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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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建设引领全面改革,凝聚增长新动力

李玲 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03期 2014.03.05 02:38:16
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原有的社会基础不断耗散削弱,改革越来越难兼顾各个阶层的利益。应扭转忽视社会建设的思想,把社会建设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设计中。明确把“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范围限制在经济领域,避免用自由市场思维指导社会建设。

新中国实现了罕见的长期经济增长,当前又面临全面深化改革、凝聚新增长动力的任务。“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是什么?“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在哪里?如何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目前看来,仅在经济领域就事论事,无法作出满意回答,必须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交互作用。

我们认为,“中国道路”与其说特殊在经济发展道路,不如说特殊在社会发展道路。社会革命先于经济革命、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建设,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共同经验,是中国道路成功的特殊秘诀之一,是“中国特色”的特之所在,也是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凝聚新增长动力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市场扩张和社会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两大历史运动

市场机制带来了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市场经济不能在真空中运行,经济体制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而存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建设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市场经济健康运行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包括:首先是以健康、教育为标志的人的自身全面发展,否则人们就没有能力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其次是比较公平的社会,这是公平竞争的起点。一个贫富悬殊、阶层分化的社会,市场机制只会被强势利益集团所操纵,成为掠夺弱势群体的工具,形成“坏的市场经济”。社会公平能够扩大有效需求,而贫富悬殊的社会往往购买力不足。第三是一定水平的社会保障,以实现互助互济,减轻自然和市场风险对人们的伤害。第四是完善的社会组织,以避免人们被市场冲击成原子化的个体,使之参与社会协商等政治活动,通过集体协作维护自身利益。

另一方面,市场的扩张又会反过来侵蚀其社会基础,导致对社会、对人自身发展的破坏,带来贫富分化、传统社会结构瓦解、公共事业市场化、基本权利不平等等后果。这不仅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而且破坏生产力,到一定程度会使市场经济无法继续运行。特别是,劳动力和土地进入自由市场,尤其会侵蚀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人和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要素,而是具有多重属性。人是有血有肉的生命,需要社会文化精神生活。土地是保障的网底、生态的屏障、文化的载体、乡愁的寄托。纯粹的自由市场,把人和土地的社会属性统统忽略,变成单纯的生产要素,引起生态破坏、土地兼并、农村流民、劳资矛盾、血汗工厂等社会问题。当社会成员忍受不了这些问题时,就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社会保护运动”,通过政府干预、福利慈善甚至暴力革命等方式,校正市场失灵,限制市场的力量无限发展,对基本民生、社会、文化、生态进行保护。社会保护运动又会为新一轮市场扩张创造条件。

因此,近代人类社会始终存在两方面的运动。一方面是市场扩张,另一方面是市场扩张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社会保护运动”。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大致有三次这样的大周期。

第一个周期是工业革命到19世纪末。工业革命引起市场化高速发展,资产阶级政府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和工人的社会救济,强行把劳动力和土地变为商品,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同时,给大众带来了深重灾难。19世纪50年代起,大规模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各国政府相继允许工人成立工会、出台最低工资法、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等,缓和了社会矛盾。

第二个周期是19世纪末到二战后。由于社会矛盾缓和,市场化、全球化又迎来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大危机,并爆发两次世界大战。这次危机也波及到中国,造成了民族工商业和小农经济广泛破产。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欧美普遍学习社会主义经验和优势,经历了企业国有化、建设福利国家、社会改革、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缓和了社会矛盾。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新独立国家强调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缩小了南北差距。

第三个周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削减社会保障成为政策主流,表面上带来了20年经济高速增长,但却导致各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相继爆发亚洲金融危机、拉美债务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东欧和拉美国家接受一些国际组织推行的自由经济理念,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经济主权丧失,社会保障崩溃,许多执政多年的政党下台。(当时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要吸取拉美的教训)。自21世纪以来,拉美开始“向左转”,政策面向基层民众倾斜,有代表性的政治家包括巴西的卢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等。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也开始“左转”进程,新一轮社会保护运动正在兴起。

纵观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是一个市场扩张和“保护性运动”此消彼长的过程。市场经济和社会建设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发展历史,也是这一世界趋势的组成部分。

社会革命先于经济建设,“中国道路”独特的成功经验

研究中国经济有两个难题:一是“李约瑟之谜”,即传统中国GDP世界领先,但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二是“中国奇迹之谜”,即新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动力是什么?目前的理论尚未作出满意回答。我们认为,社会革命先于经济建设,打破传统社会结构对经济起飞的束缚,是这两个问题的共同答案。

旧中国的深重灾难,本质上是全球自由市场对中国的冲击所致,是广义上的“市场失灵”。而新中国的社会建设,是全球“社会保护运动”的一部分。从发达国家来看,先搞工业革命,再搞社会建设,是一个普遍规律。中国也曾试图走这条路,但是却失败了。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特别是洋务运动和国民政府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技术、现代工业等要素在中国都已大规模出现,但是却未能启动现代化进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现代经济的比例不到10%,仍是典型的农业国 。而中国共产党用20多年时间,就初步实现了工业化 。旧中国未能启动工业化,主要障碍不是经济因素,而是社会因素:既没有突破传统社会结构对经济起飞的束缚,也未能抵御全球自由市场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

在一个农业国启动工业化,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足够的初始资本积累;二是技术和人力资源;三是保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国是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国家,农业产量仅够勉强糊口,清政府和国民党分别依靠封建士绅、工商资本家和官僚资本推进工业化,造成农村剧烈的贫富分化。再加上外国资本和产品的冲击,大量农户和小工商业者破产,使现代化进程中断,工业部门主要操纵在外国人手里,成为殖民地经济,连国家安全都难以保证,谈何发展。旧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文盲率80%以上,政府软弱无力,无从改善人力资本。历史证明,对外加入全球自由市场,对内依靠私人资本和自由市场,是无法启动中国工业化的。这也是发展中大国的共同教训。早期工业化国家之所以可以“先工业革命再社会建设”,是因为欧美的人地矛盾本来就比中国和缓,还可以通过海外殖民等方式转移国内的社会矛盾,而后发展的大国已经没有这些条件了。

这一宿命终于由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新中国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那就是,在社会革命基础上启动经济建设,通过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为实现现代化扫清障碍。

第一,把农村组织起来,打破小农经济的低水平均衡,兼顾为工业化提供资源和保护农民利益两大目标。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具有多方面的职能:一是通过粮食统购统销,大规模而又相对平均地从农村提取剩余产品,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来源。二是组织集体劳动,进行农田水利、开荒等基础建设,在机械、化肥等要素尚不能大规模供给的情况下提高农业产量。三是组织农村救灾救济和医疗、教育、养老、治安等公共事业,保障农村基本民生。四是组织村民自治和社会管理。这些做法改变了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结构,避免了士绅、豪强、工商资本对农民的剥夺,在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同时确保了农村稳定和民生改善。这一时期,农村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食不果腹、懒汉遍地,而是实现了灌溉面积增加两倍,水库总库容量增加20倍 ,农业机械化普及率超过中等收入国家 ,粮食亩产翻一番多 。这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巨额的资本积累,并且避免了恶性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为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创造了最重要的社会条件。如果不是把农村组织起来,小农经济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第二,建立“保基本、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使得“高积累、低消费”成为可能。百年中国梦首先是民族独立的梦,这决定了中国工业化只能主要靠国内积累,依靠外援迟早要付出代价。为了在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同时不影响基本民生,新中国依托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在城乡均建立了包括医疗、养老、住房、工伤、丧葬、抚恤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人民不必为基本民生担忧,使大规模集中积累发展重工业成为可能。这一时期,尽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但这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地基,是“筚路蓝缕启山林”的创业。中国超越西方国家“先实现现代化、再搞社会保障”的发展模式,在工业化早期就建立社会保障,这是确保快速工业化的又一因素。

第三,实行人力资本优先发展。以健康、教育和性别平等为主要标志的人力资本发展水平滞后,使世界许多国家陷入贫困陷阱,呈现“穷、愚、病”的恶性循环。新中国把医疗、教育和妇女解放作为重大政治问题,在毛泽东“教育要革命”、“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下,优质资源向基层和农村倾斜,避免了精英教育和资本密集型的医疗模式。通过发挥集体协作的优势,创造了以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和民办教育为主的低成本而有效的技术路线,普及了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教育和国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跃升,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前35岁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末68岁,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的唯一典范”,向全世界推广。青壮年文盲率从194980%下降到198115%左右 ;1979年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3%,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高30个百分点,接近发达国家。妇女解放走在世界前列,“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社会共识,妇女就业人数从194960万增加到19772036万 。20世纪70年代中期妇女初婚年龄已达到22岁,比主要发展中国家提前20年,妇女地位的提高,改善了家庭教育和健康水平。这些成就,使得昔日的“东亚病夫”,成长为一支有文化、守纪律、年纪轻、身体好的产业工人和新型农民队伍,为后来的发展积累了长达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成为支撑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有生力量。

第四,通过组织集体协作,弥补了资本和技术的不足。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许多事没人干,许多人没事干”,资本技术短缺和失业并存。新中国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建立了高度组织化、扁平化的社会,组织大规模集体协作,弥补资本和技术的不足。人民公社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从事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大规模集体协作和攻关,突破技术瓶颈。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运十大飞机等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都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协作取得的,从而跃出了落后国家资本和技术短缺的陷阱。这一切,如果没有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是无法做到的。

第五,社会革命打破了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普及了平等文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激励。正如韦伯认为新教运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荡涤了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是一次大规模的平民化运动。“人民创造历史、劳动者最光荣”的理念,“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的经济民主探索,“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作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愿景,都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当然,打破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非朝夕之力,这方面成果也不彻底。但毕竟,这一时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平等,使劳动者获得“为自己劳动”的主人翁心态,在经济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数以千亿方计的水利土方,是工人农民低工资甚至无偿完成的。如果没有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样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通过社会革命和建设,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公平、有保障、有组织力的扁平化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贫富悬殊、脆弱和充满风险的社会结构,让千百年来被侮辱被损害的平民百姓有工作、有尊严、有安全感、有希望,这是共产党能够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原因。1952年到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高于世界同期的3% 1978年我国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形成了完整配套的工业体系。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的内涵之一。

今天有人认为,共产党搞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断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耽误了现代化的时间。这话恰恰说反了。1840年以后,历史给了中国一百多年时间走向资本主义,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从未发展起来,而是在封建束缚和外资压迫下不断夭折。反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为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要无产阶级来领导的道理。

30年打下的社会基础,助推后30年的经济起飞

市场经济促进了改革以来的快速增长,这一成就不容否定。但是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很多,其中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也为数不少。因此,还要进一步回答,中国的市场经济特殊在哪里?

中国式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在市场化改革之前就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保护运动”,建立了完善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得中国在市场经济初期比西方国家这一时期的发展要高速、平稳和公平。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为改革提供了公平的起点和强劲的内需。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只有0.18 ,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没有任何强势利益集团,市场经济有公平的起点,是比较接近理想状态的市场经济,工人、农民、私营企业主都能从市场化改革中获益。公平还有利于扩大内需,一旦结束前30年“高积累低消费”的国民分配格局,就表现出强大的国内需求,20世纪80年代消费品市场迅速扩张。直到90年代末,由于一般消费品消费接近饱和、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保障不完善等原因,才开始出现内需不足。

第二,健康和教育水平跃升,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支取之不竭的产业后备军。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是一个“拥有第一世界人力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 ,为“世界工厂”提供了一支几乎取之不竭的产业后备军,支撑了中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规模扩张。印度裔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是由其改革以前的基础所产生的,而不是改革带来的。随着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过剩,现在这一红利已经耗尽,需要重新提升人力资本。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了劳动力成本。改革前,我国已经有了低成本、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劳动保障制度仍然在低成本地有效运行,而且覆盖职工及其家属,使得民营企业雇用工人可以“搭便车”,不需要支付劳动保障成本。公共服务部门的市场化尚未开始,医疗、教育、住房的成本较低,使得企业可以用较低的工资水平雇用工人,从而形成所谓“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第四,农村集体组织的遗产,支持了农村和城镇化发展。20世纪70年代依托集体组织开办的社队企业,是乡镇企业的前身。集体经济时期兴修的农田水利设施,在改革开放后一直持续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加上包产到户,使得20世纪80年代农村的农业和乡镇企业都获得快速发展。农村集体土地和宅基地为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成为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蓄水池和保障线。集体土地为城镇化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廉价的土地来源。

第五,社会建设的成就为改革提供了政治资源和民意基础。改革初期,公平的社会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改革的普惠性使党和政府具有崇高威信,成为推进改革的政治资源和社会基础。在计划生育、国企改革等问题上,许多群众怀着长期形成的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愿意主动牺牲自己,为国分忧。而一旦群众感受到有的改革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就会形成对改革的怀疑甚至抵触。

概言之,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之前,已经进行了规模广泛的“社会保护运动”,从而能够平稳引入市场机制,兼顾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改革开放初期成为人们记忆中“凯歌行进”的时代,就是因为改革前已经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使得改革成为普惠性的改革。而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原有的社会基础不断耗散削弱,改革越来越难兼顾各个阶层的利益。正如习近平所说,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新的社会建设不足,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日益不平衡

市场经济和社会基础的关系,犹如人和空气、鱼和水。当人生活在空气中,感觉不到空气存在,只有失去之后才感到痛苦。改革初期,人们只意识到市场的作用,而看不到社会基础对市场经济的反作用,概由于此。由于把改革成就一概归结于市场经济,导致把市场原则引入社会和民生领域,原有的社会基础不断耗散,新的社会建设力度不足,造成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最终制约经济增长。对此,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反思:

第一,农村组织化程度下降,加重三农问题。包产到户后,许多地方的集体组织功能已经名存实亡。当包产到户的制度红利发挥殆尽,小农经济结构的弱点就显现出来。单个农户面临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抗风险能力弱,谷贱伤农的情况在所难免。农村社会组织瓦解之后,公共事务荒废,大量劳动力外出,农村空心化,基层治安和治理状况恶化。新世纪以来反哺农业力度加大,但由于农村社会组织不健全,许多惠农政策无法真正落实到有急切需要的农户身上。

第二,企业社会责任弱化,劳动收入过低,强化了对粗放发展方式的依赖。同改革前公平的收入分配相比,改革之后的劳资差距拉大,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份额不断降低。地方政府实行亲资本政策,靠压低工资、社保标准招商引资;企业依靠压低工资维持利润率,看似在世界市场获得“竞争优势”,但却限制了工人收入,压抑了消费需求,更遑论投资于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源水平。在收入差异过大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基本民生,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扩大投资来确保就业和稳定,致使经济日益依赖低水平重复投资和出口。据估计,2003-2009年私有企业社会欠账超过4.1万亿元,占同一时期全国劳动报酬总额的6%,相当于2009年当年GDP14%。如果承担社会欠账,提高工人收入和保障而扩大内需,每年可创造3%-5%GDP增长。

第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压抑了内需。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卫生投入减少,医疗机构逐利行为增强,至今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仅有中低收入国家的一半 。教育的不公平和以应试为目标的竞争愈演愈烈,也间接增加了家庭支出。投机性住房需求暴涨,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这“三座大山”增加了家庭负担和不确定性,导致大量预防性储蓄,不但提高了劳动力成本,而且压抑了国内需求。2013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7,濒临影响社会稳定的警戒线边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导致内需不足。我国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储蓄率高达66.5%,而45%的家庭当年没有任何储蓄,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障碍。

第四,社会领域欠账,制约建设创新型国家。一方面,社会保障的瓦解不利于激励企业和个人创新。只有在一个基本保障完善的社会,企业和个人才会去冒风险进行创新。在不确定性强的社会,则倾向于“挣快钱”。北欧国家是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最完善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具有创新活力的地区之一。另一方面,创新型国家还需要一支高技能的工人队伍。目前我国工人队伍以农民工为主,教育基础薄弱,由于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企业过于依赖低成本劳动力,也窒息了创新活力。

第五,社会阶层分化,影响人民对改革的信心。社会阶层严重分化和对立之下,强势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改革决策,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对改革的参与和话语权微弱。这既影响人民对改革的认同,也难以保证改革成果惠及大多数人。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已经受到冲击。社会组织瓦解、社会保障削弱、社会差距拉大,这些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日益使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走向“坏的市场经济”,削弱经济增长的潜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社会建设的“欠账”,并进行了有成效的“社会保护运动”,相继实行西部大开发、低保、教育、医疗和养老改革等。以医改为例,我国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与美国医改举步维艰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这些成就仍然是初步的,而且面临重重阻力,社会建设滞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扭转,侵蚀社会基础的力量仍然远远大于维护社会基础的力量。

社会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理想突破口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规划了全面深化改革。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先做什么,再做什么,选择什么作为突破口、切入点,关系到改革成败。社会建设承前启后,既是经济建设的延伸和深化,又是民主政治和党的建设的基础和铺垫。把社会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一方面能够解决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确保初战告捷,凝聚民心;另一方面又能引领经济、政治改革,重新凝聚新的增长动力,重构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建设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建设是中国走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必然选择。现有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那种依靠建立殖民地输出社会矛盾,先搞圈地运动和血汗工厂,再回过头完善社会保障的道路,今天世界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发展中国家再走一遍。中国如果走这条路,就必然是死路一条。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避免把西方经历过的血汗工厂、生态破坏、劳资矛盾、民生凋敝的老路再走一遍,能不能在不损害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走出一条新路?中国的实践表明,重视社会建设,特别是在社会矛盾尚未激化的情况下就搞好社会建设、避免自由市场对社会带来的破坏性冲击,是必由之路。

社会建设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基础。稳定的社会保障,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利于稳定居民预期,增加消费,化解产能过剩。据研究,医保全覆盖总体上使居民消费提高7%,相当于每年释放1.3万亿元消费能力,远超过政府财政投入 。社会事业本身也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养老、护理、教育、心理咨询、群众文化、全民健身方面,都能够容纳大量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储备。

社会建设是协商民主的基础和抓手。建设民主政治,需要有公平的收入分配、完善的公共服务、稳固的社会组织,这样才能真正扩大全体人民的政治参与,培养理性、有序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从卫生、教育、社保这些人人都关心的领域入手,建立政府和普通群众直接对话的机制,扩大人民群众的直接政治参与,既便于操作,又能扩大影响、提高政府威信,还能培养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和能力,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极为有益的。

社会建设有利于在短期内恢复人民对改革的信心。长期以来,由于社会领域“欠账”,不少群众未能充分感受到改革成果,对改革失去了认同感。社会建设的一系列措施,对象是最基层的群众,保护的是最基层群众的利益,是一种普惠性的改革。这样的措施能增加群众对改革的认同感,缓解社会矛盾,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为深水区改革提供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这将有利于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使改革真正成为“为多数人的改革”,从而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加强社会建设,做几件人民关心的事情

上述分析可见,社会建设和市场经济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当前我国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一些领域用经济改革“竞争优先”、“产权优先”的惯性思路指导社会改革,导致南辕北辙。社会建设有自身规律,必须摈弃唯经济思维,加强顶层设计和推动,从人民关心的领域入手,深化社会建设。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第一,扭转忽视社会建设的思想。目前,少数地方和部门对社会建设仅仅理解为和满足于“守住底线不出事”,这不足以达到社会建设的目标。社会领域的投入,不仅是保障性投入,也是生产性投入。社会建设不能“消极防御”,而要“积极进攻”,才能起到推动其他改革的作用。要让各级干部都认识到“民生也是硬道理,公平就是生产力”,把社会建设同经济建设一样纳入政绩考核。

第二,把社会建设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设计。建议中央专门召开一次会议,对社会建设做出全局部署;每年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配套召开“中央社会建设工作会议”。在全面深化改革小组中成立社会建设工作小组,从领导配置、部门设置等方面,进一步提高对社会建设的重视程度。明确把“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范围限制在经济领域,避免用自由市场思维指导社会建设。

第三,以反腐败行动为契机,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腐败现象的一大根源是权力和资本合作,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可以以当前反腐败行动为契机,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幅调整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比例,提高劳动者收入。

第四,下决心、出重手扭转医疗领域市场化倾向。近年来虽然对医疗部门增加了财政投入,但其运行机制仍然是市场化、商业化的,医疗机构仍然以逐利为目标,过度诊疗、药品回扣愈演愈烈。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在不增加(甚至节约)财政投入的情况下,大幅提高人民受益水平。可以开展一次药品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整治活动,像当年禁止军队经商那样,以壮士断腕的魄力取消以药补医机制,加快公立医院改革,实现较高水平的全民医保,真正让群众感受到负担下降。

第五,面向全体农民工大规模开展继续教育。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短缺,是制约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一大瓶颈。当前正处于结构调整的攻坚阶段,应以举办“农民工大学”、开展远程教育等方式,面向农民工开展大规模的继续教育,以弥补多年来的教育“欠账”,还可以解决结构调整中的暂时失业问题。同时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加强校企合作,加大职业教育投入,使教育和生产劳动深入融合。

第六,把重建农村基层组织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选择。邓小平1990年就曾提出农业改革与发展“两个飞跃”的设想。当前,农村社会组织不健全是制约三农问题全局的瓶颈,没有健全的农村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国家的一切好政策都难以在基层真正落实。目前多数地方的农村合作组织,实际上还是先富起来的少数农户和城镇工商企业主导,无法达到让大多数农民参与,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职能。建议在浙江等地实践的基础上,引导和支持农村建立具有经济、金融、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监督等综合性职能的新型农村合作组织,使之成为维护农民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平台。

第七,走群众路线,在社会建设中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十分慎重。而从社会领域入手,既能得到群众的积极参与,又风险可控。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的重大改革、公共服务部门的管理监督方面,应组织当地群众代表参与;并通过大众媒体和网络扩大参与平台,建立政府和普通群众直接对话的机制,以培养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缓解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对立情绪,为改革营造良好的氛围。这其实就是实实在在的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

回顾历史,孙中山早年游历欧美,亲眼目睹尖锐的社会矛盾,提出“社会革命先于经济革命”的设想 ,并在晚年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毛泽东终生致力于走出一条公平与效率并重、实现现代化的同时避免两极分化的道路,防止普通劳动者再次沦为社会底层。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中国共产党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就是要让中国跳出王朝兴衰轮回的历史周期律,避免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巨大代价,走出一条新路,建立一个永远属于人民的国家。

从清政府到国民党,都不缺资金、技术、市场和精英人才,但是他们没有意识、能力和动力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因而不可能带领中华民族走上现代化之路。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其自身不可替代的特质: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遵循,20多年革命战争建立的群众基础、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以及以群众路线为代表的优良作风。中共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因为这个党相信人民创造历史,要为“盗跖庄屩”正名,不做“五帝三皇的无涯过客” ;是因为这个党既不迷信美国专家,也不迷信苏联顾问,而是牢牢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坚实大地;是因为这个党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始终是“社会保护运动”的思想和动力来源。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社会保护运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诞生于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社会保护运动”。20世纪后半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改革、建立社会福利体系,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受到两大阵营制度竞争的推动。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社会改革实现快速发展,显示出新制度的优越性,推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改良。2008年金融危机引起的第三次“社会保护运动”,也伴随着西方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当代各国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各异,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扩大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权利、限制资本特权、保障基本社会福利,等等,仍然是引导各国人民为争取一个更加美好新世界而努力的旗帜。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遇到了危机。中国提出“道路自信”,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确实是任何一条老路都走不通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大国沿袭西方模式实现现代化的先例。走一条新路,固然比照搬任何一种“普世模式”更加辛苦,难免会有曲折甚至牺牲。但中国的问题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只能用中国式的办法来解决。集成传统智慧、自身经验和现代文明,升华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做出的更大贡献。

当前,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形势越复杂严峻,就越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认识规律、看清方向。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是中国后来居上的法宝,是共产党凝聚人心的旗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人间正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的统一。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解决现实问题的理性选择。随着对旧有发展模式的反思,新一轮“社会保护运动”的高潮在中国已经呼之欲出。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一定能在这条道路上书写新的历史。

“春回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就坚持走群众路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思想和举措深得民心。这就是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这就是中国人的道路自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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