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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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

——基于天津西青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与生活状态的研究
王海侠 来源:《经济导刊》2015年6月 2015.06.10 09:10:41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研究法,融入到新生代农民工社区之中,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生活境况与就业状态。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虽与上代农民工有着不一样的就业与迁移意愿,但与现代化的普遍假设不同,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城市定居意愿。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在城市定居所面临的诸多结构性约束:同时,受制于农村土地承载力不足与地方就业吸纳有限的制约,很难选择回乡/城就业。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在迁移问题上面临的是农村推力依旧、城市拉力不足的问题,这种形势构成了“留不下的城市与回不去的农村”的困境。他们频繁跳槽,数度往返与城乡之间,显示出极大的居住与就业不稳定性。

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已占到农民工总数量的60%,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大多是初高中毕业后即选择来城市打工。对于这部分群体来讲,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方式,更多地带有城市烙印。虽然与老一代农民工一样是农业户籍,但他们是落叶是否归根并无定论。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依然存在的城乡流动壁垒,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去留之间呈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方向,国家的基本政策是在城镇化过程中使“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能够在城市定居,这样即可扩大内需、稳定经济增长,又可解决因农民工流动而带来的“流动儿童”和“留守老人”等伴生性社会问题。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曾根据对嘉兴、武汉、郑州和重庆4个城市的调研估计,一个农民工如果成为市民,需要政府支出约8万元左右(2009年不变价);如不考虑养老保险的远期支出,则农民工市民化的短期支付一次性成本平均为2.4万元。该调研认为其社会成本并非不可承受,政府完全有能力进一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而学术界对于农民工流动和城乡发展布局有不同意见,乡建学派为主的学者主张国家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力度,以便能吸引农民工回乡发展。近年来社会大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和互联网电商的普及,传统农业正在向现代农业转型,使得农业和农村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对于农民工微观个体而言,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环境制约、又有着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将是发展立论的基础。

在我们与新生代工友长期的互动中,看到了城乡两种作用力对他们的影响,也看到在这两种作用力之下,他们个人深深的无力感和茫然感;他们最大的就业特点是 “频繁更换工作”和“频繁往返于老家和城市之间”。在访谈[]的几十余名工友里,持续在一家电子厂工作时间超过两年者寥寥无几,大部分工友是新进工厂不足一年,可他们外出打工经历却多半有六七年或十年左右。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频繁地更换工作单位与工作地点?在这一问题的追问下,根据访谈内容,我们整理出农民工就业与迁移的客观影响因素:一方面是他们需要面对城乡经济收入和生活方式带来的推拉力,另一方面是对城乡形态主观的归属和认同。

进退两难困境下的频繁流动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多偏重于制度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而极少关注问题主体的主观意愿及行动。因而,在制度性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新生代农民工主观迁移意愿调查具有重要意义。

外部客观环境分析

第一,城乡户籍、土地和社保的制度性约束。既有的研究多将制度性约束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市民化的关键原因,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尚未成立家庭,子女教育因素尚未列入考虑范围之内。此处的制度性约束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土地制度,三是社会保障制度。

户籍制度是农民工获得城市市民资格及享受市民各项权利的主要约束因素,但随着遣送制度的废除,农民工的短期流动不再受到户籍的制约,户籍制度强制约束性降低。但因户籍附带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社会福利,使不能取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群体仍然被排斥于城市保障范围之外。所以,户籍对于农民工城乡选择来说是一大障碍。

土地制度对农民工迁移具有推动和阻碍两方面的影响。从推动流动方面来看,由于农产品价格较低,且土地承载量有限,导致大量第一代农民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据统计,由于农产品价格低和农资价格上涨,土地的生产资料作用大大降低,大多农民无法以地为生。而另一方面,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远远超过其生产资料功能,土地逐渐福利化[],成为农民工城市就业失败后返回农村生活的生存保障。我国《土地承包法》规定,凡举家前往大中城市定居且取得城市户口者,将自动取消土地承包权,这又使部分农民工更倾向于短期流动而非长期迁移。[]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研究热点。在笔者所调查的微电子工业区,由于工厂规模大,社会保障基本完善;但新生代农民工对待工厂提供的社会保障有两种态度,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保障十分必要,如一位90后工友因家中无地,坦言自己在三星工作的目标就是“熬满十五年凑足养老保险,再考虑做点别的”;而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保障数额太大,“一个月加班拼死拼活地干,挣了四五千,扣去保险,却只剩三千多块钱,扣得实在太多”。他们现在更希望现金收入增多,以利于生活改善和创业。可见,社会保障不必然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起促进作用,需根据他们个人的家庭背景和工种区别分析。

  第二,城市收入高于农村。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首要原因是“城镇拉力”。当前中国农村人口的城乡迁移,已不仅是农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结果,更多体现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引致的人口趋利行为,迁移地和迁出地之间的收入差异是影响迁移的重要因素。

  根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2.75倍,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从中国的经济布局中也可见一斑:中国东部已经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冀三大城市圈,其面积不到全国的11%,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却超过了40%,而占国土面积超过70%的西部地区城市经济总量比重却不到30%[]。大城市占有更多的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资源,其“拉力”自然可想而知。以电子厂工友的工资收入为例,其平均工资都远高于务农或地方副业收入(见表1)。

 

总体而言,城乡在经济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以市场化为主导的人口流动。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将会有更多的劳动力从农村释放出来”;另一方面,“传统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缺乏规模经营,生产效率低,农业发展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农民依靠农业生产所获得的收益不高,导致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收入水平差别较大,促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 []

第三,城市生活成本高、压力大。强调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制约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即使放开户籍制度的制约,农民工是否能够市民化也是问题。“农民工市民化”面对的不单单是制度性安排,还要考虑到市民化的经济成本等因素。李强教授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对比我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在改革开放以前,高的时候曾达到2.9倍;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村改革充当了先锋,低的时候曾为2.2倍到2.3倍。然而,到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初叶,已经超过3.6倍。”[]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下,城市高消费水平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在众多城市消费中,租房或买房无疑是一笔份额较大的支出(见表2);同时既有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对于其定居城市的意愿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条件越满意,定居城市的意愿越强。”[]

按照工友平均3000元的工资计算,租房费用占据了1/4,而且所租到的房间,只是一个五六平米的隔断间,通常没有窗户,工友过着典型的“蚁族”生活。而对于打算长期迁移的农民工,在城市的购房问题更为严峻。据有关统计,20139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0554/平方米。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房价是他们选择留在城市或回到农村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相比之下,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家中有宅基地,“城里吃住那么贵,不如回老家,家里有地,还有房子住,不用花那么多钱”,渴望回乡的工友小李曾多次向我们表示自己对城市高支出的不满。或进一步说,城市的高消费门槛,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定居的梦想更加遥远。

因此,讨论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在城市“扎根”的问题,对经济成本的考量至关重要;而且电子厂工作有明显的年龄限制,随着年龄增长,新生代农民工在大中城市的就业机会将不断减少,由于劳动技能及教育水平较低,他们在激烈的城市工作竞争中将日益处于不利地位。

  第四,“吃青春饭”的就业现状。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长期迁移的基本前提,如果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实现在城市的稳定就业以及拥有较高的就业质量,就很难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但在实际生活中,农民工缺乏必须的专业技能和社会关系网络,以体力劳动为主,工作稳定性差、工资水平低、劳动强度大、晋升机会渺茫。 [11]中国就业网2012年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多集中于制造业和建筑业,占总比重的54.1%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一天12个小时、“只能站,不能坐”的劳动过程而言,他们的付出远没有在当下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中得到体现。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受年龄及学历约束,其就业特点主要为“吃青春饭”。在调查中的电子厂中就业的农民工,年龄多在1825岁,这个年龄段的熟练工人可以在流水线上快速地完成细小零件的装卸、擦拭;而一旦超过这个年龄段,手脚不那么灵活了,大部分人会被工厂以各种理由辞退,只有极少数工作多年的工友能够留下。在三星,管理层多是由韩国人和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员担任,普通工友即便工作五六年也只可能是个小班长。

  工友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就是在“吃青春饭”,在访谈中她们多次谈到等到自己到28岁,就会被工厂无情地抛弃。所以都不打算长做,等到有机会他们就会选择更具长远性的工作。电子厂的离职率奇高,据有3年工作经验的小张介绍,“三星的手机里新来的人里面有一半的人干不到半年就会离开。当年我们一起来的技校同学干了三个月就基本都离开,半年以后,三十人里就只留下五个”。自动离开和被辞退的工友,其去向不定。大部分人选择返乡,回地方去做点小生意或再去学门手艺;也有极少数人的选择留在本地,在当地开办小店,实现自己的“老板梦”。还有部分工友留在城里,要么进入其他工厂,要么进入工作更不稳定的零工市场,虽然月均收入与工厂基本相当,但工作风险性更大,同时没有丝毫保障可言。[12]

  城市的生活成本高、压力大,且工友基本都是低学历,阻碍了他们的职业发展,加之工作不稳定性高,使得他们产生一种极大的不安全感。一个因没找到工作、吃了一个月泡面的小伙子对我说:“我们只能在工厂里,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来换取一点微薄的工资。一旦我们没有工作,收入来源就会中断,就会没有饭吃,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是他们最真实的感受、最真实的生活。频繁换工作时所造成的摩擦失业阶段,在城市高成本的推动下,对他们留在城市就更显挑战。相比较之下,农村虽收入低,但由于消费水平低、部分农产品可以自给自足,也无购房压力,生活压力远小于城市。在城乡抉择中,新生代农民工多半陷入两难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意愿及心理特点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发生转变。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城市的生活相比农村更加丰富多彩。他们在取得一份工作、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后,便迅速加入城市消费的大潮中,享受现代化生活方式带来的消费快感。我们的众多访谈对象基本都是积极的现代性消费实践者。他们都喜欢买各种样式新颖的衣服,无论男女在服装上的花费都相当可观。

工厂园区的生活和购物氛围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而格外活跃,市场中以美容美发、网吧、服装鞋帽箱包、首饰、KTV、溜冰等店铺为主。每过晚上5点半,工人从厂区下班回来,市场便随之热闹起来,工友们或是去服装店购买花花绿绿的潮服,或者是去理发店做头发,或去网吧看电影、打游戏,或是去溜冰场听着劲爆的音乐滑旱冰……总之,她/他们在消费的大潮中,享受着、快乐着。在这里,也许只有娱乐和消费能让他们从日复一日的、枯燥的工作阴影中摆脱出来,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活着。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新老农民工在消费观念与实践方面的变化,老一代农民工迫于生存压力,在城市中节衣缩食,典型的受“生存理性”作用;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是受到城市吸引,主动追求城市生活,追求相对丰富优越的生活环境,追求自身的发展和梦想的实现,是一种“社会理性”的形式表现。在小组访谈中,部分工友表示,城市提供的多样化消费方式,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不同于老一代的传统守旧,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对城市文化娱乐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新生代农民工这种消费习惯的改变,表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收入、教育等有所提升的基础上,试图通过消费方式转型来实现自我认同和个人欲望的满足”[13],不断加强和建构对自身城市人的身份认同,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给了我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给了我接受新事物的机会”,一位渴望开蛋糕店的工友,在工作之余,到蛋糕店学习,为自己回家开店做准备。而这种学习机会,在农村则不具备。城市多样化的消费方式及更多的未来选择,成为他们选择留在城市的强烈“拉力”。

第二,社会排斥及归属感缺乏。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心理障碍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该领域已有多位学者研究,并达成了相对一致的结论——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较大,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较强,布迪厄所说的空间和心理的区隔情况正在产生。这种区隔产生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源于新生代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对城市的物质供应、社会治安、交通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分割了市民的利益,导致两个群体之间紧张关系,而紧张关系直接表现为两个群体之间的区隔。[14]

在电子园区中,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关系多是司机与乘客或房东与租客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社会区隔的表现,但其实也是共生的表现。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离不开当地的住房与交通,但本地人的生活和就业同样离不开外地人。可在真实的社会关系中,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多地表现为本地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盘剥,应然的共生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和社会排斥。

这种社会排斥关系可以从小区对外地人征收管理费中得以体现。在工人租住房屋的小区里,每个月的月末和月初几天,小区保安便守在小区入口处收取管理费,给外来农民工办“出入证”,工本费10元,另加每个月10元的管理费,而对本地人则不收取任何费用。很多工友对此很气愤,甚至还有工友因拒交管理费而遭到保安的殴打。

这种收取管理费明显属于暴力威胁下的非法征收,是对外地人的区别对待,这使农民工长期被排斥在城市社区活动之外。对于自己居住的小区,他们有的只是恐惧和憎恶,无法建立起认同与归属感。在访谈中,多名工友纷纷提到自己在城市中无法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情况,“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淡漠,关系多是建立在利益关系基础之上”,“城市再好,也找不到家的温馨”,在灯红酒绿中,他们总有种异乡漂泊之感,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也不想在这里长呆下去,他们最多的感受是委屈和害怕。

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流动的状态

综合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宏、微观环境,我们将该群体在考虑城乡去留选择时纳入考虑的主要因素归结如下表3

从上表的分析可知,城乡分别在不同方面给工友拉力和排斥力,土地制度更多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工友因城乡收入差距而离开土地外出,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在外出务工失败后回归土地;随着农村社会保障的齐全,新生代农民工不再视城市的社会保障为进城的拉力;城市的高收入、丰富的娱乐消费方式、实现梦想的发展机会,新生代农民工感到无限憧憬,但工作又是不稳定和缺乏晋升机会。在城市的拉力和推力之下,这些年轻人表现出迷茫与无所适从。对于这个城市,他们既爱又怕,试图以频繁地转换工作来摆脱自己和群体的困境。

一项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频率在2.72/年,有64.9%的人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就会流动一次,能够坚持一年以上的比例非常低,只有2.7%。[15]在此次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比较频繁。比如三星手机工友小娟在6年的打工生涯中,已经是5次更换工作。工友小李在10年打工生活中曾更换至少8次工作,并曾作为船员出外海捕捞;小辰在10年打工生涯中更换至少十几份工作,近至北京,远至青海、四川,而他近来的打算是要 “去南方走走、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除了在不同城市、不同省份之间转换工作外,农民工也在城乡之前辗转,女工燕子一年两度往返在老家重庆和天津之间,却不愿在其中任一处安定下来。

虽然流动频率高,但这种频繁流动大多局限于水平流动,可以选择的工作仍然局限于低工资、低门槛一类,工作内容简单、重复性高、技术含量低、可发展空间少。并且这些工作多是对年龄有一定要求,如三星手机要求工人的年龄不超过25周岁,其他部分工厂放宽至28周岁和30周岁。因而,在多次流动之后,由于年龄因素农民工甚至会出现向下的工作流动,由于工厂不再要高龄打工者,他们更有可能去做建筑工、保洁人员或是去零工市场。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无疑有着对城市生活的一份渴望,而透过高频率的工作转换和城乡往返,也表现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抉择之中的许多无奈和不坚定。

新生代农民工城乡之间“进退两难”

从新生代农民工频繁转换工作这一现象入手,本调查分析这个群体所面临的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

由于成长环境及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农民工的思想观念有很大的不同,从生存理性转变为社会理性,他们渴望在城市中寻求一种满意、合理的生活方式,城市中更高的收入、丰富的消费娱乐方式及较多的发展机会,强烈地吸引着他们;但同时,工友们又深知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从主观上,并没有过多地去臆想未来的生活形态,城市的高房价、高生活支出,与随之而伴生的工作不稳定等都是他们做出城乡去留决定的重要考虑因素。他们并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说,必将顺应城市化大趋势,长期定居城市;也不同于父辈视进城打工为暂时状态、年老将会返乡。“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通过频繁地、几乎无目的地转换工作来寻找发展机会,同时也是逃避原工作带来的种种不快。总体来看,他们在去留问题上,表现为进退两难的状态,不断跳槽,寻找发展的机会,但往往跳来跳去也跳不出这个“圈儿”。

至于新生代农民工到底归于何处,本研究也没有确切的研究结论,因为流动还处于进行之中。但从客观环境和对工友的直接访问来说,绝大多数人认可将回家乡小城镇作为自己的归宿。所以,在城镇化大潮席卷中国大地之际,将新生代农民工这种折中的流动意愿作为一种参考而纳入到城乡发展规划之中,似乎更显得合乎时势和尊重他们的选择。

 

* 王海侠,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生。


[] 根据全国总工会的界定,“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1980年以后、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根据该定义,本研究得出界定新生代农民工的三大标准:11980年以后出生;2)在异地从事非农产业;3)农业户籍。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与顶层政策设计》中国发展出版社,第244-252页。

[] 本研究采用实地调研的方法,具体研究方法包括:观察法、个案访谈法及焦点小组讨论法。研究主体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一个细分群体——电子厂工人。这一群体具有两个特点:一、由于电子厂招工限制,多为1985年之后出生;二、教育水平多在初中毕业至中专毕业。研究对象均来自天津西青区大寺镇微电子园区电子厂,以三星手机制造厂工友为主。

[] 黄琨.《农业土地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与制度创新》.农业现代化研究[J]201132):第196-199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章第四节第二十六条。

[]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J]2003(1):第5-10页。

[] 上四休二是西青工厂的普遍工作休息制度,即是上四天白班后休息两天,然后倒班上四天夜班,然后再休息两天后上四天白班。

[] 童潇.《城乡一体化、城乡人口流动与社会管理创新》.贵州社会科学[J]201210:114-118页。

[]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J]2003(1):第5-10页。

[] 夏显力,姚植夫,李瑶,贺强等.《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人口学刊[J]20124:73-80页。

[11] 高君.《促进农民工就业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理论月刊[J]200810:178-181页。

[12] 王海侠,余甜,倪坤晓,温铁军.《零工市场“被动闲暇”的行为抉择及市场影响——天津市西青区“15号桥”零工市场调查案例分析》.贵州社会科学[J]20141)。

[13] 纪江明,陈振营,赵毅等.《新生代农民工“二元化”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研究》. 人口与发展[J]2013, 19(2):2-8页。

[14] 许传新.《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问题研究》南方人口[J]2007422):第52-59页。

[15] 符平,唐有财等.《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浙江社会科学[J]200912):第4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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