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是个既老又新的问题。说它老,是因为中华民族有孝老尊亲的文化传统。说它新,是因为今天养老问题犹如太行峭壁,突立而来。由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压力、经济问题、社会矛盾使我们不得不跳出围城看全景,从“以人为本”的高度来思考养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养老是个既老又新的问题。说它老,是因为中华民族有孝老尊亲的文化传统。说它新,是因为今天养老问题犹如太行峭壁,突立而来。由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压力、经济问题、社会矛盾使我们不得不跳出围城看全景,从“以人为本”的高度来思考养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规范经济学提供了价值判断,实证经济学反映了事实本真,科学的经济学说必须包含价值观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创新理论的正确与否最终必然需实践检验,但其理论创新之路是否满足范式要求有助于我们判断该理论的真理性。只提方法之论,不辨价值之本,经不起推敲与诘问,直若无本之木,仍难称得上是真正的科学。《解放生命——生有所信老有所托》一书的作者提出了“三性耦合论”和“共有制”两种新学说,并以此为基石,为生命信托理论提供方法论基础和价值观判断,其逻辑体系符合理论创新的范式标准。
人生如镜。从反面看,人生是一场逃避,包括逃避死亡、逃避痛苦、逃避疾病;从正面看,人生是一系列追求,追求幸福、追求快乐、追求圆满。而幸福应该是全程的连续,人生的快乐和圆满亦应如此。从这种角度看养老,系统性是养老的主要特征, 卯吃寅粮是养老的行为本质。养老问题首先具有社会性和经济性,但养老实质是对未来预期的现世安排。同时,它又具有强烈的金融属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养老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一把具有综合功能的金融工具,能沟通人的社会性和经济性之间的联系,解决个人自己的消费无规划和时空错位问题,不再出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悲剧。
问题解决之道往往存在于问题的原点,解惑的创新之法往往存在于事物的隐性联系之中。生命问题要用能反映生命本质的工具来解决。回归原点找办法,突围养老困境的工具就在生命信托;而作为生命信托的子产品,养老信托连接养老和信托两个产业、沟通两个产业的联系,正是解决中国当下养老问题的可能选择之一。
我与信托结缘始于1997年,当时我担任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我和其他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一起,呼吁立法机构加快《信托法》的制定,当时情景历历在目。如今,快二十年过去了,以《信托法》的颁布实行为标志,我国的信托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说,对生命要有大爱。信托制度为大爱的实现勾勒了制度边界;生命与信托的契合则为大爱的实现打开了通路。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工具安排,信托工具的生命力正如青山春笋,生机勃勃。
信托作为知识性延伸的工具,它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信托的中介性延伸着人的社会性。在人类社会步入相对高级的发展阶段后,信托又表现为一种生产关系,它以共有制为内核,能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共有制、中介性和集成分享制是信托的标签。以共有制为基础,以中介性为桥梁、以集成分享为方式,信托能从人的整体和个体两个层面实现人生命周期的幸福之托。
信托作为金融行业,它具有独特的财产保护和破产隔离功能,能保证老人养老财产的保值增值。财产管理是信托内涵之一,它能让老人享受到信托工具所创造的经济效益、管理效益和转移效益。以遗嘱信托的形式实现财富传承功能是信托的内涵之二。信托能通过二次委托和直接投资的方式联系、控制、整合相关的养老产业资源,为老人提供包括养老护理、医疗康复在内的全产业链服务。这是信托的内涵之三。医养服务、财产管理和财富传承,构成了作为生命信托子产品的养老信托的三个主要功能。
今天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突破2亿,老龄化比率达到14.8%,中国养老头绪多、包袱重、问题急。针对实践问题进行理论创新,生命信托理论的提出恰逢其时。
在养老问题上,我们将从重新认识人的本性出发,通过建立一个“三性耦合”的新理论框架来全面审视人生发展进程最后阶段(老年生活)所遇到的诸多矛盾问题,并探索解决的方法、路径,找到新的方向。
“资本主义时代正在逐渐离我们远去,尽管这一进程并不迅速,却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一种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新型经济体制应运而生,它就是协同共享”(Collaborative Commons)。“到2050年,协同共享很可能在全球大范围内成为主导性的经济体制。” [1]
享有国际声誉的社会批评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其新著《零边际成本社会》开篇写了这段话,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这倒不是里夫金的预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难以置信,而是因为他依据热动力学原理,将经济活动的本质归结为将自然界能量的三种状态(固、液、气)转化商品或服务的过程,并由此预言通讯互联、能源互联和物流互联“三联合一”正创造一个边际成本趋向于零的社会。
零边际成本社会预示着市场经济的“交换价值”将让位于社会协同的“共享价值”。这一非凡的未来预见性,与我们的“共有制”思想和“三性耦合”理论有着相同的逻辑和神秘的契合。
当今世界,如果我们固守成规,愿望和目的都会黯然失色。如果我们没有原创性的理论自信,全部无条件地接受所谓的“终极思想”或“普世价值”,就将与中国的伟大复兴渐行渐远。尤其不能用现成的西方理论成果来诠释正在和平发展中的中国,更不能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有效实践”来牵强地论证这些理论的正确性。在开辟中国道路、建立中国制度,创新中国理论的时候,我们应该具有广阔的未来性的全球视野,深刻的现实的问题导向,本质的开端性的思想逻辑。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正在对人类意识本身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新经济模式的全新内涵与人性的全面重构也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固有的世界观,改变着我们自身与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赋予人类文明进程以新的意义。
中国先哲老子说过:“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马克思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写道:“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这是方法,也是目的。我们深刻地理解和领会了先哲们洞察事物发展本质的方法、逻辑和思想。以此为指导,以批判和重建的双重思维与我们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深知:“倘若一种理论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甚至不能解释现实,那么人类只能放弃这种理论,而绝不可能放弃现实。” [2] 因此,在养老问题上,我们将从重新认识人的本性出发,通过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全面审视人生发展进程最后阶段(老年生活)所遇到的诸多矛盾问题,并探索解决的方法、路径,找到新的方向。
人的生命是一个充满阶段性华彩和结构性均衡美的自然历程,生命的意义可以用历时性的长度和内涵性的宽度所构成的平面几何面积来加以描述。如何使这个面积最大化,这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和共同愿望。
人首先是有限的物质性存在,其物质力表现为生物机能由弱到强,再由强变弱的过程;人亦是现实的社会性存在,其关系性表现为自始至终的相互信任和依靠,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其他人存在的前提;人更是本质的知识性存在,其知识力表现为人“想好了再干”,透出独有的领悟知识并洞悉其相互关系的能力。在与人相关的任何系统中,都闪烁着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三性耦合的影子。不管它们表面上看起来并不那么紧密相关,实际上,总有一股自然的力量将三者神秘地联系在一起。其中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地同时引发其它二方面发生相牵联的变化。三性耦合论在崭新的视野中重新定义了生命的内涵。
人的生命周期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系统,根据其存在的状态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一为先先天时期;二为先后天时期;三为后先天时期;四为后后天时期。这个时期又可分为学龄儿童、青年、壮年和老年。根据个体人是否有自为的能力来观察,人的自为能力是一个倒U型结构。人之初,生命是一个被动的全托,人之老,生命是一个主动的信托。因此,生命信托是社会发展过程自然而然的选择。 生命信托——生有所信,老有所托。
人生的老年阶段是人的全生命历程中最为复杂的过程。养老保障涉及方方面面,不仅是中国正在面对的严峻挑战,也是世界性的共同挑战。养老保障问题对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阶层分布、经济增长、劳动就业、代际关系、人文伦理、社会稳定、寿命预期、战略格局,发展方向等都存在着潜在的决定性的影响,必须从理论认知和行为实践的二个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
养老过程是我们对人的物质性身体机能逐渐退化,而又要尽可能地保持其社会性,延续其知识性,从而张扬生命活力和价值的过程。也就是,不仅要满足老年人的物质性需求,使他们的吃住穿行医得到有尊严的保障;还要保持和扩展老年人的社会性需求,使他们所拥有的自然的亲情关系,熟悉的环境关系和社会的联络关系得以兼顾与调适;还要优化和开发老年人的知识性需求,使他们的经验与知识积累继续发挥作用,同时又使他们的精神生活和知识摄入不失丰富、不受阻滞;最终达到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的三元均衡与和谐。
理论和实践都在提醒我们这样一个现实:生产力的解放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往往使我们产生一个错觉,以为当纷至沓来的社会矛盾聚集的时候,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继续促进经济增长,以动态的增长消化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以为经济增长促进财富增长、促进就业,就能够改善生活、减少贫困、赢得人心。但当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不断放缓而进入新常态时,老龄化又令人措手不及地来得太早。经济发展新常态平添了新变量,亟待解决的贫富差距存在加剧的危险。
如果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都没办法填平贫富鸿沟,那一定是在其它方面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不仅是在学理上,更多的是在方法论或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老龄化社会也许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要想找到解决办法,必须在中国自己的制度逻辑和现实国情中寻找原因和药方,必须在中国社会大转型过程中,在共同富裕为指向的共有共享价值追求中汲取力量,找到出路。
(编辑 季节)
[1] 《零边际成本社会》,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中信出版社,2014年10月。
[2] 《美国自由主义的变迁》,钱满素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6年5月,P3
中国已经进入“银发时代”,这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增加了老龄化的新变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这是首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本文将从“以人为本”的高度思考,对待渐行渐近的老龄化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探寻积极的解决方案
中国已经进入“银发时代”,这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增加了老龄化的新变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这是首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养老问题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当下中国养老的混沌现实出发,我们将从“以人为本”的高度思考,对待渐行渐近的老龄化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探寻积极的解决方案。
养老是一个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交织的系统性问题,它不仅内含复杂的目标诉求和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也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既可以扩大内需,又可以扩大人口红利、提升幸福度,实现人类普世价值。应该说,养老是当前社会最大的公认度。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创造了经济迅速增长和人均收入持续提高的奇迹,到2009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我国老龄化进程以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一方面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我国提前进入“银发时代”;另一方面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相对滞后,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体制尚未形成。
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是近代人口再生产过程中新出现的人口现象。根据联合国定义,一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或是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本国人口总数的7%,就认为该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在国外
人口老龄化的开始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1865年法国65岁老龄人口达到7%,率先成为老年型国家,接着瑞典、挪威在19世纪末,德国、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先后跨入老年型国家行列。20世纪70年代,世界更多地把目光集中于如何降低人口的出生率和控制人口数量,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的改革和推进,老龄化问题开始引起全世界的关注,20世纪以来,人口寿命延长使老龄化趋势持续加重。
从地区分布来看,发达国家老龄化人口比重虽然很高,但是发展中国家老龄人口数量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目前发达国家老龄化人口比例为21%,发展中国家为8%,但从绝对人口数量看,全球63%的老龄人口居住在发展中国家。
在今后几十年中,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将超过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到2050年,全球60岁以上的老人将有79%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就世界范围而言,增长速度最快的是80岁以上的老人,尽管他们现在占总人口的1.5%,但到2050年,他们的数量预计将增长4倍。另外,劳动力不足与社会负担加重,养老金入不敷出是老龄化带给全球的严峻挑战,这对全世界的稳定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冲击。
老龄化在中国
与国际社会相比,中国老龄化具有来势快、基数大、不平衡和未富先老的特点。造成中国老龄化问题如此严峻的主要原因包括:计划生育政策造成421家庭结构,医疗保健水平提高导致的人口寿命延长,以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伦理道德的觉醒而导致老年人瞻养问题提高等三个方面。421家庭结构从供需两端加大了中国老龄化的压力,同时导致家庭老人瞻仰能力的下降和对社会化养老需求的扩大。老年人的寿命延长的结果是增加了老年人的数量,而社会伦理道德的弘扬促使以前被漠视的老年人晚年生活问题开始受到重视。那种任凭老年人自然淘汰的可能性正在减少。这二增一减加重了中国老龄化的严峻局面。
根据联合国制定的老龄化标准,中国在2001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国家统计局2015年1月2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年末,中国大陆地区60周岁以上人口为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65岁以上人口为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中国老龄人口约占世界老龄人口的1 /5。目前中国老龄人口的实际赡养比不足5:1,而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将从目前的3个人养1个人,下降到2020年的不到3个人养1个人,到2050年将变成几乎1:1的比例,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中国老龄化的第一个特点基数大、速度快。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亿,到了2013年就达到2.02亿。根据中国人口金字塔结构图,我国位于金字塔中段,即30-50岁的人群所占比例最大。在202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2.48亿,占总人口的17.1%;到2030年中国将迎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届时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31.2%,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2050年前后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的4.8亿左右,占亚洲老年人口的2/5和全球老年人口的1/4。如图1 所示,2010-2015年我国已然处于第一轮老年冲击波当中,而2025 -2030年中国又将迎来一轮老年人口“冲击波”。基数大、速度快的特点,加重了中国老龄化问题的复杂性,压缩了我们的反应时间,逼迫中国进行养老模式的创新。
图 1 1950-2050年老年人口年均净增图数量
中国老龄化的第二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这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还在1000美元以下,而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基本上在5000美元至10000美元,目前平均能达到20000美元左右。2010 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 4260 美元,不到美国、德国 、法国和英国的 10%,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6.7%。 从世界排名看,我国人均GNI在215 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名列第 120 位。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第三个特点是养老供给结构区域差异大、结构不平衡。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城乡差异和地域差异较大,收入差异决定了中国养老产业的供给能力和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水平有较大差异。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随着农村青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导致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降低、农村养老问题更为突出。目前我国农村年龄在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8.1%,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目前农村留守老人数量已近5000万[1]。由于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根基已经动摇,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比城市要严重许多。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强调“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结构不平衡特性的存在,要求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破题必须差异化面对,以“接地气”的方式解决。
中国老龄化的第四个特点是传统养老方式的弱化。中国传统的养老方式是居家养老或者说家庭养老。我国家庭规模持续缩小、家庭赡养能力下降,这些对传统的家庭养老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形成了巨大的挑战。目前我国三人及以下家庭占全部家庭的64%;四人及以下家庭占全部家庭的85%;一代户家庭占全部家庭的29%(主要是空巢老年人);两代户家庭占全部家庭的53%[2]。另外,空巢家庭的存在意味着老年人根本无人可帮助养老。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独居空巢家庭”占比达16.40%,“夫妻空巢家庭”为15.37%,二者合计为31.77%。这意味着中国至少31.77%有老年人生活的家庭,属空巢家庭。“空巢家庭”将是21世纪我国城市,甚至是许多农村地区老年人家庭的主要模式。小规模家庭和空巢家庭的存在使得公众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强。
从历史渊源来看,我国之所以形成家庭养老模式,这与家庭规模大、家庭赡养能力高的特点有极大的关系。儒家文化的传统是几代人合居的大家族,形成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的局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化的趋势越来越强,不会重新回归到大家庭的模式。儒家文化强调“百善孝为先”。在中国面临严峻老龄化挑战,而作为传统养老基础的家庭又不堪重负时,我们不能再抱残守缺,必须研究新的理论、引入新的力量、拓宽养老渠道、丰富养老方式、扩大养老床位供应。
东西方养老文化的差异
西方少数发达国家能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待遇,而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物质基础、社会管理水平尚难以支持。东西方养老文化的差异首先表现为观念上的差异,其次表现为养老渠道和养老理念上的差异。
养老观念的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老年人生活模式的选择。东方人强调天人合一、喜欢家族宗祠,抱团求强,乐于和儿孙居住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而西方人喜欢独居,自由自在的享受老年生活。东方人群居的习惯形成中国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也形成了日本人子女与父母相邻而居的“一碗汤“养老文化。而美国人、欧洲人则喜欢美国太阳城的这种CCRC养老模式,老年人离开儿女,选择和众多的老年人居住在一起。东方人更接受CCC(Continuing Care Community,全龄社区)养老模式,和子女居住在一起。东方追随孔子的人伦学说,人是作为组织人而存在的,老年人因此选择群居。相反,西方则相对自由,人是作为自由人存在的,老年人因此选择独居。
养老渠道上的差异。 东方人用养儿防老代际赡养办法来解决养老问题,其渠道依托于家庭,蕴含代际交换的逻辑;而西方养老的方式是存钱防老,其渠道依托于社会。比较东西方养老观念,应该说东方的养老观念更先进,父子之间存在双向互养关系,人在老幼两个阶段的保障程度都有所提高。西方的养老观念则比较原始,还保留着动物界单向抚养的色彩。
养老理念上的差异。东方养老理念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健康含义和高端服务的认识上。东方养老机构在经营中,喜欢为老年人包办一切,甚至包括吃饭穿衣等老年人力所能及的事。包办的事情越多,服务越高端;而在西方的养老机构里,对老年人自己要做的事和服务人员要做的事有清晰地界定。西方养老机构鼓励老年人干自己能做的事,并不认为包办一切就是高端服务,他们认为,让老年人保持一定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反而有利于老年人的身体康复和心理健康。
现代养老的路径演变
当代中国的养老制度属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城市和农村建立了两种养老制度,归属民政体系管理。新中国建立以来,政府不断发展养老服务,中国养老政策的变化大致可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养老服务处于孕育期。这一阶段,党和政府着力解决的是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对老年人的照护,主要由家庭负责。只有孤寡老人,才由机构提供较为粗放的养老服务。1958年12月,全国共办起15 多万所敬老院,收养五保对象300余万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城乡养老机构发展遭受严重挫折。
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养老服务处于探索发展期。其间,养老机构迅速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作为第三产业开始引起重视,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机构和社区之外,家庭仍然是重要的养老服务主体。
第三阶段从2000年到现在,我国的养老服务事业处于飞跃期。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参与,各行各业办养老的新局面。2006年2月,第二次全国老龄工作会议强调,要发展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2013年,我国相继发布了系列养老文件扶持养老产业的发展。2013年被誉为我国养老元年。
纵观我国的养老制度,主要分为城市养老制度和农村养老制度两部分,城市主要针对低保户提供福利养老,同时对于城镇职工还提供职工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保险;农村主要针对五保户,提供免费养老服务。2014年2月7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2014年12月末,国务院决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开始交纳养老保险,建立与城镇职工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这是我国养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结束了城乡分割和公务员、事业单位与企业员工分割的二元养老体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解决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提升全社会的公平水平。
养老产业一直不为人所重视,日积月累形成了我国服务业的短板。事实上,我国历史上就没有社会养老的传统。我国养老产业的痛点体现在供应数量、供应结构和供应质量等多个方面,我国的养老产业尚需奋起直追,大力发展。
养老产业源于老龄产业。老龄产业在国外称为“银色产业”、“银龄产业”,国内也称之为老年产业。1997年,中国老龄协会会长张文范首次提出“老龄产业”一词。全国老龄委认为老龄产业是为老年人提供产品、服务和就业的各种行业的总称,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综合性产业体系,它横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包括生产性产业和服务性产业。养老产业是老龄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以老年人为服务对象,以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求为目的,以开发老年消费市场为途径而形成的一个特殊性、复合性、综合性产业。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将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对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进行了分类。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2003年2月在全国老龄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老龄问题不应由政府包办解决,必须坚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两个轮子一起转。养老事业主要由政府来推动;养老产业可在政府指导下,通过市场运作有序发展”。养老事业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属于社会福利范畴,性质上是社会公共管理的政府行为;养老产业则是满足老年人生活多样化、多种生活需求的市场化行为,属于市场范畴,性质上是经济单位的市场交易活动。
我们之所以要把脉中国养老产业,其原因在于老龄化问题具有复杂性、全面性和长期性,对社会、经济和伦理等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首先,老龄化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可能引发空巢老人现象、遗弃老人现象及由421家庭结构所导致的家庭养老能力下降等问题。其次,老龄化也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人口老龄化导致经济中“生产型”人口与“消费型”人口数量比例关系的根本变化,由此降低国民储蓄率、降低劳动供给能力,并将显著增加社会的经济成本。在1980-2004年期间,中国平均9.8%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投入增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5.1%,平均每年拉动GDP增长0.5个百分点。而老龄化的急速发展,将使我国人口红利迅速下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李军的测算,2021-2025年是人口老龄化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相对最为严重的时期,该期间中国潜在年均经济增长率将由此下降约2.2%;预计到2015年,用于养老、医疗、照料、福利与设施方面的费用占GDP的比例将到6.62%,到2050年将提高到23.31%。
图2 1982-2012年杭州老龄人口发展趋势
把脉中国养老,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从宏观上看,养老的根本问题是发展,要能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来赡养老人;二是要做好分配和均衡,包括代际均衡和个人全生命周期平滑,处理好储蓄与投资、消费与生产、养老和发展的均衡关系,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物质条件丰富了,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问题。养老必须和经济发展统筹规划,下好一盘大棋。
对养老产业,应从产业层面和顶层设计层面望闻问切,对症下药。
从产业层面看,中国养老产业目前的问题是总量供给不足和结构不均衡,它又对应于社会经济系统的投入和分配两大问题。总量供给不足包括设施和服务人员两个方面。根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我国将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形成“9073”的养老供给结构,即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各占90%、7%和3%。民政部《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共拥有养老床位493.7万张。按照“9073”的养老发展规划,在十二五期间存在养老床位缺口218.28万张。养老护理员2020年要达到600万人,而目前全国持证的养老护理员仅为5万余人,缺口巨大。
我国养老产业的结构不均衡表现为市场主体和市场产品的两个冷热不均。即作为供应主体的政府热、企业热,而作为需求主体的客户冷。作为宏观调控部门和养老服务的最终买单者,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这几年在养老产业的引导、促进、管理、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作为产业供应主体的企业组建了养老养生事业部,推出了融养老健康险在内、规模巨大的养老社区。第二个结构不平衡表现在市场开发热、服务冷,或者说硬件热,软件冷;表现在所开发的养老项目高端热、中低端冷。企业都热衷于上养老项目、搞养老地产开发;但项目建起来后,由谁提供专业养老护理服务、提供什么样的专业养老护理服务、专业养老护理服务的标准应该是什么,还没有人关心和负责到位。养老产业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工程、服务缺一不可,否则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无法真正得到全面满足。目前房地产业投资养老项目,基本定位于高端养老,而中低端养老项目如养老院、福利院等多数老年人需要的项目却投资不足,这既无法满足大多数老年人养老需求,同时造成高端养老市场的过度供应,导致社会资源的错配和浪费。
从顶层设计层面来看,我国养老产业制度存在养老保障制度“碎片化”和事业管理体制条理不顺两个问题。从表征来看,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即2014年年底全面并轨前,养老保险覆盖率低、统筹层次低;养老保险收支严重不平衡、转轨成本高;养老保险缴费率高,可持续性差。诸多问题的根子在于,老年事业的顶层设计有缺陷,体制机制不顺畅。存在“九龙治水”现象,民政、妇联、工会、卫生、劳动人事及企业等部门都在搞老龄工作,但政府的老龄工作缺乏整体规划和行动协调,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很难形成统一的管理,造成公共服务设施使用效率低下。
中国养老产业总量供给不足和结构不均衡所导致的问题是:(1)养老产业供给不足,供需结构错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也不能充分释放社会生产力。(2)服务有缺陷,不能提供一站式购齐(one-stop shopping )的服务,全面满足老年人综合性的养老需求,造成了老年人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生理成本的浪费。(3)功能缺失,不能实现财富传承。
把脉中国养老问题,其本质是“气虚”和“气郁”。气虚的病机是养老的社会投入,气郁的病机是养老的社会分配。气虚和气郁的表症为养老的投入不足、投入错配、分配错位。中国养老的短板,促使我们突破既成观念,面对现实发展遇到的两难问题,进行富有成果的探索。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全社会都在呼吁对养老产业进行改革和创新,这为生命信托的推出提供了需求基础和市场引力。
养老是“夕阳”事业,但养老产业又是新兴产业,它是民生福祉所系、刚性需求所在,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重大商业机会,正处于生命力旺盛的青春期,又是“朝阳”产业。
养老产业的朝阳性体现在有政策扶持、有需求支撑、有企业推动等三个方面。
从政府层面来看,公民的养老问题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养老等社会福利支出占政府支出的主要部分。美国2010年社会保障和医疗支出占政府预算的42%。欧盟退休金支出占其社会福利支出的46%,占比最高的是意大利,其比值达到61%。“十一五”期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累计约3.26万亿元,年均增长17.6%,其中用于民政事业支出9000多亿元,年均增长超过30%。民政事业支出的主要部分就是针对五保户的养老费用。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养老问题,自2013年8月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密集推出了系列文件,为养老产业提供前所未有的政策扶持。
从产业层面来看,联合国的数据估算表明,老年人的综合消费比年轻人口高18%左右,养老产业将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指出,2014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能力约为4万亿元,这个数字至2050年将增长到106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例将从8%左右增长到33%,成为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我国连续三年银行存款储蓄余额突破43万亿元人民币,而目前全国居民银行存款50%以上是应对养老、医疗等的预防性储蓄。这部分存款的释放对我国金融业和养老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资金支持作用和消费支撑作用。2014年2月国务院决定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农村1.2亿老将年人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将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养老产业从市场容量和发展支撑两方面看都是朝阳产业。
从企业的层面来看,我国由企业承担的养老保险占职工工资额度的20%。发展养老产业、解决养老问题,可以间接减轻企业成本负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在《财富第五波》中将医疗健康产业称为继IT产业之后的全球“财富第五波”。养老服务和健康消费的特性是边际收益递增;需求弹性小,属于刚性需求,发展养老产业将为企业带来稳定的投资回报。
从消费者层面来看,做好养老服务有利于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和幸福程度。调查表明,居住于美国太阳城等老年社区的老年人平均寿命可以延长10岁。老年人的财富状况对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也有重大影响,最近公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显示,在去除政府财政补贴后,2015年中国养老保险亏空将超过300亿元,这将影响未来5年2亿多60岁以上人口的养老。可见,传统的养老模式难以满足老年人养老的经济基础,形成社会和谐的重大隐患。
养老产业路径选择的基点是老年人的需求。有需求的产品才有市场生命力。对老年人而言,提供涵盖衣食住行、医疗康复、投资理财等多个行业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节省老年人的体力成本、知识成本和经济成本。而衣食住行、医疗康复、投资理财等产品和服务横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多个行业,要实现一站购齐服务,只能以产融结合的方式提供。
产融结合的主要障碍来自于行政主管机关纵向分割的条状产业管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这种人为的管制分割不是产业割裂的理由,产业管制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如果能以产融结合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相关服务,对他们而言是最经济的,而互联网和现代物流体系的建立为产融结合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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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信托——一条中国特色的养老新路……
当今世界,人口在数量膨胀的同时人均寿命也在延长。
老龄化拐点的到来又使中国由前喻型文化向后喻型文转型。如果我们不重视老龄化所表现出来的新特征和真内涵,不重视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生产模式和消费结构的嬗变,我们就不能走出当下帷幄层层的老龄化迷津。
走出老龄化熵变,由混沌中厘出经纬,观念革命是第一步。现在的养老模式,无论是自我养老、社会养老、抑或是养儿防老,其本质都是储蓄与消费转换在人的一生或是家庭内部、社会各年龄群体之间的不同平滑。储蓄——消费这种传统养老模式造成了社会再生产投入的中断和沉淀,降低了社会发展的最优能力,同时,把老年人完全固化于消费者的地位,忽视老年人的劳动能力、追求财富的天性,我们进行养老改革,要切实把效率、公正和自由三者完美地统一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百善之先,孝老敬老”
应对中国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下行趋势,实现生产力不断提高,实现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群众生活的普遍提高,仅仅囿于既成的模式或用与社会主义制度逻辑相悖的理论来指导未来的改革和创新,显然是力不自胜,因而,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养老不能追求高大上。目前,养老产业存在很多误区。一提养老就高大上,讲求豪华装修,或者仅突出了环境的优良性,仅注重人的物质存在的直观表现,把养老需求中的其他刚性需求,例如医疗健康放在一旁,导致养老社区的收费水平超出了老年人的支付能力,让老年人住不起。
我国提出“9073”的养老方针是以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为主,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更多地依赖自然形成的小区和老年人与原有社会的联系,并让老年人身处熟悉的环境,包括自然、人文、风俗习惯中,不会给老年人和其子女造成更大的经济负担。强调中国养老的发展战略以居家和社区养老为主是以中国特殊国情和文化背景相关,不能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经。
早退是浪费。60岁是人生长跑的新起点,如果让劳动者早早退休,任由老龄化侵蚀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将会产生正减负增效果,其代价注定是高昂的。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口2010年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比十年前提高了3.48岁,因此,60岁是人生的中点,早退是否定老年人的人力资本的存在,也是对人力资源极大地闲置和浪费。资源的价值决定于资源的需求。对比有需求无供给或有供给无需求而造成的浪费,由早退而产生的浪费产生于制度设计缺陷。
从人力资源的需求性来看,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2011年开始出现下降,老龄化趋势已经蔓延到劳动力市场上,“民工荒、招工难”已经成为人力资源经理必须面对的难题,劳动力市场事实上已经出现用老年劳动力替代年轻劳动力的景象。
世界银行专家辛sin2005年通过精算得出结论,若要保持中国基础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必须改变提前退休制度,将退休年龄统一延长至65岁。提前退休加重了中国的养老金负担。我国老年人抚养比和平均预期寿命的上升已经从需求和成本两头截堵消费有限的养老资源,构成了老年人劳动力资源的现实需求,同时也反衬了早退休是浪费的机会成本。
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信托共有制能实现生命整体和生命个体的平滑。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私有制消灭后,代替它的是生产资料共有制。这种共有制与私有制和公有制有着明显区别。私有制是少数孤立的个人直接占有,公有制是任何个人都不可以直接占有,从这个意义上说,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有制在本质上既区别于私有制又区别于公有制。在共有制中,谁是所有者主体十分清晰,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种不同场合所讲的“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基于实践,共有制实际上是“以财产社会化为特征,既能容纳多元产权主体化,又能激发个人知识性潜能的一种新型公有制模式”。
共有制将预示着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其内涵是生产要素复合论。首先承认并确立劳动在生产经营中的主导地位。在传统的公有制下,不论是国家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其所有者主体都是单一的,而在共有制下,其主体不仅是多元的(至少两个以上),而且分为不同类型和层次。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共有制对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形式做到了有效的统一,也为解放思想、消除所有制歧视,扫除了意识形态的障碍。
共有制具有开放的兼容性。它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存在和发展的,没有改变公有制的本质,它是将生产资料交付给全体共有者共同占有,能够有效克服私有私营和国有国营的弱点,其趋势是在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中使社会主义经济不断繁荣和发展壮大。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单一性、缺乏灵活性,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共有制更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和广泛的适应性。
共有制从开端上契合了人的知识性、决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逻辑的同一性,遵循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归一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
信托的集合分享机制是在一种新型的法律框架内实现了个人财产社会化,产权多元化,自由人联合体的权利清晰化,利益分享普惠化,是现代新型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我们从共有制的逻辑起点探索老年人的生命信托,生命信托的着眼点是生命的平滑,分为生命整体的平滑和生命个体的平滑两个层次。生命整体的平滑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生命个体的平滑是要实现个人全生命周期的幸福。信托共有制能够延伸并实现老年人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在个人全生命周期内的合理分配,达到“扩总量、调结构、顺周期”的效果,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再分配提供制度保障和法理基础,同时也为老年人个人生命周期内储蓄和消费的转换提供中介保障和契约支持。信托共有制并不单纯是一种金融工具,而是一种中间制度安排,作为生命信托一个子类,养老信托是在生命信托理论范式基础上,以资本为纽带,信托为桥梁,将老年人的市场需求及市场运营连接起来,以制度的灵性来实现老年人人口红利的再增长,重建中国的养老格局。
信托是为降低人的各种不自由、不确定和有限性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人的本性决定了生命是一个信托。
社区老年活动
生命信托是与人的自身生存与发展相关联的生活事务的信托,包括生命管理、健康管理、财富管理、事务管理等民事和商事信托。生命信托是信托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信托发展的终极形态。人只有在后后天健康状态时具有自我选择的能力;而在先先天、先后天、后先天和后后天的年老或失去自我生活能力时,人的生命托付就必然成为信用托付。所以,生命是一个信托。实际上,生命保险,包括财险、寿险、健康险等都是生命信托的一个子类。根据委托人的存活状态,生命信托分为生前信托和生后信托两种。生命既是人存在的基础,也是人发展的目的。“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生命信托是信托发展的最高阶段,它代表了信托功能的时空边界从生前延伸到了生后,并皈依于人本身,是对人生命的膜拜,也是对信托本质的回归,并以法律为保障将信托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为人的生命存在提供物质基础,为人的生命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是生命信托的功能和目的,生存和发展是生命信托的两个基本主题;而生存和发展的直线又交汇于人的幸福感知这个基点,生命信托即幸福信托。
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自由是人类所有表达或未表达出来的需求都被充分满足下的一种状态或结果;它是一种免于恐怖、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和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舒适和谐的状态。“哭着来,笑着去”,诠释着人对幸福的憧憬。“哭着来”是人的本真而为,“笑着去”则取决于我们的主观能动和幸福坐标定位。幸福是一种人类的渴求在被得到满足或部分被得到满足时的感觉,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人生就是一场对枷锁的逃避,它要逃避贫穷还要逃避死亡,最终实现对幸福的追逐,实现生命的解放和自由。
三性耦合论认为人的本质是种动态存在,它是发展的、变化的。人的全生命周期从先先天的基因注入、生命孕育,直至后后天的成熟,乃至走向消亡,可以分为婴幼儿期、儿童期、青少年期、壮年期和老年期等五个周期。各个生命阶段是单向发展、不能相互替代的。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在人生的五个阶段其数量和质量的内涵、相互之间重要性、比例关系的外延是变化的。人刚一出生,以物质性的发展为主,社会性和知识性相对欠缺;进入青少年期后,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迅速增长;而进入60岁的人物质性会减少,而知识性达到顶点。人的三性的不平衡发展会带来各种意外与变化,导致需求与资源不匹配的风险。语言哲学的奠基人、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无限性内在于时间的本质之中,时间在本质上就是无限性的可能性”。人的一生是漫长的,它会面临无数的变化和不确定性,而金融学直接把不确定性定义为风险。信托也正是在对贫穷和死亡的逃避中而产生,对于生活的不自由、生命的不确定和死亡的焦虑,使得人们倾向于从信托制度中寻求需求与资源的跨期匹配,实现人生的平滑。
从广义上来理解,信托实际上是委托人由于知识和能力的不足而通过受托人弥补其知识和能力的一种行为。社会分工的专业性和需求的无限性、生命的有限性和家庭财产永续性、个人占有知识的有限性和社会知识需求的无限性、生命开始与结束的不均衡性、个人主观与世界客观这五对矛盾是生命成为信托的根本原因和内在逻辑。信托正是在有限和无限、个体和整体、感情和物质、过去、现在和将来、均衡与不均衡搭建的桥梁,通过信托的中介作用和普遍联系,在承认矛盾的普遍性的同时,以集成分享机制沟通矛盾的联系,实现多样性和差异化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稳定与发展的统一,社会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统一,价值目标与社会历史过程的统一,外部制约和内在驱动的统一,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统一等多种统一。在现在技术和法律环境下,信托是人沟通这些矛盾的最经济、最迅速、最有效、最可靠的制度安排。人们设立信托的动因,是降低他们在规划和安排自己的人生、财产、事务乃至人生时遇到的各种不自由、不确定和有限性,提高人生幸福感知。正是在这种对安全感、确定性的追寻中,生命必然成为一个信托。
信托里的“托”是指托付。托付不同于委托,后者往往只是对于委托人某一方面(时间、资金、能力等)的协助或者延伸,而托付的落脚点在于“付”,即委托人完全信任、基本不插手托付事物,由受托人全面主导委托人所托事务的管理和运作。正是基于对受托人品德和能力的深深信任,委托人才会放心的将信托标的托付出去,并且这个“完全托付”得到信托法上严格的“受信义务”保护,已经超越基于个人品德、亲情和血缘的信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网状的社会关系使人能够“明心见性”;再加上现代信用征信体系的建立、法律环境的完善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失信”的成本急剧增加,个人和机构“失信”的动机降低。因此,生命可以是一个信托。
生命是一条河,它是流动的。生命作为一个信托,它也是分层递进的,由里而外生命信托包括三个层次,里圈是自己对自己的托付,中圈是个人对家庭成员的托付,外圈是个人对社会的托付。自己对自己的托付是自益信托;个人对家庭成员的托付是代际托付,代际托付对应的产品是家族信托。社会托付对应的产品是土地流转信托、养老信托或者是政治选择,如选择国家、政党等。自益信托的本质是对个人生命周期的管理,家族信托是对家族生命周期和家族财富的管理,而政治选择是在更高层次的自益信托和家族信托,因为国家和政党的选择关系到每个人的福祉和生活质量。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的存在,使得我们每个人一直处于生命信托的环境中并受生命信托的制约,生命作为一个信托,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生命信托按受益人年龄阶段划分,专门为老年人或者为养老目的设计的信托产品就是养老信托;养老信托是生命信托实践化的新成果。养老信托是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为受益人养老目的而对养老财产进行管理或者处分并为受益人提供全面综合养老服务的行为。作为老年人的生命信托,养老信托可以从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三个方面释放老年人的隐性资源和人口红利,让老年人率真而活,实现老年人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解放。
在生命信托的探索中,我们提出了“三性藕合论”。耦合是一个工业术语,它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体相互依赖性的度量。我们引入耦合一词就在于它能全面、立体、动态地反映人的本质。三性耦合论首先承认并强调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的独立存在,强调人具有三个基本属性是其区别于二元人本论的关键所在。正如正确处理“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头等大事一样,从在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三者的关系中,物质性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性是人发展的目标,而知识性是人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沟通了人的物质性和社会性的联系;同时又能动地反作用于人的物质性和社会性。
由于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对生命信托的研究是以解剖麻雀的精神,通过聚焦养老信托开始的。老年人社会性问题产生的根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内部,一是社会外部。对家庭内部而言,养老信托为老年人的养老提供了物质基础,降低了子女的赡养压力,帮助老年人实现财富积累和财富可传承;增强维护家庭血缘关系的物质纽带,契合中国老人传统的社会观念。对外部社会而言,养老信托提供了关系网,拓展了老年人的社交网络,增加老年人的活动性,形成社会性的再拓展,实现老年人社会的网格型拓展。
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信托以集成分享的方式实现了老年人知识性的再延伸,这种延伸体现为正常人、失能人和成为人三个方面。为正常老人补充正知识,于身心和和财富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信托的方式和专业机构来延伸失能人的手和脑,满足他们衣食住行的刚性需求;对于身体健康,拥有基本投资和实践知识的“成为人”来说,信托将孤立存在的知识以一种网络化的方式聚集起来,通过一种集合的力量实现存量知识的创新增长,形成增量知识。
经济增长是由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拉动的。养老信托的集成制在充分利用老年人的知识资源转化为知识资本,将老年人的知识资源重新投入社会再生产,延续老年人的劳动力和知识力,变“弃”为用,变“废”为“宝”,一增一减实现存量知识的双倍产出,实现中国智慧的信托再利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中国最宝贵的资源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知识、智力、智能,它们取之不尽,潜力巨大,也是国之力量的基础。
在老年人口急剧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大背景下,要完成养老突围,中国的养老模式应在新常态下寻求新出路。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首先就得“老有所居”,保证老年人养老的居住空间是重要的物质基础。除传统的居家养老之外,我国还需要大力发展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这将涉及养老网点的建设问题。我国养老网点存在巨大数量缺口,而离社区近、医疗生活配套完备和环境好的养老网点更少,而大规模的养老网点建设需要的时间成本高昂。
社区养老院为老人量血压
将行政机构部分富余低效的楼堂管所,如培训中心改建为养老网点,将是我国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网点的重要补充。上述机构一般处于城市核心区或者风景优美区,交通方便、医疗条件优良、生活配套完善,餐饮、住宿、学习、娱乐、健康功能齐备,能够满足老年人“六老有”需求。它们一般属于国有资产,可以采取划拨或无偿使用的方式完成资产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简化流程、便于操作。2014年11月2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号),明确要求“将符合条件的国有单位培训疗养机构转变为养老机构。”
以基层党校为例来说,各级各类基层党校和培训中心系统功能相近、区域相同,可以进行合并,转型为社区养老中心或机构养老中心。据统计,仅县(市、区)级党校可提供养老床位约56万张;这个数据还不包括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等组织的党校。56万张养老床位占民政部《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的我国493.7万养老床位的11.3%。新华网2007年报道,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大型国企培训中心至少超过1万家,其中85%以上处于亏损和潜亏损。将培训中心改造为候鸟式养老将新增大量的养老床位或康复床位,同时解决国有资产贬值的问题。
“老有所养”要有资金支持,靠经济增长解决养老资金问题,时间太慢;靠调整资金使用结构又会涉及利益调整,实现难度较大。养老资金问题的解决,必须靠新思维;腾笼换凤、价值互换或许是可能之选。政府行政办公职能具有刚性,具有较强的拉动和吸附作用,政府的搬迁会带动新区域价值的提升。
另外, 政府行政办公职能具有较强的拉动和吸附作用,政府的搬迁会带动新区域价值的提升。如果把北京二环内、尤其是长安街上的部委办公楼搬出核心区域,集中在非核心地段的中央行政区办公,把腾出的地块和建筑进行拍卖,所得的资金可以用来建设公共养老基金。事实上,国内外行政机构搬迁并不罕见。将核心区域置换给商业机构,通过市场之手的作用进行置换,可以迅速地解决养老所需要的资金问题。据统计,仅通过长安街行政办公用房的区域置换,就可以增加580亿元人民币的公共养老基金。存量变增量,将行政机构部分富余低效的楼堂管所改建为养老中心,能从数量、质量和时间上缓解我国养老网点短缺的各类问题,并解决我国发展养老产业所需的资金问题。
以房养老不是新话题。早在2002年,时任中房集团董事长孟晓苏就提出通过“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实现以房养老[1]。老话题要谈出新思路必须另辟蹊径,寻找新的道路。从金融的视角来审视,以房养老的实质是整存零取的储蓄行为或者说资产抵押换取服务的金融行为,老年人和子女之间通过房产的继承或处置建立了一份期权合约。这种以房养老行为逻辑的背后存在着数个隐性假设:房价是稳定且一定幅度上涨的;子女是有孝心而且是有照护能力。这种照护能力是子女的身体状态、时间安排和空间距离使他们能够负担得起赡养老人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但用当下的现实检测,这些假设的可信度令人怀疑。在421的家庭结构等人口因素的影响下,往后推10-20年,房子已不再是稀缺商品,房价处于巅峰探入下降的轨道。从子女的照护能力来看,一对夫妻面临4位甚至8位老年人,还要面对自己的子女,他们根本就无暇顾及老年人的照护问题。因此,传统意义的以房养老方式必须进行变革,而这种变革将以制度为保障方向。
市场化的以房养老有两条路径,一是将房产信托化,通过信托公司满足老年人综合性的养老需求;一是房产证券化,通过房产的出售、出租、置换等方式获得现金或养老居所使用权。房产证券化的养老方式实际上也是房产信托化方式的一种。信托化和证券化以房养老都要对房子所有权或使用权进行证券化处理,老年人在世的时候,把房子变现为养老金或者将房产处置为养老居住服务权益等,其处置对象包括所有权或使用权;处置方式对所有权包括出售、抵押,对使用权包括对调、出租等,包括出售给个人或机构等;在房产价格下降的预期下,老年人把房子交给信托公司或者其它机构进行理财投资或进行其它方式的资产处置,形成稳定的养老保障。
以房养老经济空间存在于房产的价格区域差异、功能差异、时间差异、面积差异和新旧差异等。实际上是对上述差异的一种套利行为。而这种套利行为必须由专业的知识集合和分享机构如信托公司来完成。以房养老还可以与遗嘱信托结合起来,相关利益人对老年人的遗产继承要与养老义务的履行相挂钩,并由信托公司监管子女履行承诺的服务义务。
上海市民政局在上述产品线中尝试了5种“以房养老”形式:一是出售自有住房,入住养老机构,以房款补贴养老;二是售出较大住房,购买或租赁较小住房,用其差价养老;三是将自有住房出售,再与购房者签署长期租赁协议,仍然在原居房用购房款补贴养老,这种模式也被称为“以房自助养老”的上海模式;四是与赡养人签订遗赠赡养协议,用住房价值购买终身赡养服务;五是对子女承诺用现住房换取子女尽养老义务的家庭内部以房养老形式。住房反向抵押的核心是通过房产价格的区域、功能、面积、新旧的价值差异套利为老年人提供养老资金保障。在这种模式下,大城市的老年人可以以自己高价自有房产作为养老金来源,利用房价的差异来获取养老资金,进行跨区域的养老。
金融创新将成为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中坚力量。从金融学意义上说,养老信托是养老财产的资产化和证券化,并通过受托人的专业投资和理财实现资产增值和医养服务供应,让养老信托受益人以结构化产品的形式享受养老信托权益。养老信托产品创新的关键是养老信托受益凭证,它是养老信托机构为募集资金或实物而由受托人向受益人发放的表明信托受益权的特别凭证,在发达的基金市场、证券市场上,到处可见信托受益凭证的影子。它是养老信托标准化、养老信托融资、流通和交易的基础。养老和信托都是一种对未来预期的制度性安排,其差异在于,养老相对非正式、制度性弱;而信托相对更正式,制度性强,具有强烈的金融属性。信托不仅仅是种金融工具,也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是社会的一种生产关系,具有综合性的特征。以综合性问题对应工具的适应性,养老这把锁必须由信托这把钥匙来开。
养老和信托具有同源性,因而使使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产业能走到一起实现牵手。养老和信托的距离就差一张纸,这张纸就是养老信托受益凭证。当养老托付人由子女个人变成受法律制约的信托公司时,老年人依托养老信托受益凭证而非子女的代际赡养达到养老目的时就变成了养老信托。国内外涉及养老方面的信托一般是指养老金信托,两者在委托目的和委托财产方面具有根本区别,养老金信托只是一种财产信托,而养老信托是一种综合性的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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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信托具有的五大优势使养老信托具有自己独特的产品优势和市场生命力。
1.契合性。信托和养老都是因为信任而产生的一种托付行为。从产品发展的历史脉络而言,养儿防老实际上就是养老信托的一种早期形式。养老和信托具有天生契合性,能实现目标和手段的无缝对接。
2.全产业链。养老信托可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形成包括养老居住、养老服务和养老理财等全产业链产品,比任何单一的养老产品行业供应商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都要全面、综合,更具有竞争力。当今产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全产业链的特性使得养老信托具备与其他养老产品抗衡的产品优势。
3.可流转性。养老信托可以通过产品信托化解决非住宅用地的流转问题和继承问题。
4.实现年龄平衡。通过共有制、通过居住权和产权分离,养老社区的管理人可以对入住养老社区的住户年龄进行管理,可保证养老社区的入住者年龄结构的合理性。
5.实现专业化管理。信托是一种金融普惠的实现形式,是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器。通过专家理财和专业服务,养老信托可以弥补老年人自身知识性的不足,确保老年人养老投资的安全性、回报率和医疗康复服务的专业性和及时性,提高老年人的物质性水平、延伸老年人的社会性,实现专业化管理。
养老信托具有整合、完善、增信、投入四大功能。(1)养老信托可以整合产业链,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扩大养老企业供应规模,丰富养老企业产品线,提高养老产业的效率和效益。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信托业务独具的财产隔离制度优势和全功能投资银行的业务优势,可以实现融资、融物和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混合运用,促进养老产业链的整合。老年人可以投入包括不动产、现金、有价证券、养老券、信托受益权等在内的多种形式财产,通过持有养老信托受益凭证或REITs份额、以信托共有制的形式共享养老产业整合的成果。(2)养老信托能够提供一站式购齐的养老产品,克服其他养老产品功能不全的弊端。(3)养老信托能够起到产品增信作用,提高养老产品的可售性。(4)养老信托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在国家不增加投入、通过放权让利和市场调节,增加社会资本和老年人自有资产进入养老业,通过养老信托财产来源多样性的特点,扩大养老财产的规模,缓解我国养老金缺口的问题。
(编辑 季节)
[1]孟晓苏.论建立/反向抵押贷款的寿险服务[J].保险研究.2002(12): 44-45.
4月28日,在北大朗润园举办了“中信大讲堂”第2期报告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以“世界发展大势与中国战略选择”为题作了学术报告。报告以1500年世界体系的演进为基本线索,通过分析现代资本主义体系4个周期的重大变化,得出“天下三分”——世界将分为欧洲、东亚和北美三大经济圈的结论。王湘穗在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中国领导人新近提出的“共同体战略”,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之举,而“一带一路”构想则是达成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
习主席2014年12月曾经在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上就世界大势的问题讲话:“如果我们对于世界大势认识不清,甚至茫然无知,就难以把握时代的脉搏,我们的事业就难以有新的开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走自己的路,必须顺应世界大势。”这说明认识世界大势非常重要。
天下三分:来自历史经验的大势研判
什么是世界大势?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世界的基本现状和发展趋势。人们习惯于中观视野,观察大势非常困难,需要综合运用历史经验、理论框架和现实分析。看大势必须懂历史,知道从何而来,才懂得现状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知道未来向何处去。沃勒斯坦[1]等学者的世界体系理论把世界作为整体来认识、把握,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思想框架。对现状的分析,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三者结合起来,看大势就容易明白。
按照沃勒斯坦的定义,资本主义体系就是经济结构上保障资本持续积累的一种世界秩序。
图1 漫长的世纪和体系积累周期
1500年之前,世界各地区总体上是各自发展,虽之间互有联系,却没有形成“共时性”的影响。从十六世纪开始,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在欧洲开始萌芽,逐渐覆盖到全世界,成为人类全球化的一个阶段。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在500年间,经历了由几个国家主导的百年周期。也就是伊比利亚-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和美国周期。每个周期都经历了从实业扩张到金融扩张的发展阶段,在总体性的金融危机后让位于下一个周期。而我们正在经历美国周期的“危机之冬”。
美国的衰落并不是一个特例,每个霸权国家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这符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着的百年周期律。作为一个周期主导的国家,美国代表了一种经济模式,有一套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建构了一套全球化的秩序,拥有最大的经济规模、最强的军事力量、最多的盟友,还有强大的美元体系、科技创新能力、丰富的世界治理能力和经验。但是它已经过了最强盛的阶段,不再是二战之后那个雄冠天下,也不是苏联解体之后一超独强的美国。它的竞争力在下降,它的适应能力也在下降。美国的形还在,势已衰,但尚未竭。
美国衰落后是不是有个新的霸权国家来取而代之呢?我认为不会。美国之后尚无霸主。因为美国是一个单体的洲际国家,从国家综合实力来说其它国家难以超越。以前各周期的权力转移存在一个从小到大的规律,比如从伊比利亚半岛的王国和城邦制的热那亚,转到荷兰联合省这样的城市国家,再转到英国这样民族国家,再向美国这样洲际国家转移的趋势。作为美国来讲,什么国家要想再超越它都将很难。这表明今后再由一个国家控制全球的模式已行不通了,这种由单一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过时了。一个国家来支配世界事务,除了国家力量自身的局限之外,也还存在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比如美元体系中的特里芬悖论,一国货币难以克服成为国际货币后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这可能预示着1648年建立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已经不适应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了。欧盟的建立就体现了这一趋势。
未来的基本趋势就是“天下三分”,将形成北美、欧洲和亚洲三个大的经济圈,世界将成为可以包容多元文明的多极化世界。这些力量极已不是单一国家,甚至也不再是传统的盟国体系,而是区域共同体。所以,我们中国并不是追求当美国式的世界霸主。三分的三,既是空间划分,而更多是《道德经》中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三,三是多样性、多种模式的三。天下三分,就是说世界上不是美国主导的单一核心的世界体系,也不是单一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而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它是包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各种各样发展模式的世界。
从“一超”、“两洋”到“三圈”
在“一超独大”的格局难以坚持的情况下,美国设计的是“两洋格局”。就是以北美自贸区为中心,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为两翼,分别主导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洋格局类似不太对称的蝴蝶,一边是跨大西洋的经济圈,另一边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圈,军事、安全上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太平洋地区的美日韩澳新等同盟体系,这是美国的设想。
图2 美国设计的“两洋格局”示意图
美国战略界有人提出要搞“大西方战略”。布热津斯基说,我们要继续把跨大西洋作为世界的轴心。但是,欧洲人希望摆脱美国成为独立的一极,认为其实欧盟才代表后现代化社会的发展方向,欧洲不能再继续受美国的控制和支配。因此,跨大西洋合作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共同体,最多是貌合神离。今后将呈现欧盟继续“脱美”,欧洲人的欧洲发展趋势。
重返亚太战略最初是正在竞选总统的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提出的。她认为,太平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21世纪的太平洋仍然是美国的世纪。现在美国要重返亚太,介入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并推出TPP,提出把亚太部分国家组织成一个所谓“高水平”的统一市场,都是为了进一步控制亚太地区。在设计这个战略的时候,美国有意把中国和很多东盟国家边缘化。一个太平洋地区的合作战略设想把最主要的国家排除在外,恐怕这不会是一个好的战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国和东盟会慢慢地“脱美”,导致环太平洋地区分裂为西太和北美。
现在看来,“两洋格局”将会成为一种过渡阶段。美国想“一肩挑两洋”,亚欧通吃,但通吃的结果就是人家不跟你合伙,想散伙,这是美国战略的一个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问题,主导国家要将自己国家利益实现最大化,你自己最大化了谁还跟你合作?这也是他们战略上的一个悖论,装不下世界多样性的制度体系,就没有办法成为新的有竞争力和可行性的世界体系。“两洋战略”把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排除在外,无论美国如何努力,只能成为一个过渡阶段。
从数据可以看出趋势。1993年,北美自贸区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欧盟占26.5%,西太平洋地区占21.8%。到2013年,北美占26.8%,欧盟占24.6%,西太平洋地区占到世界总量的23%,三家已经很接近了。如果把俄罗斯、中亚、南亚国家也加进来,亚洲经济圈的规模可能已经是排在前面了。将三大圈进行比较:北美的经济存量比较大,底子比较厚,军事强,但是资源透支;欧盟经济发达,社会矛盾小,但军事上存在短版;亚洲人口多,发展快,政治、安全整合不够,资源相对紧缺。目前三大圈的内部贸易显著增加,外部贸易相应减少,呈现内聚化的趋势。
图3 “三大圈”示意图
成为全球级别的区域经济圈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足够养活这个圈的基础资源和市场体系;第二,有相对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第三,有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当然,还要有相应的政治、安全、文化条件保障等等。日本很早就想搞东亚经济圈,可是它在政治和安全上不能独立,虽然经济总量较大,并形成了“雁行模式”的产业链,但还是没有实现。现在世界上够条件的就是北美、欧洲和东亚地区三家。在三大圈里,核心国家是美国、法-德、中-俄。其他的为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或制造业体系不完整,或市场不够大,人口比较少,或没有独立的金融体系、政治地位和安全保障,只能加入到几个大的圈子里面来。
这种区域化体系的发展,与处在瓦解之中的美式全球化体系一起,正在成为世界体系演变的新趋势。未来围绕大国形成的区域体系,可能会成为全球化的新主流。认识世界大势的发展趋势,为中国做战略选择指引了方向。
中国的战略选择:建构泛亚共同体
简略的说,战略就是运用力量实现目标的方式。战略的基本要素就是目标、力量、方式。确定战略目标,必须要根据大趋势、根据自己的能力,目标和力量决定了选择方式和手段的范围,选择方式的正确与否,是三者的辩证关系对达成目标有直接影响。
未来大势就是天下三分走向多极化,有可能会出现三大经济圈。中国的战略目标,中央已经确立了,就是“两个百年”和“四个全面”。它的特点是一种内敛性的目标——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显然这是一个有限目标,经过努力可以达成的目标。那么,中国的战略能力怎么样呢?从中国自然禀赋和综合实力判断,中国没有外部资源的支持,仅靠自己的基础条件和自身力量尚不足以完成国家复兴的目标,很难完成13亿人的现代化,更不足以成为一个全球性主导国家。基于对大势的判断,也基于对中国力量的认知,中国的战略选择将通过区域合作来完成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目标。
所以,立足于区域,建设泛亚区域共同体,应该成为中国的大战略。而不能像美国人那样,在全球性“天命观”的驱使下选择全球性扩张战略,更不要试图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的新霸权国家。
目前,“共同体”有70多个定义,概念比较复杂。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率先提出,要倡导人类共同体的意识。习主席第一次出访俄罗斯时候,就提倡建立命运共同体。此后,在上合首脑会、印尼国会、亚信峰会,在周边外交会议上,习主席不断地讲要建立命运共同体,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建设人类共同体的概念。习主席对共同体概念有细致的区分,对东盟国家、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讲命运共同体时,有“穷哥们儿”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含义。而在印尼国会谈到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时,提出中国与东盟要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它的本质是建立区域共同体,需要用合作方式解决区域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问题;他在法国、德国则讲中德、中法可以成为利益共同体,就是说我们发展程度不同,还“高攀不上”,但有共同利益可以合作。
中国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泛亚区域的共同体。建设区域共同体,才能够解决我们比较缺乏的资源、市场等等问题,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巩固的经济圈和安全区,这些是解决中国未来发展和稳定的最重要问题。
所谓“泛亚区域”,不是指早期地缘政治学中的“泛区”概念,而是不局限在亚洲区域的意思。比如俄罗斯就是好邻居、好伙伴,是全面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与非洲国家也要进行深入合作等。“泛亚共同体”是在欧亚非大陆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组织,是有共同的目标,有相互认同和归属感,通过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的超国家组织。现代交通、信息技术提高了广域合作的基础条件,可以通过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进行泛亚区域的合作。
传统国家体系的合作主要通过“结盟”方式,这是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重要特征。这是现代化早期欧洲的国际环境决定的战略选择,欧洲国家间结盟是为了保持均势,而力量均衡是相对的,不均衡是绝对的,所以经常要打仗。欧洲几十个国家打了几百年的仗。二战之后,欧洲尝试建设欧共体,通过国家间的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所以说,欧盟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超越,是泛洲际体系世界新秩序的胚芽。
建设泛亚共同体,顺应了世界大势,符合区域国家利益、符合中国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建立区域共同体是审时度势的选择,谨慎而有为,进取而不冒进。天下三分,中国不排斥跟世界其他区域的合作,中国得一居而足矣。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世界体系的多极化,决不当替代美国的霸权国家。
“一带一路”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建设蓝图涵盖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通过建立基础设施网络,把亚欧非大陆的发展中国家组织起来,为经济落后的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和统一大市场,实现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解决现代化发展问题的一个新思路,因为就目前中国产业技术的综合水平以及资源、市场条件,在国内的发展空间基本到“天花板”了。所以要和周边国家合作,在发展过程中进行经济整合。这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目标的重要途径,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合作摆脱现行世界体系边缘地位的难得机会。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156个项目开始,经过几十年努力发展了拥有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完整制造业体系。从企业角度观察,这种大而全的体系的某些部分可能不经济,但是从国家战略和战略竞争力角度来讲,却是最宝贵的财富,是大国竞争力的核心。这对于建设区域共同体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制造业是现代经济的骨架和灵魂,一个地区必须拥有比较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资源才能得到充分使用,才能制造出人们生活所需的制成品,金融服务业才有利润的基础来源,也才能建立统一而有内聚力的大市场。欧洲国家就是从煤钢联盟起步,经过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及类似“空中客车”飞机这样的高端项目牵引所形成的完整产业链的整合,逐步走到统一货币、欧洲联盟的阶段。
泛亚区域共同体的建设,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逐步推进。渐进,应该成为“一带一路”的基本方针。先要把东盟+中国的自贸区做好,再把与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南亚地区的合作、东北亚的合作、海湾国家的合作、以及与伊朗等国的合作搞好,从周边国家、次区域合作起步,逐步向大区域推进。
区域共同体的目前结构是金字塔形,有基础资源、市场、完整的制造业、金融业和服务业。而从未来看,这个结构应该是网络式、比较平等、节点式的,多个区域重合、互补式的,和现在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心结构不一样。
图 4 区域共同体经济结构:金字塔+网络式
“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投资,亚投行就是我国为推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解决相关方的资金需求而发起,它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由此可能改变现在围绕美元体系、欧元体系形成的国际“币缘”政治体系。我们有可能围绕亚洲共同体建立起新的币缘圈,可以促进亚洲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也有助于防止全球金融资本的冲击。
“一带一路”还要推进发展和安全一体化。2014年5月,“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发布的上海宣言中讲,要倡导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现在搞经济合作,如果不把安全框架建立起来就会出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上合组织的扩容,形成泛亚区的安全框架。
“一带一路”是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风险比较大,比解决中国自身问题复杂,比解决欧共体的问题也复杂得多。世界范围内的恐怖袭击在“一带一路”地带非常密集。要建立共同安全框架,反对霸权国家的控制,推进跨国、跨文明合作,化解文明冲突。这样解读“一带一路”,就可以看到其背后的战略意义。
建设“一带一路”是大好事,也是大难事,要把握一些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合作共赢,但要循序渐进分步走,不可能很快见到成效,不能视为短期的任务,要用50年、100年时间进行这件事;还有是综合一体的原则,经济带的建设其实包括了相关地区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的互动与合作,而且应该区分层次。有些是相对短期的计划,比如与哈萨克斯坦的产能合作;比如中-巴经济带的建设。从总体上说,“一带一路”建设是长期任务,不能一蹴而就,是大家的事,不是中国的独角戏。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上,前期主要是扮演倡导者的角色,抱开放态度,与各国原有计划对接,如光明之路、欧亚经济体等;在实施过程中,中国是“老大哥”,要多干活、少分利,给予在先、急人所难,应具有帮助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普渡众生的慈悲之心。
中国要帮助“穷兄弟”共同发展。像当年毛泽东决定修坦赞铁路一样,帮助非洲国家建铁路、建医院,已经几十年了,非洲人民仍在怀念,中国人真帮我们发展。这是大仁。而非洲兄弟也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是大义。习主席说,要有新的义利观。这是做好“一带一路”的思想前提。
美国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90%的利润到了美国,10%左右归其他国家,中国在其中只占很低的份额。不管以“自由经济”还是什么理念包装,只要你把大部分的财富拿走了,就改变不了剥夺他国的实质。中国跟发展中国家合作,却可以把利润的30%留下,或者更多的利润留下来,真心帮助它们发展,这是最大的德政。发展中国家都发展起来了,与中国之间互为市场,14亿人的市场就会变成40亿人的大市场,中国的经济也可以得到长期发展。中国能够把希望带给大家,让大家共享成果,这是最大的竞争力。再就是尊重各国选择,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比如沙特跟也门的问题,我们还是劝和。用中国特有的、与人为善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就是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对世界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们不仅要对投资的经济性进行认真评估,也需要对投资地的政治生态进行评估。中国企业应该接触一些反对党,多了解、多接触、多做工作,不能仅与军政府打交道,要跟各方面打交道、做工作,包括不同意见的人都打交道,听取意见,改进设计规划,这样投资项目就会建立在比较好的基础之上,工程项目不仅是经济项目,也会改变当地的社会形态,是复杂的社会工程,这些问题需要以合作的方式慢慢解决。投资项目与社会运动一样,没有绝对的好或者绝对的坏,要发展,就会有问题,但是只有往前走,社会才能更好。原来世界体系下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的问题无法解决,我们需要把枷锁去掉,其他的只能慢慢来,只能通过合作解决。中国人不要居高临下,更不要试图扮演上帝去解决一切问题。中国走出去,不能学习西方殖民血腥的统治方式,但我们一定会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想出不同于殖民者、不同于黑水公司的方法。我们要学习研究的新问题也很多,这些只能在实践中学习解决。坐而论道,解决不了问题。
中国做“一带一路”,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13亿人的国家是我们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也是我们最重大的安全目标。13亿人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我们在实业立国、实业兴国、完成工业化。
中俄必须背靠背、手拉手
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对于泛亚共同体建设非常重要,因为两国在战略和经济上都可以互补,我们保证他们的市场需求,他们保证我们的供应。这是“背靠背”的关系,相互依靠。还要发展“手拉手”的关系,发展重大工程项目的合作,促成产业链的互补与整合,然后在货币等领域进行合作。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有一个核心观点,欧亚大陆国家如果能够把这部分大陆整合起来,就是所有海权国家的梦魇,既是英国的、也是美国的梦魇。大陆国家要摆脱海权国家的压制,就必须紧密合作。2015年上合组织如果请印度、巴基斯坦成为正式成员国,亚洲地区的安全框架就有了大模样。若把伊朗、蒙古再请进来,再与东盟、海湾国家、东北亚国家衔接,泛亚经济合作就有了安全保障。
中俄关系是建立在21世纪全球大环境的基础之上,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正在向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这与沙皇俄国和满清政府时期的关系完全不同,与苏联时期的中苏关系也不一样。只要中俄联手,发展合作,从中亚、东北亚到南亚、东南亚的一个大经济圈、大安全区就成形了。就像下围棋,点了关键的妙手,几个子以后,未来世界的三个圈就俨然成形了。可以说,中俄合作是实现“一带一路”和建设泛亚共同体的关键。中国和俄罗斯最大的战略共同点在反对全球霸权国家,追求各国的平等地位。
中国要有比较完整的对未来大势的认识,确立国家战略,然后各部门共同去推动这个战略。要有文化自觉,也要有战略自觉。我们的领导人是有这种战略自觉的,因为从对中美关系、中俄关系的把握上看,明显有侧重点的变化。习近平任国家主席后首访俄罗斯,再访索契,包括参加红场阅兵,都是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妙手。下棋如果下出妙手,步步都主动。中俄战略接近使得中国的国际战略这盘棋的大模样很好,迫使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由主要进行遏制,逐渐转向接受事实。有些美国政客和军方人士有打压中国的极端想法和计划,但时日越长,美国越会觉得这些想法太不现实。中俄的战略合作,可极大地对冲中国面对美国组织的海洋国家盟国体系的压力,对冲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压力。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知。
我们要提升中俄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能仅仅停留在资源领域,要向制造业的高端发展,形成深度的产业链、价值链整合,真正形成命运共同体。
博弈式共生的中美关系
中国希望跟美国建立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不承认这一共识,并非中国的看法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地方,主要是美国人不习惯由中国来定义两国关系。美国人从来都是主动定义国家关系的一方,接受了中国的提法,感觉丢了主导权,所以美国不认同,美国还没有做好平等地对待中国的心理准备。
现在开始进入衰退期的美国,仍然要独占利益。中国只要进行共同体建设就要受到美国挑战,但中国没有什么可以让步的,中国总得发展。难点在于,中国要继续发展,还要避免与维持霸权的美国相撞,这就在考验中国的战略定力和技巧。我们一些人对美国的思考方式不了解,经常表态,说我们没有挑战美国的意愿,不想改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美国人也认定中国是战略竞争者。但美国人说,我们不讨论意愿问题,我们只讨论能力问题。因为你有能力威胁我,你就是我的对手,我就要对付你。如果你是小国,你说跟我作对我不会理睬你,因为你没能力。意愿可以一天改变,能力却不是随便改变的。
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战略正在不断变化,就是从遏制战略、接触战略、对冲战略、重返亚太,一直到现在。奥巴马前不久说,如果有什么奥巴马主义的话,就是要一面保持接触,一面发展军力,其实还是“一手拿胡萝卜、一手拿大棒”的老套路。目前美国的对华战略大体上有三派:一派主张继续延续现行的政策;另一种认为中国“太不像话”,主张教训一下;还有就是主张一次性让步,然后与中国全面合作。占主导的还是第一种意见。可见,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还是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是基于美国利益,基于对形势研判,基于中国的能力,基于国内各派利益的平衡。总之,是根据美国利益,基于现实考虑的。
中美具有不同国家利益,也是具有共同全球利益的大国。中美之间主要存在三大矛盾: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金融型国家和实业型国家的矛盾。同时,中美之间还存在两大合作需求,就是保持国际环境总体安全的需求,保证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需求。这就是中美关系既矛盾又合作的现状。也因此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实质是博弈式共生的关系。
中美两国是全球这盘棋上的弈手,大家都在下棋。在这个棋盘上,你吃我的子,我吃你的子,互相斗得很厉害,但下棋的前提是双方都保持棋盘不要被踢翻,不要把桌子掀了,这就构成共生关系,国际政治要讲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中国希望平等共享,但是美国人希望利益最大化,怎么办?中国只有通过博弈和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博弈的要义,在于不是由一家决定结果。我是“臭棋篓子”你可能赢,我是高手你可能就赢不了。输赢是双方落子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要争取当个好棋手。
对美关系要讲辩证法,要想成为美国的朋友,先要当美国打不败的对手。美国尊重强者,这是它的战略文化。我们去美国访问,美国军方对中国军方很尊敬,因为朝鲜战争我们曾跟美国交过手。他们认为中国是值得尊敬的对手。战略要审时度势,否则将软硬皆误;能顺势则进退皆宜。
目前的世界还处于大危机之中,处于格局、周期、体系交替的多重转折点上。未来世界的基本趋势很可能是“天下三分”,走向多极化。在未来世界上,中国要争取成为世界力量的一极,切不要争当全球新霸主。为此,应该把建设“泛亚共同体”作为中国大战略,这有助于达成两个一百年和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要通过“一带一路”等举措,推进共同体建设。而中国成败的关键,在于把自己的事办好。
*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1]伊曼纽•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本文着重从几大方面对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行了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一直高度重视,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4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专门就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发表了重要讲话,进一步强调: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习近平同志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论述,是对我们党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
充分认识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大意义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一安排,通盘考虑,统筹谋划,通过城乡互动、互助、互利、互惠,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谐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对于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任务,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于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要意义。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社会传统深厚,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关键任务,是夺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也一直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质就是土地革命。我们党正是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依靠农民,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同时为在历史进程中最终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奠定了根本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为满足重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我国长期实行农产品低价收购政策,即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为我国从一个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为主的国家迈进,广大农民作出了伟大贡献。与此同时,农业现代化和农民贫困问题也积累到了必须予以解决的地步。这也是改革最初从农村起步的历史大背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兴起,不仅推动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也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同时还为经济体制改革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发挥了探路作用。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为标志,我国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到了城市。三十多年间,我国经济获得巨大发展,总量从世界第十一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这其中,“三农”仍然发挥了支撑作用。除了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继续维持外,农村还通过另外两条途径为国家经济发展输血。一条是城市化过程中对农村土地的征用,在“低价补偿、高价转让”过程中产生的巨额级差地租,构成了经济高速发展的资本原始积累;另一条是大量农民工流入城市,成为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廉价劳动力群体,构成了经济高速发展中人力资源的积累。在国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三农”问题再度突显出来,城乡相对差距一度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日益扩大,并在本世纪初期超过了改革开放前水平,不少乡村也因不断“失血”而走向凋败。
近年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从彻底免除农业税到实行对种粮农民生产直接补贴,从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到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大幅度提高农村扶贫标准到分类指导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的出台等,“三农”问题得到很大改善。但由于我们对“三农”的历史欠账太多、基础薄弱,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业仍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当前,我们正站在新的起点上,必须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以此彻底解决好“三农”问题。
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内部消费需求拉动因素相对偏弱,增长主要靠城市工商业投资和出口拉动。而且投资越多,所积累和形成的产能越大,对出口的依赖也越大。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持续低迷,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外需明显下降,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到了一个拐点。而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农村长期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激发出来,正是推动我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首先,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可以带动农村消费需求。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民相对收入不高。目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仍然以生存型的实物性消费为主,而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仍偏低。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持续推进,我国农民收入水平将不断提高,消费结构随之不断升级,消费需求也将越来越大。与此同时,随着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城乡居民在享有公共服务方面将逐渐均等化,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民对于未来收入、支出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也将会大力助推农民生活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
其次,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可以促进农村投资需求。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落后,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还比较低下。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就必须在水、电、路、网等方面加大投入,在新农村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加大投入。这些投入所产生的投资需求将成为拉动我国内需增长的重要动力。农村和农业方面的巨额投入,也将带动大量的水泥、玻璃、钢材以及其他工业产品的消费,通过创造有效需求,疏导部分相对过剩的产能。这将与“一带一路”开放战略一起,形成内外“双管齐下”,化解我国过剩产能,为经济后续可持续发展腾出巨大的战略空间。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将促进城乡互动、区域联动、优势互补。东部地区的发展将重点推动产业升级,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型产业;中西部依次梯度承接一些劳动密集型、并符合环保要求的产业;县域经济将重点发展现代农业及其加工业。由此将带动中国经济总体结构提升,最终实现城乡与区域经济协调良性发展的局面。
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
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全面小康。习近平同志多次讲,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我们离实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只有五年时间,而我国农村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集中在14个连片特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道路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拦路虎”与“硬骨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因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通过全面建成农村小康,带动全面建成小康目标的实现。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行了全面部署。
没有农村的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繁荣稳定。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在“三农”领域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其中,在尊重体现法律规范和道德理念、体现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传统乡规民约的同时,还要重点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三农”工作。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三农”各项工作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我们常讲,“村看村,户看户,农民看支部”,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党的农村政策千条万条,最终都得靠基层党员干部来落实。在相当一段时间,很多农村地区基层党组织涣散,家族势力甚至黑恶势力趁虚而入,削弱了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加重了“三农”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必须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的坚强战斗堡垒,把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成为推动农村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而这又将有力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在农村的有效落实。
全面把握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目标原则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涉及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大战略,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习近平同志强调,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着力点是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
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
习近平同志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二元结构的现实出发,从我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出发,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
从国情出发必须尊重传统。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从中国国情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应该尊重乡村文明,保护乡村文明。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特别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完全可以保留村庄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确保乡土文化的根不断,不使农村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从国情出发必须尊重基本制度。在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一定要守住“三个基本”底线不动摇:即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动摇;坚持农村工作的基本准则——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不动摇。一定要牢记习近平同志的告诫:绝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搞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产量改下去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从国情出发,并不是不遵循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普遍规律,不是不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其他国家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形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良性循环;也有失败的教训,出现了严重贫富分化、大量失业、交通拥挤、供水困难、治安恶化等“城市病”。我国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借鉴国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特别要看到,我国是有着13多亿人口大国。目前,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国家,大多数是发达国家,人口大多不超过1亿,最多的美国也只有3亿人口,这些国家人口加在一起也只有十亿多。因此,我们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壮举、没有先例可循,只有充分考虑我国历史和现实,在探索中前进。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在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是要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回应农民关切,实现农民利益。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农村要发展,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要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回首改革开放3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程,正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与参与,推动着改革认识和实践的不断突破和创新。农村改革从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到浙江温州乡镇企业的崛起,从广西宜山农民首创的“村民自治”到吉林梨树农民最先“海选”村委会,无不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但一段时期以来,农民在中国改革中的话语权一度被削弱,这既伤害了农民的创造力,也是造成“三农”问题累积的重要原因。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要让农民与其他阶层一样平等参与改革进程,要善用农民的参与热情、畅通农民的参与渠道、完善农民的参与机制,及时总结农民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亿万农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事业上来。
坚持农民利益至上。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生活得更好。习近平同志强调:“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是要给乡亲们造福。”他还专门指出,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绝不是要把农村都变成城市,把农村居民点都变成高楼大厦,把农民“逼上楼”、“赶上楼”。他批评过这样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大拆大建,做面子工程,搞城市建设就像“摊大饼”似地不断向郊区扩展,带来许多“城市病”,使人民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有些地方政府错误理解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打着城镇化和新农村的旗号,在农村违法违规大举“合村并点盖楼计划”,征了农民的地,拆了农民的房,再让农民筹钱买楼,把农民集中起来。这种“以城吞乡、逼民上楼”的事,不仅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还给农民带来许多不便,种地要走很远的路,储粮要费力弄到楼上。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从一件件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抓起,办好每件具体实事,真正做到利民、惠民、安民。
坚持以改革为动力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继续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不断深化改革,努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当前,体制机制改革已经步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涉及面更广,情况更加复杂,必须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其中。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是一项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重大任务。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顶层设计,加强系统谋划,通盘考虑城乡发展规划编制,一体设计,多规合一,切实解决规划上城乡脱节、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切实做到“全局一盘棋”,实现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必然涉及到一些深层次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对认识还不够深入、但又必须推进的改革,要大胆探索、试点先行。有些改革涉及深层次制度因素和复杂利益关系,一时难以在面上推开,要发挥改革试点的侦察兵和先遣队作用,找出规律,凝聚共识,积累经验,创造条件。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必须坚持试点先行,不要大哄大嗡。
积极贯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改革举措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一项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必须顺应我国发展的新特征新要求,加强发挥制度优势,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坚持和完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努力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习近平同志指出,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更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性举措。
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习近平同志强调,推进城镇化,要以人为本,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也要看到,大量进城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没有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务和市民权利。他们顶着城市的“半边天”,为城市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两栖”状态。新型城镇化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宽城镇落户的准入条件,逐步扩大“农民市民化”的范围和规模,逐步解决长期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落户问题,让他们能够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
要优化城镇化布局。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人多地少是我国基本国情。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按照严守底线、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思路,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而是要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由“乡”到“城”的转变。这就要发挥规划的龙头引领作用,优化和提升城镇功能,增强辐射和带动作用。
要综合施策。着眼国家发展大局,把优化发展城市群和提升中小城市小城镇结合起来,把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增加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把提升城市产业结构和引导产业转移结合起来,把完善城市管理和治理“城市病”结合起来。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必须处理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系。要实现“三化”同步,千万不能让工业化、城镇化压倒了农业现代化、打败了农业现代化。
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不是要消灭乡村,而是要促进乡村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同繁荣。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使之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互惠一体,形成双轮驱动。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农业生产成就举世瞩目。必须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针对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市场经济的观念和机制在农业农村中不断变化、现代农业技术和装备更普遍应用等新情况,在尊重农民意愿、不改变土地性质和用途前提下,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发展合作经营,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
建设美丽乡村。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同质化,而是要实现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异化协调发展。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国,我国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仍然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必须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发挥规划先导作用,延续我国文化传统,重视乡土文化、尤其是古村落对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价值和作用,充分体现农村特点,因地制宜,积极发展村民自治,加强农村社会治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美丽乡村。
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习近平同志指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这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既直接又有效的手段。为此,要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实现“三个一体化”,即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社会保障一体化。
推动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在我国现行的体制机制下,农民在劳动、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交换上没有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益,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有效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就必须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农业是受市场和自然双重因素影响的产业,经济效益相对低而社会效益重大。因此,要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农村建设资金缺口太多,仅仅靠国家财政投入远远不够。各行各业都要积极支持农村建设,企业和社会组织要采取投资筹资、捐款捐助、人才和技术支持等方式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积极支持农村发展。
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必须长期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的方针,使公共财政支出进一步向农村倾斜,统筹城乡交通、通信、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综合评估制度,督促各地落实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国家标准。建立并完善城乡基层公共服务平台,统筹推进农村基层公共服务资源有效整合。持续推进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改善教育、卫生、文化、民政等公共服务领域基础设施条件,重点向薄弱地区、薄弱领域倾斜,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
推动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在坚持“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的大原则下,认真贯彻落实已出台的城乡养老保险衔接整合政策,加强养老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把更多已进城居住和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加快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动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统筹发展。还要特别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的关爱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让亿万农民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卢周来,国防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5年的头几个月,几个重要运行指标仍在继续下行。这对于从本世纪初的“黄金十年”走过来的机械行业来说,感觉尤其像坐了翻滚过山车般大起大落。如何看待当前机械工业的市场形势?如何应对需求不足?
众所周知,2014年我国机械工业运行延续了近几年的持续低迷,增速又创新低。而2015年的头几个月,几个重要运行指标仍在继续下行。这对于从本世纪初的“黄金十年”走过来的机械行业来说,感觉尤其像坐了翻滚过山车般大起大落。如何看待当前机械工业的市场形势?如何应对需求不足?
第一,目前机械工业增速下行到“底”了没有?
机械工业从以前20%以上的增速降至去年的10%左右和今年一季度的7%以下。今年1-3月累计,全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1-2月累计,主营收入同比增长5.42%、利润同比增长0.16%,几乎已经跌无可跌了。
所以,就今年而言,上述年初的几个增长数据已基本到“底”,即使3、4月份再降一些,下行幅度也将极其有限;今年增速的“底”大体应该与上述年初几个主要数据相近。
但从长远看,增速仍将缓慢下行,预计每10年下降1%左右。在“十三五”期间,机械工业主营收入的利润增长达到7-8%的速度仍是大概率事件,2020年后预计将降至7%左右。
第二,如何看待“需求不足”?首先,需求绝对量仍在增长,但增长速度在快速下行。在机械行业主要产品中,产量持续保持增长的品种以前一直占多数,今年一季度仍占一半。这些产品主要是与提高效率和自动化水平、改善民生、节能减排、夯实产业基础、增加出口关系比较密切的产品。比如:大型和新型农机、乘用车和配套发动机、仪器仪表、复印设备、环保设备及仪器、数控机床和数控成型机械、风力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轴承、模具、紧固件、齿轮、铸锻件等等。
产量下降较大的,一是与投资活动紧密相关的产品,如:工程机械、载重车、重型机械、冶金矿山机械、石化装备、常规发电设备等;二是技术含量偏低、市场业已饱和的普通机械,如普通机床、交流电动机、电焊机、电炉、电线电缆及低压电器、中小型普通农机产品、照相机等。
由上述不同类别机械产品所表现出来的产量升降趋势,不难看出当前机械产品结构调整的方向。
其次,尽管需求增长明显趋缓或下行,但需求总量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2000年机械工业销售额约为1.4万亿元,2014年已高达约22万亿元。2010年前,年均增长速度虽高达20%以上,但实际年均增量只有1.26万亿元,即便是最高的2010年也只有3.4万亿元。而2013和2014年的增量分别达到2.4万亿元和1.8万亿元,远远超过了2000年全年的销售额;客观地看,增量的绝对额很大。在年销售额已高达22万亿元的背景下,仍能继续实现如此大的增量,殊非易事。可见“需求不足”之说并不确切。
第三,为何对需求不足深感其痛呢?
一是与以前相比,需求增长幅度急剧下滑,而且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品种(以前是1/3左右,现在已经上升到一半左右)需求绝对量下降。
二是与订单增长急剧趋缓或下降相比,产能满足率下降更快。多年来的大规模投资已使产能急剧扩大,产大于求的矛盾远比需求本身增速下行尖锐得多,这也放大了对需求增速下行的痛苦感。
三是恶性价格大战导致企业效益大幅下降。在产能严重放空的压力下,机械企业同行间的价格战愈演愈烈,从而使利润率急剧下降。即使实际产量并未下降,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已大不如前。这是对“需求不足”深感痛苦的最根本原因。
第四,要关注需求结构变化趋势。
一大趋势:随着我国经济由大规模工业化的高潮向工业化的中后期演进,以重化工能力建设为支撑的投资类装备需求的高速增长之势已经过去,但随着我国对人民生活改善和质量提高的重视,各种与消费关系更为紧密的行业及其对机械产品的新需求正在迅速兴起和增长。这就是为什么工程机械、金属冶炼及轧制设备、载重汽车等设备的市场需求下降,而乘用车、环保设备、制冷设备等却依然能保持增长;在金属切削机床中,数控机床增长较快,除了其技术含量较高外,很重要的增长点在于通讯3G产业对相关产品专用加工的需求拉动。
与传统的投资类装备需求相比,机械行业对新兴消费领域中机械产品的需求研究还不够,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市场敏感度远不如民营企业,一些市场需求往往要求交付期和质量要满足客户产品按期上市的要求,传统的效率很难适应客户的要求。
挖掘消费类需求是一篇大文章,不能仅仅局限于轿车和空调。举凡与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有关的领域,都有可能成为增长点。保健、健身、医疗、养老、出行、旅游、休闲、娱乐、食品、餐饮、安全、家庭服务、通信等等,其中隐含了无数商机,也孕育了对机械产品越来越多的直接或间接的新需求。
趋势之二:随着用户对增长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对装备的需求从追求“大、重”转向更为追求“精、灵”,精度、可靠性、数字化、智能化、柔性化、高效率、低消耗等指标要求已成为关注点。
趋势之三:设备需求由增量主导向存量主导演进;由新增项目、新增能力带来的设备采购为主,逐渐转向在役设备的更新改造和维修带来的采购为主。这样一来,虽然“新增”设备采购需求量渐减,但需求的稳定性将大为增强。因此,机械企业要关注如何引导和抓住存量制造的市场。
在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下,颇为发人深省的另一个变化趋势是:总体而言民营机械企业的发展速度一直快于国有企业,与体制机制有密切关系;此外,中小型机械企业发展近年来快于大型企业,这与企业小、反应速度较快有关,而且中小型企业多数是民营企业。
第五,应对需求不足的一些思考。
其一,审察大势,选择调整方向;要清醒地看到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发生的变化。大规模、高速工业化的时代已经过去,对投资类机械产品的爆发性增长的需求期也已经随之而去,要在这一大前提下认识和思考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今后机械工业的发展速度。
基于前面企业对需求不足之所以感受特别强烈的分析,从逻辑上看,化解需求不足之道,除了千方百计刺激需求增长以外,理应更为关注如何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更为关注如何解决恶性竞争所导致的效益非正常下滑的问题。
从宏观经济结构和行业整体利益看,应该鼓励部分机械企业退出竞争,使供求关系恢复到理想的正常状态,使供求能力略大于需求,既有竞争也不失控。各级政府要从政策和思想认识上有所转变,不应期望所有企业都能活下去。国家要坚决制止地方用保护政策扭曲公平的竞争环境,而是要让优胜劣汰成为现实,以此促进产业升级。否则,无法减少严重过剩的产能,机械工业就无法走出困境。
因此,实力不强或不具备独特竞争优势的企业退出竞争,另寻他途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退出、转行也许可以会找到不那么拥挤的“蓝海”。
如果不想转行或被淘汰,就必须千方百计地提升竞争力,进入同行前列。
其二,向高端升级。在几乎所有现有产品都存在供过于求、恶性竞争的同时,包括主机和各种零部件在内的几乎所有产品的高端领域却都在进口,说明仍存在颇具有附加值吸引力的发展空间。机械工业每年3000亿美元以上的进口额证明了这一点。
航空航天、海洋工程及高新技术船舶、节能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轨道交通装备、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新兴领域,更集中体现了对高端装备的需求。向高端升级不仅是要从自身角度对原有产品技术指标进行升级,而且更要关注如何“为用户降本增效”,从这一角度改进自己的产品,使自己的产品比之其他同行同类产品,乃至于进口产品都更高效、低耗、耐用,对用户更有吸引力。
其三,延伸产业链。与自我扩张相比,我们更倾向于通过兼并重组进行扩张。
其四,重视服务型制造,提升附加值。努力在原有产品“硬”件基础上增加各种方便用户使用的“软”件,由给用户销售产品向为用户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转变。
其五,走向国际。我国无与伦比的制造能力是突出的国际比较优势,现有产能无论如何仅在国内发展是无法充分发挥的,只有大步走向国际,在国际竞争中才有可能找到用武之地。2014年我国机械产品的出口额在全部销售额中只占不到12%,这一占比与德国、日本相比差距很大,说明发展潜力确实很大。
其六,长远着眼,眼前着手,持续推进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就企业之间的竞争而言,是生产效率、质量和市场反应速度之间的竞争。因此,向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努力将是大方向。但具体到每个企业,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的基础和判断有效地提升现实的竞争力,以此来决定推进节奏和工作切入点,不能盲目跟风。
其七,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实践中,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相对较快,说明体制机制改革大有潜力。而大型国有企业不加速强化改革和创新,即使需求形势好转,也未必能扭转优势地位日渐下降的颓势。
其八,加大重点建设力度。目前,建议努力加大核电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力度,以此增加重大装备的订单需求,救助一些确实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竞争力的“国宝”级装备制造企业。此类企业的发展往往并非完全由市场所决定,一旦破产,后果难以设想。
*蔡惟慈,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
2012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我国装备制造业已经明显地显示出自身产能过剩、需求严重不足。目前,多数装备制造企业面临四重困难叠加。
2012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我国装备制造业已经明显地显示出自身产能过剩、需求严重不足。目前,多数装备制造企业面临四重困难叠加。
第一是市场萎缩,需求不旺。据说中石化今年要减少投资7000亿元;中石油的西三线建设、俄罗斯东线建设现在都因下游市场原因暂缓;重新启动的核电建设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集中开工了;常规火电建设的热度也不再像过去。
第二是产能过剩,供大于求。过去我们听说某个国外公司投了40亿进行技术改造,都会吓一跳,但再看一重、二重、哈电、东电、上电,近十年来哪个企业没投入数十亿进行改造扩产呢?有家阀门厂一下子扩建了7万平米的厂房。这样下去不可能不出现产能过剩。
第三是成本增加,优势丧失。过去我们的装备产品比发达国家的价格低很多,我们有性价比优势。但现在随着国内制造业各种成本的上升,价格优势已经逐渐失去,甚至出现了国内产品价格比国外产品还要贵的情况。
第四是国外入侵,大牌竞争。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企业,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中国市场的竞逐与占据。国外的知名企业都很看重中国市场,投资战略改变了过去转让技术或合资建厂为主的形式,改为以独资为主,在中国建制造基地。比如核电的一些核心产品,是跨国公司以所谓“本土化”的方式在中国生产,实际上除了土地和普通工人是中国的外,其他的核心技术、包括装备,都是人家自己的,虽然在中国“本土化”,但中方却没有知识产权。
其实,这四重困难不仅仅叠加在装备行业企业头上。冶金、有色、石化、建材等行业,遇到的问题大都是一样的。但是对装备制造业造成的后续影响与其他的工业产业还是有很大不同。因此我想就装备工业的发展谈谈看法。
第一,要明确定位装备制造业的支柱地位和战略地位。一个国家从工业基础工程到工作母机,上天入地下海都离不开装备。世界上公认的强国如美国、欧盟里的德、意、法、瑞士以及日本等,无一不是装备制造业的强国。它们的工业,核电、航空、航天、航海、军工等等部门,都是依仗本国强大的装备制造业实现的。国际上还有一类富裕国家如中东,它们凭借着特殊的资源禀赋,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基本是从国外买来的,但是没有被认为是强国,主要就是因为它们没有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根基。所以装备制造业对于中国、对于未来一个受尊重的有国际话语权的强国来说,是必须看重并且必须强化的这样一个基础产业。这是国家实现自立、自尊、自强的支柱,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装备制造业的位置和它的未来发展。
第二,我们在努力使中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国内市场对装备的需求。特别是要提倡“买国货”,支持民族工业,推进装备国产化等。即使是在市场下滑、需求不足的当下,中国市场依然体量巨大,在全球居最前列。两个市场同样重要,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应只谈“走出去”,把国内市场留给外国企业。
支持民族制造业,这是从上到下应该贯彻始终的,而本届政府对此也非常重视,现在的问题是需要落实。比如,有些央企招标时甚至不允许国内完全有能力、有水平的装备企业参与投标,而是大量购买国外设备。大家都知道美国有《购买美国货法》,我们的发电设备卖到世界许多国家,而有些所在国家也都在要求国产化,这是理所当然的。过去我们提议立法“买国货”,有关方面认为还不到时机。而且一说国产化,似乎就是“民族主义”、“不符合WTO原则”等等。为什么美国、德国、韩国可以这样做,我们就不可以?现在要理直气壮地号召国产化、国家利益。对国家项目“买国货”的问题,可以考虑先立规,再立法。现在要求政府机关买国产车和国产电脑就开了一个好头。
最近,东三省的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落实振兴东北的28号文件精神,将启动100多个建设项目,包括机场、港口、核电,还有工业项目等等,总投资大概几千亿。一般一个建设项目中装备所占比重大概是40%到50%,就算其中30%是采购装备,那么在东北的这些建设项目就会给装备行业企业带来数百亿元的订单。但如果这些建设项目还要进口,就是拉动国外的制造业。若市长、区长们又带着队到国外去考察,买回一堆国外设备的话,真是愧对东北三省这么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所以,培育和经营国内市场同样重要,国内项目用国货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即将进入“十三五”规划时期,国家肯定还会有一批重点建设项目要上马,如果能把其中的装备采购留在国内,对于我们的装备制造企业,是个非常大的机会。
第三,目前的招标法需要修改。其中关于最低价格中标的规定,存有很大问题。由于进入门槛规定不明确,参与招标的制造企业良莠不齐;按最低价中标的办法,低于成本的报价中标的结果,就给一些不择手段牟取利益的企业以可乘之机,其后患就是给我们的重点工程建设,像核电、大乙烯、煤化工、输变电、发电等建设项目带来质量与安全上的隐患。同时,一些骨干企业为了生存,拼低价拿到订单,最后利润稀薄、甚至是赔本买卖,无法再投入研发创新,其未来的发展也难以为继。装备企业现在处境较为艰难,但有的重大技术装备的投标价竟然低于2007、2008年时的价格。这几年企业成本都在上涨,而装备产品竟然在落价,这很不正常。竞争无序带来很大问题。制造业对“最低价中标”怨声载道,这是值得高度关注和研究的问题。长此下去,这些重点骨干企业连生存都成问题,谈何发展升级和国际竞争力?
第四,要用政府的力量推动重大技术装备的国产化。要推动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重大技术装备是龙头,依托国家重点工程推进重大装备国产化是抓手。回顾这些年我们走过的路程,正是由于政府对重大装备国产化的有力推进,带动了整个装备工业的水平提高、规模壮大。经验告诉我们,重大装备国产化需要用政府的力量,因为要扭转用户对进口装备的偏爱并不容易,同时重大工程涉及的装备采购方和供货方多为国有企业包括央企,所以由政府来出面组织协调,是可行而有效的。甚至对央企领导人的考核,是否可以有装备国产化的比重这一项。应该把推进重大装备国产化作为一个责任,并上升为政府行为、国家行为、社会行为。
第五,希望当前党中央国务院能对装备制造业有更明确的政策倾斜。主要是对装备制造企业的研发与转型升级,要有一些政策性的倾斜,对这些企业目前的困难与问题能够给予纾缓帮助;包括在融资、税收、保险、补贴等方面的配套支持,都是十分需要的。比如说补贴,能否在现有的国家预算内补贴额度中,对装备制造企业多两个点或三个点。因为这些企业十分需要这种支持。举个例子,沈鼓集团在营口搞了一个大型压缩机实验站,投资十几个亿,为的是提高实验手段,能够像GE、西门子那样在实验台位上带负荷试车,从而具备一流的竞争能力。但这个实验站本身不形成产值,更没有利润,这种带有公益性质的行业共性技术研发活动,就需要来自国家的支持。总之,基于装备制造企业对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崛起大国的重要战略意义,非常需要中央政府在目前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扶持和关切其发展。
* 黄鹂,国家能源局研究员。
4月22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牵头召开的“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情况与对策座谈会”上,综合管理部门的专家和业内重点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就当前机械工业运行情况,企业感受到的实际市场环境,以及企业在目前经济下行情况下经营管理面临的问题作了介绍。特别是这些企业身处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他们面对的主要是一流的国际竞争对手,从自己的切身经验感受到美欧“再工业化”政策的力度,以及我们与西方企业在技术水平、创新力度、市场营销与服务方面的差距。我们可以从一线企业的介绍中,更切近地感受当前经济形势的脉搏与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迫切性,从而加深对近期国务院新近颁发的...
中信重工是个创造了业界传奇的企业。在中原洛阳,市场经济本就不如沿海活跃;国有老企业,改革成本高负担沉重;做重型成套装备,一干就是首台套,研发能力须格外深厚。中信重工却做得很好,装备很强。记得三十多年前,作家张洁曾发表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机械工业,书名叫做“沉重的翅膀”,很形象。中信重工却摆脱了沉重的翅膀,用“云端理论”构架企业未来,大力实施向高新技术企业、成套服务商、国际化企业的战略转型,将互联网+融入到高端装备制造业,形成“核心制造+变频传动+智能控制+成套服务”新型商业模式,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重型机械制造企业之一,世界最大的矿业装备和水泥装备制造商,成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
从企业的角度看,市场需求萎缩,需求结构变化的态势非常明显。
如果要判断市场下一步走势,我们强烈地感觉到,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需求将会深度下滑,两三年之内很难逆转。比如我们所服务的煤炭、冶金、有色、建材、电力这五大领域,企业经营都非常困难,也看不到近期反转的迹象。因为大型投资项目一般都有个提前期,现在没有明显的大项目拉动的迹象。而国际巨头也出现了分化,我们曾为一家跨国公司提供了18台套大型设备,后来他们又在招标18台套,前期工作都做好了,最近对方宣布无限期暂停。
目前,我们与国际对手竞争更加激烈,甚至一种新的生死同盟也出现了。我举个例子,今年一季度我们拿到来自国际、国内大型矿山的16台套大型设备订单,几乎囊括了国内外所有的新开项目。这给国际巨头带来巨大的压力,他们采取的对策是找国内的企业联手对付我们,而办法就是降价,甚至出现了价格倒挂,恶性价格战不可避免。
装备企业的生存环境很严峻,而国企的生存环境更加严峻。现在税负很重,人工成本还在增长。每年7月1日各地政府就要公布社平工资,并据此来提高下一年的缴费基数。如果我们企业每年不给工人长10%以上的工资,员工的可支配收入会下降。现在个人所得税变成了工薪税,人均月收入1万元要交985元的个人所得税,再交23%的工资附加费用,实际上到手的是6715元。企业对于高端人才宁愿出高薪,但是现在被动涨工资。
现在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支持实体经济,支持中小企业,但好的政策往往传导不到企业。我举个例子,去年在降息的前一天,我们发行了10个亿的公司债,本来以为我们亏了,但是降息后发公司债的企业融资成本统统比我还要高。
再如国家的减税政策,对企业来说含金量应该是很高的。但是财政收入直接是来自于税改,现在你减税了,税收部门的压力大了,于是税务部门就到本地的大型国有企业查税,而查税补交税和罚款比减税高多了。
装备企业最大的隐患还是后续投资力度减弱,发展后劲不足。现在重机行业一是没有能力投,二是不知道往哪儿投。这一轮对企业的影响和过去任何一轮经济调整都不一样,过去我们都还是在熟悉的领域来做,但现在却出现了方向性的问题。资本逃离实体经济的趋势仍然非常明显,而实体经济空心化的趋势也确实存在。
而国有企业的机制不活,或者活力不足的问题,已经几乎回到改革开放初期,无论决策机制、投资机制、人才机制、激励机制、退出机制,几乎现在国有企业在自主权上是越来越小。比如,我们中信重工作为上市公司,现在隶属中信集团,中信集团又是香港上市公司,那么中信重工这样的香港上市的一级子公司,如果在市场上做一些重组并购,只要产生国有法人股的变化,就必须报财政部。还有国企领导的薪酬问题,企业大力转型时期,需要招聘高端人才。现在我们班子9位成员,有两个引进人才,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国内高端人才,于是在一个班子里薪酬上形成了双轨制。某企业已出现班子成员集体辞职,再用市场化方式全部聘回来的极端例子。如果一旦在国有企业形成这种趋势的话,国有企业的活力从哪来?
从传统企业与新兴企业的对比看,传统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和问题是:体制上,传统企业受制于国有体制,很多禁忌;新兴企业无主管、无疆界、无归属,自由度高。机制上,传统企业决策机制、投资机制、人才机制、激励机制、退出机制活力明显不足;新兴企业更加市场化。目标上,传统企业更追求利润和短期目标;新兴企业追求的是价值和预期。投资上,传统企业往往是靠自我积累,或银行借贷;新兴企业背后是风投、战投、众筹,疾风暴雨式的快速投资。人才机制上,传统企业更多的是管控、留人、用人,形成了人才的双轨制;新兴企业聚合人才,靠股权+薪酬。发展模式上,传统企业长期固守在一个行业,专注于某一主业,形成固定模式;新兴企业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趋新”: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理念、新经济。国企改革不到位,机制不活,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就很难实现,因此必须以激发企业活力为目标推动深化改革。
有几条建议:第一,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的性质,回归企业本质的属性。而且特别建议,把国资系统管理的企业分为功能型、竞争型,对纯竞争性企业要严格地按照市场来进行管理。
第二,积极促使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资本的有效流动。比如,洛阳是我国轴承工业基地之一,洛阳轴承产学研就一直想整合,到现在因为跨不同的主管单位,而咫尺天涯。再如,洛阳有一家设计院和生产企业同属一家央企,相距不足两里地,但是两家合不到一块,各搞各的。现在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旦涉及央企,资本流动起来就非常困难,大而不活的问题比较突出。
第三,用全球化的视野看待企业走出去。慎提向国际市场转移过剩产能,这种提法对国际市场是有影响的。可以少说多做。如果有国家背景的基金支持的话,企业可能会走得更快更远。另外很需要发展自己国家在国际化方面的服务咨询机构。现在只要涉及到国际并购、国际重组、国际投资,几乎全都要依托国外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咨询机构、评估机构。
第四,高度关注人才问题。比如说装备制造企业的领导者,他们身上有鲜明的特征,有雄厚的实践基础,也有个人的才能和人格魅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行业内将有一批50后的企业家要退出岗位,形成一个新旧交替潮。所以现在国家主管部门也好,国资主管部门也好,要更加关注企业家的这种交替。另外制造业的领军人物,包括高技术、高技能、高素质的岗位严重后继乏人。即使上市公司,股权机制基本上起不到激励作用。支持资本参与分配,国家已经提了多年,但实际上没有有效的操作路径。而且希望相关政策能够允许企业的高技术、高技能人才延迟退休。
中信重工是我国最大的重型装备企业之一、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为煤炭、矿山、冶金、有色、建材、电力、节能环保和军工等行业提供重大技术装备和完整的工程解决方案。
公司前身是洛阳矿山机器厂,是“一五”期间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1993年,企业整体资产划拨中信集团,更名为中信重型机械公司,2008年改制成立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A股股票在上交所挂牌。
2012-2014年,中信重工是在我国“七大重机”中唯一保持了规模和效益的持续增长,目前也是国内重型装备行业上市公司中业绩最优的企业。
公司以内生增长促进增长方式转变,把实施技术先导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实现了由设备制造商向成套服务商的转型,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并行发展,自主品牌产品直面国际终端客户。
公司构建了工程技术、产品技术、工艺技术三位一体的研发体系。拥有国家首批认定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在全国889家技术中心中位列前十,拥有我国矿山重型装备领域首个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所属洛阳矿山机械工程设计研究院是国内最大的矿山机械技术设计研发机构,专业从事国家基础工业技术装备、成套工艺流程的基础研究和开发设计。企业拥有年产千万吨级超深矿建井、年产2000万吨级特大型选矿、年产600万吨级高压辊磨等20余项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占到95%。成为重型装备制造业前沿技术的引领者。
公司实施了以世界最大18500吨自由锻油压机组为核心的“新重机”工程,达到现代重型装备制造业的高端配置,确立了自身在全球市场上的高端制造地位。
公司初步完成了全球化布局。在澳大利亚建立了矿山机械、选矿工艺研发中心,在美国建立了铸锻技术研发基地。中信重工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矿业和水泥装备供应商和服务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平台上,成长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重型矿山装备供应商和服务商。(据企业官网)
济二机床在机床行业是个专注到极致的企业。这些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猛,出现很多历史性机遇,企业纷纷进行多元化经营,涉足房地产,试水资本运作,而济二是少有的专注于自己行业的企业,它不但至今还是国有独资的市属企业,甚至不曾搬迁换块大点儿的地方,他们的许多车间厂房还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
六十年过去,变化最大的是,济二已经成为同行中的国内第一,世界一流。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在美国主流市场,济二连续拿下8条成套汽车冲压生产线,同台竞争的对手,是长期居于全球第一的德国舒勒公司。现在,济二的冲压生产线已经装备过几乎所有的德系、美系、日系汽车著名品牌。他们的经验往简单说,就是专注,再专注。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经济形势,官方也发布了很多数据,于是就有了一些判断。我们干企业的常年围着市场转,应该说对市场的发展变化还是比较了解、感受比较深的。但有时还是会被那些公布出来的数据和说法整“迷糊”了。比方说权威数据统计,年年进口的高端机床价值可观,去年更是数量惊人。但我们在市场上感受不到,不知是哪里的需求,什么样的需求?最后经过调查了解,原来是做手机的生产线大量进口,因为按统计局的划分,手机是高技术产品,其设备放在数控机床类,统计后出现增长了,还是大幅增长,再一查,实际就是三星、苹果这几家品牌的手机生产线。上一代手机生产买一批设备,没几天就过时了,又要上下一代设备了。这些设备跟我们所理解的真正的高端机床不是一码事,却混在一起统计,就出现了一个不真实的“高端市场”,给管理者和决策者造成了误导。
现在“三期”叠加,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政府会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少不了要投资一些大项目,但这些项目千万不要又是拉动了国外的公司。我们有很多新的市场机会,反而是民营企业用户提供的,民营企业更愿意接受国产装备,因为他们花的是自己的钱。而国产装备既少花钱,又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但目前在国防军工行业,还是大量进口国外设备。前几日我与一个航空企业的老总见面交流时说,只要我们想做的事,就一定能做好。但如果你们不确定要使用国产装备,犹豫不信任,那就算了。但是作为军工行业的企业,应该很清楚,国外企业今天卖给你设备,以后是否会一直卖给你?
还有智能制造,可以说给企业开了一副“药方子”,但不要指望包治百病。我们做大型锻压设备的,现在已经做到国外顶级市场。福特汽车在美国底特律等地进行的技术改造,先后用了我们8条线。现在我们在市场上较量的对手,是德国舒勒等几家全球最强的企业,而且屡屡把它们打败,已经在竞争格局上占了上风。我们现在琢磨的是,怎么才能把企业真正做强。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1937年,国有独资,国内机床行业重点骨干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目前在岗职工4800余人。
主要产品有锻压设备、数控金切机床、自动化设备、铸造机械、数控切割设备等大类。服务于汽车、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能源、船舶、军工、模具等行业。
1953、1955年分别研制出中国第一台龙门刨床、第一台机械压力机。1960年代研制出世界最大的龙门刨床,1970年代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汽缸体平面拉床,1980年代为中国汽车工业从卡车向轿车时代跨越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60多年来,企业先后研制了450余种国家首台(套)产品,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装备支持。
公司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863”项目与科技支撑计划16项,是行业内承担国家科技支持项目最多的企业之一。获得国家专利154项,制定国家与行业标准22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市科技进步奖52项。高端产品比重达到销售收入的60%以上。
公司自主研制的机器人全自动冲压生产线、大型全自动快速送料冲压生产线、重型多工位机械压力机、伺服冲压生产线等产品,与国际最先进技术同步。产品装备了包括合资和内资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内汽车制造企业,整车制造的“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中,唯有冲压工艺设备以国产为主;大型冲压装备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80%。
同时,冲压设备成线出口到美国、巴西、印度等海外汽车主机厂,为通用、福特等国际知名汽车企业提供海外总承包交钥匙工程,被誉为“世界三大数控冲压装备制造商”之一。福特汽车全球6个工厂,已先后6次订购济二的10条大型全自动快速冲压生产线。其中7条已已交付用户使用,1条正在安装调试,2条正在厂内制造阶段。福特汽车美国工厂将济二生产线与德国生产线用同样的模具、零件进行全面的精密对比检测,结果显示,济二的冲压件所有指标达到用户要求,部分指标优于德国冲压件。济二冲压线在福特最畅销的F-150新兴铝板皮卡及其他车型的冲压生产中起到关键作用。
公司以数控龙门镗铣床、五轴联动龙门镗铣床、数控落地镗铣床等高新技术产品为代表的数控金切机床,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国防建设和国家重点项目提供了大批替代进口的先进装备。
自2003年以来,销售收入年均增长18%,利润年均增长39%,利税年均增长28%,总资产年均增长19%。目前在行业形势持续下滑的情况下,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了稳定增长。
先后获“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中国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在振兴装备制造业工作中做出重要贡献”、“两化融合标杆企业”、“中国工业行业排头兵企业”等荣誉。(据企业官网)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专业设计、制造齿轮传动装置和粉末冶金制品的大型重点骨干企业。齿轮箱行业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品牌壁垒极高的行业。杭齿依靠国家的支持和自己的心血,在钱塘江畔建起了我国船用齿轮箱、工程机械变速箱、汽车变速器的研制基地,十大类、千余种产品享誉国内外市场。公司立足传动装置主业,依靠科技进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确立了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我们公司是是零部件企业,是专搞齿轮传动的,为整机厂老大哥做配套。我们可以说是国有控股的中小企业,年销售收入大概30亿元人民币。
杭齿集团的配套对象涉及四个行业。最主要的是船舶行业,我们的产品占到国内船用齿轮箱市场的70%。船舶行业这几年也是比较困难。虽然目前国内船舶企业的订单还是不少的,但最大的问题是融资难,融资贵。我们也接触了很多船厂的老板,他们说:我有订单,但现在不做,因为成本太高。这反映船舶行业的利润已经非常薄。好一点的是海洋执法和渔监船的行情。去年中海油等大企业启动了一些海洋工程项目,开始船舶行业的订单还可以,后因石油降价,这些项目便停滞下来。因此,今年一季度订单下滑比较大。
第二个是工程机械行业。我们是为工程机械配套传动装置中品种最齐、数量最多的企业。这个行业去年一季度的市场还可以,从二季度开始走下坡路,一直到年底,今年一季度的情况仍很差,几个骨干大厂的情况都差不多。工程机械行业过去一般是年底和年初的市场好一些,但今年比较特别,现在可能是最近这些年里面工程机械市场行情最差的第一季度。
第三个是汽车行业。我们在萧山有一个跟广汽菲亚特合资的企业,开发制造各种型号的汽车变速箱。这个行业应该比较看好,估计今后几年发展势头也不会差,特别是新能源电动汽车发展很快。但最大的问题是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路线到底怎么走,目前行业还在摸索,产品型式也各种各样,将来肯定要在取得一定共识后才能确定技术方向。
最后一个是新能源发电行业。这几年我们开始投入研制风力发电变速箱、增速箱,近来这块业务量增长比较大。我们因此也在向高端制造升级,现在企业已经拥有最大直径3.5米齿轮的制造能力。
这几年公司的销售规模还是稳步增长的,但利润增长速度在下降,因为成本在增长。下面阐述几个观点。
第一,资本价格过高,对制造业伤害很大。现在大家都在说资金缺乏问题,但有些领域里的资金并不少。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行业间的利润分配有问题。制造业利润太低,房地产、金融及少数垄断行业的利润过高。这几年资金基本上都往房地产和金融领域流走。温州地区大概50%以上企业的资金往外流,不是做房地产就去做金融业。杭州地区也一样。如杭州某大型装备企业,做主营业务规模跟我们杭齿差不太多,其经营业绩的三分之二是靠贸易而不是制造。也就是说,制造业企业的资本正在不断往外流。这个现象值得警惕。我觉得,国家应该认真考虑对制造企业减税问题,特别是增值税。有的企业负担也过重,不光是国有企业。总之要防止资本远离制造业。否则,美国的金融危机过后,产业空心化危机可能轮到中国。
第二,地方国企的自主权和竞争力在下降。比如现在限制三公经费,上级说招待费也算三公经费,每年往下减。目前经济不景气,维护和开拓市场的成本要增加,招待费一般是不能减少的。又比如人才问题,为了开拓新业务,我们打算高新聘请高端技术人员,或者股权激励。但由于我们是国有控股企业,政策不允许,结果事情也办不成。所以一定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现在这个转型时期,如果政策不能理顺,企业就会慢慢地失去竞争力。
第三,要支持民族工业。支持民族工业、支持创新,是消化产能过剩的一个途径,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对那些有研发能力,对国家的产业技术进步做出过贡献的企业,政府应该拿钱去鼓励他们创新。比如国际齿轮行业中,最有名的是德国的ZF,德国政府每年给该企业5亿欧元的开发费,研发成果为全德国所用,而不是ZF一家用。如果国家能给杭齿这样的补助,支持企业的科技创新,我们也可以拿出更好的成果,为国家所用。资助企业对象要找好的重点企业,不能撒芝麻盐,最后见不到效果。另外,国家关于创新发展战略已经有不少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允许科技人员对其成果允许股权介入等,但好政策不落地。
最后,关于低价中标问题。在项目招标过程中,低价中标的规定是很不好的,我们零部件厂有切身感受。原来重大项目招标要设门槛,现在不允许设门槛,否则要审计。所以搞高端设备的大型国企和中小企业一起去竞标,产品要最好、价格要最低;原来企业有战略供应商,现在也不准,否则负责招标的人没法交代。就这样,把一些能力较差的企业拉进来,只顾价格低,中标后质量难免下降,并且严重限制了真正好企业中标重要项目的机会。
杭州齿轮箱厂创建于1960年,2001年成为国有多元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完成股份制改制,2010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现有职工2500余名,拥有控股和实际控制子公司18家,参股子公司2家。综合实力列为“中国工业行业排头兵”企业和“中国机械工业100强”、中国大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企业。
公司在船用齿轮箱及可调螺旋桨、工程机械变速箱、粉末冶金摩擦材料等领域业内排名长期稳居国内首位。
公司专注于齿轮传动装置和摩擦材料的研发与制造,设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以及船用产品、工程机械变速箱等15个研究所,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公司拥有233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8项)及核心技术,并主持或参与起草、修订了22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杭齿在自主开发的基础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现二次创新,产品领域扩展到船用齿轮箱及可调螺旋桨、工程机械变速箱及驱动轿、汽车变速器、工业齿轮箱、风电增速箱、农业机械变速箱、粉末冶金制品、大型精密齿轮等十大类、千余个品种。公司技术中心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2010年“前进”牌商标曾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07年“前进”牌船用齿轮箱曾荣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前进”牌产品行销国内近30个省、市和自治区,并远销世界47个国家和地区。
齿轮箱制造行业涉及大量的机加工、热处理和检测装备,尤其是大型船用产品、工业齿轮箱和风电齿轮箱。产品制造、过程检测和总成试验装备均必须具有重型化和高精度的要求。船用齿轮箱系列一直是杭齿的优势产品,其市场占有率已经多年位居国内第一。
杭齿的工程机械变速箱国内市场占有率为20%左右,被徐工集团、宇通重工、临工股份、洛阳一拖、福田重工等五大主机厂授予“最佳供应商”和“优秀供应商”称号。汽车变速器产品是杭齿产品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品主要用于客车和重型卡车动力传动系统,主要客户包括一汽、东风汽车、湖北三环专用车厂、郑州宇通、苏州金龙等。风电及工业传动则是杭齿具有发展潜力的业务品种。(据企业官网)
近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美国的先进产业》报告,勾勒出美国“再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布局,阐述了先进产业的定义、地理特征。报告挑选出美国五十大先进产业,解构了不同都市圈的产业特点,并详细说明了这些产业带来的就业变化。
根据报告的定义,先进产业必须符合两条标准:要有大量的研发支出;拥有大量获得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位的职员。第一条标准要求该行业平均到每个职员的研发支出位列全行业前20%,第二条标准要求该行业拥有STEM学位的职员比例超过全美平均水平。
基于这一定义,共有50个不同的行业入选美国的先进产业,包括35个制造业、3个能源行业和12个服务业:
属于先进制造业的,包括航空航天产品及零部件、音频和视频设备、基础化学品、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相关设备、汽车、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造船、医疗设备和用品等;
属于先进能源行业的,包括电力设施、矿产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属于先进服务业的,包括建筑和工程、有线电视及其他订阅节目、计算机系统设计、数据处理和托管、医疗和诊断实验室、卫星通信、软件出版业、无线电信运营业等。
布鲁金斯学会认为,这些行业有着大量的研发投入,因而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无论是通过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发明,或是对现有技术、产品和工艺的重组和改善,都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并开拓新市场,从而提高既定投入下的产能和社会的生活水平。
就地理分布来看,美国的先进产业遍布全境,并无明显失衡。南部拥有最多的430万先进产业就业人口,西部拥有300万,中西部拥有290万,东北部拥有210万。
分州来看,2013年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纽约州拥有最多的先进产业就业人口,其次是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这5个州拥有全美先进产业就业人口的35%。
美国的先进产业主要位于各大都市圈,前100大都市区吸纳了先进产业70%的就业,全部378个都市区共提供了先进产业91%的就业。在通信设备制造、数据处理和托管、软件出版业等12个先进产业中,至少有4/5的工人在大型都市圈工作。而音频和视频设备制造、卫星通信这两大先进产业只能在大型都市圈中找到。
以从业人口的结构来看,号称硅谷之都的加州圣荷西无愧为美国的先进产业中心,其30%的就业人口都从事着先进产业。排名第二的是西雅图,当地就业人口中的16%从事着先进产业。紧随其后的是威奇托(15.5%)、底特律(14.8%)和旧金山(14%)。
在产业结构上,美国各大都市圈表现各异,大致可分为服务业导向地区、制造业导向地区、特点不鲜明地区,以及同时拥有先进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地区。
在全美100大都市区中,37个拥有相对较大的制造业导向先进产业基地。在这些制造业导向都市圈中,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犹他州奥格登、俄勒冈州波特兰、俄亥俄州托莱多、堪萨斯州威奇托尤以先进制造业见长。在威奇托,先进产业工人大多从事航空航天工业。在奥格登、托莱多和大急流城,汽车制造产业链占主导地位。波特兰则以半导体工业著称。
包括加州贝克尔斯菲、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纽约州叙拉古、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俄克拉何马城等7个大都市圈以能源产业见长。先进服务业则支配了波士顿、旧金山、华盛顿在内的19个大都市圈。
另一方面,共有14个大都市圈同时拥有先进制造业和先进服务业,其中圣荷西、底特律、休斯敦、佛州棕榈湾、西雅图最为全面。圣荷西在17个不同的先进产业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计算机系统设计、科学研发,到半导体和计算机设备制造,几乎无所不能。西雅图靠航空航天产品制造和软件出版业支撑着一半的先进产业岗位。底特律不仅以汽车制造业著称,同时还在工程服务、计算机系统设计、企业管理咨询、研发服务、数据处理上有所建树。休斯敦,颠覆人们印象的是,建筑和工程服务的从业者竟然超过了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棕榈湾则同时拥有音频和视频设备制造、半导体工业、计算机系统设计、工程服务等先进产业。
根据报告的结论,先进产业是美国经济的支柱,带动了美国就业的复苏。
截至2013年,全美50大先进产业雇佣了1230万工人,约占美国全部就业人口的9%。不仅如此,美国先进产业每年创造2.7万亿美元增加值,约占美国GDP的17%,超过医保、金融和房地产的贡献。
与此同时,先进产业雇佣了全美80%的工程师,完成了90%的私营部门研发,产生了85%的专利,贡献了60%的出口。先进产业同时支持着多条供应链以及其他形式的附属经济活动。一名先进产业从业者每年从其他产业购买23.6万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远超其他产业从业者的6.7万美元。这样的高消费支持并创造了更多就业。
事实上,每个先进产业就业都能够创造2.2个其他就业,其中0.8个本地就业,1.4个外地就业。这意味着除了吸纳了1230万工人以外,先进产业又额外为2710万美国工人找到了工作。因此,先进产业支撑着3900万个就业机会,约占美国就业人口的1/4。
从1980年起,先进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一直稳定,但产出却在激增。1980~2013年间,先进产业的产值年均增长5.4%。2010年起,就业和产出同时激增,两者的增长率是其他部门的1.9倍和2.3倍,其中仅计算机系统设计就创造了25万个新岗位。
但报告同时称,尽管美国的先进产业优势明显,但在国际竞争中仍面临强劲的挑战。
经合组织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先进产业部门人均生产效率在14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二,仅次于能源密集型经济体挪威,是匈牙利的2.5倍,比意大利、瑞典、德国高出50%~70%。但在先进产业就业占比、产出占比这两项数据上,美国就没有那么乐观了。2010年,美国先进产业就业占比在15%左右,位列14个主要国家中的倒数第五。2000~2010年间,美国先进产业就业占比下降了2.2个百分点,而奥地利、德国、挪威、芬兰、意大利下降不到1个百分点;先进产业对美国GDP的贡献率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奥地利、德国、芬兰、瑞典和捷克均有较大提升。
另一方面,部分先进服务业出现的巨额贸易逆差。比如电脑设计服务逆差为80亿美元,科学研发服务逆差为20亿美元,美国为使用国外专利付出的费用也在加速增长。这些领域出现逆差令人始料未及,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些先进服务业本应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
报告最后认为,美国的私营和公共部门必须捍卫并扩大美国的先进产业,一要致力于创新,二要充实技能培训管道,三要支持生态系统建设。美国的先进产业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商界领袖、政府官员和民间部门需要以新的方式共同努力,从而增强先进产业的发展活力。
2014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2万亿元,占全球装备制造业的比重超过1/3,稳居世界首位。多数装备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据美国调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
一个个超大、超重、超宽、超高的重大装备被研制出来,鼓舞着国人的信心,但超精、超微产品却时时困扰着中国装备制造业。一个致密度不高的阀门,一条不均匀的焊缝,都有可能导致油气泄露,从而引发爆炸。
当我们把一个个装备拆解开来,越往下拆,发现的问题就越多,以工业机器人为例,机器人的关节用RV减速机,90%以上被日本帝人精机公司垄断,有人讲,日本人说跪,全球机器人没有几个能站着……。现在,我国高端装备的基础部件,特别是运动部件,如阀门、伺服电机、发动机、自动变速箱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我们自己能够生产的大多为静止部件,我们在短期内面临着多重矛盾,技术能力难以快速向高端升级,资源难以向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和核心技术流动,大量资源集聚到组装、制造等价值链低端环节,进而形成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最终导致我们的装备价格是按机器的重量卖,产品利润会受到原材料价格的挤压,缺乏技术创新的产品议价能力较弱,常常受制于人。
长期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植入”性强,自主基础研究不足,底层技术和配套产业基本技术支撑乏力、发展不均衡;通过“举国之力”实现的重大技术装备的突破多是单机,无法实现全产业链布局。
我国装备制造业一直是“以整机带动零部件发展”的思路,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整机发展起来了,但零部件并没有真正被带动起来。由于整机厂的强势和游说,本世纪初,国家把进口“零部件不免税,整机免税”改为“零部件免税,整机不免税”。措施着力点的错位,使得我国本土零部件企业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产业最薄弱的环节需要直面进口产品的冲击。当我们今天想再发展关键基础零部件的时,几乎找不到可以承接国家重点任务的配套企业。
20世纪50年代,日本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开始走的也是“整机带动零部件”的发展策略,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他们感觉这条路径与产业自身发展规律相违背,因此改为强力支持基础技术和基础零部件,从底层做起。到目前为止,日本经产省每年还要支持200余项基础技术支持日本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中国装备制造业规模目前已远超出日本,但虽然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基础技术不牢,关键零部件不能自主的弊端进一步突出,现在欧洲、日本、美国装备制造业的很多大企业都是由采掘业慢慢延伸至冶炼业,再慢慢进化到金属产品制造,最后成为装备的关键零部件制造商、整机制造商。这种产业链的自然进化过程使得这些装备制造企业的基础很扎实,内力很“绵长”,即使很一般的产品也能注入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最终制造出高端产品。
近年来,虽然日本作为全球制造基地的重要地位不断降低,日本在战线上似乎有所退缩,但是在关键零部件领域,日本仍然是严防死守。日本仍然有一批“怪物级”长寿企业(约3000家)和一群经验丰富的工匠,日本在全球电子、材料等技术集聚型产业中仍然占有绝对的技术优势,绝不是我们眼中日本的“电饭锅”和“马桶盖”,而是隐藏在这些消费品背后的控制部件和原材料产业尖端技术实力。
发达国家依托自身技术和资本优势,牢牢把控着处于全球产业链核心环节的关键零部件和技术,这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钳制和影响是深刻的。一是掌控我国自有产品的生产节奏,产业安全难以保障。如日本大地震几乎导致我国工程机械停产。再如外商可以根据委托加工的关键部件参数推导出我国国防用产品的产量。二是产品利润沿着零部件产业链传导到国外。如在激烈的汽车竞争市场中,一些外商提出降价,但中方不同意,因为中方只有在最后的整车销售中才能分得利润,而外商已经在关键零部件上赚得盆满钵满了。三是控制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如机床行业,使用国外零部件件,其可靠性最高可达5000小时无故障,平均2000小时,而我国产品最大可靠性也只能达到1000小时。机床工业关键零部件发展滞后是主要原因,国产功能部件无论从品种、数量、档次上都不能满足主机配套要求。
目前给予我们追赶的时间已经不多,近年来装备制造业发展出现了新的规律更是妨碍了国内基础零部件领域的追赶。例如,信息技术和传统装备制造业高度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代装备制造业的模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零部件的电子化,使得零部件变得更加集成化和“黑箱化”。面对这一趋势,传统的仿制手段已经失灵,反求工程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未来的企业必须拥有一种“正向开发”的能力,能更好地理解产品运行过程中的内部机理,接受更加复杂的设计策略。而这种正向设计能力必须是长期经验的积累以及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结果。
我们应当学习日本产业发展模式的一个优点,即整机和零部件、材料协同发展,相互促进。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电子企业在设计新产品的同时,采取大力支援外包企业研发所需材料的战略。开发出材料后,再协助外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一直到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定优势为止,继续保持良好关系。
国家应鼓励一些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发挥全价值链创新,需要上下游企业之间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合约关系,荣辱与共,协同发展。中国企业目前还没有认识到建立起这样全价值链体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个中国目前还学不到,优质采购商太少,都想着用别人的钱赚自己的房,不压榨供应商就是好的了,支持供应商,这都是教父级企业家了。随着环境、安全等压力不断加大,产品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中国的整机企业转型升级一次,一大批中小型供应商就面临着一次生死决择。如某著名空调企业,为了提升产品智能化,召开了60多家供应商大会,强制供应商提升零部件的信息化,否则将被淘汰出局。积极的一方面是倒逼零部件企业转型升级;消极的一方面中国的供应商有可能被外商所替代。再如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汽车市场一直被本土汽车企业所把持,但由于本土企业没有及时应对排放标准的提高,为日本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提供了巨大空间。
一方面优秀的零部件企业发展需要时间的积累;另一方面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下,中国零部件企业随时有被淘汰出局的可能,使产业整体发展面临零部件空心化危机。
未来,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发展模式。实现由“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向“自下而上”的开放协同治理模式转变,优先发展基础技术、共性技术和材料、关键零部件;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装备制造业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企业在创新中的底层智慧和经验;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联合整机厂共同开发研制为用户定制化的专用产品;逐步形成以基础技术和关键基础零部件等配套产业支撑装备制造业持续健康稳步发展的新格局。
(一)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我国已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显著增强了综合国力。然而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产业结构、信息化程度、产品质量效益等差距明显;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污染问题突出;信息化水平不高,企业全球化经营能力不足。
(二)当前,国际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加速推进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新格局。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谋划和布局,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制造业发展面临新挑战:资源和环境约束不断强化,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投资和出口增速明显放缓。面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严峻挑战,粗放型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刻不容缓。
(三)我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加强统筹规划和前瞻部署,力争通过三个十年的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建设制造强国,要突出创新驱动,制定特殊政策,发挥制度优势,动员全社会力量奋力拼搏,更多依靠中国装备、依托中国品牌,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主要战略任务:
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完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建立以创新中心为核心载体、以公共服务平台和工程数据中心为支撑的制造业创新网络,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瞄准新一代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等战略重点,推动优势和战略产业快速发展。
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在重点领域实现突破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四)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完善金融和财税政策,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中小微企业政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为制造强国战略提供战略支撑与保障。
* 任沁新,中信重工集团董事长。
* 张志刚,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茅建荣,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董事长。
近年来,社会上泛起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一些人借助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用春秋笔法,以西方价值尺度来解读、涂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他们以所谓秘辛考证来诋毁污蔑革命领袖和人民英雄,消解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一时间甚嚣尘上,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在我们看来,应以人民的名义起诉那些贬斥先贤、污蔑先烈、诋毁领袖,公开宣传历史虚无主义的人。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涌现过无数先贤与先烈,他们或开启民智或救民于危难,堪称历史长河的中流砥柱。国人历来有追思先贤、缅怀先烈的传统,两千多年前的《论语》中就指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正因此,中华民族得以在遭遇了无数的艰难困厄之后,依然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千上万先烈的生命与鲜血,铸就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史,奠定了新中国的国本。今天中国走上了全面建设小康之路,但我们不能忘本。尊重自己的开国历史,敬仰先贤和先烈的崇高精神,就是爱国。
近年来,社会上泛起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一些人借助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用春秋笔法,以西方价值尺度来解读、涂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他们以所谓秘辛考证来诋毁污蔑革命领袖和人民英雄,消解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一时间甚嚣尘上,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欲灭人国者,先去其史。面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浊流,有正义感的人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郭松民、梅新育对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的署名文章的批判与抗争,就是其中一例。
本刊选登郭松民、梅新育在法庭上的最后辩护词,就是要表明在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中的态度。在我们看来,应以人民的名义起诉那些贬斥先贤、污蔑先烈、诋毁领袖,公开宣传历史虚无主义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尊重社会公德。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的名誉权不容亵渎,这是每个公民都应遵守的社会公德底线。那些用低俗文字诋毁英烈形象的行为,不仅挑战道德底线,也挑战宪法精神。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是举国缅怀抗战英雄和革命先烈的肃穆时刻。但有些人对自己的错误行为不仅没有丝毫悔意,反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状告见义勇为的公民,其嚣张至此,理所当然地激起广大群众的反感和愤慨。很明显,如果听任历史虚无主义的歪风肆虐,听任某些人日复一日地颠覆英雄、消解崇高、解构历史,必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我们应该鼓励有良知的公民站出来,斥责歪风,伸张正义。只有这样,才能重塑国家的精神力量,才能增进社会的团结,才能真正树立我们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附:
抗日战争胜利了,抗日战争没有结束!
郭松民 [1]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各位朋友:
首先,感谢《炎黄春秋》和黄钟、洪振快两位先生,由于你们的盛情指控,使我能够有机会站在这里澄清事实并表明自己的观点。我要说的是,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2015年,作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校,能够为保卫抗日英雄狼牙山五壮士的荣誉而成为被告,令我深感自豪!
其次,我要谈一点法律问题。原告黄钟、洪振快先生指控我2013年11月23日在微博上侮辱了他们。但请审判长注意,我那条微博的原文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动这帮狗娘养的就是笑话!”很明显,即便这里存在所谓“侮辱”,也是指向那些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黄先生、洪先生愿意承认自己是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吗?我想他们不会承认。既然如此,那他们为什么又会如此确信“狗娘养的”指的就是他们呢?
进一步说,我和梅新育先生都是转发鲍迪克先生的微博,而鲍迪克先生微博的标题是“炎黄春秋:狼牙山五壮士曾拔过群众的萝卜”,我转发时所流露出的愤怒,很明确的是指向作为一个法人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的,换言之黄、洪两位先生并不是适格的原告,坐在原告席上的应该是《炎黄春秋》的法人代表。
那么,我为什么会对《炎黄春秋》如此出离愤怒?也请允许我解释一下。因为在我看来,《炎黄春秋》就是搞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本营。在这方面,《炎黄春秋》可谓20余年如一日,抽丝剥茧、细致入微地解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在革命、建国、工业化以及保家卫国战争中所建立的一系列历史功勋。具体操作手段就是“用细节否定本质”,借一些当事人在年代久远后回忆或讲述的偏差,以及出于个人立场的偏见来否定历史的大是大非。
就以黄、洪两位先生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一文为例,他们采用的就是典型的《炎黄春秋》笔法,表面上看起来不偏不倚,但实际上却选择性的使用史料,使用“溜”“窜”、“滚”等贬损性的词汇,暗示狼牙山五壮士的两位幸存者葛振林、宋学义撒谎并违反群众纪律,五壮士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同日寇做生死搏斗的悲壮行为,在他们的笔下似乎成了一场类似化妆跳水的滑稽闹剧 —— 请问,这难道不是对革命先烈和抗日英雄的最大侮辱吗?
审判长、陪审员、各位朋友,我曾是一名革命军人,不到18岁就放弃了高考的机会,投身人民空军。我在青少年时代受到的教育和在解放军中服役的经历,使我深深的敬仰包括狼牙山五壮士在内的所有革命先烈。我认为,正是有了他们的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但在《炎黄春秋》一类媒体和一些无良文人的口中笔下,革命先烈们却得不到丝毫的尊重,反而成为质疑、调侃、侮辱的对象,这使我深感悲愤!我深深地感到,日本鬼子虽然被赶走了,但汉奸仍然存在,他们掌握了许多舆论阵地,我们不得不为保卫抗日英雄的荣誉继续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抗日战争并没有结束!
如果有人问我:假如你预见到这次庭审,你还会转评那条给你带来麻烦的微博吗?我将回答:会的,我是一个老兵。如果我选择视而不见,我会认为自己是一个逃兵。
今天的庭审可以被视为抗日战争在舆论战场的继续,我会坚持到底,也愿意打持久战。
对这场特殊的战争,我有必胜的信心,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站在我们一边!
谢谢审判长,谢谢陪审员,也谢谢各位朋友!
烈士保卫国家,谁来保卫烈士?
梅新育[2]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各位朋友:
今天,站在这里,我的心情既有自豪,又有几分沉重;自豪的是我在为捍卫我们的英雄烈士而战,沉重的是我因此成为被告。
此时此刻,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庭,而包括这个法院在内的整个司法体系,包括司法体系在内的整个国家政权,整个国家从东亚病夫,到今天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都是千百万英雄烈士奉献牺牲方才换取得来。新中国成立时共有300万名共产党员,但有名有姓可查的党员烈士已达370万人。直到八十年代,整个国家已经全面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西藏军区副司令员仍然活活累死在边防线上,我父母老领导的女婿仍然牺牲在南海一线。对于烈士英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敬仰尊崇,没有权力轻薄侮辱,任何抹黑侮辱烈士英雄的言行都应当受到谴责和依法惩处。
历史就是我们的信仰,英雄就是我们的楷模,更何况我们今天生存的世界并不太平!
然而,现实是怎样的呢?现实是有那么一些人,二三十年如一日致力于抹黑我们的英雄,抹黑我们的历史,已经突破了人性的一切底线!
烈士保卫国家,谁来保卫烈士?
我们,我们责无旁贷。
正因为如此,我才对原告春秋笔法轻薄抹黑烈士的行为无法容忍,行使了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我的言论自由权力,实践了宪法第二十四条国家倡导爱国公德、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为此被告上法庭,这是我的光荣,我将继续为维护我们的英雄、维护我们的历史而战。
最后,向各位法官、陪审员、各位朋友致谢,尤其要感谢洪振快、黄钟二位先生。因为每个正常男儿内心深处都藏着为国家效命沙场的梦想,我此生上阵无望,感谢洪先生和黄先生创造这个机会,让我能够为保卫烈士而战!
谢谢!
以下删去
梅新育
2015年5月13日于丰台法院
(庭审辩论激烈,未及当庭陈述,书面稿交给了法官)
[1] 本文是作者2015年5月12日于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51法庭为狼牙山五壮士辩护时的最后陈述。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2] 本文是作者2015年5月13日于北京丰台区人民法院为狼牙山五壮士辩护时的书面稿。因未及当庭陈述,书面稿交给了法官。作者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2015年4月中旬,加多宝公司推出了跨界互动营销的“多谢行动”,在社交媒体中以“刷屏”形式对所有支持该品牌的名人都提出“多谢”,大V“作业本”就是被“多谢”的名人之一。加多宝公司在营销中表示:“若作业本开烧烤店就送10万罐凉茶。”“作业本”是新浪微博最火的大V之一,拥有800多万粉丝。此前,“作业本”在微博中将烈士邱少云比作未烤熟的“烧烤”,引发网民愤怒。此次,加多宝借与“作业本”互动...
回顾日本经济发展历程,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凭借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的快速积累,在短短20年内就完成了医治战争创伤和追赶老牌西方国家的任务。自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进入所谓“失去的20年”。但在经济持续衰退、停滞的表象下,日本逐步完成两次大规模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并通过大量海外收购,在日本本土外形成了“1.8个日本”的资产及产业规模。在这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背后,财团体制和商社模式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什么是日本财团
日本财团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们实际上是由综合商社、主办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企业,以及众多不同领域分工的制造业企业聚拢而成的“商帮”。
日本财团的渊源
日本财团的前身是日本财阀,财阀是战前日本金融资本集团的通称,它和浓厚的封建家族联系在一起,具有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的特点。二战前由家族控制的日本财阀是明治维新后政府扶植发展起来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型控股公司,当时最有实力的财阀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4家。
日本战败后,旧有的财阀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英、美式的企业制度。日本之所以能够对抗美国,就是因为这些大型财阀的存在,它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根基,美国以反垄断为名,实施了一系列措施解散财阀,同时输出大量资本进入日本。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短暂的产融分离的格局,经济被美国控制,形成变相殖民化。不久日本出现了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工潮迭起,政府也不稳定,原有的经济秩序出现混乱。
朝鲜战争爆发适时缓解了日本国内的经济衰退。1951年以后,美国出于朝鲜战争和冷战的需要,放宽了对垄断资本的限制。在日本的银行尚未解体的前提下,产融开始重新聚合,新的财团开始出现,逐步形成了产、商、融三位一体的财团体制,其特点是由法人持股,职业经理人运营。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
日本六大财团
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是日本著名的六大财团。前三者是直接继承二战前财阀谱系的集团,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形成,为解体后重组,具备一定的根基;后三者是在60、70年代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主办银行为中心形成的。70年代到90年代,六大财团进行金融整合,最终形成如今的三菱UFJ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和瑞穗金融集团。这三大金融集团是为对抗外部经济势力而由“官民一体”整合而成,它们为综合商社的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金融基础。
六大财团的产业方向因各自的起家史和发展路径不同而各有区别,各财团的内部紧密程度也各不相同:老牌财团比较紧密,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财团则较为松散(见表1)。
表1 日本六大财团概况
金融集团 |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 (MUFG) |
瑞穗金融集团 (MFG) |
三井住友金融集团 (SMFG) | ||||
组织财团 |
三菱财团 |
三和财团 |
富士财团 |
第一劝银 |
三井财团 |
住友财团 | |
经理会 |
金耀会 |
三水会 |
芙蓉会 |
三金会 |
二木会 |
白水会 | |
综合商社 |
三菱商事 |
双日商事 |
丸红商事 |
伊藤忠 |
三井物产 |
住友商事 | |
主办银行 |
合并前 |
东京三菱银行 |
日联银行 |
富士银行 |
第一劝业银行 |
樱花银行 |
住友银行 |
合并后 |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 |
瑞穗银行 |
三井住友银行 | ||||
代表企业 |
三菱重工 三菱电机 三菱汽车 麒麟啤酒 |
夏普 NTT 神户制钢 帝人公司 |
日产汽车 日立 佳能 日本精工 |
富士通 五十铃 JFE钢铁 古河电气 |
东芝 丰田 王子造纸 三越 |
NEC 马自达 三洋 朝日啤酒 | |
行业领域 |
汽车 重型机械 军火 成套设备 石油化学 核能等 |
钢铁制造 纺织纤维 石油橡胶 通讯业 液化气 陶瓷等 |
金融业 城市住宅 海洋开发 石油开发 地热利用煤炭等 |
化工纤维 金融 光通讯 计算机 石油开发食品等 |
化工 机械设备 综合电机汽车制造 钢铁 核发电等 |
石油化工 钢铁 有色金属精细化工 海洋开发 核能等 |
日本财团的产权构成及运行方式
二战后重新聚集起来的日本财团不同于原先的财阀。一方面,在原来的家族成员被赶走之后,经营企业的都是职业经理人;另一方面,为适应美国出台的《反垄断法》,日本财团由原来的一家公司直接控股转为多家公司联合持股。日本财团发展到这一阶段,已由原来的金字塔持股形式,转变成网状球体持股结构。
日本财团的环形持股方式
日本财团的产权构成方式是交叉持股,也就是环形持股方式。相对于二战前财阀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这是一种网状球型结构,信息传递交流速度更快,更适合市场环境。
20世纪50年代,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时,日本股市出现低迷,有远见的经理人抱团将抛售的股票收购,通过交叉持股进行融资。这种民间资本的私有制形态,通过集合和相互持股形成了一种混合所有制形态。由于这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主要还是金融机构,所以日本企业还是更多地与银行资本联系在一起,这也造就了其大生产机制。大企业形成的财团在产业链上进行分工的同时,一些中小企业围绕这些大企业在运作,这就形成一种秩序,一种利益共同体,因而构成了日本企业的基本体制形态。
在日本,“共生共荣”是普遍的价值观,财团最大的意义就是建立庞大的生产体系,企业通过交叉持股形成了共渡危机、共享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从而有效避免了恶性竞争,实现了分工合作。这种交叉持股的方式,可以通过债转股帮助企业处理债务问题;通过集体监督减少腐败;通过信息共享减少信息不对称,并实现共同决策;通过在企业间建立信用关系,来降低信用成本;通过建立内部人才流动机制,为经理人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和成长空间;通过为中小企业搭建可依托的平台,解决就业和融资问题(见图1)。
图1日本财团交叉持股图
日本财团的“产商融”横向联合方式
日本财团通常采取横向联合方式,由3个核心部分组成,即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基金等);综合商社(主要业务是贸易和投资,以贸易为平台,控制物流);装备制造企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装备制造等)。除此之外,一些现代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也通常被划归至某一财团,但它们的独立性更强。财团内的企业群体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稳定的交易对象纳入业务经营体系,在主要的制造商和全国几千个零售商之间还存在着销售联盟。
日本的六大财团,每个财团都掌控着数十家大型企业。财团运行实行的是类似立体作战的形式:金融如空军,商业如海军,产业如陆军,空、海军为产业(陆军)发展护航。就是凭借这套“产商融”结合体制,日本在战后与美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对抗。
日本财团通过成员企业间的交叉持股、共同投资等手段,形成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它十分强调“和”与“团结”,虽以国际通用、标准化形式出现,但带有明显的东方儒家文化的烙印。
日本财团的功能和效果
日本财团的功能
综合商社是财团模式最重要的核心,财团发挥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综合商社身上。综合商社的业务基本定位是提供交易服务,为出口商开发海外市场,为进口商寻找所需要的原材料或产品。综合商社以贸易为平台介入到产业里,同时又有金融服务功能,具体体现为集贸易代理、金融服务、产业投行、仓储物流、情报系统、投资咨询和产业组织者等职能为一体,发挥综合运营和协调作用。综合商社的意义还在于其代位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以类似民间企业的行为方式行使着国家微观经济管理的职能(见图2)。
图2日本综合商社职能图
贸易职能。综合商社的首要职能。综合商社不同于一般的买办代理型贸易公司,它是一个连带投资型的综合贸易公司,其重点在于资源贸易和战略投资。综合商社并不直接进行生产活动,而是通过提供良好周到的综合服务和少量投资参股,维持与生产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逐步取得原料和产品的贸易代理权,同时带动财团关联企业的共同投资。
金融服务职能。从本质上讲,综合商社是一家金融类公司,这主要包括融资、投资、租赁、国际性大宗借款安排等。但商社金融不同于单纯的商业银行,其资金来源不是直接吸收存款,而主要是借自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综合商社之所以能从银行借入大量资金,主要是因为这些金融机构是综合商社的大股东结合成的利益共同体。金融功能是综合商社的核心功能,是综合商社紧密维系贸工关系的重要手段和纽带。综合商社存在于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适时地对二者的利害关系做出适当的调整,在日本有“第二银行”或“影子银行”之称。在贸易领域,综合商社强大的金融功能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开拓与占领市场的能力。在金融、信用领域,综合商社从旁协助金融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产业投行职能。综合商社从成立之初就扮演着产业投行的角色,致力于扶植日本中小企业成长。如在丰田、东芝、索尼等还是小作坊的时候,三井物产就帮助它们筹集资金、开拓市场、引进人才,使它们逐步成长为日本工业的脊梁,最终成为世界级企业。
综合商社以贸易为平台,进行产业投资,两者相辅相成。不同于美国金融投行热衷于追逐短期利益,综合商社不仅仅立足于资本运作,更倾向于长期持有股权。综合商社对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企业小额入股,变相地通过“小资本+大物流”的方式把这些企业编织起来,以达到整合和搭建产业链条的目的。这种“只服务不控股”的方式更易于维持财团企业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而建立“利益共同体”。
仓储物流职能。综合商社与全世界的海、陆、空运输公司和仓储公司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能够为客户提供最合适、最经济的物流服务,并安排保险、仓储及进出口手续等方面的业务。物流实际包含了信息流、资金流、票据流,以及货物的仓储和运输等内涵和功能。通过搭建全球化的物流体系,综合商社在为产业提供服务的同时,通过掌握产品物流的各个环节,收集分析最有价值的商业情报,做出正确决策,最终达到变相控制产业的目的。
情报职能。为了打入和占领世界市场,提高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能力,日本几大财团的综合商社都不遗余力地建立强大的情报系统,将庞大的信息网络的触角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重点搜集各国的经济、政治等情报,再利用情报信息进行综合性、战略性的研究,开展各种各样的信息服务,这包括竞争对手及其市场占有率、产品质量、品种、价格的动态分析等。其情报搜集、加工处理和传递能力堪称世界第一,在经济和商业方面的情报能力甚至被认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之上”。可以想象,假如在战争环境中,这些商社甚至具备提供全面后勤保障的能力。由于这一优势,决定了它在国家经济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对国家而言,综合商社是日本经济的“总参谋部”,是日本国家经济战略的制定者;同时也对日本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政策影响力。日本政府对世界经济事务的认识和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综合商社的研究机构。
投资咨询职能。凭借着强大的信息网络和渠道,综合商社向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的大企业提供市场行情、营销策略、贸易机会、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其范围小到产品的包装设计、大到国外企业的资信评估和收购,几乎无所不包。对财团内部企业而言,综合商社既是情报机构,也是拓展海外市场的先锋。日本企业在最初进入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时候,一定会第一时间找到所属财团综合商社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寻求信息咨询等方面的协助。对财团外部企业而言,综合商社通过提供免费的投资咨询服务并少量入股,将合作企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与合作企业互惠互利、共享信息。从条件苛刻的技术转让谈判、技术引进合同的签订,到先进机械设备的进口、安装和调试,凡是与重大技术、装备相关的引进,综合商社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产业组织者。综合商社在世界各地寻找商机、抢占资源,为日本的产业调整和资源能源保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也被成为“产业组织者”。综合商社多年来形成的信息网络和交易关系使它能在其中发挥协调作用,根据项目和业务的特点来组织最合适的厂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具体包括:全球性地调动信息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和客户共同努力创建新的公司、新的业务并进入新的产业;通过各种各样精心设计的服务促进客户国际贸易活动。综合商社强调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力,并不断推进对物流领域的渗透。在主办银行的金融支持下,综合商社从海外获取资源,通过物流打通产业链,并在整合产业链的过程中,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对生产企业的上游原料物流和下游产品销售代理权中。财团对日本经济发挥的作用
当代的日本财团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人家族企业。经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它已成为真正的社会企业,被称为“民有国营”企业或“国民企业”。虽然财团的外在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内含的传统家族文化却得以延续。在这种新型的、现代化的企业集团中,主办银行(或金融集团)扮演着父亲的角色,通常决定家属成员的血缘关系和姓氏归属(一般为成员企业大股东),是家庭成员稳定的经济来源(为成员企业提供资本支持)。为产业服务的综合商社则扮演了母亲的角色,负责生儿育女,照顾家庭成员的起居,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施加影响(扶持众多制造企业),并为儿女长大后外出求学与发展进行谋划(海外扩张、情报获取),甚至为子女选择对象和操办婚嫁(创办合资企业)。而产业则扮演了儿女的角色,当哥哥姐姐们(成熟产业)有了充足的经济来源和积蓄后,他们会将资金投入到新孕育出的弟弟妹妹(新兴产业)上,或将富余的资金存入父母的钱箱以供全家统筹。
凭借特有的财团模式,日本打造了完整、独立的产业体系,保证了国家经济安全以及海外资源的稳定交易。日本也因此成为相对独立于美国经济体系而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国家,并一直保持着经济大国的地位。
日本财团模式的成功根本在于实业与银行的紧密结合,并通过“商”这个纽带和平台,将“产”和“融”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为本国的实业发展争夺世界的定价权和世界财富的分配权。
链接:日本财团的管理架构
日本财团内部各成员企业并不存在上下级的支配关系,在经营决策方面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因此,财团也被称为“横向集团企业群”。通过剖析三井财团,就可以看到其内部的管理架构和协调机制是如何运行的。
三井财团成立于1961年,为原三井财阀直系、旁系公司以企业集团的新形式集结而恢复成的大财团。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有26家,优势产业为化工、重型机械、综合电机、汽车制造、房地产、核电、半导体、医疗及办公电子设备等。
三井财团的父体是主办银行三井住友银行,母体是三井物产。其产业群体包括丰田、东芝、商船三井等多家企业集团。每个企业集团又包括多家大型企业,如丰田系包括丰田汽车、丰田通商、日本电裝、爱信精机、丰田自动织机等(见图3)。
图3三井财团树形结构图
联系三井财团“横向集团企业群”中各企业的是总经理会、三井业际研究所、三井广报委员会、纲町三井俱乐部等机构。正是这些机构的协调作用,使得表面松散的财团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
总经理会。总经理会是三井财团各个成员企业总经理定期聚会、交换信息情报和交谊的场所,也是各公司领导统一决策和协调财团战略发展的“作战联席会议”总参谋部。二木会作为三井财团的总经理会,是三井财团的统筹领导机构,由26家核心企业构成,其中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不动产的首脑为二木会的核心。二木会的出现标志着旧三井财阀在战后的华丽转身,三井财团正是以总经理会议为纽带,建立起联系紧密的企业间联合体,财团的向心力也随着成员企业间的合作和资源整合而得到不断加强,成为日本战后最大的企业集团。
通常,总经理会对财团承担如下功能:第一,对财团内的企业进行适当的调整。一个财团内的成员企业经常有合并、改组、利益分配等重要问题,都会牵扯多家企业,处理不当会对财团内产生严重影响。因此,一般情况下财团内的成员企业所共同投资的事业,多半是在总经理会中达成协议的。第二,出面对外进行国际性交涉。日本的贸易规模非常庞大,许多资源的取得以及商品的输出都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而是一种政治问题。因此,凡遇到与政治相关的贸易问题,一般都是由总经理会派遣使节团出面前往交涉。第三,决定成员企业首脑人事调动。由于财团企业之间互相持股,在指定和派任各成员企业的首脑人事时,都必须通过总经理会来做适当的协调。
三井业际研究所。这是二木会的直属智囊机构,相当于财团的大脑,主要研究财团内常见问题和财团内企业间需要协调的问题。其对于财团的作用是发表意见、提出政策建议,负责情报的收集、分析,管理以及相关服务,调查与研究开发,促进相关事项事业化,与国内外各机构进行交流以及发展人力资源等。
三井广报委员会。由三井财团企业组成,通过一种广泛的文化和公共关系进行活动,为国际交流和振兴地区文化做出贡献,从而建立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树立财团企业的良好形象。三井广报委员会对于财团的功能是推进国际文化交流,活跃地域文化活动,推动企业与外界的互动等。
纲町三井俱乐部。它是以财团企业领导层为会员组成的社交俱乐部,是为高管层提供的非正式交流平台。纲町三井俱乐部对于财团的作用是增强财团企业间的友谊以及情报往来等。
此外,“纵向集团企业”也是日本大型企业所必备的特征之一。这类集团企业是一个在母公司一元化、垂直领导下活动的有机的事业集合体。不仅如此,集团企业的经营活动范围往往并不限于集团内部,许多制造业企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的、经常性交易对象(外包公司),实际上将它们纳入自己业务经营的内部范围。外包公司有的朝着水平方向延伸,如三菱公司拥有190家成员公司;有的朝着垂直方向发展,像丰田公司拥有175个初级供应厂商和4000多个二级供应厂商。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研究法,融入到新生代农民工社区之中,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生活境况与就业状态。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虽与上代农民工有着不一样的就业与迁移意愿,但与现代化的普遍假设不同,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城市定居意愿。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在城市定居所面临的诸多结构性约束:同时,受制于农村土地承载力不足与地方就业吸纳有限的制约,很难选择回乡/城就业。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在迁移问题上面临的是农村推力依旧、城市拉力不足的问题,这种形势构成了“留不下的城市与回不去的农村”的困境。他们频繁跳槽,数度往返与城乡之间,显示出...
新生代农民工[①]目前已占到农民工总数量的60%,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大多是初高中毕业后即选择来城市打工。对于这部分群体来讲,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方式,更多地带有城市烙印。虽然与老一代农民工一样是农业户籍,但他们是落叶是否归根并无定论。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依然存在的城乡流动壁垒,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去留之间呈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方向,国家的基本政策是在城镇化过程中使“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能够在城市定居,这样即可扩大内需、稳定经济增长,又可解决因农民工流动而带来的“流动儿童”和“留守老人”等伴生性社会问题。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曾根据对嘉兴、武汉、郑州和重庆4个城市的调研估计,一个农民工如果成为市民,需要政府支出约8万元左右(2009年不变价);如不考虑养老保险的远期支出,则农民工市民化的短期支付一次性成本平均为2.4万元。该调研认为其社会成本并非不可承受,政府完全有能力进一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②]而学术界对于农民工流动和城乡发展布局有不同意见,乡建学派为主的学者主张国家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力度,以便能吸引农民工回乡发展。近年来社会大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和互联网电商的普及,传统农业正在向现代农业转型,使得农业和农村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对于农民工微观个体而言,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环境制约、又有着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将是发展立论的基础。
在我们与新生代工友长期的互动中,看到了城乡两种作用力对他们的影响,也看到在这两种作用力之下,他们个人深深的无力感和茫然感;他们最大的就业特点是 “频繁更换工作”和“频繁往返于老家和城市之间”。在访谈[③]的几十余名工友里,持续在一家电子厂工作时间超过两年者寥寥无几,大部分工友是新进工厂不足一年,可他们外出打工经历却多半有六七年或十年左右。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频繁地更换工作单位与工作地点?在这一问题的追问下,根据访谈内容,我们整理出农民工就业与迁移的客观影响因素:一方面是他们需要面对城乡经济收入和生活方式带来的推拉力,另一方面是对城乡形态主观的归属和认同。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多偏重于制度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而极少关注问题主体的主观意愿及行动。因而,在制度性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新生代农民工主观迁移意愿调查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城乡户籍、土地和社保的制度性约束。既有的研究多将制度性约束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市民化的关键原因,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尚未成立家庭,子女教育因素尚未列入考虑范围之内。此处的制度性约束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土地制度,三是社会保障制度。
户籍制度是农民工获得城市市民资格及享受市民各项权利的主要约束因素,但随着遣送制度的废除,农民工的短期流动不再受到户籍的制约,户籍制度强制约束性降低。但因户籍附带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社会福利,使不能取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群体仍然被排斥于城市保障范围之外。所以,户籍对于农民工城乡选择来说是一大障碍。
土地制度对农民工迁移具有推动和阻碍两方面的影响。从推动流动方面来看,由于农产品价格较低,且土地承载量有限,导致大量第一代农民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据统计,由于农产品价格低和农资价格上涨,土地的生产资料作用大大降低,大多农民无法以地为生。而另一方面,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远远超过其生产资料功能,土地逐渐福利化[④],成为农民工城市就业失败后返回农村生活的生存保障。我国《土地承包法》规定,凡举家前往大中城市定居且取得城市户口者,将自动取消土地承包权,这又使部分农民工更倾向于短期流动而非长期迁移。[⑤]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研究热点。在笔者所调查的微电子工业区,由于工厂规模大,社会保障基本完善;但新生代农民工对待工厂提供的社会保障有两种态度,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保障十分必要,如一位90后工友因家中无地,坦言自己在三星工作的目标就是“熬满十五年凑足养老保险,再考虑做点别的”;而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保障数额太大,“一个月加班拼死拼活地干,挣了四五千,扣去保险,却只剩三千多块钱,扣得实在太多”。他们现在更希望现金收入增多,以利于生活改善和创业。可见,社会保障不必然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起促进作用,需根据他们个人的家庭背景和工种区别分析。
第二,城市收入高于农村。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首要原因是“城镇拉力”。当前中国农村人口的城乡迁移,已不仅是农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结果,更多体现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引致的人口趋利行为,迁移地和迁出地之间的收入差异是影响迁移的重要因素。
根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2.75倍,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从中国的经济布局中也可见一斑:中国东部已经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冀三大城市圈,其面积不到全国的11%,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却超过了40%,而占国土面积超过70%的西部地区城市经济总量比重却不到30%[⑥]。大城市占有更多的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资源,其“拉力”自然可想而知。以电子厂工友的工资收入为例,其平均工资都远高于务农或地方副业收入(见表1)。
总体而言,城乡在经济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以市场化为主导的人口流动。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将会有更多的劳动力从农村释放出来”;另一方面,“传统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缺乏规模经营,生产效率低,农业发展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农民依靠农业生产所获得的收益不高,导致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收入水平差别较大,促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 [⑧]。
第三,城市生活成本高、压力大。强调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制约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即使放开户籍制度的制约,农民工是否能够市民化也是问题。“农民工市民化”面对的不单单是制度性安排,还要考虑到市民化的经济成本等因素。李强教授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对比我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在改革开放以前,高的时候曾达到2.9倍;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村改革充当了先锋,低的时候曾为2.2倍到2.3倍。然而,到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初叶,已经超过3.6倍。”[⑨]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下,城市高消费水平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在众多城市消费中,租房或买房无疑是一笔份额较大的支出(见表2);同时既有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对于其定居城市的意愿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条件越满意,定居城市的意愿越强。”[⑩]
按照工友平均3000元的工资计算,租房费用占据了1/4,而且所租到的房间,只是一个五六平米的隔断间,通常没有窗户,工友过着典型的“蚁族”生活。而对于打算长期迁移的农民工,在城市的购房问题更为严峻。据有关统计,2013年9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0554元/平方米。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房价是他们选择留在城市或回到农村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相比之下,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家中有宅基地,“城里吃住那么贵,不如回老家,家里有地,还有房子住,不用花那么多钱”,渴望回乡的工友小李曾多次向我们表示自己对城市高支出的不满。或进一步说,城市的高消费门槛,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定居的梦想更加遥远。
因此,讨论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在城市“扎根”的问题,对经济成本的考量至关重要;而且电子厂工作有明显的年龄限制,随着年龄增长,新生代农民工在大中城市的就业机会将不断减少,由于劳动技能及教育水平较低,他们在激烈的城市工作竞争中将日益处于不利地位。
第四,“吃青春饭”的就业现状。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长期迁移的基本前提,如果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实现在城市的稳定就业以及拥有较高的就业质量,就很难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但在实际生活中,农民工缺乏必须的专业技能和社会关系网络,以体力劳动为主,工作稳定性差、工资水平低、劳动强度大、晋升机会渺茫。 [11]中国就业网2012年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多集中于制造业和建筑业,占总比重的54.1%。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一天12个小时、“只能站,不能坐”的劳动过程而言,他们的付出远没有在当下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中得到体现。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受年龄及学历约束,其就业特点主要为“吃青春饭”。在调查中的电子厂中就业的农民工,年龄多在18到25岁,这个年龄段的熟练工人可以在流水线上快速地完成细小零件的装卸、擦拭;而一旦超过这个年龄段,手脚不那么灵活了,大部分人会被工厂以各种理由辞退,只有极少数工作多年的工友能够留下。在三星,管理层多是由韩国人和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员担任,普通工友即便工作五六年也只可能是个小班长。
工友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就是在“吃青春饭”,在访谈中她们多次谈到等到自己到28岁,就会被工厂无情地抛弃。所以都不打算长做,等到有机会他们就会选择更具长远性的工作。电子厂的离职率奇高,据有3年工作经验的小张介绍,“三星的手机里新来的人里面有一半的人干不到半年就会离开。当年我们一起来的技校同学干了三个月就基本都离开,半年以后,三十人里就只留下五个”。自动离开和被辞退的工友,其去向不定。大部分人选择返乡,回地方去做点小生意或再去学门手艺;也有极少数人的选择留在本地,在当地开办小店,实现自己的“老板梦”。还有部分工友留在城里,要么进入其他工厂,要么进入工作更不稳定的零工市场,虽然月均收入与工厂基本相当,但工作风险性更大,同时没有丝毫保障可言。[12]
城市的生活成本高、压力大,且工友基本都是低学历,阻碍了他们的职业发展,加之工作不稳定性高,使得他们产生一种极大的不安全感。一个因没找到工作、吃了一个月泡面的小伙子对我说:“我们只能在工厂里,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来换取一点微薄的工资。一旦我们没有工作,收入来源就会中断,就会没有饭吃,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是他们最真实的感受、最真实的生活。频繁换工作时所造成的摩擦失业阶段,在城市高成本的推动下,对他们留在城市就更显挑战。相比较之下,农村虽收入低,但由于消费水平低、部分农产品可以自给自足,也无购房压力,生活压力远小于城市。在城乡抉择中,新生代农民工多半陷入两难选择。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发生转变。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城市的生活相比农村更加丰富多彩。他们在取得一份工作、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后,便迅速加入城市消费的大潮中,享受现代化生活方式带来的消费快感。我们的众多访谈对象基本都是积极的现代性消费实践者。他们都喜欢买各种样式新颖的衣服,无论男女在服装上的花费都相当可观。
工厂园区的生活和购物氛围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而格外活跃,市场中以美容美发、网吧、服装鞋帽箱包、首饰、KTV、溜冰等店铺为主。每过晚上5点半,工人从厂区下班回来,市场便随之热闹起来,工友们或是去服装店购买花花绿绿的潮服,或者是去理发店做头发,或去网吧看电影、打游戏,或是去溜冰场听着劲爆的音乐滑旱冰……总之,她/他们在消费的大潮中,享受着、快乐着。在这里,也许只有娱乐和消费能让他们从日复一日的、枯燥的工作阴影中摆脱出来,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活着。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新老农民工在消费观念与实践方面的变化,老一代农民工迫于生存压力,在城市中节衣缩食,典型的受“生存理性”作用;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是受到城市吸引,主动追求城市生活,追求相对丰富优越的生活环境,追求自身的发展和梦想的实现,是一种“社会理性”的形式表现。在小组访谈中,部分工友表示,城市提供的多样化消费方式,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不同于老一代的传统守旧,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对城市文化娱乐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新生代农民工这种消费习惯的改变,表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收入、教育等有所提升的基础上,试图通过消费方式转型来实现自我认同和个人欲望的满足”[13],不断加强和建构对自身城市人的身份认同,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给了我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给了我接受新事物的机会”,一位渴望开蛋糕店的工友,在工作之余,到蛋糕店学习,为自己回家开店做准备。而这种学习机会,在农村则不具备。城市多样化的消费方式及更多的未来选择,成为他们选择留在城市的强烈“拉力”。
第二,社会排斥及归属感缺乏。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心理障碍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该领域已有多位学者研究,并达成了相对一致的结论——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较大,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较强,布迪厄所说的空间和心理的区隔情况正在产生。这种区隔产生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源于新生代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对城市的物质供应、社会治安、交通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分割了市民的利益,导致两个群体之间紧张关系,而紧张关系直接表现为两个群体之间的区隔。[14]
在电子园区中,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关系多是司机与乘客或房东与租客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社会区隔的表现,但其实也是共生的表现。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离不开当地的住房与交通,但本地人的生活和就业同样离不开外地人。可在真实的社会关系中,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多地表现为本地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盘剥,应然的共生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和社会排斥。
这种社会排斥关系可以从小区对外地人征收管理费中得以体现。在工人租住房屋的小区里,每个月的月末和月初几天,小区保安便守在小区入口处收取管理费,给外来农民工办“出入证”,工本费10元,另加每个月10元的管理费,而对本地人则不收取任何费用。很多工友对此很气愤,甚至还有工友因拒交管理费而遭到保安的殴打。
这种收取管理费明显属于暴力威胁下的非法征收,是对外地人的区别对待,这使农民工长期被排斥在城市社区活动之外。对于自己居住的小区,他们有的只是恐惧和憎恶,无法建立起认同与归属感。在访谈中,多名工友纷纷提到自己在城市中无法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情况,“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淡漠,关系多是建立在利益关系基础之上”,“城市再好,也找不到家的温馨”,在灯红酒绿中,他们总有种异乡漂泊之感,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也不想在这里长呆下去,他们最多的感受是委屈和害怕。
综合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宏、微观环境,我们将该群体在考虑城乡去留选择时纳入考虑的主要因素归结如下表3。
从上表的分析可知,城乡分别在不同方面给工友拉力和排斥力,土地制度更多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工友因城乡收入差距而离开土地外出,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在外出务工失败后回归土地;随着农村社会保障的齐全,新生代农民工不再视城市的社会保障为进城的拉力;城市的高收入、丰富的娱乐消费方式、实现梦想的发展机会,新生代农民工感到无限憧憬,但工作又是不稳定和缺乏晋升机会。在城市的拉力和推力之下,这些年轻人表现出迷茫与无所适从。对于这个城市,他们既爱又怕,试图以频繁地转换工作来摆脱自己和群体的困境。
一项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频率在2.72次/年,有64.9%的人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就会流动一次,能够坚持一年以上的比例非常低,只有2.7%。[15]在此次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比较频繁。比如三星手机工友小娟在6年的打工生涯中,已经是5次更换工作。工友小李在10年打工生活中曾更换至少8次工作,并曾作为船员出外海捕捞;小辰在10年打工生涯中更换至少十几份工作,近至北京,远至青海、四川,而他近来的打算是要 “去南方走走、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除了在不同城市、不同省份之间转换工作外,农民工也在城乡之前辗转,女工燕子一年两度往返在老家重庆和天津之间,却不愿在其中任一处安定下来。
虽然流动频率高,但这种频繁流动大多局限于水平流动,可以选择的工作仍然局限于低工资、低门槛一类,工作内容简单、重复性高、技术含量低、可发展空间少。并且这些工作多是对年龄有一定要求,如三星手机要求工人的年龄不超过25周岁,其他部分工厂放宽至28周岁和30周岁。因而,在多次流动之后,由于年龄因素农民工甚至会出现向下的工作流动,由于工厂不再要高龄打工者,他们更有可能去做建筑工、保洁人员或是去零工市场。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无疑有着对城市生活的一份渴望,而透过高频率的工作转换和城乡往返,也表现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抉择之中的许多无奈和不坚定。
从新生代农民工频繁转换工作这一现象入手,本调查分析这个群体所面临的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
由于成长环境及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农民工的思想观念有很大的不同,从生存理性转变为社会理性,他们渴望在城市中寻求一种满意、合理的生活方式,城市中更高的收入、丰富的消费娱乐方式及较多的发展机会,强烈地吸引着他们;但同时,工友们又深知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从主观上,并没有过多地去臆想未来的生活形态,城市的高房价、高生活支出,与随之而伴生的工作不稳定等都是他们做出城乡去留决定的重要考虑因素。他们并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说,必将顺应城市化大趋势,长期定居城市;也不同于父辈视进城打工为暂时状态、年老将会返乡。“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通过频繁地、几乎无目的地转换工作来寻找发展机会,同时也是逃避原工作带来的种种不快。总体来看,他们在去留问题上,表现为进退两难的状态,不断跳槽,寻找发展的机会,但往往跳来跳去也跳不出这个“圈儿”。
至于新生代农民工到底归于何处,本研究也没有确切的研究结论,因为流动还处于进行之中。但从客观环境和对工友的直接访问来说,绝大多数人认可将回家乡小城镇作为自己的归宿。所以,在城镇化大潮席卷中国大地之际,将新生代农民工这种折中的流动意愿作为一种参考而纳入到城乡发展规划之中,似乎更显得合乎时势和尊重他们的选择。
* 王海侠,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生。
[①] 根据全国总工会的界定,“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1980年以后、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根据该定义,本研究得出界定新生代农民工的三大标准:1)1980年以后出生;2)在异地从事非农产业;3)农业户籍。
[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与顶层政策设计》中国发展出版社,第244-252页。
[③] 本研究采用实地调研的方法,具体研究方法包括:观察法、个案访谈法及焦点小组讨论法。研究主体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一个细分群体——电子厂工人。这一群体具有两个特点:一、由于电子厂招工限制,多为1985年之后出生;二、教育水平多在初中毕业至中专毕业。研究对象均来自天津西青区大寺镇微电子园区电子厂,以三星手机制造厂工友为主。
[④] 黄琨.《农业土地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与制度创新》.农业现代化研究[J],2011(32):第196-199页。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章第四节第二十六条。
[⑥]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J],2003(1):第5-10页。
[⑦] 上四休二是西青工厂的普遍工作休息制度,即是上四天白班后休息两天,然后倒班上四天夜班,然后再休息两天后上四天白班。
[⑧] 童潇.《城乡一体化、城乡人口流动与社会管理创新》.贵州社会科学[J],2012(10):第114-118页。
[⑨]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J],2003(1):第5-10页。
[⑩] 夏显力,姚植夫,李瑶,贺强等.《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人口学刊[J],2012(4):第73-80页。
[11] 高君.《促进农民工就业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理论月刊[J],2008(10):第178-181页。
[12] 王海侠,余甜,倪坤晓,温铁军.《零工市场“被动闲暇”的行为抉择及市场影响——天津市西青区“15号桥”零工市场调查案例分析》.贵州社会科学[J],2014(1)。
[13] 纪江明,陈振营,赵毅等.《新生代农民工“二元化”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研究》. 人口与发展[J],2013, 19(2):第2-8页。
[14] 许传新.《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问题研究》南方人口[J],2007,4(22):第52-59页。
[15] 符平,唐有财等.《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浙江社会科学[J],2009(12):第41-47页。
2015年4月1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暨博士学术促进会成立大会在中信国安第一城举办,百余名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传播学、战略学等领域的青年学者与在读博士生参加了会议,就中国学派、中国道路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并提出多项研究计划。
2015年4月1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暨博士学术促进会成立大会在中信国安第一城举办,百余名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传播学、战略学等领域的青年学者与在读博士生参加了会议,就中国学派、中国道路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并提出多项研究计划。
现在构建中国学派正当其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指出,在全球格局中,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无论对外界还是中国自身而言,都需要解释自己、阐释自己。当前西方的理论主要是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崛起提供理论阐释,中国的发展不可能照搬西方的套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这三大定位决定了中国学派的阐释必然不同于西方的理论阐释。因此,创建中国学派、做好中国理论建构对于研究中国道路、阐释中国模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创建中国学派的核心是“重建话语权”。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所副教授王生升举例,近年来,经济学领域存在激烈的范式之争,创建中国学派就是要确定它所应有的范式,并确立它的合理性,重建中国的话语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也指出,对于近年来思想分歧最大、人民争议最多的法学领域,当前的研究需要从话语权着手,例如定义并解释“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中国的法治”,而这些在学界尚没有明确而统一的认识。
具体而言,“中国学派”应当放在具体的学科背景之下进行讨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张翔指出,比较学中有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在每一个学科的研究中都可以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学派。但战略学学者们也指出,创建“中国学派”不能拘泥于现有学科的划分,有关中国学派的研究应当是跨学科的。
学者们提出,中国学派的内涵应包含两个方面。首先,在创建中国学派之时要体现并强调中国的主体性。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中国学派,面对“西强我弱”的意识形态状况,我们很容易受到西方话语模式或西方理论框架的影响,因而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创建中国学派即要确立中国自身的主体性。第二,在中国学派的研究中要体现中国自身的形式。所谓“形式”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表现。重要的是,无论在哪个领域中讨论中国学派,都要体现中国自身的特色。
田文林认为,中国学派要学会讲好中国的故事,这既是给中国听,也是给世界听。学者们指出,我们提出中国学派不是为了自娱自乐,中国人要为人类智慧做贡献,而与世界分享中国式的优良治理机制、分享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实践经验,这种贡献将是有重大意义的。中国是特殊的,但中国的实践也可以具有普世价值,供世界其他国家参考和借鉴。
要创建中国学派,首先我们要有自信,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高度的中国特色,无需拘泥于“能否创立中国学派”这种疑惑。其次,建立中国学派不应拘泥于既有的结论,学者们可以大胆思维,大胆创新。与此同时,我们创立中国学派,不应拘泥于已有派别的争论,不应以任何一个特定的派别为指向,要尊重事实。这些是参会学者们对于如何实现中国学派的共识。
一个学派的创立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的重点应放在继续深入地阐述、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并重视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以此为基础来推动理论的认识和发展。
文史哲组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例如分析近年来社会思想格局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调整;二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讨论中国的问题,例如“亚欧一体化”、“一带一路”等。复旦大学教授丁耘提出“新大同书”的研究构想,拟创立一种基于平等辩证法的历史哲学,解释新时期背景下大同与小康的辩证关系,为共产主义理想重新奠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白钢和《清华管理评论》高级编辑肖自强则希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中国社会主义。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殷之光提出研究“命运共同体的边界”问题,在一种新内外观的视野下,以“政治伊斯兰”为突破口,讨论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教授张晴艳拟研究文教事业的“一带一路”。清华大学张翔则提出研究“当代文学创作中‘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这一研究将对系统把握近30年来的社会思潮与文化、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供重要的参考。
经济学组学者们对未来的研究有两项期许。他们希望研究能展现出历史纵向和全球横向的双重视野。既要说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间中国所经历的变革,又要在当前全球化的维度中讨论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具体而言,首先,学者们希望尝试解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当前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它奠定了所有应用性问题的基础。既要避免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也要避免完全否定市场经济的极端看法。事实上,市场经济体制既可以嵌入到资本主义,也可以嵌入到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改造使得中国在政府功能、经济增长方式、民生等问题上都具有显著区别于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此外,学者们还提出研究国企改革问题、三农问题、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方式与结构转变的问题、民生与福利问题等。对于全球化的问题,学者们指出,美国霸权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衰落迹象,多极化成为世界格局变化的大趋势。因此,需要研究中国的对外投资、全球体系、以及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在内的国际金融领域规则改造,以此探明中国如何适应新的世界体系的变化,承担何种职责,从而为中国、而且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奠定更好的框架。
政治学组的学者们提出了两大研究愿景。一是要有宽广视野,关心中国在新时期所面临的西方文明、西方政治制度、政治理念、政治概念对于中国的冲击;二是要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重建中国自身的理论体系、政治观念、以及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当前政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阐明中国文明在当下的意义,即中国如何在世界激烈的竞争当中,尤其在面临国内特殊而复杂的局面下,确保自己的文化领导权。在此背景下,一方面需要研究中国自身政治文化与文明的形态——要对中国式的民主话语、中国人的民主观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要确定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建立中国文明的文明自信。另一方面要进行比较研究——正所谓知己知彼。一些学者希望研究美国如何控制意识形态、如何确立意识形态霸权、以及如何对外输出与“民主”、“自由”等概念相关的美国核心价值观;梳理西方政治理论内部一些重大的思想脉络,探索西方政治实践中具有战略性的重要问题,从而借此启发中国的政治实践,探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如何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做出适当的调整,以适应当下的政治实践需求。
政治学学者们特别强调了未来研究的核心目标,即基于中国的政治实践重建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这将涉及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例如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这是建党以来最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党和人民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当今的要务是,寻找合适的理论资源来阐释“党和人民”在现代中国政治中的意义和价值。此外,在涉及中国政治实践的议题中,诸如中国的干部考核体系、治理体系、资本的监管模式等也是需要重点研究、解释的对象。
法学领域的研究重点在于阐明中国的法治形态。一方面,学者们希望重点研究中国的法治理论,说明法治的中国道路形态,当前中国法学的理论体系是从西方“舶来”的,而创立中国学派则需要提出中国自己的法治理论体系、理论范式和概念系统。另一方面,学者们拟着力研究中国宪制理论,说明中国宪法的形态、中西方国家宪法的差异、以及中国宪法具体的实施方法,并据此建立自己的理论。此外,一些学者表示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契合、回应当下的热点问题,例如有学者提出研究“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法律保障问题,还有学者提出要做传媒的法治研究,直面当前舆论和思想界的混乱。
战略研究学者在未来拟开展基础研究、对策研究、专题研究三种类型研究。基础研究将主要涉及理论的探索,包括探讨研究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中国的对外战略思维及核心价值观、研究中国长期的战略规划等。对策研究旨在为中国的发展与崛起提供依据,例如学者们提到最多的是关于“一带一路”的战略思考问题;另有学者提出研究中国外交的转型策略。专题研究则是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与宏观研究形成互补,例如研究美国的反恐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价值,研究网络外交问题,研究海外安全保护问题等。战略学者们强调,“我们的立场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我们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吸收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包括前辈提出的有益的战略思想成果,从而形成中国学派。”
传播学学者们的讨论重点在新媒体方向上。有学者提出研究互联网等新媒体对于青年意识形态的影响,指出当前网络传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更好地发挥其舆论引导作用。
各领域的学者们都有一个共识,即研究工作应当以问题为导向,研究与中国真正相关的问题;通过解决中国道路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类问题,促进中国学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其中,比较研究是涉及最多的研究方法,学者们普遍认为,我们需要在与他国实践的对比中定位中国当前的道路实践,说明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与普世性,确立中国学派的价值与意义。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对与会的青年学者们提出两点希望:一是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坚持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毛泽东主席曾写道“偏师借重黄公略”,正师与偏师在战斗、战术、战略上能够协同作战。青年学会就是“偏师”。孔丹希望这支队伍能够配合国家的主要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研究有关中国道路的重要问题,起到为国家建言献策的作用,希望与会的青年学者们能够成为社会中的“健康力量”。这首先要始终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北大进行演讲时曾说,“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而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孔丹引用习主席的这段话,鼓励青年学者们在正确方向的引导下做好研究。
方向和立场能够决定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孔丹举例说,对于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人认为“药方”就是引入西方的政治制度,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而有人则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应坚持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态度,要联系实际、深入实际,同时还要认真学习和理解当前中央的精神,在此基础上,用正确的方式来解读中央的精神。
又比如关于“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两种倾向,孔丹指出,中国的发展既离不开顶层设计,也离不开摸着石头过河。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应坚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至今一直坚持的认识路线。
做实事求是派,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是孔丹对青年学者们的最大期望。
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中美两国都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国内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将会导致两国的竞争,还将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伙伴关系,这将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在中国遭遇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的侵略过程中,那些推行扩张主义的强国对一个古文明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戏剧性的是,这个文明起初对近代国家的利益制度不屑一顾,将其视为一种低级的东西。
21世纪中国“崛起”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的重现。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即是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一个新兴的现代大国。它既保持了君临“天下”的传统理念,也通过技术治国追求现代化,并在20世纪为寻求两者的融合经历了剧烈的震荡。
1911年,清帝国终于寿终正寝。1912年孙中山领导成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央政府力量薄弱,致使中国陷入长达十年的军阀混战。1928年,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央政府力量得到加强,中央既要保留传统,又想跟上现代的步伐,尽力加入风云变幻的国际体系。然而就在此时,日本在1931年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年更是对华中和华东的大片地区发动了侵略。国民党政府因此无暇站稳脚跟,共产党的革命得到了喘息之机。虽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和其他同盟国一起成了战胜国,但是他随即陷入内战和革命动荡中,一切关系和传统在动乱中都受到了挑战和破坏。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作为对这一口号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奉行“继续革命”的理论,带领中国不断自我净化,加强力量,并着手推翻关于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原有观念。曾经一度,所有类型的制度都成了他的矛头所向,无论是西方民主,还是苏联对共产党世界的领导,还是中国历史的遗产。艺术和纪念碑、节日和传统、用语和服装都受到了各种形式的限制,因为这一切被认为造成了中国的政懈兵弛,面对外国侵略者只能被动挨打。
毛泽东的秩序概念反映了中国的古老思想,他称其为“天下大同”。按照这一概念,强调和谐的传统儒家文化必须摧毁,在这个废墟上将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他宣称,每一波革命的努力都预示了下一波的到来。毛泽东认为,革命的进程必须加速,以防革命者骄傲懈怠。“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最终要取得一种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形式,有其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其傲人的成就服人。中国将凭借其特有的、又是革命的道德权威再次君临“天下”。
毛泽东在国际事务中同样注重中国的特殊性。虽然按照客观实力来说,中国尚属弱国,但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国因其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强大,理应在世界上发挥中心作用。而中国发挥作用的表现就是对注重实力优势的世界夷然不惧,而不是和解合作。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领导人大会上,毛泽东语惊四座,他认为,如果发生核战争,中国将依靠其众多的人口和坚韧的文化成为最终胜利者,他的话也许有虚张声势的成分,想震慑拥有巨大核武器的国家,但他确实想让世界相信他对核战争能够从容以对。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经过多年战斗洗礼的人民共和国最终将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统一中国的同时,努力改造中国的古老文化,因为他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虚弱和耻辱的元凶。他采用了超然的治理方式,又吸收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的治国之道恰好体现了革命者的困境。革命者想要实现的改变越全面,遇到的阻力就越大。这阻力不一定来自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反对派,而是习俗的惯性使然。毛泽东这位革命先知总是企图超越凡人限制,只争朝夕地实现他的目标,采用一切手段来实现他的愿望。1958年,他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来推动中国飞速实现工业化。1966年,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那场长达十年的意识形态运动中,整整一代知识青年被发到农村。为实现毛泽东的目标,几千万人的命运被改变,被用来在一生的时间内实现此前需要一个较长历史过程才能实现的国家目标。
一旦革命者的成就被认为事属必然,为实现这样的成就而付出代价就被看作不可避免,革命者的地位就得到了稳固。中国今天的一些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但现在他们说,那时他们遭受的苦难给予他们力量,使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潜力,因而使他们能够坚强地担负起领导又一个巨变时期的艰巨任务。中国的民众,尤其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以前苦难的年轻人,似乎也接受毛泽东是统一了中国、维护了中国尊严的伟大人物。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21世纪世界秩序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只有4位大使,这是毛泽东自己的选择。他和美苏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都处于对抗状态。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毛泽东认识到,就连中国人民经受了几千年考验的忍受力都已经被“文化大革命”消磨殆尽。1969年,苏联似乎蠢蠢欲动,要对中国发动攻击。毛泽东的反应正如他的风格,出人意料地来了个急转弯,他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最无法无天的行为,派军队取代了“红卫兵”,大批红卫兵到农村参加劳动。
毛泽东认为,和美国修好将使中国不再孤立,将给其他对中国敬而远之的国家提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由。
无论革命多么波澜壮阔,其成果都需要巩固,最终要从激昂的热情转为可持久的状态。这就是邓小平所起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去世两年后,邓小平复出。
他迅速推行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为了实现他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释放出了中国人民巨大的潜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加速这一令人吃惊的变化——尽管不一定是出于真诚的信念——中国加入了国际组织,接受了世界秩序确立的规则。
中国没有忘记,当初他被迫与现存的国际秩序接触时,所接受的待遇与它对自己的历史定位天差地别,听到外国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制度的“规则游戏”和“责任”的时候,许多中国人包括高级领导人会本能地认为中国并未参与制定这个制度规则。对于要中国遵守没有参与制定的规则要求,中国人经过斟酌后同意了。但是,他们期望国际秩序有所发展,使中国得以作为中心角色来参与将来国际规则的制定,甚至修改现有的一些普遍规则。他们坚信,中国早晚会采取行动将这一期望付诸实施。
在等待时机来临的同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渐活跃。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现在每一个国际论坛都积极寻求中国的意见和支持。中国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来提高自身的声望,例如主办奥运会、国家主席亲临联合国发表讲话,与世界大国进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等等。无论以何种标准来看,中国都已恢复了它在世界上最为广泛的那几个世纪中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它在目前寻求新的世界秩序的努力中如何自处,特别是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
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中不可或缺的支柱。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在历史上都对它们现在成为中流砥柱的国际体系既支持又抗拒,一方面宣布遵守这一体系,同时又对它的某些方面有所保留。作为众多国家中的一个重要国家在21世纪中的作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美国则从未和这样一个在国土面积、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方面与其相似、但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迥然不同的国家作为相处和交往的对手。
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美国的政策着眼于务实,中国则侧重于概念;美国从未受过邻国威胁,中国的边境四周却无时无刻不充满了强敌的虎视眈眈;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却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新的问题;美国人对眼前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中国人注重的是大局的发展;美国人制定实际“可以做到的”计划,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进而分析它的走向。中国人的思维部分地受到了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但越来越趋向于传统的中国思维方式。美国人对两者都缺乏直观和深入的理解。
中国和美国在各自的历史中,只是在最近才充分参与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国自认为与众不同,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美国也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也就是说它是“例外”,但它相信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超越国家利益,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和不同前提的伟大国家,都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国内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将会导致两国的竞争,还将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伙伴关系,将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已是革命以来的第五代。前面每一代领导人都体现出了他们那一代对中国所面临的深刻洞察力。毛泽东决心把过去的机构制度连根拔起,即使是在胜利之初,共产党亲手建立的制度也不例外。他那样做是为了防止那些机构在中国官僚倾向的影响下停滞僵化。邓小平明白,中国除非参与国际事务,否则不可能继续发挥其历史性作用。邓小平的目标十分明确:韬光养晦,以防引起别国不安;不出头,但通过实现社会和经济现代化来扩大中国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充分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政治和世贸体系中的正式一员。中国巧妙地抚平了世界对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的担心,为后来由习近平阐明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奠定了基础。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努力将这些遗产进一步发扬光大,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改革运动,其程度可与邓小平的改革相媲美。他想建设的制度虽然不是完全西方式民主,但将更加透明、更加依靠法律程序,而不是个人和家庭的关系网。许多既定的机构和做法,从国有企业到地方官员称霸一方,再到泛滥成灾的贪腐,都是改革的对象。这体现了这一届领导班子的远见和勇气,但也一定会造成一段时期的波动和不确定。中国领导层的组成体现了中国向着参与甚至影响全球事务这一方向的演变。
老牌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因素,这一点自古皆然。崛起中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涉足之前被老牌大国视为禁脔的某些领域。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15个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互动的例子中,有10个导致了战争。
因此,中美双方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家根据行为模式和历史经验都预言,中美两国必有一战,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把美国的许多行为理解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把美国对人权的促进看作破坏中国国内政治结构的手段。一些重要人物把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政策说成是最后摊牌的前奏,认为美国最终目的就是使中国永远处于次等国家的地位。美国则害怕不断壮大的中国将一步步削弱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因此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一些举足轻重的智库把中国比作冷战时期的苏联,认为中国一心要对它周边地区实行不仅在经济上,而且是在军事上的主导,最终建立霸权。
还有两个问题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中国拒绝承认自由民主的传播会有助于国际秩序,不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传播民主,特别是采取国际行动实现人权。美国也许可以根据自己的战略重点来调整它关于人权观点的实施。但鉴于美国的历史和美国人民的信念,它绝不可能完全放弃这些原则。在中国方面,邓小平的话道出了占主导地位的精英阶层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他说:“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七国集团)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
这两种观点不可能达成正式的妥协。双方领导人的一个重要责任是防止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发展为冲突。
中国过去和朝鲜的渊源留下了复杂的经验教训。在许多中国人眼中,朝鲜战争象征着中国决心结束“世纪的屈辱”,在世界舞台上“站起来”,但也是一个警告,告诫中国不要卷入他无法控制其起源,并会产生始料不及的严重长期后果的战争。所以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采取了相同的立场,要求朝鲜放弃——而不是缩小其核计划。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将认识到,中国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中国的领导人不希望对外冒险,但正是因为他们感到只能通过强调国家利益来解释改革必然带来的调整,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过去的领导人更加坚定地抵御他们眼中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任何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际秩序都必须达到均势,但对均势的传统管理方法却需要通过商定规范来改进,并借助国际合作来加强。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公开承认,两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两届美国总统奥巴马、布什都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胡锦涛达成协议,要建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举既可以维持均势,也能减少其中固有的军事威胁。迄今为止,中美尽管宣布了意图,却仍未向着两国同意的方向采取具体步骤。
仅靠声明是建立不起伙伴关系的。任何协议都无法保证美国国际地位永远不变。如果美国被人视为衰落的大国——这并非命中注定,全看美国如何自处——那么经过一段混乱动荡之后,中国和其他国家就获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由美国把持的世界领导权。
许多中国人也许认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已经盛时不再。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领导层明白,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维持相当强大的领导力。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世界秩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能够像美国在冷战刚刚结束、在物质和心理上独步全球的时候那样,单独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在东亚,美国与其说是平衡者,不如说是均势的一部分,中国、韩国、日本和美国之间存在着类似均势的平衡,俄罗斯和越南算是处于边缘的参与者。但是,这种平衡与传统的均势有所不同,因为美国这个关键角色的重心在地理上远离东亚。而且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军方在军事刊物和声明中彼此视为对手,但两国又宣布要努力建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伙伴关系,结果美国既是日本的盟国,又宣布是中国的伙伴。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必然会把潜在的敌手尽量远拒于国门之外。中美两国就是在这个空间内活动。两国能否维持和平,要看双方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能否确保彼此之间的竞争只停留在政治和外交的层面上。
在冷战期间,不同阵营的分界线由军事力量划定。今天,不应主要靠军事部署来确定界线。军事力量不应被视为力量平衡的唯一定义,甚至不应算作首要的定义。具有矛盾意味的是,现代均势的内容必须包括伙伴关系这个概念,特别是在亚洲。如果这能作为总的原则得以执行,那么它就不仅重要,而且是史无前例的。
均势战略和伙伴关系外交的结合不可能消除所有的敌对因素,但可以减轻它们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这种结合可以使中美两国领导人有机会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为两国建设更加和平的未来指明道路。
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亚洲的秩序必须把均势与伙伴关系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纯军事手段来维持均势将一步步引发对抗,只靠施加心理压力来营造伙伴关系则将引发别国对霸权的担心。必须运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来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假如这一平衡无法实现,迟早会酿成大祸。
(编辑 季节)
*本文摘编自亨利·基辛格著《世界秩序》一书,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
爱我中华,是炎黄子孙的心声,也是世间最感人的乐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林则徐以生命奏响的一曲不朽乐章。他是“高级干部”中伟大的爱国者。他为国家利益生死以赴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奋力前行。
爱我中华,是炎黄子孙的心声,也是世间最感人的乐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林则徐以生命奏响的一曲不朽乐章。他是“高级干部”中伟大的爱国者。他为国家利益生死以赴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奋力前行。
一
1842年阴历7月,林则徐大病初愈,从西安出发,流放伊犁去当“戍卒”。亲人相送,依依难舍。林则徐轻声吟出两首“七律”,示意不必再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便出自于此。此时的林则徐,正处在危险的政治漩涡中。
赴戍伊犁,是一年前林则徐在浙江接到的“处分”决定。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震动世界;接下来的一年,他又在伶仃洋、磨刀洋屡次挫败英国远洋舰队。但不久却被革职降级,派往浙江。这时候,在广东没得逞的英军正在浙江肆虐。而刚到浙江的林则徐却又被“从重”处分,“一撸到底”,罚以“戍卒”身份去伊犁“赎罪”。林则徐在离开浙江的一年里,虽再次立大功、却又再次受到无情打击。
林则徐刚离浙江,河南便发大水,洪涛汹涌,开封危在旦夕。听说黄河决堤,林则徐如同听到了开封父老的哀泣,他的诗里写道:“狂澜横决趋汴城,城中万户皆哭声。”紧急受命总办黄河河务的是大学士王鼎,他力请起用林则徐。林则徐是水利专家,有丰富的治水经验,朝野共知。于是道光同意林则徐助王鼎治水,但不给林则徐任何官职名义。林则徐深知,浙江战事已使政府财政拮据,治水乏费,而治水工程历来弊端丛生,他的差事极端棘手。但面对“狂澜横决”,他立即疾驰河南。《汴梁水灾纪略》道:“林公之来也,汴梁百姓无不庆幸。”历经8个月,林则徐“在河上昼夜勤劳,一切事宜,在在资其赞画”。1842年春,河工告竣。王鼎认为流放林则徐本来就是“莫须有”罪名,现有治河大功,足可“赎罪”。但王鼎上疏的结果,是一道严谕:林则徐不可耽搁,着即往伊犁效力赎罪!这个严厉打击,王鼎完全没有料到。
王鼎气极,在庆祝河工告竣之前,哭送林则徐。而林则徐对再次打击却相当平静。他写了两首诗安慰王鼎。第一首说:“幸瞻巨手挽银河,休为羁臣怅荷戈。”意思是:您总办河务成功,足以令千万人庆幸;您不可为我这个罪臣去扛枪戍边而惆怅啊。第二首写道:“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这是林则徐心境的自述。他虽被褫夺了向朝廷上奏言事的权利,但治河期间,无日不关心浙江战事。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多次阐述了对解决浙江问题的真知灼见,希望能有所补益。
当时在浙江主持大局的是“扬威将军”奕经,林则徐对这位腐败有余、战略全无的“天潢贵胄”相当了解。他在信中指出,英军的优势在水上,“本不能离水”,如今“所以狼奔豕突频陷郡邑者,以水中无剿御之人,战胜之具”。但这不是无解的。他把在广东力挫英舰的经验概括为8个字,“器良技精,胆壮心齐”。革职前,他多次上疏力陈船炮之事,却一直被忽视。他说,“若彼时专务此具,今日亦不至如是棘手。”他认为奕经昧于兵略,掌握不了“议战议抚”的分寸,不明白什么样的兵将才能“胆壮心齐”,又害怕百姓的力量,只顾从陕甘川黔各省调兵,劳师糜饷,虚张声势,“即再调数万之‘客兵’,亦不过只供临敌之一哄”。林则徐洞若观火,对奕经的预判不久后即被一一应验。奕经对浙江败局以及半年后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都负有直接责任。对“无耻无能”(咸丰登基时对奕经的痛斥)的奕经,林则徐实在着急。他给王鼎的第二首诗表明,自己即使投身豺虎也不可惜,最要紧的是群策群力去制敌!
王鼎深知林则徐的爱国之心,更知林则徐确有运筹帷幄、制胜千里的能力,眼见战事日非,栋梁流放,气愤莫名,回京才一个月便“暴卒”。王鼎是大学士,拥有“太子太师”的崇高荣衔,影响很大。当时盛传王鼎是在军机处自杀“尸谏”道光。显然,围绕林则徐被流放,已演变成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
处在漩涡中的林则徐,迭受打击,身心俱疲,到西安便病势沉重,不得不请假养病。病愈后立即赴戍登程。
二
林则徐这两首诗的题目是“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口占,即脱口吟出。林则徐从西安到伊犁,历经4个月,这期间的日记他名之为《荷戈纪程》。这两首诗便记在里面:
[其一]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时事难从无过立,达官非自有生来。风涛回首空三岛,尘壤从头数九垓。休信儿童轻薄语,嗤他赵老送灯台。
[其二]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说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诗的对象是“家人”,首先是写给他的夫人郑老太太,所以虽按律诗要求对仗、用典,但浅显生动,明白如话。用的典故也是有趣的“俗典”。
下面试用白话,仿“示家人”语气略释大意:
[其一]我大病已愈,出门远行,你们要笑笑才好啊;我心里宽敞着呐,不管到哪儿,我都会开心的。想要办成事,谁会不出差错呢;哪个高级干部又是生来显达、一帆风顺呢。船行大海,遇到风涛,哪还能看得见什么神仙三岛;可是尽管风尘拂面,也挡不住极目远眺,尽量往远处看啊。别听小孩子的轻薄话,什么“赵老送灯台——有去没有回”;这种歇后语,听之一笑可也,别信。
[其二]我能力有限,重任之下,实在很累很累;已是“再衰三竭”,快撑不住了。不过只要对国家有利,我定会生死以赴;我怎会因自己的生死祸福而躲避什么、趋附什么呢?免去官职,未尝不是皇恩浩荡啊;我不是事事明敏,该好好“养拙”了,当戍卒不是刚好合适么。算了算了,不说了,我讲过杨朴故事,老伴啊,你听过的;你也来首“断送老头皮”那样的诗送我,多好,呵呵。
“断送老头皮”是北宋典故。宋真宗时隐士杨朴,有诗名,真宗招来,问近来可有人写诗给他。杨答:有啊,我老婆就有一首。真宗诧异,忙问什么诗。杨答,老婆说“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大笑,放杨朴还山。后来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抓,妻子大哭。东坡让她向杨朴老婆学习,妻子被逗乐了。东坡乃随差役而去。
这两首诗的放达洒脱,很像东坡。“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并非空话。林则徐确乎是以“浩荡襟怀”踏上赴戍之路的。路上“狂风大作,几欲吹飞人马,雪又缤纷,扑入车内,欲停车则山颠非驻足所,欲下岭则坡陡有覆辙之虞”。林则徐这段日记,足以令人想见其苦况。但他坦然面对。不管是没处住而蜷缩在车上过夜,还是没处吃饭,找个避风地方啃干粮,他都泰然处之。(此语句与下文的衔接容易产生误解,将此语句移至下文)
而两首诗的点题之句,则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这14个字,不是坐而论道的书生空论,而是勤于践行的志士箴言。林则徐抱定这一信念,丹心铁骨无所惧,万里黄沙且徐行。就这样,林则徐开始了他的流放生涯。他的《戏为塞外绝句》一写就是10首。“短衣携得西凉笛,吹彻龙沙万里秋。”“风雨满城人出塞,黄花真笑逐臣来。”“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前山松径低迷处,无翅牛羊欲乱飞。”无不充满生活实感,形象鲜明而境界超脱,从中不难看到作者的浩荡襟怀。
甘凉古道,一列不寻常的车队,顶风冒雪迤逦向玉门关外行去。那是林则徐赴戍的车队。他的千卷图书,足足20大箱,专门雇7辆大车装载这些书籍和大量纸帛。林则徐是书法名家,现在陕西、甘肃、新疆博物馆都藏有他当年西行的墨迹。一路上他每到一城,官员往往“出城二十里”迎候,请赐墨宝。请人写字,至少也要送几卷上好的宣纸。林则徐有求必应,半天就能写二十几张条幅,他携大量纸帛是必然的。他所携带的书籍也远愈常人,包括他在广州组织人翻译的大量“洋书”“洋报”的译稿,这是一般“俗吏”想都不会想到的。
然而,艰苦的戍途也严重摧残了林则徐的健康,有时读书一页,就什么都看不清了,但仍日日坚持。林则徐勤于治学,不过他“治”的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实学,“世事洞明皆学问”。他赴戍三年的信函和日记,保存下许多至今看来仍很有价值的见解。他治学严谨务实,如果他发现自己的观点前人已经说过,他就不再说了。如他行至塔尔奇沟(俗名果子沟),眼前景观令他惊奇,但立即想到祁鹤皋《万里行程记》的一段美文,于是从大车上找出参阅,发现所记居然与眼前所见一丝不差,便原封摘到日记中:“此处为奇绝仙境,如入万花谷中。今值冬令,浓碧嫣红不可得见,而延山松树重叠千层,不可计数。雪后山白松苍,天然画景,且山径幽折,泉溜清冷,二十余里中步步引人入胜。”一百多年后,史学家来新夏先生来此考察后说:“沿途所见,诚如《林则徐日记》所载。”林则徐之严谨可见一斑。
林则徐对政治、军事、历史、地理、水利、社情、民俗、器械(包括大炮、轮船、炸弹)等学问无不高度关注,悉心考究。而对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他更竭尽全力。从测量荒地,考察水源,制定开垦方案,筹措资金,到组织力量实施,他的新疆3年,踏遍八州,浚水源、辟沟渠、屯田垦地、教民耕作、合兵农而一,为国家节省开支无算,而边疆少数民族的民生也得到很大改善。著名的“坎儿井”,就是经林则徐改良推广而被广泛应用,后世人们为怀念他,又称之为“林公井”。
我们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如同看到一个坚强不屈的灵魂,一个无所畏惧的顽强生命,一个平实、淡定、自信、高尚的鲜明形象。他是那样高大,又是那样触手可及。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道出了“爱国”的真谛,道出的是不计祸福生死的、无条件的“爱国观”。
这两句诗虽是林则徐“口占”而得,却为他所特别重视。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有段文字很传神:“(林公)遣戍新疆,居恒常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二语不置,不知是公自作,抑古人成句也。”如此看来,林则徐在新疆时常独自反复吟诵这两句诗,但听到的人不知他在念谁的诗,还以为是前人旧句,但又查不到出处。这段侧面描绘,生动表现了林则徐的耿耿爱国之忱,其端敬淡然之风,宛在眼前。
林则徐的信念,深刻影响着他的亲人。清人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中说:林则徐到西安时,这里不少官员都为他鸣不平。有的是他的学生,来拜见林则徐时,见老师言笑如常,打抱不平的话始终不敢出口。到后面拜见师母郑夫人,学生们便忍不住了,说朝廷太过分,老师太委屈。但郑夫人连连制止:“可不能这么说。朝廷器重你们老师,举天下大局交付,现在和皇上‘决裂至此’,没杀掉已是天恩很厚了。臣子有负国家,流放算什么?”
郑夫人说的“决裂”,是“虎门销烟”以后的事。虎门销烟,击碎了英国掠夺中国财富的链条,但短视的道光以为这就解决问题了,要采取“封关禁海”政策来一劳永逸。而林则徐认为不可:一是“禁海”等于禁绝一切外贸,不利民生,况且禁鸦片与外贸是两回事。二是打击英国走私烟土,他国并不反对,而一旦“禁海”,就把其他各国都推到英国一边。三是“虎门销烟”使英国经济受损,英国必不甘休,加强备战才是当务之急。这些见解洞悉全局,但林则徐反复陈述,矛盾却日益激化。道光由最初的严斥,到在林则徐的奏折上蛮横地朱批“一片胡言”,最后干脆取消林则徐的发言权。郑老太太深知问题的严重性,惟恐学生们给老伴再添乱。看来老太太的政治水平,有时比一些官员还要高许多。
“决裂至此”的林则徐,无疑处于生命中最昏暗时期。他西行至甘肃时的家信中写道:“于十六日到平凉之白水驿,接到十二日夜寄来之喜信,知是夜亥刻,得举孙男,可喜之至。并知添养顺事,产后平安,尤深欣慰。计两三年来惟此一事令人开颜耳!”这封信写得很长,写了给孙子怎么取名,写了朋友如送礼,哪些可收哪些不可收,哪些要回什么礼,等等,琐琐碎碎,但热爱生活、关注生命的真挚情感跃然纸上,宛然一个普通的老爷爷。而“计两三年来惟此一事令人开颜”,读之令人心痛。看来“虎门销烟”后,还没有一件事让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开心过。
不过林则徐毕竟不同于普通人,即使在昏暗中,也不改积极心态,兢兢业业,多办实事,这正是“高级干部”的爱国本色。
三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绝不是林则徐身处逆境时的自我宽慰,而是很早就植根于他内心深处的信条。我们不妨把时间倒推4年,看看道光委任他当钦差大臣时的故事。
道光缺点很多,但禁鸦片出自真心。英国走私鸦片几十年,从中国掠走白银无算,而由鸦片导致官员贪腐、风气败坏等问题更是指不胜屈。为此,道光曾以“吸食鸦片罪”,革去“庄亲王”的王爵,但无济于事。道光征询封疆大吏们对严禁鸦片的意见,而收到的29份“复奏”中,赞成者8,否定者21,情况严峻。于是道光想派林则徐为钦差,去走私鸦片最厉害的广东根绝这一大害。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早就认定,鸦片一事关乎国家存亡。他收集各省有关禁烟的奏章,“逐件查核,凡可采者,均为录出;其别有见解,另为条议,以备拣择。”道光选林则徐,应当说是选对了人。
10月底林则徐接召见谕旨,晓夜兼程,11月10日抵京,11日道光即召见。时届隆冬,寒风刺骨,在暖融融的殿堂里,道光说了许多夸奖的话。正所谓“春殿语从容”,这种君臣际遇,无疑是大臣们梦寐以求的殊荣。但林则徐却对当钦差迟迟没表态。《清史稿》说道光召见林则徐19次,来新夏先生考订为8次。总之召见频繁实属罕见。原因是林则徐要以他的方式,力求最大支持。
林则徐在湖北已猜到道光意图。他的好友张际亮写诗送他说:“重臣报国心原悴,圣主忧时事可争。”他深然其言。若道光果真“忧时”心切,那么他就要“争取”到充分条件。但召见时,究竟“争”什么、怎么“争”,未见诸记载。有关的具体记载,是林则徐面陈治理水利事宜12条。大概广东禁烟一事牵扯到的问题复杂而敏感,属于绝密,不能让人知道。
从林则徐一个月后给友人的信中,我们可约略获得些许信息:“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前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惟时圣意亟除鸩毒,务令力杜来源。所谓来源者,固莫甚于英吉利也。待思一经措手,议者即以‘边衅’阻之,尝将此情重叠面陈,奉谕断不遥制。”(见《林则徐书札》)
这告诉我们,林则徐再三请辞未获批准,于是就“重叠面陈”,即就与英国开战的种种预案,包括许多细节,反复请示。但林则徐仍有很大隐忧。他担心一旦与英国打仗,朝廷内部必然议论鼎沸,穆彰阿、琦善等手握重权的显贵一定会找茬儿“阻之”,万一道光改变主意瞎指挥,怎么办?这是林则徐最大的担心。
林则徐不会忘记,几年前在江苏巡抚任上,道光对陈瑞一案的瞎指挥。陈瑞是江苏泗阳监生,因个人积怨,竟组织人盗掘黄河堤岸,数日间淮扬一带尽成泽国。林则徐立即从苏州赶去灾区勘查水势,加固水利设施,组织各级干部招回“逃灾”者恢复生产。但道光却要他立即全力捉拿跑掉的陈瑞。林则徐权衡轻重,认为抓陈瑞晚几天不要紧,而抗灾秋种则一天都耽搁不得。道光大怒,以逾期未拿获陈瑞为由,给林则徐“降五级”留任察看处分。同一年,林则徐还曾就严防鸦片走私上疏。当时长江口发现可疑英轮,林则徐让苏淞镇总兵关天培押其南行,但不久该轮又出现于山东沿海。林则徐推测该轮与走私鸦片有关。因为当时北方早有鸦片贩卖,宫中吸鸦片的老太监供述,30年来都是去天津购买。于是林则徐提出“密查船内汉奸”等对策。但道光“朱批”严告:不准“别生枝节,致启衅端”。道光怕“衅端”,不察实情、不分轻重的毛病,林则徐记忆犹新。
但道光天天召见,说尽夸奖的话,到第5天召见,索性把钦差大印摆在林则徐面前,把广东水师的指挥权也交给林则徐,还表明“断不遥制”,一切由林则徐全权掌控,林则徐还能说什么?
林则徐尽管不放心,也只能隐忍。所以他给友人的信里说自己是“贸然前来”。此“贸然”与现在用法不同,指的是眼睛看不清路,跌跌撞撞往前走。林则徐实在看不清与英国开战后道光能否保持清醒、不被穆彰阿之流所惑。所以他离京时,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色彩。
18日道光最后一次召见,林则徐即受命“陛辞”。第二天离京前,他向老师沈鼎甫辞行。《续碑传集》记其事:“(林曰)‘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不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相顾涕下,遂出都。”股肱,是大腿和胳膊,这里代指生命。林则徐向老师明志:宁肯牺牲生命,也不给老师带来耻辱。而“相顾涕下”,是因为彼此明白,此去岭南无异赴汤蹈火,恐无再见之日。林则徐严守政治纪律,不会向任何人说出“召见”细节和自己的担心。他只能把隐忧藏在告别老师的泪水中。有绝大担忧而不能与任何人“分享”,唯刚毅过人者能担当。
龚自珍是林则徐好友,写《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送别。林则徐匆匆出京,到了山东才抽空给龚作复。龚的“赠序”说林公此行是挽救国家颓势的“千载一时”之机,林则徐很认同。他在复信中称赞龚的赠序是“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林则徐正是意识到这是挽救国家颓势的“千载一时”之机,所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这种心境,在林则徐那幅著名的对联中表露无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林则徐一到广东,便以端凝厚重的颜体大字书写的对联,他把这幅对联挂在钦差大臣的办公室,日日策励自己。他既以身许国,便置个人祸福于不顾,即使面前是随时可能粉身碎骨的千仞绝壁,他也毅然攀登。哪怕血染珠江,身首异处,他都义无反顾。林则徐绝不愧对国家、愧对历史,他有攀登千仞绝壁的充分心理准备!
这幅名联,是“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前奏。林则徐从新疆释回后,著名诗人梅曾亮以“绝壁重题想更攀”的诗句表达祝愿。他希望林则徐续写人生的这一感人乐曲。
是的,无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还是面临伟大的振兴,这一伟大乐曲都要由更多的中华儿女续写下去。事实也正是这样,一百多年以来,无数志士仁人,已经和正在谱写出更加恢宏壮丽的乐章!
[1]本文史料主要来源:来新夏《林则徐年谱长编》、《林则徐全集》、《清史稿》以及清人笔记。
A股市场从2014年7月摆脱2000点的底部到今年5月攻克4900点,只用了10个月时间,股指飙升145%;创业板指数上涨更是超过160%,登上3400点。在股市内在调整需求和新股密集发行的多重作用下,股市在创下4572点新高后暴跌,5月5日至7日累计下跌近400点。中国股市似乎再一次走进暴涨暴跌的怪圈。
对于高速飞驰的汽车而言,前方路上的一颗小石子往往都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者现在正面临着类似的局面。A股市场从2014年7月摆脱2000点的底部到今年5月攻克4900点,只用了10个月时间,股指飙升145%;创业板指数上涨更是超过160%,登上3400点。
伴随着火爆股市的是投资者“全民炒股”的热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新增股票账户超过795万户,同比增长433%。4月13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登公司”)宣布自然人“一人一户”的限制正式解禁,网上开户量激增,直接导致中登公司系统出现故障。
为了给股市降温,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接连发文,呼吁投资者理性,要慢牛不要疯牛;4月16日以来,中国证监会在不到两周时间里4次提示市场风险。在加强宣传的同时,证监会加大了市场监管力度,5月初通报了2014年第四季度证券公司融资类业务现场检查情况,对存在违规的券商暂停融资融券资格。在股市内在调整需求和新股密集发行的多重作用下,股市在创下4572点新高后暴跌,5月5日至7日累计下跌近400点。中国股市似乎再一次走进暴涨暴跌的怪圈。
暴涨暴跌一直是困扰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顽疾。最近的一次是2005年管理层启动股改试点,上证指数从当年6月1000点附近启动,至2007年10月股指突破6120点,涨幅超过500%。之后股市进入7年熊市,股指最低下跌至1600多点,万亿财富灰飞烟灭。
证券市场的这个顽疾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市场参与者结构看,中国股市主导的活跃投资者主要由散户构成。虽然监管层一直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但截止2013年,个人投资者占比仍高达82.2%,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专业机构占15.3%,一般法人交易占比2.5%。散户交易占比处于绝对优势的状态,羊群效应和非理性特征非常明显。即使是机构投资者,基金经理们在短期考核的压力下,投资风格日益呈现散户化的特点。一项数据显示,其换手率从2004 年的平均113%提高到2013 年的334%,而美国股票型基金1980年至2013 年间的平均换手率为61%,2013 年的为41%。
从制度层面看,缺乏法治、监管不足从股市诞生之日起就长期存在。A 股市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及时性不够,上市公司承诺的事项难以履行、无人追责,退市制度有名无实,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得不到及时处理处罚等等,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广大中小散户,都对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基本面缺乏了解和信心,长期价值投资无保障,短期投机理念大行其道。
审批制被认为是证券市场制度的核心问题。证监会主席肖钢表示,目前我国市场实施注册制的基本条件已经比较成熟,待《证券法》修订完成正式实施起,注册制即可落地。肖钢将注册制改革确立为2015年资本市场改革的头等大事,称这是涉及市场参与主体的一项“牵牛鼻子”的系统工程,也是证监会推进监管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资本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功能,是通过发现价值而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此孕育并催生新的朝阳产业。但一个狂热躁动的资本市场不但起不到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还可能把经济拖进深渊。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进而演化成金融危机,“醉了酒”的华尔街将全球经济拖进衰退的泥潭。2005年至2007年中国股市的暴涨中,房地产板块是股市上涨的一面旗帜,受此指引,社会资本也大量涌入房地产行业,房地产泡沫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除,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投资者也会在此过程中分享发展的成果。因此,“慢牛”才符合市场各方利益,而如何将资本关进笼子,甄别资本给出的信号,实现扬长避短,这是监管者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
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自觉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一思想,正确把握改革大局,从改革大局出发看待利益关系调整,只要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
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自觉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一思想,正确把握改革大局,从改革大局出发看待利益关系调整,只要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都要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习近平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5月5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方案。
1 创新改革:统筹推进科技、管理、品牌等创新
紧扣创新驱动发展目标,以推动科技创新为核心,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主攻方向,开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的先行先试,统筹推进科技、管理、品牌、组织、商业模式创新,统筹推进军民融合创新,统筹推进“引进来”和“走出去”合作创新,提升劳动、信息、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效率和效益,加快形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强有力支撑。
2 科技体制:力争2020年科技体制改革取得突破
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改革整体性,注重可操作性,聚焦制约科技创新和驱动发展的突出矛盾,统筹衔接当前和长远举措,明确分工、完成时限,把握节奏,分步实施,力争到2020年在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性成果。
3 公益诉讼:重点针对环保、食药品安全
牢牢抓住公益这个核心,重点是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案件提起民事或行政公益诉讼,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4 法律援助:加强刑事法律援助,保障当事人权益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要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积极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5 推进司法改革:11省份启动司法改革第二批试点
同意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云南、宁夏开展推进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4项改革试点。这是继去年上海、广东、吉林、湖北、青海、海南、贵州7个试点省份后的第二批试点。
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22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农村
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22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确保粮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延伸农业产业链。要重视农村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
5月8日,习近平主席抵莫斯科参加俄罗斯二战胜利70周年阅兵典礼期间,与普京总统会晤,并见证中俄能源、交通、航天、金融等一系列合作协议的签署。能源领域是双方合作的重点,俄方正式
5月8日,习近平主席抵莫斯科参加俄罗斯二战胜利70周年阅兵典礼期间,与普京总统会晤,并见证中俄能源、交通、航天、金融等一系列合作协议的签署。能源领域是双方合作的重点,俄方正式批准通过中俄东线天然气输气管道向中国供应天然气。中俄将共同建立一个融资平台,由俄政府直接投资基金(RDIF)、中俄投资基金(RCIF)和中国建行共同设立;将成立租赁平台,向中国和亚洲推销俄制苏霍伊超级100支线飞机,还将共同成立一个农业基金,投资两国农业项目。普京同时表示,两国将加强金融合作,包括在相互结算中更广泛地使用卢布和人民币。
5月17日至28日,李克强总理对巴西、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四国访问。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领域合作是主线,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了中拉产能合作“3×3”模式,即契合拉美国家需求,共同建设物流、电力、信息三大通道,实现企业、社会、政府三者良性互动,拓展基金、信贷、保险三条融资渠道。贸易合作继续深化:中巴签署了35项总计约27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涉及汽车、飞机等多个领域。中智双方同意推进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升级,等等。金融领域有亮点。除将设立300亿美元中拉产能合作专项基金外,中方愿与拉美国家扩大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等合作,同意给予智利5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额度。中拉经贸合作正在走向一个新模式,这将推动中拉经贸合作走进新纪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发布《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称,亚太地区经济前景依然有利,预计该地区在中期仍将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报告预计,亚太地区今年经济增长将维持在5.6%,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发布《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称,亚太地区经济前景依然有利,预计该地区在中期仍将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报告预计,亚太地区今年经济增长将维持在5.6%,但2016年会小幅降至5.5%。报告称,国内需求将继续推动增长,其他支持因素包括世界油价下跌促使实际收入的意外增加,以及良好的劳动力市场状况。这些因素有望抵消资本流动逆转导致金融条件趋紧所产生的影响。其中,资本流动逆转的部分原因是美联储可能收紧货币政策。
不过,IMF认为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表现将参差不齐。中国经济正放慢到更可持续的增长速度——2015年GDP将增长6.8%,2016年将增长6.3%。日本今年的增长将加快到1.0%,2016年将升至1.2%。与此同时,今明两年印度的增长率将升到7.5%,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在已不足两年的任期中,奥巴马政府强烈希望能完成在贸易领域两大旨在战略防御中国的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以及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其中,为加速TPP谈
在已不足两年的任期中,奥巴马政府强烈希望能完成在贸易领域两大旨在战略防御中国的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以及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其中,为加速TPP谈判,美国总统奥巴马渴望获得贸易促进授权(TPA),然而当地时间5月1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在程序性表决中,最终否决了给予奥巴马政府TPA的议案。这反转了外界对奥巴马政府在任期内能完成TPP与TTIP谈判的预期。奥巴马政府在任期内完成TPP和TTIP谈判的前途渺茫。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3日签署一项法案,规定:如果俄境内的外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对国家宪法制度基本原则、国防能力或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它们将被视为不受欢迎,并不再被允许在俄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3日签署一项法案,规定:如果俄境内的外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对国家宪法制度基本原则、国防能力或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它们将被视为“不受欢迎”,并不再被允许在俄境内从事活动,直至关闭。“不受欢迎的组织”名单将由俄司法部公布。
该法起草人之一称,目前有一些外国组织表现得不好,有的是应情报机构要求,有的是出于其他考虑而活动。他说,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不受该法影响。它主要针对那些大型和“无耻”的西方国家公司。
对于该法案,人权观察组织和“大赦国际”指责俄严厉打压公民社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深感忧虑”。
今年5月,印度内政部吊销了国内近9000家非政府组织的登记资格,理由是这些组织无视印度的海外资金流入规定,近两年内不能定期汇报资金收支状况。印度也因此受到西方批评。我国区域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备受关注的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等全面布局,区域经济发展步入稳步推进、务实发展的新阶段 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
我国区域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备受关注的“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等全面布局,区域经济发展步入稳步推进、务实发展的新阶段
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构建新常态下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中央不断加强互联互通建设,通过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设立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等举措,扎实推进中巴经济走廊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全方位推进沿线国家双边、多边和区域次区域合作。
4月16日,《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正式发布,长江经济带战略已从顶层设计转向了专项规划与具体实施并进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4月30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工作已进入集中攻坚、重点突破、全面落实的关键阶段,将着力在交通、生态环保、产业升级转移3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发挥重大项目对稳增长和协同发展的关键作用。
在“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有力支撑下,我国区域发展得到稳步推进。一季度,东部地区经济运行平稳有序,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中西部地区发展稳中有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动力和潜力所在。我国区域发展的“三大支撑带”已端倪初见,对于探索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合作新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
国务院日前印发《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这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当前,
国务院日前印发《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这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当前,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和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必须紧紧抓住当前难得的战略机遇,突出创新驱动,发挥制度优势,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围绕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国制造2025》明确了9项战略任务和重点:一是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二是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三是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四是加强质量品牌建设;五是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六是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七是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八是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九是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
为确保完成目标任务,《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完善金融扶持政策、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中小微企业政策、进一步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健全组织实施机制等8个方面的战略支撑和保障。5月12日,国务院发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强调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提升中国的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和提高新兴市场在中国外贸中的比重。《意见》共包
5月12日,国务院发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强调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提升中国的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和提高新兴市场在中国外贸中的比重。《意见》共包括九项内容。
《意见》指出,中国的外贸必须实现五个方面的转变,包括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推动竞争优势由价格优势为主向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
《意见》提出,要继续巩固和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强化电力、轨道交通、通信设备等装备制造业和大型成套设备出口的综合竞争优势;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重点培育和扩大通信、金融、会计等新兴服务贸易;加快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鼓励企业以进口、境外并购、国际招标、招才引智等方式引进先进技术,促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国际营销网络建设,鼓励企业在境外建设展示中心、分拨中心、批发市场、零售网点等。
另外,还要深化及推广自贸区和探索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等各类园区打造成为中国高端制造、物流、研发、销售、结算、维修中心。5月18日,山东省政府正式划转山东能源集团、山东机场公司、山东盐业集团3家省管国有企业30%的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这标志着山东省国企改革走出了关键一步,中央文件划拨国有资产充实
5月18日,山东省政府正式划转山东能源集团、山东机场公司、山东盐业集团3家省管国有企业30%的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这标志着山东省国企改革走出了关键一步,中央文件“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资金”的政策也不再是“纸上谈兵”。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于1998年建立。从2001年的国有股转持,到近年来提出的国企红利上交,政府一直在想办法缓解隐性债务问题。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首次提出“采取多种方式包括依法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11年后的今天,这一政策终于首次落地。
对完成划转的企业,山东省国资委、山东省社保基金理事会等单位将研究修订划转企业公司章程,按照《公司法》和具体划转办法的要求规范建立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由山东省国资委和山东省社保基金理事会按持有的产权分别行使股东职权、履行股东义务,提名并选举董事、监事。此外,未来这些企业的利润将按照出资额实施分配。2017年将全面推开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减轻个人的就医费用负担,使总体上个人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的占比降低到30%以下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城市
2017年将全面推开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减轻个人的就医费用负担,使总体上个人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的占比降低到30%以下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2015年进一步扩大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并使改革试点在2017年全面推开。
意见提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基本目标是,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落实政府的领导、保障、管理、监督责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立起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
按照意见的要求,到2017年,城市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要初步建立,医疗服务体系能力明显提升,就医秩序得到改善;同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卫生总费用增幅与本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幅相协调。严禁公立医院举债建设和超标准装修,提供特需服务的比例不超过全部医疗服务的10%。
城市公立医院改革的任务是: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建立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改革管理体制,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强化医保支付和监控作用,支付方式改革要覆盖区域内所有公立医院并逐步覆盖所有医疗服务等等。
2010年,中国已在17个城市启动了公立医院改革试点,2014年试点城市扩大到34个,今年改革试点城市将增加到1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