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路径和策略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也得益于此。为了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是一个不被监督的政府则容易出现低效、以权谋私等问题，损害政府的有效性。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优化方向

当前，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要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趋势性特征变化，政府与市场“两只手”要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协同发力。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市场重效率，政府则重协调。但这“两只手”都不是万能的，应当相互配合并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作用；必须在二者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划清二者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界限：如果市场可以有效发挥作用，政府要更多地简政放权，如果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政府要主动补位。如果二者作用划不清楚，就容易造成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扭曲企业的行为，进而扭曲资源的配置。这就要求：提高政府干预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如推行“清单管理”形式；在竞争性领域逐步缩小国有经济的比重和行政干预，给予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让市场配置非公共产品，交易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市场中种类繁多、广泛存在、占有主要比重的是非公共产品，例如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需的衣食住行类商品。借助商品货币交换，买方即可获取商品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如果由政府计划来决定这些非公共产品如何配置，就会导致产品定价很难真实反映市场供需结构，社会就要付出较高的交易成本。通过市场和价值规律主导非公共产品的配置，让价格的波动调节各领域市场的供需、引导资源要素在不同领域间的合理配置，实现效益和效率最优。

第二，政府配置公共产品，更显公平。公共产品的特性是消费或使用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这个领域的资源配置若通过市场自发调节进行，交易成本高且难以实现公平消费，更难以平衡近期与长期、局部与总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交由政府主导，通过科学配置资源要素，能够弥补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失灵，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量平衡。

1、保证市场准入和市场交易的平等、开放和透明。

政府规则透明和办事公正，是建立公平竞争市场体系的基本要求。在现实中，信息披露的复杂性与专业性，中小企业和大企业间实力不对称，客观上影响了市场的公平和透明。这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要当好以下角色：

(1)宏观经济的调控者。事实证明，市场不是万能的，也存在着“市场失灵”，政府需要运用适当的各种经济杠杆和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不排除采用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解决宏观经济供求关系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以把握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向，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安定。同时，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

(2)市场秩序的制定和维护者。市场机制的运行必须以一定的规则为前提，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容易导致垄断和无序状态。政府的责任是在尊重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前提下，以公共利益为宗旨，组织制定和实施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等法律法规，明确产权关系，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并规范其行为，消除市场壁垒，维护“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的健康运行。

(3)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重要职能就是提供公共产品。由于公共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不能使其供给达到最优。靠个体交易去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会因成本太高而无法实现。政府通过财政预算拨款和直接投资等方式，担负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水电煤气、环境保护、基础研究、公共教育和社会治安等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

(4)社会公平的维护者。市场经济能较好地解决效率问题，但在社会稳定、社会公平上存在明显局限性。市场经济中各主体的资源禀赋、机会不均等，市场规则不能解决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问题。政府必须从全社会利益出发，对各阶层的收入和财产通过再分配进行调节；同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帮助个人或家庭在遇到大困难时渡过难关。

(5)开放的国际市场环境的维护者。当今的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国内实行市场经济必然与其他国家发生广泛的经济联系。政府要创造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政府必须在遵守国际惯例与国际贸易准则的前提下，制定适宜的对外贸易政策，既要促使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往和竞争，又要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产业免受外来商品和资本的冲击，同时还要创造平等互利的通商环境，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

2.以政府的主动作为推进经济转型。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挑战不在经济本身，而在于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这绝不意味着政府“去功能化”，应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问题不在于经济活动中是否应该有政府干预，而在于政府到底要干些什么。该由政府履行的服务、监督职责，必须强化，即“有为政府”。

政府有为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转变发展方式的着力点，是由依赖外生增长动力转向发挥内生动力为主，由低成本要素投入驱动转向依靠技术创新驱动；由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增长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增长，由听任贫富差距扩大和经济社会失衡的增长转向包容性、协调性的发展。这些转变都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

3.政府要由“主导市场经济”向“服务市场经济”转型。

经过40多年的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成型，但“政府主导”色彩仍较浓厚。政府对经济活动不必要的介入，不仅使各类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受到压制，市场活力得不到释放，而且为政府寻租腐败提供了温床。企业为生存发展不得不依赖政府、争取优惠政策或项目，把过多精力放在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上。如此，纵然可以带来一时的经济繁荣，但终将导致经济低效率运行和停滞。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训。

市场经济规律是市场经济的构成性规则而非控制性规则。政府的责任是以公共利益为宗旨，以法律为准绳，维护市场的健康运行。

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要推动国家治理与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协同。既不能过于强化政府的监督管理而使市场丧失灵活性，也不能过于弱化政府的作用而放任市场发展导致市场失灵。

1.建设有效市场，切实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进入新时代，要切实体现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1)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对国有企业要支持其做强做优做大，使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对非公有制企业要大力支持和引导，让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持续迸发。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各种经济成分取长补短。

(2)消除市场壁垒，构建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离不开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建设。在新发展阶段，一要着力消除显性的和隐性的市场壁垒，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二要做到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提倡诚信守法，及时为市场监管设置“红绿灯”，规范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为推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2.打造有为政府，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相应制度保障，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这意味着，政府转型、政治治理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变革中，政府需要做好顶层设计，要对现行一些不合时宜的制度或政策进行变革。

第一，党的领导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市场+政府”二元结构中，政府也可能由于信息不完备或决策失误导致失灵。党有效应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和优越之处。因此，中国的宏观调控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统一到国家发展的整体布局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除了消除市场弊端，还包括制定和贯彻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调控目标不仅包括刺激需求，还包括把供给和需求、质量和效益、公平和效率等有机结合；调控政策不仅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包括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等。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上层建筑的塑造和生产关系的调整，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并从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解答了市场及微观主体无法解答的经济发展全局性问题，全面统筹协调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节奏。

第二，不断完善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主要包括加强宏观调控、完善市场监管、保护生态环境、改进公共服务、强化社会治理等。在宏观调控方面，市场配置资源虽有优越性，也存在难以处理好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动态平衡问题，处理不当甚至可能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故要求政府正确引导资源配置、保障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经济转型稳步推进。

在市场监管方面，政府要确保市场规则不被个别市场主体破坏，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良性循环，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政府要克服市场配置资源可能导致的外部负效应，引导全社会节能减排，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要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三，政府要不断提升经济治理能力和水平。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是政府经济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经济治理要做到科学有效，其基础就是充分认识、准确把握和切实尊重市场规律。党中央强调，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经济形势，宏观政策的跨周期调节要增强，宏观调控要更具前瞻性、针对性。

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从经济视角看，政府通过“放管服”改革，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更加市场化、更加法治化、更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渐入佳境；让各类市场主体都能专注创新、专心经营，提质增效，增强中国实体经济的活力与竞争力。

第四，通过政策引导市场预期。预期是指各类微观主体依据可获得的信息对经济趋势进行研判，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外贸等，最终影响宏观经济总体运行。通过经济政策引导、稳定和改善市场预期，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必备能力。进入新发展阶段，要进一步提升市场预期引导的系统性、联动性，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加强政策决策公开化、透明化，并向国际社会讲清楚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光明前景，强化国际市场对我国的积极预期。

第五，通过规划引导投资方向。市场主体的活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国市场主体超过1.5亿个，其投资方向、投资数量、投资结构、投资意愿等都会对国民经济的生产结构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影响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顺畅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需要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区域规划、产业规划、功能区规划等，对各类市场主体的投资意向积极引导，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环节组织力量进行攻关并给予支持。引导实体经济高端化、智能化发展，解决好实体经济的结构失衡问题，平衡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工业和服务业的关系。

政府必须为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提供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激励创新、促进效率提升等方面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则的基础上积极作为，为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动、创新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高度统一，让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形成合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有效调控宏观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政府要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职能，推动经济的结构调整和重组，为提高供给质量、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外部环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从经济实践看，中国制造业在转型升级中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制造业结构性供需失衡。我国制造业的结构优化升级是逐步进行的，实体经济发展面临高端产业和产业链高端环节发展程度不足等问题。一方面，传统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制造业发展缓慢，制造业很多行业的控制系统及软件、高端材料、零部件及元器件等自身供应能力不强，很大部分依靠进口。从产业组织结构来看，我国制造业门类齐全，但产业集中度却不高，缺乏在国际市场占据主导能力的大型跨国企业。总体看，我国工业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以及企业综合竞争力，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中高端技术产品供给能力不足，低端技术产品存在过剩，给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结构性的发展困境。

二是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结构失衡。现阶段，我国处在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去工业化和过快提升服务业比重，极大可能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产业空心化和结构性失衡。效率相对低下的服务业比重迅速提高，效率相对高的制造业比重迅速下降，会影响整体经济发展质量提升。

三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失衡。近年来，我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以金融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总的看，我国的第一产业占世界经济比重较高，但产业基础较为薄弱；第二产业占世界经济比重上升迅速且技术水平迅速提高，但尚未根本扭转“大而不强”的局面；第三产业占世界经济比重仍然较低，产业内高技术部分的优化升级较为缓慢。在不同密集度产业结构中，存在由劳动、资源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以及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转变过程。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步衰减，需要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尽快实现经济发展中的新旧动力机制转换。要通过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来升级产业链和价值链，不断增强经济的创新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着眼当前又要立足长远，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长期经济变量和短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长期经济变量主要指经济体制的改革，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是指具体政策措施，既要分清“化解落后产能补短板”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之间的不同之处，又要全面统筹、整体谋划、稳步推进两者协调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发展阶段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既不同于西方经济学有关理论派别，也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结构调整理论。它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立足于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宏观背景下提出的新战略。它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正确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家竞争优势

中国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国家的角色与作用。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指导经济发展中，都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简单实行市场化，实质上是对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的重构，并由此构成国家竞争的重要优势。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不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复制了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恰恰相反，是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学理论的内容。它立足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解释了中国发展的成功在于发挥了国家竞争优势，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我国从全局性、系统性、长期性、战略性着手，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从而避免错失发展机遇，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同时这一制度优势也有利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挑战。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寻求适合本土特点的发展路径；中国道路注定要在世界范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产生强大的影响力，甚至改变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理念。

中国政府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中国经济改革实质上是对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3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总是囿于市场与政府的替代关系争论，始终无法消除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清醒地意识到，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经济改革的核心，中国经过不断调整，认为须坚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正是这样的体制框架支撑了40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所以，中国经济发展丰富了经济学理论的内容，贡献了经济学理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中国向世界呈现的外在形象是经济成就，其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创新发展。从另一个方面看，无论何时，只要中国在经济发展中背离了中国国情而照搬照抄西方理论滥用西方理论，中国经济就必然出现大的波折和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忽视政府作用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也要注重和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完全的市场化并不能更好解决结构问题，反而会使结构失衡，使供给侧和需求侧不平衡问题更突出。我国要通过投资引领，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带动和引领整个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和稳步发展。

1.政府与市场关系：西方理念与中国超越。

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一直是市场经济关注的问题。西方供给学派坚持自由主义，认为在市场机制下经济能够自我调节至均衡状态，政府只需充当“守夜人”角色，因此反对政府以任何形式干预市场。就算在经历了“大萧条”的洗礼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将政府的职能重新界定为“弥补市场失灵”，但也依旧对政府“可能”的过度干预严防死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被动的，同时政府与市场之间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非相互协调的关系。

与西方供给学派坚持市场能够自动恢复、自由市场竞争无须政府监管的偏执主张不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强调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不偏废一方，让它们在经济中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主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共同发生作用，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因此，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更好发挥两者的优势，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后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适度的经济体制，成为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要目标。

2.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

我们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这一前提，中国在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探索出了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党、政府、市场”的三维稳定结构。[1]

这样一种被我们称为经济学的“三维谱系”的稳定结构，既可以有效发挥市场在微观领域配置资源的高效率，又可以保证政府在发挥弥补市场失灵的基本作用的同时，超越西方经济理论中政府被动发挥作用的框架，主动维护市场的有效性、完善市场监管、开展有效市场建设，并且克服市场运行的自发性与盲目性所导致的宏观经济结构失衡、产业发展缺乏前瞻性等问题。主动发挥政府的作用，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市场失灵的发生，更可以有效加快市场建设的速度，促使市场机制更快地成熟。同时，要避免政府错判、误判市场发展的进程和方向，防止政府权力被乱用、滥用，避免政府干预违背市场发展的规律，就必须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既坚持了市场与政府的辩证统一、有机结合，又强调了政府对市场的顶层设计和宏观统筹。

总体来说，新中国成立75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演变和突破，形成了现代化的可借鉴经验。换言之，“中国奇迹”的创造在于我们运用了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而在国家治理和资源配置层面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

（编辑  季节）

2023年年初，基本摆脱了疫情的困扰后，我国经济进入恢复回升轨道，各方面的期待也比较高。但实际经济运行并不平稳，一波三折。二季度后需求不振、预期不稳问题突出，是全年增速的低点，三季度有所回升。全年经济增速达到5.2%，基本符合政府在年初的预期目标。即便如此，由于2022年的经济增速只有3%，2022年和2023年两年经济平均增速4%，低于疫情前两年经济的平均增速5.1%，也低于社会预期的5%-5.5%的潜在增长率。

进一步的问题是，接下来的经济增速将会怎样？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放在疫情前，5%这个速度是比较低的。但是现在来看，应该是有难度的，也有一些不确定性。

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背景，仍处在由高速到中速、或者说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我们在2010年第一季度的增速达到一个高点以后，整个经济实际进入了减速期。

高速增长期有三大主要的驱动力量：基建、房地产、出口。前些年经济虽然减速，但是余温尚在，经济下行时候采取一些措施就可以了。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房地产到目前为止还是负增长，基建投资速度的可持续性尚堪忧，出口也呈现下行态势。

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新变化、新特征

现在的情况是，稳增长的老办法不行了，有没有新办法？我们首先要认识和理解我国现阶段经济结构的一些新变化、新特征。

需求端方面

若干年前，一些重要的耐用消费品、房地产和基建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进入了减速期。现在我们讲扩大消费，一定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消费增长更多的是由社保、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信等发展型消费来拉动。发展型消费有一个特点，它比较多地采取集体消费，或者公共服务的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但现在我们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直接影响了发展型消费的扩大。从城市居民来讲，面对着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但是缺口最大的是近3亿农民工，近2亿外出进城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我们讲中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还有9亿中低收入群体，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缺口。所以，现在扩大消费一定要找准痛点。一笔钱，是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服务问题，还是“撒胡椒面”似地发消费券，或者直接发现金？这方面需要深入讨论。

供给端方面

受需求减速影响，传统产业进入下行通道；这就需要在稳增长的同时，通过推动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升级或发展新产业，进行对冲、更替和升级。这一时期传统产业的“软着陆”对稳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况，恰恰是作为主导产业的房地产等产业下降过快、幅度过深，且将延续较长的时间，从而引发全局性的冲击。另一方面，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制约产业稳定增长和转型升级，部分领域创新动能下降，进度放缓。

资产负债端方面

在需求和供给双重冲击下，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都经历着由数量扩张型向效率导向型的转换。但这种转换过程是痛苦的、被动的，是危机倒逼而非主动进行的。例如房地产业，过去企业多采取“高负债、高周转、高销售”经营模式，它的前提是住房的需求处于高速增长期。当这个前提不存在之后，这种盈利模式必然无以为继，出现资金链的断裂。类似这样的一些需求被过度透支的行业，增速可能出现断崖式的下跌。

还有不少领域，目前资产负债表不是在收缩，而是还在加杠杆、还在借钱，是借新还旧；这里还的这个“旧”不是本金，而是利息。所以相当多的资产缺少现金流，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庞氏结构”。这里我们不愿意用“庞氏骗局”这个词，但是没有现金流、只靠借钱维持的经营模式，到了某个时点上一定会出现信用崩塌。

所以，最近讨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我认为只是陷入困境后的阶段性现象；其本质是：当我们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速之后，总的需求和供给状态必然要调整，资产负债结构也必须有相应的转换。但是，这个转换不容易。从日本的经验来讲，可能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至少还可支持5-10年的中速增长

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有很大的潜能，至少还可以支持中国经济5-10年的中速增长。和日本做比较的话，中国经济目前还处在中速增长期。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在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后发国家所具有的追赶潜能，也就是发达经济体之前已经做过，我们现在已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现在我国人均GDP约1.3万美元，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就是3.5万-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增长潜能，其中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也包括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和升级。

第二个重要的领域是新技术革命，重点是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带来的增长机会。

所以，追赶潜能加上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就是中国的结构性潜能。支持中国经济再有5-10年的中速增长是有空间的。具体来讲，现阶段有两大新的增长潜能需要关注。

一是横向需求空间。要缩小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在终端需求结构——包括消费、也包括住房等等非生产性投资上的差距，使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逐步接近中高收入群体。有一种说法，中国现在还有5亿人没用上马桶，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只要让5亿人中的3亿用上马桶，10亿人中的5亿坐上飞机，即使产业不升级，以现有的产能就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前一段时间讨论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有一些不同的解读。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是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目标问题。但它实际上也是经济增长的问题。

二是纵向升级动能。这是指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拓展经济的上行空间。包括现有产业的价值链升级和新技术推动的新产业，或者“未来产业”的生存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将会为纵向升级全面赋能。

挑战在于，怎么发掘出这些增长动能。应该区别三种潜在增长率：

1.自然的或者已有技术条件决定的潜在增长率，这个实际上讲的是增长率的上限（如现阶段增速是5%）。

2.这个增长率会受到体制机制条件的约束。在这种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是第二个概念。体制机制政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很大，甚至有决定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案例太多了，比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解决了吃饭问题，比如加入WTO使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现在新能源汽车发展得很快是因为放开了市场，等等。

3.宏观政策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宏观政策主要起稳定和平衡作用，对而增长速度的影响可能只有1%左右。假定中国有5%的潜在增速，剩下的4%要看体制条件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是多少。

所以，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是1：4的关系。宏观政策当然重要，但是要搞清楚宏观政策不能干什么，也就是结构性改革和宏观政策的重点在什么地方。需要澄清的一种观点是，并不仅仅是宏观政策可以短期见效，具有扩张效应的结构性改革同样可能有立竿见影之效，而且如果结构性潜能发掘得不好，宏观政策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结构性改革下一步怎么改

一是以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二是以稳定房地产等既有支柱产业、激发企业家精神，助推传统产业升级和“未来产业”发展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以扩大有效需求，转换资产负债模式，防控化解风险为重点的资产负债端改革。

需求侧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多。中国还存在着比较大的收入差距，中高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之间存在的缺口怎么解决？可能需要再分配，但这不是重点，我认为重点还是城乡关系问题。所以，现在要解决城乡融合中的“三个平等”，即“身份平等”、“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权利平等”、“土地包括不动产财产权利平等”。改革的措施应该是：

首先，更大力度地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可以采取负面清单的办法，全国除为数不多的特殊地区外，全面放开户籍限制，取消城乡居民身份差别。

第二，三年脱贫攻坚战以后，应该再实施为期三年的以近2亿进城农民工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攻坚计划。现在一些城市住房卖不出去，政府可以收购，作为进城农民工的基本保障性住房。最近浙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23-2027年，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新市民和原有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要大幅度缩小，基本拉平，在全国带了一个好头。

第三，土地权利不平等的现状需要改革。城市里在国有土地上盖的房子可以自由交易，而农民在集体土地上盖房子，要么不批准，不批准盖了的叫做小产权房，没有合法的身份。批准了的宅基地，也只能在集体组织内部进行流转。资本市场有一个基本常识，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流动、可交易、可抵押、可担保的资产和不可流动、不可交易、不可抵押担保的财产，市场估值差距非常大。当年的国有股，流通和非流通的股价差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这可以解释农民为什么财产性收入低，是因为农民的土地权利受到非常大的限制，所以财产性收入提不上去。这件事情能不能往前走一步？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建议率先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乡结合部，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允许农民宅基地向集体组织之外的主体转让、抵押、担保等等。这些方面应积极地探索和突破。有人担心农民把乡下的房子卖了之后，最后可能没地方住，这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假设。为了打消这种顾虑，可以让出售不动产的收入优先为相关人员完善社保、包括保障性住房，这样就可以把土地这个稀缺的资源解放出来。这样的话，农民也可以享受比土地保障更可靠、更有效率的现代化保障制度。

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是认可、保护和弘扬企业家才能

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是要认可、保护和弘扬企业家才能。目前在这个方面应该有比较大的理论和政策突破：

1.厘清“企业家”概念。企业家的才能或企业家精神是具有组合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的一种特殊能力，是组合资源的资源，是高于资本的一种更为稀缺的资源。所以资本家和企业家不能混为一谈。

2.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那些人，识别并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创办了大量充满生机活力，具有创新进取精神的企业。他们中多数通常是白手起家的。

3.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是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组织形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股权多元化成为常态，要找到纯粹的国企或者民企越来越困难。所以那种依照传统的以所有制出身划定企业性质和类别的做法，低估了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也越来越远离企业和市场的实际。

4.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多的是要依靠创新驱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企业家精神。这方面民营企业也要防止企业家精神的衰退或者断档。比如说，企业家的二代接不上了。能否使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充当主角，同样是企业改革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5.创新精神，不仅各类企业需要，政府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者也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地方竞争和创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地方主要领导者的创新进取精神至关重要。

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要抓好“两个关键少数”和“一个关键多数”。两个关键少数就是企业家和地方主要领导者，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台引擎；一个关键多数就是进城农民工，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主体人群。这样才能打通痛点和堵点，稳增长、促转型才能出现新局面。

我们现在推动改革，我认为还得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40多年还得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呢？不同的时期要过不同的河。改革开放初期遇到的问题，是农村能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圳能不能搞特区之类的问题，现在这些已不是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民营企业家，包括社会上很多人信心不足。信心之源在哪儿？还是应该按照中央的精神：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相结合。

我认为顶层设计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指方向，往东和往西方向不要搞错。二是划底线，弄清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局面要避免。在这个前提之下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就是重提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把市场化、法治化与鼓励地方基层积极性、创造性有机结合，不要动不动“究责”，处处制约。应有改革的动力和信心，允许试错探索，允许多一些自选动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各级干部、各类人才营造宽松环境，为增长潜能的充分涌流创造条件。

（编辑 尚鸣）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世界趋势

金融危机频繁发生

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市场无所不能”，力主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走金融自由化之路。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金融行业出现虚拟化趋势，虚拟经济交易逐渐从金融业务中分离出来，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功能逐步被削弱。虚拟经济因交易异化而成为赚取利润的便利工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逐渐建立起了以经济金融化、虚拟化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掠夺性的虚拟经济体系。20世纪90年代之后，虚拟经济投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华尔街利用虚拟经济部门复杂的衍生品交易赚取超额利润。当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大量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时，虚拟经济部门复杂的衍生品交易会导致大量虚拟经济机构宣布破产，从而使市场濒临崩溃的边缘。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平衡被打破，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的系统性失衡。20世纪以来，多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社会动荡、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根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90年代，世界发生了108次金融危机。其中20世纪80年代45次，20世纪90年代63次，90年代的频率比80年代高40%。在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从1982年起，拉美地区多国债务危机接连爆发，这标志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2008年，美国虚拟经济泡沫化达到巅峰，房地产贷款利率上升导致民众贷款成本增加，房价出现下跌趋势，最终引发次贷危机。因此，资产证券化使得风险传递至各个领域，经济系统出现结构性失衡，以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金融创新所产生的风险在世界范围内蔓延。

西方虚拟经济产生的历史根源

随着生息资本的出现以及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在产业生产过程中实现利润已经不是唯一途径，技术进步优化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并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与此同时，经济系统的构成相较于以前发生巨大变化，实体资本需要寻找获取利润的新方式，虚拟资本则为此提供了一条便利的路径。由于资本有逐利的天性，当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下降时，资本从实体经济部门转至虚拟经济部门成为其必然选择。

二战结束时成立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以美国空前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的。但战后随着欧洲日本经济恢复、美国相对地位的下降也无可避免。随着美国国际收支情况恶化所导致的美元—黄金平价汇兑危机，终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20多年后开始上演。越南战场的泥潭是危机的导火索，根本原因是：德、日等发达工业国再次崛起，国际贸易领域竞争加剧，美国净出口快速下滑。1971年，美国净出口首次转负，同年美元停止直接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兑，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货币从此进入由主权国家信用背书的“法定货币”时代。国家主权信用在度量上的模糊性和主观性，以及主要国家货币超发在外汇市场上表现出的连锁反应，都导致“法定货币”时代天然存在货币超量发行、过度发行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在国际社会难以得到有效的抑制。这种货币的无序超发倾向，为虚拟经济的繁荣制造了肥沃的土壤。

此后部分发达国家的虚拟交易部门和传统金融部门逐渐分离，形成了以虚拟化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掠夺性虚拟经济体系。“虚拟经济”本质上就是“以钱生钱”的金融市场资本空转，其中，“凭空出现”的货币收益，是维持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形成虚拟经济并长期存在的根基。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超过实体经济周转所需的“剩余”的货币，形成了脱离实体经济的那部分金融资本，这些金融资本又在虚拟经济中获取收益，由此支撑起了虚拟经济在其内部系统的循环，并形成了独立的积累，投机性不断增强。

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推行金融全面自由化的政策，虚拟经济部门的创新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并推动了美国90年代的繁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拓展，虚拟经济增强了膨胀性，使得部分发达国家的虚拟资本可以通过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市场获取别国利润，对各国的财富和资源进行再分配。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部门呈现出背离发展趋势，即资本“脱实向虚”的演化过程：

一是闲置货币资本脱离产业资本。一方面，货币资本通过产业资本循环形成的价值增值获得利润；另一方面，货币资本为其自身提供服务，例如，金融机构将资金贷放给房地产企业或者其他类似机构，收益可以依托虚拟经济部门内部的扩张实现，无须依赖实体经济部门。两者利润率的差异使得资本将选择进入虚拟经济部门以获得更多的增值，部分不具备货币供给能力的机构逐渐获得货币创造的能力，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

二是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渗透。生息资本是基于为实体经济服务产生的，其脱离产业资本之后，逐渐向与其生产过程相关的实体经济的流领域流动，例如教育、医疗等，而其中联系最为密切的就是以建筑业为基础的房地产行业，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渗透进一步加深，资本呈现显著的“脱实向虚”态势。

西方经济学理论加剧“脱实向虚”

当前，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远高于实体经济，此类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观念的引导下，这些国家虚拟经济泡沫化属性明显，以至于资本呈现出显著的“脱实向虚”态势。同时，区域性甚至世界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

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缺乏流动性的资产实现证券化，“以钱生钱”的虚拟经济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增加，美国是其典型代表。多年来美国经济中实体经济占比下降、虚拟经济占比上升；债权国变为债务国，体现在为常项目逆差以及虚拟经济部门的顺差上。20世纪90年代之后，华尔街成为“泡沫”的操控者。因此，新自由主义理论适应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剥削他国民众实现资本积累的需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旦爆发，将会对其经济安全产生巨大威胁。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国家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宣扬推行“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和贫困削减，但本质上代表的是大金融资本家的核心利益。

自拉美地区实施“华盛顿共识”以来，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许多次金融危机都显现出“华盛顿共识”的影子。部分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在实体经济发展尚未成熟时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开放股票市场，使得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股票市场，产生了与实体经济运行不相符的通货膨胀，虚拟经济部门的资产价格涨幅远超实体经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房价飙升至高水平，泰国国内结构性问题突出，存在大规模对外债务，在1997年索罗斯等跨国流动资本进行大规模套利时，泰国国内的虚拟经济系统无法抵抗外来的压力，最终货币危机爆发。

许多发达国家实业资本外流，劳动力报酬下降，工业资本逐步被金融资本取代。随着跨国实业资本持续向国外转移，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逐渐空心化，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失业危机。据统计，20世纪80-90年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长期维持在10%左右。高失业率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时期，全球各地区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多。他提供的长周期研究数据表明，自1980年以来，不平等现象几乎在全球所有地方都在增加。对于全球最高收入者来说，收入的增长是爆炸性的；但对于绝大多数的公众而言，提升的只是工资水平。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新自由主义式全球化的盛行改变了贸易和竞争规则，这不是“帕累托改进”，因为其在经济实践中不会为大家提供同等收益，而是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使金融寡头受益。

新自由主义是以欧洲多国、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竞争优势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影响力并推广其意识形态，最终目的是维持已有利益并获取潜在收益。最终结果是贫富差距持续扩大，造成严重的社会撕裂。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右翼民粹主义抬头。西方政治家为迎合国内的民粹主义和“选票效应”，因势利导将本国出现的问题归因于他国，从而采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政治经济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工业化：“脱实向虚”的解决方案

近几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政策调整过程，体现出发达国家领导者面对复杂的环境做出的改变，同时也反映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奥巴马时期为重振美国制造业，政府曾出台多项重振制造业计划，2009年初出台《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推出经济刺激方案，试图重振制造业。2010年8月11日，奥巴马签署《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旨在帮助制造业降低成本，恢复竞争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2012年，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强调美国重振制造业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美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特朗普时期政府大力推动“再工业化”，通过出台法律等一系列措施，促使人才、资金等重回美国，吸引中低端制造企业回归，鼓励发展的高科技产业。

以德、英、法等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自2008年开始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振兴制造业。2008年，英国政府发布《制造业：新挑战、新机遇》的发展战略，此后卡梅伦政府组建了“以技术与创新为核心的精锐组织”，旨在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发展。法国政府也提出了振兴实体经济的政策，投入专门资金来支持实体经济。德国成立了上百个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旨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2012年10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强大的欧盟工业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复苏》的工业政策通报，提出欧盟应当在21世纪扭转工业的弱化趋势，通过“增强型工业革命”扭转欧盟工业比重下降的趋势。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重新关注制造业的基础性地位，从侧面说明实体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印证了新自由主义走向衰弱的必然性。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实体经济是强国之本、兴国之基、产业之根。多年来，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和政策导向。

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之间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二者共同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一方面，市场是效率和活力的源泉。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是在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中培育出来的，政府不可能代替市场在这方面的功能，而应该集中力量打造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所需的外在要素(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经济的数量型增长拉动逐渐减弱，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特别是对提升技术、质量、管理和产品服务创新等竞争力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因此需要考虑更加重视运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调节市场，充分重视政府在市场调控中的作用，以确保有力、有度、有效推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具体来说：

第一，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与升级不仅需要企业自身努力，而且还需要政府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等。政府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与完善，激发企业积极性与创造性。

第二，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保障和指引。政府要积极建立有利于各类企业创新发展、公平竞争的体制机制，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创新。

第三，推动产业发展和优化升级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一方面，需要政府有效协调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和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政府应该更多地把工作重点放在培育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上，做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相结合，促进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促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平稳接续和快速转换。另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的建设和管理，切实提高制造业共性技术服务、共性质量服务水平。

政府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产业发展具有长期性，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初期在科技创新方面需要较大的人力、物力等的投入，而盈利多在中后期实现，实体经济企业转型升级压力大。政府应努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推动构建高效完善的市场体系，以更好地通过市场力量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以美国为例，在确立和布局发展先进制造业之初，美国就提出，政府实施创新政策着眼于三个目标：提供总体上最好的经商环境，实现新技术在本国开发，拥有使科技型企业得以快速发展的基础设施。归结起来就是，在创新活动中政府的职能是克服市场失灵，弥补私人企业的不足，而不是替代市场主体去创新。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担负了这样的角色：新兴前沿技术创新的发动者、催化剂、监督者和传播者，比如提出创建新型创新机制和工作任务，提供启动资金，动员全部可能的政府力量给予支持，基于市场规则吸纳社会创新要素，建立网络传播创新机制，建立监督和评估规则以保证实现预期目标。

美国在经济发展上从来就不是按照所谓的“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理念行事的。从历史上看，政府干预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克林顿在推行“新能源汽车计划”时特别强调了政府在其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因为总有“市场不愿为而政府就必须勉力而为”之事。新兴产业发展是一场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总体革命，美国政府为了维护美国长远的国家利益，采取了积极干预和支持政策，对新兴产业采取了培育、诱导、推广应用和商业化等措施，弥补了市场的失灵。正是在美国政府强力推动下，一系列以新兴产业为主要研发重点的创新机构先后设立，同时《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也纷纷出台。

更好发挥政府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过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有赖于先行的企业，政府需要补偿先行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先行企业的成功有赖于相应基础设施的优化和制度安排的完善；后者不是单个企业力所能及的，需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做出相应的制度调整或组织协调相关企业的投资。唯有如此，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在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变化基础上顺利实现。所以，一个发展成功的国家必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同时政府要发挥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作用。

1.改造旧动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实体经济转型发展需要具体落实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扶持新兴产业两个方面。应在已有产业中采用新装备、新技术，由低端制造转为高端制造，加大设计、研发、品牌等元素的比重，提高产业集中度，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从遵循行业标准到打造工匠精神，推动“精致生产”的制度和文化建设。

第一，推动发展方式变革，由粗放型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转变。中国必须实现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制造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绿色制造转变。综合考虑能源效率和环境污染的现代制造模式，可以使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环境污染最小化或不产生环境污染，从而节约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都已经陆续推出了以保护环境为主题的绿色发展计划，较好地推动了自身绿色产业的发展。

第二，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新一轮产业革命，既是一场数字化革命，更是一场价值链革命。当前，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物联网、智能机器人、新能源、生物制造、纳米材料等高端技术领域的发展，必将推动制造业新产业、新模式的出现。美国已正式启动高端制造业发展计划，正在互联网、物联网、智能机器人、3D打印、纳米技术、能源材料等领域加强攻关，以便继续保持自身在全球高端制造业中的领先地位。德国提出的“工业4.0”计划，其核心是打造智能工厂和实现智能生产，通过构建信息物理系统，把人、机器、能源、信息有机结合在一起，创造“物联网”和“务(服务)联网”，推动实体经济传统生产向高端智能生产转变。

2.发展新兴产业，扶持新的经济增长点。

政府直接干预资源配置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这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是被否定的。不过在实际中，西方国家以政府补贴的方式介入产业发展，特别是聚焦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半导体和新能源产业上，则已成为新的“常态化”现象。例如，奉自由市场经济为圭臬的美国为动员全国力量和中国竞争，其国会先后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和《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提出授权拨款补贴芯片企业（包括持续性的补贴），支持其在美国国内运营。同样，2022年，欧盟公布了《芯片法案》，提出拟投入资金支持欧盟成员国芯片在全球市场占比提升。西方国家政府针对新兴产业进行干预和扶持，实际上印证了中国政府直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做法在新形势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新形势下，政府干预资本配置直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做法，是现代国际竞争的新特点。

政府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往往是持续性的，因为新兴产业的成熟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尤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其发展离不开市场与政府的相互作用，成功的产业政策背后往往伴随着“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共同推动。

有为政府需要做到：第一，产业甄别。政府需要提高决策力，识别各类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机遇，根据要素禀赋，选择具有比较优势和广阔市场前景的产业，制定发展战略。第二，整合资源，合作治理，培育产业生态。第三，绩效导向的政策激励。政府通过政策激励招商引资、吸引人才，优化营商环境以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快速弥补产业链缺陷和短板，提升产业发展绩效。第四，对新兴战略产业进行补贴。另外，有效的金融市场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有为政府创新制度是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3.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当前，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但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大而不强”阶段。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和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明显放缓，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中国制造业发展模式迫切需要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未来，中国制造业将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网络和信息技术、物联网、超常态制造、云制造、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与高端制造业相关领域的发展迫切需要科技创新。

首先，把科技创新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科技紧密结合。加强对引进技术的学习消化和再创新，逐步推动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

其次，以科技创新为根本，以发展装备制造业为引领，以高水平科研院所和研究型高校为依托，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不断提高研发投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把研发经费更多地用于创造新产品、提高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等方面。突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激励制造业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建立研发机构，加快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创新产学研有效结合机制，优化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环境，推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与企业的创新需求有效对接。

再次，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科技创新水平，应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创新的灵活性。应给予中小企业更大的支持力度，逐步提升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应进一步有效监督和管理国有企业科研经费支出，确保其合理利用经费，提高国有企业创新效率。

最后，我国一直致力于将“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振兴实体经济，应当加强对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时代元素的应用，并引入经济发展的最新元素，这是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道，也是实现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

（编辑  季节）

中拉文明交流互鉴的启示

中华文明与拉丁美洲文明都是古老、伟大的文明，中拉两个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为独特的景观。在讲到西方世界与拉美的关系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言是：“航海技术的进步缩短了美洲与欧洲的地理距离，却加大了彼此的文化距离”[①]，中拉关系的独特性恰在于：一方面是经贸关系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另一方面则是文明交流互鉴极大地缩短了文化距离，使中拉的心贴得更紧。

文明交流互鉴，凸显中拉彼此具有共同的文化信念，并不断强化共同信念。

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由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决定的，而不是由选择别人强加的制度所决定的——这就是中拉双方的基本共识。

2021年1月25日，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了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致辞。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②]

马尔克斯则指出：“玻利瓦尔是这么想的：只要能让拉美团结、独立，按他的话讲，就是建成世界上最大、最富、最强的国家，选择哪种政治制度根本无关紧要。过去，我们就是各种教条之争的牺牲品；今天，我们依然饱受这种困扰。”^[③]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是中拉两个伟大文明共同的梦想，通过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我们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而拉美人民则在追求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上步履维艰，不懈奋斗。

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加深我们了解彼此的愿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拉美有着广泛的读者，就是因为拉美人民最为关心的是这样的问题：中华文明怎样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使多元文明“向内凝聚”为共同体，而不是向外扩张或依附于他人？中国在进行全面改革开放的同时，是怎样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归根到底，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统一、和平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拉丁美洲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吸引力。

文明交流互鉴，使我们可以用心灵去沟通，特别是加深我们对拉美“文明孤独”的深切理解，情之切，在心相通。

拉丁美洲有着古老、灿烂的文明，极具创造性和爆发力的文化，但拉美的现代化道路则十分独特，极为艰难，在追求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上，拉美人民上下求索、长期奋斗、举步维艰，而他们的“心事”却长期得不到聆听。

1982年12月8日举行的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质疑西方：“为什么文学上的独特性可以被全盘接受，却对我们独立自主、举步维艰的社会变革疑虑重重，全盘否定呢？”^[④] “拉丁美洲不情愿、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人摆布的棋子，也不会去幻想西方国家能打心眼里支持我们独立、独特的发展计划。航海技术的进步缩短了美洲与欧洲的地理距离，却加大了彼此的文化距离。”^[⑤]如果西方不理解拉美人民数百年来要走自己独立自主现代化道路的根本追求，即使他们全盘接受拉美文化的独特性，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马尔克斯所说的拉美的“百年孤独”。

文明交流互鉴，使我们能够从命运的角度去理解世界史，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道路决定命运”，并从“抗争宿命”的高度，去理解各自的斗争之路。

悖论是，拉美现代化的困境，首先是由于它的“丰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通过比较北美与拉美的历史命运，提出了“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出身卑贱的重要性”这个命题。他指出，正因为“丰饶”，拉美的土地都必须购买才能拥有，于是土地一开始就落在了财阀贵族手里，而农民得不到土地。北美的土地远不如拉美“丰饶”，所以才能实行“耕者有其田”，1862年的林肯《宅地法》规定，保证每家农户65英亩的土地所有权，其前提是耕种期限不低于5年。“卑贱”与“丰饶”导致了土地制度的不同，而土地制度的不同，则决定了发展道路与命运。

其次，自被殖民者“发现”以来，拉美就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在重商主义时代为西班牙贡献贵金属，在自由贸易时代为大英帝国贡献自然资源，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为美国贡献能源。产业低端化、单一化，只能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这甚至使革命也难以改变命运，革命后的古巴长期依赖蔗糖出口，民主改革后的智利依赖铜矿开采，委内瑞拉依赖石油出口，而蔗糖、铜矿石和原油的深加工，依然要依赖西方和美国。

第三，“去国家化”、资产阶级买办化和软弱无能。这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市场主体是公司，主宰拉美国家的是跨国公司的分号和代理人。“对这些跨国公司来说，国家并不意味着要着手进行某项工作，也不是一面要捍卫的旗帜，更不是一个要掌握的命运。国家仅仅是要逾越的障碍，是一个供品尝的多汁水果。说国家是障碍，是因为有时主权会添麻烦。”^[⑥]拉美的资产阶级“与其说害怕帝国主义压迫，还不如说害怕人民的压力”。加莱亚诺这样概括说：“欧洲共和时期资产阶级最响亮的口号成了时髦货。我们这些国家愿为英国工业家和法国思想家效劳。但是，由地主、掮客、大商人、大投机倒把者、衣冠楚楚的政客和没有根基的知识分子组成的阶级，算什么‘民族资产阶级’呢？拉美很快就有具有浓厚自由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宪法，但却缺乏像欧洲或美国那样有开拓性的资产阶级，缺乏一个把发展强有力的民族资本主义作为其历史使命的资产阶级。拉美大陆的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工具，是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带来创伤的这台世界机器上的部件。站柜台的资产阶级、高利贷者和商人垄断了政权，并没有兴趣推动本地制造业的发展。当自由贸易为英国商品倾销打开了大门时，当地的制造业便在胚胎中夭折了。地主是资产阶级的同伙，他们对解决‘土地问题’漠不关心，除非照顾到他们自身利益。在整个十九世纪，大庄园制靠掠夺得到了巩固。土地改革在拉美地区是一面过早树起来的旗帜。”^[⑦]

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我们更深刻理解拉美人民对于文化异乎寻常的重视，更深入地理解文化对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实际上，因为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难产，才使拉美的“孤独者”们认为，文化就是自己唯一的“亮色”与希望所在，是追求自己道路的根本动力，是保卫自己的强有力的武器——以至于马尔克斯说，“文化便是一切”。^[⑧]也正因为在他们看来，拉美的现代化之路是世界上最艰难的道路，所以他们才认为，文化是真正的突破口、爆发力，是唯一的出路，是“决定性的储备”，是足以改变世界的能量。

对于拉美来说，文化是斗争的储备，拉美文化之所以有爆发力，就是因为它标志着最后的斗争和绝望的抗争。马尔克斯这样指出：“幸好，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还有一项决定性的储备，那是一种足以改变世界的能量，即，危险的国民记忆。它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作为一项最早的多功能原材料，时刻陪伴在我们左右。它是一种抵抗文化，藏在语言的角落里，体现在手工业者的保护神、民众抵抗殖民教会所创造的真正奇迹——黑白混血的圣母像上。它是一种团结文化，面对累累罪行不屈不挠，为了主权身份揭竿而起。它是一种抗议文化，庙宇中手工打造的天使长着印第安人的脸庞，积雪之歌中苦苦祈求的是死神无声的力量。它是一种日常文化，体现在厨艺、服饰、独具特色的迷信和私密的爱情仪式里。它是一种欢庆、离经叛道、神秘莫测的文化，能够挣脱现实的束缚，化解理智与想象、言语与表情之间的矛盾，证明任何观念迟早都会被生命超越。这种力量来源于我们的落后，这种美丽新颖的能量，注定只属于我们，而我们有它便已足够。无论帝国主义如何贪得无厌，政府压迫如何粗暴残忍，心底梦想如何难以启齿，我们都不会屈服。革命也是一种文化产物，是志向与创造力的宣泄，要求我们、同时也让我们有理由去相信未来。”^[⑨]

通过中拉文明交流互鉴，我们能够拓宽视野，加深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和道路的理解。拉美对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依附理论”。这一理论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垄断金融机构和银行的条件下，抽象地讨论“利息率”没有意义；在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国际原材料市场定价权的条件下，抽象地谈论“需求决定价格”没有意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被锁定的条件下，抽象地讨论“劳动生产率水平上”的比较优势没有意义。垄断的意义，就是指西方发达国家不允许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土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服务或者依附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民族、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独立自主，没有民族的、科学的、人民的现代新文化，就不能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

通过中拉文明交流互鉴，我们可以加深对习近平文化思想所揭示的文明互鉴、开放包容的普遍原理的认识。离开了中国式现代化，就不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相结合，才能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同时，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底蕴，从而，才能真正领会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文学情缘”

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我们才能真正读懂伟大的拉丁美洲文学。

拉丁美洲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一般被概括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爆炸，风靡中国与世界。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把拉丁美洲文学的巨大魅力理解为是文学形式技巧的魅力，只有通过中拉文明互鉴，我们才能深深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来之不易，才能真正理解拉美人民的命运与处境，理解拉丁美洲文学的苦难与辉煌。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经典之一，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⑩]这个感慨万千的大历史叙述方式，被中国当代作家奉若圭臬。但是，如果模仿的只是文学技巧，而不懂哥伦比亚的心，以及拉美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苦难与忧伤、美丽与孤独，那就还不是真正的交流互鉴。

正如马尔克斯所说，我们要知道作为诗人的聂鲁达，就必须知道作为革命家的聂鲁达，正如要知道作为政治家的阿连德，就必须知道作为诗人的阿连德。拉美的孤独，就在于人们总是片面地理解她，而从来不想把拉美作为一个整体，全面地理解她。马尔克斯这样说：“十一年前，当代著名诗人、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曾用诗歌辉耀此地。此后，拉丁美洲新闻如潮水般涌入了心地善良抑或居心不良的欧洲人的视野。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有胡思乱想的男人，有载入史册的女人，永不妥协的精神铸就了一段段传奇。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从未享过片刻安宁。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总统曾困守在火光熊熊的总统府，孤身抵挡一支军队，直至战死；另一位高尚的总统与一名重塑民众尊严、推行民主制度的军人死于两起至今原因不明的可疑空难。”[11]

通过文明互鉴，我们知道：那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总统，就是指阿连德，小说中的奥雷里亚诺上校的经历，就是所有的拉丁美洲革命者经历的缩影。要真正读懂《百年孤独》，我们就必须记住：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皮诺切特领导的军事政变，推翻了民主选举的阿连德政府，而阿连德是诗人聂鲁达的好朋友，聂鲁达是毛主席与周总理的好朋友。我们必须记住：智利政变背后的支持者是弗里德曼所领导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弗里德曼认为，整个20世纪50-60年代，都是“穷鬼翻天”的时代，正是穷人掌权使世界变得越来越贫穷，而要使世界恢复常态，就必须推翻穷鬼的民主，代之以富人的自由。我们必须明白：新自由主义与其理论的斗争不是在纸面上的争论，而是血淋淋的镇压——于是，在政变之后，智利的工会和国有企业、农村集体被彻底解散，全面推行私有化，解散国家银行，3000多名共产主义者被枪杀。“面对行刑队的枪口”，拉美和智利的富人专政开始了。

马尔克斯说，当写到奥雷里亚诺上校死去的时候，我哭了整整两天。他回忆说： “外祖父给我讲故事，讲香蕉种植园大屠杀，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哥伦比亚种植园工人举行罢工游行，在谢纳加火车站聚集时被开枪镇压，听得我毛骨悚然。外祖父是银匠出身，骨子里是自由党，参加过‘千日战争’，在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将军麾下任上校,战功卓著,参加过《尼伦蒂亚停火协议》的签署,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连绵不绝的内战，当时，桌对面就坐着他身为保守党议员的长子。”^[12]

加莱亚诺这样讲述说：橡胶树在古兰经里是一颗天堂树，但是，加勒比地区的香蕉化，却让人们怀疑它是一颗地狱之树，在哥伦比亚，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成为最大的庄园主后，于1928年大西洋沿岸爆发了一次大罢工，结果，在一个火车站前，香蕉工人被枪杀，后来，这场屠杀在官方记载中被完全抹掉了，这就是《百年孤独》呈现的一切。

马尔克斯后来在演讲中这样说：“在座诸位有理由问我，为什么不实事求是，非得竭尽夸张之能时，说死了三千人，用一列两百节车厢的火车，装着投进大海。理由很简单，可以用文学语言陈述如下：书中的橡胶种植园事件，不是发生在某个国家的特定的历史悲剧，而是规模未知、死难人数不一、刽子手无名无姓，没准谁也逃不了干系的世界。”^[13]

同样是屠杀，与橡胶种植园事件不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屠杀至今仍被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记忆中，而哥伦比亚的橡胶种植园事件，却被冲刷、遗忘，无声无息。小说中那场大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布恩迪亚家族第四代成员何塞·阿尔卡蒂奥从一列沉寂的火车中醒来时，在微弱的光线中，他看到了一生中最恐怖的场景——“他看见了男人的尸体，女人的尸体，儿童的尸体，他们都将像变质的香蕉一样被丢入大海”。^[14]屠杀后的几小时，此前三个月没下一滴雨的香蕉种植园下起了一场和《圣经》所记载相似的大暴雨，“雨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15]，仿佛要荡涤这场深重的罪恶。何塞·阿尔卡蒂奥一直念念不忘的还有死去的人数——三千人。这个情节的设置，正是马尔克斯对1928年在屠杀中惨死的人们最沉痛的纪念。拉丁美洲的文学记录了对这段苦难与死亡的记忆，才能铭记在拉美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心中。

加莱亚诺还写到亚马逊的命运，“在橡胶极盛的时期，有十二万人，朝亚马孙河的方向走去，开辟橡胶园，但却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抵达目的地，其余的人，因饥饿和生病倒在路上，巴西有不少于五十万人死于霍乱传染病。在亚马孙丛林中，橡胶工人，在非人的状况下劳动，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但在二十世纪初，橡胶种植业开始转向东南亚，亚马孙地区的繁荣再次化为乌有，森林破坏了，河流污染了，所留下的除了死亡的气息，就是爱情所代表的微茫的希望。”

什么是爱情？拉丁美洲的爱情不是西方资产阶级伦理的复制品，离开了“复制的黄金构成的地理学”，离开了由霍乱、死亡铺就的掘金之路、香蕉和橡胶之路，我们怎么能理解拉美作家对于这片土地的爱？离开了文明互鉴，离开了对拉美历史现实的理解，我们如何去理解小说里的爱情？

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颁奖典礼上，身着哥伦比亚传统服饰的马尔克斯深情地回望着在拉美丰饶的土地上，自我追寻的道路尽管艰难，战乱与伤痛，不公与苦难仍会席卷而来，但是，拉美人民活下去的信念，战胜苦难的顽强仍生生不息，未来的美好生活不会太远。他相信，“那将是一种全新的、颠覆性的生活方式：不会连如何死都掌握在别人手里，爱真的存在，幸福真的可能，那些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也终于永远地享受了在大地上重生的机会。”^[16]

爱真的存在——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当艾青踏上拉美大地，他深深地理解了拉美，也更加深入地理解了自己和自己的祖国。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2014年，习近平在访问巴西时指出：历史造成了中拉两个文明的相交、相知、相遇。正如马克思是莎士比亚的伟大读者和知音一样，习近平也是拉美文明和拉美文学的伟大知音与读者。对习近平来说，文明交流互鉴，是彼此感召，是彼此凝望，是彼此守望——这也深刻体现了习近平的“文学情缘”。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真理不仅仅是说服人，习近平文化思想，因为蕴含着人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发展的天下大道，正因为饱含着他的文明、文化、文学“情缘”而感动人、鼓舞人。

天下大道，从来不是说教，而是感召，感召力使人沉浸在文明的光芒之中，如品味古老而年轻的芳馨。文明如歌，文明甘之若饴。正如伟大的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所写到的那样，“我们也许可以因此假定,马丁尼克的朗姆酒所以香醇,是因为使用古老过时的造酒方法,在造酒过程中免不了渗入各种不纯的杂质。对我而言,两地酒产的对比,正说明了文明的矛盾：文明的迷人之处主要来自沉淀其中的各种不纯之物……”^[17]

文明的天下大道，从来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互相凝望，互相守望。“对一块比人和人类的创造物都远为漂亮的矿石沉思一段时间；去闻一闻水仙花的深处所散发出来的味道，其香味所隐藏的学问比我们所有书本全部加起来还多；或是在那充满耐心、宁静与互谅的短暂凝视之中，这种凝视有时候，经由某种非自愿的互相了解，会出现互相注目之中。”^[18]

时光荏苒，物换星移，文明之水，川流不息，伟大的墨西哥作家加莱亚诺曾经这样期盼：“生命之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环绕着它的热烈音乐永远都不会停止。无论有多少死亡，无论流多少鲜血，只要空气还能让男人们和女人们呼吸，大地还能让他们耕耘和热爱，音乐就能让他们翩翩起舞。”^[19]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沔彼流水，其流汤汤。”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天下大道。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我们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创造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今天，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为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应该做出这样的努力。  

（编辑  季节）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确立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奇迹。2023年正值改革开放45周年。当此时刻，很多人都在探寻答案的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45年，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秘诀是什么？

始终坚持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

首先，我国始终坚持了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和“关键一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党的二十大，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着中国改革开放前行的方向和路径。党的这些重要会议及其精神成为指导国家年度发展、五年规划和中长期展望的重要依据和战略引领，这也是一个探寻普遍规律、凝聚广泛共识以及“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渐进动态调整过程。

其次，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形成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没有前人经验和现成理论可循的情况下，凭借“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改革精神，凭借“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逐渐在苏州形成外向型模式的昆山、太仓，内生型增长的吴江、张家港和常熟，形成创新型发展的工业园区、高新区等不同模式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在广东也形成外向型发展的东莞、内生型发展的佛山、创新型发展的深圳以及各种改革创新发展模式。充满活力和创造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鲜明特点之一。

再次，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改革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从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简政放权、搞活企业、价格并轨的改革，从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方向到加入WTO推动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从各地发展模式的比较来看，用市场机制解决不充分发展的矛盾、提升人均收入和经济效率是有效的。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以政府作用解决不平衡发展的矛盾、缩小差距实现公平，已经成为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第四，我们始终坚持“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的开放道路。作为典型例子，1978年7月和8月，广东东莞和佛山分别设立太平手袋厂和大进制衣厂，率先启动“三来一补”的离岸制造模式。这是一种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经济大循环、嵌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佛山又转向在岸制造模式，其意义在于这是一种构建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的内生型经济发展模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座城市又都开始探索全球制造新模式。东莞建设中子科学中心、松山湖国家材料实验室等创新链，佛山则推动传统制造业与先进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以及后续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第五，我们始终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念。1978年，中国恩格尔系数为60%，即居民消费支出的60%都用于食品开支。当时居民消费的重点是解决吃穿问题，产业的重点是发展轻纺工业，改革的重点是商品市场化改革以解决供给短缺问题。2000年，中国恩格尔系数为40%，这时居民消费的重点是解决住行问题，产业的重点是发展重化工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改革的重点是推动要素和资源市场化改革。2019年，中国恩格尔系数为28.2%，居民消费的重点转向文化娱乐、旅游休闲等服务业和高品质需求，产业的重点转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型产业，改革的重点转向建设高标准开放型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消除绝对贫困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我们党施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深化改革开放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第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改革开放是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起步的，随后加快形成了社会、区域、城乡、部门之间的要素流动和竞争合作机制，有效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其间也带来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而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就成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须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第二，外向型经济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引领，我们成功发展了市场经济、工业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但这个路径也带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的磨合甚至摩擦。比如中国是世界最大贸易顺差国这一点，就不断被美国等一些国家拿来做文章。在进一步稳定进出口形势的同时，中国GDP增速长期高于外贸增速也是一个基本事实，这再次证明了扩大内需是大国现代化的基石。

第三，科技强国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参与国际大循环、嵌入国际分工体系过程中，缺少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营销渠道必然导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相对薄弱。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亟须解决“有和没有”“好和不好”“用和不用”三个基本问题，需要全方位国际合作的支撑。在中美科技领域博弈的形势下，应对西方技术封锁和产品倾销压力、探索科技自立自强和国际合作并举之路，既是挑战也意味着机遇。

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工业化快速发展容易带来人与自然的矛盾。这不仅需要发展绿色技术、绿色设备、绿色管理，而且要创造绿色就业、绿色GDP、绿色产业发展，还需要绿色金融、绿色贸易、绿色投资的发展。这就更加需要加快推进绿色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第五，国际环境变化引发新的机遇与挑战。世界经济正面临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贸易投资减速、产业链供应链受阻等挑战，西方还出现“新华盛顿共识”“新资本主义”“新产业政策”等思潮，其核心是经贸问题的地缘政治化，也由此带来发展与安全、开放与自主、改革与政治之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在改革开放大道上走深走实

首先，持续提升相对生产率增长是关键。当前，国际上流行着一些唱衰中国的论调。笔者在国内外调研时不止一次感受到，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推动中国经济向稳向好最为重要，尤其是要提升相对全要素生产率（TFP）。2000年中国TFP不到美国的30%，2014年超过40%，2035年能否达到60%以上呢？这需要我们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教育提高人口质量、促进创新提升专利增长等，持续提升相对生产率。

其次，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这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成为全社会共识和共同行动。同时，大国现代化的根基之一在于扩大内需并带动进口需求增长。国内大循环筑底并消除堵点不仅事关高质量发展，也涉及世界人民共同福祉。为此，从艰苦奋斗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都亟须在相对生产率增长基础上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消除居民后顾之忧基础上提升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市民化基础上提升中等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比重。另外，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也是大国现代化的重要支点，这将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良性互动。

再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协同发展。前者强调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后者则从需求侧创造优质大规模需求引领，形成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同理，稳定发达市场、共建“一带一路”、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等，也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以促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这对我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战略指导。同时，我国在绿色化转型方面正克服绿色壁垒、绿色摩擦等挑战，在新形势下继续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

（编辑 季节）

构建强国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我们正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过去强国的话语和理论基本上由西方垄断，我们则要立足中国实践，全面提炼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努力揭示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所蕴含的系统化和规律化学说，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并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强国经济学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立足中国实际，提炼中国经验，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深入剖析中国如何实现从“大国”到“强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系统阐释和揭示中国奇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

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面临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更好运用当代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引现代化国家建设、探索强国之路，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中国经济学理论的自主意识和创新

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所形成的经济理论和学说，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中国理论和当代政治经济学。中国一些经济学者早已对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形成“路径依赖”，每当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新成就，他们往往简单化地将其归因为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成果；而每当经济出现问题，他们要么责怪西方理论没有得到很好遵从或运用，要么不自觉地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寻找答案和理论依据。这种格局和状况，容易使我们丧失理论自信，甚至掉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之中，从而误判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

回顾中国40多年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不少源自经济领域的实际操作者的行动被中国经济学者发掘总结，并以某些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无法理解或似乎不严谨的概念进行阐释，被中国高层决策者采纳；它们经实践试点所形成的改革经验向全国推广。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共同富裕等。正是这些在西方经济学里很难找到的中国概念，启动了中国40多年的经济改革，推动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并以雄辩的事实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

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性。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是从起源还是从发展来看，都与“西方”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是西方经验的总结。而且，西方学者所拥有的经历、背景，决定了他们很难准确解释中国经济问题。一味地用西方范式解释中国问题，用西方概念裁剪中国现实，用西方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结果一定是难以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迫切需要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更需要属于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没有主体性，经济学便不能解释中国问题，更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的发展有着西方经济学研究者所没有的丰富素材，是一座构建经济学理论的富矿。中国的学者要善于从丰富的实践中汲取和升华经济理论的中国元素。当前，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任务是，要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术语“创造性”地重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逻辑体系，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

强国经济学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超越

中国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国家的角色与作用不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3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总是囿于市场与政府相互替代的观点，始终无法消除经济发展面临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而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始终坚持政府与市场两者的有机结合。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是确保现代经济体系持续繁荣的坚实基础。虚拟经济必须根植于实体经济，没有了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的深厚物质支撑，一切虚拟经济都无法实现繁荣与发展。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呈现“脱实向虚”趋势，主要特征为虚拟经济的泡沫化与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并进一步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等重大问题。因此，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如何协调发展成为各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命题。

曾有一段时期，“政治经济学无用论”泛起，甚至出现了“范式危机”。事实上，不是政治经济学无用，而是要不断推进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没有止境。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从学理上，研究大国成为强国的经济学逻辑，不仅能够为强国时代提供新的理论，而且有助于阐释中国道路。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1] 同样，支撑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应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将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应开启新的理论视角。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世界性难题

放眼全球，如何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协同发力，堪称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不懈地探索将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得更好，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

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重商主义产生到古典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走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而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在重商主义影响下，政府与市场关系完全是利益导向的，采取自由贸易还是政府管制，取决于哪个能满足当权者的利益诉求。

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象征着古典经济学理论开始形成体系。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完成了古典经济学的构建。亚当·斯密主张自由放任的政策，他认为自由化的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经济活动不能靠政府的调节，而要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人们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能使社会利益最大化，而政府对自利个体的干预反而会阻碍国民财富的增长，所以政府只需要承担“守夜人”的职责。李嘉图同样崇尚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行为，将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进行理论化和系统化。

马歇尔作为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于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新古典经济学更加强调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市场均衡理论的研究中，政府经济职能始终是缺位的，默认政府在经济方面仅仅是旁观者。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都强调了自由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淡化甚至排斥政府的经济职能。主流经济学把政府所有的经济职能剥离给市场，而政府承担的只能是社会职能。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没有政府，只有市场。

凯恩斯革命：政府作用的再提出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深刻暴露了市场机制的缺陷和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局限性，主流经济学转向了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1936年，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由此创立了宏观经济学。凯恩斯指出，尽管供给可以创造需求，但是供给创造的需求会存在有效性不足问题，并且在短期内市场自发调节机制本身存在局限性。此时需要政府采取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现有效需求的扩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在凯恩斯理论框架中，宏观经济政策崭露头角，政府经济职能从缺位到补位，“看得见的手”开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在具体实践中，美国罗斯福新政拉开了政府干预的序幕，在此后一段时间，政府干预主义风靡西方世界，即主张当市场存在失灵现象时，需要政府进行修正；这不仅在观念上深入人心，而且在实践中也显示出了有效性和必要性。在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理性修复期”。

20世纪70年代，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西方诸多国家出现滞胀危机，经济发展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宣告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破产。西方经济学界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再度兴起，相继出现了多种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由此，自由放任思想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主张政府应当完全不干预经济，中央银行应当保持独立性，这样经济会实现自动平衡。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学派逐渐掌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权。哈耶克批判计划经济，认为计划者永远不会获取足够的信息和知识以正确地配置资源，1944年，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提出：应当重视产权在经济中的关键地位，竞争应当占据主导地位。

市场化和自由放任是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主线。在其理论框架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始终是此消彼长、二元对立的替代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关系

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探索。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后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在改革实践中不断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世界性难题，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局限性，又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认知，使“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单纯的市场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的有机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

在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要把它看作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就明确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一词，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另外，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资源配置有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涉及许多领域。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面，即多种资源在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配置，市场可以通过供求变动和竞争机制促进效率，发挥基础性的重要作用，也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资源配置的宏观层面，如供需总量的综合平衡、各部门各地区的比例结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等，以及涉及社会安全、民生福利(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资源配置，就不能都依靠市场来调节，更不用说让其起“决定性”作用，而是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机制在这些宏观层面的领域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需要国家干预、政府管理、计划调节，以矫正、约束和补充市场的行为，用“看得见的手”来弥补“看不见的手”的缺陷。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时，政府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性作用。对于在宏观层面上以及微观经济活动中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资源配置问题，政府要加强调宏观调控和管理，不能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盲目操纵，自发“决定”。当然，对于为市场提供服务、实施监督、做“守夜人”，政府责无旁贷。

第二，“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决定》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或者其他性质的市场经济。习近平同志强调，应当吸收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但“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2] 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不同的经济学派，每个学派对政府和市场关系均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总体上在对待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问题上，反对政府干预、强调市场作用是主旋律。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完善和逐步走向衰落，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也在相应发展，在应对市场调节、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不稳定，以及实行微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积累了若干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程与实践创新

市场经济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中，也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市场经济的性质由所在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

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

在传统经济学认知中，现代社会有两种经济体制，一种是与社会主义社会匹配的计划经济体制，另一种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匹配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只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和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采取计划供应。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僵化、封闭，统得过多、过死，所以国内经济出现短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

改革开放后不断深化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开创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把经济制度问题和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区分开来，这标志着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重大突破。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战略部署，极大地推进了市场化改革进程。党的十五大确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六大重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我国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完善的过程。进入新时代，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及作用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的作用进行了重新定位，从基本经济制度、现代市场体系、政府职能、财税体制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开放型经济等方面进一步规划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目标。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更加突出市场和政府两者的作用及差异性，呈现出强政府作用和强市场作用的双强模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了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了政府与市场协调的世界性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体现了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一方面，自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我国市场活力不断激发。2022年3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披露，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1085.7万户增长到2021年的4457.5万户，实现了10年翻两番，民营企业数量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了92.1%。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重视技术创新，积极推动传统技术升级、传统经营方式转型，造就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中国在5G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我国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繁荣发展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

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发展实践的规律层面总结出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开创了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良好局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强调政府与市场的辩证统一、有机融合，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将两者对立的传统认知。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世界趋势

虚拟经济泡沫化明显

20世纪70年代之后，虚拟经济作为部分发达国家重要的经济形态，对资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虽不创造价值，但虚拟经济部门比实体经济部门在获取利润方面具有更强的能力。随着经济的虚拟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呈现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萎缩等趋势，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下降，而虚拟经济部门占比却在持续上升，它们呈现出结构服务化的特征，进入了“服务业经济国”的国情时代。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形成以债务为基础的运行体系，其主要利润的来源为虚拟经济。美国的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的比率持续上升，从7.28%(1963年)上升至38.5%(1980年)，而到了1990年则变为57.85%，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比率为82.14%。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储蓄类金融机构信贷占比在50%以上，20世纪80年代之后，该比重下降至20%左右，信贷绝大部分来源于非储蓄类的金融机构，它们被称为“影子银行”。虚拟经济功能的异化导致其资本形式更多是高利贷资本，这种新的虚拟资本形式已经摆脱了与制造业的关系，并与房地产和其他行业形成了共生关系，形成了所谓的金融、房地产繁荣景象。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使得虚拟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日益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以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作为经济发展目标，认为推进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即能加快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因此，“华盛顿共识”推行之后，部分发展中国家进入虚拟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20世纪70年代之后，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影响了较多国家的发展轨迹，不论是在此过程中实现货币霸权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传递本国价值观的发达国家，还是经济基础薄弱渴望经济腾飞的发展中国家，无一不受到虚拟经济的影响。

实体经济空心化

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现象和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几乎同时出现，这不是历史的巧合，是历史的必然。换句话说，经过二战后一段繁荣期之后，许多企业盈利能力出现危机及长期的增长停滞，是发达国家发生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甚至是其去工业化的核心力量。许多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进入了金融、房地产投资等领域。

20世纪40年代，美国在制造业的各个门类，几乎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此时期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值得关注的是，1945年，美国的GDP已经超过苏联、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五个工业强国GDP总和的20%；步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的制造业呈现出相对停滞的态势，美国出现了商品贸易逆差，美国的汽车制造行业逐渐走向衰落。1948年，制造业对美国GDP的贡献率为46%；1973年，这一比率降到了22%。值得关注的是，1986年，美国的金融机构对美国的经济贡献最大。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本土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在利润的驱使下，开始采用外包以及在海外设厂的策略，越来越多的后发国家的工业经济逐渐赶上。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机构对经济影响逐渐扩大，1986年升至首位，这也是美国去工业化进程中的显著表现之一。随着美国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它终于在2008年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

纵观全球，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发达国家以较快速度吸收金融、房地产投资等虚拟经济部门的资金，与虚拟经济泡沫化属性明显几乎同时出现的是，世界经济呈现出去工业化特征。

生产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资本寻求利润最大化，这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发达国家实体产业的空心化。美国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实体经济领域的辉煌成绩与其空心化之后的境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在去工业化进程显著的国家，实体经济会逐渐呈现出空心化趋势；与此同时，虚拟经济膨胀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挤出效应，致使其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明交流互鉴观，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三个基本原则：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我们要积极主动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加深彼此理解，辩证取舍、推陈出新，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这是我们从中拉文明交流互鉴中，获得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文明是思考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人类历史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

当今世界是由多元文明构成的。文化认同、文化与文明的问题，是当今世界和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直面并回答了这一根本问题，是引领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旗帜，对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具有重要影响。

马克思在《政治学批判——1856-1857年手稿》中，提出“人类是靠共同体生存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这一思想，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文化是有机的生命体，为思考人类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文明向何处去，提供了中国答案，为思考人类文明发展问题，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

“文化”何为

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1]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掌握文化主动权，会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文明是共同体的产物。文明交流互鉴，是我们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设和谐、和平、和睦的世界秩序的根本途径。

文化是有机统一的生命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文化的结合，造就的便是“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文明交流互鉴，创造的是有强大生命力和包容性的文化生命体。“诗有肌肤，有血脉，有骨格，有精神。无肌肤则不全，无血脉则不通，无骨格则不健，无精神则不美，四者备然后成诗。”[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文化就是“精气神”，作为人、气、神的文化，凝聚着文明发展的成就。

2019年5月，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深刻阐释了文明是“生命有机体”的论断。他指出：“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3]

2014年3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必须秉持的正确态度和原则，阐释了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前提与动力，明确指出了文化作为生命有机体所具有的多元、平等、包容的三大基本原则：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4]

“三大基本原则”已经成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指导与遵循。只有具备天下胸怀，才能放眼人类文明发展史，才能理解什么是文明。习近平就此指出：“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5]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人类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有秉持包容精神，才能克服和超越“文明冲突”；只有批判一元论、一神论的唯心主义文化观，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能真正实现文明和谐、世界和平。

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和，一切人类文明发展的成就，都体现为文化的成就。文明没有高低之分，文化没有优劣之别。不同文明的发展与交流，不同文化的取长补短，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主题。“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阳光有七种颜色，世界也是多彩的。”[6]人类是一个共同体，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构成了共同体的基础、发展的活力，而僵化与封闭，只能导致文明的冲突，进而导致文明的衰落。

文化是生命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指向多元、平等、包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发展与升华。习近平深刻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他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8]

“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9]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为解决人类文明的困境提供了全新方案。2014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进行演讲，从唐代法门寺出土的琉璃器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讲起，涉及地中海文明的皮亚琴查、中亚伊斯兰文明城市撒马尔罕等文明交流的枢纽，深刻阐述了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动力，这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涵。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的文明观主导着世界，既标志着西方文化的特点与历史成就，也把文明理解为固化的实体。一方面，这一固化的实体包括技巧、技术等物质性成就；另一方面，则指西方社会代表的是一种“更高级的价值观”，体现为西方文明优越的思想艺术性和道德性。特别是自19世纪以来，德国思想所引领的文化思潮，通过不断的努力，日益把西方文明抽象为一个固化的实体，并通过对这一实体与整体的不断抽象，形成“我们与他们”、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文明对立。而历史的发展证明，西方文明有其文化特点与成就，但将西方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作为人类文化发展唯一尺度的设想，是十分狭隘僵化的，不但遮蔽了人类文明的实际，也完全不适应、不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现实。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一意孤行地坚持僵化狭隘的文明观，并以霸权的姿态强加于人，这是自我封闭，也是堵别人的门，断自己的路，其结果正如习近平所引用过的一句哈萨克斯坦谚语所说的那样——“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10]。

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说，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和文明是生命有机体的划时代论断，不但标志着中华文明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也是人类思想的一次伟大解放。

发展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植根中国大地，以深邃的历史视野，宽阔的世界眼光，揭示了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

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11]我们必须秉承文明是多元的、平等的、包容的三大基本理念，只有如此，才会有对多元文明的承认与尊重，在此基础上，世界才会有和平与安全。

卢梭和尼采等西方哲人都曾经认为，真正的启蒙，就是让阳光与火炬，照亮形而上学的黑暗。他们也都曾经形象地说过，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叶子，但“树叶”只是思维抽象的产物，作为一个概念，是现实里所不存在的东西。而西方形而上学认为，思维的产物是真实的，现实是虚幻的，这种形而上学的传统，使西方文明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

当今世界存在的多元文明构成了世界秩序的基础。有些人固然承认这一点，但是，却认为文明是有等级的，多元的文明构成一个垂直的等级秩序，这是对平等的排斥。一旦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所带来的也只能是歧视、傲慢、偏见乃至仇视。

我们所说的平等，是差异的平等。这个世界上没有以文明之名，把人民置于战火之中的任何理由，没有以文明的名义，进行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的任何理由。习近平指出：“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12]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

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波澜壮阔，但并不平坦。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史，随着1500年葡萄牙殖民者登陆巴西，“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 [13]。自16世纪以来，所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与扩张，以强势的力量重构世界，力图摧毁人类多元文明发展的有机结构。

沃勒斯坦以其四卷本巨著《现代世界体系》，全面地揭示了一个自16世纪以来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进而扩张到全球的“现代世界体系”，指出这个现代世界体系形成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对资本积累的无限追求，其扩张方式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暴力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实质是建立西方文明和种族优越论基础上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将其称为一个世界体系，则是基于这一历史进程三个主要特征：其一，中心与外围结构；其二，经济扩张—收缩的周期性；其三，建立在丛林法则基础上的霸权—竞争“现实主义”政治。16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崛起之前，人类存在着多元、多样发展着的不同文明体系。当时，除了美洲之外，人类的主要文明之间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交往、交流、互鉴，并在彼此互动和交互影响中发展。人类就是依靠这种多元文明及其交流和交往生存的。但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的扩展，正趋向于从根本上瓦解多元的人类文明的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4] 他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15]

习近平强调，政治、经济、科技都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而不应也不能成为破坏和摧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任何国家，都不应也不能以政治、经济和科技为手段，达到以一种制度代替另外一种制度、以一种文明摧毁另一种文明的目的。

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其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说，我们需要回顾马克思的经典著作。

在写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马克思写了三个《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与《资本论》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主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基本思路，乃是考察人类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共同体的发展与演变，而后者的主题则是“资本”。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这个手稿论述最为集中，《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开篇即指出，从漫长的人类历史看去，人是靠“共同体”生存发展的，人类历史，就是维护人类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历史。相对于共同体而言，自然、劳动、财产，虽然必不可少，但却都是“外在之物”，即都是第二位的，是构建共同体的手段。只有共同体本身，既是人生存发展的目的，也是手段。

人类共同体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呈现为不同的形式（游牧、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古代所有制形式、日耳曼所有制形式以及市民社会）。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所说的人类“最后的理想社会”，即人们通过劳动交换而获得“互相承认”的市民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但这个社会的支配力量是资本，而不是劳动。马克思认为，此前的一切人类社会，都是靠共同体而生存、发展，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是特殊的，它最大的特殊性在于:从根本上排斥人类的联合、排斥人类共同体，因为它排斥人类劳动，甚至根本排斥人本身。只要机器可以代替人类劳动，人类的合作与劳动在资本家看来就是一个“不必要的手段”，于是，这个社会意味着共同体的瓦解，这个社会绝不是人类的理想，而是人类的灾难。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是资本，不需要工人，不需要劳动者，因为这个社会的实质是“资本”，而不是黑格尔所谓的“劳动”。马克思指出:“对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条件。如果资本能够让机器，或者甚至让水、空气去从事劳动，那就更好。而且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不是直接地占有，而是通过交换来占有。”[16]

手稿里最深刻、最具当代意义的一节，就是《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马克思提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润的驱动决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而资本主义劳动的最终理想，是以机器代替人，是以固化的机器人体系，代替人类社会有机体，最终，就是以一个机器的体系，代替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在这个手稿的最后一部分《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力》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共同体，去掌握机器体系，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共同体支配机器，而不是机器支配人类社会。马克思最后以预言的口气说，这里的第一步是机器“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

今天，我们重温马克思的预言，认识到：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虽然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机器体系掌握在谁的手里，资本掌握在谁手里，马克思手稿中的最后一句话极为关键，即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怎样“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17]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的联合，这个自由的联合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形式。他深刻地提出的问题是：在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人类如何通过新的劳动方式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关系，并通过新的劳动和斗争的形式，建立劳动者的联合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指出，需要警惕的是——资本主义把科学技术和经济武器化，作为毁灭人类共同体的工具。

但是，长期以来，在西方世界，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被忽视，就是被歪曲，以至于被歪曲为——西方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垄断新技术支配乃至排斥人类劳动和劳动者的联合，进一步以资本与强权迫使全人类承认其霸权地位。

回答世界之问

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8]

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创新发展思路，也要创新发展手段。”[19]创新，首先要打破旧的思维定式，没有思想和文化创新，就没有真正的创新。

20世纪后期，是人类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当前，人类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西方的一些政治学者将这一变局理解为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宣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是人类唯一的出路，其背后则是西方的现代价值观成为全人类“普世价值”。他们以“胜利者”姿态，迫使全人类承认其唯一合法性与正当性，在此基础上，他们宣称人类争取“互相承认的斗争”已经完成，历史已经终结。这就是所谓“去政治化”“去历史化”。其在学术上的主要代表，就是福山名噪一时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20]

但是，另一方面，则是“再政治化”“再历史化”。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更为深谋远虑的学者则指出：在冷战结束之后，取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乃是不可避免的“文明的冲突”，人类将根据文化之别来区别“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资本主义所呈现出的“欢欣与和谐”的景象，只不过是暂时的假象，“两个世界”并没有变成“一个世界”，当今西方所面对的依然是“两个世界”，而且只有“两个世界”，即“我们与他们”“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将深化转变为“我们与他们”、“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斗争。在他们看来，这种敌对关系的重要表现就是：在放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后，俄罗斯虽然经历了对西方的短暂追随，但随即就迅速地高扬起东正教的传统，今天的西方和俄罗斯，都倾向于把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冲突，表述、理解为历史上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长期斗争的继续。放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看，这种斗争暴露出的是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其斗争的长期性与不可调和性也更为深远。而与之类似的则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长达千年的斗争，这种冲突与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剧了。

在此基础上，他们指出，文明和文化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文明冲突是当今世界的现实，不可调和的斗争与冲突正在日益白热化。

从一定意义上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之所以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就是因为其提出了“西方答案”，揭示了西方在历史大变局之中的处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全球政治第一次或者“再次”成为多极或者多文明的，一个以多元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但其实质，无非是文明分裂为：西方的与非西方的。第二，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西方与非西方的实力对比正在发生逆转。现代化加强了非西方世界的实力，但500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已经说明，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人类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导致“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没有导致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恰恰相反，从一个文明转变到另外一个文明的努力，即西方文明改变其他文明的努力，从来都没有成功。今天，非西方文明都在重新肯定自己文明的价值，根据自己的文明来选择发展道路。第三，西方文明前所未有地把自己视为“普世的”，但西方文明是一个固化的实体，这个实体是无法复制和效仿的。

正如文明作为基因是无法改变的一样，以其文明观来定义自己，同时区分自己与他者，于是，在西方世界，“我们是谁”的理解，总是与“我们反对谁”联系在一起。从文明论的立场上看，结论只能是——不是西方的朋友，就是西方的敌人。这就使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文明的差别，变成了“敌我”的对立，从而导致了所谓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法则。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优胜劣败的丛林法则，而这个法则的基础就是文明优劣的划分。

亨廷顿冷静而残酷地预示了：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立场，正日益把这种立场引向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冷战结束之后，资本主义体系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冲突将进一步加剧，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将日益深化，世界的竞争与冲突会空前白热化，特别是——经济周期性下行的压力会加剧冲突，而当竞争上升为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就成为不可解的或者不可避免的。

于是，西方的选择就是“别无选择”——亨廷顿呼吁美国和西方世界必须从肤浅的和谐梦想中觉醒，当务之急，是在这个急剧瓦解的世界上，不惜一切地动用强力去维护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否则，在文明冲突的背景下，世界只会日益陷入全面对立。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明与文化成为最生死攸关的核心议题，不但对西方如此，对世界更是如此。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21]西方的答案不是出路，更不是唯一的答案。人类唯一的正确选择是：在不同制度、不同发展程度、不同文明比较中，寻求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放在前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类经历了战争、疫情、经济衰退与自然灾害等各种各样的危机与挑战。人类的普遍觉醒产生了——人类不能走向分裂。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一直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纽带与桥梁。

早在汉代初期，中国经今天的中亚地区开拓了丝绸之路，这可以看作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第一次高峰期，从而在中国乃至西方语言中，同时产生了包含着“天下”的概念和视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第一次高峰期，出现在公元7世纪，隋唐气势恢宏，影响着周边广大地区，此时正逢阿拉伯世界的发展走向高峰，在与阿拉伯世界的交流中，造纸术、蚕丝术等文明的伟大成就，经阿拉伯地区传入地中海世界，对这一时期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13世纪，随着蒙元帝国的崛起，欧亚大陆成为一个整体，影响着整个地中海文明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生态，对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获得发展资本主义的各种便利条件，产生了深远的作用。16世纪以来，西方通过“发现”美洲，开辟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它不是建立在文明互鉴、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其目标是以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掠夺实现资本的积累。

今天，我们正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十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人类合作发展模式。“一带一路”建设所强调的“五通”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最关键、最基础的在于民心相通。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并日益深入人心，在世界范围内正在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共同富裕重要论述和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胜利完成脱贫攻坚、促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研究共同富裕的重要思想内涵，总结脱贫攻坚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经验，对于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深刻内涵，深入推进共同富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共同富裕的思想发展与实践要求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就从历史和理论的逻辑判断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共产主义具有这些特征，即：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1]首先是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2]，“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3]。同时，所有人均成为“自由人”，社会成为“自由人联合体”[4]。这个联合体的旗帜，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5]，“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6]。这一系列对理想共产主义的描述综合起来可以用“共同富裕”来概括。一百多年来，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率领无产阶级和所有被压迫被剥削人民，为实现理想共产主义中的共同富裕愿景进行了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

夺取政权、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在实践中，并没有出现马克思设想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局面，所有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夺取政权的国家都是经济落后国家。这些国家在提高生产力的道路上，不得不长期存在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关系。在列宁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在经济落后的俄国率先夺取了全国政权，具备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被资本主义瓦解，实现共同富裕的努力不幸夭折。

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在一个有几亿贫困人口的落后农业国建立新的政权后，肩负起带领中国人民逐步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迈进的历史责任。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重要决策，即中国要首先建立工业体系，这是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在近二十年时间里，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下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路径，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基本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经济基础。虽然这一工业体系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但二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唯一一个从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农业国转变为独立自主全面建设工业体系的工业国。这是在中国树立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思想的第一座里程碑。

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作出新判断，指出社会主义是要经历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很长的历史时期，而且也存在从初级到高级的不同阶段。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建成工业体系后，新目标是在20世纪末建成初级阶段中的小康社会。当前，我们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思想的又一座里程碑。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打响了彪炳史册的“脱贫攻坚”战役。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全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7] 的新时代。2020年，我国消除了现行标准的近亿绝对贫困人口。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布，我国已经胜利建成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小康社会，同时又提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8]。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大会上进一步将十九大报告表述的“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9]明确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0]。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文章，更具体地确定了推进共同富裕的分阶段目标：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确定在2035年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时间点；到21世纪中叶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一步明确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部署了实现上述目标的阶段性步骤，还特别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抓紧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提出科学可行、符合国情的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11]。

在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全面阐述[12]，把“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升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且将其列为21世纪中叶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内涵之一。

这一系的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将共同富裕从一个美好愿景明确为一个到21世纪中叶要实现的极其重要的党的实际工作目标。

消除绝对贫困攻坚战的成功经验

消除绝对贫困攻坚战的成功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涵，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借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人民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斗争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采取了许多超常规重大举措。

第一，设定“一个都不能少”的人均4000元刚性考核目标。此量化考核标准简单明了，可核查、可度量、可比较，没有变通余地。它给广大干部群众以激励，也防止了各种可能发生的弄虚作假，使脱贫攻坚工作打开了崭新局面。

第二，投入强大的政治资源。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明确责任。发达地区的各级党委、政府和大中型国有企业以及部分民营企业也承担了对口支援中西部贫困地区的任务。

第三，东部地区承担结对帮扶重要责任。从政策、资金、产业、智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东部地区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展开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口帮扶工作。342个东部经济较发达县结对帮扶570个西部贫困县，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大扶贫格局。

第四，派遣300万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我国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是很强的，涌现出很多一心为公，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共同致富的先进典型，但是一些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干部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仍然无法胜任所担负的脱贫攻坚重任，程度不同地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和阻碍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效率和质量。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29.1万个，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40.4万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9.6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曝光典型案例34起，其中专题通报曝光4批29件。[13] 由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选派300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正是针对上述问题所采取的非常之举，从而在组织上有力保证了党中央关于脱贫奔小康“一个都不能少”的要求如期实现。此举在全国许多地区正在形成制度。

第五，投入巨额财政金融资源。从确立扶贫攻坚目标到取得全面胜利的8年中，全国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累计投入6601亿元。东部9省市共向扶贫协作地区投入财政援助和社会帮扶资金1005亿多元，东部地区企业向扶贫协作地区累计投资1万多亿元。土地增减挂钩指标跨省域调剂和省域内流转资金4400多亿元，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7100多亿元，扶贫再贷款累计发放6688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发放9.2万亿元。[14] 实际上，还有很多上述统计没有包括在内的其他财政金融资源。这些投入充分体现党中央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坚强决心。

第六，组织大规模易地脱贫搬迁。从1983年到2015年，各地已经易地搬迁680多万人[15]，平均每年搬迁人口20多万。2015年12月，国家出台“十三五”时期易地脱贫搬迁工作方案，五年之内又搬迁960多万贫困人口，同步搬迁了500万非贫困人口，平均每年搬迁人口约300万。[16] 易地脱贫搬迁不仅是一场从困苦到宜居的地理位置的大迁徙，还是一场落后到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闭塞到开放的思想观念、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的大迁徙，此举还将成为今后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措施之一。

第七，持续推进户籍农转非。自2015年中央发出脱贫攻坚总攻令以来，我国户籍人口增长数量主要体现在城镇户籍人口的增长和农村户籍人口的减少。城镇户籍占比由40%提高到2020年的45%，农民工子女开始与城镇居民子女同等享受公共服务资源。这种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成功，是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防止规模性返贫开辟了新道路。

消除相对贫困面临巨大挑战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任重道远，进一步消除相对贫困还面临诸多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17]

在完成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任务后，中共中央发文“要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18]，这就告诉我们，距离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进一步消除相对贫困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亟待改善

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总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四项。目前来看，工资性收入仍然偏少，2016—2019年工资性收入比例均值为34.58%，低于全国居民56.19%的平均水平，2019年只相当于全国居民同指标的24%。经营净收入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低，2016—2019年，经营净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均值为38.56%，超过工资性收入比重，但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2.18%，低于工资性收入39.33%的贡献率。财产净收入难以维持基本生活，2016—2019年，财产净收入比重均值仅为1.3%，而同期全国居民平均水平为8.25%。依靠政府补贴的转移净收入比重仍然较高。2016—2019年，转移净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均值高达四分之一，脱贫人口从市场获取收入的能力仍然偏低。

农民工进城工商就业形势趋于严峻

西部地区远离都市圈，远离中心城市，更远离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市场，导致要素资源汇聚效果差、各类资源稀缺、人均占有率低。2018年末，我国法人单位的区域分布东部比重为56%，西部地区只占18.6%，吸纳工商就业能力远低于东部地区。2020年有1900万外出农民工返乡留乡就业，这些农民工在本地的再就业对当地的就业形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返乡创业项目吸收就业中，稳定就业只占四分之一，而灵活就业占四分之三。[19]根据我国已经拥有的农业先进生产力，20亿亩主粮田仅需要职业农民400万～500万人，相当于我国总人口数14亿的0.3%左右。约1亿农民相对剩余劳动年龄人口[20]需要实现工商就业。而且，2022年我国还出现了工商就业总量减少的局面，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这部分群体滞留在农村，相当于土地超负荷承载，农业劳动力边际效益为负；如果滞留在城市，将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进入深水区

2020年，我国第一次出现了在总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农村户籍人口减少的转折点。如果到2050年要全面消除农村户籍，那么在2020—2050年的30年间，尚需提高约55个百分点的户籍城镇化率，年均需要提高1.8个百分点，任务十分艰巨。目前农村户籍城镇化主要有三种方式：行政区划改变、易地搬迁、就业落户，其中行政区划改变占50%以上。但是，目前转化为城镇户籍的农民仍然保留他们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权益，并没有完全解决农民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水平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问题。农村户籍城镇化目前总体上仍然是形式大于实质，因此，大量可以转化为城镇户籍的农村居民仍无意愿加入转化进程。

养老体系深化改革的任务更为繁重

我国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从分省统筹起步，由于地区发展差异，许多省级财政也无力全省统筹，改由市县统筹，导致社保费缴费标准和社保待遇与中央制定的标准差距很大，有的地区实行缴费率远高于国家最高标准，而社保待遇远低于国家标准。

分省统筹格局下，社保收支呈现收大于支、大体平衡、收小于支三种情形。数以万亿计的社保基金仍处在投资增资阶段，属备用金性质，其权益并未进入社保收支体系。特别是几亿农民工多年所缴纳的社保，基本未转化为他们的社保待遇，不参保和参保以后退保的群体数量众多，社保体系成为全体人民社会保障体系的第一支柱，还有很长的改革之路要走。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主攻方向

收入水平、户籍制度和社保体系应当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主攻方向。

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相协调，分两阶段达到消除相对贫困人口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

第一，分两阶段消除人均收入占全国人均收入50%以下的相对贫困人口。鉴于2020年我国已经消除了占全国人均收入12.5%以下的近1亿绝对贫困人口，建议消除相对贫困人口的任务分两阶段完成，即：2020—2035年在全国范围内逐年消除占全国人均收入12.5%～25%的相对贫困人口。2035-2050年在全国范围内逐年消除占全国人均收入25%～50%的相对贫困人口。

我国制定的发展规划中，2020—2035年的15年内全国人均收入从32000元提高一倍到64000元，每年递增4.7%。我们假定2035-2050年的15年内从64000元也提高一倍到128000元，同样每年保持递增4.7%。

根据这两个阶段的消除相对贫困人口的目标建议，在2035年之前，人均年收入占全国人均收入比重在12.5%～25%的人口收入增长率只要保持在4.7%～9.7%区间，就可以实现消除人均年收入16000元以下人口的目标。由于这些人口中的劳动力主要是滞留在农村的过剩劳动力，收入基数低，只要这些劳动力能够实现稳定工商就业，这一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同样，在2050年之前，人均年收入占全国人均收入25%～50%的人口收入增长率只要保持在4.7%～9.7%区间，就可以实现消除人均年收入64000元以下的人口目标。

第二，分阶段改革现行社保制度。建议可将第一阶段设置到2025年。目前，国务院关于城镇居民社保体系全部恢复为省级统筹的要求已经完成，10%国有资本已经划转到社保基金，城镇居民社保体系全国统筹的准备工作已经启动，根据人社部规划，明确2025年完全实现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建议将第二阶段设定为2025—2035年，在此阶段将转化为城镇居民的农民原有承包地和宅基地权益全部实行国有化，同时，将他们的社保待遇与城镇居民并轨，收支缺口由划转给社保基金的国有资本权益弥补。第三阶段的划分是从2035年到2050年，利用这15年时间最终实现覆盖全体居民的全国统筹基本社保制度。财政部门将支付给贫困人口的转移净收入调整为补充农民社保收支缺口，此后农业农村部、国家统计局对农民收入的统计只包括市场收入，即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不再统计转移性收入。

第三，分阶段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政府主导、财政兜底，通过将乡村改造、本地城镇化集中居住与易地搬迁等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同方式，最终实现居住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农民职业化。建议：第一阶段从2020—2035年，将人口户籍城镇化率从45%提高到70%；第二阶段从2035—2050年，将人口户籍城镇化率从70%提高到100%，即完全废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于适于居住和经济开发的地区，通过集中居住系统统筹资源开发，实现产城融合。对于资源禀赋不适于生产生活的地方，采取继续加大易地搬迁规模的方式。为此，可建立东部承担主体责任的机制，落实向东部转移的农民工城镇落户责任，建立东部每年解决50%西部转移劳动力的落户任务保障机制。

以增长财富、促进就业、统筹东中西部为牵引，制定加大改革力度的行动纲要

1.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开发的政策引导。系统规划西部相对落后地区的资源开发。对于西部资源禀赋较好、产业生态有培育价值、市场有开发和培育有潜力的地方，要加大对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利用。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资委、工信部及中央企业在投资资金和项目安排上要优先安排中西部资源开发和延长产业链的项目，特别是要优先安排扩大和改善相对贫困人口劳动力就业的项目。

2.进一步发挥东部的帮扶作用。2022年，东部省份在中央聚焦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3.5万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实际投入财政援助资金230.9亿元，引导2633家企业到协作地区投资1354.2亿元，305家中央单位共向592个定点帮扶县投入和引进帮扶资金689亿元，18.6万名驻村第一书记、56.3万名工作队员在助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1]未来30年，由于西部不可能每年提供300多万新增工商就业岗位，因此增加相对贫困人口工商就业岗位的主要任务可由东部承担。建议参照脱贫攻坚成功经验，全党动员，所有省级政府向中央签署责任书，承担每年为相对贫困人口中的劳动力提供一定数量新增工商就业岗位的任务。在中西部安排新增工商就业岗位之外的数量全部由东部承担。

3.积极创造农村剩余劳动年龄人口工商就业岗位。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满足我国近1亿农民相对剩余劳动年龄人口的工商就业需求。从投资总量看，全社会总投资额为61万亿元左右，民营和个体经济投资额是21万亿元，占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统计数据说明，除民营和个体经济增加就业岗位外，其他三分之二的投资总量上并未增加社会就业岗位。因此，提供新增工商就业岗位，特别是普通劳动力的新增就业岗位，基本要依靠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投资。各级政府都要发挥民营资本和个体经济在开发新增工商就业岗位中主力军作用，扩大工商就业岗位。如果民营资本和个体经济各承担一半的农民工商就业岗位，那么净增1亿工商就业岗位大约需要30多万亿元投资，未来30年平均每年需要增加1万多亿元投资。能否实现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每年新增1万多亿元投资，是能否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考核指标。

4.鼓励工商资本下乡，推动二产主导的一二三产融合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政府引导工商资本下乡，通过二产延长一二三产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同时，释放出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事工商就业，释放我国已经具有的被落后生产关系束缚的先进农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并在社会分配上向农民倾斜。

5.在全国推行“税收与税源一致性”改革。将中西部税源产生的税收（包括中央金融机构）更多地留在中西部，并在此原则上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税制。只有深化此项税制改革，将中西部落后地区税源更多地归属当地，才能加快中西部落后地区发展，加快提高中西部相对贫困人口收入，从而加快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目标。

6.企业吸纳农民剩余劳动年龄人口实现工商就业，其缴纳职工社保费可按一定比例抵顶流转税，以此作为长效机制，鼓励企业和个体经济吸纳农民工稳定就业。目前，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将包括增值税收入在内的财政收入用于补充社保费收支缺口，但实际操作中，企业不执行社保缴费制度的情况相当普遍。这项政策可以在征收环节就实质上将增值税划拨社保账户，有效地加快全民社保体系的建立，推进“共同富裕”进程。另外，建议尽快将尚未进入社保体系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社保体系，不但可以缩小目前现收现付制度存在的收支缺口，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二三十年以后出现千万甚至上亿数量级的不能享受社保福利的老年人口。  

7.加大行政机构行政区划改革力度，大幅度削减财政供养人口和行政支出。减少行政层级，探索地县两级行政机构有机融合，选择部分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口聚集度高的市辖区试行撤销现行区级四套领导班子，设立市政府派出机构，对应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和工委纪委（纪检监察组），比照社区和街道不再设立单独区级人大、政协，将原区级人大、政协职能并入市级人大、政协。逐步将200多个人口少于10万的县级建制（少数民族地区除外）改为市政府派出行政机构。着力推进相邻县级市、相邻县的撤并，争取将现有省辖市以外县级行政单位个数减少25%。以建立廉洁高效服务型政府为目标，转化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大幅减少公务员和财政供养人口和相应的财政行政支出，更多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改善。

回顾历史，毛泽东同志提出建成社会主义工业体系，邓小平同志提出建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小康社会，这两个目标都在全党努力下得以实现，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思想的两座里程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包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内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构想，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内涵。21世纪中叶这个目标实现之时，必然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思想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可以预期，在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富裕之后，中国共产党必将率领全国人民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共同富裕目标继续前进。

（编辑  杨利红）

引言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解决粮食自主问题仅靠保住18亿亩基本农田是不够的。农作物品种的调剂，将每年进出口粮食作物折合成耕地面积，还存在较大的缺口，一旦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争等极端情况，14亿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解决的问题，更不是钱能够解决的，需要保证粮食的绝对安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始终把农业和粮食安全问题放在国家安全的首位，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并取得了连年丰收的喜人成绩。1958年，毛泽东主席就提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近20年，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农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近年以来反复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耕地保护问题”。粮食作为重要的基础性物资，“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粮食问题不是孤立的。中国粮食安全和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对应着整个人类生态环境的状况，目前形势严峻。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环境污染和粮食及食品安全等诸多问题日益严重，而采用现有的化学材料和传统的技术路径已无法彻底解决这些系统性的难题。而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新老问题不断交错、交织、叠加发生，标本兼治迫在眉睫。

中国受土地资源禀赋制约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按现有传统农业技术和方式经营土地，已经打不出更多的粮食。在全球气候变化、地质活动等自然因素和城市化、农业生产高强度使用化肥农药、工业污染等人为活动等外力因素作用之下，土壤中微生态平衡机制因过度的外力干预，因过劳、过累和中毒而遭到破坏。土壤长期处在这样的状态下无法得到喘息和缓解，更谈不上污染退化的趋势得到根本遏制与扭转。只要粮食不能保证自给，粮食产量与质量的矛盾就难以解决。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科技产业化研究中心，长期跟踪和参与探索实践一项利用原创性的植物源新型有机材料+生物应用技术，为解决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原位修复等“卡脖子”的难题，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和路径，验证结果令人鼓舞，给人以启示。

在“藏粮于地”与“藏粮于技”两个方向形成突破

2023年，黑龙江北大荒佳木斯农服中心（以下简称“农服中心”）通过托管农户土地的方式，在三江平原的抚远市黑瞎子岛镇东安村开辟了3000亩地，使用植物源的新型功能性有机肥料+生物改良修复土地技术，在化学肥料减量15%，总用肥成本不增加的情况下，使所种植的本地品种大豆和玉米，实现了粮食大幅增产。

10月11-12日两天，农业农村部农机化司和财政部农业农村司联合组织调研，对农服中心全程托管的玉米和大豆进行了实割测产，并与农民用传统方式自种的相邻地块的产量进行了比较，增产效果显著，调研组给予高度评价。其中，大豆由工作人员与农民随机采2个样本点，每个样本点1平方米，测产结果为：全程托管的大豆亩产201公斤，比相邻农民自种非托管地增加57.5公斤/亩，增产幅度40%；玉米由调研组领导随机指定区域采样，样本数量及面积与大豆相同，测产结果为全程托管玉米亩产801.6公斤，比相邻农民自种非托管地增加148公斤/亩，增产幅度22.6%。产品和技术提供方也在实验地块上根据化肥减量15%~30%，以及采用叶面喷施两遍植物源新型功能性叶面肥的情况下进行了多点采样测产，其结果大豆仍然达到增产28.6%，玉米增产18.5%的水平。其间，由于托管地块作物长势明显好于使用传统化肥的地块，农服中心又追加了60万亩玉米，黑河市增加了30万亩玉米，使用新型的功能性叶面肥进行飞播追肥，玉米增产8%~10%。

10月31日，北大荒农垦集团在抚远市召开了现场总结推广会，将农服中心采用新产品、新技术打造的“垦地融合”发展新模式作为样板，并总结为“抚远模式”加以推广。

2023年，同样采用上述植物源新型功能性肥料+生物应用技术的解决方案，在不改变品种、不改变水稻种植方法的情况下，在大庆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连湖镇，选择了一块10.8亩的重度盐碱地（pH酸碱度10.2，盐度6‰），按梯度配比的实验条件进行种植水稻的工程技术实验，当年收割水稻实测平均产量净重424公斤/亩，亩产量与良田无异。

上述两处的验证性实验结果，是在氮磷钾化学肥料减量基础上，施加使用植物源新型有机材料制备生产的“四元复合肥”，在既没有另选品种，增加用肥成本，也没改变种植习惯的基础上取得的。大田实验表明，通过使用新材料和生物技术，向盐碱地、废弃土地、贫瘠土地、污染土地要粮，是“藏粮于地”可实施的新路径；利用植物源新型功能性有机肥料+生物改良修复技术，为原位修复土壤和水体提供了可能性。通过“藏粮于技”，净化土壤的微生态环境，调节微生物结构，提高土壤和水体的自净功能，促进“碳循环”和“氮循环”，使化肥农药减量。这个利用新材料+生物技术的实践，对盐碱地改造、黑土地保护、修复退化土壤、增加粮食产量、提升农产品品质，实现农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一手经验和推广的基础条件。

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与环境不可持续的成因分析

这需要进入微观世界，从因果关系中找到问题的答案。万物土中生。土壤是饱含无机物、有机物和微生物的综合体，微生物多样性的构成支撑起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载体。每1克土壤中拥有上亿的各种微生物，其伟力与作用强大到难以置信。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各种微生物均处于一种相生相克，共生共存的动态平衡之中，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剧，致使各类有机和无机污染物被大量排放，加上化肥农药和各种抗生素的过度使用，造成生态环境中重金属离子、病毒等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加剧，有益微生物被大量灭失，各种微生物之间的生长平衡被打破，扰动自然界的“碳循环”和“氮循环”无法正常进行，从而导致土壤板结、酸化和盐碱化加剧，水体黑臭和蓝藻污染日益严重，农业高质量发展无法可持续。问题表象是果，而背后是因。如何固本治本，根本上还是要找到可行的技术方法和经济的可实施条件，如何快速螯合土壤、水体环境和动物肠道内各种小分子的有毒有害物质，使之成为稳定的大分子络合物，保证各种原生的微生物能够有个均衡生长的良好环境，提高土壤、水体和动物肠道的自净功能，保护生态的免疫环境，从而在根本上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重要的前提条件。因此，加快生态的自然修复，减少化学投入品和抗生素类药物的使用，恢复和保持水环境、土壤和动物肠道中各种微生物的平衡，提高微生态环境的自净功能和自平衡机制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方向。

技术创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开发新型材料是关键

高活性的新型材料对于生物技术的应用和发展能够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物技术的可行性和效果。在做不到给土壤减压的情况下，可行的方式是在科技创新基础上，在研制颠覆性材料与生物改良修复技术结合上寻求突破。我们欣喜地看到，一家研究型生产性高科技企业已经成功地通过自主研发的成套技术装备，首次采用规模化的集约工业生产方式，成功地取之于地，还原于地，从秸秆等植物原料中开发出原创性和颠覆性的植物源高活性的有机新型基础材料。上述的验证性实验结果就是采用了这个材料结合相应的生物技术实现的。

“格义微碳”的成分构成与作用机理

秉承循环经济的理念，格义（安徽）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历时15年，以农作物秸秆等生物质为原料，经反复研制，成功地自主研发了可控的工业级的成套技术装备，通过集成创新，将生物质原料中的各种组分“逐级分离，分质利用”，实现了大规模的资源化循环利用。尤其是原创性地从植物原料中提取出了一种高活性、低分子、全水溶、阴离子、无毒级的富含壳寡糖、果寡糖，这是一种低聚木糖和多种高活性基团复合寡糖、PPM级、广谱的基础有机新型材料（以下简称“格义微碳”），应用领域十分广阔。

“格义微碳”具有独特的结构和性能，可以提高生物的相容性和可降解性：一是快速螯合土壤、水体和养殖动物肠道环境中的重金属离子等有毒有害物质，净化出适宜微生物健康均衡生长的微生态环境，加快生命所必须的营养物质合成转化和吸收，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二是为生物生长提供水溶性的有机碳源，更直接和更有效率地发挥出碳能量元素的作用，加快恢复了土壤和水体的自净功能和生命所必须的营养物质合成转化，促进生物健康生长。三是利用各种微生物对养分需求的不同和繁殖速率的差异，通过促进原生有益微生物快速扩繁来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生长，以菌治菌，以藻抑藻，通过这个作用机理，恢复和保护生态免疫系统。四是提高作物免疫功能，增强作物对不良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抗逆性，减肥减药，为土壤修复、黑臭水体和养殖尾水的污染治理，促进农作物增产提质和保障农产品安全等提供了有别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案。

以“格义微碳”材料为核心原料制备生产的微碳功能性肥料、饲料添加剂、土壤修复剂和水质净化剂等系列产品，已分别获得了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肥料生产许可证”和“壳寡糖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以及国家《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认证》。“格义微碳”技术及系列产品研发，填补了国内外技术空白，特别是通过大规模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将秸秆中大分子的有机碳制备成为一种高活性全水溶阴离子的优质碳源，可以不完全依赖光合作用和微生物的能化作用，为生命体直接提供碳营养，促进万物生长。

“格义微碳”的成功研发和生产是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创造，为生物技术应用于土壤保护与治理、农业增产、水环境治理、畜牧业养殖提供了重要的实施条件。它用于有效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农业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土壤修复和水环境治理等领域中难以解决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行的解决方案。2022年，农业农村部为解决农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难题，面向全国征集农业《火花技术》，格义公司的“植物源高活性全水溶有机微碳新材料”，在全国入围的497项技术成果中，评价总分第一名。

从验证性实验成果中初步得出几个重要的实证性结论

1、在国家基本农田面积已不再有增长空间的情况下，粮食安全问题还是要靠“藏粮于技”解决。解决的关键是沿着技术引领的方向，聚焦研制新型材料，从而带动生物技术与应用工程技术的发展，化解产量与质量无法兼顾的一对矛盾，向既有农田要粮，向盐碱地和荒漠化土地要粮。经验证明，通过去除土壤中有毒有害物质，增强原生的微生物菌群自身活性和平衡机能，并整合生物技术和有机农业技术实现化学肥料减量化，减少土壤和水源的污染、减少面源污染，实施可行，效果可期。

2、使用“微碳基”功能性肥料，还能够使玉米秸秆在玉米成熟收获之后枯萎期延后15~20天，可作为青贮饲料的原料，既不会与人争粮争地，又能够使“秸秆变肉”，发展养牛业，减少我国养殖业对进口豆粕的依赖，这对于长期改善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3、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创新农业经验模式，必须走“藏粮于地”与“藏粮于技”相结合的发展道路。通过科技创新和“格义微碳”新型材料的推广应用，在不再使用化学投入品和不再大量使用淡水淋洗的前提下，利用微碳新型材料特殊的作用机理，激发原生微生物活性，改造西北缺水地区的中、重度盐碱地，向盐碱地要耕地。近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交建、中国电建、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和一些大型国企，基于转型发展和拓展业务领域的需要，也在跟踪基于“格义微碳”材料和技术做改造盐碱地的准备工作。如果改造好的盐碱地流转或托管给北大荒农垦集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会加速农地的集约化经营，形成农业种植的闭环。这一新的模式，将有助于加快北大荒农垦集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土地的流转收储和托管速度，使土地战略资源能够集中到国家控制的现代农业机构手中，加大粮食安全保障。

4、实现无抗养殖，减少抗生素传入人体的危害，并减轻“粪污”对土壤和水源的二次污染。长期以来，工业化养殖中使用大量的抗生素，甚至将养殖场所与外界进行物理隔绝，以此抵御禽畜病害的侵害，导致动物种群免疫力整体下降、细菌性和病毒性的疾病频发，死淘率、养殖户经济损失居高不下等严重问题。同时，养殖动物体内的抗生素残留将会通过食物链导致人体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养殖排泄物也会因日常大量使用抗生素和圈舍消毒使用杀菌剂而变得难以处理，进而污染水环境和土壤。利用“格义微碳”的特性和壳寡糖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后，已摸索出保护和恢复动物体内的微生物菌群平衡，实现工业化无抗养殖的解决方案。经一些养殖企业的实验反馈，效果比较理想。

5、开发实践表明科技正向研发的重要性。利用微生物特性，解决固废中棘手的致癌性和有毒有害物质的研究实验工作也在进行中，例如：去除土壤和地下水中“卤代烃”，以及黄金开采过程中矿渣和废水中的“氰化物”的实验工作，也都已经有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应用技术研究和实践中的思考与建议

1、除了压实耕地保护责任以外，在不断进步的农业和环境技术基础之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建议把维持微生物世界的共生关系，矫正与恢复其自平衡机制，保持生物多样性，作为一项长期重大战略任务，摆上国家议事日程，创造有利于资本投入的政策环境和资源汇集的条件，进行系统性工程化的安排。利用已有的微碳新型材料+生物应用技术，快速净化微生态环境，提升原生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对土壤和水环境进行原位治理与修复，使耕地质量和使水环境的趋势长期向好。可以预见，解决好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共生关系，是未来具备重大商业影响力的价值创造活动和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2、创新不易，在创业发展阶段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更加不易。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倒在“0-1发展阶段”路上的创新型企业不少，需要引起国家重视。从战略上认识风险、接受风险，技术上识别风险，策略上转移风险，有效地给科技创新型企业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使之跨越“0-1阶段”的风险期。这也是国家引领、社会参与、法律保证，共同营造适宜创新大环境的工作内容。当前，面对创业阶段的艰难困境，科技创新型企业往往无力解决，在无助、无奈中退出，这是创新生态环境不成熟的共性问题，建议上升到创新型国家体制建设层面的高度去解决。

面对创新风险的高度不确定，在创新研发、实验验证、弄清产品的性状和作用机理、产品和技术定型、实现产业化条件运用方面，建议给予配套的政策支持，引导组织耐心资本的投入和国家主导的第三方系统性体系化科研力量的介入，创造更多的开放实验条件、提供研发指导、产品孵化，转化为应用技术的条件。改善政策环境，推动研制和孵化期中的一批科技创新成果涌现出来，有助于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率的提升，产业化率的提升。现阶段的科技成果也有可能再次突破自身认识与认知局限，实现更大的提升与进步。

3、循环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效率对于应对气候危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遵循自然规律和法则，利用新质生产力应对气候危机，保障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是持久之策。

“格义微碳”的制备原料取之于农林废弃物和城市绿化垃圾，它是生物质炼制产业中，通过组分分离后制备产出的一种普适的功能性基础产品，对应相应的生物技术发挥作用，对应工程应用技术落地实施。其战略价值在于取之于自然，再把自然界中流失的最精华的部分回补自然。中国幅员辽阔，生物质资源分布很广，数量巨大，过去大量的秸秆资源作为一种农业废弃物简单地还田或低值化地再利用，这是极大的浪费，应该通过科技创新的技术手段和产业化发展模式，进行高值化、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分质利用”，把流失但最有效的精华成分还田、还地、还给自然。写好生物质资源化的循环利用这一篇系统工程的大文章，需要国家调动社会的力量，按照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原则，通过先进技术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和环境保护领域进行产业布局。

建议以现阶段“格义微碳”材料的成果为基础，系统性体系化地进行延伸研究。一是联合国家长三角技术创新中心，利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安徽以国家大科学基础设施为定位，将格义（安徽）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安徽省农林废弃物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升为国家实验室，为开创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技术支撑；二是新型的基础材料会催生一系列的产业技术革命推动局面的扭转，科技创新成果也会引领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新型材料还会带动产业链的重塑和升级。探索用科技+产业资本的方式引领第一产业发展，形成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联动的发展格局；三是倘若能够在全国的农业秸秆大县，以“生物质炼制”的成套技术装备为抓手，因地制宜，有步骤和选择性地规划建设一批生物质炼制项目，不仅可将秸秆等农林废弃物就地转化利用，变废为宝，切实实现化学肥料减量化；同时，还可安全、高效、低成本地解决好域内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三农”等诸多问题，为恢复和保护绿水青山，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新路径、新方法。

4、同理，土壤、水体、大气都是完整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成因都与其自身受到的污染和连带相互作用的关系相关，需要遵从自然规律建立整体观，打持久战和攻坚战。在农地保护、土地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治理等实际问题方面，在循迹污染成因和源头进行原位修复和综合治理。例如，雾霾的形成机理与成分和面源污染有确定的关系；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在雾霾中占有很大比重，是雾霾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与工业生产过程中高温燃烧、农业生产中长期过度使用化肥农药释放氮氧化物、水体富营养化，以及水体中的营养物质过多会导致水生植物过度生长，从而产生大量的氮氧化物相关，等等，不一而足。中信环境、光大环境等水务集团也在利用自己的研发设计能力和运营设施，进行系统性的验证总结工作。

5、在我国，完整的原创性、颠覆性的基础有机新型材料和新技术成为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路径，要对相应的知识产权进行严格的保护。在新技术革命引发利益格局调整时，标准的制定是排除非经济因素干扰，顺利推进实施的最佳选择，也是建立市场秩序、屏蔽假冒伪劣乱象最有效的办法。建议国家主导，对现阶段开发出的产品和技术，按制定标准和规范的方向进行检测、梳理，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用提升治理标准和排放标准的市场化运作方式，促使先进技术的使用与技术不断进步。格义公司自主研发的生物质炼制成套技术装备和“微碳”新材料，既是企业的，也是国家的。比照“格义微碳”产品技术，建议对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原创性类的高科技产品，早期一律采取国家保护政策，而对基于原创产品应用技术的二次开发和使用则实施开放政策，调动各方资源和能力，加快落地推广和解决实际问题。

6、经济稳固的底层逻辑是产业资本带动金融资本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应着力创造产业资本进入实体经济的条件，创造科技、产业、金融融合的条件，使新技术的应用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步伐加快。目前，中国人保农险高度关注上述经过大量实验性验证结果，并将“格义微碳”产品列入人保承保范围，并开发出相应的险种助力推广应用。

（编辑  季节）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2023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7.2%，消费作为经济增长“压舱石”的作用日益凸显。

高度重视扩大服务消费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社会需求转换，消费正从实物型向服务型转型，以舒适型、发展型、享受型消费为代表的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数据显示，2013年到2023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服务消费占全部消费的比重从39.7%增长到44.5%，增加了近5个百分点。在2023年上半年，接触性、聚集性的服务消费呈现良好恢复态势，餐饮收入同比增长21.4%，国内旅游总人次、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9%、95.9%，服务消费表现出较快增长势头，增速达到9.3%，快于全部消费增长率（8.2%），从而使服务消费占比接近了2019年的水平。

　　中央高度重视服务消费。2023年7月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从扩大餐饮服务消费、丰富文旅消费、促进文娱体育会展消费、提升健康服务消费等方面，提出了扩大服务消费的具体举措。无论从国内消费发展趋势还是从国际经验来看，服务消费仍有巨大潜力，将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从国内消费发展趋势看，服务消费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率。从2013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由人均5246元增长到2019年的9886元，在全部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从39.7%增长到45.9%。其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13220元增加到21559元，增加了8339元，增长65%，而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增加了4640元，增长了88%。2013-2019年，居民消费人均支出增量中，服务消费支出增量占全部消费支出增量的比重超过一半（56%）。2020年至2022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服务消费增速有所放缓。2023年上半年，人均服务消费达到5675元，占比达到44.5%，较2022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

扩大服务消费是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服务消费占比上升的趋势仍将持续，推动服务消费将是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一是消费人群的变化将推动服务需求的持续增长。我国消费主力人群已呈现年轻化的特点。85后乃至95后正在成长为消费主力。他们更加注重生活品质、精神消费、个人兴趣、健康，在餐饮、文旅、文娱、健康、生活便利等方面愿意支出更多的资金。据统计，在兴趣消费者中，蕴含着社交、悦己等情感属性的兴趣消费平均月支出占比为27.6%。另一方面，新中产阶层的崛起将催生出更多的服务需求。他们更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以及消费的便捷性。例如，近两年，即时零售因满足了消费者的即时便利需求，获得了高速发展。2022年，全国即时配送服务行业订单量为331亿件，日均处理近0.9亿件。适应便利化的需求，我国餐饮外卖在近几年快速增长，截至2022年12月，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5.21亿，较2020年12月增长1.02亿，在各类调查应用中增速最为明显，网民使用率达到48.8%。最后，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催生了健康、家政、护理、照料等服务需求。

二是现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服务消费将持续增长。根据国际经验，服务消费在人均收入超过10000美元时出现较快的增长，在整个消费盘子里的占比将出现一个持续增加的过程。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现状来看，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的占比已超过了60%。2022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21万亿元，人均GDP达到85698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GDP达到12741美元，连续两年保持在1.1万美元以上，居民的消费模式日益向发达国家接近，服务消费占比将越来越高。

三是数字化将推动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长。很多服务业的特点是需要面对面服务，这就需要消费者到店体验。而消费者到店的过程，又面临着排队等问题，影响服务体验并可能使消费者减少服务消费。另一方面，由于服务产品无法被“拥有”，无法被储存、带走或以后使用，因此服务能力一旦被闲置，将造成永久性浪费。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持续改善消费者体验，从而推动服务消费的增长。通过对消费端进行数字化改造，引导消费者形成线上消费、线上体验、线上支付，完成服务过程；在供应端，通过对服务的整个链路进行数字化改造，从店面的数字化改造到物流的数字化与精准化、上门服务的精准化、服务资源的智能化调配、到店服务的及时排队系统等，都以数据为支撑，形成一个精准而高效的系统，从而更好地改善消费者体验，促进服务消费。

四是我国服务贸易仍有较大的增长潜力。欧睿国际咨询数据表明，2023年，全球入境旅游消费将达到2019年峰值水平的83%，到2024年，将全面恢复至新的高点。从我国情况看，2018年，中国接待入境游客1.41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入境过夜游客6290万人次，包括外国入境游客3054万人次，分别增长3.6%和4.7%，明显高于入境旅游总人次的增速。2019年以来，该数据出现了一定的下滑，2023年，入境旅游仍面临着压力。根据世界旅游联盟等机构发布的《2023年上半年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景气报告》，2023年上半年，中国入境游市场平均景气指数达到15，较2019年上半年上涨13个指数点。根据《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2-2023）》提供的数据，预计2023年入境旅游接待将超2000万人次。从提高入境旅游消费者的便利度来看，使用更为便利的移动支付显然会提升其体验。

服务消费推动扩大内需需要政策扶持

为进一步推动服务消费，使其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推手，需要政府部门在政策上加以扶持。

一是明确服务消费的地位，将促消费政策扩展到服务领域。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促消费政策是以促进实物消费为主，例如家电下乡政策、降低汽车购置税政策等。从总体上看，这些行业的消费已进入平稳增长阶段。以家电消费为例，我国家电保有量已超过21亿台，传统家电市场已进入相对饱和阶段。2018年，我国家电消费达到顶峰，全年销售额超过9000亿元，之后保持着平稳态势，到2022年，家电市场零售总额为8352亿元，同比下降5.2%，但略高于2020年的水平。再以汽车为例，2017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2901.54万辆和2887.89万辆，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到2023年上半年，由于2022年的基数效应，汽车产销量出现了正增长，中汽协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国内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4.8万辆和1323.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3%和9.8%，其中乘用车零售销量为952.4万辆，同比增长2.7%。虽然出现了2018年以来的正增长，但相较于2017年的数据仍有一定差距。因此从总体看，促消费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具有较大增长潜力的服务领域。

二是进一步优化服务消费环境。

服务消费具有无形性，其产品质量不可见，较容易产生纠纷，需要更为良好的消费环境。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中国消费者》杂志梳理发现，2023年上半年，有关线下演出“退票难”、酒店民宿毁约侵权纠纷、知名餐饮品牌食品安全问题隐患、视频平台会员服务体验不佳、研学游侵权“陷阱”、航空里程积分清零、共享充电宝“好借难还”、网红竹筒奶茶被曝食品安全问题、低价旅游团强制购物等问题案例，涉及的消费维权问题较为突出。从这些问题来看，消费投诉都集中在服务消费领域，这与服务消费的特点有着密切关系。因此，需要由政府牵头，联合社会组织、行业龙头企业等，并鼓励消费者参与，制订服务标准，并对服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进一步细化，使消费者能够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中完成服务消费。

三是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对提高服务供需匹配度、提高服务质量、扩大服务消费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但是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难于制造业，需要在政策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应通过政产学研合作，提炼出服务业数字化的共性特征、工具和逻辑，编制出对各方具有实用价值的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指南，从而为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多的支撑，从而通过服务业数字化更好地促进服务消费。

四是进一步扩大服务开放，吸引境外人士到境内进行服务消费。

境外人士到境内进行服务消费，仍面临着交通、货币、支付等多方面的问题。如移动支付问题，虽然微信已开放外卡，但仍面临着开立流程相对复杂、支付限额过低等问题，需要在政策上有更大的调整力度。

总之，无论是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居民消费趋势，还是从国际经验来看，服务消费都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在我国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大背景下，应将扩大服务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从而推动我国消费持续快速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编辑  季节）

新型举国体制：“双轮驱动”科技发展（2012-2022年）

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发生重大改变。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2010年制造业世界排名为第一位，2012年经济总量为世界第二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中国产业结构正在从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持续攀升，部分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从前只是跟在别人后面追赶，现在部分领域与其他发达国家并跑，其中一些领域已经或即将处于领跑的位置。

当前，新的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酝酿正酣，集成高效的科技创新模式取代了传统科技创新路径，单一部门的科技创新难以满足不断迭代更新的集成创新频率，只有采取多领域多部门协同创新才能适应新时代的科技创新要求，才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永葆活力和动力。应对风险挑战，尤其是在科技攻关方面，我们需要发挥举国体制优势，不断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卡脖子”问题。随着举国体制重大科技创新的实践维度不断拓展、作用优势不断彰显，新型举国体制逐渐确立起来并实现良性运行。新型举国体制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不仅要发挥好政府的领导组织和规划决策作用，而且要发挥市场机制的竞争和激励作用，并将市场、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实现整合。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科技强国建设为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同时，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部署实施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实施营造好的制度环境。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及具体步骤：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第二步，到2030年，科技实力要有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2016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6-2020)》，强调在重大关键项目上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2016年8月颁布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科技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2022年9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我国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出台一系列文件法规，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方式不断优化，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创造好的政策环境。国家相继推出多项针对性操作性强的具体改革方案：2014年3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2014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2015年9月，国务院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所部署的143项科技体制改革任务迄今为止已全面完成。2016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2021年8月，国务院先后出台《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科学技术进步法（2021年修订）》，健全科技创新保障措施，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着力破除自主创新的障碍因素。上述一系列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使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不断完善，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日趋健全，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

政府和市场协同，构建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的新型举国体制

新型举国体制可以利用市场力量及时掌握最新信息，跟进世界前沿技术；利用社会力量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稳定的社会条件；利用国家力量提供攻关的各方面服务，为科技攻关提供全方位保障。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机制，让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充分调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关的创新合力。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以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为抓手，加快建设跨学科、大协作、高强度的协同创新基础平台，抓紧实施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打好主动仗。截至2021年年底，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达到533个，纳入新序列管理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91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636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212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287家，国家备案众创空间2551家。[①]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通过竞争增加科技创新的活力和动力。推动“政产学研用”相结合，激发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用户等创新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组织调动全社会协同攻关，将各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资源投向既定战略目标领域，形成前沿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的强大合力，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功能互补、深度融合、良性互动、完备高效的协同创新格局。

例如在实施探月工程中，面向社会开放，鼓励社会资本和企业参与“嫦娥四号”配套任务，并以此为试点，探索引入社会资本的新模式，对打破航天工业壁垒、加速航天技术创新、有效降低工程成本、提高投资效益具有积极作用。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强调，“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

航天科技领域进一步深入实施军民产学研联合攻关，协同创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所属的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与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拓璞数控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展了数字化定位技术研究，2018年研制出“基于三维实体模型的数字化零件自动定位系统”，已在火箭舱段装配中正式使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与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南大学在高性能铝合金材料研究及轻质高强构件制造方面开展了多项技术合作，有力支撑了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研制任务。

进入新时代，我国北斗建设步入快车道。在新型举国体制下，400多家单位、30余万科技人员携手奋进、攻坚克难。2020年6月，北斗三号GEO-3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标志着北斗三号全球系统核心星座部署完成。从北斗一号、北斗二号、北斗三号分步实施的战略决策，到中国特色卫星导航系统的体制设计，再到星间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16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克和500余种器部件国产化研制的突破，无不体现了新型举国体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优势。北斗三号核心器部件国产化率达到100％，卫星寿命大于10年，定位精度优于10米，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各项性能指标世界一流。

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坚强人才支撑和保障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强调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提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习近平强调：“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要把科技创新搞上去，就必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我们的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以破除科技人才发展障碍，不断改善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人才活力。人才的培养、评价、激励、引进体制机制日趋完善。

培养造就大批优秀创新人才，需要信任科研人员，赋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这是近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强调的方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2019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抓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2019年8月，科技部等6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遵循科研规律、破除制度藩篱、扩大科研人员自主权的“松绑”政策，取得明显成效。

按照人才成长规律，改进人才培养模式，用好用活人才。针对多年来对科研人员及成果评价的数量化、唯论文、人才“标签化”等顽疾，国家出台系列改革完善科技评价制度的举措。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提出统筹人才计划、科学设立指标、正确使用评价结果、强化用人单位主体地位、加大人才稳定支持等改革措施；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侧重操作层面，通过“解剖麻雀”和集中治理，切实解决科研人员反映强烈的科研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同时，积极探索集聚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体制机制：2016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2016年8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人才发展规划》；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2018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出台《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上述政策措施有力激发调动了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2021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达562万人，为2012年的1.7倍；中国内地入选“世界高被引科学家”，从2014年的111人增至2021年的935人，增长7.4倍，涌现出一批世界顶尖科技人才。[②]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构建开放创新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国际科技合作是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的重要方式，对于推进国家科技发展意义重大。科学的发展是世界性的，发展科技必须具有全球视野。自主创新需要开放的环境，要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更高的起点推进自主创新。

进一步加强政府间创新合作对话，深入实施科技合作伙伴计划，科技开放合作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我国与160多个国家建立科技合作关系，加入了200多个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组织；积极参与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加强气候变化、空间、健康、能源、农业等领域国际科技合作。“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取得丰硕成果。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科技创新合作深入推进。在国际科技合作领域，建设“一带一路”协同创新共同体，牵头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开创了我国国际科技合作的新局面。

近年来，我国科技实力迅速发展，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国际合作需求越发旺盛。从载人航天工程来看，我国计划2020年前后建成中国自主的载人空间站，当前已有来自23个国家、94个科研机构的158个科学团队在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开展合作，合作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③]

中国大飞机项目更是实施新型举国体制的典型案例。中国大飞机的研发制造采用符合国际惯例的“主制造商-供应商”运营模式，中国商飞以民用干线飞机的主制造商身份，通过与全球各大先进配套厂商合作，在全球商用航空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取得一定的主动权；并建立了高效的供应链协同体系，获得协同创新的高态势。同时，主制造商充分汲取国际大飞机产业发展经验，加强中国大飞机本土配套产业链建设，以群体突破、技术集成和技术辐射带动核心技术攻关，促进中国大飞机产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2022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C919大型客机项目团队代表并参观项目成果展览，强调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更大突破。

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显著优势，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的提升，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正在向科技强国迈进。北斗导航卫星全球组网，“嫦娥五号”实现地外天体采样，“天问一号”登陆火星，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奋斗者”号完成载人万米深潜，成功研制“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以华龙一号和高温气冷堆为代表的中国核电跻身世界核电第一方阵，C919大型客机研制成功、获颁中国民航局型号合格证。我国科技实力跃上新的台阶，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决定性成就，科技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历史经验和建议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如何突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产业、产品领域对我国的遏制封锁，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贸易战”可以采取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进行应对，而“科技战”则必须通过自主创新、主动学习和“合作共赢”取得胜利，没有科技创新，中国经济就不可能转型升级到世界产业链的中高端。我们要不断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通过建立举国体制并成功实现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变，在重大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形成的历史经验应该传承发扬，并为我们的未来发展带来启示。

历史经验

第一，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举国体制和新型举国体制的全面领导。

党的领导力、组织力、号召力始终是科技事业发展的根本力量源泉。党中央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从“向科学进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建设创新型国家到建设科技强国，党中央始终牢牢把握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正确方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部署和实施一系列科技创新重大举措，这是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保证。

第二，依靠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实现重大科技创新和突破。

举国体制尤其是新型举国体制，实质上是实现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有机结合，推动重大科技创新依靠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政府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中长期发展规划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力量布局、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协同化，在前瞻性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创新方面发挥创新优势；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是实现创新的关键所在，市场因对需求侧反应敏感能够动态调整生产经营活动，持续向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投资，倒逼自身进行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新型举国体制将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

    第三，注重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充分激发人才积极性创造性。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都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指导方针，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党中央把人才资源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重视在科技攻关中培养、引进、使用高水平科技人才。以注重激发调动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为重要着力点，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人才制度体系，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同时，在重大科技攻关实践中培育锻炼人才，鼓励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第四，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辩证统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发展的立足点始终放在自主发展的基石上，自主创新与学习国外先进科技相结合，将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三个环节有机统一，将“赶超”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改革开放后，我国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扩大科技领域开放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构建创新合作共同体，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启示和建议

第一，明确界定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外延，做到精准化。新型举国体制不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回归，不是“全能型”的，它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产物，是“效能型”的。同时，新型举国体制是一个动态的、仍然处于变革和发展中的体制，尤其是怎样发挥好政府、企业、文教三大部门的各自优势：科学合理界定政府优势和发挥作用范围、企业优势和发挥作用范围、文教系统优势和发挥作用范围。

第二，如何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科学是发现，技术创新是发明、创造和改进，二者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科学发现风险大、成本高，市场机制往往失灵，而企业的动力也不足。在很多科学技术领域，有不少工作者终其一生也没有科学发现，只能为后人起到铺路石和敲门砖的作用，因此政府的保障作用就非常重要。新型举国体制就是在市场调节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的地方，在企业无能为力的地方，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发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发力来推进中国科技进步不失为一种值得探索和研究的新型道路。

第三，深入研究新型举国体制如何与现有的国家治理水平和市场成熟度相协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大，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都不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完善仅有30年的时间，科技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改革的目标、方法和步骤都需要深入研究、统筹考虑、辩证施策和精准操作。研究任务重大而艰巨，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界与自然科学界协调攻关，需要政产学研紧密配合。

第四，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的应用是有国界的；技术没有国界，但是技术带来的利益是有主人的，尤其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的竞争力，更是成为各国政府直接干预的领域。但是科技创新又离不开国际交流，我们要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针对不同的科技领域、不同的国家，深入研究科技交流和合作的对策，使新型举国体制在科研院所、企业以及科技工作者之间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

（编辑  宋斌斌）

落后就要被欺负，落后就要被侵略，这是积贫积弱屡遭列强欺凌的近代中国留给我们最沉痛的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之初，外部安全环境非常严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甚至以核战争相威胁。发展国防科技尤其是尖端国防科技，捍卫国家安全，是新中国的头等大事。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工业化建设刚刚起步，急需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以维护国家安全、支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毛泽东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上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①]

    当时我国科技基础薄弱，必须集中有限资源投向战略项目和重大任务。为此，选择若干重要科技领域的关键问题，集中人力和资源实施攻关，形成一些重大标志性科技成果，不仅可以有力推动经济和国防的发展，也有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影响力、凝聚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毛泽东强调：“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②] 这一时期是举国体制的形成和运行阶段，集中有限科技资源，实现了国防尖端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建立集中统一的领导体系和组织体制，为重大科技攻关提供坚实保障

    新中国建立起来的有效政府及其动员能力，为实行举国体制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按照发展经济学原理，拥有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它不仅能够提供发展的必要环境和秩序，而且能够纠正“市场失灵”，实现跨越式发展。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大优势，就是拥有一个高效、廉洁和动员能力特别高的政府。

    在尖端国防科技研制的组织领导方面，1958年，我国成立了国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隶属于军委和中央科学小组。国防科委将分散的国防科研力量整合起来，统一领导，统一规划。1958年10月，原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合并，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科研工作的职能机构。国务院成立了“二机部”（原子能）、“七机部”（航天和导弹），分别负责所在领域科研事业的推进工作。中国科学院负责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通过国防科委、国家科委、有关工业部委和中国科学院，实现对国防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上述机构则直接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负责，从而建立了完整的科技领导体系。

    1962年11月，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任主任，包括7位副总理和7位有关部门的领导,统一动员和协调各方面力量，进行核武器研制。为保证“两弹”和国防科研所需的特殊材料、配套产品和备品备件共两万余项产品的研制生产任务，形成了国防科研、生产所需原材料和配套产品的协作网，把分布在十几个部委、二十多个省市的几百个企事业单位、两万多种原材料和配套产品的协作关系纳入其中，涵盖冶金、机械、化工、石油、建工、轻工、纺织等工业部门，还建立了专门管理机构，切实保障“两弹”研制配套任务的完成。

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明确战略目标和重大任务，为分阶段有步骤实施重大科技创新绘制蓝图

    科技规划是国家对科技发展及其相关问题作出的前瞻性和纲领性的规划和部署，核心是配合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制定的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科技规划有利于举国体制下围绕国家战略需求，明确重大科技项目并保障逐步落实。

   1956年12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 《十二年科技规划》）颁布实施。这是我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远景规划，是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我国科技事业开始走上国家统一领导、远景规划和近期计划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十二年科技规划》制定了57项重要的科技任务（共616个中心问题），根据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和科技发展的远景，针对那些对国家的生产技术基础有根本性影响的重大科学问题，确定了原子能和平利用、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喷气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等12个重点任务。从组织过程和实施结果来看，《十二年科技规划》有利于推动举国体制下重大科技创新，把我国科技领域最短缺、国家建设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强化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整合，推动中国科技发展实现了一次大的跨越。

    1962年底，《十二年科技规划》所确定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1963年经中央批准，开始组织实施《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简称 《十年科技规划》）。《十年科技规划》是在《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并参照世界科学技术的进展情况而制订的，是我国科研工作在经历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等曲折历程后的一个新起点。《十年科技规划》提出了“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的方针，着重“打基础，抓两头”。“打基础”，即迅速提高基础工业技术水平和基础科学学科水平；“抓两头”，即一头抓农业和有关解决吃穿用问题的科学技术，一头抓配合国防需求的尖端科学技术。《十年科技规划》的实施，为“两弹一星”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后来由于“文革”的发生，《十年科技规划》的执行基本陷入停顿状态。

恢复和健全国家科学体系，培养新一代科技人才，为举国体制下汇聚科技资源提供人才储备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注重科技人才的培育和管理。恢复和重建科研机构，调整高校院系，培养新一代科技人才，并积极争取海外科技人才归国，密切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为新中国初步组建起了一支科技人才队伍，为举国体制下重大科技创新提供科技人才储备。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仅有30多个科学研究机构，全国的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科研设备严重缺乏，基础条件十分落后，现代前沿科技几乎一片空白。1949年11月，国家组建中国科学院，随后陆续成立了中国科协、中国气象局、国家地质部等科技协调与研究机构，初步建立起我国的科技体系。高等院校参照苏联高等教育制度进行了大规模院系调整，大力发展专门学院。1954年，全国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增加到25.5万人。1955年，中国科学院共有科研机构44个，科研人员近3000人。此外，各地区根据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建立了一批科研机构。至1965年，全国省、地（市）所属科研机构共1127个，专业人员4万多名。

新中国的建立激发了大批海外学子的殷殷报国心，以钱学森、华罗庚、朱光亚等为代表的一批海外专家学者克服重重困难，纷纷回到祖国，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到1957年，归国的海外学者达三千多人，约占新中国成立前全部海外留学生和学者的一半以上，他们中大多数人成为我国各领域科技发展的奠基人或开拓者，在中国科学院选定的第一批233名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中，近三分之二是这批归国的海外学人。

    党和政府注重密切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1949年颁布《关于保护与争取技术人员的指示》；1951年颁布《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1961年中共中央批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研工作十四条》）。1962年，我国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到会的各学科、各部门科技工作者有310人。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提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鼓舞下，科技人才队伍持续壮大，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科技人员不足5万人，到1978年6月底达到595万人。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抓住有利时机开展国际合作，为举国体制下重大科技创新提供有益补充和借鉴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和限制，新中国在外交上执行“一边倒”的战略方针，在科技上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密切合作。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处于较低的技术梯度，所以中国一项重要的国策是，借助苏联的帮助，实现大规模的、系统的、水平较高的技术转移。正基于此，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的需求，中国先后与苏联签订了156项建设项目和122项科研项目的合作协议，并派遣大批留学生赴苏，苏方则派遣大量专家来华，形成了这一时期中苏国际科技合作的主体，对新中国经济与科技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1958年1月，中国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简称“122项”协定），其有效期是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期（1958-1962）年。根据协定，中苏两国进行全面科学技术合作，实现中国《十二年科技规划》。该协定涉及众多重要科技领域和部门，且以技术科学为主，涵盖16个领域，与《十二年科技规划》大体对应，中苏双方有600多个单位参与合作。

20世纪70年代前期，中国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建议：在三至五年内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工业设备，通称“四三方案”。之后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总额51.4亿美元。这是继20世纪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我国实施的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利用所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我国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极大地推动了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和冶金工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我国实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在重大科技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爆炸成功；1970年，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下水第一艘核潜艇。1964年，“南优2号”籼型杂交水稻培育成功；1965年，中国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标志着人类在认识生命、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1972年，抗疟药物青蒿素的研制，为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变，利用市场促进科技发展（1978-2012年）

   改革开放后，对曾经以高度集中管理和单一计划调节为显著特征的原有科技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入，举国体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和运行的科技举国体制，与当时基础薄弱、人才短缺的条件相适应，更多地依赖政府行政动员和集中计划调配能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并完善，过去完全由政府主导的机制，转变为运用多种政策引导资源和人才向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方向集中配置的机制（如竞争和激励机制）。同时，发挥好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协同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既需要重视政府的作用，也需要重视市场的作用。

实施市场化取向的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与科技发展规律相适应的科技新体制

1985年，国家颁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其重点是在运行机制上改革拨款制度、拓宽经费来源、开放技术市场，同时重视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使科研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动力。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技术引进方式从过去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逐步转为向地方和企业放权的分级管理模式，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逐渐形成。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把科研院所人员分流和结构调整作为取得突破的关键，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要求，在优化基础性科研机构布局和规模的前提下，鼓励其他行业类和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实现技工贸一体化经营，支持科研院所实行企业化管理或并入大中型企业。

2006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强调“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工作的中心环节”。一系列科技政策和措施支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显著。

高铁的发展是科学技术自主创新的典型案例。2008年2月26日，科技部与铁道部共同签署了《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自此，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紧密合作的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体系正式建立起来，在举国体制下集中全国优势资源，为高铁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樊春良，2019）

科学统筹、系统布局，科技创新战略规划远中近相结合，保障重大科技目标的具体推进和实现

   党和政府注重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安排和部署一系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把长远性、全局性的科技规划与短期规划、重点项目规划长短搭配、有机结合，保障举国体制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变过程中重大科技目标的具体推进与实现。

    在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方面，1978 年颁布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安排，突出重点”的指导方针，确定８个重点发展领域和108个重点研究项目。2006 年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和《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明确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总体方针，具体部署了16个科技重大专项，涉及航空航天、生物科技、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人口健康、能源资源环境等重大紧迫问题，进一步明确了10个重点领域的62个优先项目，力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重大原创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为实现长期科技发展战略目标，我国部署实施了多个重大专项或重点工程。1986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把大型运载火箭、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载人空间系统及应用列为面向21世纪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1988年，国家科委制定了“火炬计划”，着重发展计算机、微电子、激光、生物工程、新型材料等重要领域。1991年，为加强基础性研究，国家科委制定了“攀登计划”。1992年，中央正式批准实施载人航天工程（“921工程”），并规划了“三步走”发展目标。2004年1月，中央对月球探测工程正式批准立项，命名为“嫦娥工程”，确定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规划,为后续探月工程的顺利实施打下了重要基础。

重视科技和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为重大科技创新提供人才保障

科技创新的关键是人才。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放在突出重要的地位。邓小平指出：“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国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恢复和发展科技人才的培育、评价和奖励制度。1983年发布《科技界继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六条政策界线》，1986年发布《关于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报告》，1995年发布《关于培养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的意见》，这些政策的实施对科技队伍的重建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进入21世纪，党中央把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确立为基本国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战略部署。在人才强国方面，中央将造就一支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作为战略目标，具体措施聚焦于创新型人才培养、激励和引进等方面，紧缺人才和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力度持续加大，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和为国服务工作成效显著。

    1995年，国家批准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高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正式启动“985工程”。

1998年，中央支持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作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试点，加快建设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科研机构。早在1994年，中国科学院率先实施面向海外高层次人才的“百人计划”，吸引了大批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各领域的科技领军人才，带动了我国科技创新整体水平的提升。2012年，中国全社会科技研发人员达到324.7 万人，为新型举国体制中重大科技创新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   

对外开放条件下，积极引进吸收国际先进科技成果，为重大科技创新提供参考借鉴

新时期在对外开放方针指导下，我国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明确指出：学习哪些国外先进技术要有一定的选择，要从中国的经济需要、技术基础等条件出发，把学习国外经验同自己的研究和创新结合起来；并规定今后引进技术要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凡国内已经掌握的技术就不再引进；技术引进要采取多种方式，并尽可能与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以及技术援助结合起来。

2006年，科技部在《“十一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中指出，通过对全球科技资源的充分利用，加强本国的研究开发工作，进而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获得更强的竞争力。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新型举国体制下，我国的重大科技创新取得了历史性成就。1979年，我国成功突破了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1983年，“银河1号”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2003年10月，发射并回收“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首次取得载人航天飞行的成功，突破了载人航天基本技术，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开展载人航天的国家。载人航天是规模宏大、高度集成的系统工程，共有100多个研究院（所）、基地、高等院校、工厂直接承担了研制、建设、试验任务；国务院有关部委、军队各总部、有关军区、军兵种和省、自治区、直辖市3000多个单位的数十万人承担了工程协作配套和支援、保障任务，是举国体制下我国重大科技攻关的成功典范。

    （编辑 宋斌斌）

在当代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政治方面“两个结合”的集中体现。中国自古以来的“大一统”传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表现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独特性；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下的“集中统一”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前提，也是中国特色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区域之间差别巨大，中国一直坚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实行“集中统一”的合理性，也是符合历史和现实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在大国国情条件下，中国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定，需要集权体制。

中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域条件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别显著。如果没有一个集中的权威力量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那么，存在地域差别的各地方很容易因地方利益和矛盾，出现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离心倾向，难以拧成一股绳，更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最典型的是百年前民国时期，无论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难以摆脱国家分裂和混乱局面，军阀混战、外敌入侵，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境地。中国共产党拯救了民族危亡，推翻了三座大山。在新中国建设和治理中，必须有一种权威的力量去管控各个阶层，各个不同党派，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共同发展。此外，权力的集中统一，也便于应对各种内外部紧急情况，使国家发展规划和目标的执行统一协调，集中力量办大事，化不利为有利。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虽然首先在中国暴发，但正是由于有这种集中国家力量快速反应的机制，中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示范效应，体现了集权体制的优越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二）中国处于美西方扼制下现代化过程之中，面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客观上需要集权体制。

 “落后就要挨打”是很多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真实写照，这也是通过现代化赶超西方而进行集权的典型例子。接近中国文化的新加坡更是如此。但是，新加坡为了实现现代化选择了“威权”政治，力图促进国家快速崛起。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是在威权体制下实现的经济起飞。亨廷顿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首先需要集权。而集权体制中，一党制和一党居优制度比军人执政更具有稳定性。^[1]

目前，中国处在现代化的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尚处于劣势的高科技领域和战略高技术产业，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加快突破技术瓶颈，适应了现代化对资源供应集中统一的要求，保证了经济建设决策集中，资源的集中投放，以及大工程、大项目的快速高效实施，尽快形成必要的规模和竞争力。与此同时，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意味着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改革过程中以集权的方式雷厉风行地推动改革，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顶层设计、集中推进，是改革必要的和迫切的客观现实需求。

总之，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当代中国实行集中统一具有必然性。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中华“大一统”的传统源远流长。“大一统”集中表现在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在文化上和经济上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一）长期尊奉“大一统”的政治理念。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就起到了促进国家统一的作用（后世《春秋公羊传》将《春秋》的主旨阐释为“大一统”，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战国时期，孟子在“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的对话中明确提出了“大一统”的主张；同一时期，荀子主张“四海之内如一家”“法先王，统礼仪，一制度”“天下为一、诸侯为臣”（《荀子•儒效》）等“一天下”的主张，其儒法结合的治国之术深深影响了其学生韩非和李斯，他们更是在思想和政治上奠定了秦国统一中国的局面。荀子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谭嗣同曾言“二千年之政,皆秦政也；二千年之学,皆荀学也”。^[2] 不过，秦朝、汉初只是政治上甚至是军事的统一，是脆弱的，缺乏意识形态依据。汉初只好以“黄老之术”弥补秦制的不足，以皇帝特别是汉文帝的克勤克俭实现休养生息。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依据董仲舒《春秋繁露》“大一统”学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大一统”正统观念正式确立。此后，“大一统”观念为历朝历代所继承，并作为遗传密码深入到中国政治文化基因之中。这种遗传密码一旦确立，便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分裂国家者被认为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西方则相反。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陷入碎片化状态，查理大帝帝国曾昙花一现，随即又分崩离析。神权与王权并立，王权与市民权、有产者与无产者分庭抗礼，使西方各国在国内层面维持着制约和平衡的分散状态。与之相应，近代以来欧洲国家之间维持“均势”状态是长期奉行的国际政治规则。正是这种分而治之的局面，既促进了西方国家相互竞争和创新，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又导致国际社会陷入“丛林法则”，以至于诱发了一战、二战等摧残人类文明的惨剧。二战后欧洲各国吸取历史教训，逐渐走上了联合自强的道路，呈现出某种“集中统一”的特征，成为当代多极世界的一极。

（二）中国大一统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体现。

在经济领域,自从管仲为代表的“轻重派”主张国家控制经济之后，历代都沿袭了类似的主张。汉代桑弘羊支持《盐铁论》并大规模实行了盐铁专卖制度，为后世纷纷仿效。唐朝刘宴的改革就是对“轻重派”思想的发挥。北宋初年，面对地方割据的局面，宋太祖和宋太宗实施的“强干弱枝”政策是以赵普提出的“制其钱谷”为基本手段，其中蕴含着“轻重派”控制各地诸侯经济命脉的观点。

当代中国经济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力量，既是对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国有制主张^[3] 的应用，同样也是对中国“轻重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在思想领域，秦汉以后，历朝历代对思想领域进行规范和控制。中国宗教难以与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相反，历代宗教和文化政策都是国家对宗教和思想领域进行规范和控制的一种体现；而宗教界和思想界也主动向世俗政权靠拢，甚至以得到敕封的名号为荣。而诸如“竹林七贤”等不屑与世俗政权同流的文人，多数归隐山林，势单力孤，难以像欧洲那样形成与国家分立或抗衡的团体，或如“罗马俱乐部”之类的独立人士集团。相比之下，欧洲在30年宗教战争（1618-1648年）之后才“教随国定”，之前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教会动则辄以革除教籍的名义对封建主进行制裁。^[4] 中国思想领域服从政权的“大一统”传统与西方政教之间分庭抗礼的传统差别巨大，各自形成了不断传承的独特文化基因。

古代专制皇权“大一统”导致治乱循环

简单来说，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公权力的社会将是“丛林法则”，会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5]之中。没有秩序会导致人类文明倒退到原始状态，这种状态并不会持久，最终会有一种势力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宰，重建秩序，使得社会恢复稳定。但“权力总是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6] 公权力的特殊性在于：公权力关系到整个社会，一旦腐败发生，就会给整个社会埋下隐患，给掌权者带来威胁。

各流派都提出了自己的策略和主张，各有利弊。儒家主张统治者要修身养性，实行仁政，但是，儒家寄希望于统治者主观修为的策略往往不稳定、缺乏有效制约，统治者的治理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个人的“贤愚智不肖”，比如汉武帝、唐玄宗、宋真宗、乾隆都属于这种前期英明、后期昏聩的角色。道家主张统治者清静无为，不干涉各个机构的职能，但是，道家让政治家清静无为不符合权力所具有的扩张性特征；不过，道家思想确实大道至简地揭示了一个朝代兴亡的基本规律，对此，后人提出了所谓“黄宗羲定律”（一个朝代初期轻徭薄赋则矛盾少，统治稳固；一个朝代后期横征暴敛则矛盾多，统治风雨飘摇^[7]）。法家主张则君主运用“法、术、势”凌驾于各种机构之上，为自己增加权威，但是法家所提出的这一统治术实际上放大了儒家主张的缺陷，因为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一旦出昏招，将导致社会陷入危机，典型者如秦二世时期，万马齐喑、朝廷昏聩，刑法严苛，直至官逼民反，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迅速崩溃。后世为了避免这种极端的现象，采取了法家与道家、儒家结合的治国之术。虽然推崇“儒法结合”的荀子及其学说被历代王朝继承并被誉为“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但是采取儒法结合的王朝都在经历过初期政治清明、中期出现危机及短暂“中兴”之后，都最终走向了崩溃和灭亡。自从秦朝之后，很少有一个朝代超过300年的原因正是如此。这说明儒法结合本身所存在的缺陷。

中国在马克思的视野下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8] 国家。庞大的人口群体、幅员辽阔的土地、经世致用的治学传统，使得集权在中国历史上在所难免，这是中国这个“庞大国家”的最独特之处。而古代专制主义“大一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导致了在中国历史上兴衰周期律不断反复上演。这预示着我们，需要根据时代发展的特点找到一条适合新时代超大型国家发展的科学道路。当前，中国处在现代化中期需要集权的历史阶段，因此，中国相对集权的体制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发展的需要。而如何使得相对集权的政权长治久安，就是一个考验华夏民族古代王朝和现代共和国智慧的千年课题。

当代“集中统一”是对古代“大一统”的扬弃

由于具有民主集中制、定期选拔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群众路线、纪律建设等因素，当代“集中统一”比古代专制王权的“大一统”更完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既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历史发展逻辑，又是党中央根据新时代新形势高瞻远瞩做出的战略判断。当代中国“集中统一”与古代“大一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又在根本上存在不同。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革命需要和建党原则创造性地提出来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规律和巴黎公社原则的论述，在实践中有力地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取得丰硕成果。

从《共产党宣言》诞生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以及恩格斯在领导第二国际的时候，就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进行阐释，并根据巴黎公社等实践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建党原则，其中蕴含着民主集中制的萌芽。后来，列宁对民主集中制（与“官僚主义集中制”是两码事^[9]）进行了探索和论述,并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革命的成功，民主集中制原则影响此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许多后发国家纷纷效仿，并尝试实行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策。这也是中国革命成功和政治运行的现实逻辑。

但是，在现实中，对于民主集中制，仍然存在很多认识误区，认为民主和集中是民主集中制的两个极端，需要调和、折中。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看法，民主集中制，并非在民主和集中之间“和稀泥”，而是以民主的权力授受机制为前提的集中制，即民主的集中制：通过民主的权力授受过程把分散的政治权力赋予权力集中的机构，去统一决策和执行。这实际上是对代议过程的凝练概括：毕竟现实经济社会条件不允许每个人去直接行使权力，实行完全自治（即便是将来生产力高度发达、文化高度繁荣，广大民众也未必有同等的政治参与意愿或能力），而代议过程则通过权力授受机制，适应了客观条件。

与民主集中制相反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专断的集中制，其权力来源没有民主过程，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就是这种情况，而民主集中制针对的就是这种专断的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而不是专断的集中；二是完全自治，即公民直接行使权力，这种情况在古希腊城邦政治、实行全民公决的瑞士等个别小国比较普遍，而对于大国则显然难度极大。

定期选拔干部，突出政治标准选人用人

定期选拔，针对的是封建社会世袭制和终身制的陋习。古代“父传子、家天下”且终身制的“惯例”使天下系于一家一姓，这种安排难免会出现政治低能者当政的情况，而且往往是一代不如一代。其根本原因是开国之君久经历练、出类拔萃，遂团结人才、凝聚民心，从而削平群雄、独占鳌头，进而开创一个朝代。而后世的帝王大多缺乏前辈具有的智慧与领导能力，乃至懦弱昏聩、甚至荒淫残暴。帝王如缺乏驾驭群臣的能力，朝臣间的政见分歧和利益纷争很容易出现朋党现象，对于全社会则是一场劫难。而封建时代“父传子、家天下”的世袭制和终身制的“惯例”，是王朝政治陷入历史周期率的总病根。为了克服这种弊端，近现代文明国家一般都采取了任期制和选举制相结合的做法。

选举制使从政者经过选民的筛选、公众的认可，保证政治家不能仅凭借血统就获得治理国家的资格，确保政治家的才能居于中上等；任期制则避免了即便是英明君主也难以避免的长期掌权导致的麻痹大意、慵懒怠政现象。

当今中国政治的定期选拔制，吸收了任期制和选举制度的长处，同时避免了自由放任选举带来的民粹主义风险。定期选拔制度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举与自上而下的提拔相互结合的人事制度。近期欧美各国的民粹主义风潮表明，自由选举其实是一种金钱和权势的政治豪赌，而选拔制对选举制加入了自上而下对候选者进行甄别的环节，这对于维护政权的集中统一、维持公共理性的张力都很有必要。

定期选拔制无疑是对干部素质的甄别和确认。干部素质无论是在选举制还是在选拔制中，都极其重要。干部素质包括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两个部分，是决定事业成功与否的总开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提出了新时期好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标准和“三严三实”“四有”“四个铁一般”等要求，突出强调干部首先要在政治上达标，选人用人首先要看政治素质。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取胜之道。它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源于群众、高于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实质上是党在履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功能，同时又具有反馈功能，通过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合适，用人民群众通过实践做出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 ^[10] 来检验政策，形成了一个包含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决策制定、执行和反馈等环节在内的完整的决策闭环系统。群众路线是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方法论，也是唯物史观在实践论中的具体反映。我们总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的直接体现者，就是人民群众。正是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毛泽东才说“卑贱者最聪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1]

“源于群众、高于群众”。“源于群众”是群众路线的基础环节，而“高于群众”则是群众路线的关键环节。若不高于群众，则会因缺乏高度，陷入疲于应对日常琐事的事务主义和只是顺从、传播群众意见的尾巴主义。

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如今，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政治纪律关系到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进行执政党建设，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盛不衰。这既和历史上明君注重吏治，对官员严厉、对百姓宽和的良好政风异曲同工，又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新特点。经过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探索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积累，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总结出了一个重要的经验或法宝，那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治吏，保证各级官员谨慎用权、不乱作为，才能保证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而全面从严治党治吏的基本立足点就是纪律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治吏，当然不仅仅是纪律建设，更有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从严治党，但纪律建设无疑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戒尺和“红线”。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客观力量：一是历史逻辑和客观现实需要集权体制；二是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民主。这两方面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的平行四边形合力”（恩格斯语），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集中统一”，当代中国“集中统一”与古代“大一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又在根本上存在不同，是对“大一统”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扬弃，可谓新型大一统。在当代中国，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集中概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对数千年以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保持稳定和发展客观需要的经验总结。党的集中统一立足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建立在群众路线、定期选拔、纪律建设和民主集中制等基础之上，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有助于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并从体制机制上克服并跳出历史周期律。而体制机制等制度问题带有长期性、根本性，“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2]只有在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的思路下，才能实现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进而从根本上为当代集中统一提供科学的顶层设计。

（编辑  杨利红）

“举国体制”是指由国家出面，为实现某一特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组织动员和调配全国各方面力量，实施某项重大任务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举国体制是党领导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法之一，用好举国体制是我国的制度优势所在。举国体制在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国防安全、竞技体育等领域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经历了由传统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的变迁。研究传统举国体制和今天的新型举国体制，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因此，科学界定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和外延，吸取国内外历史经验，研究可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的领域和条件，特别是在国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工程中如何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体制机制，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效能优势，是今天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任务，是我们从事中共党史、新中国经济史、科技史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旧举国体制都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至今，举国体制在我国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形式，承担不同的历史使命，发挥不同的历史作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集智攻关，合力建设，使中国实现了现代产业和科技的从无到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积极利用市场经济，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产业和科技发展，传统举国体制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中国为了加快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需要加快建立并完善新型举国体制。

新中国建立时，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世界冷战格局下的两次局部热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朝鲜战争以及其后美国对我国的严重威胁，苏联对中国建设的全面援助；而国内环境则是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又面对经济非常落后贫穷的状态。出于国家安全和经济赶超的需要，我们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在贫穷落后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了科技和重大经济项目建设中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在国防建设和现代工业建设的初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举国体制，就不会有尖端的国防科技“两弹一星”，也不会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科研和工业体系。

在计划经济时期，传统举国体制的内涵和作用主要体现在“集智攻关”与“合力建设”两方面，其主要特点：（一）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之上。主要依靠党政命令来组织动员各个单位，而非通过市场购买。在当时基本固定的价格和工资制度下，所有人力和物力资源都以较低的价格获取，从而大大节约了成本。由于物质奖励有限，所以主要采用精神激励的手段，从而集体主义成为传统举国体制的精神内核。（二）举国体制在当时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而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这一时期的产业和科技发展，主要目标是填补空白，而不是获取利润或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主要算“政治账”而非经济账，是传统举国体制的显著特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一穷二白，国家的工业和科技非常落后。中国当时基本还是一个农业国，不仅现代工业非常稀少，无法形成体系，而且用于工业建设的人才、资金、生产及生活资料都非常匮乏。当时中国科技水平很落后，全国科研机构仅有40多个，科研资源稀缺，科学技术人员不过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仅有600余人。除了地质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地域性调查工作和一些可以不依靠实验设备而勉强进行的研究工作之外，现代科学技术几乎一片空白。产业和科技的落后，导致了国防的落后，在美、苏等大国已经拥有导弹、核武器的情况下，新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因此，新中国产业和科技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在一穷二白的极端落后条件下，解决工业体系、科技体系尤其是尖端国防科技“从无到有”的问题。

但是，即使是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科技领导体制，也无法完全满足产业和科技发展的要求。首先，在工业建设领域，有些重大的工业项目是单独一个工业部门所难以胜任的，需要其他工业部门、地方政府和军队配合，才能完成项目建设。其次，在科技领域，尤其是国防科技领域，不仅需要集中有限的科研力量，而且需要工业部门的密切配合。因为像“两弹一星”、核潜艇这类尖端科技，不只是科技问题，更是系统工程问题，需要工业部门配合进行大量的勘探、开发、建设、制造等工作。例如，原子弹核心材料铀-235的提取，就是一个宏大工程，要经过勘探、矿山开挖、选矿、粗加工、反复筛选提取等环节，才能制作出半成品，随后还要将半成品送到多家工厂和研究所接力加工……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科研部门的能力范围。因此，中国要进行现代工业、现代科技和现代国防建设，必须工业、科技等各部门以及军队、地方等力量密切协作。但是，对于具有全局性重大影响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两弹一星”这样的尖端科技来说，单靠计划部门不足以胜任其中的决策、协调和监督工作。因为这些项目要求中央部委、军队、地方各参与单位全力配合，但各单位都有自己的本位利益，协同攻关时难免遇到权责不清、局部与全局关系等问题。因此，必须成立更高层次的领导机构，负责分解任务，落实责任，解决困难，督促进度，一抓到底，最终完成重大任务。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呈利益多元化格局，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市场主体。为赢得市场竞争，新兴的市场主体日益重视科学技术。产业和科技进步的微观动力被有效地激活，原来的国家-单一公有制体系动员方式为特征的举国体制作用不再突出。但是，在国防和高科技领域，以及一些国民经济命脉产业，举国体制在自主创新领域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防领域，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买不来的，只能依靠自主创新。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如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等，关键核心技术作为一国的高度机密，也不可能从国际市场买到，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在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如特高压输电技术，虽然国际上有先进技术可供借鉴，但中国幅员辽阔，电力资源集中在西部，而用户却集中在东部，中国所需要的超长距离输电技术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只能自主创新；又如导航系统因军民通用而被美欧拒之门外，只能依靠自己研发建网、实现自主可控。。

在上述领域，举国体制不仅发挥着作用，而且其制度和机制也发生了变化，此时的举国体制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并且相当部分是以市场化的方式组织资源，用招投标、申报立项等方式选择工程和科研力量，在项目研发和制造过程中，会以购买或合作协议的方式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2002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要“以新世纪我国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为目标，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这是在公开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举国体制”。不过，举国体制不止应用在竞技体育领域。2011年7月，科技部制定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提出“将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作为深化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载体，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这是中国政府在部门所发的文件里首次提出“新型举国体制”这个词。

从总体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相当一段时期，我国除了积极实施以“863”“北斗”以及航天等为代表的带有新型举国体制性质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项目外，在民用科技方面，凡是能够通过贸易、合作等方式获得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主要采取引进外资、合作、购买等市场方式，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方式获得技术能力。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但形成全社会的共识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都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就国内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爬坡过坎的关键期，传统的要素红利已渐趋枯竭，产业向中高端攀登、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是唯一出路。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出来。就国际看，中国不仅经济规模和总量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工业门类最齐全，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后，产业结构正在快速优化升级，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正在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在相当多的科技和产业领域，已经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开始由以互补为主转向以竞争为主。这是占据了全球科技、军事、金融霸权地位已近百年的美国所不能容忍的。近年来，美国不择手段地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遏制政策。

面对国内、国际的严峻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将创新作为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并将科技创新列为创新发展的核心，以至上升到关系国家安全和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高度。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央作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使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同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的重要讲话，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创新的重要性得到空前凸显，“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仅被明确为国家战略，而且成为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2019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指出：“这次嫦娥四号任务，坚持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实现人类航天器首次在月球背面巡视探测，率先在月背刻上了中国足迹，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同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2022年9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2022年10月，党中央又将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离不开新型举国体制

如果说传统举国体制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为了巩固国防安全，对成本考虑得较少，甚至不惜代价、不计成本。改革开放之后，传统举国体制虽然正在向着新型举国体制转变，但主要还是在国防和尖端科研领域发挥作用，受市场经济效率原则的制约较少，而且在整个经济和科技领域内发挥自主、自立的作用尚不突出。进入新时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新阶段后，新型举国体制要解决的是“从有到优”“从弱到强”的问题，研制的产品必须经得起市场检验和国际市场竞争，能够与国外产品一较高下。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动员方式，也只能是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计划经济下政府统揽，要遵循市场规律和法治原则。

就国际形势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中国正在通过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改变自己也改变着世界，中国由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快速攀升、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中国的崛起引起美国为维持其世界霸权而产生焦虑和不安，因此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的发展。在中国产业升级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期，美国的封锁打压，严重威胁到中国的产业和科技安全。“卡脖子”问题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2018年，《科技日报》提出了一份包含35项技术的“卡脖子”清单。清单显示，就连一些中国引以为傲的产业中的核心技术或零部件仍被外国攥在手里。例如，中国的高铁总里程世界第一，但养护钢轨的铣磨车中最核心的部件——铣刀却需要从国外进口；国产掘进机在整机制造能力上已接近世界最先进水平，但关键的主轴承却依赖进口。一旦被封锁断供，中国的产业体系将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一些核心技术的缺失，导致中国相关产业大而不强。中国动力电池销量上位居世界第一，但电池中关键的隔膜材料却大量依赖进口，拖累了整个产业。一些核心技术的缺失，还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例如，我国海底科学观测网高度依赖从美国进口的水下连接器，中国的产品仍处于实验样机阶段，导致我国在海洋环境监测、灾害预警、国防安全与国家权益维护方面存在重大漏洞。

新时代、新形势、新阶段、新任务，决定了新型举国体制具有三个新特点：

第一，新型举国体制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新型举国体制要面对国民经济主战场，不仅要实现技术突破，而且要达到量产标准，满足一致性、稳定性和成本控制等要求，能够以性价比取得国际竞争优势。企业处于市场竞争一线，对于产品品质和成本收益最为敏感。因此，新型举国体制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特点更为显著，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

第二，新型举国体制需要由国家力量解决困扰企业的重大问题。新型举国体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国家只解决企业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说，国家应帮助企业破解“协同”和“市场”两方面的难题。一方面，国家要成立权威的领导机构，负责重大项目的决策、议事、协调和监督工作。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需要多学科、多部门、多单位协同攻关，但互不隶属的各个单位间不易协调，需要党中央或中央政府成立权威的领导机构，以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成果为导向，统一协调各单位工作，明确分解落实任务，严格督促任务完成。另一方面，国家要为科技创新开拓市场。新型举国体制要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利用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等契机，来为自主创新开拓市场。此外，国家还应通过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来帮助本土企业应对外部的不公平竞争，帮助中国企业打开市场，走上迭代升级的良性发展轨道。

第三，新型举国体制以市场助推国家科研，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建立自主自立科技体制为目标导向。新型举国体制不仅要使用国家力量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且要在保持传统举国体制优势的基础上，更好地利用市场机制，优化国家力量的作用方式。一方面，积极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国防和重大科研项目，不断提高综合效益，推动这些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军民融合以及尖端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运用，为国民经济发展开辟新产业、新空间。

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机制的思考

举国体制演变的历史体现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党和人民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从新中国73年的历史看，举国体制的形成是与20世纪50年代前期国家经济受到封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分不开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看，新型举国体制则是在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随着信息化、国际化不断发展和西方的逐步扼制，科技不仅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关系到国家根本利益和诉求能否得到保护。

今天的科技发展，特别是科学的发现和重大技术创新，已经完全不同于19世纪那样依靠少数天才和有限资金就可以实现。如今重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已经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没有大规模的人力、资金投入以及跨学科跨行业合作、政产学研合作，很难走到世界科学和重大技术创新的前沿。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大规模、集成性、持续性趋势，日益成为国家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趋势，中国必须了解和能够提出应对方案。

从传统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的发展历程表明：举国体制的目的在于完成重大任务，为此要突破既有体制下的分工，调动最广泛的积极因素，建立全国性的分工协作关系，这就要求国家设立更高层次的领导机构，统一管理、协调和监督各参与部门，齐心协力完成任务。

由此可见，举国体制不等同于计划经济体制，它既可以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也可以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上。传统举国体制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主要目的是实现中国产业和科技尤其是尖端国防科技的“从无到有”；而新型举国体制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上，主要目的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者对市场竞争、成本收益的考虑有限；而后者必须遵循市场经济效率原则，研制出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和科技成果。因此，新型举国体制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由国家力量出面解决单个企业难以完成的任务，解决市场机制不能自发解决的问题，包括组织全国产业和科技力量协同攻关、帮助本土企业突破外国企业设立的垄断壁垒等。新型举国体制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保持和发挥有效政府的优势，一方面广泛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国家主导的重大科研项目，另一方面积极促进重大科研成果的市场化应用，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相得益彰。

对新型举国体制的研究应当不断深入，不仅要有大历史观和全球视野，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战略、目标意识，具有综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诸因素的能力，而且要深入重大规划、重大工程以及重点项目之中，而非停留在一般层面和理论研究。第一，明确界定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外延，做到精准化。新型举国体制既不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回归，也不是全能型的，它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产物。

第二，如何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科学是发现，技术创新是发明、创造和改进，二者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科学发现风险大、成本高，市场机制往往失灵，而企业的动力也不足。在不少科学和技术领域，有不少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发现，只能为后人起到铺路石和敲门砖的作用，因此在这方面，政府的保障作用就非常重要。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在市场调节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的地方，在企业无能为力的地方，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发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

第三，深入研究新型举国体制如何与现有的国家治理水平和市场成熟度相协调。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都不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还不到30年的时间，科技体制机制远不够完善，需要深入研究，统筹考虑，辩证施策，进行精准操作；需要自然科学界与哲学社会科学界协调攻关，需要产学研紧密配合。

第四，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的应用是有国界的；技术没有国界，但是技术带来的利益是有主人的，特别是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间的竞争力，更是成为各国政府直接干预的领域。但是科技创新又离不开国际交流，因此，需要我们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针对不同的科技领域、不同的国家，深入研究科技交流和合作的对策，如何使新型举国体制在科研院所、企业以及科技工作者个人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方面发挥好作用。

第五，新型举国体制是一个动态的、仍然处于变革和发展中的体制，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以及国家安全、国防现代化是什么关系？与我们的教育体制、科研体制是什么关系？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长期目标是什么关系？如何适应新型工业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如何应对潜在的科技创新挑战？等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第六，科技创新更多的是脑力劳动，但又是一种投入和产出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劳动，自觉的投入很重要，因此精神的支撑和激励非常重要，这包含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也包括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人民谋福祉的高尚情怀。新中国建设历史是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自立自强、艰苦奋斗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红色精神谱系和一大批优秀代表人物，其中有“两弹一星”精神、三线建设精神、大庆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涌现出一大批英模人物，其中有邓稼先、郭永怀、钱学森、于敏、黄旭华、南仁宫、袁隆平、马恒昌、王进喜、郝建秀等。这些反映了举国体制中精神激励作用和家国情怀的精神谱系和模范人物，我们应该好好研究这一宝贵的精神谱系，并使之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成为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编辑  尚鸣）

7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盘活改造各类闲置房产。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发布了多个相关政策文件，加大住房保障支撑力度。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十四五”期间，全国计划筹集建设保障性住房870万套间，预计可帮助2600多万新市民、青年人改善居住条件。

本期刊载原国家房改课题组组长、原中房集团董事长孟晓苏的专题文章，解读如何做好保障性住房的顶层设计，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推进建设，确保住房建设质量，同时解决规模化地提供保障房建设所需要的大量资金。

                                              ——编者按语

今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要求，7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了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重大变化的新形势，特别强调发展保障房建设，要求“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

中央提出保障房建设发展方向已经十多年，但业内一直缺乏有力措施进行落实，导致各大城市保障房至今数量严重不足。现在令人担心的是，各地对中央精神是不是真正理解和认真落实？会不会又是层层往下布置而缺乏机构开展和落实？会不会只在商品房“公摊面积”等问题上做无用功，而不去为低收入群体建设和提供保障房？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就是现在对房改存在不同的认识：楼市政策上凝固化还是调整优化？发展模式是弱保障还是双轨并行？未来走向是退出还是前景广阔？这些问题都要在调整优化中解决。

要不要加大保障房建设和供给

中国房改实现了两个目的。一个是实现了“居者有其屋”。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现在中国居民有房者达到96%，一些低收入的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达到90%。另一个是让房地产业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这将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房地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拉动了100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

我们曾在国家房改课题组组织的课题报告中提出“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观点，在2003年被国务院接受。但这一观点不断被质疑，有人提出房地产业是最大的“灰犀牛”，这种言论实际上影响到一些部门的决策。房地产到底是拉动经济的“老黄牛”，还是影响经济的“灰犀牛”，现在慢慢看清楚了。

楼市政策是凝固化还是调整优化

这些年对房地产限制性政策增多，特别是楼市限购，使中国经济受到了影响。去年因为各项政策的综合作用（包括限购），其直接影响是楼市销售额从18.2万亿元一路跌到13.3万亿元。楼市萎缩造成一系列问题，相关产业下滑，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其实，这个限购政策是在房地产过热的时候出现的，现在房地产是严冬了，但限购政策还在给房地产降温。

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必须深度结合市场现实；对动态变化的市场不能凝固化，需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优化。7月2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指出，要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房建部明确提出“认房不认贷”的问题，这是对一部分一套房购买者的歧视性政策仍未落实的调整。原来不限购的就不限购了，原来限购的仍然限购。政策都明确了，为什么还没有变化？目前的问题是政策明确了，但是没有落地。这种现象在社会上被形象地称为“说到了以为是做到了，做到的以为是做完了，做完了以为是做好了”。特别是“限购政策不能前功尽弃”这种错误认知，妨碍了对中央政策的正确理解。什么叫“前功尽弃”？这就是把前一段对房地产发展的制约手段当作一种“成功”。功过不能正确区分，这是目前存在的问题。

发展模式是弱保障还是双轨并行

这些年我们一直认为发展保障房是偏弱的，而现在中央提出的新发展模式，就是住房双轨制再加上租售并举，这是核心内容。其实，住房双轨制是在我们当年设计房改方案中提出来的，当时提出“市场供应商品房，政府提供廉租房”。此后，中央一再强调发展这两个体系，即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将双轨制表述得很清晰。

保障房是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中确定的“住房双轨制”的重要内容。27年前，我们房改课题组的报告中把保障房建设的建议写入房改方案，作为我国住房供应体系的重要部分。这个建议并不是我们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借鉴了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实践经验。

我们首先研究了英国的经验。英国在二战结束后建设了1000万套房屋，其中500万套是为低收入家庭建设的保障房。英国是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首先出现了如何解决工人住房的问题。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揭露当时英国工人的居住条件极其困难、极其不人道。恩格斯并不是建议让国家出面建设保障房，而是要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来在国际社会主义思潮推动下，英国逐渐进行变革，二战期间英国很多城镇被德国空军炸成废墟，二战后大力建设居民住房。战后4000万人口的英国建设了1000万套房屋，让多数家庭住上新房，其中50%是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保障房。资本主义国家尚且可以这样去改革，从被恩格斯揭露的不顾工人死活的罪恶的资本主义剥削劳工制度，到用提供保障房来化解社会矛盾，为资本主义续命。

英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把保障房制度复制到香港，实行“居者有其屋”计划。香港建设的保障房之中包括“居屋”、“公屋”、“夹屋”等不同类型，目标是覆盖50%的居民家庭。因为香港土地资源有限，因而香港的保障房面积都很小，仅仅40-60平方米，到160平方米就被称为“豪宅”了。保障房只能解决基本住房保障，要住大房子就可以去买商品房。新加坡则是把保障房的“组屋计划”发展到能覆盖87%的居民家庭，组屋大的有四室一厅、140平方米。

研究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验，对制定我国住房制度有现实意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三次分配”理论和“共同富裕”理论指出，在第一次分配领域，试图在工资分配上拉平或者在股权比例上拉平是不可能实现的，那样就没有发展动力了。但连资本主义国家都能给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住房保障，保证他们的基本居住条件，而这种保障房政策是中高收入人群不能享受的。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保持制度稳定的基础。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它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利益奋斗。我们更应该解决好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所以，我们房改课题组就做出这样的设计：“市场供应商品房、政府提供廉租房”，而且提出保障房要覆盖到我国50%的城镇家庭。

在国家推动下，房改初期，我国建设了一批“经济适用房”，那些房屋就是“不收土地出让金，只收基本税费”，保证了土地的低成本。那时建经济适用房的目的，一是帮助设定各地房改出售公房的基准价，二是为保障房立下基本标准，就是保障房不能收取土地出让金，开发机构利润率要很低，但是施工标准必须保证，不能低于普通商品房。

我国必须加大保障房建设和供给，这是世界各国都认可的理念和都在做的事情，更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大力推进的一件大事。

我国保障房建设存在哪些问题

25年前，我国启动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此前两年，由国务院四个部委组成房改课题组，形成了课题报告《房改方案》。课题组参加机构是原国家体改委、原建设部、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科委、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与中房集团研究所。多位老领导、大专家参加了课题组工作，我担任课题组组长。当年我们在设计房改方案时就提出，在推动住房商品化的同时，政府同时继续进行保障房建设，形成住房供应体系上的“双轨制”。

近年中央多次提出“完善住房市场体系与住房保障体系”的要求，原因就是多年保障房供给严重不足，已成为我国房地产发展过程中明显的短板。低收入群体和“新市民”、年轻人、“新家庭”本来都应当享受保障房，但是因保障房建设和推动实施不利，低收入群体不得不面对价格高企的商品房市场。

在保障房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之一就是由于缺乏认识，主管部门认为市场化能解决所有问题，忽视建设。在房改初期，从2000年到2007年，全国保障房开发投资很少，只占房屋投资比例的3%-5%。我们房改课题组人员提出了推动中出现的问题，主管部门拿出的是两个不伦不类的办法：一个是“小户型政策”，要求把所有商品房户型面积都切小，被称为“70/90”，就是70%的商品房要在90平方米以下。他们以为把鲍鱼切小，低收入群体就吃得起，岂不知道他们要吃的不是鲍鱼龙虾，而是小鸡炖蘑菇、大葱炒鸡蛋，他们需要的是保障房。另一个办法就是“降房价”，试图用行政手段把商品房价格降低，却又不减少地价，还通过严格实行“招拍挂”提高地价，让商品房价格越来越高。即使价格能降下来一些，它们也并不是保障房，而是商品房。

1994年通过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提出了两种土地出让方式，一种是拍卖招标，另一种是双方协议出让。协议出让就解决了包括保障房用地的特殊用途。后来，主管部门取消了双方协议出让方式，这样保障房用地实际上被取消了，保障房陷入缓慢发展状态。

从2011年起，我国开始推动棚户区改造，提供了3000万套保障房，缓解了保障房的供需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保障房建设高度重视。2017年国务院提出“两个为主”——“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实现基本保障”；2018年又明确要求“完善两个体系”——“完善住房市场体系与住房保障体系”。虽然中央非常重视，要求非常明确，但是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工作一直不到位，十多年来，我国的保障房建设始终不足。

保障房建设上的一大问题是层层进行布置，却缺乏有人认真落实，这叫做“跛子打围——坐着喊”。上级政府布置任务给下级政府，省政府就把保障房安排到小县城去，市政府把保障房建到远郊区，都舍不得拿出城市土地来建保障房，建成的不少房屋成为“无效供给”。

还有一些“聪明”的地方政府把建设保障房的责任转移给开发商，他们使出一种“限地价、竞配建”的招数，在把土地高价拍卖给开发商的时候，要求企业承担一定百分比的保障房。这些做法表明，某些地方政府刻意回避自己保障房的建设责任，保障房得不到不含地价的土地；政府将公共服务职责推到开发商头上，而且政府拍卖土地还不少收地价，让开发商去平衡土地成本。这种乌龙做法居然一度还被当作先进经验到处介绍推广。其实这些都是下级应付上级的做法，从根本上忘记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

我国应当如何建设保障房

各国各地保障房建设时，都是以政府行为为主，由政府给土地、管分配和后续服务，由国有企业负责投资建设。

英国二战后建设的保障房占全部新建房屋的50%，就是由16个公营的“建房公团”来建设的。新加坡政府设立了“建屋发展局”，组屋的建设都是由国企投资施工。香港特区政府则设有“居屋署”与“公屋署”，两个机构有2000人，主要是工程师，就是从事保障房建设的管理团队，安排由“房屋协会”对非低收入但是收入不高的“夹心层”家庭建设“夹屋”，专门为“夹心层”解决住房问题。政府行为还不止于保障房的建设，建成后的保障房分配、资格认证、贷款等事宜，都需要政府管理，后续也需要政府实施动态管理，包括租赁房屋和把保障房卖给低收入家庭。

现在我国保障房严重缺位。政府把管理权过多地用于商品房上，特别是管理商品房价格，或一会儿限制涨价，或一会儿限制跌价，还要求高价商品房低价卖，催生出富人“炒房打新潮”，出现许多笑话。其实商品房不需要政府这样干涉，政府作用主要是建设与管理保障房。

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地方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央企要发挥主力军作用。而保障房建设用地不能收土地出让金，只能收取基本税费，这样才能让它的成本低、价格低。地方政府要舍得拿出位置比较好的土地建设保障房；保障房建设需要大量财政资金投入，包括专项债投入，这些事情都要靠政府与央企来做；与市场化商品房开发不一样，保障房要控制好售价与租金，不能追求商品房的利润率，保障房在分配与管理上也都要体现政府行为，不能是商品化销售。

按照国务院要求，国企要退出竞争性房地产领域，全面回归保障房建设本位。其实，保障房建设有足够大的工作量，其投资回款安全可靠，这本来就是国企发挥作用的领地。发挥房地产国企的公共服务职责，是国家建立这些企业的初心。

通过以上多项成本控制手段，保障房的租售价格就能达到要求。按照销售价格计算，不含地价的产权型保障房价格应当是商品房价格的三分之一左右。保障房的建设安装成本是不低的，绝不允许偷工减料，但保障房建设就像商品房建设一样，能够拉动建筑材料生产与施工安装，带动房地产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现在商品房的投资销售在不断下滑，就可以用加大投资开发保障房来从结构上转型，集中力量发展保障房建设规模。

有人问，是否能把空置商品房变成保障房？商品房改造成保障房的最大困难在于，商品房里包含着高地价，而保障房价格低的原因是地价低，开发建设机构的目标不是追求利润。而拿商品房改为保障房时地价是退不出来的，有些户型面积也不一样。闲置房产可以拿出一部分改造成“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商品房去库存的主要办法是盘活楼市，用市场力量消化这些商品房。历史上的存量房屋，多数都被慢慢消化掉了。

根据我多年参与保障房建设的经验，要满足保障房需要，我们就要“超前规划”与“足量安排”。我曾经说过，保障房建设不怕“适度过量”，其实保障房的“足量”与“适度过量”说的是同样意思。原因有三：其一，住房建设本身就需要超前，因为从投资开始到形成有效供给，需要足够的时间，其中仅建房周期就需要18个月，还要有项目准备的时间，加起来要两三年；其二，考虑到各地保障房建设规模普遍偏小，若不要求按“足量”或“适度过量”部署、而按现期人口数据来紧紧巴巴地建设，建成时往往就会落后于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其三，保障房建设规模略大一些，形成一些短期的房屋过剩，相当于让商品可以摆在货架上供人选，才能让低收入居民有选择的空间，才能防止保障性租赁房的租金太高，这些都会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实际上保障房建多少都不会被剩下。

我在中房集团工作的十几年期间，在全国230多个城市开发1300多个住宅小区，建的主要是保障房，房子都没有剩下。所以保障房建设需要大规模开发，需要超前开发，需要足量安排，这是我作为资深保障房建设者的实际经验。

保障房建设资金如何良性循环

保障房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资的钱从哪里来？既然保障房建设主要是政府职责，当然需要财政出钱。不少专家建议发行“特种国债”。我认为保障房建设很适合通过发行长期国债来建设，比如10年或20年国债。国债就应该投向民生。在债务存续时间里，保障房肯定可以卖掉回款，还可以偿付国债利息。如果每年由国家财政投资1万亿元，要求地方政府配套出资，再通过向保险、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扩大融资，可以达到5万亿元的规模。保障性住房没有土地出让金，只交土地成本与基本税费，因此5万亿元都能用在房屋建设上，可以发挥出10万亿元的作用，这样很快就可以规模化地提供保障房。

保障房可租可售，保障性租赁房的资金循环已经有现成的金融模型，就是通过资本市场发行保障性租赁房的信托投资基金（REITs）。几年前我提倡引进资产证券化，3年多前，我国已经启动基础设施REITs试点，至今已经有29支REITs成功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流通，其中就有4支保障性租赁房REITs。REITs可以通过组织社会资金持有保障房资产，原来的开发持有机构就可以拿回投资资金，还可以投资到新的保障房建设。今后REITs基金可以通过增发收购其它保障性租赁房，使REITs基金覆盖规模不断扩大。

目前有资格享受保障房的人群，约占我国城镇家庭的50%。我们在25年前推动房改时，就已经解决了不少老职工的房产权问题，他们都属于50%之内保障房享受对象。那时为了向老职工出售公房，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公房出售时，即使按成本价卖老职工，他们也买不起，我们就设计打两个折扣，“工龄折扣”和“一次性付款折扣”，折后一套房子仅两三万元。这在当时也是不少钱。老职工们掏尽自家储蓄、再跟亲友借钱，就把原租公房给买下了。房改5年后，按照购房价的1%补交了土地出让金，这些房产就可以进入市场流通。

如今25年过去，当年的商品房平均增值了5倍，而房改房以优惠价格购房，出现了百倍甚至几百倍的增值。现在房产价值已占到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的60%，成为人民群众的主要财富构成。房改购房与房产增值使老职工们跟上了致富步伐，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现在有资格享受保障房的人群应当是“一低两新”：低收入家庭、新市民家庭和年轻人新家庭。今后，低收入群体可以利用他们现有的支付能力，以低廉的价格租赁保障房。有购买保障房能力的居民，可以用上自身能力与人们所说的“六个钱包”，再加上银行的贷款支持，按照保障房价格购买房屋产权，实现他们的房屋产权梦。要允许已缴纳房租冲抵房价，相当于享受一次“工龄折扣”。

保障房应规定几年内不能入市交易，房改时规定的是五年不能入市。过了这个时限后，就允许入市交易，允许保障房与商品房并轨。这样随着经济发展与货币运行，这些居民就可以享受商品房价格上涨的红利，像当年老职工们一样，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保障房未来可以与商品房并轨的预期，使它具有更大的升值潜力。这些因素可以促进服务对象积极租赁或购买保障房，很容易形成保障房建设资金的良性循环。

走出当下保障房缺失的误区

我国保障房建设多年缺位，致使人们都误以为解决住房问题只有靠商品房。低收入群体也不知道他们可以享受保障房，反而都把眼睛盯在商品房上。比如抱怨“价格高买不起”的是说商品房，抱怨“公摊面积多”的是说商品房，说“收入房价比高”的也是说商品房。

低收入群体把他们的住房希望完全寄托在商品房上，而商品房市场却不能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当然怨气越来越大，并不时把积怨发泄出来。这都是源自住房双轨制没有及时建立起来，而过去的房地产调控走偏了方向。

本来在住房双轨制的制度下，是可以实现“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的。商品房与保障房在不同轨道上运行，房价也各有不同规律。持有商品房的居民希望自家的房屋资产保值增值，不愿意看到房价下跌，跌得厉害了就可能去售楼处闹着退房。而可以享受保障房的群体也不需要盼望别人的房价下跌，因为他们跟商品房涨跌关系不大，他们更关心的应是能不能买到或租到廉价的保障房。

如果能形成“住房双轨制”或“两个体系”，不仅可以使居民住房条件得以进一步改善，而且社会矛盾可以化解不少，社会心理也会平复不少。

我所说的保障房建设与分配路径不是不可企及的。25年前，我们已经在中国城镇进行过一次成功的房改实践，有的年轻人哀叹说，我们生不逢时，没有赶上那次房改。我们要继续推动保障房建设，会给年轻家庭提供一次新的机会。

将启动规模化保障房建设变为现实，比抱怨“商品房价格高买不起”更为有效。所谓“收入房价比高”是在没有保障房供给的情况下，拿商品房价格与普通人的收入水平比。但是如果能提供足够的保障房，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商品房“公摊面积”的问题。所谓“取消公摊”无非就是把“公摊前的建筑面积”改为“公摊后的使用面积”，把公摊从“显性存在”变为“隐形存在”，实际上没有取消公摊，只是算法不同。其实这就是“榴莲带壳卖”还是“榴莲剥壳卖”的区别，榴莲壳一样从买家收钱。难道能把“公摊”摊给政府、或者摊到别的项目上去吗？都不可能。购房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房本上面积还小了，单位房价提高了不少。比如，本来公摊面积是30%，以减去公摊面积后的“使用面积”计算，房本上面积就小了30%，每平米房价还上涨了43%，购房者在哪头儿都没占着便宜。这就让老百姓满意了吗？房本面积小了就踏实了？单位房价涨了就高兴了？这种糊弄人的做法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说，忽悠“取消公摊”是做无用功，客观效果会转移管理者对保障房的关注，最终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真正惠及低收入群体，就要把精力放在如何多给老百姓建设保障房上。

如果能把中央要求的“加大保障房建设和供给”落到实处，我相信，在“住房双轨制”正常运行下，社会认知会走出保障房缺失的误区。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