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安全与风险是一体两面,安全可以理解为认知、防控、化解风险。世界经济安全涉及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以及三类风险的混合或综合。1929-1933年的西方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周期性风险又叠加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风险,由此导致持续数年的“大萧条”,影响深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在金融化、信息化不断强化的全球化背景下,在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之上,更带有系统性风险的性质。对某一具体国家而言,除了一般的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更为突出的风险是,对这些风险不能准确及时认知或应对不当而导致的政策性风险。

世界经济呈现周期性波动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活动的很大一部分(采掘、制造、建筑业以及与此相关的服务业)脱离了自然局限性,日渐兴盛。而在一定生产关系(如资本主义)下的非农产业,由于其在日渐复杂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过程、产品或科技创新过程和资本积累过程,因而也存在周期性现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有一定规律性的。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经济危机以后,在整个19世纪,大约每隔10年爆发一次经济危机;进入20世纪以后,经济危机间隔缩短到大约每隔7-8年爆发一次。自马克思之后,经济周期理论不断丰富发展,如:为期3-4年的基钦周期,为期9-10年的朱格拉周期,为期15-25年的库兹涅茨周期,为期5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等。此外,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揭示,人类社会经济还有为期150-300年的历史大周期。经济史学清楚地揭示,世界经济在周期中波动发展。

相关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不只呈现趋势性,也有周期性。经济全球化与资本的跨国流动、理论界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关国家的政策等等因素紧密相关。任何一个事物或运动都有其对立面,全球化也是如此。全球化趋势和与之相关的自由主义思潮有周期性,与之相对立的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趋势也有周期性。当全球化因素纳入人类正常思考、企业正常管理、政府正常调控的变量时,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因素便为相应的风险。当今,周期性呈现的保护主义、反全球化就是世界经济的一大风险。

当今世界经济乱象丛生,风险多点呈现。2021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国际贸易总量2021年增长9.7%2022年将增长6.7%,预计未来增长速度将会进一步放缓。保护主义的影响、新冠疫情的冲击、半导体稀缺和港口积压等诸多问题,导致全球供应链紧张、国际分工紊乱,不仅对国际贸易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且也影响特定领域的贸易,进而影响世界经济增长。

大宗商品尤其是农矿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助推世界通货膨胀。目前在物流瓶颈和用工短缺等因素影响下,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持续推高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供应链脆弱现象仍将持续。在这种情形下,作为重要原材料、燃料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使得国际通胀压力更大、较预期更为持久,对世界经济稳定复苏构成威胁。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供应短缺驱动的通胀飙升可能更为持久,通胀在未来几个月可能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到2022年年中将回落至疫情前水平。发达经济体在年通胀率平均达到3.6%的峰值后,将在2022年回落至2%;新兴市场的通胀率预计上升更快,平均达到6.8%,然后回落至4%

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周期性收割。发达经济体因为通胀率不断攀升(美国在2021年年底达到近40年最高的7%),预期管理(TAPER)、缩表与加息的意向明显,国际资金预计向美欧大幅度回流,一些(开放度大、监管薄弱、增长率低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投机资本的狙击下,易于发生货币金融危机。

两大结构性风险

事物的结构决定其性质和功能。石墨与金刚石成分相同,只是分子的排列组合(结构)不同,两者的性质和功能便大不一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考量指标,就是国际格局出现了显著变化:从相对意义看,南升北降、东升西降、中升美降。因为力量变化,格局变迁,国际政治、地缘政治出现了一系列新特征,这些新特征反过来又影响世界经济安全。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集安组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恢复大国地位的雄心与美国不甘心霸权实力衰落之间的矛盾,都在不断激化;七国集团与金砖五国影响力此消彼长;霸权衰落,地区强国(伊朗、沙特、土耳其、印度、南非等)跃跃欲试,导致地缘政治格局更加破碎,国际秩序更加混沌无序。

最大的结构性变量是美中两个大国的矛盾,有难以调和之势,且日益尖锐。尽管中方不断表达没有取代美国地位的雄心,但是美国铁心要遏制中国的伟大复兴进程,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从经济指标来度量,2021年美国GDP22万亿美元,中国GDP接近1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80%。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强化对中国的战略性遏制,从贸易、科技、金融到政治、外交、舆论领域,用尽各种手段,不仅让中国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且也令国际政治、世界经济承受巨大压力,使世界经济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尽管美国百病缠身,总体态势不断沉沦,但是考虑到资本主义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中国必须丢弃幻想,全身心地谨慎应对,并准备未来可能出现更为扑朔迷离的局面。

202110月,IMF发布《2021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12022年美国GDP 增长率分别为6.0%5.2%,中国分别为8.0%5.6%,印度分别为9.5%8.5%。中美经济增速差距收窄,印度在后面加快追赶中国的速度。据估算,中国若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35年前仍需维持4%-5%的年均经济增速。按照疫情暴发前2019年的中美两国GDP计算,中国若要在10年内赶超美国,需要保持每年GDP增速快于美国 3.5个百分点左右,若要在15年内赶超美国,则需保持2.3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速优势。目前中美两国经济增长态势表明,中国在短期内要维持对美国的经济增速优势,还面临着挑战。高质量增长战略必须有一定的较快增长速度保证。

世界经济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风险,是经济的“虚实”结构,即在国际金融资本多年浸染之下,世界经济总体上不断脱实向虚,实体经济趋向萎缩,虚拟经济不断膨胀,为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增长(甚或动荡危机)埋下越来越多的隐患。202110月,IMF发布《财政监测报告》显示,全球已经发出的应对新冠疫情的财政措施资金总额约合16.8万亿美元,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2020年余额共达226万亿美元,余额和增加值均创历史新高。预计2021年全球公共债务高达88万亿美元,与GDP之比为97.8%2022年该比值预计为96.9%,此后估计会稳定在约97%左右。随着美国国内矛盾日益激化,政府债务不断刷新上限,债务危机逼迫美国货币政策不得不调整,预期管理(Taper)、缩表、加息等政策动向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无穷变数与巨大压力,极可能使得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收紧,引发局部金融市场大动荡风险。

中国房地产金融稳定不甚乐观,经济运行成本居高不下。近年来中国房地产行业监管趋严,叠加大型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房地产市场走弱。近期恒大集团爆出数以万计的巨额债务问题,使得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尽管相关监管部门明确表示,恒大集团债务问题是个案风险,远未达到行业风险的程度,但是国内投资者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已更多地关注,房地产市场风险是否有可能引发金融、地方财政、企业债务等一系列次生衍生风险。根据世行数据,2020年中国金融杠杆率大幅上升,债务占GDP比重从2019年的258%提高到285%;虽然2021年一季度小幅下降至280%,但是仍比疫情暴发之前高出约20个百分点。按照目前的市场利率,中国庞大的债务存量意味着日益沉重的利息负担。据估算,非金融部门新增信贷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偿还现有债务。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超预期大幅攀升,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再度攀升至10%以上;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有所增加,二者剪刀差加大,工业企业承担了较大的压力。中国经济实际运行成本居高不下,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增添变数,而且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增加不确定性。

新冠疫情加剧系统性风险

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元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它又是所从属的更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系统内每个元素、每个子系统都不可或缺,一旦某个元素或子系统出现失常,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系统性风险是指由于各元素、各子系统相互关联,一个元素对其他元素、一个子系统对其他子系统产生影响,风险在系统内集聚、无法分散,进而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自20世纪60-70年代后,科技信息化、经济金融化浪潮席卷全球,世界愈发走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宗商品价格涨跌,义乌小商品价格指数变动,中东产油设施遭遇恐怖袭击,“欧猪五国”发生债务危机,看似一个个孤立事件,实则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波及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情绪,进而影响整个世界经济。

美国的一举一动,尤其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控都会影响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当一国资金之涓涓细流因“羊群效应”急速抽逃而形成滚滚洪流的时候,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就会在相应国家发生,特别是那些只会跟随美国节拍跳舞的国家将受到更大的威胁,因为IMF和西方国家往往会开出齐天的救援价码。1997年东亚一些国家已遭遇过不幸,如果还是跟随美国节拍跳舞,就难免再次跌倒。

近年来,实际占据世界经济系统性风险榜首的是新冠疫情,以及背后可能存在或被炒作的生物战。两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相关死亡人数已超过500万。多年来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相关生产企业在获取原材料、维持合理库存和交付产品方面均承受重压。受极端天气影响、货轮数量减少、劳动力短缺、港口因疫情而封锁、防疫措施降低港口工作效率等多种因素影响,全球海运成本高企、港口拥堵、交付延迟。从上海到纽约的一个40英尺集装箱的运费已触及2万美元大关,而两年前不到2000美元。美国各港口船满为患,拥堵在洛杉矶港和长滩港的集装箱船数量屡创记录,滞留其他各港口的集装箱数量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疫情多点扩散造成大量服务类消费、接触性消费下滑,假日经济不振,旅游消费疲软,铁路航空运输受限。新冠疫情和自然灾害导致欧洲、北美和亚洲芯片工厂陆续关闭,芯片供应短缺,汽车大幅减产;“芯片荒”的影响还从汽车产业蔓延至消费电子产品领域。疫情无情肆虐,加上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火山喷发、地震海啸等)、恐怖袭击、“颜色革命”不时上演,地缘政治时而紧张等等,无疑加大了世界经济复苏难度。

对风险的不当认知与应对带来的风险

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①]准确及时地认知和判断风险十分重要。经济学家往往有一种莫名的自信,认定经济问题总能够通过经济思维与经济方法来解决。实际上,很多经济问题的源头或重要影响因素不在经济领域,而在社会、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而所选择的经济思维则是西方教科书所指定或认可的,这种指定或认可的经济思维,又集中表现为发展逻辑思维。例如,金融风险积累导致危机爆发,主要因为金融发展(深化)不够所导致,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金融发展策略,将使金融市场更加稳定、服务更加有效。很多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被循循善诱的,结果导致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他们的发展成果不断被劫掠,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安全与发展紧密相关。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保障;安全和发展应统筹协调,同步推进。不发展、不当发展、不充分发展、内卷化发展等等,都会导致一系列安全问题,甚至看起来成功的发展,背后却藏有隐患。所谓“中国威胁论”抬头、中美摩擦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持续快速发展而导致的。“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②]但是,安全与发展又有区别:发展更多是面向未来,积极向上向善向好,努力更高更快更强,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安全更多是回顾过去,以史为鉴,注重底线思维,遇事要往最好处努力、同时考虑到各种不利因素和可能的威胁与挑战,做好充分准备。为了稳妥和安全,往往可能要多付出一些必要代价。历史经验表明,仅有发展思维,或仅凭安全逻辑,都很难达成国家有效治理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新时代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对于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安全问题,不能只有经济思维,还要考虑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过度的自信容易导致自满,从而出现预测不准、监管不力等问题。面对复杂的世界,必要的经济以外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没有很好掌握,前人的经验被忽视,自己的思维被局限在狭窄空间中,就不可能赢得斗争的胜利。

(编辑  宋斌斌)



* 江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

[]习近平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上的讲话(20133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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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审美权和道义权、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是文明生存的核心,关系国家的存亡。多年来,西方集团依仗其文化“...

边芹,旅法女作家。近距离观察西方数十年。她以独特而敏锐的眼光,就中国当下社会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困境,写了一系列警示性的文章。

作者通过对中国日常文化生活的大量细节的观察,抨击了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自卑情绪和文化思想领域的颓败倾向。

文化审美权被夺。在天罗地网般的话语战场中,真正的武器是对细节的操纵。各类媒体无处不在的大幅画面天天播放着西方影片或广告,轰炸着大众的视觉和潜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观。

大学讲堂和媒体普遍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和利己主义哲学,不加筛选地传播西方思想,解构中国文化,误读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史,瓦解中国文化自豪感、诱导大众道德自卑感。鼓励全社会“向钱看”、当“快乐的小猪”,淡漠国家主权和尊严。

不少文人盲目崇拜西方、取媚西方人,甚至以充当西方仆从为荣。

“精英”们大规模逃离本土,带动史无前例的“学英语热”和“出国热”。

作者尖锐地指出:近几十年,中国人在西方的文化霸权面前,再次处于弱势。

作者希望,不要对其作品轻易贴上“自大、排外”的标签。“作为‘世界统治集团’的西方和作为个体的西人是两个不可混淆的概念”,就像说老虎是肉食动物不等于“仇视老虎的宣言”。“我并没有把西方说得一无是处,而是发现曾经被灌输的神话并不存在;我也并未反对西学,只是要告诉国人什么才是西方的真传,学人之长要学真传,而非花招,尤其是人家特意推荐的迷惑对手的花招。”

作者长期旅居欧洲,从“浪漫地欣赏西方文化”,逐步转为深入客观了解西方社会文化的深层内涵、其长处和短处,并与中国进行综合的比较,这样就更深刻而痛切地感受到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社会心理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作为文艺评论家,作者的文字表达不免激烈,但透过激烈的言辞可体会到其忧国忧民的一片苦心。

实际上,作者再次提出了如何看待中华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的交往中应有的态度的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文明是在和西方文明的交流、较量与取长补短中,不断改进与丰富着自身。中华文化在对传统的继承和锐意进步中,爆发出伟大的精神力量,没有这种精神力量,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崛起是不可想象的。当今时代,各国文明的相互交往和影响在不断加深,自立自尊、平等交流、取长补短,应该是我们的基本态度。当前,我们应该特别提倡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边芹的意见,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文化征服战:对审美权和道义权的争夺

全球化了,一些人以为“世界是平的”,这种想法是天真的。这个世界在资本的逻辑下,富者更富,穷者愈穷,在精神文化上更为崎岖不平。

作者认为:西方(这里主要指英美法等国)有一股力量,几百年来努力碾平世界,谋求绝对统治。作者将其称为“集团”、“帝国”。西方的精神世界中不存在“和而不同”。他们不断寻找和制造对立面、打击和摧毁对立面,这是他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 “征服使命”凝聚在西方文明的基因中。西方“思想霸权的力量似如来之手,伸向异文明的每一个角落”, 悄无声息地“导演”着世界,这就是思想的征服战。

对内:强化“界内”意识,高度凝聚“精神集体主义”。

多年来,西方向世界展示的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其实这只是外表,内里的东西是集体主义、精神专制主义。“自古只有‘社会集体主义’的中国人永远也吃不透西人的‘精神集体主义’”。

“集团”的真正力量来自精神集体主义,以及由此结成的他人看不见的网。它的特点是没有恒定的善恶、是非标准,只有随利益不断挪移的界内界外。这一点传统宗教是没有的,而是犹太精神的产物。

“精神集体主义”可以质疑政府的政策,却不可与西方统治集团针对敌对国的举措公开唱反调。这是一贯的“政治正确”。

西方凝聚“精神集体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培育和加强“集体优越感”,锻造自觉当卫士、当战士的意识。这不仅用于对外(他文明),而且也用于对内(本文明)的下层,在精神上牢牢捆绑住教民大众。西方文明在十几个世纪里,精神世界囚禁于一本《圣经》,于今也只不过是换了一本“圣经”而已。

对外:窃取审美权和道义权,解构他国文明。

“帝国”征服世界的所有努力,就是不断强化自己的精神力量,解构他国的精神力量。在一个隐蔽世界,长期、接力地展开文明战争。

一个文明有两个权是不能丢的:审美权和道义权。失去了审美权和道义权,这个文明就成了身体尚未冷却的僵尸。

审美权是一个文明的根基。文明外衣是卷在这个轴心上舞动的。 。“二十世纪全球一系列革命……都是嫁接了信仰而无审美权做基石。从苏联六十年代以后的电影可陆续看出,一个失去了信仰的制度,无需外界强敌直接攻打,它自己就会倒掉……信仰这座漂亮大厦的一砖一瓦不是别的,就是审美权和紧随其后的道义权。”

审美权的窃取往往从细节着手。在表面信息流通变得无比“自由”的当代,文明间的战争是靠细节的操纵取胜的。 由心理专家设计的解构“他文明”的纯熟技术,在文艺作品中以看似不经意的细节,诱导大众的潜意识。“集团”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可以指鹿为马,设计“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在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宣传中逐渐改变人们的审美观。

审美权被蚕食吞噬,要比国家的一个政策错误甚至一场战争失败还可怕得多,因为这常常是不可逆转的,是最温和最致命的攻心术。这是摧毁一个文明的转折点。你会一步步交出道义权。“解构他人的战船、一钉一铆地拆卸,对手到船沉了都不知漏洞出在哪儿。”

审美权易手和道义权被劫持,由此产生了幻觉,这一幻觉让背叛者失去羞耻感,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还自觉“无上荣光”。

从“征服中国”到“导演中国”

征服世界与“导演世界”并行不悖。国际上总在博弈,地球就是棋盘。西方人认为自己是棋盘的主人而俯视全球。如果说“征服世界”是外在的西方,那么“导演世界”就是内在的西方。“导演”就是解构他国的文明精神。“很多国人认识的西方止于前台表演,不懂得前台表演的目的是为了征服世界,而征服世界先得导演世界……导演世界是‘集团’秘不示人的那部分。”

“征服”和“导演”是一架庞大推土机的两只轮子。征服世界必须让征服者接受使命,让被征服者接受命运、被打的人觉得该打,这需要高超的导演技巧以及旷日持久的情节。 “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油点似地扩散”。“文明推土机”一层层、一遍遍推,从圈内渗透到圈外,由电影艺术文艺渗入百姓精神世界。 看不穿这一点,自然就看不透我们早就落入“导演”的指挥范畴。

中国被“集团”视为“真正对手”。几千年遵从温良恭谦让的中国,“是一个不以宗教而以文化统治的文明古国,……是一个至今未被收服为打手的君子之国,是不打掉就没法让他们独霸世界的障碍。” 中国并非谋求与西方对抗,只是客观上横亘在“集团”征服世界的道路上,因而必然被当作对手。这是西方统治集团长远的策划。

作者指出:中国人百年来曾经拼死抵抗外敌的武装侵略并取得胜利,但当下面对西方向我们悄然发动的“文明战争”却陷入被动。很多国人误以为“只要富强起来,文明战争必定打赢”。但实际上,“穷与富、工业化先进与落后并非一个文明失魂的决定因素,真正的转折点是审美权进而道义权的失手,信仰的崩塌。”

争夺中国人的审美权和道义权。审美权被夺是中国在“文明战争”中落败的起始。西方人用他们的审美观(或特意为中国编制的审美观)覆盖中国传统审美观,长年累月的诱导,让中国失去传统优越感、不断增加中国人的“道德卑贱感”。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竟拜倒在一个“两百年打劫成功的暴发户”脚下。

西方擅长在“艺术绸缎”下面搞隐形的意识形态大战。中华文化的本质内核是追求高贵的情感和精神,而西方“集团”则鼓励其文艺作品在细节中不断宣扬“负面中国”——“封闭、落后、愚昧、贫穷、卑琐、压抑、扭曲、无个性、无个体自由”。营造中国人“道德卑贱”,是百年来“集团”从未歇手的方针,不同时期变换的只是名词和概念、为心理解构服务。这样一遍一遍把你披挂几千年的道德优越感剥去。被剥的人没有应有的警觉,甚至在艺术的感染下,形成一种“自戕的愉悦”。

西方的涉华电影中,一部分是有中国人为正角的西方电影,另有部分中国电影被挑进“文艺国际”俱乐部。这些作品中均包括被作者简称为“父殇”的细节。传统中华文明讲究尊父敬母,但在西方涉华影片中,“父亲”永远是反面角色。这是他们“政治正确”不可逾越的一条线,而且有着不易觉察的国际携手性。我们从中可以体察西人的“精神同一性”深达什么程度。也许是“文艺国际”的刻意筛选,没有这类细节的电影被悄悄封掉,不给其登台的机会。

策动精英不断“反思历史”。“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要征服一个能干的民族,有比刀枪更隐秘也更有效的办法,就是篡变他的历史观。改变历史观是个潜移默化的活儿,尤其是怎么让少数精英之外的人群接受。

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鼹鼠”对付前苏联的毒招,前苏联领导人向理论界发出“历史不留死角”的指示,如此“伪史”层出不穷,整个俄国革命史、苏联建设史被全盘颠覆。

这些年,中国的一些媒体孜孜不倦干的就是雅科夫列夫当年交待的事情,试图重写新中国革命与建设史。特别是不遗余力诋毁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把中国革命史妖魔化、污名化,抹掉华夏文明的红色元素。

我们没有接受西方强加给我们的命运,并为之殊死抗争,但却糊里糊涂地接受了西方对世界的解释。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荒谬之事,这等于是说,一百多年来我们浴血奋斗反对的东西,其实在这30年期间我们从源头就接受了,即承认了征服者对世界的解释权。 “接受了西方“集团”的信仰体系,却幻想着保住我们的独特和独立”。

诱导中国人专心发财致富。在经济上允许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外国的人才、资金、技术、管理乃至文化思想等纷纷进驻中国,中国制造与服务进入西方市场。中国迅速积累起巨大财富,物质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精英阶层乃至中产阶层上层纷纷“活在当下”,为赚钱而疯狂,成为“快乐的小猪”。原本被钉上耻辱柱的“买办”,如今堂而皇之上了光荣榜。底层的弱势群体也多半在“明天会更美好”的期待中。

西方左手送出的东西(物质财富)正是右手牢牢抓住的东西(精神统治)。几十年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心无旁骛。“银河号事件”、“南海撞机事件”甚至驻南使馆被炸事件,这些严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件,也未曾动摇国人发财的意志。

我们硬实力的提高并没有加强自己的软实力,并没有从物质的进步中获得本应转换的尊严(得意和炫耀并非尊严),连原有的尊严也毫不足惜地丢掉了,甚至到了丢而无意识的程度。

招募为“集团”尽心竭力的“公知”。几十年来,福特基金、民主基金、阿登纳基金等西方“财主”在中国不断撒钱。在西方思想长期浸润之下,一批合乎他们理想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被“锻造”出来。他们在悄然不知中改造了自己的审美观,进而丧失原有的道德观与价值观,习惯于在征服者设定的轨道上做惯性思维。

“一些公知尽心竭力为‘集团’当下手,像‘猎犬’一样奔去叼回主子射中的猎物,自己却丝毫不察”; “觉得只要好吃好喝、潇洒自在,头颅拴在谁的腰带上都无所谓。他们目前正处在‘享受诱饵’的历史阶段……这‘历史最好时期’既有自己劳作的收获,更有猎手悉心放置的诱饵。”

选择小卒,给利益小人以大荣誉。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多数知识精英毕竟有着基本的善恶感,当“猎犬”是很忌讳的。有鉴于此,西方“集团”特意挑选所谓“政治正确”(可有效解构中国精神文化)的作品,通过另立独特标杆——揭露丑陋——诱导重塑中国的审美标准。文学“世界奖”、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此类手段的一种。

“只要用正常的脑子推理一下,就一目了然:一个小国、几个评委何来操纵他国历史的如此能量?”被中国以及喜好中国文化与武术的国际读者热捧的金庸,就不可能被诺奖看中。不管他在中国乃至东亚有多大影响。西方“集团”怎么可能让传承中国古典士文化的人走向“国际”呢?

留学“海归”不乏“蒋干盗书”。西方为世界精心准备了两套东西,上面那套是让我们欣赏学习的,但这有时是专为掩藏下面那套设计、用来让对手上当的东西,实际做的是下面那套。说的事从来不做,做的事却从来不说。这种文化上的分裂,处理起来非常从容,切换非常自然顺畅。

西方自己爬到金字塔尖,却让别人止步不前。在自己大搞经济垄断时,却宣扬“竞争越自由经济越有效”,“小的就是美好的”。

近现代中国大批西方留学者,把人家用以解构我们精神的“秘方”拿来,自以为取得了真经,实际却是 “蒋干盗书”。经济上的华盛顿共识,政治上的“普世价值”,科技上的转基因……哪一样都可以将中华民族置于死地。

有些人盲目听信西方说教,以为文艺作品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的。实际上西方在文化领域(从图书市场到电影市场),西方并未真的“玩”市场经济,只不过人为控制得非常有技巧,而且上层抱团守秘。这个所谓“市场”,其实就像纵横交错的水田,田埂的设置和入水出水的闸门完全是人为严密控制的,市场只在可控制大小的田埂内自由行事。市场这张牌只是引君入瓮的圈套,套的是傻乎乎真信的人。

拆除中国的精神城墙。这是西方“集团”近百年来一直在做的事。祖国,除了边界、领土、落脚点这些概念,还是人的精神家园。一个人哪怕腰缠万贯,没有精神家园就是永远的流浪儿。“集团”在不能明火执仗征服的情况下,最便捷的战法就是:改变一个文明对世界的解释权,妖魔化爱国主义,在人们的头脑里打破“祖国=精神家园”这一历经世纪用血肉铸成的概念。 文明战争,说到底就是守不守得住精神家园这个“魂”。

在“宽容开放”的口号下,中国人不知深浅地投入了这个不能玩的游戏,不知游戏的终点是自己的绞刑架。当道义权被劫走的时候,那将物质进步转换成尊严的目标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越追越远。而没有尊严这一精神城墙,你什么样的兵器能守住江山?!

华夏文明面临的危机

近几十年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令很多国人越来越飘飘然,物质上光鲜靓丽,但精神却空虚颓废。在作者看来,中国若不是经历了一次大战的败绩,在精神上不至于如此“惨不忍睹”,这是一场文明战争的失败。

表征之一:普遍的民族自卑感。当今很多中国人往往张口便是:“中国人素质太差”,“西方人文明”;为任何个体的过错而否定整个国家和民族,几乎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连广大中下层人群也落到这一步,是精英层为他们提供的精神食粮出了大问题。强盗打劫总有“强盗逻辑”,但是中国人被打劫后不去研究强盗逻辑、以便对付强盗,而是埋怨自己,觉得挨打是自己不好。

正因为长期不断的精神解构,使我们多多少少形成了“原罪思维”,这是精神上被“驯化”的第一步。“凡事将西方往好里想,将自己往坏里想”。对西方文化的崇拜、道德优越感的失落,由此没有了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表征之二:审美观错乱,以西方为美。看一个实例:上海一家电视台的一个“劳动最光荣”节目中,两个巧克力糕点师,一个做巴黎铁塔、一个做伦敦奥运场馆,灵巧的手追逐着时髦的影像。在为广大观众提供“视觉盛宴”的同时,谁也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这是本土文化符号被悄悄替换的信号。这个巧妙且极具耐心的过程,以看似顺乎潮流的方式,人为制造“时尚审美”,定向清洗大众头脑。这与金融诈骗没有本质差别。

看看先富起来的国人对法国奢侈品的崇拜,就可以明了西方人对国人洗脑如何成功。西方商人把人性研究得透彻,知道刚有钱的人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标识化产品已不再是予人以“精致”,而是为人群打上“烙印”。用标识化的设计替代了奢侈本身,以虚无飘渺的概念扑天盖地地渗入人的大脑,形成“奢侈品=名牌=标识的复制”这一荒诞等式。 这一本万利的(奢侈品)买卖,靠的是对消费人群的精神控制。中国社会的送礼传统和从众心理,更加剧了这种精神控制的广度和力度。

表征之三:价值观变迁,自觉传播西方价值。审美权的丧失不仅导致价值观变迁,而且还会自暴自弃,主动传播宣扬西方价值。在西方不可能见到的怪相在中国已司空见惯:高铁车厢内的视屏,连篇累牍地播放好莱坞电影、明星及西方时尚的画面,让西方代言人来洗自己人的脑。这类画面每天每时轰炸着大众的视觉和潜意识,而播放者丝毫意识不到画面的颠覆作用胜过千言万语!

中国的大学和媒体,为西方文明传播者提供整版报纸和讲堂,贬低和抹去自己的文明,却丝毫意识不到,正在帮着埋葬维护这个国家的凝聚力。这不是说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不能表达思想,而是听其表达的中国人,已经意识不到自己是什么人,更不知对方是什么人。

表征之四:文明自信丧失,民族精神麻痹。中央电视台法语台一部有关西沙的多集纪录片,其中一个细节是一群守卫西沙的女兵,在表现她们如何能吃苦、如何能战斗之外,也不忘展示女兵们爱武装也爱红装。只见军人卧室里,从抽屉里露出一堆东西:洋美女封面的时尚杂志和一些女红——快完工的刺绣上绣的是一对西洋男女,整幅画表现了对那个文明、那个人种的向往。这不是上海小资的闺房,而是中国边防最前沿!这个细节不光意味着中国民间属于本文明的文化符号正以惊人的速度被覆盖,也意味着这支精神上被麻痹的军队可能正在失去战斗力。

有人若以为将西沙女兵抽屉里的刺绣与北洋水师炮舰上的衣物类比有些过度,那么,一个国家几代艺人墨客争前恐后取悦西方以博得对自己作品的好评;几代学子前赴后继到西方留学,研究的对象百分之八九十却是中国问题;青年才俊拼命跻身北大清华多半只是为了便于去西方留学,成为国际公民……如此不一而足,是否折射出华夏文明已被深度休克?

表征之五:精神上再度“下跪”,甘当“仆从”。1949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这几十年,一些精英文人在精神上又纷纷跪下去,并以给“西方主子”当“仆从”为荣耀。 30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和思想体系,似乎都在为“帝国”培养上等仆人,多少年轻人在为得到“上等仆人”的位置而努力。

如果“开放”与“接轨”被这班“主子”做代理人(或通过子女西移作间接买办和代理人)简化手续、并提供道德借口,那我们有权提问:我们为什么被卖?如果我们被卖,只是换得“仆从”的儿女在西方谋得个上等仆人的位置,我们更有权提问:卖得是不是太贱?!

表征之六:“精英”大规模逃离。30多年来国人信仰大半被解构,很多精英投进了西方的怀抱。但他们既看不见外强的觊觎和布设的陷阱,又忙碌地要锯断自己呆在其上的枝干。环顾世界,通常一国的社会精英不会背叛自己的文明价值,不会为一口饭离土弃国,但中国的社会精英却蜂拥而为。甚而不以内外勾结为耻,反以挟洋自重为荣。“测试一国国民的潜意识被操纵到什么程度,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那些背弃祖国的人是否被赋予了道德优越感。”

但他们不知道,那个世界并非他们想象的大同世界,而是“上帝选民”(西方人)为主人的世界,中国人在其中只有两个角色:被主子接纳的“上等仆人”和未被主子接纳的“下等仆人”。

表征之七:出国人众成潮,甚至以背离祖国为荣。近几十年,举国学习外语,各大城市最聪明的小孩都打破头往外语学校钻,这恐怕是史无前例、在世界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现象。整个国土变成了为西方培养人才的大课堂(父母以小孩能靠留学换得西方某国国籍为荣),好像中华文明成了附庸文明;倾举国之力培育的顶尖人才,把自己的本事都当成了背弃国家的本钱(从顶尖学生到冠军运动员),好像文明心脏早就不在长江黄河畔;社会上层的子弟都以受西方教育为先,好像这片土地没有足够的文化供他们掌握和传承,好像拥有的权力还不够至高无上,好像祖先留下的历史远不足以荣宗耀祖!

在意识形态上,上游闸门若出现一条狭缝,即意味着下游泛滥成灾。精英们的逃离与背叛,使得社会道德颓丧、爱国主义瓦解,形成一股莫名其妙的自我否定、自贱、自戕的潮流。逃离者们非但没有愧疚感,反而还以具有“道德优越感”,作为炫耀的本钱。

表征之八:“崇洋媚外”形成潮流。在部分“公知”眼中,西方人“强大的武力、高尚的道德、杰出的智力”让中国人崇拜——那白人、美国人活脱脱就是优等人种。“以洋为美、以洋为尚、以洋为荣”成风。

中国文明正在被“童稚化”,即失去了主心骨。社会心理颓败至此,一般都是亡国巨创所致。然而上面这一切却发生在一个自称“太平盛世”的国度,强敌没有兵临城下,刀更没有架在脖子上。

近代血腥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亡国灭种的危险。在真实的战线上,我们曾拼死挡住明枪,却不知已被暗箭射中。致命之处就在于我们不知道谁是真凶。在殊死决斗的战场上,不知彼也就不知己。梦想世界一家亲,开放到没有边界线,宽容到人家打左脸递右脸,以为这样除了麻痹自己还足以打动世界,那是自作多情;以为这样除了改造自己还足以改变现实,那是白日作梦。

夺回审美权和解释权,赢得“文明战争”的胜利

认清西方文明的本质和长处。

中国与西方,前者讲究“温良恭俭让”,后者崇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中西文明的差异,说到底是“西方文明的征服本质和中华文明的和平本质”的差异。

中国人首先要懂得和学习西方文明的这一面。流氓与书生要比高下,就看放在什么水平上。必要时书生也得学点流氓的手段,学会挡明拳也要学会挡暗箭,否则无理可讲。

1793年英王特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乾隆皇帝礼貌待客,但什么都没答应。中方官员全程陪同马特使一行、吃喝全包,送别时依依不舍。但英国人绝不会因为个人得到好处就忘了使命。马特使在横跨中国的旅行中一路收集军情,顺带偷窃茶树之类技术“专利”;回国后不但没有做促进英中友好的事,而是开始谋划后来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灾的那场(鸦片)战争。

西方比我们更讲意识形态,更重“政治正确”。西方有只信一神、只读一经的传统,意识形态一统是正常状态。

西方派往国外的记者,更接近侦探而非文人。刺探内情、培养反对派是他们的基本活计,必要时帮助反对派推翻政权也是份内事,而绝不是我们理解的“满足百姓的知情权”。中国人专挑舞文弄墨的文人作记者。西方人挑记者首先是意识形态,其次是胆略,关键位置血统乃是重要条件。战士和文人对自由的诠释和满足程度会相差多远?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传媒“自由”之下犹似坚硬的混凝土,而我们一放开就如同散沙!

法国中学会考,把哲学考试放在重要位置。2012年哲学试卷的论题之一:“平等是不是自由的威胁?”这种考试不是考技能,而是考你学了哲学(西方文明的思想体系)后的思想状态。这与中国被废除的科举考试有异曲同工之处,即用考试来代代传承本文明的思想体系。

大力强化“精神集体主义”。中国的“被迫集体主义”止于社会层面,而没有类似于西方社会的几乎随时随地、无孔不入的精神捆绑。中国人在精神层面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被彻底铲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关键是用“精神集体主义”把“散沙”似的中国人团结起来,终于让这个被列强踩在脚下的民族重新站起来。

精神层面的集体主义是西方社会表面宽松、内核坚硬的关键所在,它要比社会层面的集体主义更牢固而隐秘。这也是我们对西方社会整体误读的起始点。看到这一层你才能领会:为什么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主义,因为在精神层面上西方社会缺乏个人主义;为什么中国社会提倡集体主义,因为在精神层面上中国社会自古至今都缺乏集体主义!

夺回审美权,增强文明自信,维护国家民族尊严。

破除迷信与神话。西方“集团”编织了诸如“自由经济”、“政治民主”、“普世价值”等系列神话。一些人对揭露西方文明伪善、贪婪的真实情况和褒扬中国人自尊的言论,都要上纲上线,扣上“排外”和“反对开放”的帽子,把“开放”作为对中国人的道德要挟,正是落入了征服者设计的思维陷阱。

中国的诸多精英人士总是幻想西方如何优越、如何自由民主。实际情况是,所谓“新闻自由”更多是操纵的自由。

“比如嫦娥二号升天的新闻是封锁的;法国人也不知中国的高速火车比法国快;不知中国有退休制度(法国媒体声称,中国人连退休二字为何物都不知道);不知中国妇女与男人同工同酬(法国妇女工资比男人少30%)。不知中国能用高科技织布、炼铁、造汽车(多数民众认定,中国人连织布技术都要偷法国的);不知朝鲜战争美国人是打不过才谈判的;不知从制瓷、造纸到印刷均传自中国;不知鸦片战争原因是英国人强迫中国人吸毒;不知法国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烧了圆明园……”

凡事都有个度,过了会适得其反。没有神话的西方并不意味着没有优点,破除迷信不一定就是自大自闭。总有人把向西方学习与“放弃自我”混为一谈。学人之长与“认人为主”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就是有人没有足够的智慧将二者分开。

公德与品德无关。今天挂在中国公知口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如何如何差,西方人如何如何好。然而西方人讲公德并不代表就有品德。“穿戴讲究、一切按照规矩行事,是公德、美俗的表现。美俗绝对比美德事半功倍。‘公德’不是无私而是学会划算的自利。公德是规矩,规矩不靠教育而是从小驯养成的习惯;而且不需要里外都一样,只要在特定场合不越界就行。西方诸多文明规则,往往只在界内有效,对界外的自动无效”。

近代以来,在西方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为何一到殖民地、落后国家,霎时间就蜕变为恶魔与强盗?因为西人的所谓公德、是被强大的社会秩序约束、是被文明的华丽外表掩饰的。“在别国做坏事可以不受惩罚,是帝国心态的一种转移,高人一等早已被训练成本能,以致一出国界,到了他们认为‘低人一等’的国度,文雅的小伙子可以转身变成强盗。”

丢掉浪漫与幻想。“带着无敌无界、甚至浪漫致极的心态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如果还有点良心,如果事先没有取弃国的立场,慢慢地就会在一个他做梦都想不到的现实面前惊呆:西方公开地、更多是暗中地、遍及整个上层建筑地视中国为敌,这种越到后来越隐秘的敌对状态旷日持久,从未终结。对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冷战’在这里是常态,根本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体制的变化而改变。”

“不管什么制度,要维持都得化身为信仰,让百姓觉得自己在统治自己事半功倍,否则你的经济再好、制度再完善都没用。我们一直以为西方‘民主制度’是一种理智安排,那是太天真了,那首先是一种信仰,甚至是宗教信仰。制度就是信仰,理性能安排的只有规则。”

“学人之长,‘长’究竟是什么,你得弄清。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一样,好人愿意授以真长,小人则故意以短相诱。西方连科技都以专利、知识产权、禁售的屏障阻止你接近,其他领域人家会把真长告诉你?不但不让你知道,人家兵不厌诈,还把表面迷惑人的花招力荐给你,让你拿着假方子吃错药。”

维护国家民族尊严。“西人与他人交往,左右手各执一个盾牌:利益与尊严。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逐利之外,就是带着刺人的标尺去试探对方的尊严底线,对对方的态度由这杆标尺上的尊严刻度而定,而绝非出自情与义,那是只有中国人自己有的,而且自作多情想象别人也有的。如果你不把尊严当作与外界接触的第一防线,只在受伤时才被动拿出,在‘主观能动’为生命第一要义的西人眼里,就形同低等动物。”

“西方是近现代工业文明的火车头。但它走出地球一角,一路将其他文明碾压在地,至今没人能测算损失成本。这个文明充满与生俱来的征服欲。虽然有人对前辈洗劫中国感到愧疚,但统治精英并无悔意,法国为将犹太人遣送纳粹德国而忏悔、对贩卖黑奴道歉……但何时对火烧圆明园道歉?”

然而,中国牺牲了尊严,是否就能免于吃苦受罪、实现繁荣发展呢?绝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你如果没有尊严,不要说世界统治集团,就是一个小国都可以玩弄你……十九世纪西方文人学者的著作中,众口一词说中国人‘没有荣誉感’,绝少例外。”

夺回话语权,培植道德优越感,树立文化自信。

话语权,包括历史解释权,关系到“文明战争”的成败。“话语战场的不战而败,严重性远比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要深远而持久,这已不是一个国家的战败,而是一个文明的覆灭。”

多年来,中国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干着“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有人自我标榜掌握着治病救国的秘诀,实际上是给西方征服集团当马前卒,损害着国家尊严与民族利益。我们宁愿少些“公知”,多些国家与民族的脊梁。

一个文明,审美权和道义权是不能丢的。为了华夏文明的延续,在西方征服集团发起的文明战争中夺回主动权,中国必须夺回这两大权力,重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注:本文引用作家边芹的文字全部来自“四月网”与“观察者网”的“边芹专栏”文章。

 

大国强权用利益操纵乌克兰寡头,寡头用民粹主义操纵乌克兰民众,民众则在所谓民主自由的口号下沦为玩偶。西式民主原本被用以实现“善治̶...

选举不一定能提高福利,民主不必然就是好东西,民主选择往往以治始而以乱终,西式民主不是“善治”之端,而是“恶治”之源!

东汉应劭著《风俗通义》中有这么一个故事:齐国有人家有一女,年大当嫁,有两家差人前来说亲。东临的男子长相丑陋但家境富裕,西邻的男子仪表堂堂却家境贫寒。父母犹豫不决,就询问女儿,想嫁哪户人家,“你要是不好意思说,就露出胳膊示意,愿去东家,就露出左臂,愿往西家,就露出右臂。”女儿听罢,竟然袖出两只胳膊。父母惊讶地问她原因,女儿说:东家食,西家宿。即在东家吃饭,到西家睡觉。

“齐女两袒”的故事,在文学中,笑话一则;然而,在现实中,则是悲剧一幕。这个悲剧的主人翁就是乌克兰。多年来,在自由化与民主化等内部持续松散化的张力下,在俄罗斯与欧盟两大外在分离力量的强大牵引下,原本于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别的乌克兰的东西部正渐行渐远,共同基础越来越薄弱,共同利益越来越稀少,国家战略共识也就越来越难以达成,诸多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取向,越来越多地嬗变为非黑即白的“两难选择”。

齐女在东西邻之间可自己选择,自己做主,但是她的“东食西宿”选择是无效的,甚或是荒唐的。乌克兰何尝不是如此?乌克兰处在地缘政治与战略狭缝间,不能道路自信以独立自主,也无法搞机会主义而左右逢源,不得不在大国操纵、进而又在本国寡头的操纵下,作出“选边站”的抉择。然而,绑定俄罗斯,亲欧派不答应;投靠欧盟,亲俄派不同意。乌克兰的寡头们不是发挥政治智慧以消除分歧解决争议,而是借助街头运动与外部力量,努力去实现做附庸、当棋子的国家目标。大国强权用利益操纵乌克兰寡头,寡头用民粹主义操纵乌克兰民众,民众则在所谓民主自由的口号下沦为玩偶。你唱罢来我登场,乌克兰之水显然被西式民主搅浑了。

其实,民主的理论与概念很简单。封建主义制度,是君主,国王一人说了算;资本主义制度,是钱主,少数巨富寡头说了算;今天,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保留的君主立宪政体,本质乃是君主与钱主的分赃制度。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作为社会进而作为国家的主人,自己做主,才有真正的民主。今天,民主问题越来越复杂,多半是给西方民主骗子、本国民主贩子给搞乱了。骗子们输出经过包装的民主以欺世盗名,贩子们贩售骗子批发的民主好从中渔利。然而,那些不明就里欣然接受“民主=现代化”的国家,无不以治始而以乱终,人民水深火热,骗子与贩子则赚得盆满钵满。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刚果等非洲国家,一个个在海妖的民主歌声引诱下,前赴后继驾船撞上礁石。乌克兰不甘落后,上演了以西式民主而祸国殃民的新悲剧。

民主实质是人民的统治,其形式则是尊重并服从多数人的选择。就今天的西式民主而言,中产阶级是民主制度最忠实的拥趸,是最有力的社会支撑。“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早已成为西方学界的共识。然而,任由市场调节的自由经济既广且深的发展,令中产阶级地位每况愈下,如此西方世界多年来引以为傲的“橄榄型”或“纺锤状”的社会结构,因中产阶级坍塌,而沦落为“M型”,形成了1%99%的对立。民主的坚强与厚重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人民对民主的热情与日俱下,西方各国大选投票率不断创下历史新低,越来越多的选民选择了不合作,选择了沉默。525日,乌克兰民主游戏又热闹开演,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总统选举投票率为40%,其中基辅地区以22.5%的投票率领先,而顿涅茨克地区仅有5.5%。如此低的投票率,选出来的政要能代表谁?这样的民主实际上又有什么意义?而意义早就蜕变到“为民主而民主”。昔日,自由派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今天,民主派的箴言:不民主,毋宁乱。

民主是一种治理方式,也是一门行为艺术。民主需要和气,和谐,乌克兰对立双方锱铢必较,睚眦必报,咬牙切齿欲置对手于死地,如何民主?民主需要包容,实现相对的利益共享,但是乌克兰在朝的或在野的寡头都想自己通吃独占,把国家人民的油水吃尽榨干。乌克兰式的“民主”给人民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政局的混乱、社会的撕裂和经济的衰败。2008年的金融大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社会与政治危机,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民主不再无条件地“是一个好东西”,它越来越多地被政客玩弄,被经济寡头操纵,成为国家对抗、利益集团博弈、政党恶斗的工具。西式民主原本被用以实现“善治”,而今在各类被输出“民主化”的国家,经济动荡常态化,社会矛盾尖锐化,政治僵化极化,西式民主俨然成为“恶治”之源!

(编辑  东源)

 

江涌

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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