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形势研判及中期展望

2014年6月28日，本刊和《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辑部共同组织召开了“经济形势分析会”，邀集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就当前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本文是对会议发言进行梳理的纪要。

参加这次会议的专家有：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局长李仰哲、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国资委研究局巡视员赵欣、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骏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能源经济系主任郑新业、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宇。

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趋稳趋升，但压力仍然存在。今年第二季度出口情况好于一季度，连续三个月出口明显回升。但出口回升是因为世界杯等短期因素，这还是趋势性的因素，仍有待观察。消费处在徘徊状态，名升实降；投资方面，社会投资信心不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财政金融风险凸显，财政收入下行比较快，但支出是刚性的，所以财政缺口在不断加大。“定向降准”的政策作用不太显著。目前投资有所回升。在2013年四季度推出的改革措施和当前措施的刺激下，投资呈前高后低、全年逐级上升的可能性较大。今年实现7.5%-7.6%的增长速度没有太大问题。（宋立）

相比2009年，增加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大减弱，因为拉动对象都是产能过剩行业。而其他领域，如城市棚户区改造、地下管网建设、铁路等基础设施方面，有一定的投资空间，但对稳增长来说，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刘尚希）

    将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7.5%左右，是现实的需要。经济下行对就业的影响目前还没有显示出来，但财政的主体税种已感到压力不小。（李仰哲）

货币刺激的作用越来越小。2009年以来，每年新增贷款都在9万亿左右，据央行金融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这几年每年的社会融资总规模新增17-18万亿。全社会债务与GDP的比例，2008年之前不到60%，而现在增加到220%。另一方面是经济增速递减，经济增长弹性（GDP增速/贷款增速），2003-2007年是0.73，2008-2013年降到0.47。所有的行业，资金使用效率都在大幅下降。（向松祚）

对未来中期经济发展的展望

专家一致认为，现在更需要考虑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态势，和影响中长期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国经济增速已连续三年保持在7.5%左右，这可能成为常态。根据有关部门的预测，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大约在6.5%-7%之间。

2008年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回升缓慢，这种状态很难走出来。国际学界称之为“新经济常态”。最近习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说，要适应新经济常态，要保持平常心，不要惊慌失措，要未雨绸缪。中国要适应新经济常态，指的是从10%的增长率调到8%以下，从超高速增长调整到中高速增长，这和西方是不同的，是结构调整带来的速度变化。（张宇）

未来中期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

    第一，我们会不会从此进入经济增长的“下台阶”时期。

对国际经济史的研究表明，世界上有36个国家曾经出现过高速增长时期，绝大多数经历了从高增长期向下降期的转折。一种是波浪式的下降，典型如日本；另一种是“台阶式”下降，如法国、意大利、荷兰、德国和我国台湾。我们现在的情况和1969年的日本很像。1967年是日本的“刘易斯拐点”，它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迅速被韩、台所取代，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优势还没有形成，经济增速从9.1%降到4.2%，促使其经济进入转型升级阶段。法国经济减速时，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72%，德国减速时相当于美国的78%，日本减速时相当于美国的92%。而我们目前人均收入仅相当于美国的7%-8%。

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在于是“台阶式”还是“波浪式”的减速。如果“十三五”时经济增速降到6.5%，那么要达到2020的发展目标就比较勉强。在目前情况下，经济增速如果“下台阶”，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就会成为真问题。（宋立）

第二，对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因素分析。

宋立介绍了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成果：从潜在增长率的角度分析，我们有七个因素可以解释经济下行原因的95%，其中最主要的是全要素生产力下降（可解释85%）。一是劳动力再配置接近尾声（到了刘易斯拐点），二是技术引进效益递减。大部分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就是技术引进告一段落，自主创新效应跟不上来（包括体制的障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全要素生产力必然停滞。我们的创新能力总体较差，增加劳动投入也近乎极限。综合地看，目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8%左右。（宋立）

经济增速下行，核心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持续放缓。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新增劳动力的增加，现在劳动生产率下降，新增劳动力也在下降。2011年，我国新增劳动力数据首次变成负值。劳动力红利也搞不下去了。（向松祚）

第三，从经济结构转型的角度看未来经济增长潜力。

华生认为：不少人指出，我们以7%以上的速度，经济可以增长10-20年。对此，我倾向于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假如我们把这个机会放过，那将是很大的损失。

这就要首先弄清，增长的潜力从哪儿来？经济增速稍微掉下来就要守“线”，含义无非是，中国经济在这个发展阶段，有7%以上的潜在增长率。但在实际中，增速经常跑到“线”以下，需要“微刺激”，说明有些规律我们还没有掌握。

    美国一直是市场经济，它有1%的增长率就很高兴了。这说明市场经济并不能保证中国经济增长7%。我们在技术创新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现在还不能指望靠它来保持7%的增长率。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会达到5%-6%，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法制、技术或市场体制特别好，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城市社会转型，增长速度就会比较快。当年日韩台发展这么快，可转型结束后就再也快不起来了。一些发展中国家麻烦一大堆，比如印尼、印度，贪污腐败什么都有，但稍微一努力，经济增长就到了6%、7%。中国也摆脱不了这个规律。中国经济要实现它的潜在增长率，主要还是要抓住阶段性的特点。如果20年后过了这个阶段，再想实现5%到7%的增长率也就不可能了。

经济政策除了短期应对以外，主要是如何挖掘在这个阶段的潜力。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首要的。我们仅农民工就有2.5亿，加上他们的家属及留守儿童有8000万，还有本来可以全家生活在一起的人就多少亿。没有20到30年，城市化的拉动因素是用不完的。所以，中国经济发展关键是要着眼于今后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怎么实现潜在的增长率。（华生）

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原因

刘骏民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学习型技术进步，二是金融体系的国有制，三是土地公有制。

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和资源投入。30年来，中国的技术进步主要靠引进，自己的创新很少，近些年技术学习能力有很大提高。有人问，美国如果有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会不会再次把中国远远落在后面？实际上，美国的高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过去的不到20%增至30%多。它的低端制造业外移，留在国内的高端产业能否有效带动经济增长，本身就是问题。高端制造业会向全球扩散，如果再有一轮产业革命，中国的企业家将会蜂拥而上，美国的优势很难保持。美国目前的经济恢复主要体现在金融和房地产方面。如果它10年后不能发展新产业，老产业又被人学走，这才是它真正的风险。

　　二是中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不是金融指标恶化，而是大批银行和金融机构倒闭。其原因一是流动性不足，二是资不抵债。中国有些银行呆坏账率曾达到40%都没有倒闭，因为银行是国有的。

三是土地没有私有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造成我国东南沿海很多工厂停工，大概2000万农民工失业。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将造成巨大的动荡，但是我们2000万农民工还可以回家种地。而当年600万高校毕业生就业遇到困难所引发的社会舆论，要比2000万农民工失业严重得多。

财政金融风险是否得到有效控制？

    讨论会专家发言还讨论了金融风险的判断和财政货币政策能不能松动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意见之一：债务风险被夸大了。宋立认为，财政货币政策还有一定的空间。对财政政策一般没有争议，财政赤字率很低，即便按欧盟的标准也是如此。欧盟平均债务率60%。只要财政赤字的增长不超过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债务率就是可控的。而且经济低迷时期正是理顺财税体制的时候。

货币政策方面，2009年确实货币发多了。但中国居民储蓄率位于世界前列，货币与GDP之比在世界上排名是靠后的。一般认为，信贷超发50%以上将导致经济减速和信贷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和2009年两次超发，在其后的五年，信贷规模与GDP之比的上升幅度，均在可控范围内（分别是23%和27%）。债务问题，表面上看我们债务负担很重，但考虑到我们的经济是间接融资为主，以及较高的储蓄率，实际上金融风险问题、杠杆率问题都有被夸大的地方。

金融领域改革滞后，导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零售功能大大削弱。能贷到款的一般仍是大企业，它们能发债也能上市，而中小型企业融资很困难。信贷增发的大部分放到了大型企业和房地产，形成资产泡沫，实体经济很大一部分得不到应有的金融服务。这样，常态的货币政策就不得不偏松一些。目前的货币政策，要着眼于避免经济台阶式减速，争取波浪式减速。（宋立）

    意见之二：金融风险正在积累。向松祚认为，目前广义货币（M2）总量已达GDP的2倍多，是世界最高水平。即使如此，2013年和2014年一季度还闹“钱荒”，说明中国经济开始脱“实”向“虚”，信贷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成为一个自我膨胀的系统。很多大公司拿到低利率贷款后，转手以高利息贷给中小企业或民间机构，他们再去买各种衍生金融产品。这导致实体经济的利率水平大幅提升。过去几十年美欧金融发展时期，都出现了类似现象。这对实体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2009-2013年，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新增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之比，分别是14.2%和22.4%，同期这两个行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分别为6.6%和16.7%。拿到的贷款越来越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越来越小。2013年国企拿到的贷款是全部企业贷款的47%，而利润占全部工业利润的38.3%。

中国现在有四大金融风险：房地产、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影子银行，互相叠加和交叉。金融风险在积累，危机必然爆发。但爆发的形式与西方国家不同。问题是谁来承担这个风险，以什么方式承担这个风险。我们确实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银行破产，但是20世纪90年代我们剥离了银行不良贷款接近20万亿，财政出钱，百姓买单。几大国有银行上市，报上公布账目，第一步剥离再加上注入资本金，总共花了接近3.7万亿，难道是天上掉的馅饼？很多人总认为中国是“例外”，房价永远会涨，影子银行、地方债务也没事。但历史表明，信贷货币高速扩张，必然造成泡沫经济，泡沫的破灭就是金融风险。（向松祚）

结构优化升级是决定未来长期发展的关键

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优化升级，是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战略任务。

有一种说法：现在的世界经济，是硅谷的创新，加上华尔街的资本、德国的装备、中国的制造。从利润分享看，硅谷的创新拿走35%，华尔街的资本拿走30%，德国的装备拿走30%，剩下5%留给中国的制造。全球产业链分成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五个环节，就构成一个微笑曲线。其中最赚钱的是研发和售后服务，制造是最不赚钱的环节。中国现在成了世界第一制造中心，但是并不赚钱。苹果公司2012年净利润428亿，其中一半是苹果自己的利润，另一半分配给全球的销售网络。现在发达国家出现很多“无工厂公司”，只搞研发，工厂转到了新兴市场国家。（向松祚）

    习总书记在上海科技大会上的讲话，讲科技创新、自主创新非常重要，认识的高度和战略上到位了。未来一段经济发展中间，别的问题比如说宏观政策、货币金融很重要，但是能不能提高科学技术能力，能不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是决定命运的环节。高科技领域不是简单的市场化问题，需要包括企业、政府、市场、社会，以及科研和研发单位等等各方面的系统的努力，才能在技术上实现突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因为你面对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和全球性垄断市场。在这个方面，认识上要有突破，否则，仅仅从一个环节去突破，很困难。（张宇）

    有专家提出，“十二五”中期评估报告，其他所有指标都完成，就是四大能源指标一个都没有完成。建议将能源结构调整作为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抓手。（向松祚）

    我国能源的主要问题，一是保持能源的持续增长很困难，二是能源安全问题，三是和能源相关的污染严重，有人说中国在全球“三废”排放中占了26%。四是能源消耗在居民生活支出中的比重越来越高。要同时解决上述问题是很困难的。

    目前新能源不靠谱，因为来源不稳定。我们不能指望像德国那样，新能源在能源结构中达到20-30%的比重，还是要从传统能源上找办法。要调整发展思路，考虑在现有框架下提高能源的生产率和利用效率。重点抓好脱硫脱硝、缓解污染问题，以及把页岩气从传统的能源地盘中脱离出来，等等。

    能源产业方面的混合所有制应该坚守两个原则，一是国有股必须控股51%，二是产权多元化要通过竞标，不能再像过去，几个人一商量就卖给华尔街。

在电力方面，要推行阶梯电价，部分地方可推行峰谷电价。政府的作用是“一进一退”，即政府退出审批，同时控制污染治理、维护市场秩序。这里有政府能力建设的问题。很多人不支持核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缺少核能的安全监管能力。（郑新业）

全面深化改革

与会专家认为，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要落实三中全会决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约束政府权力，破除垄断，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保持国企主导地位，其他领域应该放开行业管制。

关于国企改革

国有企业在促发展、促转型和促进结构调整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非常重视。现在国有企业中，中央企业户数和资本的占比分别是40%多和50%多。国有企业大多都处在关系国家安全命脉的领域，在政治上坚定地支持中共，这非常重要。（楚序平）

关于国企的战略意义，美国人比我们的很多人看得更清楚。美国最近有个《国有企业与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报告称：“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是美国企业最具威胁力的竞争对手，它支撑了中国的经济，这些企业的领导者由中国的组织部任命，所以在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企业会坚定的维护政治利益。”（赵欣）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发挥市场经济决定性作用、发展混合所有制。国内外则有人说，只有把国企搞掉，中国才有希望。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混合所有制绝不意味着要国有经济全面退出。深化改革是为了做强国企、壮大国有经济，在这方面应形成共识。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控股权问题上，私营企业说应该由我控股，否则国企的行政化、激励不到位、社会包袱、行政干预等，会影响活力。实际上，应该是谁有优势谁就在企业中占有控股地位。从企业的规模、治理和管理水平、人才条件看，很多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具有更强的优势。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坚持问题导向，按《公司法》规定，落实股东权利和企业权责，规范治理结构，把国有企业和非公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一套适应市场的企业监管方式。这应该是深化国企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赵欣）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关于国资体制改革方案，目前争议比较大。现在国企改革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的方案，分别由发改委和财政部牵头。

2002年十六大会议决定组建新国资委，确定了国资体制“三结合、三统一”的改革原则。刘纪鹏认为现在有退回到十六大之前“五龙治水”状态的可能。多头管理、缺乏明确的责任单位，是过去国有企业搞不好的一个根本原因。办企业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如果一个企业垮了，责任人是谁？是组织部、发改委，还是企业领导的责任？

   有人建议参照汇金公司的模式，成立资本运营（投资）公司，只管持有企业股权，根据企业的效益决定投向和数量。这一主张不妥。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完全不一样，金融机构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准入标准非常严格。而一般国有企业处于高度竞争状态。国企还关系到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银行系统职工总共只有200多万人，而国家电网一家企业的员工数量就比国有金融机构的员工总数还多。

　　国企体制改革，一是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现在中央各部门管理的8288家企业，1万亿资产，和本部门的行政职能没有任何关系，完全可以分开。二是政资分开，即政府管理部门职责和出资人职责明确分开。三是推进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目前国资委干预企业生产经营的问题确实存在。要简政放权，规范出资人的行为。至于“政资分开”方案，是彻底分开，还是监管职能和出资人职能合一的机构，有关方面的意见也有待统一。方案设计要慎重，基本原则还是要按公司法（包括民商法）和行政法来设计。

    刘纪鹏认为，国资委和国资系统应该分开，国资委履行全国国有资本监管者的职能。国资委的职能应包括：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国有资本预算、领导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维护国有资产安全。

    资本运营公司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投资类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还有一类是资本运营公司，最好从现有的实体集团公司改组而来。国企管不好，是因为分类不清，又要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国企在外面挨骂，内部士气低落。这和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理结构密切相关。

    今后，上边千条线，最好是董事会一线牵，不要再是组织部、国资委层层插手央企，任命正副职。国资委可以用大股东身份任命高管，一样可以达到目的。国企管理人员的报酬不要比外资或私人企业少。这几个问题解决好，我们的国企一定能走好。

解决土地财政问题要靠改革

    黄小虎认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存量，一是国有企业，二是自然资源资产。过去国有企业由政府直接投资和经营管理，包括土地在内的自然资源的资产属性没有显现。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重点和难点就是这两大块怎么改。

    国有企业改革受到广泛关注。相比之下，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改革思路不够清楚。自然资源的资产属性是显现了，但是政府与这些资产的关系是直接管理，现在又加了一个直接经营。为了保证政府的经营收益，还要对非直接管的、主要是集体的资产施加限制、甚至是直接经营。在自然资源领域，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是两条相反的改革路径。

历史地看，政府经营土地是必然选择。30多年来，政府从生产领域、流通领域逐渐退出，但是在建设领域仍然是主角，特别是城市建设领域。这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其他的市场主体能担当这个责任，而建设是不能停顿的。

搞建设要有钱，土地成了资产，征地、卖地就成了唯一选择。土地财政就此形成。卖地的钱还不够用，就拿土地去抵押贷款，土地金融就出来了。现在的地方债大多属于土地金融。十几年来城市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政府经营土地功不可没。但是问题也在积累，有积重难返之势。

大体有四方面问题：一是侵害老百姓的利益，激化社会矛盾。二是严重浪费资源，恶化生态环境。各地政府不断征地卖地，都走了外延扩张的路子，没有例外。三是集聚了财政的金融风险，酝酿着经济危机。即使目前风险可控，但问题是这个制度如果不改，将来会是什么局面就很难说。四是政府行为扭曲，腐蚀干部队伍。中央、省这两级没有土地，主要责任是管理。但到了市、县，地方政府手里都有地，用管理的权威来谋取经营利益，这样就控制不住了。地方发展缺钱，就想办法从土地弄钱。这一套制度固化以后，干部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逐渐形成“只要我想干就能找来钱干”的思维。

政府办公楼是最典型的例子。一个8万人的县，2万人的县城人口，建了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大的广场，广场边上是政府和党委的办公楼，南边是四星级的酒店，每天都是黑灯瞎火。还有更离谱的，一个县局也就二三十人，盖了七八千平米的办公楼，局长办公室比部长的还大；还建了网球馆，从法国进口的红土，不对外开放，只有五六个人打球。

国土部去年研究一个课题，认为现制度基本符合实际，完善就可以了。问题是现在靠完善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了。

如何改？按三中全会指出的方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途径是所有者权利的代表要和管理者的行政监管的权力分开，一件事由一个部门来管。所有者权力和管理权力是平等的。

二是要有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现在实际上没有用途管制，表面看很严，但是多头规划，一到底下就打架。政府今天批了规划，明天就申请去改，管得住吗？要由国土规划来统管，既管企业法人也管政府，政府没有权力随便改规划。

现在是部门规划，而部门规划的用途分类，标准都不一样。将来国家的规划体系应该只有两个规划，一个是国土规划，包括主体功能分区、城乡建设的空间分布及人口预测，再就是重大的生产力布局、国土整治，加上空间的交通网络体系。这是中长期规划。

国土规划最终要落到用途管制，落到每一宗土地上的用途。现在没有规划能够做到这一点。像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际上就是一个指标分解。部门规划里真正可以用来实施管制的，一个是乡级土地利用规划，一个是城市规划，它的比例大概是500分之一到2千分之一。现在很多规划图，比例是20万或50万分之一，只能在某一个区域里做意向性的规划。

规划应由发改委新成立的自然资源部门来做，建设部门、农业部门都要参与，由国务院来牵头，人大批准。上升到法律层面以后，任何一个政府不管怎么变，都没有权利去改规划。

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建议

财税体制。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把更多的财政开支转向医疗、社保、教育。遏制公务员队伍膨胀，控制政府乱花钱。（向松祚）

    要用财政税收政策调节贫富差距问题。遗产税的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富二代、穷二代”的存在，是政府失灵的表现。征收遗产税是调节财富差距的重要政策工具。（郑新业）

金融改革问题。有专家认为，我国经济长期靠出口和外资，形成“双顺差”，已积累了4万亿巨额外汇储备，造成流动性膨胀。因资本市场没有对外放开，所以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我们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币管制使得风险集中在国内。把贸易变成逆差也不可能。国内居民迫切希望到海外投资置业。形势要求我们“硬着头皮”把人民币国际化推上去、让资本自由流动，分散金融风险。（刘俊民、向松祚）

银行系统要引进竞争。银行应该国有化，不能让私人靠垄断地位赚钱。但银行垄断导致资金价格过高。金融业高利贷化，实体经济就受到抑制。政府定期紧缩经济，就是清理银行呆坏帐的时候。有了民营银行的竞争，这个问题就会得到很大改善。（刘骏民）

经济系统需要社会系统的支持

经济系统嵌入在社会系统中，必须统筹考虑，仅考虑经济本身还不够。投资效率下降，深层原因是劳动生产率下降。当前贫富差距拉大，财富集聚在少数人手中，内需无法扩大，不发生危机才怪。这里还涉及到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问题。

在过去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只要政策对路、适当放开，经济就很容易加速。但是，经济发展到今天，经济系统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系统（教育、科技、文化等）的支撑。比如医疗、教育、科技、环境等问题，如果治理得好，经济运行的环境自然有所好转。很多人到国外投资移民是因为不满国内的教育和环境。如果搞企业的都不想做长期投资，赚把钱就跑，经济就不能持续发展。

教科文卫机构都属于事业单位，不是经济组织。我国的事业单位一般依附于政府各部门，它的改革涉及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目前事业单位的改革还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向。现在事业单位改革的顶层设计不够。人社部考虑事业单位改革，国务院医改办考虑医改，教育部考虑教改，没有统一的系统的思路设计。医改一共花了1.4万亿，老百姓还是不满意。几大改革“花钱买机制”，但机制也没买来。（刘尚希）

高度重视经济安全问题

    江涌的发言指出，习总书记4月份主持国安委会议，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的安全道路，确保国家总体安全。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科学发展观和总体安全观一定要平衡。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

现在国内的经济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经济效率逐步降低，风险逐渐积累，在危机的边缘游走。

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进入衰退后的长期低迷。现在西方经济界陷入迷茫，自由主义解决不了流动性陷阱，我们讲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现在看，动荡和危机的可能性在增大。

    我国在战略安全方面有反思的余地。发展是硬道理，在实践中变成全国上下以GDP为惟一衡量标准，这对经济的战略安全造成很大影响。习总书记提出，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西化分化陷阱”。我们还需要提防一系列陷阱，包括美元陷阱，比较优势陷阱，还有和平主义陷阱。这需要总体战略层面的设计，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

    经济安全问题，一是去工业化的危险，一是金融危机的威胁。我们现在讲“四化”，最关键的还是工业化，工业上升的潮水可以浮起港湾里所有的船。在这方面，现在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关系密切。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都涉及到经济的理论、制度和发展道路。经济政策面临大的调整。

    社会安全也和经济安全有关。经济调控只讲“市场和政府”两只手，但是“两只手”是生长在社会上的。社会怎样来制约这“两只手”的问题，还没有理顺。

       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经济导刊》总顾问孔丹最后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认为，有三个焦点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现在经济的状态是主动调控还是被动形成，或者说是由于某种因素的变化导致被动，我们又去应对它。现在有个习惯性说法，叫做“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换挡期”。2013年我在淡马锡国际高峰会上说，不要以为我们出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我们是主动调整。中国道路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严峻的问题。要研究这些问题的性质。

第二，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可控还是不可控？大家讲到目前政策调整空间狭小，效率下降。应该怎么应对？里面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经济的近期和长期趋势。宏观调控目标，要讲经济增速、物价指数，核心问题还是就业。要把近期形势和长期发展趋势结合起来。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城镇化转型阶段，有很强的内在增长动力。习总书记去年讲要沉住气。在这个阶段，要重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兼顾政府的作用。我们已经走过了不少难关，只要正确认识现阶段特点，控制好风险，前景是乐观的。

                                          （编辑  碣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