现金流，实现市场培育。《报告》显示，亚洲开发银行支持印度和泰国的太阳能发电项目、印度尼西亚的地热工程等“被视为技术上或结构上有风险”的领域，引领市场发展；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支持约旦制药企业获取知识产权，为克罗地亚、乌克兰制药企业提供长期运营资金，培育中东和东欧的制药产业市场；世界银行、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银行通过发行绿色债券，支持风力发电、污水处理、节能改造等绿色项目。在这方面，中国开发性金融以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对市场培育建设的艰辛和重要价值有着更为切身的感受，这一经验对广大发展中国更有借鉴意义。

此外，开发性金融沟通政府和社会部门的桥梁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实现公共使命和战略目标为宗旨，又遵循风险管理、项目管理和财务表现等市场化原则，因此具有准公共部门性质，。这种双重角色使开发性金融机构能够获得公共和私营部门双方信任，在政府、商业金融机构、社会资本、融资人之间搭建合作平台，乃至担当融资综合协调人，促成有效合作。例如，世界银行创立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是一个开放的全球性平台，主要为复杂的公私合营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 PPPs）项目提供筹备和结构设计方面的便利，吸引私人资本和机构投资者。伊斯兰开发银行与盖茨基金会合作，设计出“三方共赢”的创新融资机制，由国际融资机构（IFI）通过普通资金来源筹集大笔资金，并借由慈善捐赠的资助，将之转换成软贷款，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公益项目。中国开发性金融始终强调发挥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实行“政府选择项目入口-开发性金融孵化-实现市场出口”的融资机制，在“融资、融智”的同时，帮助各级政府“融商”，汇聚政府、银行、企业各方力量，打造产业生态圈，形成支持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合力。

着眼未来，在全球发展对开发性金融需求增加和开发性金融供给不足的矛盾下，各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不是相互替代和竞争的关系，也不存在开发性金融的最佳实践，各机构之间需要加强相互信任与协作，构建互为补充、相互学习、相互协作的伙伴关系，携手发挥战略作用，支持全球发展融资。中国开发性金融在继往开来的创新发展中，当以充分的自信引领时代潮流。

为此，在亚信非政府论坛“开发性金融与亚洲发展”会议上，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作为我国唯一的开发性金融社会组织，与俄罗斯开发与对外经济银行、乌兹别克斯坦对外经济活动银行、亚太开发联盟机构共同发出《开发性金融机构相互信任与协作发展倡议》。《倡议》提出，全球各开发性金融机构应加强理念沟通与经验共享，共同推进开发性金融的理论建设和制度建设；加强中长期投融资合作，加强政策、信息和规则的沟通协商，共同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合作机制；加强规划合作，增强政府制定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积极促进各国的发展战略对接和规划衔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为亚洲的互联互通筹集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消除亚洲发展的瓶颈制约；加强产业融资合作，支持符合各国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加强信用建设合作，加强对国际合作风险的识别、预警和防范，推动信用评级的国际合作；加强人员交流与合作，在开发性金融的智库建设和人力资源的培养上深化合作，为构建各类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打好基础。这些“嘹亮”的倡议正如声声号角，引领开发性金融发展的国际潮流。（编辑: 宋斌斌）

* 邢军，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秘书长。王春来，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秘书处。

[1] 《全球开发性金融发展报告2015》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财产分配不均加重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日益加大。较大程度的收入不平等不仅有违社会公平，对经济增长也有破坏性作用，如抑制消费，增加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减少社会流动性等等。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新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总体收入差距扩大。2000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86；2008年，基尼系数达到峰值，为0.428；2012年，小幅下降为0.404。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2000年为2.787；到2009年，扩大到3.333倍；2012年小幅下降为3.103倍。[①]第三，行业间工资水平的差异加大。1997年以后，金融业成为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而农、林、牧、渔业是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二者之比从2000年的2.563倍扩大到2012年的3.956倍。[②]最后，因财产分布不均特别是金融资产和住房分布不均问题突出，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突出。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基尼系数为0.532，远远高于同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0.308。[③]

面对日益加剧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我国现有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税收体系并未起到相应的作用。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形成了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但对居民流量财富的分配不公调控不力。一方面，流转税的税负容易转嫁，且具有累退性。对一般生活必需品而言，其需求弹性较低，消费者承担了较重的税负；而对奢侈品而言，其需求弹性较高，消费者承担的税负较轻。另一方面，我国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有限。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制。我国个人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较低，再加上其以工薪收入为其主要税源，大大减弱了其通过“削高”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

此外，由于现行税制下财产税，尤其是房地产税以及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缺位，无论在财产保有环节还是财产转让或交易环节，由财产分布不均引起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都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控。

财政政策调节收入再分配效果甚微

本文计算了我国城镇居民历年税收和转移支付前后的基尼系数，以及税收和转移支付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效果。从计算结果看，2000-2003年，财政政策恶化了居民收入分配；恶化程度在2001年达到-4.15%；2004年后，财政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略有增强；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的效果在2008年达到最大，使基尼系数从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0.327下降为0.319，政策效果为2.47%。

与OECD国家相比，我国财政政策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收效甚微。2000年代后期，OECD国家在税收和转移支付前后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03和0.300，政策效果为25.6%；[④]欧洲主要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基尼系数都明显高于其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基尼系数；与之相比，拉美国家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明显较弱；而2011年，我国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仅为0.97%，效果最差。

我们将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因素分解为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个人收入税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六大部分。[⑤]其中，工薪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是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差异。财产性收入的差距主要来自于居民资本存量的差异。转移性收入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包括政府对个人收入转移的离退休金、失业救济金、赔偿等，单位对个人收入转移的辞退金、保险索赔、住房公积金，家庭间的赠送和赡养等，这些是我国财政支出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居民的个人收入税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则是财政收入一侧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

本文采用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收支水平之比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分解公式可看作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中，每一类收支项目差距的加权平均，权重为最低收入户中每一类收支项目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这一比重反映了各类收支项目的差距对整体可支配收入水平差距的贡献。

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分解结果如下（图1），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之比为8.56。

（1）各类收支项目的贫富差距[⑥]

（2）各类收支项目所占权重

图1 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分解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2）》。

具体来看，我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有以下特点：

（1）个人收入税所占比重过低，税基过窄，调节功能受限。

尽管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个人收入税支出之比高达316.49，但对整体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仅有0.05%。最高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为58841.76元，所缴纳的个人收入税为1114.05元，仅占其可支配收入的1.89%。因此，个人收入税的收入分配再调节功能非常低。

（2）社会保障支出累退，收入分配恶化。

除工薪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外，社会保障支出是对整体可支配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财政政策。然而，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具有累退性质，即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缴纳了更高的金额，从而恶化了收入分配。具体来看，最低收入户所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12.22%，而最高收入户所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仅占其可支配收入的7.28%，甚至低于全国总平均水平8.53%。

图2 各收入等级社会保障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2）》。

（3）财产税制不完善，收入差距两极化。

虽然财产性收入对整体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仅有1.48%，但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之间的差距高达34.02倍，对股利、红利等的税收优待，极大地恶化了收入分配。此外，未纳入居民可支配收入范畴的出售住房收入，表现出贫富两极化的特征，最高收入户的出售住房收入为最低收入户的57.92倍。现行房地产税中，土地增值税和房地产税的减免政策，加剧了财产的两极化分布。

转移性收入对整体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很大，其中，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在捐赠收入（包括遗产收入）和赡养收入两方面的比值分别为12.18和4.21。现行财产税制中缺少遗产税和赠与税，对由财产无偿转让引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调控无力。

（4）社会支出所占比重过低，补助力度减弱。

转移性收入对整体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因子达到27.61%，是除工薪收入外最重要的部分。但是，转移性收入中的社会救济收入在调节收入分配、补助低收入群体上效果不彰。社会救助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中等及以上的收入群体中不到0.1%，可以说不被这类人群享有。但是，该比重在困难户和最低收入户中也仅为6.67%和3.63%，并且对于收入水平稍高的低收入户，该比重急剧下降为0.74%；在中等偏下户中，该比重仅为0.27%。从最低收入户到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增加了55.20%，社会救济收入却减少了68.52%。社会救济收入在低收入人群中表现出极大的累退性，大大削弱了补助性政策的补助力度。

我国财政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或者效果不彰，或者恶化收入分配，或者缺乏应有的手段。以改善居民收入分配为目标，除在流量税制方面继续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外，在存量税制方面完善财产税制，尤其是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有重要的意义。

借鉴财产税制的国际经验

广义上的财产税包括对不动产和动产在其保有和转让或交易环节征收的相关税收，分别为财产保有税和财产转让税。在发达国家，财产税在其税收体系中有独特的地位。

财产保有税的收入再分配作用

在财产保有环节，关于财产税的公平性研究大体形成了两类对立的观点，即“受益论”和“新论”。“受益论”将该类财产税视为财产所有者因其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中获利而缴纳的税种。纳税人的财产价值越高，从公共服务中的获益越大，所缴纳的财产税也就应该越多。但由于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较大，以财产价值为基础的比例税率使其承担了较重的房地产税税负。即财产税具有累退性质，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差距。[⑦]与此相反，“新论”认为，由于全部资本所有者承担了财产税税负。其中，高收入人群拥有较多的资产，所承担的财产税税负也较重。因此财产税具有累进性质，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在各国的税收体系中，对财产保有税的称谓有所不同。如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家称之为财产税（property tax），英国、新西兰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称之为地方财产税（local property tax），而波兰等国家称之为不动产税（real estate tax），本文将其统一为财产保有税。因财产，尤其是不动产，所具有的不易流动性和不易规避性，财产保有税一度成为地方政府偏爱的税种。2012年，英国财产保有税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法国为3.9%，加拿大为3.3%，美国为3.0%，而我国不到0.6%（2011年）。

图3 主要国家财产保有税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数据来源：Revenue statistics: Comparative tables, OECD Tax Statistics. (ISSN 2075-8510 - © OECD 2013).

财产保有税的计税依据，包括对纳税人拥有的全部财产（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净值财产（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征税两类。对全部财产征税大多采用比例税，税收征管较容易；应税财产包括不动产和动产，以不动产（如房屋和土地）为主。对净值财产征税一般采用较低的比例税，少数国家采用累进税率；应税财产仅包括纳税人全部财产扣除其负债之后的财产净值。由于净值财产（保有）税覆盖了纳税人的全部财产，并且依据能够反映纳税人实际财富的净值财产计征，通常被认为是符合税收能力原则的财产保有税。我国现行财产保有税分别对房产、土地、车船、金融资产等进行课税；在不同产权情况下，纳税人、财产所有者和实际使用者有所不同。与上述两类财产保有税相比，有应税财产零散、产权不明、纳税人多样、征管不易等缺点。

财产保有税以房地产税为主，英美等国家不仅对法人拥有的房地产课税，也对居民拥有的房产，包括住宅和土地课税；美国最主要的应税财产为非农业区的居民住宅。应税财产的价值需要经过评估机构依据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并有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

我国的房地产税相对不完善。首先是仅对经营性住房征税，现对居民住宅进行征税开始试点。其次，尽管房产税采用比例税，但是，因房屋用途不同而实行从价计征或从租计征，导致同一房产的纳税额不同。最后，房产税依据房产购买时的原价值计征，同样有悖于税收的横向公平。

如“受益论”所述，尽管高收入人群缴纳了更高的财产保有税，但财产保有税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比例更大，因此，部分国家的财产保有税具有累退性。以英国为例，对居民不动产征收的保有税（council tax, 家庭税）占财富最低的10%家庭收入的比重超过6%，而占财富最高的10%家庭收入的比重不到2%。[⑧]相似的情况也在加拿大和美国被证实。[⑨]

财产转让税的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在财产转让或交易环节，本文讨论财产无偿转让中的遗产税和赠与税。遗产税包括对被继承人的遗产总额征税和对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征税。在大多数征收遗产税的国家，均以赠与税作为其辅助的税种，对财产所有者生前赠与他人的财产进行课税（二者税率相当），以保障财产赠与和继承的税赋公平。

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财富过于集中，遗产税具有平均社会财富的功能，有利于削减财富积累在代际间的无偿转移，缩小财富分布的不均等，同时也有利于高收入人群将财富更多地用于社会公益（避免缴纳过高的遗产税）。最后，遗产税作为缴纳“公共服务费“而存在，且收入越高的人群应承担更重的税赋。

遗产税的征收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类：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总分遗产税制。在总遗产税制下，以财产所有者的遗产总额为课税对象，由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缴纳遗产税。在税率设置上，通常设有起征点和扣免项目，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美国、英国、新西兰、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等实行该税制。在分遗产税制下，以遗产继承人取得的遗产份额为课税对象，由遗产继承人或受赠人缴纳遗产税。在税率设置上，设有扣免项目，多采用超额累进税率。日本、法国、德国、韩国和波兰等国采用该税制。在总分遗产税制下，先对被继承人的遗产总额进行课税，再对继承人或受赠人获得的、达到一定数量的遗产份额再一次课税。菲律宾、伊朗，以及取消遗产税之前的意大利等国家采用该税制。与遗产税制相对应，各国采用与之相同的赠与税制。

与主要税种相比，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规模不大。2011年，OECD国家平均遗产税和赠与税占GDP的比重为0.12%；2012年，法国遗产税和赠与税占GDP的比重为0.47%，日本和韩国为0.32%，英国为0.20%，美国为0.16%。从税率设置上看，美国联邦遗产税2013年税率为18%-40%的超额累进税率，年度免征额为525万美元，并有税收扣免项目规定。英国遗产继承税实行40%的单一比例税率，目前免征额为32.5万英镑；2016年，该免征额将提高为32.9万英镑。日本自1950年起改为实行分遗产税制，针对法定继承人所继承的应税遗产额设置10%-50%的超额累进税率，并规定了非课税财产和税收扣免项目。

图4 主要国家遗产税和赠与税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数据来源：Revenue statistics: Comparative tables, OECD dataset.

比较美国、日本、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情况，开征遗产税后，各地区的财产基尼系数有所下降。当然，两者的因果关系需要深入研究。

尽管发达国家居民财富的积累及其增长速度有可能超越其国内生产总值，如法国的居民净财富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倍，1997-2007年的实际年均增长率超过7%，远远大于同期GDP的实际年均增长率1.7%。而2008年，法国遗产和赠与的财富量占其GDP的比重达到15%。[⑩]但是，遗产税和赠与税在调控居民存量财富分布不均上的作用备受质疑。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对整体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而言，遗产继承的影响因子很小。[11]并且，部分国家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为防止资本外逃，逐渐减少和废除遗产税（奥地利、法国、新西兰、瑞典等国家）。

完善我国的财产税制

我国现行的财产税体系

狭义的财产税仅指不动产和动产的保有税。我国现行的财产保有税税种主要有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车船税。因居民转移性收入方面上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体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并且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在捐赠收入（包括遗产收入）和赡养收入两方面的差距分别达到12.18倍和4.21倍。本文将不动产转让或交易环节涉及的土地增值税、契税，以及尚未开征的遗产税和赠与税纳入财产税体系中。

作为地方政府征收的税种，财产税的功能主要是筹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我国财产税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2000年的6.83%上升为2011年的14.19%；其增长速度在大多数年份远远超过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此外，我国的财产税以向不动产征税为主，其占财产税收入的比重在94%-98%[12]的范围内波动（见表1）。

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由于在证券投资所得税、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上有优待和减免，遗产税和赠与税均尚未开征，对由财产保有、转让或交易引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调控无力，加剧了财富存量的两极分布。

财产保有税

在我国现行的财产税体系中，房产税采用比例税率，但课税对象仅为经营性住房。由于房产原价值存在差异，基于房产原值征税将导致不同时期的房产所有者面临不同的税负；而从价计征和从租计征两种方式并存，使得房产所有者因其经济行为不同而承担不同的税负水平。[13]对于相同价值的财产，因其价值以外的不同因素（如取得时间或经济用途等）而致使财产所有者缴纳了不同的财产税，有悖于公平原则。但是，比例税率在现阶段具有其累进性和公平性。以从租计征为例，假设在一定时期内，可租房屋的数量是有限的，即供给完全无弹性，则房产税的税负全部由房产所有者承担。以居民的出租房屋收入为计税依据，税率为12%[14]，各收入等级的房产税负如下图所示。2011年，最低收入户缴纳房产税7.84元，最高收入户缴纳房产税165.55元；房产税支出分别占其可支配收入的0.11%和0.28%。从受益原则和能力原则看，高收入群体均承担了较重的税负，房产税在税率设计上具有其公平性。

与之相比，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税均为定额税率。而定额税率缺乏公平性，以车船税为例，载客人数为9人以下的小型客车均缴纳相同的车船税。一般地，低收入人群所拥有的车辆价值较低，缴纳相同的车船税意味着无论从受益原则还是能力原则看，低收入人群都承担了更高比例的税收支出。因此，在财产保有环节，我国的财产税依据财产类别、财产用途、财产原价值等因素，而非体现财产受益或其所有者能力的因素计征，并不完全满足公平性要求，从而在促进居民收入合理分配上效果不彰。

从财产保有税制的国际经验来看，我国需提高财产保有税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以房地产税改革为契机，扩大财产保有税的规模。同时，明晰财产产权，完善财产信息登记制度，健全财产价值评估体系，使财产保有税的征管更透明更便利。

财产转让税

目前，我国由财产分布不均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逐渐明显。计算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其内部各子类收入的基尼系数，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5年来波动上升，且个人所得税在调节其差距上作用十分有限。[15]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基尼系数为0.532，远远高于同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0.308。其中金融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数较高，出租房屋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54。从城镇居民的财产分布来看，陈彦斌（2008）基于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的家庭资产调查数据分析表明，2007年，我国城市财富最低的10%家庭组的中位数财富为-0.5万元，而财富最高的10%家庭组的中位数财富为95万元；且财富最高的10%家庭占有社会35.9%的财富；[16]财富最高的1%家庭占有社会8.74%的财富。[17]尽管财产性收入对整体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贡献率较小，但社会财富的过于集中和贫富差距过大将成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阻碍。因此，除在财产保有环节和有偿转移过程中征收相应的财产税外，在征收以高收入群体为纳税人的财产税和遗产税，在平均社会财富和降低代际间的财产集中上十分重要。

借鉴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国际经验，我国在开征遗产税时，需以赠与税作为辅助税种；在税制选择上，可选择利于征管的总遗产税制；在税率设置上，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并规定适当的起征点和税收扣免项目。针对由遗产税和赠与税引致的资本外逃，需要制定相关预防措施。

*郭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郑新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二期，本刊略有删节。

[①]以上数据系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

[②]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

[③]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的数据计算。

[④]数据来源：OECD Economic Surveys: Norway - © OECD 2012.

[⑤]可支配收入=家庭总收入-个人收入税支出-社会保障支出-记帐补贴，本文暂不考虑记帐补贴。

[⑥]图中的数值表示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各类收支之比。

[⑦]Netzer, D., Economics of the Property Tax,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1966.

[⑧]Joumard, I., et al., “Less Income Inequality and More Growth – Are They Compatible? Part 3. Income Redistribution via Taxes and Transfers across OECD Countrie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no. 926 (2012).

[⑨]Chawla, R.K., Wannell, T., “Property Taxes”, Perspectives, Statistics Canada, vol. 4, no. 7 (2003).

Davis C., et al., Who Pays? A Distributional Analysis of the Tax Systems in all 50 States, 3rd edition, 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2009).

[⑩]Piketty, T., “On the Long-Run Evolution of Inheritance: France 1820-2050”,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2010).

[11] Blinder, A.S., Toward an Economic Theor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4.

Stanley, T.J., Danko, W.D., The Millionaire Next Door: The Surprising Secrets of America’s Wealthy, Atlanta, GA: Longstreet Press, 1996.

[12]作者根据表3计算。

[13]朱为群，曾军平，董文秀：《中国财产税的公平性分析》，《财政金融研究》2012年第6期。

[14]此处忽略其它带征税种，如营业税、所得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

[15]周晓蓉，杨博：《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年第8期。

[16]陈彦斌：《中国城乡财富分布的比较分析》，《金融研究》2008年第12期。

[17]梁运文，霍震，刘凯：《中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

内容提要：中国走到今天，在民生保障方面曾经走出一条适应国情、适应我们制度安排的路，但是后来盲目放弃了。在民生领域 完全交给市场，造成的最大恶果就是今天的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住房难。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从过于相信市场这个偏向走出来，这是下一步发展最需要警醒的。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社会建设。共产党和政府最该作为的是在民生领域，因为市场在这里是失灵的。

反腐大快人心，促民生才能大获民心

玛雅：今年3月，某位因卖掉公立医院而出名的省级干部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他曾经是地方政坛的风云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一路被举报，仕途却一路惊喜”。他的升迁和落马告诉我们什么？

李玲：他的落马表明，这种不计社会后果的惟私有化“改革”走到头了。他的“三斧头”——卖光、拆光、招商，是对现代国家治理的极大讽刺。卖掉公立医院却一路升迁，这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观产生了非常坏的影响。我这些年全国各地到处跑，看到基层有很多好干部，比如某县书记率先在本县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深受欢迎。老百姓发自内心说，共产党好，共产党应该永远执政。可是这位领导却被调任。这件事对地方官员的影响很大。

我这几年做医改，接触了很多各级官员。我觉得，我们的干部队伍，顶层和基层都不错，但是中间有很大一块肠梗阻，就是部门和中层有不少庸官。

玛雅：在学界、政界的“市场派”看来，全民免费医疗是“逆天”。

李玲：全民免费医疗是社会主义国家创立的。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给老百姓提供免费医疗，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做不到？这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愿不愿做的问题。当初医改，某部官员说，医疗让市场解决。财政部门的钱是老百姓的税钱，是公共财政，如果连医疗这样的问题都让市场解决，那老百姓给你交税干什么？所以说到底，是领导干部的素质问题，不知道什么是政府应尽的责任。

现在反腐，抓了一批贪官。贪官该抓，但也要看到那些不干事儿的庸官的危害。一些岗位上的干部占着位子不作为，比如医改，政府投进大量资金，成效到底怎样？涉及13亿人的利益受到危害，这是什么样的损失啊！

我认为，共产党这个体制，关键就在用人。只要能把贤明能干的人挑出来，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这个体制就可以运转自如。实事求是说，如果用对了人，中国医改就不会是什么世界难题。

玛雅：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毛泽东的破与立都是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所以才培养出数以百万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我觉得今天也应该这样，不但要破，还要立；贪官要反，同时也要提拔一批好官，在民生领域多做点实事儿。好官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共产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李玲：毛泽东当年抓革命、促生产，现在应该反腐败、促民生。在基层调研，老百姓说，我们很赞成反腐，但是我看病还是贵呀。继续反腐老百姓肯定拥护，但是怎样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应该重视。反腐大快人心，但促民生才能获民心！

背离社会主义是颠覆性的错误

玛雅：早在2011年宿迁市决定，由政府财政全额出资，建造一所大型公立医院。舆论批评说，宿迁卖光医院10年后走回头路，这是领导的任性。

李玲：仇和当时卖医院，最大的宿迁人民医院以7000万元卖给了金陵药业。现在宿迁投入20亿重新建一个大医院，全部建成肯定不止这个数。这一卖一建，对一个城市是多大的损失！而且寒了多少人的心啊。老百姓说，医院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说白了，不就是不管我们了吗？

医疗是一个市场完全失灵的领域——所有的市场手段在医疗领域都是起的反作用。如果将医院当商场，将医生当商人，结果就是医疗费用一路上涨，老百姓看病越来越贵。所以在医疗领域以及其他民生领域，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尤其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放任地让逐利的机制兴风作浪，否则老百姓遭殃，政府也遭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名存实亡。

政府不是万能的，但民生领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领域基本都是社会化管理，而不是市场化管理。而我们很多人的理念是，社会领域就该分，卖医院，卖学校，分到每个人的责任。这是非常错误的。

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是凝聚亿万民众的根本制度。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把国有企业，公立医院、学校都交给资本办，我不否认他会办得好，因为市场上拼出来的这批人很能干。但是都交给他来办，或者搞这制那制，变着法儿把仅剩的一点国有企业折腾光，那还要共产党干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凭什么保证你能长期执政？资本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一定要登上历史舞台。这才是所谓“颠覆性的错误”，往这个方向再走下去是不可逆的。

习总书记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就要促进共同富裕。他说国有企业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如果没了公有制，没了国有企业这个抓手，政治上就是一场空。政治需要经济基础支撑，如果整个基础都变了，你还谈社会主义，跟谁谈呀？

医疗改革考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玛雅：前面你提到，医改几年来，政府投进去大量资金，成效甚微，为什么会这样？

李玲：我认为是国家宏观治理有问题。医疗卫生制度是现代国家制度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医改走到今天，实际上考验的是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玛雅：是什么样的问题？方向性的还是政策性的？

李玲：方向不明，政策不当。人类社会探索到今天，要么是全民医疗制度，就是国家办医院；要么是全民医保制度。我们现在公立医院国家基本不给钱，然后用大量的财政资金办医保，把钱“分给”千家万户，再让医院从医保里收费。我说这叫“反弹琵琶”。

本来国家直接把钱投给医院，同时积极加以监管，老百姓看病的问题就能解决。现在国家把钱投给个人，然后让医院去挣这个钱。“新农合”和“城居保”，国家今年投给每个人380元，医院一转手就给挣走了，给多少也挣走了。让自己的医院挣自己用税收办的保险，这个体制机制不但不顺，而且花钱多效益差。

玛雅：结果是政府投入大大增加，可老百姓看病的负担仍然过重。

李玲：因为这种制度安排没有解决医院创收带来的问题，所以政府投入越多，医疗趋利机制越膨胀。大医院医生被“逼”的一天到晚超负荷工作，过度医疗是普遍现象，一些需求其实是被造出来的。

这种情况下，必然水涨船高。从2009年到现在，全国医疗费用翻了好几番。2008年1.2万亿元，2013年已经3.2万亿，2014年的数据还没出来，估计不会低于3.6万亿。可这么大的投入进去，看病却越来越难。比如，原来没医保的时候，看个感冒100元，现在北京一个普通门诊已经到了500元。即使报销一半，个人花钱也比原来多了很多。

医药领域就更乱了。几千家药企过度竞争，造成药品生产严重过剩。这个过剩要寻找出路，就靠进一步推销药品，助长过度医疗，来增加GDP。

玛雅：也就是说，医改从2009年开始，已经6年了，我们的医疗还在市场化的漩涡里打转。

李玲：现在泛泛说社会政策要托底。底在哪里？怎么托底？你的治理体系能不能托住这个底？中国医疗保险征收的费用是世界之最，北京占工资的14%，我们的养老保险也是世界之最。老实说，很多民营企业要是真按国家标准交税，不要说五险一金，就是三险一金——养老、医疗和失业，他也撑不住，肯定垮掉。但是这么多钱收上去达到什么效果了？看病还是贵，越来越贵。毛泽东时代花很少一点钱就可以保护老百姓的健康，现在花那么多钱为什么保护不了？这说明我们的治理体系有问题，钱浪费了。

民生领域 “与国际接轨”是自毁长城

玛雅：中国现在不光看病难，普通老百姓家孩子上学难，住房、养老都难。

李玲：这几个方面，过去恰恰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是我们自己给丢掉了。过去国有企业有医务室，有托儿所和学校，有家属区，民生问题基本解决了。后来说企业不能办社会，把这些都一刀切了。现在回头看，我们过去的机制设置其实是非常好的。你在这个企业工作，你的一切和这个企业是联在一起的，你自然而然就以企业为家了。我上中学时曾经下工厂劳动一年，那些老工人觉悟非常高。我们中学生不懂事，干完活用润滑油洗手，工人看到马上制止，说你们这是浪费国家财产。那时候的工人真的是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家。

玛雅：现在不一样了。国有企业的工人一般都是合同制，很多是农民工，流动性非常大。工人不会说企业是我的家，已经没有这样的政治意识。

李玲：现在反而是国外采用我们当年的模式，企业和社会结合。比如韩国，浦项钢厂是世界最大的钢厂之一，那个城市就是一个以钢厂为龙头的社会。不光有医院、学校，连大学都有，培养出来的人就为钢厂服务。那里棒球队非常强，甚至还有电影业。非常齐全的一个社会，人们在那儿安居乐业。

玛雅：人家往社会化方向走，我们往市场化方向走。

李玲：我们太追求利润了。对国有企业的考核指标就是利润增长多少，忽略它的社会性。企业只顾利润，你雇了这些人，不管他的生老病死吗？我刚回国时去首钢调研，首钢医院当年花很少的钱，保证了全体工人和家属的免费医疗。后来改为社会保险，交的钱是当时办医院的好几倍，却只保工人，不保家属。首钢医院也被推向社会，自己挣钱去了。最近贵州毕节市4名儿童服食农药身亡事件，暴露的问题就是，企业支付的工资仅能维持工人个人的生活，而家庭和社会承担了巨大的成本。

玛雅：出了这样的事，真的要从根子上检讨过失，否则惨剧还会发生。

李玲：中国走到今天，在民生保障方面曾经走出一条适应国情、适应我们制度安排的路，但是后来盲目放弃了。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真的是自毁长城。造成的最大恶果就是今天的“四座大山”——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住房难。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太相信市场了，所谓“不找市长找市场”，以为市场真能搞定一切。我们现在还没有从这个偏向走回来，这是下一步发展最需要警醒的。

扭转尽管很困难，但必须扭转！习总书记讲前后两个30年不可分割，这话意义非常深远。人类历史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进的，我们不能因为过去有一些失误和偏差，就把前面所有的事情都否定，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块泼出去。现在国际上很多做的好的都是学的我们中国，而我们自己却做成了这个局面。

当然，往回走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结合实际真正解决老百姓面临的问题。可能我们得再一次出去学。你看谷歌、通用这些大公司，现在都是又办医院又办学校——这是成本最低的。人家能这样做，我们也能这样做。

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我们产业升级的一个障碍所在。跟德国这些国家比，我们极度缺少技术工人，因为流动性太大。工人对企业没有认同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没干几天就走人。技术是要积累的，过去的8级工，车一个部件精确度就是高。现在都是临时上阵，现学现用，所以技术不过关，那你产业如何升级？

当年抓什么问题都是抓在关键环节

玛雅：你谈到，中国药企过度竞争，造成药品生产严重过剩。这样一种混乱局面，监管部门不管吗？

李玲：要是有人管，至于这么乱吗？这也说明我们的体制机制需要变。比如产业政策，所有的赶超国家没有哪个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对本国的重点产业优先扶持。中国每次五年规划也说这产业、那产业，比如医药产业，若干年都在说是重点、要优先，可是一些重要的政策迟迟落实不了。

举个例子，别的国家都有“强仿”，世卫组织（WHO）允许强仿——你不用做研发，把人家的药拿来仿制就可以。比如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卫，是瑞士诺华公司的产品，在中国一盒卖23000-25000元，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而印度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一盒200元，连它1/100都不到。很多中国患者吃不起格列卫，就买印度的“格列卫”仿制药，药效达到99.7%。中国有最大的白血病人群，因为人口基数大，可是国家没有任何政策鼓励生产仿制药来保护老百姓。

玛雅：更为讽刺的是，去年国内有位白血病患者因为网购印度生产的“格列卫”还被起诉。

李玲：印度当年是学的我们。印度1949年的时候各方面条件都比我们好，国民总产值、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率，都比我们高。印度学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但他们的医生都送到欧美培养，药品都从欧美进口，以他的国力怎么用得起？上世纪70年代印度人来中国学习，当时印度人均预期寿命还不到50岁，我们已经68岁了。

印度人来中国，发现中国自己培养医生，中国生产的仿制药价廉物美，回去以后就开办学校，培养大批的医生，并且以国家的力量推动仿制药生产。现在印度仿制药世界第一，欧美、WHO都进口他们的仿制药。不光印度，全世界都在学我们当年的做法，我们这里却是一片乱象。

这背后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的管理部门结构需要调整。中国在前30年那么穷的时候，为什么老百姓能看得上病，吃得上药？1949年刚解放时一支青霉素一根“大黄鱼”（金条）都买不到，那不就是今天的奢侈药吗？那时候国家组织大规模生产，实行补贴，流通是国家三级批发，让老百姓用到低价而且是价廉物美的药品。新中国最早建的药厂是华北制药，大量仿制青霉素，就把青霉素从奢侈品变成了“白菜”，2分钱一支，老百姓当然用得起。

当年抓什么问题都是抓在关键环节，一举就能解决问题。医院是国家办的，医务人员是国家培养的，药品是国家生产的，流通也是国家控制的，医药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合作体，费用很低，老百姓就能看得起病。

改革就要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

玛雅：华北制药现在怎么样？能不能继续给老百姓提供物美价廉的药品？

李玲：华北制药至今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但它现在生产出来卖不掉，因为太多的小企业跟它竞争。比如一个头孢，几百家企业在生产。很多小企业违规操作，生产出来想方设法营销，造成贿赂成风。现在抓腐败，哪来的？不就是用流通倒出来的钱腐败吗？

众多小企业过度竞争的结果是，每个企业的利润都很薄，没有任何研发和创新的能力。美国为全世界提供药品，前20大药企市场份额超过60%，前3大流通企业市场份额在96%。法国、英国、瑞士都是只有几家药企。中国5000多家，但前100家市场份额仅30%，前3大流通企业份额约30%。国外大药企的研发投入一般是销售额的20%，中国2%都不到。一家跨国企业的销售额和利润超过我们5000家。所以中国就被锁在这个低端，我们的企业发展不起来。

改革开放30多年，亚当•斯密的市场竞争理论已经占了主流地位，但过度崇尚市场，负面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中国经济真正要升级，经济理论一定要升级。

玛雅：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中国企业过度竞争，相互掣肘，市场和利益就是人家的。

李玲：没错，我们的药品市场就成了跨国公司赚取暴利的场所。我们现在70%是进口药，90%以上的耗材和器械——CT、核磁、彩超、钢板、支架等，全是进口的。这实际上是在抽我们的血！医药行业是世界上利润最高的行业，他们又是以最高价格进入中国，不是把我们辛辛苦苦挣的一点血汗钱全都拿走吗？我一直在讲，中国医改的配套工程应该是药品和设备耗材的国产化。不走这条路，再多的钱投进去都不够。

玛雅：5000多家药企，为什么不进行整合？

李玲：地方政府首先就要抵制，因为药企是税收的来源。当时我们在设计基本药物制度时，曾经提出“定点生产”的方案。定点生产自然就能淘汰一批小企业，但是药企的力量太厉害了， 2009年医改方案出来时，定点生产被否了，变成省级招标。

中国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利益集团已经很强大，但是我们没有任何防范利益集团的措施。这种潜规则的结果是什么？你要为老百姓做事非常非常难，后面这个组织也不支持你。但是你要为利益集团做事很容易，他支持你。为老百姓做事，你博弈的是利益集团，结果这些年来，做医改的人感觉处处举步维艰。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玛雅：一盒格列卫在中国卖25000元，是通过什么渠道进口的，为什么价格会翻成这样？既然印度的仿制药这么便宜，我们为什么不从印度进口呢？

李玲：印度的药没有通过我们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批准。至于进口格列卫价格为什么会翻成这样？我跟一些跨国公司谈过，问他很多药专利期都过了，为什么还卖那么贵？他说我可以降价，但是在中国的营销成本非常高，因为你从来不给我量的优惠。你给我量，我价钱就可以降，但你是一盒一盒买的，所以价就高。

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9%财政投入，但其中医药费不到10%。我问他们管理部门是怎么控制的？他是以国家为主体、全球采购，跟全世界大的跨国企业谈。英国6000万人口，他以量来换价，这也省去了这些药企的流通成本，药企还是赚的，就能接受这个价格。所以英国人用的是最好的药，价格又很低。

玛雅：以量换价，我们这么大的需求量，什么价换不来？

李玲：我们现在是各省招标，中国30多个省市，哪怕丢了你这个省他也不会降价。除非是以国家为主去和他谈。英国NHS前总裁和我说，我6000万人的市场跟跨国药企谈，谈成白菜价，你们13亿人可以谈更好的价呀！你们这么好的谈判优势为什么不用？

我们国家谁在管这个事？谁在对老百姓的健康负责？不能光说为人民，你要有为人民的实际政策。

玛雅：说到底，是为谁服务的意识问题。就像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李玲：实事求是说，当年毛泽东做的事就是打基础，播下种子，让后人收获。真的就是习总书记说的，功成不必在我。中国农村改革从包产到户开始，这在短期内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别忘了，这是1949年到1978年农业合作和人民公社奠定的基础——农田的平整、8万座水库的修建、农机化肥良种的使用，还有大量人才的培养。人民公社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问题、教育问题，1979年是在这个基础上放开以后，农村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玛雅：从“格列卫”仿制药案，我们得到什么启示？

李玲：得到的启示是，国家要对老百姓的医疗卫生负责，远远不是建立医保就完成了，何况我们现在医保水平还很低。需要做一个制度设计，从医疗、医药、医保全方位入手，几方面形成联动，才能为老百姓提供健康保障。现在北京的人均医保水平已经超过台湾了，北京大概是7000元，台湾是5000元人民币。但是台湾是高水平的免费医疗，北京很多进口药都不报销。为什么花钱多却不如台湾做得好？就是没有制度安排，没有宏观把控，太多的钱浪费了。就像一家人过日子，当家长的心里有数，钱要花在需要的地方。国家治理不能大撒把，以为只要放开就好。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周事事穷。现代经济是要有计划，有规矩，有管理，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体察到，现在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要真下一番功夫去谋划，去管理。

特别重要的是加强党的领导。科教文卫都是民生领域，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一定要配备强有力的干部，而不是为了满足班子的人员构成，凑个班子去分管。2009年基层医改启动，开始阶段起色也不大。当时的李克强副总理亲自抓，很好地利用了我们的制度优势，动员组织各省领导积极推进。基层医改取得了巨大成绩。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社会建设。政府最该作为的是在民生领域，因为市场在这里是失灵的，政府必须得管。现在各级政府都在搞经济，民生没有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所以医改改到今天还是这么难。

反腐大快人心，但问题是要获得人心，我希望医疗可以作为中央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抓民生，医疗是个好的突破口。以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只要下决心做，是可以取得显著成效的，让老百姓看病低费甚至免费，就能大获人心。

要把社会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

玛雅：你有一个观点，要以社会建设引领全面改革，凝聚增长新动力。你是怎么认识的？

李玲：把社会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一方面能够解决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确保初战告捷，凝聚民心；另一方面又能引领经济、政治改革，重新凝聚新的增长动力，重构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建设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说，社会建设既是经济建设的延伸和深化，又是民主政治和党的建设的基础和铺垫。

在我看来，“中国道路”与其说特殊在经济发展道路，不如说特殊在社会发展道路。社会革命促进生产力发展、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建设，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共同经验，是中国道路成功的一个特殊秘诀，是“中国特色”的特之所在。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是新中国后来居上的法宝，是共产党凝聚人心的旗帜，也是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人间正道。

玛雅：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是中华大家庭的家长。如果过分地相信和依赖市场，政府不再以民为本、为民做主，让老百姓自立门户、自谋生路，社会主义就名存实亡了。

李玲：政府是公众利益的最佳保护者，现在的社会政策仅仅是托底，但是底在哪里？我们有没有给百姓提供保护，免除担忧？我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讲中国的医改，人家问，老百姓看病还要钱吗？我说要钱。人家一句话就把我问死了：那你们医改好在哪呢？人类社会已经走到这一步，连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都是免费医疗。你们还没免费，还要那么多钱，你们再改能有什么成效？我无言以对。

什么叫现代社会治理？现代社会治理就是组织起来，建立富人帮穷人，年轻人帮老人，健康人帮病人的制度，给老百姓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并不见得要全免费，毛泽东时代也不是免费，是低费。组织起来，大家一分摊，成本就低了。共产党走到今天，凭的就是超高的组织能力。这些年来中国所有最大的成就——航天、高铁、奥运会，包括抗震救灾，一定是发挥了共产党的组织优势。

所以应该清醒认识到，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发展市场经济，市场要利用，但不要把市场当成无所不能的东西。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于有一个代表人民的、有强大治理能力的国家，从而能够为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公平正义的前提。在今天，如何使这样的国家不变色，要靠完善的制度体系，也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使命。

玛雅：坚持中国道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不变色，这是路线问题。

李玲：现在讲纪律，讲规矩，纪律和规矩的后面是路线。讲路线，才是最大的政治。今天官员腐败问题，背后的根源是理想信念的失落。纪律和规矩一直在那儿，他根本没遵守。毛泽东能够胜利，其实就是路线正确。路线正确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

毛主席讲宏观，讲统筹全局。比如医疗卫生，他指出：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正确的路线指引下，中国创造了全世界至今还在学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而在今天，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时，医改为什么困难重重，值得反思。

编者按：本刊第七期报道了6月16日在天津蓟县召开的“城乡一体化理论研讨会”，现摘编、刊发部分专家发言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全文可访问红色文化网）。

张木生[1]：城乡一体化策论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大一统的历史品格，“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障。”耕者有其田，农户为基础，但不搞土地私有化。中国经济发展靠农民完成原始积累的大部分，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没间断过。我个人估算共和国成立66年，农村向工业化、城市化贡献了20万亿，国家向农村投入10万亿，这还不包括2.7亿农村打工的劳动力红利贡献。

杜润生3年前曾对我说：“非常可惜，农村的改革只完成了三分之一；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式‘综合农协’涵盖金融、保险、房地产、教育、医疗、养老这是三分之一；最后三分之一最重要，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重塑农村共同体，并有全国统一的组织自主参加城市化、并自主保留比例合理的农村。”

中国式的城乡一体化绝不等于城市将农村“化”掉。中国农村的问题存在两重性：一方面经过66年的努力，农村实现了均田、免赋、补贴、低保险。2005年开始，新农村建设，国家每年投入近万亿，农村实现了“五通”——电、水、路、宽带、电话，推行新农合等农村社保，多数农民满意。农村成为国家安全的最大蓄水池，改革开放遇到的几次大危机都是靠广大农民化解的，他们是小有产者，承包地是其最后的保障。

改革应该反思，这是全面改革的真谛。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最大障碍：第一是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人民日报》最近发表文章《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困》，“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少之又少；第二是农村基层的家族化趋势。 “多数人的现代化”看上去遥不可及。在这种环境下搞资本下乡，“以地生资”、“以地套现”，多数农民就将无事可干，直到剥夺农民小有产者的最后保障，化掉农村！

从2008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虚拟经济大行其道，逼中国不得不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现在“两头在外”、出口导向、房地产、土地财政都不行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都去哪儿了？产业资本过剩、金融资本过度，地方政府债务呈几何数字增长，银行逾期贷款激增，资本过剩与生产过剩逼出股市疯牛。化解当前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只有中国有一手好牌，但千万不能打臭了。

城乡一体化，搞得好就是一张好牌。第一，农村土地不能私有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土地私有化、国有化都是资产阶级纲领，土地社会化、永续利用才是正途。第二，取消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重建地方的主体税种——房地产税，农村建设用地、房基地余量、新开发土地都实现股份化，落实到户，农民是股东，与城市建设用地同权同股同价，地票可上市、可退市。第三，首先解决80后、90后的城市化，除超大城市外，政府廉价供地，国家低价购买产能过剩的钢铁、水泥、玻璃，用来建廉价、廉租房，证券化后将其借、租、贱卖给不可能再回村的青年，培养高级技工，劳动者成功转型后退券还钱。第四，农村土地确权后，所有、承包、经营三权分置，城市化不能搞大跃进，不许强迫命令，流转规范，用途管制。重塑乡土社会生态多样的共同体。城市化群与新产业化群结合，城镇化与中小企业发展结合，城市化群与城镇化结合。北朝鲜20世纪70年代城市化率就达65％，南美城市化率达到80％～90％，最终有害无益。僵化的老路失败了，坚持自由主义市场化的西方国家失败了，西化、私有化的发展中国家成了失败国家。第五，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亮广袤农村，享有公平的教育、文化、医疗、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农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相比是弱势产业，无论是发达国家、后发达国家，规模化、专业化的农业都要大量补贴。现代农业越是仅依靠市场，市场越失灵。除非大农业进化成新能源产业，而这条路又太长。第六，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进出口、消费，现在需要将消费放在首位，消费首先要加大公共消费，向弱势群体倾斜。把政府作用、金融合作社、农村生产要素通过流程再造，使其成为农民可携带的财富，并均等到每一个具体的农民。

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就像阳光、空气。阳光、空气是不要钱的。第一，邓英淘、王小强提出“多数人的现代化”，发挥市场、科层、互惠三大机制的作用。现在应突出互惠机制的作用。第二，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走西方的老路，中国的出路是发展合作互惠的地方主义。发达地区和城市不仅要为自己的居民，而且要为欠发达地区和农村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公共服务。为了双赢，要组织有效的竞争，要全面动员社会力量。四川地震的灾后重建，中央决定一个发达省包一个重灾县，援建省相互竞争，不仅速度快，而且质量好，创造了灾后重建的世界奇迹。第三，中国从汉代起就有2000多个县级基层单位，现在依然如此。选拔数百优秀县委书记到中央培训，下派到关键县，一任十年，完成县域建设任务。

城乡一体化的广扩和深化。第一，支持温铁军、李昌平等学者的乡村建设、新农村建设实践，创造最大的内需。第二，两亿农民进城“市民化”，就是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它将化解产能过剩危机的爆发。第三，实施流域间调水工程。中国大西部有的是土地和阳光，但关键是缺水，这当然是城乡一体化的最大需求。第四，“一路一带”和亚投行战略的美好愿景，应立足为中国本土的城乡一体化服务。逐步改变中国发展 “东快西慢、海强陆弱” 的格局。

李昌平[2]：创建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新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4·30”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必须“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提高基层组织凝聚力和带动力”，这是符合中国农村发展实际的科学论断。

内置金融是我们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词。村社内置金融，是指借既有村社组织的壳，在其内部以金融互助合作为手段重新组织起已经涣散的村民，把现有的空壳村社组织改造成不仅有骨架、而且能造血输血的有力量的农民组织。这样的农民村社组织，就是“内置金融村社”。

对中国农村的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 关于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判断。和欧美、日韩农村相比，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小农社会发展缓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农村金融供给无效（金融不支撑农地等产权的市场化实现），和组织供给无效。而组织供给无效又与组织内部金融供给无效高度相关。由此，中国农村缺乏“自我造血、输血和储血功能”。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供销社、农业保险公司等都由农村退出。连政策性的服务三农的政府部门和企业也抛弃了三农，指望资本下乡救三农靠谱吗？资本是逐利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农民自组织作为前置条件，资本无节制地下乡不见得是农民的福祉。特别是当下企图“消灭小农”的浪潮更令人担忧。

第二， 关于中国农村未来的判断。关于“消灭小农”的判断在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中有广泛的共识，它形成于1990年代，是基于“亚洲四小龙”等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形成的，他们认为：通过出口导向工业化促进农民城市化，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的时候，农村人口数量就可以减少到15%以下，农民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这个普世“经验”和共识也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农村、农业现代化路径。

9年前我提出过“中国拐点”概念，即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至中国后，全球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制造”，全球一般性制造业严重过剩。加工出口收益也随之逐步下降。这样，“亚洲四小龙”之前的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也就不适用了。中国改革开放高速增长了30多年，人均GDP也已经超过了7000美元，但城市化进程依然滞后，中国农民依然大量存在，并将长期存在。在这一过程中流民的存在也不可避免，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

要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必须培育有组织的现代农民，在这一基础上构建有现代性的农业、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

未来农民的基本组织方式——村社内置金融

既然在中国，农民将长期存在，将传统小农变为有组织的现代农民，理所当然的是农村改革的最根本任务。如何组织小农？经过30年的探索，我的基本结论是：村社内置金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村社内置金融是在继承我们党土地革命和农村社会改造成果的基础上再组织农民的一种方式，属于自我完善型的深化改革。

内置金融村社及其联合社将是中国未来农村社会的最基本的组织模式。它有如下含义：第一，党支部建立在内置金融村社，党委建立在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第二，内置金融村社是政府扶持三农发展的政策性资源配置的基本单元，是政府农村工作的主要抓手；第三，内置金融村社是集“社区经济发展、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三种职能于一体的乡村主导性自治主体；第四，内置金融村社是城乡互联互通、互惠互利的中介和纽带。

从2004年我在湖北省监利县王垸村创建养老资金互助社开始，在全国协作了近40家内置金融村社的创建和运行。经过这些年的实验，发现村社“内置金融+”有如下功能：

内置金融+村民承包权或村民集体成员权抵押贷款，农地抵押贷款部分难题迎刃而解了；内置金融+闲置资产资源储备，解决盘活农村闲置土地等资产资源的难题；内置金融+产权交易所，解决农村三资交易难题；内置金融+线上线下统一采购与配送，解决难倒电商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内置金融+内部结算平台及内部余额宝，让村民先消费后买单成为现实；内置金融+合作养老，一个老人入股3000元，年终就可以获得1000元左右的养老金；内置金融+农业农村保险，可以让农业农村保险业出现广阔的发展前景；内置金融+政策性银行，银行做批发，内置金融做零售。内置金融负责吸收存款，政策性银行支付手续费；内置金融+基层组织能力建设，解决各级组织部门的基层组织加而不强的难题。

内置金融村社的根本性意义在于：第一，创建了与现行土地制度和基本经营制度相匹配的金融制度；第二，提升了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农村基层组织为农民提供服务和主导村民民主自治的能力。也就是说，内置金融村社有效化解了金融供给无效和组织供给无效这两大困扰中国农村农业现代化的难题。

今年4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供销社改革的决议》。《决议》赋予供销社以重新组织农民的使命。但是供销社如果不是能和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结合起来，那么供销社很难成为农民的供销社，也不可能是党和政府的基层抓手。所以，供销社改革的关键是充分发挥供销社服务农民的职能，而不是把重新组织农民的任务交给供销社。如果我们党不主动承担起重新组织农民的任务，最有可能乘虚而入的就是跨国资本集团。目前供销社的体制和人才结构，决定了他们绝不是国际资本的竞争对手。

我们党领导农村建设最重要的成果有两样：一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基石，这种组织体系不能再被别的力量整合了！

忽培元[3]：我国农村建设小康社会的科学选择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的难点和重点在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中国农村发展进步走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是在总结我们几十年发展的经验教训后，又亲自在福建和浙江农村大面积长期试点、并取得全面成功的经验之后才郑重提出的。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农村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是发展理念上的创新和突破。

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的农村发展，几乎都经历了这样的道路和模式，即加速“城镇化”，以城市发展逐步取代农村。日本有好多影视剧都是反映城镇化进程中人们的乡愁别恨的。城市不断发展，淹没了村庄和农田。铁路和高速公路就像都市巨无霸的可怕触角，它延伸到哪里，就把灰色坚硬冰冷的钢铁水泥建筑播撒到那里。所谓工业文明吞并了绿色的传统记忆和民俗情调。人们眼瞅着萦绕田园牧歌与乡情诗意的农业文明在迅速消失，直至完全被城市代替。

前些年我们国家在加快城镇化步伐的进程中，程度不同地出现了类似的令人担忧的趋势。在许多地方，城市淹没了不少乡村。更多的地方，乡村出现萧条的景象。我们在陕北农村作调查，看到许多村子变成了废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人口爆满，使教育医疗住房压力日趋加大，出现人口素质下降和城镇风貌退化的普遍性问题。一些中小城市的街头，拥挤着大量的进城农民，许多中小城市成了大乡村。实际上，这距离现代化不是近了而是远了。城乡一体化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其本质就是在一般情况下就地解决农民、农村、农业现代化的问题。而不是把十亿农民都一股脑集中到城市里来。

目前，城乡一体化的战略，已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下来，成为中央的最高决策。可以说，这个《决定》是几代人几十年艰苦探索的结果，是中央依据新的发展矛盾和实际需要，在农业发展问题上的新的战略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说，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没有根本扭转。要想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总书记强调，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我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出发，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着力点是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 “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农村不能荒芜”，“城乡一体化必须规划先行”，“土地流转需要研究”，“建设美丽乡村不要涂脂抹粉”，“大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只有这样，才能把“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郑一民[4]：从农村历史文化保护看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性

但凡人类，大抵都期望自己的家乡美、祖国美。但这种美是有条件与标准的，即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和谐成趣、精神与物质相得益彰、现实与历史一脉相承。中国古人将这种现象称为“天人合一”。然而，现实生活中却常常出现人为制造人类灾难的现象。

农村历史文化遗存是民族繁衍生息的根（二级标题）

中国历史上是个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造就了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独特历史与文化。支撑这一文明的基础就是数以百万计的广袤农村。那里不仅生活着共和国人口的主体，还是养育、传递民族血脉、精神与美德的脐带。由历代先祖创造和修建的村落中，每一座老屋古院、每一条街巷寨墙、每一片田园山场、每一驾马车牛犁、每一个磨盘灶台、每一句乡音俚语、每一件镰刀锄头、每一个节礼祭仪、每一个习俗风情，甚至每一棵古树、每一座小桥、每一条小河等，都深深烙着中国印，是我们繁衍生息的温床、土壤与家园。这是中华民族不可复制的文化财富。但是21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遗产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据国家统计数据，2002年前，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2年，已锐减为270万个，十年里平均每天有240个自然村消亡，而这其中就包含众多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

群众富起来了，要拆旧盖新无可指责，关键是如何改造。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所谓“政绩”而盲目大拆大建，特别是让一些利欲熏心的房地产开发商参与其中，造成大批古老的农舍、街道、牌坊、祠堂、庙宇、戏台的人为毁灭，令人痛心！数以万计的村落消亡，自然也让大量红色文化遗产消亡。物质的东西，毁掉旧的可以再造一个新的，而传统美德、信仰、品格和精神却会因失去传承环境和载体而无从延续。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岂不悲哀？

特别是在大拆大建中，一些官员居然打着“农村现代化”，“向发达国家学习”等幌子，到处建罗马柱广场、西洋风格的楼堂馆所，虚无了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其实，不管是在欧洲还是美洲，每个国家都很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保护，将之视为珍宝。例如美国，只要是超过100年的历史遗迹，他们都要精心保护；意大利、法国、德国等纷纷开展“大到一座古屋、小到一个汤匙”的调查保护活动，许多村庄还保持着19世纪、18世纪甚至17世纪的古貌古俗，其一砖一木都受到法律保护。若因修路等原因而需改建这些建筑，都需报请国家批准。为什么？他们是要用自己的历史建筑、传统遗物来传承自己的思想、文化与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拆毁古村，将新农村建成兵营一样的一排排整齐房舍就是个败笔！那是拆毁我们的文化。总书记说“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就是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就是我们充满魅力的精神家园。为什么说“记得住乡愁”，因为乡愁不是让我们看的，而是让我们融入血液的精神性的东西。历史评价一项事业的成败，不仅是站在今天看明天，还要站在明天的角度，回看我们今天的工作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与价值。

现代化城市建设中的忧虑

城镇化在世界上既有成功的范例又有失败的教训，关键是国外的好经验如何中国化、如何适合中国国情民情。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城市不断增多与扩大，是经济文化繁荣的标志。据国务院2014年底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城市化已达54.4％，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业绩。但是面对“百城一面”，著名文化学者李耀宗说：“发展是硬道理，但硬发展是没道理。”大拆大建建不出美丽中国，钢筋水泥也铸不起我们美好的中国梦。一个民族如果丢掉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忘记了从哪里来，就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有人认为高楼林立、电梯空调是现代化，也有人认为宜居宜作、田园风光是现代化，我认为现代化不是追求形式，而是创造更适宜人类生活的环境与条件。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为什么一到节假日都要带着一家老小到郊外、山林、田园中去度假呢？为什么要离开钢筋水泥的壳子去感受自然风光和乡野的文化风情呢？他们兜里的钱可能比乡村人多，但却缺少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极严肃的课题：中国要建什么样的现代化城市？城乡如何实现一体化发展？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性

中华文明，有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中国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有两千年中华一统的漫长历程。思谋城乡一体化发展，应该以传承与弘扬这种精神和文化为前提。著名历史学家梁思成曾说过：中国新文化的嫩芽，一定不会凭空萌生，一定离不开那些已经衰老但是仍然蕴藏着生机和活力的老根。换句话说，中国吸取外国发展城镇化的成功经验，必须以传承、壮大、弘扬中国历史文化为原则，洋为中用，而不是将中国西洋化。前些年出现的“百城一面”已是教训，决不能再出现“千镇万村一面”的人为的悲哀。在城市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建设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特色的现代化城镇才是方向。无论是生活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我们要让中国人都能感受到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伟大、民族的骄傲与自豪！

周立[5]：展望2050：中国城乡一体化图景

城镇和乡村是中国的两副面孔，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如同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村人口仍将大量存在，而且在2050年之前，很可能进入城乡均衡互动的稳态。二元结构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我们不能因为要搞现代化，就把农村“化”掉。城乡一体化不是要消除二元结构，而是变恶性的抽取型、隔离性的二元结构为良性的互助型、开放性的二元结构。

农村经济将长期存在

按照人口学家的中位数预测，中国2050年人口规模为14.9亿到15.3亿不等。我们且以2050年15亿人作为测算依据。有三个城镇化模拟方案：一个是保守方案。城镇化率达到70%，那么仍然有4.5亿生活在农村，相当于一个美国（3.09亿），加上一个日本（1.29亿），再加上一个加拿大（0.35亿。第二个是中等方案，城镇化率达到80%，仍然有3亿人口在农村。第三个是乐观方案，城镇化率达到90%，仍然还有1.5亿人生活在农村。

到2100年，在可预期的生育政策调整下，中国人口规模约为13亿人，即使城镇化率达到95%，即使不考虑中国能源、地理、水、光、热等基本国情条件，也仍然会有6500万人生活在农村，以农为业。即使我们保住了18亿亩耕地，农村人均耕地也只有27.7亩（1.85公顷），只是当前美国劳均耕地的1/67。很多人以美国为样板，去改造中国农业，这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和美国当前的劳均耕地差异是357倍，也就是人家一块地保住一个人生活，咱们得保住300多个人生活。美国农业永远不是中国农业的模仿样板。

上述测算，还只是在“化”掉农村的城镇化方向上做出考量。实际上，另外一个规律，即逆城市化规律也在发挥作用。考虑这一因素，那么2050年可能是3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并且呈现出稳态。这30%的人口可能不以农为业，但一定是以农村为家。这种稳态如果持续到2100年，中国就是1.9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我们必须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兼顾建设城市和建设乡村，而不是简单地用城镇化来“化”掉乡村。

中国只能是小规模农业

除了简单的人口统计模拟外，中国的地理环境——如地形、气候、耕作条件等基本国情，也决定了我们将长期采用小规模农业，长期保留以家户制为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的农村。

中国的地形为“七山二水一分田”，我们只有12%的土地适宜耕种。美国的国土面积几乎和中国一样大，但是耕地却是中国的3.6倍，人口却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美国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劳动力，可以浪费土地；我们是尽可能地集约使用土地，不惜投入过量的劳动力。中国的丘陵与高山地区适合小规模农业，开不了大机器。水稻生产本身就是一个以小规模经营为主的农业品种。还有蔬菜、水果，都要靠人工采摘。美国加州橙子、红提是很出名的，但也要人工采摘。本地人雇不起，就开放边境，让墨西哥人非法进入美国打工。总之，蔬菜水果、牧业、渔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只适合小规模耕种。

中国还有占国土面积41%的草原畜牧业。在这么广袤的土地上，无法集中居住。我们去内蒙古、新疆、青海调查，发现牧民的来回游动是最好的生存方式，定居是不行的。一是因为牲畜会来回踩踏，导致草场退化。第二，游走半径小了，对牲畜和人的健康都不利。所以他们并不适合城镇化。

此外，还有水、光、热分布极不均衡的问题。所有这些客观条件决定，中国的小规模农业和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是近百年内不会改变的基本事实。统筹城乡，是长时期的战略性任务。

逆城市化潮流的出现

尽管2.7亿农民工选择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但又有相当大一批人口开始回流乡村，这体现为“4+4”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四股逆城市化人口潮流。第一股力量是大学生。大学生村官在2015年会达到40万，还有其他类型的大学生下乡，会在2020年之前累积达到200万，在农村形成新的知识和劳动的结合。第二股力量是告老还乡者，很多人从城市退休之后又回到农村，他们带来很多社会资源和丰富阅历与经验，将对农村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第三股力量是都市农民，周间在城市上班，周末到农村休闲并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这种“都市农民”在欧洲、日本、美国也是常态现象。第四股力量是年老回乡或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一项20年农民工的跟踪调查发现，2.7亿农民工中，83%的农民工在家乡有自建房。未来中年农民工人数将会迅速增多，超过1亿的农民工将基本确定在本乡工作生活。

第二种类型，是四股组织化的力量：资本下乡；产业下乡；部门下乡；社会下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此一方面是鼓励，一方面是有所限制。

总之，逆城市化潮流，将导致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必然在未来某个时点走向稳态。我们要通过调控，让恶性二元结构变为良性二元结构，让经济增长与道德水准提升同步，让对农村的抽取之手为反哺之手。

聚落类型决定中国人的居住形态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有九种聚落类型：散居（包含定居和非定居）、自然村落（南方称作冲、寨、社、岙等）、村庄（更为集中的村落）、行政村，。以上四类都在村一级建制之内。此外，还有集中居住的村镇、集镇（社区）、镇（市镇、城镇、乡）、城市（小区、社区、街道）、城市群。

这九种聚落类型决定中国人大体上有五种居住形态：第一是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第二是中等城市；第三是小城市及小城镇。第四是小村镇，至少40%的人口生活在小村镇。第五是分散居住，尤其是西部和草原牧区，应该说中国国土面积大于99%的面积是农村，而且绝大部分是分散居住的。全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只有4.3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0.45%。我们若只把视野聚焦到这不到0.5%的国土区域，就犯了一叶障目的错误。

城镇化道路之争与就地村镇化

城镇化道路之争围绕着五种居住形态，产生了五种观点。第一，大城市化的观点，主要是经济学家们持有的。第二，小城镇的观点，主要是社会学家们持有的。比如费孝通在1984年就提出小城镇大战略。第三，异地城镇化，这是目前较为普遍的现实。据统计，大约有1.7亿农民工处在“离土又离乡”的异地城镇化状态。有统计说，中国有3.9亿人处在“半城镇、半农村”的两栖状态。第四，就地城镇化，主要是安置1亿“离土不离乡”的当地农民工，还有大量城中村的农村人口。第五，就地村镇化。这样将会出现多元城市生态。大城市化、中等城市化、小城镇化这三股潮流将依次兴起，最终呈现稳态的多元城市形态并存的格局。大城市将会经历人口集中加速、人口集中减速、人口净流出的过程；与此关联，中小城（村）镇也将经历人口净流出加速、人口净流出减速、人口净流入的过程。

照顾到中国城镇化的不同状态，我们应设置不同等级的城镇化的统计口径：U0是狭义口径城镇化（按照户口统计），U1是常用口径城镇化（按照居住地统计的常驻人口），U2是计入小村镇化的广义口径城镇化（即把适度集中居住的地区，也当作城镇来建设，并纳入统计）。按U2的广义口径，中国可能已有80%左右的城镇化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努力重点就不应是一味地推动造城运动，逼农民上楼、进城，而是让农民“把根留住”，真正着力于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

总之，大量农村人口，长期从事小规模农业，是我们必须尊重的基本国情。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我们需要的不是消灭二元，而是将劣性二元转化为良性二元，从而实现真正的城乡一体化。多元城市生态，需要就地村镇化。城乡人口双向流动的潮流不可避免，而且已经出现。政府及社会力量应与广大农民工、在乡农民形成巨大合力，在建设美好城市的同时，建设好美丽乡村。建立三层次城镇化统计口径，走出追求数字的城镇化误区。城镇化的努力重点，不应再是追求数量，而是提高质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才能真正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朱启臻[6]：城乡一体化要遵守两个规律

根据目前城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迫切需要明确两个规律：一是正确认识农业发展规律，这涉及到农业制度、土地制度、农业组织等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是形成健康的工农关系和发展健康的现代农业的基础；二是要正确认识乡村发展规律，特别是认识乡村存在的价值，这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实现以城带乡、城乡和谐的基础。

首先，农业发展规律问题。农业的本质是公共产品，这是由农业在人类生存中的基础地位所决定的。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不要指望任何国家来养活中国人，必须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和基本要求。农产品具有需求的必须性，要求国家内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起买得到，也就是要从数量、质量和价格上保障消费者的需求。农业的特点进一步决定了耕地的特点，决定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政府的责任。农业生产不应该是个人发财的手段，耕地也不能成为承包者获得地租的所谓财产收入来源。那些鼓励、强化土地流转收益的论点，在理论上没有依据，实践上则导致非粮化、非农化，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要像习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土地流转要与城镇化速度相适应，要建立土地退出机制，而不是强迫或诱导农民流转自己的土地而成为失地农民或地租食利群体。必须坚持业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农户经营基础，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实现农民的组织化，通过工业支持农业解决现代农业的技术、装备、人才以及农民收入的问题。要克服简单、机械移植工业思维发展农业的倾向。农业有自身的规律，要用生态文明的思路指导农业。不认识到这一点，农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新型工农关系就难以建立起来。

其次，乡村存在的价值问题。目前存在的片面城镇化倾向，是以消灭乡村为代价，甚至提出要用城市建设的思路改造乡村，其结果是拆村并点，让农民上楼。无论哪一种做法都是无视乡村存在的价值，甚至认为乡村必然被城市所取代。因此，必须了解中国乡村存在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我们对中国乡村存在的六大价值进行了归纳：

1、乡村的生产价值（产业融合的平台）。乡村生产包括了农业生产、乡村手工业和乡村旅游业。乡村的产生原本是适应农业生产需要，乡村的存在有助于耕地的保护、综合利用和精细化作业，有助于农业生产经验的交流和积累，有助于农业的减灾防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农家院落不仅是乡村存在的基础，也是重要的生产空间，也是村民重要的活动空间和满足精神需求的条件。乡村手工业和乡村旅游业也只有依托乡村才能存在。

2、乡村的生态价值（生态循环的节点）。乡村不仅孕育着生态的理念、信仰，践行着低碳生活方式，也有效地实现着生态循环。乡村对耕地的保护、生态的修复和生物多样性的维护等均发挥着重要功能，特别是种植业与养殖业的有机循环。传统乡村是没有垃圾概念的，地里生产出的所有东西包括秸秆、家禽家畜的粪便等都可以利用，所有的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都可以在乡村中找到其源泉。

3、乡村的生活价值（综合生活的空间）。乡村作为村民的生活空间，是依据人的生活需求和情感需要构建而成的。这种生活空间，包括了院落、邻里、公共空间、公共资源、习俗与乡土知识等，涵盖了生活资料的获取、闲暇活动、交往、娱乐、节日、时令与习俗活动。乡村生活对人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打造具有养老、养生、养心功能的新型农村社区，促进城乡互动，已经成为城乡功能互补与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

4、乡村的社会价值（社会危机的缓冲带）。乡村的社会价值表现在解决就业、提供社会保障、建立和谐人际关系以及化解社会冲突等许多方面。

5、乡村的文化价值（乡村文化传承的载体）。人们常说，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和“载体”。可以把乡村的文化传承载体分成两类：有形载体诸如民居、庭院、乡村结构，庙宇、祠堂、标志建筑，文化设施、农业景观，甚至古树、戏台、水井等，都可以成为凝结乡土记忆的公共空间；无形的载体，诸如农业种植制度、乡风习俗、庆典礼仪、道德传统、乡土知识与民间信仰等。诚实守信、守望相助、尊老爱幼、勤俭朴素、孝敬父母、热爱家乡等一系列优秀品质就是凝结在这些载体上。有些文化载体是不可以替代的，一旦消失就难以恢复。

6、乡村的教育价值（实现教化的条件）。农业劳动过程可以让人们体验劳动的艰辛，养成珍惜劳动成果的品质；在与自然打交道过程中，人们养成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品质，掌握了利用自然的生存智慧；在乡村的社会生活中学会了与人相处，掌握社会规范，明辨是非善恶的标准，培养了感恩与祈福的情操；在参与乡村事务过程中形成了参与意识，锻炼了参与能力。乡村为培养健全人格提供了条件。这也是近些年来人们重视农业劳动价值和乡村社区行为矫正功能的重要原因。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乡村属于“野”的范畴，但确是立国之本。孔子曰：“礼失求诸野”，乡村教化之于国家或社会的稳定作用无可替代。

美丽乡村建设不是要按照城市建设的思路改造乡村，更不是用城市取代乡村。而是要把乡村建设的更像乡村，是要使乡村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实现城乡功能的互补。。要像习总书记提出的那样：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1]张木生，税务杂志社原社长、总编辑。

[2]李昌平，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3]忽培元，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司长、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4]郑一民，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河北省文联原主席。

[5]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6]朱启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编者按：6月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召开了“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座谈会。

37年来的改革开放在为中国带来经济飞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反映社会矛盾的思想斗争也日趋激烈。而中国与世界更为密切的交流互动，中国影响世界事务能力的与日俱增，也使得如何参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改进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新课题。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关键时刻。正确总结37年的经验正当其时，这是新一代人的使命。要实事求是地看待37年来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既充分肯定成绩，也不能回避失误和教训。我们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孔丹[1]：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是最基本的要求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这个平台的主旨，就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会议给我一个命题作文，叫《实事求是与中国改革》，我讲一点我的亲身体验。

我们这一代人亲身体验比较多，学术理论基础比各位青年学者相对薄弱一些。但亲身的体验和经历让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些实践的基础。

我在我的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场涉及整个国家民族、从党内到党外、从高层到基层的、浩大的社会政治运动，人们的认识就可能还停留在传统框架里，就很难回到我们原来坚持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经过艰难困苦的努力，28年后夺取政权。新中国后的17年经济建设，在党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里以两阶段叙述，1949到1956年是改造生产关系的7年；1956年到1966年是经济建设的10年；然后加上文化大革命10年，总共27年。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37年。

从建国以来，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始终是党和国家极其重要的认识路线。毛主席的认识论是党能够无往不胜的基础。但是，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毛主席和党的领导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在社会实践中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文化大革命后全党进行反思和总结，使党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创造了一个认识基础。

我个人对此有切身的经历。1977年，我调到当时成立的中央宣传口工作。当时党的最高领导坚持“两个凡是”，在具体问题上，一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理论，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不能对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平反；不能让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发挥更好的作用。党在历史的关头找到了正确的路线，从而基于对国情的正确认识，做出正确的选择，实行改革开放。

十八大报告有一个经典的表达，就是我们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就是坚持实事求是路线。

我们是想总结从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时37年的理论和实践。中央对这一段历史是做了总结的，这是一个“且行且思考”的过程。1992年我们正式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被视为是邓小平理论最基本的提法。我觉得改革开放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是一个笔直又笔直的发展过程，党内思想也不是纯粹又纯粹的思想过程。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应该是我们总结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最基本的要求和理论基础。

萧武[2]：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

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可能形成很多新的思想禁锢。比如说，以为国企改革就一定是要把国企私有化，不私有化就不是改革。由此在一些政策宣传导向上出现问题。

国企改革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到1992年是第一阶段，以承包制为核心，主要是放权让利。1992年到2004年为第二阶段，主要是国有资产在一些领域大规模退出，而在一些领域也逐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比如说石化行业，把原来行政管理的部门重组为几个大型企业集团。这个过程到2004年告一段落，县以下的国企基本上不存在了，在地市一级估计保留下来的就10%左右，省一级保留的多一些，但是总体来说也不多。全国范围内，留下的120多个央企成为国有企业的主体部分。

2003-2004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社会上发生了“郎顾之争”，对1990年代中后期广泛推行的“管理者收购”（MBO），特别是其中大量的腐败和国资流失问题进行了披露，此后MBO基本被叫停。另一个重要事件是成立了国资委，监管体系逐步成熟；按照国资委的要求，国企的主要任务是做大做强。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国企目前的规模。国企改革这个过程，有一些经验值得注意。

第一，国企可以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和国企是相互排斥的。但是从实践经验来看，通过内部机制的改革创新，国企其实是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市场主体的。

第二，国企和私企的关系。从200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来看，国企在“进”的同时，民企也在“进”，并不一定说是国企进了，民企就退。

第三，2004年国资委成立以后，确定了一些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明确地划分了国企在哪些领域必须保持绝对的控制力，在哪些领域保持相对的控制力。这等于给国企的退出划了底线，不再是盲目退出。

第四，国企在过去37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中国经济贡献比较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恰恰是因为它讲政治。比如说抗震救灾，在南方遭遇雪灾影响电网供电时，只有国企才能不计代价地服从国家指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而私企就很难做到。

最后，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成立了国资委。国务院国资委在2003年成立，代表政府行使出资人职能，对国企进行监管。之后各地各级政府都陆续成立了国资委。有了专门监管机构之后，国企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稳住阵脚，进行结构调整，盘活资产，做大做强。

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教训。

第一，改革初期阶段，尤其是在1990年到2004年，国企退出过快，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例如医药分销体系，除了国药和上药，基本上全部退出，如果留下哪怕20%的市场份额，也能保持对药价的干预能力。而现在要调整药价没有了抓手。

第二，监管能力跟不上改革的节奏。1990年代的国企改革比较快，而当时对国企监管缺位，地方上能卖就卖，造成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和腐败现象。当时国企经营状况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国企员工的社保包袱过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一概归结为体制原因。

第三，配套措施改革不同步。1990年代国企改革，大量工人下岗，而社保并没有跟上，大量的工人被推到社会上去，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幸运的是当时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动荡。

第四，一些行业的改革方案问题很大，人为地制造竞争。比如说电信行业，为打破垄断反复分拆，造成重复布网，浪费很大。电力改革实行厂网分开，放开煤炭市场，2002-2008年用电缺口大，煤价上涨，但电价由国家控制，给电厂经营带来很大困难，逼得发电企业去控股煤矿。

第五，什么都不能一刀切，不能人为地制造“一窝蜂”。例如国企“走出去”，在缺乏必要经验的情况下，盲目国际化导致不少失败教训，大规模跨国收购不成功的案例很多。

孟捷[3]：市场、社会保护和国家的作用

我们用马克思和波兰尼的框架，分析改革以来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波兰尼的观点是，市场的无限扩张会引起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他用无限扩张的市场和社会保护运动这对矛盾来解释200年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个观点很有启发意义。波兰尼的理论同时也关涉到国家的形成。因为在社会保护运动当中，当然少不了国家的作用。

改革的过程也是国家重新形成的过程，这一点被不少人忽略了。而国家的作用，恰恰是中国改革、中国道路里最新鲜、最本质的东西。人们更喜欢谈论市场经济理论，但忘掉了国家理论。国家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当事人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决定中国道路的制度很多，老外也经常讲，最根本的是党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改革以来国家发展带来很多新鲜的东西，党也是与时代一起变化的。在意识形态方面通过党赋予国家形成精神层面的东西。今天我们或许应该好好重新领会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国家的自主性来自何处？来自国家之间的竞争，但还不够。由于改革以来国家理论发展的滞后，就容易受到天真的或狡黠的自由主义者的围攻。但自由主义是片面的，新自由派只看到二战后资本主义和民主相结合的历史，却忘记了此前的历史。只知道斯密，却忘掉了凯恩斯。从希腊民主两百年的覆灭来看，统治阶级的代议制民主未必是“有历史的”（借用马克思的表达）。

王生升[4]：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的问题

大多数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比如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学术大腕，都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他们所接受的理论熏陶和学术训练，让他们逐步接受某种特定的理论前提和思维方式，并由此对社会经济问题提出某种一致性的分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主要涉及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三大命题。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论命题是有限理性论，认为个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只能理解市场体系运动的局部特征，不可能认知“历史发展规律”。其工具主义倾向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强大影响，导致很多经济学家放弃了有关思维和客观世界统一性的立场，客观上强化了有限理性论的影响力。这种认识论立场无疑有助于为现存关系和秩序进行合理性辩护。所谓的理性预期同样是有限理性，只不过其重点在于强调个人与政府理性有限的无差异性，以此来否定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关于方法论，西方多数经济学家没有触及该假说更重大的问题，即超历史性和非生产性。经济人都是一个超越历史、超越生产关系的抽象个人，而现实中对个人行为构成基本约束的生产关系则被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

方法论命题包含两个核心要点：超历史的个人交易行为，及由此演绎的市场均衡关系。即通过“经济人”假说将现实生产关系中的个人抽象为一个个平等的孤立个体，再以交易行为将这些个体关联起来，并演绎出没有矛盾冲突的市场均衡体系。从这种方法论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会把企业理解为自然契约的连接，而不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特殊历史形式。

纵观经济学界的研究，不难发现，越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其研究越具有静态性，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被视为外生变量；而越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其研究越具有动态性，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越被视为内生变量。

本体论命题，即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个保障个人自由和经济效率的和谐系统，即：第一它符合自由原则，第二它具有经济效率，第三它能实现利益和谐。

从上述范式出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完成了对社会经济过程的主观构建，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遮蔽性，它把真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矛盾和问题遮蔽了，而筛选抽象出一个与现实资本主义高度脱离的市场经济乌托邦。

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而言，一些经济学家一直试图按照市场经济乌托邦的方式对之彻底改造；同时将中国经济奇迹主观化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胜利典范。我们怎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得失成败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解读，怎么从马克思主义出发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对于未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江宇[5]：医改的主要危险是资本化、碎片化

新中国前30年，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率先建立了保公平、低水平、全覆盖的医疗卫生体系，对中国工业化的积累起到了关键的支持作用，降低了发展的成本，促进了社会团结。建国时我国人均寿命才30多岁，1970年代末就是68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改革开放之后，把市场机制引入医疗、教育体系。这就产生了医疗卫生市场化，导致医疗费用上升。

同时，随着经济成分多元化和人民公社的解体，原有社会保障也开始瓦解。附着在国企上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医疗市场化的叠加，加重了国企负担。到1990年代末，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明显化了。进入21世纪，随着劳动力的市场化，同时对资本投资大开绿灯，我们从过去的“保护性国家”，成为了一个更大意义上的“经营性国家”。在工业领域过剩之后，新的投资机会进入服务业。最近几年，鼓励资本进入健康服务业，又进一步提高了医疗服务体系的盈利性，进一步增加老百姓看病就医的成本，这反过来抑制了内需。

虽然2009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认识到医疗卫生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但是现有措施还是鼓励公立医院、特别是民营医院按照资本增殖的逻辑运行。近几年，老百姓自己负担医疗费用的比例，不管从绝对值还是从比例上来看都是上升的。也就是说，医疗卫生的营利性抵消了国家对医疗卫生的投入。

应该说，中国的体制是有利于推进医改的。我们是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国有资本和大量的公共资源还在国家手里，制度优势还没有失去，我们也有条件避免“福利陷阱”。医改的危险是私有化、资本化、碎片化。健康是人生最基础的需求，一个国家怎么对待人民健康，很大程度上体现它的制度特征。医改首先要澄清医疗卫生的本质和使命。

何建宇[6]：多元化、群众路线和国家-社会-市场的互动

国家与众人之间怎样搭建一个基本的组织桥梁，这是政治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部门成长速度在加快，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关系也逐渐被重视。

我个人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面”是更加注重国家-社会-市场三个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改革过程中，市场分权的逻辑是很清晰的，然而向社会分权相对比较缓慢。“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实际上形成的后果是“小政府、大市场”。以市场简单地替代社会，显然造成了不少问题。观察社会力量或社会部门的成长，应当成为我们理解改革政治逻辑的一个重要维度。

公有制部门就业比重进一步下降，到现在大概只有20%，这也就意味着80%的人很难被传统组织延伸过去进行组织和关联。这也意味着党和国家管理社会的功能是在减弱的。怎样去培育一套更有效的组织体系，或者去发现人民自己的组织，发现一些可以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使之能够与政党重新关联起来？这个过程实际上已经展开，并开始改变政治过程展开的逻辑。这个逻辑不仅仅是西方政治学中政治参与的逻辑，也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逻辑。同时还是党员的培养锻炼环节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经验和传统。

回到三个部门的宏观结构变迁，培育社会或者说是重新塑造人民政治的逻辑，又丰富了我们对于权力互动和平衡关系的理解。以前，单调的经济分权或者向市场分权形成了不稳定、不均衡的政治关系。通过培育更加成熟的、跟总体利益和党的领导相关联的社会部门，不仅能促进国家向社会的分权，同时还能促进市场部门与社会部门的相互平衡和制约。党和国家是与社会部门相隔离还是相关联，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经验或者政治逻辑。

张翔[7]：关于“不争论”

邓小平对“不争论”的论述是有特定背景的，并不是简单地说，在所有方面都提倡“不争论”，他既讲要“不争论”，同时也讲，仍然需要争论，认为争论的存在可以让决策变得比较科学。

在改革进程中，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同意见。特别是网络的应用，社会意见的表达变得越来越容易。突出的案例是反思改革的社会舆论的形成。1990年代，在知识界已有著名的辩论。之后人们在网络上发表关于国企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公共卫生、三农问题等方面的批评意见，在2004年“郎顾之辩”达到了高点，那时还谈不上“水军”，社会民意在网络上能够得到一个大致的呈现。而一些学者则呼吁中央表态终结辩论。但社会上的辩论并未中止，而且对政策的调整起到了一定作用。

另一案例是围绕“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问题的争论。到2009年前后形成一种舆论，认为中国问题很多，不应该讨论“中国道路”问题，但这种意见并没有对讨论的展开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三个自信”，正面阐述了“中国道路”。社会辩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战略思想的形成。

在一些重大、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一是要慎重，二是要放开一定程度的讨论，否则信息到不了决策者那里。在一般社会问题和思想领域，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争论都已经在那里了。争论的根源在于社会的深刻分化和矛盾。不再可能简单地用“不争论”把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意见分化抹平。

党的十八大之后，在舆论管理方面出现了非常重要的调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舆论治理的新思路。中央媒体发表系列文章，提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问题，要求领导干部面对社会分歧和争论“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不怕因言获咎。新世纪以来社会辩论发展与中央政策调整之间的良性互动，显示了社会辩论的建构性作用，这种建构性作用需要进一步引起重视。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来自实践的辩论和相应的制度性实践，是纠正错误的最好方法。

近年来资本对舆论的影响和控制越来越强，操控手段越来越多变。这种情况下，如何让普通群众的声音能有比较充分的表达空间？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群众路线经验，基层群众的声音将获得此前所缺乏的能量，党组织的战斗力也会得到锤炼。

王维佳[8]：媒体改革的政治意义

所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离不开媒体的影响和塑造，例如国企改革，福利社保制度，加入WTO等等都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媒体改革的政治意义是非常大的。

舆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文化问题或人心问题，它跟舆论的生产机制变革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熟悉的，以注意力资源集纳和贩卖为基础，以广告营收为主要来源的这套媒体生产机制，是19世纪中期在西方产生的，按一些历史学家的表述，它是伴随西方文明的衰落而兴起的。

冷战时代，不论哪个阵营中的国家都对媒体的商业化有所限制，而把媒体看作是有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角色。1970-80年代之后开始解除管制，信息传播业成了大规模进行商品化、市场化改造的领域。

中国将文化传播事业部分放给市场，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业的机构属性、主导思路、人员构成、生产模式、目标受众、资金来源都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能简单地在经济意义上加以概括（如文化产业的讨论），而更应该看到它对中国文化政治的深刻改造。它实际上默认了新的社会优势群体借市场化完成意识形态的沟通和联盟，并创造一套支配性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话语体系。

1990年代以来，传媒业继续推动国家和社会向媒体放权，一整套专业主义的业务规范和伦理也应运而生；围绕利润和“眼球经济”，引入了好莱坞式的高效生产流程。一方面，媒体内明细的管理层级和流程控制，把从业者的主动创造意识降至最低，成为“知识劳工”；另一方面他们又用专业主义的说辞塑造自身的“独立性”，运用专业技巧参与社会热点的制造和解释，俨然成了一个边界清晰的政治共同体。

这样，市场化的新闻业，用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的意识形态，杜绝了从实际社会关系理解媒体生产的反思性视角，既掩盖了自身的“观念生产”控制机制，又为自身从社会中分割更大权力创造了合法性。

从这场逐渐商业化、市场化的变革过程，可以延伸出几个需要重视和讨论的问题。

一是在文化上。之前政策领域的主流看法，媒体是提供公共服务和文化教育的部门，不能让商业内容和低俗内容渗入。现在它越来越强调按照基本欲望标准来生产内容。现在很多新闻产品，就是用数据化的标准来定义读者，根据读者的兴趣定义其类型，然后不断推送类似的信息。新闻媒体教育和提升的功能越来越缺失。

第二个是政治司法过程和媒体过程的冲突。规范的政治司法过程要求审慎商讨，细致调查。但是媒体要求第一时间快速报道，快速下结论和问责。形象地说，今天政治资源被媒体“绑架”，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出现“宣传媒体化”现象。政治运行的公共关系色彩越来越浓重，对政治生态的影响很大。

第三个是外部压力。市场化、商业化意味着国家从宣传实践的一线撤出，意味着放弃对新闻队伍政治素质的要求，而变为职业素养和职业伦理的要求。这在中国媒体改革的过程中非常明显。但冷战过后，很多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国家力量并没有撤出宣传一线，而继续以各种基金会和社会组织作为伪装和依托，不断地轮训世界各地记者，回到所在国，变成舆论领袖。这在第三世界国家是非常典型的现象，也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政治挑战。

最后一个最新的状况就是媒体领域的进一步资本化，而它借助的是所谓“互联网思维”和“媒体融合趋势”。互联网企业和知识界在合力打造对媒体发展趋势的影响，就是跨界、融合，然后借助这种方式构造新的政治经济生态体系。今天我们提出智慧城市、互联网+，互联网企业大规模投资媒体，基本上要把所有的公共服务领域一网打尽，这个现象是值得警惕和讨论的。它跟我们媒体政治经济结构的改造是一脉相承的逻辑，跟八十年代整个市场化改造是一脉相承的逻辑。

孔丹：实践性是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最高品格

我们要研究现实问题，很多决策，其实是利害权衡的结果，不是仅从一个理念出发。怎么打觉得顺手，有什么工具用什么工具。反思，也不能拿文革的思路来套现在的问题，比如拿当年高官的收入来对比当今的腐败问题，这是不可比的。

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实践性是这一类研究的最高品格。毛主席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一个叫实事求是，一个叫有的放矢。他说箭不能拿在手里面，好箭要面对中国的实际，有的放矢。实事求是不是简单的一个方法论，首先是把国家、民族和人民放在基础的地位上。最初改革开放目的还没有那么明确，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且行且思考，缓不过劲来就摔跟头，摔得鼻青脸肿的。哪有什么一帆风顺、康庄大道啊！我们锻造的思想，是要教育人民，反驳敌对意识形态。实事求是，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觉得我们的研究如果能够更好地体现这种实践性品质才更有价值。

习总书记提出“中国梦”，最近提出了四个全面：全面建设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第一个全面挑战性极大。你要建设什么样的小康是一个方向性问题。是社会主义方向，小康后面是大同，小康后面是共产主义。全面小康，不是人均GDP达到多少是小康，而是一个普惠人民、人人受益的这样一个目标。改革要坚持这个方向，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关于深化改革，一定要给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明确定义。难道改革就是把所有工作都交给市场、把政府职能废掉吗？政府工作严重越位、错位，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是该管的没管，缺位严重。丢掉政府的积极作用，可能会丢掉中国模式的精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简政放权决不是政府什么都不管。

有人说现在中国改革处于十字路口，共产党干部出现了双重人格的问题。共产党员一边讲社会主义，一边向资本主义方向推进。习总书记讲的四个全面非常重要，挑战也很严峻。如果能为中央的这个前进方向做出我们的理论贡献，包括理论创新；如果能把政府、市场、社会这些事说清楚，特别坚定，特别明确，这是我们的根本，那我们这个平台就算是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尽到了责任。

（编辑  丁凡）

精彩句子：（放在相关发言者文中）

孔丹：如果讲实事求是和中国改革的关系，就是党在历史的关头找到了正确的路线，从而基于对国情的正确认识，做出正确的选择

孟捷：改革的过程也是国家重新形成的过程，这一点被不少人忽略了。而国家的作用，恰恰是中国改革、中国道路里最新鲜、最本质的东西。人们喜欢谈论市场经济理论，但忘掉了国家理论

张翔：在一些重大、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一是要慎重，二是要放开一定程度的讨论，否则信息到不了决策者那里。在一般社会问题和思想领域，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争论都已经在那里了。争论的根源在于社会的深刻分化和矛盾。不再可能简单地用“不争论”把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意见分化抹平

王维佳：中国将文化传播事业部分放给市场，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业的机构属性、主导思路、人员构成、生产模式、目标受众、资金来源都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能简单地在经济意义上加以概括（如文化产业的讨论），而更应该看到它对中国文化政治的深刻改造

[1]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2]萧武，《经略》编委。

[3]孟捷，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4]王生升，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5]江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6]何建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7]张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8]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包容性创新与包容性发展

包容性创新经常与包容性发展联系在一起。包容性发展是指惠及多数人的发展，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每个公民在内的发展”，是“社会福祉的分配伴随着发展有所提高，社会平均程度有所提升”的发展。[3] 包容性创新就是有利于包容性发展的创新，是“为了减少贫困”的创新，是“与贫困人群需求最直接相关的”的创新（世界银行，2007: Xviii，2，105）。[4] 刚刚提到的世界银行的报告描述了三种类型的包容性创新：第一，采用更加正式的R&D方式努力为贫困人群服务；第二，依靠贫困人口，推动更广泛的草根人群努力参与创新活动；第三，提高非正规企业探索现有知识的能力。本文强调第二种方式，当然这三种方式有很多相互联系和重叠的方面。

 “创新”不应当只局限于技术创新，还应当涵盖社会创新和商业创新。在很多案例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创新”，比如制度和组织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可能更为关键。[5]

信息通信技术和“穷人”创新

关于创新和社会公平的关系，熊彼特、马克思、库兹涅茨、皮凯蒂、博拉尼等都有论及。集中于创新领域的佛里曼和佩雷斯的观点。

信息通信技术

根据佛里曼和佩雷斯（Perez）的理论，我们正处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大浪潮”的中间阶段。[6] 在“大浪潮”前期，竞争基础上的创新活动扩大社会的不平等。到了“大浪潮”的中后期，这种现象有可能通过技术经济“新范式”的广泛应用加上必要的制度创新得到缓解。因此在当前这个时间点，关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如何帮助人们把握新机遇、缓解社会矛盾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将把ICT大浪潮带来的机会作为关键因素之一。

谁做包容性创新

谁最应当充任包容性创新的创新者呢？我们在此强调“普通大众”或者“穷人”（指在主流之外的边沿人群）进行的创新是包容性创新极为重要的创新源头。

我们过去的研究强烈指向这类创新者对创新和发展的包容性的作用。[7] 例如，尼日利亚的国家研究机构受命开发加工木薯的设备，他们设计了集削皮、粉碎、洗涤、干燥全过程的自动机，做出来以后却没有人用，因为它太贵、太大（不适应小型加工）、自动化太高（不仅贵、而且不适应当地极不稳定的电力供应环境）。结果真正得到应用的是小作坊的匠人、能人开发的简易、便宜的设备。发展经济学里有一个“适用技术”悖论，即发展中国家需要适合自己要素禀赋的资本品，但是从发达国家进口的设备极不“适用”，这是发展中国家投资再多也难变得富裕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国际关系中的“穷国”也好，在特定国家内部的“穷人”也好，事情的关键是他们自己要有能力创新和开发资本投资品，为他们“有效”进入经济活动提供条件。这个道理很简单很直接，我们用它作为包容性发展中的另一项关键因素。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在Chataway等[8] 最近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如下（见表1）。Chataway等人的贡献是区分了“穷人”生产者和“穷人”消费者，以及“富人”生产者和“富人”消费者。这个区分很有意义，它指出了“穷人”的消费主要来自“穷人”的生产（表1中的场景1），赋予了“穷人”生产使得“穷人”被“包容”进经济生活的极其重要性；而表中的场景3，即“富人”为“穷人”生产例如跨国公司为基础疾病生产低价药物，在现实生活中微不足道——场景3其实就是发展经济学中“适用技术”悖论的处境。

我们的细化是把“穷人”生产者进一步分解成“穷人”创新者和“穷人”生产者，见表1的左手部分，理论假设是“穷人”的创新是“穷人”进行生产所需工具最重要的来源。我们在“穷人”创新者和“穷人”生产者之间加上了双向箭头，表示他们之间有许多互动和关联；我们在“穷人”创新者+“穷人”生产者及“富人”生产者之间也加上了双向箭头，表示一个发展中国家创新系统的“传统”部分和“现代”部分相互支持的极其必要性，这个相互支持的密切关系不仅是“穷人”创新持续成功的条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二元体系最终过渡到和谐、统一、先进的现代创新系统的必要前提。

表1 包容性创新：“穷人”创新者与“穷人”生产者

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互联网普及的现状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建设显然落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不过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近年持续增长。如图2所示，[9] 到2012年年底，中国总体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2%，城市地区为57%，农村地区略超过24%。一年以后的2013年年底，互联网的总体普及率提高到45.8%，互联网用户从2012年的5.64亿增加到6.2亿。

互联网用户的增加主要来自手机用户的增加，“移动通信替代PC电脑”的现象日益突出，这是智能手机快速增长和移动服务普及的结果。与图1（包括所有的互联网接入方式，即移动手机和固定电脑终端）不同，图2 [10] 只统计宽带互联网接入的普及率，显示在中国，和在其它国家一样，移动互联的重要性逐年提高。移动互联网尤其为住在偏远省份的人们和在城市从事季节性工作的高迁移人群提供了方便。

农村人口使用互联网的情况明显改善。2013年，在约6.3亿的农村人口中，有1.53亿互联网用户，其中1.06亿使用移动手机上网，4700万使用电脑接入。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四分之一意味着，中国农村每一个家庭或者家庭的近旁邻居已经拥有互联网接入的便利。在这个普及水平下，住在中国农村的人无论谁想依靠互联网做点事情已经高度可行。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ICT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

来自政策的推动，一直是农村地区ICT技术基础设施快速普及的最主要力量。介入的包括若干政府部门。

一是信息产业部（现工信部）主持的《村通工程》“十五”规划期间（2001年-2005年）起动，最初是拓展电话服务，随后是互联网的接入和服务。最近几年的重点是宽带互联网的扩展二是《家电下乡计划》，在2009到2012年间实施，由财政部和商务部主持。“家电下乡”的10类家电产品包括了个人电脑和手机，农村居民可以享受13%的政策补贴。家电下乡有许多问题，不过这个项目对农村地区个人电脑拥有量的增长做出了贡献，从分散的信息我们测算出家电下乡计划中的个人电脑销售大约在1800万台上下。[11]

三是农业部主管的《金农工程》和随后的《全国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2007年2015年），以及 “十一五”以来的“国家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基础建设项目”。[12]这些项目覆盖了农业电子政务和与农业经营有关的信息服务。农业部在2006年左右发起《农村信息化示范工程》，该工程旨在建设行政村信息服务站（点），培训干部和农民具备获取在线信息和向村民提供信息服务的能力。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我们判断这个工程正在认真落实中。尽管工程的覆盖面还有限，它为信息化在村庄草根层面的应用播下了种子。

电商服务及电商市场的成长

电子商务服务和电商市场从城市起步，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农村人群进入电子商务起着一种类似“基础结构”的支持作用。图3显示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近年发展的规模和结构。[13]在过去五年中，引起中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几块主要的业务是：（1）“B2C”和“C2C”，二者合起来所占份额从2010年的11%上升到2014年的22.9%。这是小型电商和个人消费者的“网上世界”；（2）“小企业间B2B”，此类型应该包括那些活跃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小型企业、小型网店，它们的营业额从2010年的3万亿人民币增加到2014年的6万亿人民币；（3）“O2O”，起点低，增速快。此外还有“大企业之间B2B”类型，交易量在近5年间大体保持不变，而且由于（1）和（2）类交易的突飞猛进，此类交易在总体电子商务市场的份额下降了。上面提到的（1）和（2）两类电子商务，包括“小企业间B2C”，“B2C”和“C2C”，是本文观察的重点。

为什么B2C、C2C和小企业间B2B在加速发展？几项商业创新与之有关系。第一个是“独立的、开放平台式”电子商务服务，就是说服务商搭建电子商务平台，自己不介入买卖，以阿里巴巴的淘宝网为典型。“独立的、开放平台式”电子商务服务为买方和卖方提供了便捷、便宜的信息渠道和交易空间。第二个创新是“第三方在线支付服务”，以阿里巴巴的“支付宝”为代表。第三方在线支付服务提升了交易的安全程度。

第三个创新出现在配送系统。在过去五年中，快递业务量年增长率超过50%，2014年的快递件数达到140亿件，是2010年的六倍，支持了2万亿人民币的在线交易。[14] 2009年实施的《中国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为那些能够满足质量要求的民营企业明确了法律地位。技术方面，条形码技术、射频技术、移动终端技术和自动智能仓库技术都有改进，它们在物流环节的广泛应用支持了物流服务的效率和精确度。[15]

城市居民是电子商务及物流服务的主要消费人群。当规模扩大、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农村介入电子商务活动的条件也就准备就绪了。

“淘宝村”的故事

“淘宝村”指网商大量聚集成为村落经济活动主要成分的村庄。[16]阿里巴巴联合其它科研机构和媒体，在2009年确认了3个“淘宝村”，2013年增加到20个“淘宝村”，2014年同样的指标确认了211个“淘宝村”，“淘宝村”数量快速增加是中国农村地区电子商务爆炸式增长的一个信号。2014年的211个淘宝村分布如表2所示。

表2  2014年淘宝村地理分布

2015年春天，阿里巴巴研究院编辑出版的《中国淘宝村》，[17]也许是我国第一本比较权威的“淘宝村”案例集，是我们研究工作极好的基础资料。我们把书中全部14个“淘宝村”案例，按照“村庄和人口”、“所在省市”、“电子商务涉及领域”、“创业者及背景”、“当地资源”、“目前电商状况”、“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白手起家型创业或现有业务的转型”等，做分析归类（见表3）。此外，虽然没有列到表中，但是我们确实留意了各个案例反映出来的“社区嵌入”状况。村民介入当然属于“社区嵌入”现象，我们还注意到村庄、乡镇和县行政主管在每个案例都有积极作为。最终我们认同，基层行政主管应该是“淘宝电商”嵌入本地社区的因素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村庄电子商务的发起者

谁是村庄电商的发起者？回答是本村村民，除了一个例外，即案例12，当地已经建立的教玩具企业——华夏游乐设备有限公司率先在2002年开始在线销售产品，随后很多村民跟进。这些淘宝村电商的发起者，有的大学毕业，有的没有大学背景，但是所有的发起人都有离开村庄到外面工作的经历，意味着在信息通信技术广泛传播之下，从事创业的视野比上线的技能更加重要。

联系上文关于包容性创新的分析，在这里我们看到，村民（“穷人”）进行的创新（在这里是从事电商的创新，属于商务模式创新）开启了在村子范围的电子商务；那么发起之后谁来跟进的和使用呢——还是当地村民。所以淘宝村的例子印证了“穷人”创新者和“穷人”生产者极为密切关系，辨识和推动由普通人（“穷人”）自主进行的创新活动，应该是包容性创新研究之核心所在。

淘宝村涉及的商业领域

这些“淘宝村”案例涉及的行业覆盖两个大类：一是以人造投入品做原料的简单、小型制造；另一类是当地独特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品。这两类产业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工业常见的领域。案例中的第1、2、3、4、7、12、14属于第一类：他们生产和销售衣服、简单家具、演出服饰和道具、户外用品、教玩具、箱包；案例中的第5、6、8、9、10、11、13属于第二类，产品包括木制衣柜、草柳编、粗布制品、藤铁工艺、竹器、茶叶、生态旅游、大闸蟹、坚果炒货和花木。

这些领域适合农村地区创业者轻松开业，而且，这些领域产出的特色小商品、农产品等大部分属于“终端产品”，B2C、B2B正是方便的电商模式。我们注意到在这些领域、依靠这些产品，电子商务在低成本下正在满足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中发挥着明显优势。

淘宝村电子商务的“生态环境”

淘宝村电子商务的“生态环境”指的是电子商务和先前本行业发展基础之间的关系。我们假定，具备不具备已经存在的业务基础，电子商务的发展态势应该不同。表3中最右边一栏“白手起家创业或现有业务的转型”就是考察这件事的。我们发现全部14个案例中的11个处在已经具有一定业务基础的领域，电商的进入造成了商业模式的“转型”，我们把它称为第一组；第二组，包括案例中的少数共3个，属于原来没有什么基础的“白手起家”模式。

“转型”这一组还可以细分：即，第1、2、4、5、6、8、12、14共8个案例为第一小类，都属于小商品生产，都有20-30年出口导向历史。余下的第10、11、13为第二小类，经营特色农副产品：案例10的大闸蟹，案例11中的坚果，案例12的花木。销售方向上这一小类从来都是国内市场。

“转型”对上述两小类共同体现在商业模式的转变上。从前的商业模式，做生意从生产开始，到销售，到配送。现在，商业过程是从消费者的需求开始，到供货，到生产和配送。在交易中应用电子商务，把消费者的信息迅速传导给整个产业链，造成原有全部业务的重新构造，称之为“转型”。

“转型”组的第一类是全部案例的一半多这一现象值得重视。在海外市场需求突然减少的情况下，电子商务帮助了沿海出口导向小型加工业迅速地开辟国内市场，这一组大部分在线商务的开始时间是2008和2009年，这决不是偶然现象。当然，“转型”除了开发国内客户的消费需求以外，还孕育了新产品，比如案例4的山东丁楼村，“转型”之后产品类型从原有的摄影服饰扩大到儿童表演服装、民族舞蹈表演服装、古装和圣诞表演服装；他们的客户也从原先的影楼扩大到家庭、学校、俱乐部。

淘宝村案例中“白手起家”类型创业，包括案例3、7和9。案例3和7是小规模的制造加工；案例9是基于当地自然资源的电子商业活动。这一组案例虽然不多，但也有几个有趣的特点。

基于当地自然资源的案例9地处福建南部，有着丰富的林业资源。传统上当地人种竹子，加工竹制品，种植和加工茶叶，还有一些小规模的家庭农场提供旅游服务。电子商务的出现帮助当地挖掘了自然资源和美丽景观的市场价值，极大地拓展了这个美丽山村的知名度和市场地位。现在村里的干部群众充满自信，要把本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各种优势高效率地融合到一起，走出一条村庄发展的新路。

“白手起家”进入制造业的案例3和7说明，这类创业需要更强有力的企业家角色，还需要更长的“孕育期”。这两个案例各自都有一个领头者，分别是孙寒和吕振鸿，领头人的新产品创意即例3的简易家具和例7的户外用品，是他们创业的出发点。领头者开了头以后，追随者们进入到生产、销售、配送和价值链上各个环节，整个产业达到比较成熟需要若干年，比出口导向制造业的市场结构“转型”缓慢得多。这使我们回想起过去20—30年间我国沿海地区产业集群的成长过程，它们从萌芽到产业的配套成熟，也经历了缓慢的渐进过程。稍微不同的是，过去的产业集群从生产环节开始，现在的“白手起家”型“淘宝村”，销售、生产、配送几乎同时展开，产业链的成长和成熟也许有加快的趋势。

为什么是淘宝“村”？——农村社区嵌入型创业

在多数案例中，村庄是电子商务群“嵌入”的核心社区。当村里的某人开始从事电子商务并显出了成效，其他的村民或者快速模仿跟风，或者进入创业者的合作圈。由于祖祖辈辈相识相知，一些人还是亲戚，村庄社区拥有浓厚的“社会资本”，“知识溢出”和商业协作遇到的障碍很低。这解释了农村电子商务为什么是当地社区嵌入式的；相比之流动性很大的城市，农村社区还保留着当地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土壤。

电子商务的当地社区嵌入基础并不局限于村庄。几乎每个案例都提到，淘宝村的影响力超越了本村。案例1青岩刘村的刘文高从2006年起，一方面是电子商务的带头人，自己创业。同时还自告奋勇担任村子里“电子商务领导办公室”负责人，为村里的网店创业提供支持，促进合作。这个村子后来进一步与义乌市合作推出“网货超市”，引入配送公司，与义乌工商学院联合培训该学院的学生和村里的商业人才。这样，青岩刘村成为义乌市网商创业的“黄埔军校”，前后哺育了1万多家网店在当地起步、做大，然后走向义乌市各地。结果之一是作为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基地的义乌市，经历了从专业出口向着同时服务于国外、国内两个市场的经济结构转型。

很多村庄电商领头人做了“利他”性质的工作。除了“乡亲”关系的原因以外，农村小型电商的起步需要“抱团取暖”，是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案例7浙江北山村的吕振鸿，创业之后帮助许多村民开淘宝店，现在北山村和周边的总共200家网点绝大部分在分销吕振鸿开创的“北山狼”牌户外用品，还有未计入的若干“北山狼”品牌代工厂。抱团和互相帮衬的原则是小企业为主的企业集群的生存之道，领头人在“利他”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成长的机会。

另外我们观察到，几乎每个村的上级政府或早或晚都会给予“淘宝村”必要的支持。案例1的义乌市政府最近决定投资1000万元用于提升青岩刘村的整体软、硬件环境。村、乡（镇）和县（区）行政部门积极发挥对村级电子商务的支持作用，是“淘宝村”的地方“嵌入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本地人民造福、获得发展政绩、和改善政府预算基础，综合起来是地方政府的动力来源。

尽管本文以“淘宝村”为题目，但14个案例中至少有3个（案例10、13、14）选择了乡（镇）为分析单位。原因或许是在这些案例中，产业活动已经扩展，很难搞清楚到底是在哪个村子最先发起了电子商务——也许是几个村子同时进入电子商务。所以，考察“淘宝村”又不仅仅限于村庄作为分析单元，是合情合理的。

表3 淘宝村案例

讨论与结论

1，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具有支持小企业和个人创业的特点，与1950和1960年代“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基础和大型组织进行的创新形成对照。完善ICT基础设施是公共政策一项重要功能，它为处在“边缘地位”的小企业和个人参与创新、从创新中学习并获益提供条件。

2，农村地区的ICT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公共政策的推动。中国在十多年前开始的农村地区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使我国农村地区的基础条件大大改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及的，我们应加倍珍惜。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涉及多方面合作，包括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等等。管理和协调好基础设施项目中众多部门的合作，是对我国政策能力的巨大挑战，我们需要在政策设计和实施监控方面大力改进。

3，关注“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探讨企业如何开展商业活动以及如何创造和捕捉价值；商业模式创新不限于技术，它更关心商业活动的方向、组织的变化和企业间关系，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时代具有特别的意义。阿里巴巴的开放平台式服务和第三方在线支付，农村创业者开启的电子商务，都是“商业模式”创新极好的例子。进入电子商务带来的商业模式变化，特别表现在与消费者互动方面，电子信息技术使得买卖双方的互动更便宜，更快捷，由此引发整个行业的构造和运行的变化。

4，本文分析的“淘宝村”现象，迄今主要出现在东部沿海省份。电子商务使得原先以出口为导向的小商品加工业，在外部市场急剧萎缩的情况下，较快地实现从单纯服务外部市场到兼顾内、外两个市场的市场结构转型。考虑到我国小企业在工业总产出、制造业出口和提供就业上均占到大头，“淘宝村”现象在中国目前“经济结构性调整”的目标中具有战略重要性。

5，“淘宝村”现象，特别是由本地特殊资源支持的农业和制造业与电商结合，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但是如果当地民众中企业家资源不够，本地缺少起码的商品经济发展基础，仅靠电商很难对农村发展起到根本作用。例如内地西北偏远山村，“淘宝村”模式不见得适用，要另外找出发展道路；“淘宝村”的长孕育周期，需要我们对农村电商带动的新机会保持冷静的头脑和耐心持久的培植。

6，沿海中小企业产业升级的困难和紧迫性，并不因为电子商务的进入而趋向缓解。电子商务可以降低农村地区生产与需求之间的信息成本，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升级问题。产业升级需要企业的经验为基础的学习（有的文献称之为“第一级学习”）与现代知识中心有组织的理论工作（亦称“第二级学习”）相互配合，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创新系统中的传统部分和现代部分互动”，才能实现。在本文观察的14个案例中，只有1例出现了当地职业技术学校的身影，可见农村地区除了本地政府帮助以外，与现代知识系统有相当距离。

7，研究“淘宝村”和农村电子商务，仅仅开了头，涉及的议题还很多。例如，淘宝村内部的业务生态多种多样，有的村子围绕自主品牌发展了纵向分工，有的村子大部分“淘宝店”自行加工、销售、进货，这里面有什么规律？各有什么优劣？与行业、发展历史、村庄文化有什么关系？又例如“淘宝村”、网商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就业的影响究竟怎样？增加的就业是什么性质的，受影响萎缩的业务在什么领域涉及什么职业，政策上需要什么应对？还要很多后续研究学习。

（杨利红 译）

[1]本文原文为英文，是作者于2014年9月在UNU-MERIT和浙江大学共同发起的“包容性和绿色创新”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摘要。

[2] 顾淑林，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3] 参阅：Conceio, Pedro, David V. Gibson, Manuel V. Heitor, Giorgio Sirilli (2001): Knowledge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The Challenge of Globally Integrated Learning and Implication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ume 66, Number 1, January 2001, pp. 1-29(29); Kanbur, Ravi and Ganesh Rauniyar (2009): Conceptualizing Inclusive Development: with Applications to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DB Occasional Paper No. 7, 2009

[4] 参阅：The World Bank 2007: Unleashing Indian’s Innovation, Towards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 Mark A. Dutz (ed.), Washington D.C. USA 2007

[5] 参阅：OECD 2013: Paunov, C. 2013: “Innovation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A Discussion of the Main Policy Issues”,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Working Papers, 2013/01, OECD

[6] 参阅：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浦江创新论坛研究报告第7期 （2011年）：佩雷斯教授在2010年浦江创新论坛主旨讲演和小型研讨会摘录。http://castm.tongji.edu.cn/

[7] 参阅Gu, Shulin, John O. Adeoti, Ana Celia Castro, Jeffrey Orozco and Rafael Diaz 2012: The agro-food sector in catching-up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ur cases, in Franco Malerba and Richard R. Nelson (ed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Learning Process, Variation Across Sectoral Systems, Chapter 6, 194-280, Edward Elgar, 2012

[8] 参阅 Chataway, Joanna, Rebecca Hanlin and Raphael Kaplinsky 2013: Inclusive Innovation: An Architecture For Policy Development, IKD Working Paper 03/2013

[9] 资料来源: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数字鸿沟报告2013：http://www.sic.gov.cn/News/287/2782.htm

[1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http://www.stats.gov.c/85n/tjsj/ndsj/2014/indexch.htm

[11] 这一段文字的资料来源：1、《家电下乡》，好搜百科；2、各种互联网新闻报道。

[12] 这一段文字的资料来源：1、《全国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2007年-2015年）；2、第十一个及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有关国家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基础建设的内容；3、《农村信息化》，百度百科；4、各种互联网新闻报道。

[13]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报告，2011，2012，2013，2014；网页：http://www.iresearch.com.cn/view/245910.html; http://www.iresearch.com.cn/view/225005.html; http://ec.iresearch.cn/shopping/20130128/192198.shtml;http://ec.iresearch.cn/others/20120112/161330.shtml

[14]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和见之于http://business.sohu.com/20150326/n410380272.shtml的数据。

[15] 关于2009年的《邮政法》，请参考中国政府网信息http://www.gov.cn/flfg/2009-04/24/content_1295123.htm

[16] 阿里巴巴公司对淘宝村的认定标准：经营场所在农村地区，以行政村为单位；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本村活跃网点数量达到100家以上，或活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的10%以上。

[17] 参阅：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编著：中国淘宝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北京。

经建国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飞跃式的发展，中国制造业的总量已居世界第一位，但大而不强的格局尚无根本性改变。纵观世界各工业发达国家，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近年各国在迎接新一轮技术革命中，仍把制造业作为主攻方向。美国在2012年推出“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2013年又推出“美国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2013年德国颁布“德国工业4.0”战略实施建议；同年法国颁布“新工业法国”战略；2014年日本提出“日本制造业白皮书”；2015年英国提出“英国制造业2050”等。

2015年5月8日，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通知，不久前又公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加上近十年来推进了包括01、02、03、04专项在内的十余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规划，构成了我国振兴制造业的战略与战术部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虽有了巨大进步，但各行业间发展极不平衡。高铁与发电、输变电成套设备已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两者都采用“以我为主”，引进技术合作生产，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取得成功。航空航天、海陆军事装备，随着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经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一些家电行业在产量、质量与性能上都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但也要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优胜劣汰加速进行，我国有一些行业已被淘汰出局：如照相机、办公设备行业基本全军覆没；分析仪器、大型科学仪器等处境艰难；高端医疗装备特别是检查用的影像设备大多由国外少数企业垄断。在一些新兴行业领域，装备主要靠工业发达国家进口，如制造大规模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用的成套设备、原辅材料甚至清洗剂、超纯气体等，生产光伏电池用的核心设备及原辅材料，还有不少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及各种专用材料，很多产品在我们国家还是空白，或达不到这些高新产业的要求。至于乘用车的生产态势，大家一目了然，我国是汽车生产大国，又是最大的市场，虽然它是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但因采取合资生产方式，其核心技术与市场都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中国制造2025”必须面对这些不同产业出现的问题，就技术论技术、就产业论产业，是解决不了中国制造业的“病根”的。

“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物联网”、“智能制造”，各种政策、纲要、规划、计划、专项如何衔接好，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处理不好，就会变成“九龙治水”式的振兴中国制造业，有可能误导企业，重复投资。

为此，首先要弄清如何“以我为主”，“师洋而不崇洋”，从实际国情出发，从企业实际情况出发，把“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之一“智能制造”搞好。在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历史中，笔者过去是参与者，现在是旁观者、关心者，在这里提出一些看法供各方面参考。

我国企业应用数字化信息技术的主要历程

机械工业应用计算机控制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当时北京机床研究所已成立数控机床及系统的研究室，主要人员来自从苏联留学的海归学者；清华大学等一批高校也起步研究数控机床及系统。因此可以说在数控方面我国起步较早，与美国相差不到十年（美国在1947年发明计算机，1952年就出现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机床，即数控机床），但我国因缺乏计算机技术的硬件与软件，当时又处在被封锁状况，进口集成电路模块及其它元器件十分困难，因此无法突破关键技术并实现产业化。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第一机械工业部（一机部）决定引进三个透平制造成套项目：沈阳鼓风机厂引进意大利新庇隆公司的透平鼓风机、透平压缩机成套技术；杭州汽轮机厂从西门子引进了3系列工业汽轮机；南京汽轮机厂则采用测绘仿制办法试制2.5万KW燃气轮机。在引进中，特别购买了CAD设计技术和软件与相应的计算机硬件，并进口了一大批当时的高档数控机床，开始采用CAM技术。笔者在与西门子谈判中，争取到了3系列工业汽轮机设计的源程序，以便该厂能自行扩展与改进。不久后一机部成立了计算机中心，购置了相应的电子计算机及外存设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经一机部陶亨咸总工程师介绍，西德阿亨大学的二位教授来到沈阳第一机床厂进行计算机管理的试点工作，当时选择了两个车间：一个是大批量生产的C6140普车（即苏联提供156项成套技术中的1A62车床）车间；另一个是生产C630、C650等批量生产普车的车间。这都是属于离散式计算机管理模式，并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由于当时科学化管理水平尚差，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工票很难统一，没法采集有用的数据，因而建立数据库就很困难。试点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就停止了，这也是一次计算机管理的尝试。

1980年前后，国家决定引进技术与成套设备，新建千万吨级的宝钢。其成套装备由机械部组织力量，采用引进技术、合作生产的方式，即技贸结合模式来带动提高重型冶金设备行业的制造水平。如其中的2050热轧板材轧制成套设备，用三级计算机控制。四个粗轧机架，二个精轧机架，与冶金部领导协商后，有一个精轧机架液压的伺服机构采用了合作生产方式，以逐渐掌握其核心技术，为此，机械工业部从全国调集了一批技术骨干，成立一个包括机械装备和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双总设计师攻关队伍，进行国产化攻关。这是一条典型的三级计算机控制的机、电、仪一体化的系统，当时属于最先进的热轧线。其它如精轧、连铸连轧线等都按技贸结合的办法进行。可以说，宝钢项目带动了装备采用计算机控制的国产化进程。从技术上讲，这些带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特点的成套冶金设备，使我国重型机械行业采用信息技术的水平大大前进了一步。紧接着机械部从西屋公司、GE公司引进了30万、60万KW发电成套设备，锅炉则采用了DCS控制系统，也按照技贸结合方式实行国产化。这样，CAD、CAM、CAE等技术在这几个行业逐渐普及推广，大大提高了电工、重型行业的“两化融合”水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机械工业部引进了约800项先进技术，同时也引进了CAD设计技术。根据合同，派了大批人员到国外相应工厂进行学习培训，大大扩展了企业领导及技术人员的眼界，也了解到CAD、CAM等技术在国外的推广经验。此后不久，我们提出“甩掉图板与丁字尺”的口号，CAD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逐渐向中小企业推广与普及。

为了配合CAD等辅助设计及计算机辅助管理，软件开发是不可或缺的技术，硬件与软件必须互相匹配。为此，1980年前后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成立了计算机软件开发研究室。在一些行业排头兵企业，也聚集与培养了一批软件开发人员，大大加快了计算机在企业应用的速度。

另外，中外合资与合作企业逐渐兴起，特别是合资汽车厂的建立，促进了CAD及CAM、CAPP、CAE、CAT等向高档水平发展，不少企业逐渐采用ERP、MES等软件系统进行计算机辅助管理。大量的国外先进设计及管理软件进入中国，提高了企业应用电子信息技术的水平。一批专业的软件开发公司及“两化融合”咨询公司纷纷成立，这为本世纪开始全面推进“两化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创造人员与物质上的有利条件。

“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

从战略目标上讲，德国已是制造业强国，很多领域已占领制高点，“引领技术，引领市场”。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中，德国与美、日及西欧工业发达国家进行竞争，力求继续保持制造业的领先地位。

美国未来学家里夫金曾经提出“以新能源、新材料及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加州奇点大学的瓦特瓦教授也强调：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化的结合将引起制造业革命。这是发达国家在已完成工业革命及城镇化背景下提出的新趋势。

我国尚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城镇化还正在进行中，工业及制造业大而不强，产品大都处在产业链的中下端，劳动技术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及产品有比较优势，劳动、资源、能源、污染密集型产业已逐渐丧失优势，高技术与资金密集型产业与产品的竞争力与制造业发达国家尚有不少差距。国内建立的合资或独资的外资高新技术企业，仅仅是把制造高新技术产品过程中的劳动、能源、污染工序转移到中国，其核心技术与配套的关键零部件还是从所在国进口，利润也随之外流。因此，“中国制造2025”只是“三步走”（三个十年计划）的第一步，目标是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使部分行业的排头兵企业进入强国之列。

我国制造业的专业化社会化比较薄弱。中国企业家的思维还没有完全摆脱“大而全”、“小而全”的发展模式。特别“三基”（基础零部件与元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或四基（“三基”加基础技术）不强，很多还受制于工业强国。

德国制造业的特点是一个金字塔形的企业组织结构，有强大的塔基，按细分市场进行专业化、社会化生产，具有创新能力极强的中小企业，生产“三基”或“总成”。其中不少虽是家族式股份制企业，但经过长期优胜劣汰的考验，留下来的企业都有其特点，生命力很强。有的企业已传承了若干代，积累了丰富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具有自己独特的工艺诀窍（Know How）。德国拥有1200家这样的“隐形冠军”，一些零部件产品在世界上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另外，欧共体有众多像这样的中小型企业，在德国主机及成套设备的生产过程中，它们是配套产业链中的上下游企业实现协同创新，这已有很长的历史传统。因此产品研发周期短，产业化速度快，得以长期占领制高点。我国只有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社会化专业化的程度较高。“德国工业4.0”中提出的“端”到“端”，靠互联网快速传递各种信息，方便纵向到横向集成，进行定制化生产，满足个性化需求，比较容易实现。比如德国有一家Horn刀具公司，在中国已建立生产销售企业，为用户提供专用复杂刀具。据称该公司从与用户咨询、协商到签订合同、生产、交货、试用一般仅需两个星期，有的甚至几天就可以了，大大提高了机加工特别是数控机床的加工效率。

从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方面看，德国比我国更早、更广、更深。笔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美、日、德、英、法等发达国家考察，它们都已出现无纸化车间及工厂，日本Fanuc的主板生产已是无人化，最长可达一个星期实现无人化操作，当然还需要人管理，根据产品输入程序，更换工序，更换工装和加工工具，设备维修。

随着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LSI/VLSI）的进步，芯片的集成度越来越高，性价比按“摩尔定律”发展，加上专用电路多样性，电力电子进入第三代，“两化融合”越来越向高端发展。

从人员素质来讲，我国与德国差距更大，这些“软件”是用钱买不来的。德国的管理经验、技术传承、各种生产中的Know How都深藏于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生产人员的头脑中，特别是掌握诀窍、身怀绝技的操作人员、技师、工匠的数量大大多于我国目前的一线工人。过去“八级工”是受人尊敬的，因为机械工业与一般行业不一样，不管什么装备都是由工人双手生产调试而成，没有十年、二十年不可能培养出一个身怀绝技的工匠。无论“工业4.0”还是“中国制造2025”都必须由人来实行，没有合格的人才，没有勤劳、敬业、智慧的人，就完成不了这一历史任务。

从制定方法上讲，“德国工业4.0”是由西门子、博世等跨国大企业集团，集合一些智囊团、专家研究、讨论提出的，得到了德国政府的首肯。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它首先考虑企业的自身利益及其在世界制造业竞争格局中的地位。“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工程院组织数以百计的专家教授经过两年研究后提出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后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这似乎是“自上而下”的。现在很多省市纷纷制订本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规划。从过去的经验教训来看，应切忌同质化、重复生产、重复投资，避免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太阳能及风能发展的教训要汲取，现在工业机器人遍地开花，。切忌用群众性运动方式，无序发展来实施“中国制造2025”，在这方面政府要进行协调，有所作为，目前情况似乎不容乐观。

智能制造概念初探

笔者在1985年曾提出“机电仪一体化是机械工业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战略重点”。[1]文中提出：

新技术革命……对机械工业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微电子及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它有两大方面：一方面用于机械工业自身技术进步与技术改造，包括从设计、制造、测试、检验等生产全过程，也包括采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生产、物资、财务等企业现代化管理。当前，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把机械技术、电子技术和仪器仪表技术从系统工程出发，对它们进行有机的组织和综合，实现机械装备的整体最佳化。也就是机、电、仪一体化，提供各种高效率、高精度的、自动化的、高经济效益的新型机械装备。如汽车自动化、发电机组自动化、轧钢设备自动化等等，都离不开机、电、仪一体化的广泛应用。仪器仪表（传感器）是一个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产品更新期短，质量要求高的行业。新技术革命是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信息技术包括三大部分，一是测量控制技术，二是通讯技术，三是计算机技术。仪器仪表（传感器）是获取信息并实现局部控制功能的技术工具，它不但在机、电、仪一体化中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各种信息技术、包括军事情报、经营管理、科技信息、商业信息、气象信息、资源信息等等不可缺少的工具。

近30年中信息技术发展极为迅猛，集成度及运算速度有很大提高，价格大大下降，可靠性也大大提高，互联网的发展与应用普及尤为迅猛。因此今天提出的“智能制造”又增加了新的特点。对机械工业来说，为各行各业提供的装备必须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节能减排的，这样用户才能实现智能制造及绿色制造。作为装备工业制造的智能化、绿色化，必须要求其工作母机，即机床工具产品，铸、锻、焊装备产品及在线测量仪器必须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及节能减排的。

智能制造是一个不断向深度与广度发展的过程，是基于新一代数字与网络信息技术，贯穿用户、设计、工艺、生产、检测、管理、服务，及上下游企业等制造活动各个环节，具有信息深度自感知、智慧优化自决策（多参数人工智能）、精准控制自执行等功能的可控并可远程控制的具有反馈功能的先进制造过程、系统与模式的总称。要不断优化与精准化制造流程、建立数据库，从而可具有以智能生产单元、生产线、生产车间、工厂为载体，以关键制造环节智能化为核心、以端到端数据流为基础、以网络互连为支撑等特征，具有虚拟制造与实体制造相结合，以优化实体制造的虚拟实体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简称CPS）,可有效缩短产品研制周期、最佳生产排序计划、最佳多种库存量、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缩短交货时间、提高产品质量并可追溯、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加速资金流、物流、信息流流转。进一步发展电商、线上线下销售服务，逐步向用户定制化发展，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增加附加价值。[2]

“德国工业4.0”带来的启示

根据德国“工业4.0”的分类标准：1.0时代是机械化；2.0时代是采用生产线或达到半自动化水平或单机自动化；3.0时代是高度自动化，少人化及部分网络化；4.0时代的特点则是“基于信息物理融合的系统”（笔者建议采用虚拟实体系统的译法）。这种分类是否正确，还需要实践检验。工业4.0的内涵还在不断完善充实，德国国内也有一些争议。最先提出工业4.0概念的亨林·卡格曼说：“这个概念是简单的，但是它的方案是极其复杂。不是所有人知晓它所能产生的全部影响。”就德国而言，工业4.0也有不同的解释版本，中国更是如此，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造行业各企业发展极不平衡，东、中、西地区的制造业水平发展更不相同。从机械工业来讲，我国企业大都处在工业1.0与工业2.0的阶段，少数行业的排头兵企业正在进入工业3.0时代。尽管这些企业采用计算机信息化技术已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但人的素质、观念、技术水平、敬业精神等与德国的差距很大。工信部部长苗圩指出：中国制造尚处于工业2.0和3.0并行发展阶段，必须走工业2.0补课、工业3.0普及、工业4.0示范的并联式发展道路。 [3]并明确智能制造是推进两化融合的核心目标和主攻方向，也是与德国工业4.0异曲同工之妙的所在。中提到：从单个企业来讲，从工业1.0到工业2.0，再到工业3.0发展到工业4.0，必须走串联式发展之路以缩短代际追赶的时间。机械制造行业是一个实践性行业，需要经验、资料、技术、管理及各种数据的长期积累与传承，特别是人掌握的技术管理经验或生产中的突发事件尚无法完全用虚拟的信息化技术来替代。只有800万人口的小国瑞士，其精密机械制造业特别发达，精密机械、精密仪表、钟表、甚至只有数十人的传感器企业都领先于世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瑞士拥有一大批掌握绝技的技师、工匠和专家。这就是“工匠精神”，它与国之大小无关。最精密的机械设备最后还是靠高超技艺的人来完成的， “人工智能”目前是代替不了它的。再如瑞典，人口不到1000万，却出了像SKF轴承、山特维奇的硬质合金刀具、阿特拉斯的挖掘机械、Volvo的汽车、工程机械、军事装备等世界有名的跨国公司，很多产品处在垄断地位，还有一批世界级堪称“隐形冠军”的中小企业。所谓“以小干大”、“以粗干精”靠的是人的绝技。即便将来实现所谓的“无人化工厂”、“少人化工厂”，人还是要起决定作用的，即要求人掌握更高技术、更丰富知识、具有更高的智慧。

“互联网＋”与“＋互联网”对智能制造的影响

智能制造本来就包含着网络技术的内涵，一个企业内信息的传递靠“专网”或“局网”，与外界联系则依靠互联网。而信息安全需要提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层面来考虑，因此“专网”与“互联网”之间要建立防止信息泄露的“物理防火墙”。各种重要的软件运行都要加密，而且要设计不同的密级，不同级别的人员可接触到不同密级的内容。一些重要的大企业一定要有自己和软件开发人员，一来开发适合自己企业情况的软件，特别是应用软件；二来为了保障信息安全及加密。

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互联网+”协同制造和“互联网+”人工智能将大大促进智能制造及智能化装备的快速发展，包括远程监控。在这项工作中，各主管部门要注意协调同步发展的问题，要形成合力而不是分力，否则将重蹈过去重复投资的覆辙，事倍功半。

网络就像高速公路，是一种载体与工具而已。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使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交流缩短了时空间距离，这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技术、社会生活，甚至政治与军事业态的变化。信息的互联互通，首先靠的是传感器，即把物理量、化学量、生物量等通过传感器变为数字化的信息，这样才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实现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互联互通而交流信息，从而使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相互紧密结合。传感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行业还没有被政府及业界人士重视，我们的传感器市场大大受制于人，特别受制于发达国家，往往引起很多商业麻烦。对于“两化融合”、智能制造、“中国制造2025”等振兴制造业的国策而言，传感器的发展还极不理想。无论是“物联网”、“智能制造”，还是现在的“互联网＋”都应当把传感器作为核心技术来攻关，要改变“九龙治水”的管理模式。虚拟制造与实体制造，或信息与物理系统的桥梁就是传感器，没有传感器就没有智能制造，没有装备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也就没有物联网，也就发挥不了互联网的作用。

目前制造业，特别是机械工业面临强大的下行压力，很多排头兵企业订单不足，生产能力放空，企业领导忙着解困或解决“吃饭”问题。这些问题是国内外经济形势造成的，很难在短期内有根本改变。因此，企业领导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善于把“吃饭”与“发展”，即实现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结合起来，变“危”为“机”，使后者成为解困的助力而不是阻力。这是一次对企业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智慧与决策能力的考验。我们既要用良好贴心的服务与质量开拓国内外的细分市场，也要提防国内外市场带来的各种风险，特别是防止资金链的断裂。

（编辑  王生升）

* 沈烈初，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本文经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欧阳劲松所长、石镇山副所长、宋彦彦教授级高工精心修改。

[1]参见《科学学研究》1985年第三卷第四期文章“新技术革命与机械工业发展战略”。

[2]智能制造一般分为流程式与离散式两种，笔者认为还需加一种模式，即半离散半流程式，如汽车工业四大工艺自动线（冲压、焊接、涂装、总装及检测），冶金自动化中炼铁、炼钢、连铸连轧、冷轧、涂装等，自动线中间必须设立合理的“缓冲库存”，不因为个别设备发生故障而停产影响整个车间或工厂的效率。

[3] 详见5月13日苗圩在2015智能制造国际会议的主题讲话。

在罗马尼亚，罗援想去参观一下罗马尼亚原革命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的纪念塔。但去后罗援才得知，这座纪念塔现在叫“无名烈士纪念塔”，塔前点着长明烛，有士兵把守，任何人不得接近。

纪念塔周边铺着大理石，以前立着一些幕碑，这时，从塔里走出来一位老人，他是纪念塔的工程师。他说，“埋在这儿的都是罗马尼亚政治局委员，但现在墓碑全都清空了，墓地被挖成了深坑。”

另一边有一条弧形走廊，也就是骨灰墙，摆放的都是原罗马尼亚中央委员的骨灰，“我去的时候，这些骨灰全没了，被清理了，不允许摆在那。”

这给了罗援一个启示，“如果让所谓的自由民主派得势，倒霉的是老百姓。这表面上看是一场民主的革命，实际上也是血雨腥风，最后共产党人连骨灰盒都不能留下，这说明有了他们的自由，就没有另外一些人的自由。”

罗援少将

8月底的北京，还不到晚7点，夜幕就罩下来了。

在军事科学院附近的一家自助餐厅，就餐的人并不多。罗援给自己盛了一碗粥，在盘子里装了少量面条、半截玉米，及一些莴笋片。

餐桌上放着一本书，是罗援近期出版的专著《鹰胆鸽魂》。

“你们称我为鹰派，我也不否认，但我长了鹰的眼睛和鹰的爪子，同时我又长了鸽子的头和心脏。我们是尚武，但我们更崇尚和平”，在美国出席一次战略对话时，罗援这样做自我介绍，引得台下一片掌声。

那时，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做“鹰胆鸽魂”。

他强调说：“我是一个理性的鹰派，而不是一个莽撞的鹰派”。罗援的声音并不大，但他把“理性”两个字吐得很重。

席间，他起身穿过餐桌，拿了杯牛奶。65岁的罗援身高1米83，穿着竖条纹的衬衫，身形挺拔。坐下来后，他先聊到了父亲罗青长。

不赞成“红二代”这个称谓

罗青长是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于2014年4月15日在北京逝世。“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反对特殊化，反对‘自来红’，这是一种封建血统论。”

罗援认为“红二代”这个称谓，是将革命干部子弟和人民大众做了个区别，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后代，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为什么偏偏提“红二代”？

“父亲总跟我讲，他是农民的儿子，是党把他引上革命的道路，从而有幸能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工作，你们这些后代不要高高居上，要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孩子。”

“我们兄弟六个，老大穿旧的衣服给老二，老二穿旧了再给老三。衣服破了，就自己打上补丁，那时候我们觉得穿有补丁的衣服是一种光荣。”

从初中一年级到“文革”，三年时间里，罗青长让罗援兄弟几个利用假期去“时传祥清洁班”掏大粪、去公安总队和解放军摸爬滚打、去公社大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

罗援能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两条，一是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再就是不忘本，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在我身上，都有烙印。”

这些烙印有没有受到过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罗援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随后说起了去丹麦做武官时的一次经历。

游历罗马尼亚的两点启示

去丹麦，途经罗马尼亚，罗援想去参观一下罗马尼亚原革命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的纪念塔。

“我父亲随中央代表团参加过乔治乌·德治的葬礼，所以我想沿着父辈的足迹故地重游。”

但去后罗援才得知，这座纪念塔已经不叫“乔治乌·德治纪念塔”，而是叫“无名烈士纪念塔”，塔前点着长明烛，有士兵把守，任何人不得接近。

这时，从塔里走出来一位老人，他是纪念塔的工程师。见有中国人来访，觉得亲切，老人和士兵沟通，获得允许后将罗援带到纪念塔附近。

纪念塔周边铺着大理石，以前立着一些幕碑，“埋在这儿的都是罗马尼亚政治局委员，但现在墓碑全都清空了，墓地被挖成了深坑。”

另一边有一条弧形走廊，也就是骨灰墙，摆放的都是原罗马尼亚中央委员的骨灰，“我去的时候，这些骨灰全没了，被清理了，不允许摆在那。”

这给了罗援一个启示，“如果让所谓的自由民主派得势，倒霉的是老百姓。这表面上看是一场民主的革命，实际上也是血雨腥风，最后共产党人连骨灰盒都不能留下，这说明有了他们的自由，就没有另外一些人的自由。”

“当然，民众对罗马尼亚共产党执政时期的失误是非常不满的，比如贪腐问题”，罗援当时动了好奇心，想去看看齐奥赛斯库埋在什么地方，随行武官告诉他，在一个无名公墓。

齐奥赛斯库的墓地在一条土路上，老百姓给他堆了个小坟包，点上长明烛，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坟上撒满鲜花，表达对他的怀念。

“这给我另一个启示，老百姓对共产党还是有感情的，若共产党脱离了老百姓，老百姓就会把共产党给抛弃，但若共产党给老百姓认真做事，老百姓就会念念不忘。我觉得现在中国共产党走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罗援说。

道路正确，但有缺陷和不足

就餐的大部分时间，罗援都在讲话，在切换话题的间隙，他才低下头，吃几口盘子里冷下来的面条。

谈到反腐问题，他沉默了几秒，“这正是共产党的高明之处，我们有自我纠偏的能力，宁肯壮士断臂，也要清理出体内的毒素，我们走的是一条创新的路，走的过程中虽然磕磕碰碰，犯了左倾错误，犯了右倾错误，但我们都凭着自身的力量，把它纠正过来。”

在罗援看来，治理腐败主要有四点。第一是在政策制度上需要反思和改进；第二是法制建设的完善；第三就是需要民主监督，要有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第四就是传统教育不可缺失。

“有人说法制是万能的，监督是万能的，我想说，周永康不懂法吗？徐才厚不懂法吗？他们为什么知法犯法，动不动就贪污几千万、上亿的财产，这是昧着良心啊，是一个做人底线的问题，所以我说这就是一个理想信念的教育问题，人得懂廉耻、得自律啊。”

罗援认为，在制度上做一些改革，并不是要改头换面，“我们的道路是对的，如果这道路上有缺陷和不足，可以进行修修补补，甚至做些大手术，习近平主席说得好，鞋子合不合脚，我们自己知道。”

罗援打比方说，“解放鞋穿得好好的，非要换个高跟鞋，那根本不合脚啊，当然，也有可能在上坡或下坡时，脚会不舒服，但只要把鞋带松一松或紧一紧，就挺好的，没必要把鞋扔掉。”

新书献礼抗战胜利70周年

在媒体记者聊天的间隙，罗援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接电话时，他侧了侧身体。

“我给你打电话，让你来参加我的新书发布会，打了好多个，没人接……”

在聊到钓鱼岛问题时，罗援认为不能世世代代拖下去，“关于钓鱼岛，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交给下一代人来解决’，所以我们这一代要有我们这一代的历史担当，不能把这问题一代代传下去，起码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也要给下一代解决做好铺垫，打好基础。”

未来中国有没发生战争的可能？罗援觉得“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中国主张用和平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但到底是用和平手段还是非和平手段，不是中国一家说了算。”

除了上班、开会、讲课，罗援大部分时间都在网上，但他并不使用微信。“我上微博人家都无端地谩骂我，又何必再去招惹微信。”

他接着又补充说：“网上有人攻击我，说我家族的子女在美国，我想声明，我的家族子女都在中国，我的妻子子女一直陪着我生活和工作，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永远不会背弃祖国。”

罗援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微微笑了笑，说平常人。

记者把桌上的书推过去，请他签名，他拿起笔，手一挥，写下“精忠报国”四个字。

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骤降近9%，显示我国工业企业经营情况加速恶化。

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7662.7亿元，同比下降1.9%，降幅比1-7月份扩大0.9个百分点。

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481.1亿元，同比下降8.8%，降幅比7月份扩大5.9个百分点。

1-8月份，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564.2亿元，同比下降24.7%；集体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99.2亿元，下降0.3%；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5282.6亿元，下降1.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313.4亿元，增长0.7%；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319.4亿元，增长7.3%。

1-8月份，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1901.5亿元，同比下降57.3%；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32161.3亿元，增长4.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3599.9亿元，增长13.1%。

1-8月份，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1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个行业下降。主要行业利润增长情况：农副食品加工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1.7%，纺织业增长7.5%，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增长50.5%，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12.1%，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3.5%，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0.6%，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12.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3.9%，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3.8%，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下降64.9%，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下降67.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下降8%，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51.6%，专用设备制造业下降3%，汽车制造业下降4.5%。

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99743.4亿元，同比增长1.3%；发生主营业务成本602670.7亿元，增长1.4%。

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961553.6亿元，同比增长7.5%；负债合计547847.9亿元，增长5.8%；所有者权益合计413705.7亿元，增长10%。

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110292.6亿元，同比增长7.9%；产成品存货39135.8亿元，增长5.7%。

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38%，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6.13元，每百元资产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为112.5元，人均主营业务收入为113.4万元，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14.9天，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36天。8月末，资产负债率为57%。

解读：8月份工业利润降幅扩大的原因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何平博士指出，8月份工业利润降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成本上升幅度快于销售。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0.8%，增速比7月份提高0.5个百分点。而主营业务成本同比增长1.1%，增速比7月份提高0.7个百点。

二是价格降幅扩大。因工业产品市场需求偏弱，8月份，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5.9%，降幅比7月份扩大0.5个百分点；原材料购进价格同比下降6.6%，降幅比7月份扩大0.5个百分点。初步测算，受此影响，8月份利润同比净减少1566亿元，比7月份多减少202.4亿元。

三是投资收益对盈利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受股市回落影响，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投资收益同比增加41.2亿元，增加额比7月份减少69.2亿元。

四是汇兑损失使财务费用增长较快。受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部分外向型企业汇兑损失明显增加，使财务费用明显上升。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务费用同比增长23.9%，而7月份则同比下降3%。

五是石油、汽车和化工等行业利润下滑明显。8月份，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利润同比减少42.1亿元，而7月份则同比增加27.2亿元；汽车制造业利润同比下降22.1%，降幅比7月份扩大17.2个百分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利润同比下降72.2%，降幅比7月份扩大16.6个百分点；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3.2%，增幅比7月份回落13个百分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下降10%，而7月份则增长6.7%。上述5个行业合计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回落5.4个百分点。

尽管8月份工业利润降幅扩大，但产成品存货快速增长势头略有放缓。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长5.7%，增幅连续两个月回落。产成品存货增长放缓，有利于企业释放库存压力，缓解生产经营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