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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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体西用和核心价值的重构

——“五四讲话”学习心得(下)
学而思 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08期 2016.06.12 14:56:43
内容提要:在中国文化传统、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的体用辩证顺序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探寻,必须重视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要求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结合。这实际上相当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起航。

 

核心价值探寻: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传统文化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十八大报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特别强调,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在“五四运动”纪念日上,习近平在讲话中,不仅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古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想对照起来,而且大段援引体现天道、仁爱、民本、信义、责任等一系列儒家价值理想的格言。他提出:

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产物,是继承和升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时代化的产物。由此可以看出,十八大之后,为实现 “中国梦”,在文化建设层面上高度重视“价值重构”的治国思路,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创新就在于,理解中国道路、理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传统,转向更多重视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继承。这需要解决一系列政治和理论难题,需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冲突及其现代解决方案

人类历史发展之所以区分为不同的文明形态,是因为在不同的地理、社会和历史环境中,不同人群以不同方式追求理想的生活方式。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超越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体现在人面对超验世界的最高价值追求。由于人是一种社会存在,对核心价值的追求必然体现在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化育为俗,形成了社会、国家等不同层面上的价值,从而构成了一个文化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在这个文化价值体系中,就像皇冠上的明珠一样,是一个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的关键所在。文明的价值体系和体现核心价值的文化形态一旦形成,会因为与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如果说核心价值意味着文明的最高理想,那么维持社会政治生活稳定的价值也就成为最低理想。这种核心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张力,或者说最高理想的可能性与最低理想的必然性之间的张力,恰恰构成了文明发展的动力。

在西方文明中,最高理想与最低理想之间的张力,在古希腊就体现在柏拉图所建构的可知世界与可见世界、哲学王统治与法治的张力之中。对于西方文明而言,希腊文明的最大成就在于形而上学对理念至善世界的价值追求。罗马帝国从共和国到帝国的扩展与治理实现了“罗马治下的和平”,但由于其核心价值处在原始的祖先崇拜阶段,以至于罗马帝国无法抵挡基督教的核心价值,最终被基督教征服。

基督教建立在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划分上,因此信仰和启示就成为其核心价值。西方的中世纪时期之所以被称为“黑暗时期”,很大程度上是从东方传入的基督教导致了西方文明的内在断裂。由此,西方文明在核心价值上不仅陷入希腊理性与基督教启示之间的冲突,而且在基督教内部也陷入天主教与东正教、新教与天主教、以及新教内部各教派之间的冲突。而在社会政治组织方面,也始终面临着教会、封建领主、城市共和国、帝国和国家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从希腊罗马文明到基督教文明,再到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的内部断裂、冲突和重建,其惨烈、混乱和艰难程度绝不亚于中国文明的三次内部断裂及其重建。近代以来中国文明的第三次内部断裂以及目前重建的困难,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及其在全球扩张息息相关。因此,要理解今天中国文明重建面临的难题,首先要理解西方现代文明如何在核心价值和社会政治组织方面处理上述冲突。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现代西方文明就是在核心价值上重返古典希腊文明,用理性来消化启示,或者说经历了基督教希腊化之后,才形成了西方现代文明。

面对理性与启示的冲突,基督教传统中曾经出现了希腊理性基督教化的努力。阿奎那主义试图在基督教神学传统中消化希腊理性传统。然而,从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古希腊哲学中理性观念得到了复兴,并摆脱了古希腊的自然宇宙观,而将其置于基督教上帝创世的自然宇宙观背景下。由此,自然宇宙丧失了提供意义世界的基础,变成了一种需要认识和改造的客体。科学自然观由此兴起,理性也从一种朝向至善的能力变成了认识并改造自然的能力。正是由于上帝赋予人的这种理性认知能力,人获得了自由。自由也意味着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内在理性和良知,理解和服从上帝制定的法则,从而得救并获得重返伊甸园的真正自由。通过用理性主义思路阐释基督教思想,以及对古典理性主义的复兴和系统改造,自由成为现代西方文明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围绕这个核心价值,理性与启示达成了一致和妥协。

与此同时,西方文明用自由这个核心价值来重构其社会与政治组织。自由概念呼应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引发的从“共同体”到“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现代转型,由此,平等与自由一道成为组织社会生活的重要价值。社会契约论成为建构西方现代国家的理论基础。自由、平等、法治、民主这些观念也变成了组织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

正是在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基础上,现代国家战胜了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政治组织,成为唯一具有普遍性的现代政治组织。这种普遍性就建立在教会与国家、道德与政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分之上。如果说每个人都可以在私人社会领域中追求各种不同的理想生活,那么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守在以利益为基础的自由、法治秩序。而抽象的自由平等思想,既可以在道德信仰意义上表达良知、信仰自由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又可以在政治意义上表达个人权利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这种区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现代性的解决方案,不仅摆脱了长期困扰西方文明的内部核心价值冲突,而且在低俗基础上建立的现代西方政体具有了抽象的普适性特征。它将其他文明的任何普适价值主张都变成了特殊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私人领域的价值多元主义,被稳妥地安置在普适主义的公共政治体制中。这种普适主义特征为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极大的精神动力。从此全球非西方文明都无法回避来自西方文明的历史挑战。

人民中国:普遍主义核心价值的建构及难题

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文明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普适主义之挑战而被迫回应的历史,这是一场漫长的文明持久战。面对民族生存的危机,中国首先面临着如何将中国传统文明改造为具有普适主义特征的现代文明的问题。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的激进知识界彻底放弃了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以及这种核心价值赖以生存的古典宇宙自然观,开始全盘接受现代西方科学宇宙观及其核心价值。国民党试图将基督教信仰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而共产党则以一种彻底反儒家的姿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在现代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上成长起来的,它同样把个人的自由解放作为其核心价值观。共产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升级版,在更为激进的左翼立场上追求真正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解放。

无论是选择基督教,还是选择共产主义,现代中国核心价值的建构始终服务于中国的救亡主题。国民党对基督教的理解特别看重耶稣的服务和牺牲精神,试图用儒家的积极精神来阐释和消化基督教;而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理解首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天命观,以及共产党人作为先锋队而承担天命的救世情怀。现代中国思想的价值建构,始终以能否“救中国”作为其衡量标准。

在共产党的理论叙述中,儒家思想之所以受到批评,首先就在于儒家文化中保留了封建贵族主义的不平等特征,由此只能建立一个半封建国家,而无法建立人人平等的现代国家。其次,儒家的“克己复礼”抑制了反抗和革命精神,从而使中国无法摆脱对西方的依附地位,唯有以一种极具自我牺牲意识的、彻底不妥协的斗争反抗精神,才可能取得胜利。只有以这种革命精神,以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的美好未来为号召,才能动员并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参与斗争。共产主义核心价值与人人平等的现代国家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革命究竟是依赖少数精英(儒家传统),还是全体人民大众(马克思主义),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中国革命能否成功、中国文明能否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的现实问题。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回答:建立一个依附于西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新社会。无论是核心价值观的重构,还是社会政治组织的重构,共产党始终着眼于文明冲突的历史大背景,以中国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被西方压迫转向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目标。

因此,不能简单地看待共产党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某种否定。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革命的儒家思想、变法图强的法家思想,始终是在共产党理论叙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对儒家思想的批评,主要批判主张贵族制和封建礼教的“陋儒”,反而高度赞扬并继承了左翼儒家“替天行道”、“受命改制”的革命精神。正是将左翼儒家与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即以“人民”作为新的“天”或“上帝”,将全人类自由解放的共产主义看作是“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人民”不仅是中国文明获得独立性的力量所在,也是中国文明最终服务的价值对象。

由此,“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理想,“人民当家作主”的民权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新政治伦理,构成了现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基础。现代核心价值的基础不是个体自由,而是集体利益、公共福利和人民的福祉。从人民共和国到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公安、人民银行、人民医院、人民铁路和人民公社等等,新中国不仅有效地建构起一套普适主义的核心价值,而且有效地将这个核心价值贯穿到经济社会组织和和政治体制中。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主义和人民的核心价值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难题。“天下为公”的理念基于对古老历史的回忆,而在现实中最多能实现比它低级的“小康社会”。共产主义理想始终面临着一个何时及如何落实的现实迫切问题。无论是苏联提出的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还是中国的人民公社实践,都表明了具体落实共产主义的困难,其号召力也不可避免地下降。

改革开放之后,中共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将凝聚全党全国的核心价值,从共产主义转移到中国文明历史传统,逐步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取代实现共产主义。然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这无疑需要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

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始终与敌人及明确的阶级指向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阶级成分发生变化,新生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农民阶级的数量越来越少。社会结构的变化,需要重新调整阶级理论并明确人民与敌人的具体指向。共产党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民”这个概念面对阶级分化而导致的理论难题。随着中共理论话语中阶级理论被和谐社会说所取代,人民的概念及其价值主张被虚化。如何复兴“人民”的政治话语及其背后的阶级理论和辩证法思想,无疑是需要迫切解决的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人权法治等西方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进入中国,对新中国确立起来的共产主义和人民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构成冲击。可以说,当前中国核心价值的场域中,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引入的自由主义思想、新中国以来确立的社会主义传统和中国古典文化传统这三种核心价值观念的冲突和争夺。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究竟走哪条道路,需要在三种文化传统中做出排序和选择。这已经具体体现在十八大报告中所列出的十二种价值中,但是主导权的争夺并未结束。而要明确中国道路,首先必须确立核心价值观。

体用之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价值相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需要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消化自由主义的价值主张。由此,中央不断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创新和研究工程。然而,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乃是现代文明发展几百年来所面临的历史难题,解决这个难题需要充分的理论准备。要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理论难题,就必须重新阐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但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理解“中国化”。“中国化”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意味着要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要用中国古典文明传统来“化”马克思主义。新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化”中国古典文明传统。无论是中国古典替天行道的革命思想,还是法家的变法图强思想,最终都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前者服务于全球社会主义革命;后者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真正扎根,那么,面对自由主义传统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面临衰落的危险。

这实际上涉及近代以来的体用之辨。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为体、中国传统文化为用的立场上。而当改革开放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进入中国,实际上又出现了新的体用之辨,即主张摒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体,中国传统文化为用。由此,出现了用自由主义来阐释儒家思想的种种观念:儒家思想中不仅有民主宪政思想,而且能够找到了普通法法治的理念。这三种文化传统之间的体用之争,关涉到中国走什么路、哪一种文化传统将奠定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一个可以尝试的路径是,核心价值观明确提出以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为体,以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合理成分为用;在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上,坚持社会主义为体,自由主义为用。在社会主义和中华文化传统的关系上,则坚持中华文化传统为体,社会主义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是为了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正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的体用辩证顺序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探寻,必须更加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说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相结合。这实际上相当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起航。

这一文化主张的政治哲学,主张人生来就处在特定历史文化传统所塑造的意义世界中:“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老百姓日用而不觉得价值观。”这是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场上进行“通三统”的文化工程蓝图。经济发展要服务于政治,而政治发展最终要服务于道德文化价值的提升。

仁爱与正义: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我们怎样才能继承和升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价值必须要具有超越性,代表了人生的最高理想追求。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就是在基督教背景下形成的自由和平等,其他都是从这两个核心价值中派生出来的。而在十八大提出的价值体系中,哪个价值是体现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核心价值呢?

在“五四讲话”中,习近平将十八大报告中的十二种价值分成国家层面的价值、社会层面的价值和公民层面的价值。核心价值是一个人面对超验世界的最高追求。它要成为公共道德价值,首先必须是哲学或信仰的一部分。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提出,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中的“大德”则是超越于公德和私德之上,具有普遍哲学或信仰意涵的核心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明大德”就是“明明德”。“明德”指人生来具有的内在光明德性,体现为人生而具有的仁爱之心。在中国古典文化的精神世界中,最高理想就是“明明德,在亲民,而止于至善”。正是坚守儒家“仁爱”这个最高的核心价值,宋代儒家才能化解佛教的挑战,形成儒释道互补的局面。而今天,面对现代社会的兴起,需要重新发掘中国古典传统的“仁爱”,以此阐释社会主义传统中的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和人民等价值,重新塑造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进而应对基督教在精神层面的挑战。

如果说“仁”意味着一个人生而具有的内在光明德性,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那么从个体进入到社会层面必须依赖“义”来提供具有普遍正当性的行为准则。而在现代文明中,“义”可以理解为“正义”。它依赖于我们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关系的类型,不同的社会结构具有不同的正义原则,现代社会中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民主等等,都可以放在“正义”的核心价值之下加以阐述。可见,中国人的核心价值重构必须要回到中华文明传统中,重新理解“仁”和“义”作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中最高的人生准则,并将这种精神价值重新注入到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重新阐释“仁爱”和“正义”的含义,以此来建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如果开始这种核心价值的重构,就应当强调“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这一口号。这意味着,中国人重新复兴古典文明中以仁爱、正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并以这种价值作为出发点,作为对等的价值观应对西方自由、平等观念的挑战,重构中国的政治法律体系,从而形成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提供新的榜样生活。这才是“中国梦”的真正意义所在。

 

(编辑 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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