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内容提要:在中国文化传统、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的体用辩证顺序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探寻,必须重视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

 

核心价值探寻: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传统文化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十八大报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特别强调,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在“五四运动”纪念日上,习近平在讲话中,不仅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古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想对照起来,而且大段援引体现天道、仁爱、民本、信义、责任等一系列儒家价值理想的格言。他提出:

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产物,是继承和升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时代化的产物。由此可以看出,十八大之后,为实现 “中国梦”,在文化建设层面上高度重视“价值重构”的治国思路,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创新就在于,理解中国道路、理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传统,转向更多重视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继承。这需要解决一系列政治和理论难题,需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冲突及其现代解决方案

人类历史发展之所以区分为不同的文明形态,是因为在不同的地理、社会和历史环境中,不同人群以不同方式追求理想的生活方式。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超越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体现在人面对超验世界的最高价值追求。由于人是一种社会存在,对核心价值的追求必然体现在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化育为俗,形成了社会、国家等不同层面上的价值,从而构成了一个文化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在这个文化价值体系中,就像皇冠上的明珠一样,是一个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的关键所在。文明的价值体系和体现核心价值的文化形态一旦形成,会因为与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如果说核心价值意味着文明的最高理想,那么维持社会政治生活稳定的价值也就成为最低理想。这种核心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张力,或者说最高理想的可能性与最低理想的必然性之间的张力,恰恰构成了文明发展的动力。

在西方文明中,最高理想与最低理想之间的张力,在古希腊就体现在柏拉图所建构的可知世界与可见世界、哲学王统治与法治的张力之中。对于西方文明而言,希腊文明的最大成就在于形而上学对理念至善世界的价值追求。罗马帝国从共和国到帝国的扩展与治理实现了“罗马治下的和平”,但由于其核心价值处在原始的祖先崇拜阶段,以至于罗马帝国无法抵挡基督教的核心价值,最终被基督教征服。

基督教建立在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划分上,因此信仰和启示就成为其核心价值。西方的中世纪时期之所以被称为“黑暗时期”,很大程度上是从东方传入的基督教导致了西方文明的内在断裂。由此,西方文明在核心价值上不仅陷入希腊理性与基督教启示之间的冲突,而且在基督教内部也陷入天主教与东正教、新教与天主教、以及新教内部各教派之间的冲突。而在社会政治组织方面,也始终面临着教会、封建领主、城市共和国、帝国和国家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从希腊罗马文明到基督教文明,再到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的内部断裂、冲突和重建,其惨烈、混乱和艰难程度绝不亚于中国文明的三次内部断裂及其重建。近代以来中国文明的第三次内部断裂以及目前重建的困难,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及其在全球扩张息息相关。因此,要理解今天中国文明重建面临的难题,首先要理解西方现代文明如何在核心价值和社会政治组织方面处理上述冲突。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现代西方文明就是在核心价值上重返古典希腊文明,用理性来消化启示,或者说经历了基督教希腊化之后,才形成了西方现代文明。

面对理性与启示的冲突,基督教传统中曾经出现了希腊理性基督教化的努力。阿奎那主义试图在基督教神学传统中消化希腊理性传统。然而,从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古希腊哲学中理性观念得到了复兴,并摆脱了古希腊的自然宇宙观,而将其置于基督教上帝创世的自然宇宙观背景下。由此,自然宇宙丧失了提供意义世界的基础,变成了一种需要认识和改造的客体。科学自然观由此兴起,理性也从一种朝向至善的能力变成了认识并改造自然的能力。正是由于上帝赋予人的这种理性认知能力,人获得了自由。自由也意味着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内在理性和良知,理解和服从上帝制定的法则,从而得救并获得重返伊甸园的真正自由。通过用理性主义思路阐释基督教思想,以及对古典理性主义的复兴和系统改造,自由成为现代西方文明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围绕这个核心价值,理性与启示达成了一致和妥协。

与此同时,西方文明用自由这个核心价值来重构其社会与政治组织。自由概念呼应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引发的从“共同体”到“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现代转型,由此,平等与自由一道成为组织社会生活的重要价值。社会契约论成为建构西方现代国家的理论基础。自由、平等、法治、民主这些观念也变成了组织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

正是在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基础上,现代国家战胜了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政治组织,成为唯一具有普遍性的现代政治组织。这种普遍性就建立在教会与国家、道德与政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分之上。如果说每个人都可以在私人社会领域中追求各种不同的理想生活,那么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守在以利益为基础的自由、法治秩序。而抽象的自由平等思想,既可以在道德信仰意义上表达良知、信仰自由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又可以在政治意义上表达个人权利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这种区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现代性的解决方案,不仅摆脱了长期困扰西方文明的内部核心价值冲突,而且在低俗基础上建立的现代西方政体具有了抽象的普适性特征。它将其他文明的任何普适价值主张都变成了特殊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私人领域的价值多元主义,被稳妥地安置在普适主义的公共政治体制中。这种普适主义特征为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极大的精神动力。从此全球非西方文明都无法回避来自西方文明的历史挑战。

人民中国:普遍主义核心价值的建构及难题

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文明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普适主义之挑战而被迫回应的历史,这是一场漫长的文明持久战。面对民族生存的危机,中国首先面临着如何将中国传统文明改造为具有普适主义特征的现代文明的问题。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的激进知识界彻底放弃了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以及这种核心价值赖以生存的古典宇宙自然观,开始全盘接受现代西方科学宇宙观及其核心价值。国民党试图将基督教信仰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而共产党则以一种彻底反儒家的姿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在现代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上成长起来的,它同样把个人的自由解放作为其核心价值观。共产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升级版,在更为激进的左翼立场上追求真正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解放。

无论是选择基督教,还是选择共产主义,现代中国核心价值的建构始终服务于中国的救亡主题。国民党对基督教的理解特别看重耶稣的服务和牺牲精神,试图用儒家的积极精神来阐释和消化基督教;而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理解首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天命观,以及共产党人作为先锋队而承担天命的救世情怀。现代中国思想的价值建构,始终以能否“救中国”作为其衡量标准。

在共产党的理论叙述中,儒家思想之所以受到批评,首先就在于儒家文化中保留了封建贵族主义的不平等特征,由此只能建立一个半封建国家,而无法建立人人平等的现代国家。其次,儒家的“克己复礼”抑制了反抗和革命精神,从而使中国无法摆脱对西方的依附地位,唯有以一种极具自我牺牲意识的、彻底不妥协的斗争反抗精神,才可能取得胜利。只有以这种革命精神,以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的美好未来为号召,才能动员并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参与斗争。共产主义核心价值与人人平等的现代国家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革命究竟是依赖少数精英(儒家传统),还是全体人民大众(马克思主义),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中国革命能否成功、中国文明能否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的现实问题。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回答:建立一个依附于西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新社会。无论是核心价值观的重构,还是社会政治组织的重构,共产党始终着眼于文明冲突的历史大背景,以中国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被西方压迫转向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目标。

因此,不能简单地看待共产党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某种否定。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革命的儒家思想、变法图强的法家思想,始终是在共产党理论叙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对儒家思想的批评,主要批判主张贵族制和封建礼教的“陋儒”,反而高度赞扬并继承了左翼儒家“替天行道”、“受命改制”的革命精神。正是将左翼儒家与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即以“人民”作为新的“天”或“上帝”,将全人类自由解放的共产主义看作是“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人民”不仅是中国文明获得独立性的力量所在,也是中国文明最终服务的价值对象。

由此,“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理想,“人民当家作主”的民权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新政治伦理,构成了现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基础。现代核心价值的基础不是个体自由,而是集体利益、公共福利和人民的福祉。从人民共和国到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公安、人民银行、人民医院、人民铁路和人民公社等等,新中国不仅有效地建构起一套普适主义的核心价值,而且有效地将这个核心价值贯穿到经济社会组织和和政治体制中。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主义和人民的核心价值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难题。“天下为公”的理念基于对古老历史的回忆,而在现实中最多能实现比它低级的“小康社会”。共产主义理想始终面临着一个何时及如何落实的现实迫切问题。无论是苏联提出的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还是中国的人民公社实践,都表明了具体落实共产主义的困难,其号召力也不可避免地下降。

改革开放之后,中共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将凝聚全党全国的核心价值,从共产主义转移到中国文明历史传统,逐步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取代实现共产主义。然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这无疑需要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

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始终与敌人及明确的阶级指向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阶级成分发生变化,新生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农民阶级的数量越来越少。社会结构的变化,需要重新调整阶级理论并明确人民与敌人的具体指向。共产党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民”这个概念面对阶级分化而导致的理论难题。随着中共理论话语中阶级理论被和谐社会说所取代,人民的概念及其价值主张被虚化。如何复兴“人民”的政治话语及其背后的阶级理论和辩证法思想,无疑是需要迫切解决的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人权法治等西方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进入中国,对新中国确立起来的共产主义和人民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构成冲击。可以说,当前中国核心价值的场域中,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引入的自由主义思想、新中国以来确立的社会主义传统和中国古典文化传统这三种核心价值观念的冲突和争夺。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究竟走哪条道路,需要在三种文化传统中做出排序和选择。这已经具体体现在十八大报告中所列出的十二种价值中,但是主导权的争夺并未结束。而要明确中国道路,首先必须确立核心价值观。

体用之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价值相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需要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消化自由主义的价值主张。由此,中央不断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创新和研究工程。然而,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乃是现代文明发展几百年来所面临的历史难题,解决这个难题需要充分的理论准备。要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理论难题,就必须重新阐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但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理解“中国化”。“中国化”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意味着要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要用中国古典文明传统来“化”马克思主义。新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化”中国古典文明传统。无论是中国古典替天行道的革命思想,还是法家的变法图强思想,最终都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前者服务于全球社会主义革命;后者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真正扎根,那么,面对自由主义传统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面临衰落的危险。

这实际上涉及近代以来的体用之辨。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为体、中国传统文化为用的立场上。而当改革开放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进入中国,实际上又出现了新的体用之辨,即主张摒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体,中国传统文化为用。由此,出现了用自由主义来阐释儒家思想的种种观念:儒家思想中不仅有民主宪政思想,而且能够找到了普通法法治的理念。这三种文化传统之间的体用之争,关涉到中国走什么路、哪一种文化传统将奠定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一个可以尝试的路径是,核心价值观明确提出以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为体,以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合理成分为用;在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上,坚持社会主义为体,自由主义为用。在社会主义和中华文化传统的关系上,则坚持中华文化传统为体,社会主义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是为了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正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的体用辩证顺序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探寻,必须更加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说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相结合。这实际上相当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起航。

这一文化主张的政治哲学,主张人生来就处在特定历史文化传统所塑造的意义世界中:“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老百姓日用而不觉得价值观。”这是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场上进行“通三统”的文化工程蓝图。经济发展要服务于政治,而政治发展最终要服务于道德文化价值的提升。

仁爱与正义: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我们怎样才能继承和升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价值必须要具有超越性,代表了人生的最高理想追求。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就是在基督教背景下形成的自由和平等,其他都是从这两个核心价值中派生出来的。而在十八大提出的价值体系中,哪个价值是体现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核心价值呢?

在“五四讲话”中,习近平将十八大报告中的十二种价值分成国家层面的价值、社会层面的价值和公民层面的价值。核心价值是一个人面对超验世界的最高追求。它要成为公共道德价值,首先必须是哲学或信仰的一部分。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提出,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中的“大德”则是超越于公德和私德之上,具有普遍哲学或信仰意涵的核心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明大德”就是“明明德”。“明德”指人生来具有的内在光明德性,体现为人生而具有的仁爱之心。在中国古典文化的精神世界中,最高理想就是“明明德,在亲民,而止于至善”。正是坚守儒家“仁爱”这个最高的核心价值,宋代儒家才能化解佛教的挑战,形成儒释道互补的局面。而今天,面对现代社会的兴起,需要重新发掘中国古典传统的“仁爱”,以此阐释社会主义传统中的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和人民等价值,重新塑造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进而应对基督教在精神层面的挑战。

如果说“仁”意味着一个人生而具有的内在光明德性,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那么从个体进入到社会层面必须依赖“义”来提供具有普遍正当性的行为准则。而在现代文明中,“义”可以理解为“正义”。它依赖于我们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关系的类型,不同的社会结构具有不同的正义原则,现代社会中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民主等等,都可以放在“正义”的核心价值之下加以阐述。可见,中国人的核心价值重构必须要回到中华文明传统中,重新理解“仁”和“义”作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中最高的人生准则,并将这种精神价值重新注入到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重新阐释“仁爱”和“正义”的含义,以此来建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如果开始这种核心价值的重构,就应当强调“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这一口号。这意味着,中国人重新复兴古典文明中以仁爱、正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并以这种价值作为出发点,作为对等的价值观应对西方自由、平等观念的挑战,重构中国的政治法律体系,从而形成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提供新的榜样生活。这才是“中国梦”的真正意义所在。

 

(编辑 楚佳)

文明发展的道路问题实际上就是精神价值的追求问题。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取决于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精神价值究竟是什么,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政治领袖与未来精英的促膝谈心

今年五月四日,习近平主席到访北京大学并发表重要讲话。“五四讲话”内容不长,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理念,而且有一些全新的提法。然而,无论是官方媒体报道,还是大学回应,都是“践行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之类标语口号式的官方表态,似乎没有认真阅读讲话内容,更不用说解读其中传达的重要信息。以至于习近平的一些重要想法非但没有传达出来,引起知识界和公众的关注、讨论和深化,反而在标语口号式的宣传中被庸俗化和浅薄化。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固然与官方宣传长期形成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有关,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少人已习惯于过去30年形成的改革思路和官方话语体系,一时间还不习惯,也跟不上习近平的治国思路。以至于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党内高层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与官方媒体公开的宣传报道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脱节。由此,官方媒体虽然大幅报道习近平到访北大的新闻,却很少关注“五四讲话”的内容,甚至连评论员文章都没配发。而与此同时,日益严重的大学官僚化也习惯于雷厉风行地组织学文件、听报告,“扎扎实实走过场”,而忘了习近平所强调的“大学乃是探究学问和追求真理的地方”,因此很少从思想、学问、知识和真理的角度来解读“五四讲话”。

目前文化教育领域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作风与习近平执政理念之间的明显脱节,恰恰让我们看出习近平试图继承并超越于邓小平时代的努力及其面临的困难。本文试图将“五四讲话”置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大背景下,从“五四讲话”的内容入手,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讨论:第一,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在北京大学讨论核心价值观问题?第二,核心价值观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特别强调中国古典文明的传统?第三,中国大学在核心价值观的重建中应当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需要注意这次讲话采取的形式,透过这些形式来把握讲话的内容,更可以看出其深远意义。

首先,这次讲话面对的主体是青年学生,是政治领袖与未来精英之间的促膝谈心,具有代际政治教育的意味。习近平显然希望将其政治理念播种在青年学子的心中,等到几十年后他们治国理政时才真正开花结果。这个政治理念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中国梦”的关键在于确立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这个梦想在新中国成立百年时实现,这一代青年学子正是国家栋梁。因此,“五四讲话”是对一代青年学子的政治召唤,需要他们在未来的实践中践行,完成政治代际之间的使命传承。所以,这次讲话所传达的政治理念绝非关注一时一事,必然涉及国家和民族的长远未来。

其次,这次讲话采取座谈会形式,是一种共同面向国家民族未来的对话,通过座谈对话引导青年学生探索“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究竟应当追求怎样的美好生活方式。座谈讲话可不拘泥于形式,更不需要系统阐述,可引入一些探索性的想法和启发性的教导。这些内容也许正是习近平构想中的理论创新,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最终变成全党集体的政治理念和思想。因此,需要特别注意这次讲话中透露出的新提法和新表述,从中可以看出习近平在“中国梦”基础上系统提出其政治理论的萌芽或准备。而他选择在大学来提出这些思想,不仅因为这些思想的实现有赖于青年一代的成长和践行,而且由于这些思想的实现与中国大学的历史使命有关。

理解“中国梦”要有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

“五四讲话”集中在核心价值观问题上,十八大以后,他就在一系列讲话中旗帜鲜明地论及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问题,明确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观点。他以“中国梦”来概括核心价值观,并以此统领各项工作。由此,不仅在美国、俄国、欧洲和非洲等许多重大国际场合的讲话中,而且在学习三中全会决定和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等一系列国内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始终围绕“中国梦”这个核心价值观问题,来统领内政外交。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五四讲话”是第一次正面,而且相对完整地阐述核心价值观问题。在邓小平时代,中国道路始终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习近平似乎在努力开辟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发展道路正迈向“价值重构”的阶段。

中国崛起将人类历史推进到文明秩序重建的大历史时代。超越左右之争,“以价值重构为中心”是这个时代对中国发展道路提出的必然要求。理解“中国梦”,不仅要有全球政治秩序重建的世界眼光,而且要有中国文明秩序重建的历史眼光。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升到“价值重构”,无疑是对邓小平时代的超越,但这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重返毛泽东时代。事实上,以建国以来各种左右意识形态来概括或理解习近平的治国思路,不仅过于肤浅,而且过于短视。目前,党内外不少人之所以无法跟上习近平的治国思路,往往是由于他们依然将毛泽东的建国三十年与邓小平的改革三十年潜在地对立起来,习惯于从“左派”或“右派”的立场看问题。

事实上,习近平提出“中国梦”这个概念,就是试图从历史的连续性来超越左右之分,在现代中国的基础上重建传统中国文明,以中国古典文明传统来整合目前意识形态中的左右之分。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是要回应中国崛起给中国道路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求。

从国际局势看,中国崛起已经成为现实,并导致中国与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硬实力和文化价值软实力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主导的全球秩序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在全球秩序变化的历史性关头,中国必须明确自己的历史定位:继续以西方文明的尾随者身份,加入这个“历史终结”的既定秩序中,从而最终被西方文明秩序所接纳和认可,还是以中国文明的独特身份参与新的全球秩序的建构过程中,从而致力于缔造“后美国世界”的一个更为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然而,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以如此庞大的体量和漫长的文明传统,即使中国愿意改变自身以适应西方世界秩序,与所谓国际规则和普世价值接轨,中国也不可能获得西方世界的信任。20年前的苏联解体曾经是我们的老师,而20年后希望融入西方世界的俄罗斯再次成为我们的老师。这就意味着,中国以自己独立的文明身份参与到新世界秩序的建构中,是历史赋予中国人的不得不承担的天命。

从国内局势看,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中国人必然开始从物质转向更高的精神追求,从而追问什么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生活,人生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缺乏价值层面的精神凝聚力,那么中国人要么由于价值虚无而围绕物质利益陷入你死我活的争夺之中,要么由于价值对立而导致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前者体现在社会分化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激烈冲突,而后者就体现在新疆、西藏、台湾和香港所出现的文化价值的冲突。如果说此前阶层矛盾是主要矛盾,而现在文化价值的冲突已逐渐变成了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消弭阶层矛盾,还是缓和文化价值冲突,都必须回到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问题上来。而中国崛起无疑在激励着中国人对自身文明传统的自信心,因此,回答核心价值观首先要重新审视中国人的生存意义与古老文明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

上述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政治和文明两个维度始终交织在一起,迫使中国人回答我们想要并能够去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想要并能够去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这些问题,必然聚焦于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因此,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不仅试图回应全球化时代中国崛起如何重建世界秩序,而且试图回应中国如何重建自身的文明秩序,而世界秩序的重构依然是处理西方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与中国文明等不同文明秩序之间的关系。

在世界多元文明中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

中国的根本问题乃文明秩序问题,“中国梦”致力于回答走什么样的道路,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理想。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始终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只有明确核心价值,才能围绕核心价值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点,不断丰富、扩展和提升中国文明。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中国是拥有全球六分之一人口的世界大国,中国是拥有广阔疆域、区域发展差异化、族群和文化信仰多样化的复杂大国。这些特征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国家,而首先是一个文明体,或者用西方学者的话说是“佯装成国家的文明”。中国不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在中国文明意义上多元一体的天下秩序。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虽然是西方现代国际法秩序中的国家关系,但始终面临着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张力。

因此,中国发展固然要处理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国防军事等具体的治理问题,但这些问题始终要围绕文明的根本问题展开,即中国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理想。正如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始终面临“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养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始终围绕“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和“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展开。“路线是纲,纲举目张”,习近平之所以紧紧抓住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并试图用“中国梦”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在于只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才能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才能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和文明自主性,才能保持、丰富并拓展中国的文明品格及其影响力,才能最终将中国建设成文明大国和文明强国,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从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中国文明秩序的治乱循环往往是这个根本问题受到了挑战,从而迫使中国人重新思索并回答这个问题,以奠定新的文明秩序,推动中国文明的不断繁荣、拓展和提升。夏商周三代,中国以礼乐封建为政治理想,形成了独特的华夏文明秩序。然而春秋战国之际,技术进步、经济和社会秩序变化、周边秩序冲击等一系列要素开始瓦解传统礼乐封建秩序,迫使中国人去思考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诸子百家围绕中国道路展开了辩论,不同道路在不同的诸侯邦国进行地方实践。诸子百家的辩论不仅包含了空间意义上的东西之辨,而且包含了时间意义上的古今之辨,这种辩论始终要回答“义”与“利”这两种不同的核心价值选择。

随着秦汉帝国的形成,这些不同的道路尝试和理论主张最终融为一体,中国文明慢慢形成了儒家为体、道法为用,外儒内法,寓封建于郡县的新的天下秩序,从而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华夏文明秩序。此后,中国文明秩序虽然受到了外族入侵甚至征服,受到了佛教在精神层面的挑战,但儒家思想成功地吸纳了佛教思想,从而形成精神层面儒释道互补,促使中国文明秩序进行第二次提升和扩张,使中国文明秩序扩展到整个东亚,不仅形成了多元帝国的格局,而且天下体系发展为独特的东亚朝贡秩序。而中国文明秩序的两次重建、提升和扩张,始终围绕儒家的文明意识展开,在儒家确立的核心价值基础上,不断吸纳新的文明要素,并以此提升以儒家为核心的文明秩序。

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挑战给出的最终答案

近代以来,为了回应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挑战,中国人采取了激烈的反传统立场,放弃中华文明传统,转向学习西方文明。如今,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重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的“中国梦”。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面对西方文明挑战所提交的答卷。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乃是轴心时代以来在华夏地区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唯一具有精神高度的文明形态。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冲击虽然可以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摧毁国家政权,但不可能动摇中国文明的精神理想。佛教的传入虽然在精神层面对中华文明构成挑战,但佛教并没有形成与其相配的强大政治社会力量的挑战,以至于中华文明有充分的时间来吸收并消化佛教的精华。然而,西方文明的挑战不仅仅是来自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挑战,而且是基督教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启蒙精神的挑战。面对这双重挑战,我们可以理解1840年以来中国文明面临着亡天下、亡国乃至灭种的巨大压力。中华文明面临的第三次挑战所带来的文明困境,远远超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次文明挑战和魏晋以来的第二次文明挑战。

面对西方文明的巨大压力,中国人且退且战,被迫放弃了儒家文明的道路,基于保国、保种的最低要求而走向西方文明开辟的现代化道路。如果此前的现代化努力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背景下,在技术、制度这些器用层面上学习西方文明,那么发源于北京大学的五四运动是在精神层面的核心价值问题上与中国传统文明形成革命性的断裂,“打倒孔家店”造成了维系中国文明传统的核心价值发生了根本性断裂。今天,我们往往站在五四启蒙的立场上,未能充分认识到这场精神革命引发的对中国文明传统的核心价值的系统性毁灭,以至于我们对当代中国面临的价值断裂以及由此造成的深层困境缺乏深切的体认。

1840年以来,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面对更为严峻的第三次文明挑战,不断探索文明发展的道路,调试并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由此陷入不断革命(包括改革)的历史命运。在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中,近代以来从洋务派、变法派和辛亥革命派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全部以失败告终,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找到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有效地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试图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理想对中国文明进行系统的构想,那么邓小平时代基本上悬置了对文明价值理想的探索,而转向了最低的生存发展与经济强国的目标。为此他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即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中叶,以经济增长为标志,达到中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从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就建立在它能够有效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主要着眼于文明最低理想,着眼于单纯的经济增长水平。而在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上,“三步走”战略变成更为宏观的“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其目标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包括更为全面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八大进一步充实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际上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为中国文明的传承者,是面对西方文明挑战而交上的一份历史答卷。在这份答卷中,如果说第一个百年要着眼于文明最低理想,那么第二个百年实际上要探索如何重建文明的最高理想。由于“两个一百年”并非前后交替,而是前后交错,也就意味着中国道路要始终兼顾文明的最低理想与最高理想之间的平衡,并在两者之间形成动态平衡。

在“五四讲话”中,习近平把“两个一百年”的发展战略明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这个概念虽然包含了上述两个目标,但重心毫无疑问是回应文明最高理想的核心价值观问题。而习近平之所以和青年学子共同讨论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就在于到“第二个一百年”时,今天的大学生“很多人还不到60岁”,他们正是未来探索并践行中国文明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一代,从而也是最终实现“中国梦”的一代。因此,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殷切希望他们“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所以,通过“中国梦”来重构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乃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文明的传承者,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挑战给出的最终答案。

中国文明传统的断裂引发核心价值难题

五四运动是中国文明的断裂与核心价值观分歧的起源,它引入了西方文明传统中两条不同道路和两种核心价值。当代中国政治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两条道路的分歧和斗争。中国共产党要作为中国文明的传承者来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就必须在核心价值层面上处理这两条道路及其核心价值的关系,处理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与五四运动以来引入两种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关系。

五四运动是一场精神革命,在文明核心价值上通过彻底打倒“孔家店”所代表的儒家价值,而拥抱现代西方文明的科学与民主等核心价值,从而在精神和价值层面上开启了中国通往西方文明的道路。北京大学既是西方文明自由右翼传统的发源地,也是西方文明自由左翼传统的发源地,前者以蔡元培和胡适为代表,后者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由此,北京大学为中国人在精神价值上开辟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两条不同的道路,二者都以文化革命的姿态否定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

五四运动虽然造成了中国文明的革命性断裂,但这个断裂是中国文明自身发展逻辑的一部分,即如此激进地反传统是手段,而真正的目的是在最高文明理想被毁灭的背景下,退而求其次来实现文明最低理想,由此形成了现代中国“为救亡而启蒙”的双重变奏。救亡是目的,启蒙是手段。正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使得面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条不同的西方文明道路时,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成为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正是由于中国走向了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共产主义道路,才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并且初步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才能以第三世界领袖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全球性大国。

当中国的共产主义道路陷入困境时,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又积极吸收资本主义道路中的市场自由、人权法治等要素,因此核心价值选择也从共产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而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部始终面临着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分歧和张力。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市场自由、人权法治和民主宪政等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越来越强大,而国家主导、集体主义、共同富裕、民主集中、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和群众路线等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不断受到侵蚀。特别是在后冷战背景下,共产主义道路在全球陷入困境,而资本主义正以“历史终结”的姿态被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唯一道路,而引导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自由主义核心价值也变成了普世价值。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面临着来自资本主义道路以及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这种内在的挑战和冲突,直接导致了1989年的政治悲剧。

中国的发展道路取决于中国人的精神价值追求

面对两条道路的分歧,邓小平采取了“不争论”策略,致力于在技术层面上发展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然而,资本主义要素的强化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分歧,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治价值形态上形成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的激烈争论。与此同时,道路选择与核心价值的分歧不仅加剧了党内的政治分歧,而且蔓延至国际关系、社会治理乃至宗教和族群之类的敏感问题上。由此,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历史矛盾、“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矛盾、左派与右派的矛盾、国家统一与分裂的矛盾、中国道路与西方普世价值的矛盾、中国崛起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些矛盾最终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中国道路究竟是什么?中国人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

这个根本问题始终困扰着邓小平时代,并愈演愈烈,以至于这些矛盾前所未有地公开化。右派将过往十年看作是“错失的十年”,未能加速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事实上,这是在上述矛盾最尖锐和冲突最激烈的局面下,在两条道理之间维持平衡的“艰难十年”,既要防止走向资本主义这条“改旗易帜的邪路”,又要防止重返教条社会主义的“封闭僵化的老路”,只能以消极被动的立场表明不能走什么道路,但未能以积极主导的方式来阐明究竟走什么道路。因此,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道路是什么?中国人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能否有效地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政权能否稳固,也涉及国家能否保持统一;不仅涉及对内能否凝聚人心实现中国崛起,也涉及对外能否保持中国文明主体性从而发挥文明软实力,实现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

文明发展的道路问题实际上就是精神价值的追求问题。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取决于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精神价值究竟是什么,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是西方现代价值,还是中国古典传统?正是围绕不同的核心价值选择,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不同的道路选择最终通向不同的核心价值。面对不同价值和道路选择的挑战,习近平执政之后提出“中国梦”,并以此为契机开始系统地回答当代中国面临的核心价值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习近平专门选择在五四这一天来北京大学,与青年一代共同探讨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和两种核心价值观的分歧,就源于五四运动,源于北京大学。然而,如果仔细阅读“五四讲话”,就会发现在北京大学这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源地,习近平虽然讨论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将重点放在阐述“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所形成的“独特的价值体系”上,从而明确主张“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是作为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出现在中国文明历史的发展中,而如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却变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的关系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只有解决这些根本的理论问题,才能真正回答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

(编辑  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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