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进入8月中旬，中信国安集团的改制重组成为媒体热议的一个话题，其中也不乏质疑和批评“国企贱卖”的说法。这说明，社会公众对习总书记所说“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有广泛的认同，对国企改革历史中的某些教训有充分的警惕。这使我们对坚持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有了更大的信心。

    但必须说明，有很多质疑和批评并没有说到点子上，对网络披露的企业信息作了片面或错误的解读，并使用了一些不当语句对中信国安集团进行抨击。

为此，本刊转载中信集团官网公布的《中信国安集团改制重组有关情况的说明》，并在此针对社会关注的两个焦点问题，对该集团改制的依据、过程和财务变更状况作一简要的分析。

第一，关于中信国安改制程序是否合法合规。

中信国安集团是中信集团所属全资子公司。从2012年起，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调整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精神，按照“公平交易，合法合规”的原则，进行股权多元化方案的论证和制定。经过两年多的论证和准备，严格按国家规定的程序，最终将方案报请主管部门审议批准后实施。

第二，中信国安改制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2013年末，中信国安集团合并净资产155.1亿元，其中归属于中信集团的权益10.6亿元；由专业机构评估、经主管部门审核并备案的中信国安集团净资产，归属于中信集团权益的评估值为21.2亿元。以该评估值为定价基础，引入外部投资者增资款80亿元，中信集团持股比例由100%降至20.945%，仍为第一大股东。这一交易不仅贯彻了市场公平公正原则，而且使中信集团权益增值约100%，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中信国安集团的改制，是中信集团股权变更大局的一部分。中信集团的资产属于全民所有，所创造的业绩也是为全国人民所共享。在中信国安改制问题上同样贯彻这一宗旨，这是无庸置疑的。

 

附：关于中信国安集团改制重组有关情况的说明

近日，中信国安集团改制重组一事引起了社会关注。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中信国安集团改制重组情况

中信国安集团原为中信集团全资子公司。在中信集团整体改制上市过程中，受国家电信产业开放等政策限制，中信国安集团未能纳入拟上市的中信股份。为促进该公司可持续发展，2012年2月中信集团决定对中信国安集团实行改制重组，引进外部投资者进行增资扩股。

2013年4月，中信集团向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报送《关于引进投资者对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有关事宜的请示》，同年8月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向中信集团下发《关于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有关事宜的批复》，原则同意中信国安集团进行增资扩股。

2013年10月，中信集团、中信国安集团与广东中鼎集团有限公司等5家民营投资方共同签署了《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5家投资方将以现金方式对中信国安集团增资80亿元。

2013年12月初，经中信集团申请，国家有关主管部门下发《关于变更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投资方有关事宜的批复》，同意变更增资扩股投资方。12月中旬，增资扩股资产评估结果完成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2014年1月，中信国安集团由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并成立了新一届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2014年3月完成工商变更，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至此，中信国安集团改制重组基本完成。重组后该公司资产负债率大幅下降，财务状况明显改善，为今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中信集团持股比例由100%降至20.945%。

二、中信国安集团资产评估情况

为依法合规推进改制重组，中信集团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开展相关工作，认真履行国有资产管理程序，遵循市场原则与广东中鼎集团等有意向的投资者开展了公平、公正交易。

截至基准日2012年12月31日，中信国安集团合并总资产826.3亿元，合并总负债671.2亿元，合并股东权益155.1亿元，归属于中信集团的权益为10.6亿元，其余主要是归属于合并报表单位其他股东的权益。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和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为本次增资扩股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并出具了专项审计和评估报告。根据国有资产管理要求，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专业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进行了审核并予以备案。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中信国安集团母公司股东权益评估值为21.2亿元，与中信国安集团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值比较，增值约100%。该评估值作为增资扩股的定价基础，体现了中信集团在该公司股权的市场价值，国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

中信国安集团改制重组是按照中信集团整体改制上市方案要求作出的重要举措。我们将积极推进后续工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努力达成改制重组目标。

 

7月29日，在继徐才厚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再掀高潮。徐才厚、周永康落马的事实，再一次向全党全社会表明：中央的反腐决心坚定不移，“对腐败零容忍”绝非空话。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霹雳手段惩治腐败，在一年多时间里，依法惩处数十起大案要案，力度之大不见史册。十八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河评价说：“现在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

中央惩治腐败敢于动真碰硬，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看到，共产党决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殊党员，党纪国法不容违逆。但同时，这也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中共反腐十数年，腐败却遏制不住，呈现批量化和严重恶化的趋势？

腐败现象背后的实质是什么？是很多党员，包括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对共产党为之流血牺牲、不懈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信念。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金钱狂潮，他们的思想意志被摧垮，将党性让位于私欲，将良知出卖给资本，将权力变现为钞票，堕落为没有底线的官场食利者。

反腐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从历史到现实，因统治者腐化堕落而政权倾覆的教训比比皆是。23年前苏共亡党亡国的一幕距今并不遥远，它给我们的警示是：像苏共这样的社会主义大旗、像苏联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顷刻间垮台解体，其前车之鉴足够我们时刻牢记。中国共产党能否有效遏制腐败，纯洁党风，重拾民心，巩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基业？2014年7月5-6日，在本刊举办的“问题中国，进步中国”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腐败问题及其实质进行了剖析。

 

 

孔丹[1]：腐败是现象，变质才是实质

我们会议的题目叫“问题中国，进步中国”。对问题中国，我感到担忧，现在遇到的挑战是严峻的。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中国自身在发展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还是所有的国家——各种类型、各种体量、各种制度的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腐败。习总书记在“五四讲话”中跟北大的学生们说，人生的第一颗扣子要系好。一个人一生中如果第一个扣子系错了，后面全是乱七八糟。当然，第一个扣子系好了，后面的扣子也不一定系得好，但是第一个扣子最重要。

我的第一颗扣子是18岁入党。但是我现在对腐败问题，对这个党从上到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变质，感到问题非常严重。各位学者在观点上可能不同，但我们从同样的事实看问题。腐败问题，怎么理解治标与治本的关系，为什么先治标再治本？这就跟人发烧一样，高烧不退会死人，最后整个党垮掉了，所以得先退烧。这个本是多年积累的问题，有各种原因，但是发烧这一点是公认的。从中央高层到老百姓都看到，这个党在发烧，不是低烧，是高烧。有些干部没底线，不知耻，手一伸出去就收不回来了，拼命地通过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共产党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问题？它是内生的，还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我的“口述史”谈不上有多深刻，但是做了一些探讨。毛主席搞“文革”有一个原因是对苏联共产党变质问题的思考。其实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到“文革”，他都在努力想解决执政党如何不变质的问题。或者用现在有些学者的话说，这是一个战略思维。但是他采用的方法是“文革”，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实际上是把中央最高层给撕裂，把一些人打倒，然后重新去建构。最后的效果很差，问题很大，所以被称为“浩劫”。

    今天大家普遍看到的腐败问题，我认为，腐败是现象，变质才是实质。现在退烧，肯定要老虎苍蝇一路打下去。最高层认为，这关乎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共产党就不是共产党了。所以说，这个问题非常严峻。

    有人给共产党把脉，开出了药方，说你这套搞不下去了，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你能治得了这个病吗？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人，如果这个办法行得通，为什么不可以用呢？但是我从实证的角度看问题，如果直接把那种所谓的“形式民主”引进来，不但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中国肯定先分裂了。这一点现在越来越清楚了，我相信人民都会认识到，不能搞那个“民主”，乌克兰、伊拉克的教训就在眼前；印度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不出现腐败吗？但是如何解决腐败问题，我们能不能在退烧的同时把住脉，开出好的药方？

过几个月要开四中全会，主题是关于依法治国。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有效的药方。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一个法律框架，自己作为执政党，接受法律的约束。这应该是一条路，如果能坚持下去，就能把党内存在的违反党纪国法的毛病慢慢纠过来。这个问题很深，一天两天纠不过来。

现在加强反腐也带来一些不作为的情况。以前给点钱办点事，现在不给钱也不办事了。另外一个问题是，整个公务员队伍成了一个社会垢病的目标，就和国企一样，成了原罪。所以，遏制腐败的问题对我们党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民的人心所向。我们现在看到生活的改善，看到社会的进步，看到国力的增强，甚至还有总书记说的中国梦，复兴的门槛快到了。这是正能量的一面。但同时因为问题增加了，你说是错误思潮也好，敌对势力也好，运用互联网的手段也好，总之人家不断垢病你。而你开出药方来，大家信不信？一些人和我争论，说把西方那套拿过来就能解决问题，我坚持认为那不可行。由此我的思考变成了这样的问题：在一个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方法论应该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其实在改革开始的时候，我就有这种看法，改革是通过一片沼泽地，非常艰难，到处是泥潭，稍有不慎就会陷进去。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现在人家追问，你执政的合法性在哪里？我们说是打出来的，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这就是它执政的合法性。但是今天，共产党还能不能继续领导中国人民？有没有这个资格继续领导？我认为，腐败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既要治标又要治本。现在大家都看到，反腐力度很大，人民有人民的期待，中央有中央的担当。干部队伍问题是个大问题，所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轮在省部级以上，第二轮在基层。

还有一些问题，比如结构调整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越位、错位，还有缺位，到底是政府出了毛病，还是市场发挥不充分，造成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样的问题不一样的把脉，有些人已经开出药方，就是普世价值和宪政，再加上自由市场经济。我前面已经说了，他们那套行不通。

我们肯定了我们的制度优势，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家从政治上、思想上到经济上对中国独特的道路进行了总结。但是我们的问题仍然需要面对，需要解决。所以，希望各界有识人士能够针对中国今天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对中国的进步有所推动。

罗援^[2]：吏治腐败会伤筋动骨

今天讲“问题中国”，从现象上讲，我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个是人心向背，我把这个问题排在腐败之前，是因为民心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毛泽东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首要问题我们解决没解决好？我们说联系群众，但现在群众是谁？共产党今天的依靠力量是谁？现在的工农群众，很多人怨声载道。群众觉得你们是既得利益者，再怎么发展，都跟自己没关系。富的太富，穷的太穷。其实共产党办没办好事儿？办得好事多了去了。你看几乎所有的县，市政建设都很漂亮，马路高楼修得很讲究。可是老百姓为什么还这么多怨言？问题就在于我们到底依靠谁，改革发展的红利到底应该由谁来分享。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句“耕者有其田”，就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我想，现在一句“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也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再一个就是怎么对待复转军人，还包括一些参加过作战的人员。这些人，真要打江山、保江山，还得靠他们，绝对忠诚。现在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已经不多了，即便十三四岁参军，如今也已进入暮年了。政府拿出点钱来，从贪官污吏手上没收的钱里拿点出来，把复转军人和抗美援朝老兵等参战人员安排好点，安抚人心，能顶百万雄师。能够为共产党上战场的这些人，现在却被边缘化了，这怎么行？他们在一些红色纪念日聚会，是聚集正能量，应该支持。我常想，一旦发生颜色革命，谁来挺我们的共产党政权？这些人与我们的红色政权息息相关，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联系群众，首先要联系他们。当然，还应该包括爱国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之士。他们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和大多数。所以，人心向背的问题、依靠对象的问题，这才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腐败。腐败是战斗力的第一杀手，腐败不除，未战先败。甲午战败，重要的原因是败在贪腐。最近徐才厚、周永康被查，腐败程度触目惊心。最可怕的是吏治腐败，一批人要官、跑官、买官成风。当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躬身反省，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吏治腐败猛于虎，逆向淘汰，精英流失，贪腐泛滥。当务之急是要启用一批对党忠诚、清正廉洁、有担当、有才华的优秀干部，把他们安排到关键岗位上。要尽快拨乱反正，恢复部队的光荣传统，向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聚焦。

第三个问题是舆论阵地失守。现在在一些网站上，你不骂共产党，不骂毛泽东，都不好意思上这个网。在网上谈共产党、谈社会主义，好像都已经边缘化、地下化了。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怎么几十年的时间咱们连个舆论阵地都没了？文化战、舆论战，这是共产党打胜仗的一个法宝啊！习主席在这方面讲了很多，非常到位。舆论是意识形态的主战场，我们现在主力军在什么地方？怎么来打赢这个仗？有没有自己的网络平台、意见领袖？有些媒体和网站阳奉阴违，令不行，禁不止。现在网上还大量充斥“五反言论”——即反党、反政府、反军、反社会主义、反老一代革命家。很多人仍然在诬陷、造谣、诽谤，甚至骂人，满口污言秽语。网民提意见、监督，甚至批评政府工作中的问题，我们欢迎，但如果以“言论自由”为名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我们坚决不允许！

中央已经警告不能再给这些舆论提供阵地。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网络这个阵地我们绝不能拱手相让，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占领阵地，诬蔑我们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对这些人听之任之，今后他们就是颜色革命、社会动荡的隐患。

第四个问题是形式主义。中央抓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当年延安整风就是从“反对党八股”开始的。现在“党八股”仍然盛行，官话、套话、大话、空话、假话不绝于耳。基层还是会议多、工作组多。一些地方官员为反官僚主义下基层，却给基层增加了新的负担；疲于接待，疲于听指示，抓工作的时间被挤占了。我认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活动应该围绕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展开。很简单，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树立的典型不在多，而在精，要有针对性，要有说服力，要分层次：高级领导干部学习周恩来；中层干部学习焦裕禄；基层干部学习王进喜；老百姓学习雷锋。如此，党风、民风会有一个大的改变。

第五个问题是安全环境。现在面临双重压力，就是习总书记所讲的，我们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在战略上、在安全政策上是不是有需要反思的地方？现在内忧外患，恐怖袭击是空前的，西方国家对我们直接或间接的围堵也是空前的。我们必须要有忧患意识，不能视而不见，而要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以上五个问题是从现象上分析，最后还是要从体制上和政治思想路线上来找这些问题的根子。

武力^[3]：我对共产党遏制腐败有信心

我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我非常同意潘维教授[4]说的，我们现在对制度的过度强调，有点走向唯心主义了。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在生产关系调整方面，制度变革确实带来很大的红利。但是我们应该比较客观地来看这个问题，有两条我觉得是基本原理。第一条是制度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只有适合。就像鞋子一样，没有说你的鞋子大好，还是鞋子小好，合你的脚才是最好的。而且经济发展非常快，社会发展非常快，制度不可能是固定的。就像孩子穿鞋一样，这个时候穿37码正好，但不能永远穿37码，过几年脚长了，穿40码了。这种变动，我觉得应该讲清楚。

我是搞经济史的，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我越来越感觉到，体制有问题，确实需要改，但是更多的是发展中的问题。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现在来看是非常严重。把这些一股脑都赖到体制上，老想从体制上解决问题，恐怕就会出毛病。

第二个问题是反腐。三中全会《决定》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而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腐败阻碍了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老百姓对这一点产生怀疑，西方也诟病我们，当然西方的情况就不用说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来说，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恐怕是最大的难题。

腐败其实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共产党能不能有效遏制腐败，或者把腐败控制在一定程度内？我还是有信心的。这在历史上也可找到不少例子。

腐败问题除了有制度因素、发展变化的因素以外，还有政策手段的使用问题。这与政治经验和治理措施有关。我觉得，过去20年我们对这个问题估计不足，起码没有充分吸取中国历史上的经验。越是在社会承平日久的时候，越是在没有战争、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治军越要从严。对部队来说，社会很难监督到它，那它自身最关键的检验是什么？是战争。检验部队靠打仗，打仗能看出你这个部队行不行，是不是一打就稀里哗啦了。检验企业可以看效率怎么样、生产怎么样；检验干部可以看他给群众办了多少事儿，但是部队不打仗就检验不出来。所以在和平年代，尤其在市场化快速推进的阶段，没有严格的治军措施，结果就会导致腐败，其实也害了很多干部。

从中国吏治的角度来说，现在是可以收拾局面的，但是中央得有一套办法和严厉的措施。真要惩治贪官，老百姓肯定赞成，一般也不可能因此就闹出乱子来，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所以，一方面要健全制度，这个可能慢一点，就像吃中药，是个慢功夫。同时要采取一些比较有效的严厉手段和政策，这样惩治腐败可以比较快地见成效。

强世功[5]：要从“反不法”转向真正的“反腐败”

讨论反腐败，我觉得要区分违法犯罪的不法问题与真正的腐败问题。亨庭顿在《变迁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论及腐败问题时，强调要区分“不法”与“腐败”。不法就是违法犯罪行为，官员不是神仙，与普通人一样也会有违法犯罪问题，比如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各种违法行为。导致这些问题固然有腐败因素，但在性质上首先属于“不法”，不完全等同于“腐败”。我们不能把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都看作是腐败问题，这样很容易混淆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败”这两个概念。

“腐败”是指背离事物的性质，开始走向其反面，从而导致事物腐朽死亡的力量。因此，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性质，其腐败的因素也不同。讨论腐败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事物的性质，必须针对事物的性质来谈。比如，企业家的性质就是创造财富，如果一个企业家缺乏创造财富的动力，整天想着如何消费财富，那就是一种腐败，意味着企业家的死亡。相反，慈善家的性质就是关注慈善事业，如果关心如何赚钱，就不是慈善家，而变成了商人。

官员腐败也要从官员的性质说起。比如，有些官员虽然收取了不法利益，但他们也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属于“不法”，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对于这些官员，在法律上惩罚与政治上肯定并不完全矛盾。

相反，有些领导干部可能很清廉，但对老百姓没有感情，对党和国家的利益漠不关心，草率决策，将属于全民的国有资产廉价转卖给一些个人，致使党和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这些干部或许没有从中获取不法利益，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完全背离了党的领导干部的性质，因为他们考虑的不再是党和国家的利益，不再是公共利益，而是某个集团或个人的利益。今天不少官员以改革的名义损害国家公共利益，这些“昏庸糊涂官”的所为难道不是比不法更有危害性的腐败吗？古人讲，“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有些党的高级干部虽然很清廉，也有不错的官誉和口碑，但在内心中对党和国家政权没有信心，早早把子女和家人送到国外，将家庭财产转移到国外，使自己变成“裸官”。这些人往往在暗中纵容各种“和平演变”的主张，以便伺机跳到另一条船上，趁“颜色革命”的混乱之机瓜分国家财富。这些人也许没有什么不法行为，有的甚至很清廉，很有道德感召力，但对于国家政权和人民的福祉而言，祸国殃民难道不是比不法行为更可怕的腐败吗？苏联解体的原因不是由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法律上有多少不法行为，而是由于他们整体上的政治堕落和腐败。十八大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实际上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政治腐败。

亨庭顿认为，后发达国家政治秩序之所以混乱，与其说是由于官员在法律上的不法，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的腐败。尤其是执政党整体的腐败，即执政党不再考虑国家整体的公共福利，而仅仅考虑某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从而导致执政党脱离了人民群众，引发政治秩序的不稳定。

当前，不少人都说反腐面临两难困局，因为从不法的角度来反腐，可能为数相当多的干部有不法现象。这是由于中国转型期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如果区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败，反腐败就可以走出两难境地。

首先，当前大面积不法的根源在于官员政治上的腐败，尤其是领导干部。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腐败要从反不法开始，同时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和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从总体上遏制腐败导致的不法现象继续蔓延。这可以看作是病急用猛药。

然后要区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败。对于违法犯罪问题，关键在于加强法治，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政领导干部犯法和普通公民一样处理。只有严格实行法治，“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不法。若采取“刑不上大夫”，党政领导干部违法犯罪要由上级领导批示才能追求法律责任，那就不是法治。不法问题就会长期存在，甚至会愈演愈烈。

区分了法律上的不法和和政治上的腐败之后，反腐败就不能只盯着不法，而要有政治观念，有政治大局观。反腐要与整顿党的思想作风、清理党的干部队伍这些政治任务结合起来。

从法律角度看，腐败问题可以定义为是法治问题。但是，要在中国建立法治，必须走中国道路，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尤其是美国法治的“法律帝国模式”。而不顾中国实际，完全照搬西方模式的法治建设，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腐败。

彭光谦^[6]：共产党内出现了一批资产者，这是一个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说过很多了，说说问题。

在经济领域，经济总量已经翻了几番，但在收入分配、经济的独立自主性等方面，积累了不少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在政治领域，第一是价值观搞乱了，心灵迷失，自信心都没有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第二是阶级成分变了，队伍被搞乱了。刚才有专家讲到腐败问题和法律上的犯罪问题，我看实际上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内出现了一批真正的资产者。他们当初是光着屁股来革命的，包括徐才厚的父亲也是老农民，可他凭什么一夜暴富？党内出现了一批这样的人，在阶级关系上已经背叛了共产党。

苏联为什么垮台？苏共一大批人，包括一大批领导干部，他们巧取豪夺，侵吞国库，贪污受贿，成为资产者。他们必须把共产党搞垮，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共产党要汲取苏共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现在的问题不光是一般的腐败，腐败哪个朝代都有。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内出现了一批真正的资产者，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是一个大问题。

关于民主，民主的价值观应该说是历史的、阶级的概念，有雅典民主，有资产阶级民主，也有社会主义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历史上有一个短暂的时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封建皇权、封建神权是一种否定。但是它确实是代表资本的利益，是在资产阶级内部按资本进行权力分配。所以，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资本者的权利博弈，是按财富的多寡决定权力分配的民主。现在西方把这一套变成了推广其霸权的一个工具。事实上，在国际关系上只有霸权主义，没有民主，从来不讲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用导弹来推销的民主，这个民主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好东西还要吆喝吗？还要强迫别人接受吗？在市场上吆喝得最厉害的人肯定是想把最烂的货推销出去。西方现在不但使劲吆喝，还用导弹强迫别人接受，这个东西肯定是个坏东西。现在的西方民主，实际上是美国维护霸权地位合法性的说辞，是维持所谓道德高地的一块遮羞布。但是遮得住吗，谁信他？福山曾经是“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现在也承认，美国的一些根本制度出了问题。

在价值观方面，我们要坚持自己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近年来我们不再讲自己是革命政党了，这是为什么？现在害怕提共产党是搞革命的，好多文章都讲，我们的历史方位已经变了。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如果今天把革命这个理念、革命的使命都不提了，抛弃了，那还是共产党吗？淡化或放弃了自己的根本信念、根本任务、根本历史使命，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不讲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那共产党凭什么掌权呢？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王湘穗[7]：问题很多，但仍有可为

现在人们普遍承认，我们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因此有的人感到没信心。如果从历史看，就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就是从解决问题、难题起步的。有时局面极为严峻，问题堆积如山，但只要路线对头，就能转危为安。比如延安时期，我们党遇到的问题远比现在更多。外有日寇入侵，内有国民党重兵围困，肯定比现在问题严重得多。可是通过延安整风，解决了党内积累了近20年的问题，很快就打开了新局面。所以说，虽然我们现在存在许多问题，但并不是不可为。

如果借鉴延安时期的经验，我觉得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思想路线，一个是政治路线。延安整风就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结果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完成了民主革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由一个山沟沟里的党，发展成为执政党。所以，不怕问题多，就怕路线不对头，只要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目前像顽石一样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怎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张宇教授[8]讲，中国的核心问题是走什么路的问题。我补充一点，中国走什么路，不完全是由知识分子来回答，或者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来回答，而应该由全体中国人民来回答。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实事求是，走美国或西方国家的路我们走得了吗？不在于我们想不想走，而在于世界有那么多资源供我们消耗吗？没有。或者走伊拉克、利比亚、埃及、乌克兰的路？中国人愿意吗？我想也不会愿意。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走一条比较适合中国的路。13亿人的现代化，比现在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多一倍。这条路，任何人都不可能告诉我们该怎么走，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去找寻。简单地模仿西方，或者完全承袭传统，肯定都走不通。

中国道路要靠全体中国人慢慢去摸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在摸索，65年的历史可以给出一个基本的答案：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坚持三个自信，才能解决道路问题。坚持了，就能够克服我们面对的困难，违背了就会犯错误。20世纪50年代强调自力更生，是全球冷战格局下的一种选择；70年代的对外开放，也是在冷战格局出现重大改变后做出的调整。这些重大决策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时易境迁，就需要因势利导，决不能刻舟求剑。实事求是不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党需要把它尽快明确下来，以免被洋教条、土教条干扰了我们的前进方向。

    第二个是政治路线。政治路线的核心是立党为公，这个公，就是天下为公的公。中国政治历来崇尚民本，民为国家之本、天下之本，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也是立党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服务于13亿中国人民的党，这个政治路线必须明确。所以，不是说是不是市场化体制，或者是不是法律化体制，而是像张维为教授[9]讲的，能不能形成为大多数人民服务的良政善治的体制。市场决定性、依法治国都是手段和工具，最终在于你服务的目标是谁。把这个政治路线搞准确，有了最终目标，就比较容易找到正确的路径、方法和手段。

我赞同张宇讲的，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要有一些不可交易的东西。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错误的想法，觉得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学西方的。其实不是的，中国才是市场经济的老祖宗呢。看看《史记·货殖列传》就知道，历史上中国的统治者有极其成熟的抑商手段，早就确立了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体制；把商放在社会阶层的最下面，就是要抑制商人的政治作用。还规定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坐四匹马拉的车，如果商人发展太厉害，到了一定的时候还要以豪强之名迁离。这种士农工商的体制和抑商的做法，使中国农耕社会能够保持几千年的稳定。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传统抑商的方式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是我觉得，为了发展实体经济，中国对资本、资本家集团也要有所抑制。至少共产党应该明白，不能把商人的那套东西发展到党内来，要在政治领域、党的组织中划一些界限，明确哪些东西是不可交易的，谁交易就是触碰红线。如果有谁把党员资格、领导岗位拿来交易，把中央委员的职位拿来交易，把将军的军衔拿来交易，那他就是自寻死路。

在社会领域也要对市场有所抑制，确定有些东西是不可交易的。比如食品卫生标准，比如高考。中国古代就有考试舞弊，有挟带这种事情。但是，谁挟带就杀谁，峻法严刑之下就导致有些东西不可交易。现在我们就应该重新明确这一点，有些东西不可交易。谁交易这些东西，谁就触犯了法律，就是党内公敌、社会公敌，就要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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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3月，国务院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规划，以及2020年我国要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的目标。

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战略举措，同时也是中国房地产业增长的推动因素和发展基石。作为城镇化推进的主要载体，房地产业的转型创新又为新型城镇化注入了持续动力，两者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

中信地产2014年度论坛“协同带来增长——中国城市之路”，聚焦“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关注城镇化规划、城市形态、政策差异、产业布局、金融助力新型城镇化，以及“社会地产”的角色等多个维度。对于新型城镇化给地产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房地产企业应及时调整发展策略，转变经营方式、创新业务模式，以谋求改变与突破，探寻出助力中国新型城镇化健康有序、有质量推进的房地产企业综合服务的典范。

王炯*：中信地产探索差异化发展方式

  中央已将新型城镇化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中信地产紧扣国家发展战略，抓住契机，通过资源整合、产业导入，与地方政府开展全面合作来积极参与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随着中信集团整体上市的推进，中信地产通过强化资源整合、转方式、调结构，发挥协同战略优势，实行“轻资产”管理输出模式，并践行国家“走出去”战略，积极拓展境外业务，用市场化的手段探索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新经验，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的道路。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房地产市场，与十年前的市场格局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以土地升值为核心的经营方式，造成了城市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和产能过剩。而今，我们相信，房地产行业正在从过去简单的土地红利带动增长，向集约、有内涵、注重公共配套、夯实产业的方向转变。从近期房地产行业发生的许多变化，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目前，中信集团正在有序推进整体上市、进入香港资本市场，中信地产作为中信集团非金融板块的一个重要子公司，抓住中信集团进入资本市场的契机，正在加大“转方式、调结构”的力度，清晰公司的战略定位，创新公司的商业模式。中信地产依托中信集团的综合行业背景、资源以及整体影响力，发挥业务协同战略优势，尤其是利用好中信金融平台的协同资源，探索自己的差异化优势，以客户为导向、调整结构、转变方式、加快发展，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中央已将新型城镇化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中信地产紧扣国家发展战略，抓住契机，依托中信集团的金融板块全牌照经营的优势，以及非金融板块在建筑设计、工程建设、环保节能、技术研发等众多领域的综合实力，通过资源整合、产业导入，与地方政府开展全面合作，积极参与到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履行央企的社会责任。同时，实行“轻资产”管理输出模式，作为央企，践行国家“走出去”战略，积极拓展境外业务，用市场化的手段探索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新经验，走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当前的形势，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将为企业长期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国有企业要以提升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只有那些主动顺应形势变化，积极推进自主创新和结构转型升级的企业，才会呈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逆势而上的发展态势。

宋春华*：新城市化背景下的规划和房地产开发

中国的城镇化整体呈现正态效应，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30多年的城镇化积累了大量问题，迫使新型城镇化必须转型发展，核心是解决好“三个1亿人”问题，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文明的一个历史进程。1979年，美国一个城市地理学家提出一个所谓S曲线，这条曲线反映出城镇化的一个规律性的特征，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这种正弦波曲线上升的过程，其中有两个拐点，第一个拐点就是城镇化到30%之前，经济的发展通常比较缓慢，基本上处于农业社会。而过了30%，这条曲线开始变陡，国家一般是处在工业化社会。到了70%以后，又继续变缓，进入到后工业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进展，城市化也经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2013年，我们已经达到了53.7%的常住人口，其中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达到36%。到2020年，常住人口要达到60%，户籍人口达到45%。中国城市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政府的强势调控，这使得我们没有走日本和韩国那样的道路，以大城市为主导的高度集中的城市化。我们也避免了像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情况，出现过快过度超前的城镇化和低收入者的贫民窟化，过分的分散布局，低密布的扩张，过度依赖私人汽车的出行，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等观念。

    中国的城镇化总体上呈现出正态的效应，吸纳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力，扩大内需，促进社会结构的变革，改善人民生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型的城镇必须转型发展，我们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这是我们城镇化的“升级版”。对此，我讲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新型的城镇化，不能只“化”劳动力不“化”家庭。人口的载体是家庭。要实现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2013年年底，中国大陆的人口达13.6亿人，13.6亿人组成了4.3亿户家庭。7.3亿的所谓的城镇常住人口，其总户籍人口4.9亿，非户籍人口也就是农民工2.4亿，户籍人口中就业人口3.8亿，非就业人口为1.1亿。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的这部分劳动力，跟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和农村的抚养人口共同组成农村的家庭。农民工虽然进城了，但是他的家还在农村，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他的家庭被解构，出现了留守老人和儿童，其次，农民工虽然进城了，但没有享受到市民的权益，这是不公平的；再次，大量的季节性的人口流动，为交通带来巨大的压力，出行的成本很高，而且这种瞬间的巨大压力是不利于交通系统的平稳运行的；还有留守老人留在了农村，打工出去的年长者到时候要回到农村，所以农村的老龄化将快于城市，农村的养老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这些问题必须要认真对待。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有序的转移农村人口市民化，不但劳动力的家庭要进城，让符合条件的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让他们享有和城市市民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我觉得核心就是解决好三个一亿人，第一就是大概一亿的农村转移人口，要落户城镇；第二要改造一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还要引导一亿人在中西部就地城镇化。这三个一亿人，对我们城市规划和房地产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必将影响到城镇的规模布局、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规划和房地产开发任务非常繁重，面临巨大的挑战。

    第二，新型的城镇化不能只造空城，没有人气，我们要有准确的定位和产业支撑。城镇化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引起的生产力布局的调整。首先是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出现了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兴起需要输入补充就业人员，所以农村人口转移的动力源是产业的升级转移和集聚。如果没有产业支撑，不能提供就业，不管你造出多么好的新城，不管你的马路多宽，广场多大，你的楼堂馆所多么漂亮，不会吸引人也留不住人，只能是空城。所谓拉美陷阱的教训就是大量涌入到城里的人群没有就业，这种没有收入的人群造就了贫民窟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所以安居和乐业是相辅相成的，安居才能乐业，同时乐业方可安居。我们必须要摒弃那种没有产业支撑，只靠房地产开发的城镇化。我想我们对所谓的造城运动，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不论新城的开发还是旧区的改造和扩容，首要的就是要研究城市发展战略，确定好城市的定位。

    第三，要选择好主导产业和产业集群，要在一定的区域内研究专业化定位和分工协作的关系。我们的城市规划要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紧密的结合，城镇规划不可能也不应该只做空间规划，要研究生产力布局，与产业规划衔接。

    第四，新型的城镇化不能只铺摊子，拼资源，要坚持集约紧凑和低碳，也就是一个生态问题。没有产业支撑的盲目造城，往往是铺摊子、拉架子，显示气派，然后搞标志性建筑，要一个广告效应，紧接着就是大搞房地产开发，以物业的增值预期来吸引资金，实际上是投资性和投机性的需求，少见最终消费，所以物业晚上缺少灯火，而被称之为“鬼城”，高企的房价让楼市转入低迷，脆弱的资金链一旦断裂，只会留下大量的闲置土地和积压物业，直接的后果是造成土地资源和能源的极大的浪费。对于中国的城镇化在空间的布局，我觉得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大手大脚，过度的占用土地甚至农田，土地所承载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难以提升，资源利用率大打折扣。我这里有三个数据，到2010年我们城市建设用地扩大83%，而人口只增长45%，这种增长的比率是1.85，国际公认的标准是1到1.12，显然我们的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

本世纪以来，建成区的面积扩大了50%，而城镇人口只增长了26%，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因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人口密度实际上是下降的，因为土地增长太快。2001年到2008年，城镇人口年均增长3.55%，建成区增长6.2%，城市建设用地增长7.4%，所以我们的建设用地比并不高，只有日本的1/10。还有资料显示，深圳建设用地每平方米的产出不足香港的1/3，不足新加坡的1/4。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应该贯穿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坚持一个基本国策就是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我们需要做的至少有四个方面：

第一，要加强城市的范围和界面问题。界面问题是第一次提出来，那种扩张性的、摊大饼式的、无限蔓延发展的做法不能继续，要根据区位自然条件、城市的性质，界定发展范围，要有限制，合理的确定界面。人均综合用地要控制在100平方米以内，我们很多城市都超过了100甚至超过了120平方米。这里边还要有严格的划定三区四线，哪些地方不能建设，哪些地方可以建设。

第二，合理确定规模和强度的问题。需要开发的地方要搞好市场调查，合理确定规模和开发强度，避免那种强冲击性的开发模式。要有一种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依托自然、顺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第三，绿色运行的问题。城市的运行需要外部输入资源能源，要输入，还要输出，就是污染物，因而留下碳足迹。交通建设不在于路修多少，关键布局要紧凑集中，减少出行量。另外，在布局上要适度混合，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实践这样一种规划理念。而我们过多的强调分区分工，所以出现了不少的“碎城”，形成钟摆式的大交通，这是非常糟糕的。必要的出行中，非机动出行和步行出行要优先，尽可能骑自行车，哥本哈根就主张骑自行车，主张公交出行。在公交出行里，大运量的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优先，我们还可以采取一种TOD的开发模式，就是以公共交通的快速公交的节点为引导的房地产开发模式。

第四，新型城镇化如何传承文脉。不能只有物化没有文化，我们要塑造有特色和美丽的城市，现在我们很注重物质方面，注重硬实力，但对软实力关注不够，这是价值取向的问题。

目前，我们在城市建设中有很多不良倾向：第一，高物质化。我们追求效率，追求财富，但是忽视了人文精神的认同和培育；第二，去历史化。漠视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国有大量很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在大拆大建中消逝；第三，奢靡化。审美价值扭曲，追求奇特怪异，光鲜亮丽甚至于戴面具装洋相；第四，同质化。我们规划的设计缺乏创新，跟风模仿，先跟“欧陆风”、“拉斯维加斯风”，到处是LED霓红灯，又跟“迪斯尼风”，住宅上搞一个“灰姑娘城堡”，现在有两个风又在跟，第一叫“非线性风”，还有一个就是“超高层风”，不管需不需要，千城一面，特色殆尽。我们要挖掘我们自身资源，强化我们的传承，把我们的城市建设成为历史底蕴厚重，时代特色鲜明的魅力空间。还要促进传统、现代本土和外来的融合，形成一种多元的开放式的现代城市文化。在旧城改造中，要传承和保护优秀的文化基因。在新区开发中，要融入传统的元素，和自然的人文特征进行衔接，推动地方文化的发展。

第五，新型城镇化不能只偏大不爱小，只顾城不爱巷，要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大城镇格局。我觉得城镇体系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规模结构，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分工合作以大代小。首先起支撑作用的主体还是城市群，所以要发展集聚效率高、体系优势互补强的城市群。东部的城市群加快发展、优化，同时要参与国际竞争；中西部的城市群要加快培育，让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第二，各个中心城市要发挥它的辐射带动作用。第三加快发展中小城市，第四要重点的发展小城镇，我认为大概将以这样一个排序来研究我们城市发展的布局。另外，乡村是统筹规划的问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要实现一体化，特别是农村的规划和管理，现在这方面非常落后，要提高规划水平，建设具有特色的美丽乡村。

巴曙松*：金融如何支持城镇化的转型

城镇化不仅仅是一个城镇规划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金融体系的稳定和运行直接相关。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金融的定位与角色至关重要。通过完善土地金融、健全公共财政体系与财政改革，建立一个高效、包容且可持续的金融体系，这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城镇化的推进广受关注。现在的资本市场上，银行股的估值都不是太高，其中一个争议的焦点就是前几年以地方平台形式推进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有多少可能会出现风险和不良资产。以城镇化与金融体系的稳定和运行是直接相关的。

从趋势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逐步的放缓，通过城镇化来为增长找到一个新的动力，这是当前讨论城镇化问题很重要的大背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工业化的速度正在放缓，如何通过城镇化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方面的考虑。在下一步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区域之间差异非常大。过去30年的城镇化进展中，城市财富的积累比较集中在少数的城市和少数的区域。要考虑如何通过兼顾差异化的城镇化，来使不同区域的增长更加协调。

总体上来看，城镇的规模比较小而且比较分散，导致城市的集聚效率和专业分工（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不充分，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可能已经不再是摊子铺得有多大，而更多的是人口密度的适当提升，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交通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形成产业的集聚和分工，我们要把城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型的动力，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通过城镇化来使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其中就是一个户籍制度改革。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如果得不到相同的公共服务的支持，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不同人群之间的消费力差异就非常大，这不仅限制了消费增长及消费动力的释放，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农民工在城里要住一个地方，而农村的这块宅基地他还不敢放弃。

我们过去的城镇化进展是非常快的，这也是今天城镇化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现实环境——进展快、规模大。每年的新增城镇人口为过去的30年新增的城镇人口的5倍，保持了正相关的关系。从历史的经验看，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放开人口流动的限制，使大量人口劳动力资源从低效率的农业流动到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因此成为中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也被我们地产开发机构视为所谓的一线城市，人口流动重塑了中国的城市格局。我们在分布的过程中也产生一些问题，其实城市常住人口中有差不多40%是居住在县区和镇区，这些地方实际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如果按照正常标准来看，很难说是城市化，而且因为受种种户籍制度的限制，我们看到经济增长推动的生产方式。就业方式和消费结构推不下去，服务业的发展速度滞后于工业。

 土地的快速扩张，在使用效率方面是一个大的挑战。很多城市其实人口在流出，在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出，恰恰这些地方的城市建成区土地扩张速度非常快，比沿海地区速度还要快。相比于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的此类现象更突出，中部和西部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的速度，其实比东部那些发达地区的扩张速度还要快，而且从土地使用结构看，工业用地的占比过高，住宅和商业用地的占比偏低，这个在全国是非常普遍的。

跟国际的大都市比，中国城市的居住交通绿地占比过低，这也是导致房价上涨很现实的压力。我最近正好在哥伦比亚访问，它的居住占比42%，绿地15%，交通18%，这三个就占到了差不多85%。而以中国上海为例，居住占比20%，绿地6.7%，交通18.6%。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城市自然就显得比较拥挤。按照目前的速度，2013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5%~70%，大约有十亿人生活在城市，这是中国继续面临的一个挑战。我们一方面还是要提高已有的居住面积的人口密度，除了几个一线城市之外，我们的一些城市人口的占比，尤其是大城市占比密度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还要研究如何以城市群作为载体，促进不同城市之间、中心城市和郊区之间实现适当的产业分工、提升效率。

在社会政策方面，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们发现，其实过去30年城镇化的成功，充其量有100个或者50个城市是成功的，跟基本量相比是很少的。大量的人口集中在前50个城市，而前10个城市的外来人口占整个外来人口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前50个城市里边有32个城市是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只有沿海广东江苏福建等18个地级市，而且是需求最活跃的地方，这是房地产行业要关注的问题。随着产业的内迁和增长重心的转移，人口流动越来越多元化，不仅仅只是向城市向沿海流动。目前又出现中老年外出打工者回流的意愿在迅速上升的趋势，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如果不能够很好地把他们吸纳在城市，到一定年龄之后，他们可能就回去了，导致农村找工作很难，城里找工人也很难。同时，我们可持续发展要更加关注环境，所以这就自然而然提出一个挑战，下一步怎么来负担这样一个新型的城镇化。

 通过适当的改革财政金融的调整，城镇化融资的成本也是可以持续下降的。如果城市建成区面积稳定在目前的水平，城市人口密度相应的增加，这就会降低城市基础设施所需的资本性支出和运营维护成本。今后城镇化重点建设的领域和支出的领域，跟过去30年相比，会出现巨大的变化。我们做了一个计算，中国只要将财政和金融做适当的调整，是可以负担起下一步的成本的。挑战在什么地方？我想在如何实现和释放这个集聚效应，改变资本利用的低效力，改变人口在效力驱动下的迁移，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率这些方面。中国在基础设施融资动员能力上很强，从基础设施资金的来源看，融资来源是用户付费比较多，土地出让收入或者土地财政，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目前这方面仍有很多问题存在，地方政府到底是什么角色？未来怎么进一步地持续发展？还能不能再加杠杆？潜在风险是什么？土地资源之后在哪里再找资金来源？公共服务需求上升特别快，钱从哪里来？教育和医疗90%以上的支出由地方政府负担。地方性的政府开支占到中国一般性财政开支的80%，还没有包括政府基金和其他的来源。支出责任正在下沉，基层的税收比较集中，因而要做财税体制的调整。没有财政体制的调整，可能下一步城镇化转型也有难度。

关于保障性住房建设问题。过去十几年，房地产业是市场很简单，政策却很复杂；现在是政策很简单，市场却很复杂。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融资下一步如何同时动员政府和市场的力量，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在住房成本比较高的国家，如果不给需求方提供补贴，保障性住房也很难持续。所以，下一步城镇化改革必将伴随财政的结构调整，公共财政的改革，重新划分支出和投资的责任。有些地方领导、特别是市长很委屈，说现在各个方面的专家领导都批评我们的土地财政，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做就是好的吗？我们是在现有的金融财政体制下，用错误的方法做了正确的事情。我们融资不对，但是这种方式能支持我们做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再靠卖地扩大规模，支撑基础设施融资，这种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而且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随着拆迁难度的加大，成本在上升，每一个拆迁过程中可用于地方政府的部分其实越来越少，所以这条路线也终将走到尽头，需要土地财政在这方面进行调整。

如何构建持续稳定的债务融资的机制，地方政府融资怎么建立市场化融资机制，哪些环节政府可以进入市场，哪些可以进入银行的融资，哪些可以进入债券市场。我们要对现有的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进行清理分类：哪些是公共性的，哪些是可以市场化的。从改革的情况来看，我们预期可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包容支持城镇化继续推进的金融体系。靠它来推动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更加公平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配财政资源，以及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可持续的财政支持体系。

秦虹*：新型城镇化中房地产的发展机会与政策差异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正在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发展阶段，房地产行业也将面临从趋势性机会转为结构性机会的问题。未来的房地产企业，必须坚持多元化与创新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到2020年，城镇化要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转型发展主要是以提升质量为主，其中本身包含了城镇化未来发展的诸多新内容：

第一，改变过去只能务工不能定居的城镇化格局。转变成既能够在城镇就业，又能在城镇务工，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格局。开放过去所有的排他性的城市公共服务，促使外来的务工人员在城市里实现真正的定居，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改变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单纯以卖地扩张城市建设用地的方式，转变粗放式的城市发展土地使用格局,挖潜土地使用效率为主的土地利用方式。对城市发展来说，要改变过去那种独立、分散的，各自发展的城市发展格局,转变成未来的城市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合作，城市群内的各城市协同发展的这种格局；要改变过去那种城市建设主要靠银行贷款负债，或者是土地出让来支撑城市建设资金来源的模式，以扩大社会投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的新型城镇化的模式；要改变过去大拆大建，千城一面的建设方式，转变为发展城市特色，保护地方风貌，以及绿色节能新型的发展城市建设的模式；将简单、粗放的城市管理方式，转变成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现代城市管理的发展格局。

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城市化包含了很多新的领域。房地产业的发展，从来都是依托于城市的发展，那么未来的房地产业发展，必然要伴随着城镇化的转型发展，实现房地产业的转型发展。因为房地产业经过了过去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曾经把这个发展阶段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房地产市场的趋势性机会即将过去，我们未来迎接的主要是结构性机会。但是未来专业化能力强的企业才能在这个房地产行业中找到新的结构性机会。房地产投资人必须要做好正确的趋势判断，否则你们未来的投资将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未来房地产市场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格局？我们认为和过去相比，将会出现以下三个新的特征：

第一，房地产行业和中国的国民经济增长一样，它的高速增长时期已经过去，未来房地产业的增长将从过去的低基数高增长，变成了高基数低增长。行业高增长现象不可再现，因为我们已经存在一个很大的投资建设的基数，并已经迈入一个低增长时代。

第二，过去以新建房交易为主的时期即将过去。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包括住房市场、非住房市场，一定会转化为今天发达国家的市场格局。我们与国外的房地产市场最大不同，在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以新建住房交易为主的市场，满足住房需求主要靠新建住房；而发达国家毫无例外全部进入以二手房存量交易为主，美国一年房屋成交量达到接近500万套，但是91%都是二手房交易，新房交易只占10%都不到。我们过去在福利分房的住房制度下，不能够自由的以市场方式解决住房需求，再加上过去十几年城镇化发展的增长趋势，住房需求主要靠新建住房来满足，一方面要弥补欠账，一方面要解决新增住房需求。但是我们到了今天，住房建设的规模已经非常大，积累了十几年的高速增长，所提供的住房总量已经非常大了，二手房市场正在兴起。四个一线城市，二手住房的交易量已经全部超过了新房。2013年全国40个重点城市二手住房的交易量同比增长了60%，二手房的交易量占到整个房屋交易总量的比重已经达到40%。随着现在三四线城市房屋供给的大规模增长，我们认为，在未来几年，房地产市场调整力度最大的将体现在以新房为主的交易市场发生变化，这种格局将会变成二手房市场和新房市场并存的格局，整个房屋交易以二手房交易为主，这对我们房地产行业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为什么？即使未来我们的总需求量仍然保持很大的规模，但是变化的是对新房需求有可能降低，这个行业的竞争一定会越来越激烈，行业的调整和企业的整合已经在所难免，由此房地产企业的转型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第三，我们认为，过去以住宅开发为绝对主体的房地产开发模式的阶段将会过去，随着我们人均GDP的提高，以及城镇化率超过51%以上，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了高级发展阶段，意味着以城市所承载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为主体的，特别是服务业发展为主体的产业调整，必然会带来大量的服务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非住宅物业的需求。我们认为，当城镇化进入高级发展阶段，当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当人们的住房、消费水平全面实现小康，不再为温饱、吃穿住行这种基本需要所困扰的时候，我们的消费就会大幅度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会大幅度上升，那个时候对非住宅物业的需求就会上升。展望未来，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一定会发生变化。

房地产业进入新阶段需要创新发展，要把握好结构性机会，以下六个方面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

第一，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开发传统住宅，未来这些企业的盈利空间和生存空间将会大大的减少。传统住宅未来还有没有需求呢？我认为是有需求的，但是怎么开发传统住宅，必须要企业实行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新模式要体现在有足够强的成本控制能力，以及有足够能力来实现资金的高效利用和产品的创新，这样的企业才有优势。目前，中国传统住宅的供应量已经进入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节点。从2000年以来，人均住房的竣工面积保持在1.2平方米左右的水平，但是从2011年开始的近三年来，城镇人均住房的竣工面积大幅度上升，到2013年上升到1.64平方米，意味着过去中国住房绝对的供求关系偏紧的格局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发生了逆转。我们现在住房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要解决短缺的问题了。我们的总量问题已经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了，主要的矛盾是结构性的问题，是不平衡的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常住人口人均35平方米的目标，这些都需要新建住房来满足，但是我们现在的供应能力是足够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住宅的开发和竞争一定是非常的激烈。如果开发企业不改变模式，按照传统过去的做法来做未来的这种住宅，我认为盈利的空间非常小。所以产品要有足够强的竞争力，别人卖不出去，你能卖出去；或者你有足够强的成本控制能力，别人不赚钱你能赚钱；或者你有足够强的资金周转能力，别的企业两年赚一千你一年赚两千，房地产企业的开发必须面临新的转型。

    第二，要关注以资产管理为核心的办公楼的开发，这是我们未来所要关注的结构性机会之一。未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将从现在的53.7%，提高到未来的60%，甚至65%。城镇的发展，意味着未来城市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模式之一，一定要以房地产作为物质基础来承载。以办公商务写字楼为主体的承载第三产业，商业物业本身就是城市持续性带来盈利的一些物业，它和住宅有很大的差别。住宅主要是考虑民生，而商业物业主要是长期盈利的投资性产品，是能够带来城市繁荣并给予投资人长期稳定回报的非常好的一种资产。我们过去的一种开发模式就是按照开发住宅的方式来开发商务楼宇，造成开发品质同质化程度高，经营管理的水平低下，拿地盖房销售，这种模式不能够真正为城市长期提供带来收益的物业产品，这和我们开发模式不匹配有关系。我们未来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仍然非常大，而下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服务业的增长。我们的服务业所依托的商业办公写字楼的开发，整体上看未来是有需求的。但是我们现在还存在较多问题：首先，开发的模式是按照住宅的方式开发，不能够形成整体的经营物业的水平，无法到达盈利的水平；其次，不分地区、不分产业结构盲目的投资，出现大量的办公写字楼过剩的情况。在伴随着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我们应选择升级快的第三产业，从事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增长也快。如果按照新型的资产管理为核心的开发模式来开发，我认为未来是大有前途的。现在有很多企业在做积极的探索，这是值得关注的。

    第三，关注以改造升级和管理提升为核心的存量开发。城镇化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城市建成区扩张速度极快，它带来的结果就是城市建成区进程很快，地租发生了多次变化。城市里的地租已经变了，城市里优质地段的地租价格已经很高了，如果仍然按照原来的设计水平和建造水平进行建设，就不能够满足现代商务需求对这些办公经营场所的一些需求。在优质地段的旧楼，它面临着改造升级和管理提升，以及物业价值再升值的新的开发机会。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企业，围绕着存量改造升级做一些投资，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投资回报，这也说明市场是有需求的。我们曾经专门做了一个课题，叫做“存量方式在助推楼宇经济发展”。随着未来二手房市场的发展，以及存量方市场的发展，这种存量的机会是存在的，关键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拿地开发卖房这种经营思维的企业，能否有这种能力来做好这样的存量开发以及提升物业品质。

    第四，需要关注的是以产业支撑为核心的产业地产开发。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要避免过去所形成的一些弊端。比如单纯建楼房的城镇化，就是以建筑为中心，不是以人和产业为中心。下一步新型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核心，就是要产城融合。未来的房地产业的发展机会在哪里？过去我们大量的建住房，配套一点商业，配套一点医院商场等等来解决居住需求。现在我们的住房总量已经不缺了，城镇化还在加快发展，我们要结合消费升级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大力发展以服务性的、文化的、休闲的、养生的产业为中心的配套住宅。过去是建住宅配套商业服务业，今后可能是以新型的产业为主体，配套住宅。这种开发模式，以产业支撑为核心的房地产业发展，恐怕是最健康的模式。在未来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在总供应量已经不短缺的情况下，房地产企业需要把握机会，当然这也是在考验我们产业自身的发展能力。

    第五，要把握住在老龄化趋势下养老服务的开发。中国的老龄化已经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未来我们的养老模式跟居住形式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的老龄化迫在眉睫，而我们的养老产业、养老服务社区的建设还准备不足，刚刚起步。下一步不是养老院模式，不是高端的养老居住模式，而是大众化的养老居住模式。如何开发养老服务社区，我认为未来的机会巨大，而我们现在恐怕还没有相应的模式和相应的政策支持。

第六，我们要加速转型发展。开发企业还要把握以直接融资为核心的多元化资本结构的构建。过去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非常快，房地产企业是资金密集型的行业，需要资金支持。我们过去资金支持的主要来源就是间接融资银行贷款，而完全靠银行贷款这种间接融资模式来支持房地产开发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的开发企业要实现多元化，其中一个多元化就是要实现资本结构的多元化。只有资本结构的多元化，才能够真正实现企业在未来发展中的主动转型和风险防范。而未来完全靠银行贷款来支持房地产开发的时代也不可能再现，目前来看，我们发展直接融资的空间还很大，不仅仅有传统的企业上市模式，还有一些新的直接融资的品种设计，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房地产行业一定要和新型城镇化一样，实现转型发展。未来我们的开发企业只有实现了多元化，实现了真正的转型创新发展，才能够把握好结构性机会。未来行业之间的整合调整已经在所难免，房地产企业中大者更大，强者恒强，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有的人已经唱衰中国房地产十年，但是在今天，我们发现行业内的企业家也对行业未来的发展也产生极大的分歧。有的企业家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黄金十年已经过去，但是迎来的是白银十年；有些企业说，这个行业已经没法干了，太困难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企业能否实现转型和创新。未来有创新发展模式的企业才有前途。希望房地产行业能够和城镇化一样真正实现转型，实现整个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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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三年处于7.5%左右的区间。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处于合理区间，但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这很自然地引起人们对金融问题、债务问题、房地产泡沫等现实问题的关心，以及对经济社会各种潜在的风险的关心。各领域的深化改革如何推进，也面临选择和考验。近期，中央有针对性地出台了若干调控措施。总的方针，还是稳中求进，保持政策稳定性，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2014年6月28日，本刊和《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辑部共同组织召开了“经济形势分析会”，邀集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就当前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本文是对会议发言进行梳理的纪要。

参加这次会议的专家有：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局长李仰哲、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国资委研究局巡视员赵欣、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骏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能源经济系主任郑新业、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宇。

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趋稳趋升，但压力仍然存在。今年第二季度出口情况好于一季度，连续三个月出口明显回升。但出口回升是因为世界杯等短期因素，这还是趋势性的因素，仍有待观察。消费处在徘徊状态，名升实降；投资方面，社会投资信心不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财政金融风险凸显，财政收入下行比较快，但支出是刚性的，所以财政缺口在不断加大。“定向降准”的政策作用不太显著。目前投资有所回升。在2013年四季度推出的改革措施和当前措施的刺激下，投资呈前高后低、全年逐级上升的可能性较大。今年实现7.5%-7.6%的增长速度没有太大问题。（宋立）

相比2009年，增加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大减弱，因为拉动对象都是产能过剩行业。而其他领域，如城市棚户区改造、地下管网建设、铁路等基础设施方面，有一定的投资空间，但对稳增长来说，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刘尚希）

    将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7.5%左右，是现实的需要。经济下行对就业的影响目前还没有显示出来，但财政的主体税种已感到压力不小。（李仰哲）

货币刺激的作用越来越小。2009年以来，每年新增贷款都在9万亿左右，据央行金融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这几年每年的社会融资总规模新增17-18万亿。全社会债务与GDP的比例，2008年之前不到60%，而现在增加到220%。另一方面是经济增速递减，经济增长弹性（GDP增速/贷款增速），2003-2007年是0.73，2008-2013年降到0.47。所有的行业，资金使用效率都在大幅下降。（向松祚）

对未来中期经济发展的展望

专家一致认为，现在更需要考虑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态势，和影响中长期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国经济增速已连续三年保持在7.5%左右，这可能成为常态。根据有关部门的预测，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大约在6.5%-7%之间。

2008年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回升缓慢，这种状态很难走出来。国际学界称之为“新经济常态”。最近习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说，要适应新经济常态，要保持平常心，不要惊慌失措，要未雨绸缪。中国要适应新经济常态，指的是从10%的增长率调到8%以下，从超高速增长调整到中高速增长，这和西方是不同的，是结构调整带来的速度变化。（张宇）

 

未来中期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

    第一，我们会不会从此进入经济增长的“下台阶”时期。

对国际经济史的研究表明，世界上有36个国家曾经出现过高速增长时期，绝大多数经历了从高增长期向下降期的转折。一种是波浪式的下降，典型如日本；另一种是“台阶式”下降，如法国、意大利、荷兰、德国和我国台湾。我们现在的情况和1969年的日本很像。1967年是日本的“刘易斯拐点”，它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迅速被韩、台所取代，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优势还没有形成，经济增速从9.1%降到4.2%，促使其经济进入转型升级阶段。法国经济减速时，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72%，德国减速时相当于美国的78%，日本减速时相当于美国的92%。而我们目前人均收入仅相当于美国的7%-8%。

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在于是“台阶式”还是“波浪式”的减速。如果“十三五”时经济增速降到6.5%，那么要达到2020的发展目标就比较勉强。在目前情况下，经济增速如果“下台阶”，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就会成为真问题。（宋立）

第二，对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因素分析。

宋立介绍了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成果：从潜在增长率的角度分析，我们有七个因素可以解释经济下行原因的95%，其中最主要的是全要素生产力下降（可解释85%）。一是劳动力再配置接近尾声（到了刘易斯拐点），二是技术引进效益递减。大部分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就是技术引进告一段落，自主创新效应跟不上来（包括体制的障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全要素生产力必然停滞。我们的创新能力总体较差，增加劳动投入也近乎极限。综合地看，目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8%左右。（宋立）

经济增速下行，核心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持续放缓。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新增劳动力的增加，现在劳动生产率下降，新增劳动力也在下降。2011年，我国新增劳动力数据首次变成负值。劳动力红利也搞不下去了。（向松祚）

第三，从经济结构转型的角度看未来经济增长潜力。

华生认为：不少人指出，我们以7%以上的速度，经济可以增长10-20年。对此，我倾向于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假如我们把这个机会放过，那将是很大的损失。

这就要首先弄清，增长的潜力从哪儿来？经济增速稍微掉下来就要守“线”，含义无非是，中国经济在这个发展阶段，有7%以上的潜在增长率。但在实际中，增速经常跑到“线”以下，需要“微刺激”，说明有些规律我们还没有掌握。

    美国一直是市场经济，它有1%的增长率就很高兴了。这说明市场经济并不能保证中国经济增长7%。我们在技术创新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现在还不能指望靠它来保持7%的增长率。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会达到5%-6%，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法制、技术或市场体制特别好，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城市社会转型，增长速度就会比较快。当年日韩台发展这么快，可转型结束后就再也快不起来了。一些发展中国家麻烦一大堆，比如印尼、印度，贪污腐败什么都有，但稍微一努力，经济增长就到了6%、7%。中国也摆脱不了这个规律。中国经济要实现它的潜在增长率，主要还是要抓住阶段性的特点。如果20年后过了这个阶段，再想实现5%到7%的增长率也就不可能了。

经济政策除了短期应对以外，主要是如何挖掘在这个阶段的潜力。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首要的。我们仅农民工就有2.5亿，加上他们的家属及留守儿童有8000万，还有本来可以全家生活在一起的人就多少亿。没有20到30年，城市化的拉动因素是用不完的。所以，中国经济发展关键是要着眼于今后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怎么实现潜在的增长率。（华生）

 

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原因

刘骏民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学习型技术进步，二是金融体系的国有制，三是土地公有制。

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和资源投入。30年来，中国的技术进步主要靠引进，自己的创新很少，近些年技术学习能力有很大提高。有人问，美国如果有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会不会再次把中国远远落在后面？实际上，美国的高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过去的不到20%增至30%多。它的低端制造业外移，留在国内的高端产业能否有效带动经济增长，本身就是问题。高端制造业会向全球扩散，如果再有一轮产业革命，中国的企业家将会蜂拥而上，美国的优势很难保持。美国目前的经济恢复主要体现在金融和房地产方面。如果它10年后不能发展新产业，老产业又被人学走，这才是它真正的风险。

　　二是中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不是金融指标恶化，而是大批银行和金融机构倒闭。其原因一是流动性不足，二是资不抵债。中国有些银行呆坏账率曾达到40%都没有倒闭，因为银行是国有的。

三是土地没有私有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造成我国东南沿海很多工厂停工，大概2000万农民工失业。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将造成巨大的动荡，但是我们2000万农民工还可以回家种地。而当年600万高校毕业生就业遇到困难所引发的社会舆论，要比2000万农民工失业严重得多。

财政金融风险是否得到有效控制？

    讨论会专家发言还讨论了金融风险的判断和财政货币政策能不能松动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意见之一：债务风险被夸大了。宋立认为，财政货币政策还有一定的空间。对财政政策一般没有争议，财政赤字率很低，即便按欧盟的标准也是如此。欧盟平均债务率60%。只要财政赤字的增长不超过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债务率就是可控的。而且经济低迷时期正是理顺财税体制的时候。

货币政策方面，2009年确实货币发多了。但中国居民储蓄率位于世界前列，货币与GDP之比在世界上排名是靠后的。一般认为，信贷超发50%以上将导致经济减速和信贷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和2009年两次超发，在其后的五年，信贷规模与GDP之比的上升幅度，均在可控范围内（分别是23%和27%）。债务问题，表面上看我们债务负担很重，但考虑到我们的经济是间接融资为主，以及较高的储蓄率，实际上金融风险问题、杠杆率问题都有被夸大的地方。

金融领域改革滞后，导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零售功能大大削弱。能贷到款的一般仍是大企业，它们能发债也能上市，而中小型企业融资很困难。信贷增发的大部分放到了大型企业和房地产，形成资产泡沫，实体经济很大一部分得不到应有的金融服务。这样，常态的货币政策就不得不偏松一些。目前的货币政策，要着眼于避免经济台阶式减速，争取波浪式减速。（宋立）

    意见之二：金融风险正在积累。向松祚认为，目前广义货币（M2）总量已达GDP的2倍多，是世界最高水平。即使如此，2013年和2014年一季度还闹“钱荒”，说明中国经济开始脱“实”向“虚”，信贷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成为一个自我膨胀的系统。很多大公司拿到低利率贷款后，转手以高利息贷给中小企业或民间机构，他们再去买各种衍生金融产品。这导致实体经济的利率水平大幅提升。过去几十年美欧金融发展时期，都出现了类似现象。这对实体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2009-2013年，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新增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之比，分别是14.2%和22.4%，同期这两个行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分别为6.6%和16.7%。拿到的贷款越来越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越来越小。2013年国企拿到的贷款是全部企业贷款的47%，而利润占全部工业利润的38.3%。

中国现在有四大金融风险：房地产、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影子银行，互相叠加和交叉。金融风险在积累，危机必然爆发。但爆发的形式与西方国家不同。问题是谁来承担这个风险，以什么方式承担这个风险。我们确实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银行破产，但是20世纪90年代我们剥离了银行不良贷款接近20万亿，财政出钱，百姓买单。几大国有银行上市，报上公布账目，第一步剥离再加上注入资本金，总共花了接近3.7万亿，难道是天上掉的馅饼？很多人总认为中国是“例外”，房价永远会涨，影子银行、地方债务也没事。但历史表明，信贷货币高速扩张，必然造成泡沫经济，泡沫的破灭就是金融风险。（向松祚）

结构优化升级是决定未来长期发展的关键

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优化升级，是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战略任务。

有一种说法：现在的世界经济，是硅谷的创新，加上华尔街的资本、德国的装备、中国的制造。从利润分享看，硅谷的创新拿走35%，华尔街的资本拿走30%，德国的装备拿走30%，剩下5%留给中国的制造。全球产业链分成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五个环节，就构成一个微笑曲线。其中最赚钱的是研发和售后服务，制造是最不赚钱的环节。中国现在成了世界第一制造中心，但是并不赚钱。苹果公司2012年净利润428亿，其中一半是苹果自己的利润，另一半分配给全球的销售网络。现在发达国家出现很多“无工厂公司”，只搞研发，工厂转到了新兴市场国家。（向松祚）

    习总书记在上海科技大会上的讲话，讲科技创新、自主创新非常重要，认识的高度和战略上到位了。未来一段经济发展中间，别的问题比如说宏观政策、货币金融很重要，但是能不能提高科学技术能力，能不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是决定命运的环节。高科技领域不是简单的市场化问题，需要包括企业、政府、市场、社会，以及科研和研发单位等等各方面的系统的努力，才能在技术上实现突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因为你面对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和全球性垄断市场。在这个方面，认识上要有突破，否则，仅仅从一个环节去突破，很困难。（张宇）

    有专家提出，“十二五”中期评估报告，其他所有指标都完成，就是四大能源指标一个都没有完成。建议将能源结构调整作为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抓手。（向松祚）

    我国能源的主要问题，一是保持能源的持续增长很困难，二是能源安全问题，三是和能源相关的污染严重，有人说中国在全球“三废”排放中占了26%。四是能源消耗在居民生活支出中的比重越来越高。要同时解决上述问题是很困难的。

    目前新能源不靠谱，因为来源不稳定。我们不能指望像德国那样，新能源在能源结构中达到20-30%的比重，还是要从传统能源上找办法。要调整发展思路，考虑在现有框架下提高能源的生产率和利用效率。重点抓好脱硫脱硝、缓解污染问题，以及把页岩气从传统的能源地盘中脱离出来，等等。

    能源产业方面的混合所有制应该坚守两个原则，一是国有股必须控股51%，二是产权多元化要通过竞标，不能再像过去，几个人一商量就卖给华尔街。

在电力方面，要推行阶梯电价，部分地方可推行峰谷电价。政府的作用是“一进一退”，即政府退出审批，同时控制污染治理、维护市场秩序。这里有政府能力建设的问题。很多人不支持核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缺少核能的安全监管能力。（郑新业）

全面深化改革

与会专家认为，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要落实三中全会决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约束政府权力，破除垄断，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保持国企主导地位，其他领域应该放开行业管制。

 

关于国企改革

国有企业在促发展、促转型和促进结构调整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非常重视。现在国有企业中，中央企业户数和资本的占比分别是40%多和50%多。国有企业大多都处在关系国家安全命脉的领域，在政治上坚定地支持中共，这非常重要。（楚序平）

关于国企的战略意义，美国人比我们的很多人看得更清楚。美国最近有个《国有企业与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报告称：“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是美国企业最具威胁力的竞争对手，它支撑了中国的经济，这些企业的领导者由中国的组织部任命，所以在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企业会坚定的维护政治利益。”（赵欣）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发挥市场经济决定性作用、发展混合所有制。国内外则有人说，只有把国企搞掉，中国才有希望。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混合所有制绝不意味着要国有经济全面退出。深化改革是为了做强国企、壮大国有经济，在这方面应形成共识。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控股权问题上，私营企业说应该由我控股，否则国企的行政化、激励不到位、社会包袱、行政干预等，会影响活力。实际上，应该是谁有优势谁就在企业中占有控股地位。从企业的规模、治理和管理水平、人才条件看，很多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具有更强的优势。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坚持问题导向，按《公司法》规定，落实股东权利和企业权责，规范治理结构，把国有企业和非公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一套适应市场的企业监管方式。这应该是深化国企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赵欣）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关于国资体制改革方案，目前争议比较大。现在国企改革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的方案，分别由发改委和财政部牵头。

2002年十六大会议决定组建新国资委，确定了国资体制“三结合、三统一”的改革原则。刘纪鹏认为现在有退回到十六大之前“五龙治水”状态的可能。多头管理、缺乏明确的责任单位，是过去国有企业搞不好的一个根本原因。办企业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如果一个企业垮了，责任人是谁？是组织部、发改委，还是企业领导的责任？

   有人建议参照汇金公司的模式，成立资本运营（投资）公司，只管持有企业股权，根据企业的效益决定投向和数量。这一主张不妥。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完全不一样，金融机构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准入标准非常严格。而一般国有企业处于高度竞争状态。国企还关系到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银行系统职工总共只有200多万人，而国家电网一家企业的员工数量就比国有金融机构的员工总数还多。

　　国企体制改革，一是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现在中央各部门管理的8288家企业，1万亿资产，和本部门的行政职能没有任何关系，完全可以分开。二是政资分开，即政府管理部门职责和出资人职责明确分开。三是推进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目前国资委干预企业生产经营的问题确实存在。要简政放权，规范出资人的行为。至于“政资分开”方案，是彻底分开，还是监管职能和出资人职能合一的机构，有关方面的意见也有待统一。方案设计要慎重，基本原则还是要按公司法（包括民商法）和行政法来设计。

    刘纪鹏认为，国资委和国资系统应该分开，国资委履行全国国有资本监管者的职能。国资委的职能应包括：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国有资本预算、领导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维护国有资产安全。

    资本运营公司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投资类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还有一类是资本运营公司，最好从现有的实体集团公司改组而来。国企管不好，是因为分类不清，又要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国企在外面挨骂，内部士气低落。这和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理结构密切相关。

    今后，上边千条线，最好是董事会一线牵，不要再是组织部、国资委层层插手央企，任命正副职。国资委可以用大股东身份任命高管，一样可以达到目的。国企管理人员的报酬不要比外资或私人企业少。这几个问题解决好，我们的国企一定能走好。

 

解决土地财政问题要靠改革

    黄小虎认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存量，一是国有企业，二是自然资源资产。过去国有企业由政府直接投资和经营管理，包括土地在内的自然资源的资产属性没有显现。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重点和难点就是这两大块怎么改。

    国有企业改革受到广泛关注。相比之下，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改革思路不够清楚。自然资源的资产属性是显现了，但是政府与这些资产的关系是直接管理，现在又加了一个直接经营。为了保证政府的经营收益，还要对非直接管的、主要是集体的资产施加限制、甚至是直接经营。在自然资源领域，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是两条相反的改革路径。

历史地看，政府经营土地是必然选择。30多年来，政府从生产领域、流通领域逐渐退出，但是在建设领域仍然是主角，特别是城市建设领域。这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其他的市场主体能担当这个责任，而建设是不能停顿的。

搞建设要有钱，土地成了资产，征地、卖地就成了唯一选择。土地财政就此形成。卖地的钱还不够用，就拿土地去抵押贷款，土地金融就出来了。现在的地方债大多属于土地金融。十几年来城市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政府经营土地功不可没。但是问题也在积累，有积重难返之势。

大体有四方面问题：一是侵害老百姓的利益，激化社会矛盾。二是严重浪费资源，恶化生态环境。各地政府不断征地卖地，都走了外延扩张的路子，没有例外。三是集聚了财政的金融风险，酝酿着经济危机。即使目前风险可控，但问题是这个制度如果不改，将来会是什么局面就很难说。四是政府行为扭曲，腐蚀干部队伍。中央、省这两级没有土地，主要责任是管理。但到了市、县，地方政府手里都有地，用管理的权威来谋取经营利益，这样就控制不住了。地方发展缺钱，就想办法从土地弄钱。这一套制度固化以后，干部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逐渐形成“只要我想干就能找来钱干”的思维。

政府办公楼是最典型的例子。一个8万人的县，2万人的县城人口，建了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大的广场，广场边上是政府和党委的办公楼，南边是四星级的酒店，每天都是黑灯瞎火。还有更离谱的，一个县局也就二三十人，盖了七八千平米的办公楼，局长办公室比部长的还大；还建了网球馆，从法国进口的红土，不对外开放，只有五六个人打球。

国土部去年研究一个课题，认为现制度基本符合实际，完善就可以了。问题是现在靠完善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了。

如何改？按三中全会指出的方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途径是所有者权利的代表要和管理者的行政监管的权力分开，一件事由一个部门来管。所有者权力和管理权力是平等的。

二是要有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现在实际上没有用途管制，表面看很严，但是多头规划，一到底下就打架。政府今天批了规划，明天就申请去改，管得住吗？要由国土规划来统管，既管企业法人也管政府，政府没有权力随便改规划。

现在是部门规划，而部门规划的用途分类，标准都不一样。将来国家的规划体系应该只有两个规划，一个是国土规划，包括主体功能分区、城乡建设的空间分布及人口预测，再就是重大的生产力布局、国土整治，加上空间的交通网络体系。这是中长期规划。

国土规划最终要落到用途管制，落到每一宗土地上的用途。现在没有规划能够做到这一点。像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际上就是一个指标分解。部门规划里真正可以用来实施管制的，一个是乡级土地利用规划，一个是城市规划，它的比例大概是500分之一到2千分之一。现在很多规划图，比例是20万或50万分之一，只能在某一个区域里做意向性的规划。

规划应由发改委新成立的自然资源部门来做，建设部门、农业部门都要参与，由国务院来牵头，人大批准。上升到法律层面以后，任何一个政府不管怎么变，都没有权利去改规划。

 

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建议

财税体制。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把更多的财政开支转向医疗、社保、教育。遏制公务员队伍膨胀，控制政府乱花钱。（向松祚）

    要用财政税收政策调节贫富差距问题。遗产税的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富二代、穷二代”的存在，是政府失灵的表现。征收遗产税是调节财富差距的重要政策工具。（郑新业）

金融改革问题。有专家认为，我国经济长期靠出口和外资，形成“双顺差”，已积累了4万亿巨额外汇储备，造成流动性膨胀。因资本市场没有对外放开，所以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我们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币管制使得风险集中在国内。把贸易变成逆差也不可能。国内居民迫切希望到海外投资置业。形势要求我们“硬着头皮”把人民币国际化推上去、让资本自由流动，分散金融风险。（刘俊民、向松祚）

银行系统要引进竞争。银行应该国有化，不能让私人靠垄断地位赚钱。但银行垄断导致资金价格过高。金融业高利贷化，实体经济就受到抑制。政府定期紧缩经济，就是清理银行呆坏帐的时候。有了民营银行的竞争，这个问题就会得到很大改善。（刘骏民）

 

经济系统需要社会系统的支持

经济系统嵌入在社会系统中，必须统筹考虑，仅考虑经济本身还不够。投资效率下降，深层原因是劳动生产率下降。当前贫富差距拉大，财富集聚在少数人手中，内需无法扩大，不发生危机才怪。这里还涉及到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问题。

在过去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只要政策对路、适当放开，经济就很容易加速。但是，经济发展到今天，经济系统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系统（教育、科技、文化等）的支撑。比如医疗、教育、科技、环境等问题，如果治理得好，经济运行的环境自然有所好转。很多人到国外投资移民是因为不满国内的教育和环境。如果搞企业的都不想做长期投资，赚把钱就跑，经济就不能持续发展。

教科文卫机构都属于事业单位，不是经济组织。我国的事业单位一般依附于政府各部门，它的改革涉及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目前事业单位的改革还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向。现在事业单位改革的顶层设计不够。人社部考虑事业单位改革，国务院医改办考虑医改，教育部考虑教改，没有统一的系统的思路设计。医改一共花了1.4万亿，老百姓还是不满意。几大改革“花钱买机制”，但机制也没买来。（刘尚希）

高度重视经济安全问题

    江涌的发言指出，习总书记4月份主持国安委会议，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的安全道路，确保国家总体安全。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科学发展观和总体安全观一定要平衡。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

现在国内的经济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经济效率逐步降低，风险逐渐积累，在危机的边缘游走。

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进入衰退后的长期低迷。现在西方经济界陷入迷茫，自由主义解决不了流动性陷阱，我们讲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现在看，动荡和危机的可能性在增大。

    我国在战略安全方面有反思的余地。发展是硬道理，在实践中变成全国上下以GDP为惟一衡量标准，这对经济的战略安全造成很大影响。习总书记提出，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西化分化陷阱”。我们还需要提防一系列陷阱，包括美元陷阱，比较优势陷阱，还有和平主义陷阱。这需要总体战略层面的设计，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

    经济安全问题，一是去工业化的危险，一是金融危机的威胁。我们现在讲“四化”，最关键的还是工业化，工业上升的潮水可以浮起港湾里所有的船。在这方面，现在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关系密切。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都涉及到经济的理论、制度和发展道路。经济政策面临大的调整。

    社会安全也和经济安全有关。经济调控只讲“市场和政府”两只手，但是“两只手”是生长在社会上的。社会怎样来制约这“两只手”的问题，还没有理顺。

 

       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经济导刊》总顾问孔丹最后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认为，有三个焦点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现在经济的状态是主动调控还是被动形成，或者说是由于某种因素的变化导致被动，我们又去应对它。现在有个习惯性说法，叫做“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换挡期”。2013年我在淡马锡国际高峰会上说，不要以为我们出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我们是主动调整。中国道路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严峻的问题。要研究这些问题的性质。

第二，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可控还是不可控？大家讲到目前政策调整空间狭小，效率下降。应该怎么应对？里面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经济的近期和长期趋势。宏观调控目标，要讲经济增速、物价指数，核心问题还是就业。要把近期形势和长期发展趋势结合起来。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城镇化转型阶段，有很强的内在增长动力。习总书记去年讲要沉住气。在这个阶段，要重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兼顾政府的作用。我们已经走过了不少难关，只要正确认识现阶段特点，控制好风险，前景是乐观的。

 

                                          （编辑  碣石）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加强国有企业、壮大国有经济，“凤凰涅磐，浴火重生”。

    当前，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方案正在制定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在企业领域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为了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它的目标不是私有化，而是有利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当前要注意纠正多年形成的某些认识偏差。有些人极力把发展“混合所有制”解读为“新一轮私有化”。另外，比如“国企应全部退出竞争领域”，要求拆分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攻击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等等议论，其基本取向很清楚，就是要不断削弱、直至瓦解国有经济。这些主张，有的违反现实经济的运行规律，有的根本不符合《公司法》。如遂其所愿，则不仅国家综合实力受到损害，同时也将导致重要行业的利润大量流入少数人手中，进一步恶化我国的财富、收入分配关系，加重社会不公平，直至从根本上瓦解社会主义制度。

     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对中央企业要继续加大支持力度。现有国有企业，大都处在关系国家安全命脉的领域，非常重要。国内外敌对势力最忌讳的是中国共产党强大，最希望的是瓦解中国的国有骨干企业。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国有企业在经济上坚定地支持党。国有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我们强大国防力量的重要支柱，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根本体现。搞好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的大事。

    面对日趋复杂尖锐的国际形势，在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做大做强的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深化改革、勇于制度创新，同时要头脑清醒，不能被那些企图根本否定国有企业的奇谈怪论忽悠，不能为国内外负面舆论绑架。

    当前，国际经济复苏前景并不乐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从保障总体国家安全、“稳增长、调结构、促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三大方面来看，国有骨干企业都担负着重要的任务。我们需要支持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而大型中型骨干企业，则有责任、有条件在稳增长中发挥更多的带动作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带动相关产业的众多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纪委加强了在国有企业的反腐行动，成就有目共睹，得到全社会的拥护。这是增强国有企业纯洁性、保证国有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大好事。这说明，只要全党重视，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国有企业中的腐败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解决了就好了。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由此对国有企业丧失信心。看问题要全面，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我们的党政机关、各个部门也出现了一些腐败案件，不能因为个别的腐败案件就否定我们整个党，否定我们整个干部队伍。同样的道理，也不能因为有了少数腐败分子，就否定整个国有企业。我们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待这些问题。如果因为出现了问题，就认为国有企业是一个搞不好的体制，这更是错误的。

 

25年前，当弗朗西斯·福山抛出轰动一时的著名论断“历史的终结”时，他显然没有想到，历史并非思想者的一个断言便可盖棺定论。就像日月交替、斗转星移，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面对并未终结的历史，福山在2009年坦承：“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当今世界，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中国的崛起，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改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重创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之后，中西方思想界都开始检讨现有的制度模式，探索新的制度模式。在这当中，中国模式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对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日益强烈的吸引力。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模式是中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成功而独特的发展道路源自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的崛起对西方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构成了极大挑战，为未来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而另一方面，当下中国受到种种问题的困扰，面临不少困难。诸如对道路、制度和方向认识上的分歧，经济面临宏观稳定和结构调整等艰巨任务，贫富分化加大，民族宗教问题激化，价值观混乱和信仰缺失，等等。尤其是，腐败正严重侵蚀着执政党的肌体，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种种矛盾因外部力量插手而更加错综复杂，内外敌对势力乘势加紧“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方向、道路”的问题再次成为国内思想和舆论之争的热点。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解读，也出现了种种和中央精神相悖的噪音。我国周边环境日趋复杂，面临尖锐挑战。中国寻求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

    习近平总书记在“2·17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要自主地选择国家发展道路，国家治理体系的改进和完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不能不顾国情照搬照抄他国模式，更不能丢掉我们自己的制度优势。要高度重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坚守民族道德传承和精神独立性，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当前媒体和舆论界出现的偏差要加以治理。这是保证我们在历史风浪中站稳脚跟、固国安邦的关键。

机遇与挑战并存，自信与忧患同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风险。在这个时候，终结了“历史终结论”的中国模式能否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能否实现，成为中国严肃的思想者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如何完善中国模式，建立“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也成为中国严肃的思想者们的理想与追求。

怎样看待当下中国的问题与进步？7月5-6日，《经济导刊》杂志社举行“问题中国，进步中国”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24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研讨会围绕“中国的制度模式选择与话语体系构建”主题，对各种现实问题和重大挑战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并通过政治、经济、战略和人文社会各学科的沟通交流，相互启发碰撞，深入分析阐释，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本刊将连续摘要刊登部分与会者的发言。

 

金一南[1]：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也充满了前所未有的风险

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话语权。先讲个例子。去年，由省部级领导干部和军队正军级干部组成的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班与我校防务学院外军军官组成的拉美班举行座谈。哥伦比亚一名上校发言说，你们中国人过去支持的哥伦比亚游击队，现在都在贩毒，让我们大受其害。你们现在发展很快，很有钱了，不应该对我们哥伦比亚今天这个局面多作一些补偿吗？

他的问题一提出，我方学员一片哑然。与我共同主持座谈的防务学院领导出来打圆场，说中方学员中没有外交官，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又说：我们现在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不会那样做了。他讲完后，我说，我要做一些补充。首先，我们中国的确支持过很多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国家要革命，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这是20世纪的历史洪流。20世纪初成立国联，成国员只有40多个，21世纪初，联合国成员已经达到190多个，就是说，整个20世纪有150多个国家获得独立解放，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进步。今天在座的很多军官，你们的国家与我们中国一样，都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独立和解放的，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洪流。我问那位上校，你说中国支持哥伦比亚游击队，你知道我们还支持过南非的曼德拉吗？今天曼德拉成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声名享誉全世界，东方西方把他捧到了天上，但当年这个非国大青年领袖、非国大军事组织负责人，有谁支持他、帮助他？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中国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帮助。美国人英国人当时在干什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终身厌恶曼德拉。美国给南非政权提供情报，就是靠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曼德拉才被抓住的，在监狱关了27年。除了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美国当年还大力支持西班牙的佛朗哥，韩国的李承晚，伊朗的巴列维，智利的皮诺切特，南越的阮文绍、阮高其，都是声名狼藉的独裁者。这些记录今天就忘记了？自己就据于道德高地了？美国当年照样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被追捕的黑人领袖威廉·罗伯特跑到中国来避难，他的儿子小罗伯特就在人民大学附中上学，难道这不是我们中国人做的正确的事？我们没有愧对时代、没有愧对世界，我们主持了国际正义。至于我们支持过的人有些后来跑去贩毒或干其他什么事，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自己负责，与我们支持的目的毫不相干。我们中国人支持所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艰苦斗争，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中国在整个20世纪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我们没有做错，用不着今天跟这个道歉，明天跟那个说对不起，后天请大家多多包涵，我们为整个世界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正能量。

我讲这些的时候，哥伦比亚上校坐在那里，手扶着下巴，听得很专注，频频点头，没有继续再问。晚宴时他过来跟我握手，说很感谢，他没有想到我讲的这个角度。

现场一些同志后来说，听了哥伦比亚军官的提问，内心憋气，又不知怎么反驳。我这些话，把他们心里憋的这股气发出来了。

我觉得，共产党人的社会正义，是我们话语权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是正义的吗？我们主持过正义吗？我们还将为正义奋斗吗？今天很多人对此发生动摇了，开始琢磨“忏悔”，还要出“忏悔”的书。今天有一批人，觉得中国共产党没有做一件好事。说共产党基本错了是客气，说根本错了、从头到尾都错了才算彻底。于是出现所谓“两头真”——参加革命前是真的，今天退休了是真的，中间跟着共产党干的那一段全成了假的。就像黄永玉画的那幅讽刺漫画：这个人的一生，正确的 + 错误的 = 零。白活了。还有刊物遥相呼应，热衷于以小博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用局部之真颠覆历史之真，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大悲剧，这种扭曲心态，哪里还能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社会正义？

我觉得，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从“打土豪、分田地”到为人民服务，到实现共同富裕，都体现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这是我们的资本，是共产党民心归一的源泉。我们今天讲话语权，当然需要语言技巧和传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响力来自对社会正义的主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义凛然，需要在原则面前的坚定性。我们今天一说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好像只要经济能发展，就什么都可以做，这在无形之中，必然侵蚀我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我正在写一部电视纪录片《血性军人》的脚本，其中一个典型，是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主任王三欣。这位我军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最后就倒在了讲台上。最近看王三欣一些材料，他的理想是什么？是他年轻时讲的一句话：“向往当一个梁山好汉”，“有时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这是典型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哪像我们今天，路见不平掉头就走，哪有什么拔刀相助啊！这种顶天立地的正义感消失了。我们今天富起来了，钱包鼓了，衣服穿得好了，但是内心越来越自我，越来越羸弱。那一代共产党人对除恶的担当、对平等的向往，对正义的力挺，这是共产党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共产党人一旦失去这种英雄气概，必然失去担当精神，必然绥靖的空气、委曲求全的空气、是非不清的空气、“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的空气都来了。

2008年6月28日“瓮安事件”发生时，我正好在贵州给省委中心组讲课。石宗源书记那天没来听课，因为“瓮安事件”发生，紧急到前方处理去了。瓮安县委书记王勤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进歌舞厅，7年内让瓮安的GDP翻了一番，抓经济建设有成绩。当石书记找他谈话追究责任时，他觉得冤得不行，说党的要求我都做到了，GDP也翻了一番。石书记说，你现在不要讲这个，你就说说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怎么都让人给烧了？

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对追求社会正义的丧失。以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党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义，好像发展成为目标本身。就像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只要发展、只要增长，可以不在乎正义，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绥靖主义空气弥漫。“一切通过发展来解决”成为普遍的思路，“以空间换取时间”成为普遍的方式。包括对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也是一样，增大投入、促进发展的确重要，但用钱来摆平一切的思路行不行？能不能摆平？我觉得不行。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共产党人在原则面前失去了坚定性。我们在内部失去了群众，不再像过去那样，登高一呼云集者众；对外失去了发展中国家的拥护和支持。一段时间我们集中精力搞大国关系，想加入富国俱乐部。去年底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一个名牌大学的著名学者公开讲，中国人要有富人心态，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穷人混在一起。这种心态和论调，今天居然可以登堂入室，成为我们的一种理论。

这让我想起1997年参观西点军校，当时美国驻华陆军副官胡伯中校陪同我参观，他是西点军校1978年的毕业生。当时西点军校的纪念馆内陈列着上甘岭537.7高地和597.9高地两个模型。胡伯中校指着模型对我说，在西点上学时学过这个战例。他说，这两个高地你们只有两个连守卫，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件事给我印象至深。我们当年守住了高地，就两个连，美军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而在今天，思想战线也是这样的高地，我们有没有这样坚强的队伍？能不能在炮火硝烟中仍然让大家看到高地上的旗帜？好象没有。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大旗下，主动地、全面地、大张旗鼓地放弃应该坚守的高地。“告别革命”，就是这种放弃的高度概括。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是这种放弃的世俗注解——执政了嘛！潜移默化中，执政成为最高目标，经济成为全盘的依托，权力成为最终的追求。最后只能导致被列为2009年最牛网络语言、一位地方官员说的那句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是统治者，你们是被统治者，搞清楚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共产党人走到这一步，毛泽东当年解决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命题再次出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还能存在吗？还将怎样继续存在？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拷问。

一位军职干部跟我讲，前几年“两会”，军队一位领导参加他们小组讨论，推荐大家一定好好看看《忠诚与背叛》这本书，就是《红岩》的内部本，讲地下党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叛变，出卖了基层组织。这位军职领导跟我说：“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泪花闪烁。我们当时都很感动，我回去马上要求机关给大家每人买一本。可是今天他也出问题了，而且就是腐化，这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跟干部战士解释？！”他的提问很诚实、很尖锐。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周围监督机制、制约机制都不健全的时候，如果再失去内心来自信仰和人格的约束力，就可能连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一步一步陷入万劫不复的泥潭。

苏军战将朱可夫，二战胜利后当了驻德苏军总司令，把德国的油画、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搞了好多回来。克格勃向斯大林举报，说朱可夫贪污。斯大林把他派到一个地方出差，克格勃趁机去他家里搜查，把财物全部拉走上报。朱可夫回来一看事已至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沉痛不已。最后署名都不敢提苏联元帅、陆军总司令的头衔，就写“布尔什维克朱可夫”，要求保留他的党籍。你不能说朱可夫不能打仗，可是没有监督机制，没有制约机制，胜利之时就特别容易出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可以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精神垮塌的危机。这是一个相对照的事情。

    去年我在一个省委讲课，讲完后书记问我，金教授，你今天讲了美国、日本、南海、东海、热比娅、达赖，还有我们很多内部问题，你觉得所有危险中，中国今天最大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当时我没有太多时间思考，就凭自己的直观回答：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不在美国、不在日本、不在达赖、不在热比娅，在我们自己。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掌握在中国共产党人手里。中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中华民族手里。按小平同志的讲法：关键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本事”。我们今天讲话语权，我们是否还拥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否在精神上已经被人缴械了？除了经济增长，我们还有没有理想，还能不能登高一呼云集者众？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能不能也提供精神产品？我们今天思想匮乏，到处寻找“思想武器”。中科院一位领导同志说，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什么？信息技术与能源结合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了？明显是忽悠嘛。对这本并非严谨的书我们如此重视，连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惊。这是什么问题呢？不接地气，山寨化别人的思想，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正义。正义离不开精神高地，离不开捍卫这一高地的斗争精神。共产党人最有力的精神就是斗争精神，不是维稳压倒一切，不是只讲和谐、不讲斗争。

1949年6月，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在最后离开大陆前检讨他的失败。老蒋打了一辈子仗，东征西讨、南战北伐，可最后概括他失败的原因全部是政治。他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加以对比，将共产党优点概括为七条：第一，组织严密；第二，纪律严厉；第三，精神紧张；第四。手段彻底；第五，军政公开；第六，办事调查；第七，主义第一。

蒋介石在大陆全盘失败后作出这样的概括，说明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军事全盘失败的时刻，也算成熟了。这是对手概括的共产党的力量，真正的力量、最大的力量。丢掉这些，只会丧失自己的力量。看看今天的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今天在香港呼风唤雨的一些人当时都跑了，觉得共产党的斗争精神太厉害。后来一看没什么动静，“井水不犯河水”，他们又都回来了。我们回归多少年了？经营多少年了？“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我们一些人只记住了“两制”，忘掉了“一国”。今天香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2017的大选吗？我认为，更为关键的是去殖民化的工作。这个工作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做。去殖民化和“一国两制”完全是两回事。任何一个过去被人家统治、今天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都要进行大量去殖民化的工作。你看印度的去殖民化，你看韩国的去殖民化，你再看看老蒋在台湾进行的去殖民化。印度独立后，德里、孟买、加尔各答这些城市，英式拼法全部改成印式拼法。老蒋到台湾后，日语教育取消，日本教材停用，日本名字不许再叫了。李登辉原来就叫“岩里政男”，老蒋不让他叫了，只好又叫李登辉了。今天的“台独”分子，不管是陈水扁，还是苏贞昌、蔡英文，都讲一口标准的国语。谁让他们讲的？老蒋让他们讲的。台湾从小都是国语教育。今天台独分子都在讲标准的国语，这就是老蒋当年强制推行去殖民化工作的成果。

而我们在香港，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动作。维多利亚湾，今天还叫维多利亚湾。麦理浩道，今天还叫麦理浩道。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教育体制、学校教材，都未触及。我们说“一国两制”，这是“一国两制”吗？资本主义体制也要进行去殖民化啊。《基本法》23条立法无法通过，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允许国家分裂啊。国民教育教材无法实施，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实行国家体制、宪法、国旗、国徽、国歌的基本教育啊。任何国家获得主权独立，必须进行去殖民化工作，我们在香港基本没有做，以至于近来越来越多出现打着前殖民地旗帜游行的队伍。这真是其他获得独立的国家未出现的奇景。这一奇景在香港出现，让人思索殖民地意识的老根，也让人思索如何去除这一老根。必须从最基本处开始。

某种程度上说，这类事情也是内地问题在香港的反应。别人都说我们有全世界最强的新闻管控能力。可是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些节目，可以明显看出我们一些管意识形态的人不懂意识形态；以“维稳”、“和谐”为最高追求，导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权有意无意放弃。联系到今天很多党的领导干部不想抓也不会抓党的建设，不想抓也不会抓思想建设，不着力信仰的培育，不着力干部的监管，不关注社会公平。省委书记的工作重点也在招商引资、土地出让、项目开发上面，最终导致党不管党，政不议政，忘掉正义，丧失纯洁，全部动力只剩下经济驱动。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讲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们今天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我们今天思想太多了，东方的、西方的，古典的、现代的，什么思想没有啊，但是没有力度。什么叫思想的力度？毛泽东说：马克思的思想势如破竹，鲁迅的思想势如破竹。势如破竹就是力度。同样，毛泽东思想也势如破竹。势如破竹的基础在哪里？第一，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第二，能够找到解决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问题的办法。我们今天舶来的思想、山寨的思想比比皆是，就是缺少根植于这块土地的思想，所以没有力度。古希腊的普罗塔哥拉讲，大脑不是一个等待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要点燃的火炬。中国共产党人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点燃人们大脑火炬这件事情。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真理是在批判和斗争中实现的。而我们今天一些领导同志追求所谓开明的国际形象，倡导个人独立的人格，特别在意西方的评价，实际上是在精神上放弃武装。说重些，就是精神上被人俘虏，觉得人家在道德高地，我们在道德低地。这还是带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共产党人吗？还能感觉到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吗？

共产党人不管职位高低，首先要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你有没有正义感？有没有原则？能不能坚持这一原则？国际国内都是一样，你不主持正义，没有原则，有谁愿意跟你走？国际上很多小国家不愿意跟你走，就是觉得今天中国人没有原则，关键时刻缺少挺身而出的精神。讲话语权，特别是国际话语权，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本身正不正，有没有一股正气。今年初我给《人民日报》写评论，引用了抗日战争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候一位学者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共产党人就应该是这样的优秀分子。这样的共产党人，才能真正带领全民族前进，是人民的希望，而不是人民的包袱。真正的生命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第三个问题，进步中国。从进步中国来说，我们今天的机遇前所未有。可以从几个方面看：

首先是国力的全新起点。2004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5年连续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历史性的变化。1978年小平同志访问美国，筹5万美元都作难，银行费大劲，好不容易才拿来。小平1988年春节在上海，问上海的领导同志财政节余还有多少？镕基市长实实在在回答，还有30亿。小平说：好，我全拿走。镕基市长急了，说你全拿走，我们上海春节怎么过？小平说，你过不了春节，你知道全国还有多少个省市过不了春节？你看看，这就是1978年、1988年我们的财政状况。你再看看今天，现在每年财政收入都在10万亿人民币以上。中国的这种发展、这种变化，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国力的全新起点。

第二，军力的全新起点。富国强军，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家底子薄，国防建设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长期在低水平循环。小平当年设想，什么时候我们GDP达到1万亿美元，那时候拿出100亿美元投入国防，就能大大改善装备，提升战斗力了。现在我们的国防投入已经达到小平同志当代设想的10倍多。毛泽东设想的富国强军、邓小平设想的富国强军，最终都没能实现，关键是我们国家不富，强军只能是梦想。而我们今天正在实现。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我们已经走过军队建设的瓶颈期，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你到我们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看看就知道，武器装备明显改善，军人待遇显著提高，军事能力逐步增强。航空工业集团的老总林左鸣讲，我们以前和美国空军的差距叫望尘莫及，差距太大。今天可以叫望其项背了，距离接近了。再用20年、30年，我们要努力争取做到并驾齐驱。

这是航空人的雄心壮志，也是我们今天国力、军力发展的全新写照。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进步。举个例子，十几年前轿车进入家庭还是梦想，今天你看上海，一副车牌8万人民币，被称为是“全世界最贵的铁皮”。北京购车的政策是摇号，撞大运，中签率0.8%、0.9%，我看还不如上海。上海的方式起码能增加公共积累，公共积累多了，还能改善交通。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长安街上的自行车洪流什么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我当年也是自行车洪流中的一员，骑自行车上下班，现在自行车大军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虽然我们今天讲各种的缺陷、各种的弊端，但进步是不可否认的。

第三，国际关系的新起点。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中心，国家经济状况、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股市行情、国内政策调整等等，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大，开始深刻地影响世界发展进程。今年“两会”周小川行长和易纲外汇管理局局长那场记者招待会，字斟句酌，谨小慎微。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央行行长一句话稍有不慎，就会影响中国股市，影响全球股市。毛泽东时代，央行行长随便说，放开了说，对国际也没什么影响，今天不行了。这是中国国力全新的提升，中国今天塑造国际环境的能力非常强。

近平同志讲，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当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巨大的风险。我们就像一个攀岩者，已经攀得很高了，但是要进入一个反斜面，能攀过去，才能登顶。所以，我们今天讲问题中国，决不否认进步中国，我们的进步是历史性的。包括今天知识界这种深入的讨论，也是历史性的。我们过去不可能这样深入地讨论问题，畅所欲言。

李玲[2]：社会主义的新版本：“计算社会主义”

我发言的重点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认为，我们需要新的话语权背后是需要新的理论支撑，我们面对的大时代呼唤新的经济学。中国过去30多年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但是我们整个学术界都是用西方理论来诠释中国的实践，以我们丰富的实践来论证西方理论的正确性。这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所以越论证，我们中国反而越不对。

为什么说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大时代？我认为，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眼前的困境也是前所未有的。说得严重些是“内外交困，进退失据，左右为难，上下不通”。现在经济下滑的压力很大，中央已经出台了微刺激措施。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经济的问题很大程度是上一轮刺激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所有的资产价格都抬升，劳动力、资源、土地都升上去了。这其实使得我们的竞争力在下降，而且扭曲了发展的行程。如果又刺激，再下一步怎么办？但是不刺激又有什么办法？这背后还没有成熟的理论来支撑。

从国际看，虽然中国的问题非常多，但是我们的对手问题更多，问题更大。20世纪所向披靡的资本主义制度碰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08年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及不断蔓延的债务危机、社会危机，世界进入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多发期。指导当代西方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遇到挑战，金融危机引起人们对主流经济学的质疑和反思。

最近一本全球畅销书，就是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克提的《21世纪的资本》，被称为《资本论》的2.0版。它是用数据来说话的，它的基本结论是，西方两个多世纪以来，除二战时期外，整个的趋势就是资本的回报率远远高于劳动的回报率，贫富差距加大，所谓市场根本就没有均衡。这对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是一个挑战。经济学所谓看不见的手是能够自动达到均衡，均衡是资本的回报率等于劳动的回报率，而事实上均衡在哪里？这一重大问题的提出是很有感召力的，它在推动我们研究的深入。

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是被国际大势裹胁着往前走。包括1978年的改革开放，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大势里。下一步整个国际大势将会发生根本变化，那我们能不能顺势借力，独占鳌头？就像习总书记说的，能不能基于我们五千年的文化、一百多年的实践，特别是新中国六十多年的经验，独立自主地走出我们自己的路，提出我们的理论。

具体到政府和市场，我们知道，政府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其实最早咱们中国的政府是最厉害的，这套行政管理体系是中国人造出来的。现在英国学得最好，他们认账，说我们是跟你们中国学的。政府和市场之间你退我进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整个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不断遇到危机。西方资本主义起步时，先是完全自由发展，遇到危机了，政府就来解决问题。政府干预过多后，又出现效率问题，又往后退，新自由主义又兴起了。所以不光是中国，历史地看，国际上也一直存在着“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至今没有解决。中国政府的力量更强，这种周期更短，看得见的手一抓，一把就捏死了。捏死又不行，又一放，就乱得一塌糊涂，不停地折腾。

所以，政府和市场各有各的功能，两种机制都不完美，都有缺陷。既存在市场的失灵，也存在政府的失灵。

但是现代社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境。按理说，谁出事谁来解决，而现代社会危机频繁，天灾人祸什么都有，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以后，经济社会危机，谁来解决？我们常说市场是看不见的手，若它的手都看不见，你找谁？所以，无论出了什么事，还得找政府，因为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代理，是永不退出的责任者。无论哪个党执政，它都要负责任，否则国家要垮台。于是我们发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一个悖论：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但政府的责任却是无限的。

美国自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到现在还在兜底，还没有从这个圈里出来。按理说，金融最应该是市场主体，不应该是政府，可它要是不兜底，美国就垮了。所以无论是政府失职造成的问题，还是市场失灵造成的问题，或天灾人祸，最终都要由政府来负责。因此如何解决有限政府无限责任的问题是现代社会和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

经济学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从历史进程看，亚当·斯密的第一代经济学是“看不见的手”，市场自我调整，自动有效配置资源。这个自我调整的机制是价格，市场上东西多了，价就会降，少了，价就会升，最终达到一个均衡。这就是所谓“空想资本主义”的理想境界。其实，在现实世界，从来没有完美的市场，所谓看不见的手，大多是失灵的，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

所以，第二代经济学强调修补市场，在市场失灵的领域由政府来干预，或者政府来解决。这也就是为什么大萧条以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兴起，越来越多的国家靠政府。可是政府介入后，又存在政府的失灵，因为政府管理能力和手段有问题。所以到了70年代，新自由主义又卷土重来。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好的机遇，就是经济学正在创新，我称为第三代经济学理论。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赫维奇、马斯金和迈尔森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为“机制设计理论奠定基础”，“让我们能将市场运行良好的情况与运行不佳区分开来，有助于经济学家确定有效的贸易机制、规则模式和投票程序”。就是说，市场是一系列的机制设置，要平衡生产方、需求方，你是需要设计的，并不是自动达到均衡。到2012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授予罗斯和沙普利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稳定分配理论和市场设计中的实践"。市场设计理论是对整个市场来做设计。市场不能自动地解决我们所说的配置资源效率的问题，所以它是需要设计的。

凯恩斯早就讲过，均衡是长期趋近的。但是长期人都死完了，问题还没解决。西方其实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要做市场设计。什么是市场设计？其实就是一套明确的交易规则。只要交易双方按照规则进行匹配，就像过去媒婆给男女配对一样，最后就可以达到有效率。

这是可以人为设计出来的。那么这个设计——制度的设计，其实是一个中央决策的过程。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它充分注重参与者的个体差异，不是过去传统僵硬的指令经济。这个能够成功，在于我们这个时代有了一个新的手段——信息化。所以罗斯等成为2012年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这反映了一个趋势，就是西方在反思，并正在成功地推出理论成果。

罗斯教授是我80年代在美国读书时的老师，这些年我一直关注他的研究。他应用市场设计理论在英国做了肾脏捐赠匹配的网络，这比一般市场交易要复杂得多。因为器官不是谁出价高就给谁，价钱解决不了问题。即使你出价高，还有血型和各种生物匹配的问题，还有伦理道德和其他社会约束等。英国因为是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所以罗斯在英国用大数据设计出一套制度，成功地让器官的匹配的效率显著提高，拯救了很多生命。另外，他解决了纽约公立高中的分配，就像我们的择校问题，还有医学院毕业生的住院医生体系分配。

    市场设计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它让我们重新来认识这个大家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更有效地结合，也就是说，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存在合理性、可行性？我认为，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可能有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此市场非彼市场，这个市场是科学设计出来的。它保证效率，同时兼顾公平，也就是它既能保证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又能完成社会主义的功能，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这个框架里，市场和政府不是对立的，而应该是合作的，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配合有序才是正确的方向。政府看得见的手要避免市场失灵，它要做整个规则的设计，并且保证参与者遵守规则，实现有效率的分配；同时它也要避免自身的失灵，就是我们说的政府的失灵。那么通过信息化的手段，信息可以公开，以保证公平正义。而且全过程都是动态的调整，不是僵死的，不像我们过去，计划了就多少年不变。大数据的背后是可以随时调整的，数据变成了决策依据，就是西方最流行的所谓基于事实的循证决策。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要解决要什么样的效率的问题。我们这些年的改革一直都在追求效率。经济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投入和产出，投入少产出高就是效率。

    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包括现在的市场设计，都注重微观领域，强调微观效率，也就是生产者、消费者个体的效率，单个企业的效率。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来说，经济学还应该有中观效率、宏观效率。中观效率可以是一个地区、行业、领域，比如金融、信息产业、制造业，方方面面。然后是宏观效率，就是整个社会的效率。这个效率就不单纯是我们要的经济效率，而是总的社会效率。政府应该着眼于宏观效率，中国现在强调国家治理，这其实就是宏观效率；然后是中观效率，然后才是微观效率。

习总书记最近批评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观点。我们这30多年过度强调微观效率，忽略了宏观和中观效率，所以才会有这种认识。从微观效率来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没错。因为要造自己原来不会造的东西，基础设施投资、研发投资非常大，而且就造几个出来，单位成本多高啊，当然是不如买，更不如租，租的短期成本最低。但是这没有考虑中观和宏观的效率，因为如果自己造，带动的是一个产业。就像航天，是唯一我们自己造的，它带动的是整个产业，中观和宏观效率就出来了。

习总书记这次访问韩国参观了三星。三星的历史馆我上世纪90年代去看过，当时就恨不得哭一场。我是1978年半导体物理专业的，那时候中国的半导体已经搞了20多年，在世界第一阵营，否则“两弹一星”上不了天。而三星公司是1979年才开始建立，但是今天已经超过GE了。我们现在每年进口最多的就是电子元器件，因为我们的半导体工业垮掉了。为什么会垮掉？半导体投资巨大，如果从微观上考核半导体厂，它就是亏本的，我们仅看微观效率，使得我们作为大国陷入世界加工厂。为什么连我们北大物理系的学生毕业都找不到工作？因为没有相关的产业，我们损失了宏观和长远效率。

过度强调微观效率还有一个后果，就是造出了太多坏的GDP。所以尽管我们经济上是世界第二强，但实事求是说，老百姓得到的福利是有限的，没有达到世界第二强应该得到的福利。我最近到某市调研，它的人均产值1万美元，人均财政收入1万元人民币，但是政府却没有钱投医院。我问为什么？你们很富呀，为什么医院现在还在宰病人？他们市长一脸尴尬，私下告诉我，他们的GDP水分太大，真正可用的财政没有。他们人口不到100万，可是财政负债200多亿元。

按西方经济学理论，宏观经济是简单的微观经济的加总。我认为这是西方经济学的致命弊端。在物理学里，粒子的碰撞，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从量变到质变，宏观和微观完全不是一回事。那经济学怎么就能把一个代表性的企业或一个代表性的个人，一加总就是一个总体的？因而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无法顾及，也无法解决在从个人到社会整体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破坏性地解决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不平衡。

同时，从美国这一轮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我们也看到，美国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微观机制设置上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宏观上垮了？就是它的系统垮了。而西方经济学没有合适的宏观理论，所以金融危机以后，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救市。为什么过去西方经济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从理论到技术，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能力从总体把控经济。

我认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这套计划经济理论其实是没有错的。当年社会主义实践遇到了重大的挫折，是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达不到计划的要求。苏联当年搞计划很厉害，但是那个时候跟今天的计算机信息化不是一个概念。你做计划要基于信息，而当时搜集信息的手段有限，没有现在的信息化手段。中国当年的计划就更粗糙了，它一定会遇到挫折。而今天是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是崭新的生产力，那么它一定会带来新的经济组织形态以及新的理论。比如阿里巴巴的“网上金融”，为什么可以做？其实是基于它的消费信息。它不需要像过去那样要抵押了，就基于你的消费信息，就可以给你贷款。大数据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机会。

    我还认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是我们错过了工业革命这个机遇，但是西方现在遇到的挑战其实是工业革命以来的这个模式难以为继。西方整个这套思维是定量化的、微观的，科学上是还原论的。而中国文化是总体系统的，跟西方还原论定点、定量的理论是不匹配的。所以中国的学术动辄就是“不科学”的，中医不科学，中国文化不科学，因为总体系统的这套东西没有科学来阐述、来支撑。而信息网络这个思维和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它就是一个总体的思维。但是它微观上又是灵活的，不像我们缺乏客观细致的分析。所以我觉得，借助于这一轮的信息革命，我们有机会重新书写经济学理论，包括新的政治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管理的理论。

我们要牢牢把握住这个机会。比如，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必须充分解释，是什么样的市场？我们倡导的是新一轮的市场，不是传统的小经济、小作坊的市场。这个市场是新型的、信息化的市场，是一个可以准确模拟和可以设计的市场。

我们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已经被妖魔化了，就像王绍光老师[3]讲的，我们需要新版的社会主义。我个人能贡献的就是这个“计算社会主义”。计算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率，要有计划、按比例，统筹协调发展，实现手段是市场设计和信息化。现代信息生产和处理的高效性正在为“计算社会主义”带来现实的可能性。在信息化时代，它完全是可以精细化的，而且是动态的、随时可以调整的。罗斯教授的市场设计在美国仅能应用与单个或局部市场，而在中国是可以对整个国民经济做市场设计。

总之，我们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背后其实是中国理论的现代化。这套新的理论需要集成和创新，集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智慧、新中国的丰富实践以及西方理论实践和现代信息技术之大成，开创社会主义新理论。这个挑战非常之大，但是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机遇，我们将会愧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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