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2018318日,普京毫无悬念地高票当选俄联邦总统,开启了自己的第四任总统任期。自2000年首次当选总统之后,普京虽曾于2008年至2012年担任总理,但始终是俄罗斯实际的“当家人”。他一直将缔造强大的俄罗斯作为追求目标,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屡遭重大挑战与挫折,却百折不挠、愈战愈勇,逐渐摸索出较为成熟的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法,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效果。在未来至少6年的执政期内,普京将领导俄罗斯沿着既定方向前行,其内外政策走向因此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

 

坚持中央集权,完善发展模式

普京彻底放弃了叶利钦的全盘西化战略,开辟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逐步建立以“中央集权、国家主义、主权民主、民族精神、市场经济、依法治国”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

“中央集权”主要表现为加强中央垂直权力体系。俄罗斯历史上从未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制度,民众一向崇尚权威,拥戴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全盘复制的西方民主制度导致水土不服,产生严重后果:中央政府几近沦为资本寡头势力的傀儡;车臣分裂势力严重威胁国家安全;议会党派林立、相互倾轧,制约政府施政;地方势力坐大,联邦主体各行其是,不向中央缴税,甚至制定出与宪法相抵触的地方法律。普京就任总统伊始,俄罗斯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社会混乱、主权受损、民心思定。残酷的现实深深教育了普京这名曾经的民主派精英,使他下决心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普京以坚定的意志和强有力的手腕整顿秩序,控制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加大对立法和司法系统的影响,并借其整肃寡头势力,铲除分裂势力,打击地方势力。普京通过出台《政党法》、推动党派重组等方法理顺了党派之间、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在全国划分联邦区和派驻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废除与中央法律不符的地方法。经过整顿,越来越多的政治势力聚集在普京周围,实现了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与统一。总统是中央垂直权力体系的中枢。普京组织亲信和国外公关专家组成公关团队,组织理论家研究“主权民主”等重要思想理论,扶植“纳什”、“青年禁卫军”等青年政治组织,极大地巩固了个人声望。

“国家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政治上主要表现为总统集权制和行政权力体系的加强,经济上主要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即确保经济主权,政府一方面保持强大的国民经济调控能力和对战略性产业、资源和企业的管控能力,另一方面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推动经济增长,利用财税等经济杠杆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民众。“国家主义”的要旨在于以国家总体利益为取向,发挥总统和中央政府的核心领导作用,避免国内资本势力和国际垄断资本势力坐大干政。

    “主权民主”强调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不能简单化地评价人权,应尊重人民的文化传统和集体意识与诉求,保证国家安全与民生改善,使政府更加高效、廉洁和亲民。普京将“可控民主视为主权民主的支柱,力求按照西式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制衡反对派。他创建了俄第一大党——统一俄罗斯党,还创建和领导着俄最大的超党派政治联盟——“人民战线—为了俄罗斯”。普京推动俄罗斯生活党、祖国党和退休者党合并为公正俄罗斯党,使其成为“务实的反对党”和普京政权的支持力量,与同为左翼政党的俄联邦共产党争夺政治影响力和选票。普京对俄共还采取了拉拢措施,而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则被驯化。公正俄罗斯党、俄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等主要政党虽然时常批评政府,但是与政府保持着默契,并且在很多治国理念上与政府相通,可被视为建设性的反对党。真正与政府水火不容的只有右翼事业党等力量弱小党派,而其在国内政治中已被边缘化,并遭到政府的严格管控。普京推行“可控民主”的主要举措还有:对地方适当放权,恢复地方行政长官直选;降低立法机构准入门槛,放宽政党注册登记限制;设立“非营利组织基金”,用资助方式使非营利组织为我所用;建立政府要员与反对派代表的对话渠道,给予反对派理性建言的机会。在确保可控性的前提下,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恢复了复合式方式,一半议员名额由跨进杜马门槛的政党按比例分配,另一半由单席位选举产生。这使杜马具有代表性。

“民族精神”是指宏扬民族文化传统,加强民族凝聚力,强化国家认同,用爱国主义的旗帜凝聚人心。俄罗斯在历史上取得历次辉煌都离不开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滋养。普京重视东正教传统在塑造民族精神中的作用,试图以东正教强化俄罗斯的民族特性,培养俄罗斯民众的集体主义精神,为民众承受压力和迎接挑战提供支撑。普京凝聚民族精神的举措为其所开创的发展模式注入了精神内核,也使其成为深得民心的精神之父。

 依法治国是指完善国家法律体系,通过法律规范政府和政治团体的行为。普京出身法学专业,对“依法治国”理解深刻、运用娴熟。普京获得了主要党派的支持,间接控制了国家立法机构,通过相关立法为政府施政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武器。例如,政府可依据《叛国罪法》、《网络黑名单法》、《非营利组织法》、“外国代理人法”等约束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行为,依据《禁止国家官员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拥有海外资产法》等立法反腐败。“依法治国”使俄罗斯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帮助普京对政治生态进行软控制和提高政治文明水平,有力打击了敌对势力将他妖魔化为“独裁者”的图谋。

 市场经济是在“国家主义”范畴下的可控市场经济。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同时,政府对市场进行管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规避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外资垄断、价格和技术垄断、分配不公等弊端。普京推行的“市场经济”力求公平和效率兼顾,同时满足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的双重需求,社会各阶层都能接受,社会矛盾亦得到缓解。普京加强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整顿和加强国家财税体系,恢复对战略性产业、资源和企业的控制,建立稳定基金(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促进民生建设。普京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和渎职行为,惩治违法政府官员,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为政府更好履职以及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经过治理,俄罗斯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市场活力得到加强。

在普京的治理下,俄罗斯政治和社会较为稳定,国民经济在2000年之后出现多年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持续上升。2007年俄罗斯名义GDP达到1.25万亿美元,上升到世界第七位。2014年之后,俄罗斯遭受了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和西方经济制裁双重打击,但俄罗斯的发展模式显示出惊人的抗压能力,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依然保持稳定,普京个人威望居高不下。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等问题上赢得了主动的同时,还改善了国民经济结构,并在2017年实现恢复性增长,成为世界武器出口、能源出口、粮食出口大国。当然,普京的发展模式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官僚主义、腐败等问题的根子尚在,市场仍缺少活力。在外部压力得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普京有可能在下一任期内加大改革力度,在不触及发展模式总体框架的情况下不断对其进行完善,着力培养具有专业背景和国际化视野的年轻人,并逐步用其替换政府高层的老战友。

 

巩固大国地位  平衡对外政策

    俄罗斯大国意识与爱国传统和东正教救世情怀密不可分,早已融入民族血液。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力衰落,曾一度沦落为西方的“小伙伴”和二流国家,民众饱受屈辱,奋发图强成为民族心声。普京顺应民意,执政之初便强调:“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

普京确立了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重要一极的战略目标,凸显出维护国家利益和大国地位的坚定性、灵活性、战略性、全局性,彰显出战略胆识、坚强意志与高超艺术,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一是加强武装力量的建设。军人找回了久违的荣誉感,民众重新树立起自信,而普京作为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的领导人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小觑的领袖。二是强化对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将独联体打造为俄罗斯确立世界强国地位的战略依托。普京努力通过加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组合的作用增加独联体国家在安全和经济等方面对俄罗斯的倚重,通过发挥俄族居民、俄语以及文化交流的作用增加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的认同。三是面对西方的打压与遏制以斗争求生存,以博弈求合作,大胆使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权力,利用能源武器制约欧洲采取反俄政策,广泛介入国际事务和热点问题,迫使西方在叙利亚、伊核、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反恐等问题上不得不与俄合作。普京重视与西方国家争夺国际话语权,创新和传播“主权民主”等有别于西方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打造“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等外宣旗舰,通过多元化的方法和手段塑造俄世界大国形象和自身大国领袖形象。四是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共同面对挑战和赢得发展机遇。普京非常重视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金砖国家机制,以及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和伊朗、委内瑞拉等能源大国的合作。

普京总统执政初期也曾推行亲西方外交政策,试图通过支持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赢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认同和接纳,从而赢取世界大国地位。俄美关系曾一度步入又一个“蜜月期”。2002514日,北约19个成员国外长和俄罗斯外长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了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会议,通过了建立新型关系的文件,以新建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取代“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以平等合作的“20机制”取代“19+1机制”,并在军控、打击恐怖主义、处理地区危机等领域以“平等的伙伴关系”进行合作。

然而,俄罗斯与西方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俄罗斯政权不受制于国际垄断资本。国际垄断资本为征服俄罗斯,必须削弱俄罗斯中央权力,弱化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甚至肢解俄罗斯,具体表现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2004年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中实行双重标准,无端指责俄罗斯的反恐行动,并不断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策动“颜色革命”,同时继续推动北约东扩。俄罗斯《政治杂志》主编彼得·阿科波夫指出,“俄罗斯对抗的并不是美国本身,而是超国家的世界精英通过美国实施的全球化政策。”[1] 普京融入西方的尝试不得不以失败告终。普京总统曾深有感触地说道,“俄罗斯从未是八国集团完整意义上的成员。比方说,外长会议仍旧是过去七国集团的形式,是没有俄罗斯的。”[2]

乌克兰事件爆发后,普京果断地将克里米亚收入囊中,利用东部乌克兰亲俄势力牵制乌克兰政府和欧盟。同时,军事介入叙利亚战争,保住了阿萨德政权以及本国在叙利亚安全利益,并有力地打击了“伊斯兰国”,缔造出新国际反恐统一战线。美国因此恼羞成怒,对俄强硬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在美国压力下,欧洲国家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可以预见,普京任期内俄美关系不会发生实质性好转,激烈博弈将成为常态。俄罗斯与欧盟在能源、安全等领域有很多共同利益,都有改善关系的内在需求。但受美国因素制约,俄欧关系将在曲折和反复中艰难前行。

普京意识到,一味谋求融入西方不会被西方接纳,反而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局面。只有加大开拓东方的力度,才能赢得与西方开展博弈的筹码,并充分利用自身地跨欧亚大陆的地缘经济优势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世界性力量与发展潜力正在分散化,向亚太地区转移”,俄罗斯需要搭乘亚太发展快车,抓住亚洲发展机遇。普京开始致力于构建有别于美国主导的单极全球化的多极世界,打造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大陆联盟体系”,以大陆文明抗衡海洋文明,从而解决俄罗斯作为大陆国家的地缘安全问题。因此,俄罗斯逐步加大了融入亚太的力度,奉行东西方相对均衡的对外战略,通过加强中俄战略协作和推动欧亚大陆一体化强化大国地位。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指出,“在21世纪,拥有3/4亚洲领土却什么事也不好好地做——这不是错误,而是犯罪。但我们的向东转不会很快或一帆风顺。必须改变观念,习惯俄罗斯既是亚洲国家也是欧洲国家的思维。”[3]

俄罗斯融入亚洲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在东北亚方向,俄罗斯加大了开发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力度,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优惠政策,设立了远东发展部,在远东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经济特区和自由港。在东南亚方向,俄罗斯加强与越南的关系,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建立自贸区,积极发展与东盟的关系,于2016年在索契召开了俄罗斯与东盟国家领导人“10+1”峰会。在南亚方向,俄罗斯积极与印度发展关系,促成印度加入上合组织,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开展自贸区谈判。

 

发展中俄关系,强化战略协作

历史经验表明,中俄和则两利、斗则两败。苏联解体后,中俄在战略方面的共同点或共通点不断增加:第一,战略处境相似。两国同处欧亚大陆,同为新兴大国、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家、非西方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战略处境的广泛相似性决定了战略利益的广泛相近性,为两国加强战略协作提供了重要的国家利益基础。第二,战略理念相同。两国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建立平等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改造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以及打击“三股势力”、解决热点问题等方面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主张。第三,战略优势互补。中俄虽为邻国,但战略重心分别位于亚洲和欧洲,便于形成跨欧亚大陆战略协作。中俄在经济和安全方面各有侧重,能够形成互补关系,两国经济互补性亦非常明显。第四,战略协作机制完善。中俄已建立保障两国关系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各种协调机制,既包括增进互信、消除分歧的机制,也包括促进合作、协调行动的机制。其中作用最为突出的是:两国元首会晤机制、政府总理及各部门领导会晤机制、军事安全主管部门间的战略磋商与安全磋商机制、政府各部门合作委员会机制、能源合作谈判代表机制,以及议会、政党合作机制,公共外交机制,等等。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中俄关系始终顺利发展,这在两国关系历史上以及各自与其他世界大国关系中都非常少见。即使在最亲西方的叶利钦当政时期,中俄也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彻底解决了边界问题。普京总统对华同样非常友好,致力于发展中俄关系。就在俄罗斯与西方因为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而剑拔弩张之时,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并在俄罗斯受西方制裁的情况下大力开展对俄经贸合作,使普京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中俄关系的重要性。在短期内与西方缓和关系无望以及俄罗斯对外战略“向东转”的情况下,普京对加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寄予厚望,不断出台推动中俄战略协作的重大举措。俄罗斯向中国出口—35战机和S400防空系统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为中资进入油气等战略资源领域龙头企业打开大门,与中国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从而表达了对“一带一路国际倡议的支持以及对中国进入被俄视为“后院”的中亚地区的认可。俄罗斯政府不断加强对中国和中俄关系的宣传,迅速增加了俄社会对华好感。“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民调结果显示,多数俄罗斯公民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对俄最友好的国家。在同俄罗斯拥有最友好和亲近关系的国家排名调查中,选择中国的受访者从2014年的54%上升至2017年的62%。受访者最看重中国在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48%受访者表示,同中国的合作对俄罗斯经济最重要;22%的受访者认为,俄中两国人民共同点最多,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达成互相理解。”[4]

普京总统必然在未来任期中继续致力于发展中俄关系,重点在以下方面深化中俄战略协作:首先,共同致力于推动多极世界格局的早日形成,更好地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完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其次,构建欧亚大陆新秩序,在支持“一带一路”国际倡议的同时,将加强与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框架下的战略协作,继续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推动欧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稳定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完善地区安全治理体系。中俄在阿富汗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合作将不断深化。最后,与中国在能源、金融、军工、高科技、信息、基础设施等影响地区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的关键经济领域加强战略合作。

综合判断,普京在未来总统任期中将面临经济增长乏力、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持续紧张等重大考验,但也拥有油气价格平稳回升、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国内政局稳定、与亚洲国家合作不断深化等有利条件。正所谓“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同时也为你打开一扇窗。作为执政经验丰富且在拥有崇高声望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普京将引领俄罗斯这艘巨轮朝着既定方向坚定地开启新的航程。

                                              (编辑  杨利红)



* 王晓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长。

[1] 彼得·阿科波夫:《俄罗斯今天的状态比超级大国的地位更重要——“守住”比“超级大国”的地位更重要》,俄罗斯《观点报》网站2016620日。

[2] 《我们不追求超级大国地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俄罗斯“连塔网”2016112日。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我们的目标设定问题”:2015年的俄罗斯和国际政治》,载于俄罗斯“连塔网”20151225日。

[4] 《俄民调六成俄罗斯公民认为中国是对俄最友好的国家》人民网国际频道2017726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726/c1002-29429774.html

“丝路经济带”将为中国打通通往欧洲、中东的陆上通道,新疆、云南、四川、重庆等西部省市将吸引生产要...

20139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我国政府在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标志着我国开始改变传统的对外经贸合作方向,由偏重东部海路变为东部海路与西部陆路双方向均衡发展。这必将对21世纪欧亚大陆乃至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备受世界瞩目。在这种情况下,论证“丝绸之路经济带”具体内容时,需以更具有时代感和历史纵深感的多维视角,审视相关重大战略利益,同时勾勒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应具备的特点,提出相应战略举措。

“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的重大战略利益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以对外经济合作为主的综合性战略构想,涉及我国经济、外交、安全等诸多领域的战略利益,只要规划合理、实施得当,就能够使中国突破若干制约发展的战略瓶颈。

第一,激活陆权优势,破解东西部发展失衡的难题。

陆权的统治地位被海权取代,是贯穿世界近现代史的一条主线。西方工业革命后,海权步入大发展时代,陆上商路的价值大大降低,陆上丝绸之路也随之没落。然而,正如海权的崛起得益于科技进步,当代快速发展的交通和信息技术正在推动陆权和海权的关系发生几百年来的首次逆转。海运较陆运的优势正在逐渐下降,导致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进程加快,陆上丝绸之路的复兴已是大势所趋。21世纪即使不是欧亚世纪,至少也是欧亚大陆与太平洋并存的世纪。我国面朝太平洋、背靠欧亚大陆的地缘优势将尽显无疑。

改革开放初期,海权仍保持着绝对优势。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向东部聚集,这符合经济规律,但却加剧了东西部差距。为缩小东西部差距和挖掘西部发展潜力,2000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近十几年来,西部地区经济得到了较大提升,但东西部差距仍然巨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西部地区远离出海口,只能充当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大后方和原料、劳动力供给基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为中国打通通往欧洲、中东的陆上通道,我国新疆、云南、四川、重庆等西部省市将成为这条通道的战略前沿,产生类似东部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地缘经济优势,从而吸引生产要素聚集,刺激经济发展。例如,“渝新欧”铁路开通后,重庆加工的商品出口到欧洲的时间大大缩短。惠普等知名跨国公司因此大幅增加投资,把重庆作为对欧出口笔记本电脑等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

第二,促进区域合作,创造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外需。

出口贸易特别是对西方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的主引擎之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订单急剧减少,导致中国东部大量工厂停工,给我国面向出口的工业产能带来很大冲击。转变发展方式,更重视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的拉动作用,是一个战略性的任务。然而,增加消费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分配体系紧密相联,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升级更是长期性任务,难以一蹴而就。因此,我国必须开拓境外市场,保持出口合理的规模和增速。

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强大的市场潜力,且其市场更符合中国商品的特点。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一旦具有投资能力,就会发展基础设施和工业设施,为我国带来更多出口订单和服务合同。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以此为指导,我国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输出,不但有利于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且将给合作伙伴国带来更多经济收益,其中相当一部分将转换为对我国制造业的新需求。

第三,维护经济安全,打造多元化出口贸易通道。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美国在各个领域都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美国明显加快了对华战略遏制步伐,日本对我国一再挑衅,致使中国东部安全压力陡增。我国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问题凸显。中国很大一部分外贸商品和石油通过“南海—马六甲”通道运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为中国打造多条陆路出口贸易通道,不但可以直接对冲东部经济安全风险,而且能够使中国成为连接东亚与欧洲、中东、非洲的交通和能源走廊,增加东亚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倚重,弱化其追随美、日遏制中国的动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所需具备的特征

根据时代特点、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和中国国情,“丝绸之路经济带”只有具备以下特征,才能更好地满足我国的重大战略需求:

首先,地域范围超越古丝绸之路,涵盖中亚、西亚与南亚。

习主席谈到“丝绸之路经济带”时指出,“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逐渐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这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多走向的,范围涵盖中亚、西亚与南亚。由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依托上海合作组织,人们有关丝绸之路的概念一般局限于我国西北至中亚的通道,这很容易给外界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只有西北一个方向的印象。这种倾向是需要纠正的。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是俄罗斯南下、印度北上、欧盟东进的必经之路。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趋势加快,进一步提升了中亚的战略价值。俄罗斯、美国、欧盟、土耳其等主要国际力量在中亚地区展开了大博弈。俄罗斯推出了欧亚联盟计划,试图通过推动与中亚的一体化,为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圈定势力范围。西方国家则针锋相对,欧盟推出了“中亚伙伴计划”,美国相继推出了“大中亚计划”和“新丝绸之路战略”,试图阻碍俄罗斯与中亚的一体化进程,推动中亚的南向和西向一体化。印度积极推动中亚与南亚的经济一体化,而土耳其则大力推动中亚与西亚的经济一体化。印度和土耳其的中亚战略客观上起到阻碍俄罗斯与中亚经济一体化的效果,得到了美欧支持。

“丝绸之路经济带”如果仅限于西北走向,就会与美国、欧盟、印度、土耳其积极推动的中亚南向和西向一体化的战略意图相悖,遭到这些国家的抵制。甚至可能削弱上海合作组织的凝聚力和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俄罗斯将中国视为其与中亚经济一体化计划的最有力竞争者,试图赶在中国在中亚地区取得绝对经济优势之前,以欧亚经济共同体及未来欧亚联盟为依托,主导中亚经济秩序。俄专家指出,“俄罗斯将越来越难以遏制中国在上合组织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何况北京可以在双边基础上向其成员国提供贷款,对俄罗斯利益来说,这比北京通过上海合作组织联合机制慷慨解囊还要危险。莫斯科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试图控制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节奏,使其发展速度不超过欧亚经济共同体。中国积极推动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等大手笔经济合作项目的进展,目前并不很理想。

能否成功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多数国际力量均能接受的方案。为此,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西北、南、西三个方向并重,整体推进。“古代丝绸之路的路上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西北丝绸之路,一条是南方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指的是自长安出发,从新疆出境经过中亚到达欧洲的线路。南方丝绸之路指的是自成都出发,从云南腾冲出境经缅甸至印度的贸易路线。” 中国正在沿南方丝绸之路积极打造“孟中缅印经济走廊”,在新疆打造“中巴经济走廊”。三方向并重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使南亚、西亚与中国西部地区连为一体,强化中国经济的辐射作用。其与美国、欧盟、印度、俄罗斯等国的战略利益没有大的冲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包容和统合这些国家不同的区域一体化方案。比如,美国推动南亚与中亚的电力、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符合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利益;而中国推动中亚与南亚的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也在加强中亚、南亚与中国西部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使中国西部有可能利用其它国家取得的多边经济合作成果。例如,哈萨克斯坦铁路部门试图修复并管理阿富汗的铁路网,这项计划得到了西方的支持,在阿中国企业也将从中受益。对俄罗斯而言,三方向并重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大大超出欧亚经济共同体的范围,只要其一体化程度低于欧亚经济共同体,就有可能被俄视为对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有益补充。而俄罗斯与中亚的一体化,也会使“丝绸之路经济带”受益。例如,“中国通往欧洲的渝新欧铁路运营后,由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海关联盟在20121月全面运行,取消了穿越三国边境时冗长的海关检查,货物运输节省了好几天时间,还大大减少了货物失窃的情况。”

第三,功能作用超越商贸范畴,推动新型区域经济大合作。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该讲话精神体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上,就是从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做起,“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

丝绸之路在古代只是一条商路,而要搞“区域大合作”,就不能停留在单纯的商贸概念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国家如果仅提供过境服务,那么“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其经济的拉动作用就会比较有限。我国既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就需要考虑发挥自身制造业能力,培养产品出口市场,帮助发展中国家释放出巨大市场潜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艰难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无心帮助发展中国家,而是以新殖民主义方式,通过对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以及技术、人才、资本等经济要素的垄断权,盘剥发展中国家。我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属于“南南合作”,追求“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因此必然将伴随着中国的工业文明输出,并以此带动合作伙伴国经济的发展。当然,我国也将从合作中获得多重收益:一是境外原料的本地化加工将更有效益,使经济要素配置更为合理;二是中国从“本土发展型世界工厂”变为“全球布局型跨国工业集团”,原料和能源进口、产品出口压力以及环境压力都将由此大幅降低;三是中国将从合作伙伴国的经济发展中获得更多外需。也就是说,“丝绸之路经济带”肩负着并且能够完成创造“南南合作的新模式”的历史重任。这种“南南合作模式”具有互利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定能团结所有合作伙伴,共同化解危机性因素,推动公正合理的经济秩序的形成。

第三,依靠最新高科技成果,建立高效互联互通网络。

在海权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由于地处欧亚大陆腹地,交通不便,沦为欧亚大陆的欧洲经济板块和东亚经济板块的边缘地带。正如蒸汽机技术开启了海权时代一样,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彻底改变“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地缘经济地位。

新一代高铁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正在颠覆人们传统的时空观念。“当高铁经过欧亚大陆的能源、资源、人口、资本和技术大国时,这些生产要素必然开始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将改变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国家地位的改变最终会导致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这就是当年西方崛起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建设由中国通往中亚、南亚、中东、东欧最后直至西欧的各条高铁路线,将有力地带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贯通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将把沿线各国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在各国制造出新的需求,吸引新的投资。” “中国与周边国家高铁系统的建成,必将对中国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形势产生革命性的转变。西部大开发将获得巨大动力,新疆将成为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相连的国际大通道,而云南将成为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交往的国际大通道。此外,跨境高铁网络的建设还将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增强。正如瑞典学者卡尔森(Carlzon)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所说,‘如果中国在未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那么今天投资高铁的决定是起决定性的决策之一。’”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纪嘉纶教授指出,“中国高铁技术具有三大优势:第一,中国高速铁路技术能够打包出口。高速铁路技术的高低,不仅看铁路,还要看工务工程、通信信号、牵引供电、车辆制造等多方面技术水平。中国高铁技术由铁道部整体统一引进,通过消化吸收创新,已形成自己的一套技术体系,并且能够打包出口。第二,中国高铁技术层次比较丰富,经过六次大提速,中国高铁可以达到时速200250千米,也可以达到350千米。第三,中国高速铁路技术成本低,比其他国家低20%左右。” 中国的高铁技术优势,不仅能赢得出口订单,而且为主导“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秩序创造了条件,因为高铁路线的规划会直接导致一批大城市的出现,直接改变域内城市布局。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积极的铁路修建计划。哈萨克斯坦境内已有8700英里的铁路线,正抓紧修建连接中国和土库曼斯坦乃至伊朗的新铁路。哈萨克斯坦的铁路计划刺激了地区竞争的出现。为了升级与中国相连的铁路,特别是改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状况,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了一项投资43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所有这些计划,都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国高铁大展宏图提供了机遇。

21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保障了越来越多、即便是偏远地区的人口,可以与世界同步获取信息,商务信息交流更为便捷。我国信息产业在科技和商业上都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仅以华为集团为例,其2013年销售收入达2400亿元人民币,未来5年收入增长将保持在10%左右。华为凭借持续的研发投入完成了从追赶到超越的历程。过去10年来,华为每年都将销售收入10%以上的资金用于创新,2004年至2013年,华为累计在研发创新上投入1539亿元。如今4G技术方兴未艾,而在4G方面处于全球领先位置的华为却已开始布局5G。华为400G核心骨干网技术领先业界一年以上,有15万员工在全球140多个国家提供服务。 2013年,我国的中兴通讯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建成了中亚第一条手机生产线。 现代化的信息通讯技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加强经济合作的催化剂。我国将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中,利用自身信息产业优势,为域内国家的经贸合作信息的高效传播提供优质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具备信息化的特点。

除高铁、通讯外,我国还在电力、公路、能源管网等产业具有优势。这些基础设施恰恰是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急需发展的。我国将利用自身产业优势,大力加强与域内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并通过对这些基础设施进行网络化运营,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贸合作效率,增进国家间互信,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相应战略举措

第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与解决阿富汗问题相结合。

阿富汗处于欧亚大陆十字路口。解决阿富汗问题,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至关重要,将使中国西部与中亚、南亚、西亚连成互联互通的经济板块,使中国西部由经济发展大后方变为战略前沿,使中国的陆权优势和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进程中的地位得到强化,促使域内多边经贸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迎来高潮,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而所有这些,都会威胁到作为传统海权国—美国的霸权。美国不具备帮助阿富汗实现稳定与发展的真诚愿望,其军事占领阿富汗的战略目标底线是在欧亚大陆中心留下难以收拾的残局,破坏欧亚大陆整合进程,滞迟欧亚世纪的来临。美国的战略企图使其无法在解决阿富汗问题上广泛动员欧亚大陆国家的力量,只能依靠漫长而昂贵的后勤补给线苦苦支撑着军事占领,最终不得不选择撤军。

经济落后、人民贫困是阿富汗出现动荡与战争,滋生三股势力、毒品、有组织犯罪等安全问题的诱因。美国军事占领阿富汗后,阿富汗经济结构畸形化,严重依赖国际援助和“外军服务”,对外依存度极高,进口额占外贸总额的98%。此情如不改变,阿富汗将因在美军撤离后失去重要收入来源而面临严峻挑战,并为美通过国际援助干涉其内政留下可乘之机。美军的撤离,还会给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制造机会。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如果得以壮大,就会利用阿富汗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向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扩张,甚至可能严重阻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因此,解决阿富汗问题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来说刻不容缓。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也会为解决阿富汗问题创造条件。阿富汗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帮助阿富汗经济发展的方式应是“授人以渔”,即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结合中阿战略需求,加大对阿富汗的工业和基础设施投入,使阿富汗经济有机地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整体开发的规模效益。阿富汗将在此过程中实现工业发展和经济升级,并进而成为和平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国家。

第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与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相结合。

上海合作组织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天然合作平台,其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几乎覆盖了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印度、巴基斯坦吸收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题中应有之义。

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就能够覆盖到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从而提高经济合作的有效性和保障工业输出方案的系统性。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将有力地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互联互通。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希望将其铁路网与未来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铁路、以及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相连。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修建这两条铁路,不但会获得印度、巴基斯坦的支持,尽早建成哈吉塔阿巴印铁路和中吉乌一纵一横两条铁路大动脉;而且将大大提高路网的运营效益,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多边经贸合作注入巨大活力。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对接将更具可操作性:东南向与东盟及未来的“区域综合伙伴关系”(RCEP)计划 对接;西向与中东、非洲对接;西北向与欧洲对接;东向与东亚及未来的“中日韩自贸区”对接。这样,“丝绸之路经济带”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将进一步凸显,而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主导国,我国将大大增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将大幅提高上海合作组织解决阿富汗问题的能力。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阿富汗是由部落构成的国家,部落长老们的政治倾向性决定着政局走向,而巴基斯坦第二大民族普什图族系阿富汗的第一大民族,很多部落长老与巴基斯坦保持着密切和友好的关系。而印度对阿富汗的影响力正在迅速增加。201110月,印阿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准备在安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和民间往来等领域全面开展合作。印度是阿富汗的重要援助国,“2001年以来,印度援助阿富汗的资金已超到20亿美元”。 印度逐步加大了对阿军事援助,自“印阿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允许双方扩大军事训练方面合作以来,已有许多阿富汗军官前往印度受训。” 虽然印度与中国、巴基斯坦的政治互信有待提高,但是不能片面地将印度加强对阿关系视为对中、巴的战略遏制。这里有对中阿经济合作构成竞争的一面,但并非主要方面。印阿合作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开辟道路。印阿经济合作越紧密,印度对巴基斯坦的过境需求就越大,印巴合作与关系改善的条件就越成熟。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都面临着严重的天然气短缺问题,都高度重视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天然气管道项目,并为该项目尽早建成而努力。

中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都试图解决阿富汗问题,且各有优势。有效整合四国资源,需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印、巴同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如果成为正式成员国,那么上海合作组织将为四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协同行动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反之,四国的力量可能被分散。

第三,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秉承“上合精神”。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创新合作模式,就必须创新合作理念。上海合作组织以发展中国家视角审视世界发展道路,创新性地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文明多样性,谋求共同发展”为内容的“上合精神”。“上合精神”强调的是互利与和谐,与传统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掠夺方式产生鲜明对比。只要秉承“上合精神”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我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导权就会获得域内国家的广泛认同。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不能仅靠市场自发力量,需重视战略规划。这一点,早已被历史经验所证明。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兴起和发展的保障,主要来自外部中央行政建制,而非城镇社会经济的自我发展。” 如果放弃战略规划,那么“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后剩下的可能只是“路”而不是“带”,因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初期,域内国家的市场相对狭小。假如我国不开展有计划的工业输出,提高域内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工业附加值,那么“丝绸之路经济带”沿途国家所得到的就仅仅是一点儿过境收入,中国商品也就只能出口到西方市场。

印度、俄罗斯等域内大国都有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其他国家之间的一体化方案。然而,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要素最全,工业输出能力最强,并且在国内经济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我国应参照国内经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行区域性功能划分,规划好工业输出的目标和方式、方法,充分照顾域内国家的发展权。这样做,将对别国的一体化方案起到很好的包容效果,使其为我所用,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发挥正能量。

“上合精神”是解决阿富汗问题和打通阿富汗通道的钥匙。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在于其沿用了不合时宜的军事占领方式,以及新殖民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操控方式,表现为忽视阿发展权,藐视阿主权、国情和文化风俗。阿历史悠久,伊斯兰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而美无视阿的国情,不尊重阿文化与传统,强行推动西方普世价值,酿成“烧经事件”等严重亵渎伊斯兰教的事件,引发示威浪潮;加之美军军纪不严,滥杀无辜,很快便失去民心。中国以“上合精神”解决阿富汗问题,采用的方式不是军事干预,而是劝谈促合,帮助阿富汗由乱变治,并找到一条符合其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上合精神”也是打消域内国家对华疑虑的法宝。面对越来越强大和奋发有为的中国,即使印度这样的大国,也会有疑虑。2012年,一个由外交和国防资深官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发表了题为《不结盟2.0:21世纪印度对外战略政策》的报告,提出“必须努力限制中国对印度市场,尤其是对印度基础设施市场的渗透。即便允许中国进入,但必须带有各种保护和在其他领域推进印度利益的条件。” 我国秉承“上合精神”与域内所有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充分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文化。长此以往,“上合精神”必将深入人心,成为域内国家相互交往的宗旨。“丝绸之路经济带”范围内将真正形成公正合理的经济秩序,以及和谐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也将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起到良好示范效益。

 

中俄的战略处境相似,双方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得到深化。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中俄印“三驾马车”短时期内不会是一个完全均衡的...

上海合作组织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由非西方国家组建和主导的国际组织,拥有保障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乃至改造世界秩序的巨大潜力,自成立至今一直广受瞩目。2015年,上海合作组织的外部环境将由于中俄美博弈加剧而更为复杂,而内部环境也将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而发生很大变化。上海合作组织将适应新环境,形成更高效合作机制,发挥更重要作用。

美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威胁增大

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化,有力地推动着欧亚大陆整合进程和域内新秩序的形成,这被美国视为对其世界秩序主导权的最大挑战。针对中国经略亚洲的外交趋向, 20151月奥巴马明确表示,“必须由美国而非中国来制定亚洲贸易规则”。美国的欧亚战略以中国为主攻方向,对中俄同时进行战略遏制,并将欧洲控制在其战略轨道之内,主要实施方式可描述为“四面合围、中心开花”。

“四面合围”是指美国利用自身海权优势,对亚洲周边重要陆海结合部及战略要地进行控制或引发冲突与混乱,在中俄四周制造“战略遏制带”和“战略破碎带”:在东亚、东南亚,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强盟友关系,拉拢越南,改造缅甸,不断制造麻烦,给中国建设新的能源通道和经贸走廊制造障碍;在西亚、北非,在埃及、利比亚等国策动了一系列“颜色革命”,在伊拉克留下了烂摊子,对伊朗坚持高压和制裁政策,在叙利亚扶持反对派武力推翻合法政府;在俄罗斯西部,美国激化了乌克兰局势,把欧洲绑在对俄制裁的战车上,削弱了俄欧的实力。

“中心开花”是指,美国企图直接对中俄以及大陆腹地国家进行政治生态改造。随着通信与交通运输技术的飞跃,上海合作组织所覆盖的中亚地区对中俄的战略价值明显上升。中亚地处“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美国在此制造动乱,将重创中俄战略利益。近年美国对中俄政权颠覆政策收效甚微,可以预见它将加大在中亚策动“颜色革命”的力度,实现旨在操控中亚国家内外政策的“可控民主”,或者制造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可控混乱”。今年3月份的乌兹别克总统选举、塔吉克斯坦议会选举、下半年的吉尔吉斯议会选举以及可能提前举行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大选都将是做文章的题材,以及以阿富汗为支点,引“三股势力”、贩毒、有组织犯罪等祸水流向中亚和中俄。在美国的纵容下,中俄和中亚都已出现前往阿富汗和“伊斯兰国”(IS)参加“圣战”的活跃人流,这些人受训后必将陆续回国,策动“圣战”,发动极其恶劣的暴恐袭击。美国的“中心开花”政策几乎涉及所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上海合作组织政治和安全合作面临严峻考验。

印度地处亚洲重要的陆海结合部,加之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在即,因此倍受美国“垂爱”。20151月,奥巴马作为首位参加印度共和国日阅兵活动的美国总统,大秀美印亲密。美国的战略目的是拉拢印度加入对华遏制带,强化印度与西方的所谓价值观同盟,借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之机,破坏该组织政治合作,加大内部分歧,弱化决策效率。

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倚重增强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上海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由于乌克兰事件,俄罗斯受西方制裁和打压,处境艰难,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倚重明显增加。政治方面,俄罗斯需借助上海合作组织与美国开展战略博弈,改变被西方妖魔化的国家形象,使本国政治模式和发展理念得到更广泛认同;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共同防范美国策动“颜色革命”;消除哈萨克斯坦等国在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事件后对俄增强的防范心理,从而推动严重受阻的欧亚政治一体化进程。为此,俄将积极推动各成员国在今年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乌法峰会上深化政治合作。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指出,俄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从政治上巩固上海合作组织,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发展安全、经济和人文领域的合作”。俄罗斯是具有全球性战略视野的世界大国,将会利用今年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和金砖国家组织轮值主席国的有利条件,主动设定国际合作议程,与美国展开全球性博弈。

经济方面,俄罗斯的主要亚洲经济合作伙伴几乎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上海合作组织加强经济合作,有利于俄发挥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优势,走出经济困境。制裁俄罗斯使欧洲经济雪上加霜,欧洲推出每月600亿欧元的量化宽松政策,暴露出其经济形势的严峻性。俄罗斯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合作只要取得突破,将来在与欧谈判解除制裁和开展贸易时就能赢得主动。

安全方面,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密切而深入。俄罗斯主导着独联体集安条约组织及其集体快速反应部队、独联体反恐怖中心等多边机构,俄第201摩步师常驻塔吉克斯坦,防范极端势力入侵和维护地区稳定的作用十分重要,成为塔吉克斯坦乃至中亚的重要安全依托。而俄罗斯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重点,是充分利用该组织的丰富资源和地缘优势,在西部安全环境因乌克兰危机而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向南扩大战略纵深,对中亚安全威胁进行源头治理,遏制中东地区“三股势力”向东渗透,消除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策源地。

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期望增加

美国将中国视为全球最主要的对手,美国对华采取“接触+遏制”的两手政策,即通过加强接触,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施加影响,例如,不断地游说中国按照西方标准处理国内与国际事务;通过构筑对华遏制带,以压促变,试图将中国纳入战略轨道。

面对美国的两手政策,中国积极构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阐明中国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宣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另一方面利用本国海陆兼备的地缘优势,通过加大向西开放力度,巩固和扩大陆权,并增加应对来自东部挑战的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发挥自身地缘经济优势,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战略以及推动建立“亚太自贸区”,破解美国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的图谋,在亚洲打造并主导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版块,进而实现 “亚洲梦”、“亚太梦”。为此,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美日等海权国家对付大陆国家的传统方法,是使大陆国家碎片化并相互敌视,这样其就可以利用仲裁者身份操控大陆局势。中国则以弘扬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主要内容的“亚洲安全观”和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文明多样性,谋求共同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上海精神”,增强亚洲国家的政治互信,进而促进多边安全合作。只要亚洲国家经济、政治、安全、文化合作达到较高程度并形成良性循环,中国的外部环境将彻底得到改善,惠及亚洲各国的“亚洲世纪”将加速到来,而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将被迫做出实质性调整。

上海合作组织在中国的亚洲战略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制度性安排,而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济合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以互利共赢为原则制定相关制度。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互信已达到较高水平,标志之一是“上海精神”、“亚洲安全观”被各成员国所接受。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上海精神”和“亚洲安全观”就能在更大范围内深入人心。中国期望上海合作组织承担维护亚洲稳定、安全和发展,促进亚洲一体化并进而实现“亚洲世纪”的重要使命。因此,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态度变得积极,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印时明确表示,“欢迎并支持印度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

上海合作组织必将出现重大变化

中俄战略处境相似,战略利益相通,在美国威胁下已然形成“背靠背”之势,双方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得到深化。大国博弈新形势下,中俄都迫切希望上海合作组织做大做强,发挥更大作用,上海合作组织必将出现一些重大变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口、经济规模等数据

中俄印将成拉动上海合作组织的“三驾马车”

中俄都明确支持印度与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法律障碍已经消除,俄必然以轮值主席国的身份尽快促成此事。中俄印都是新兴大国,其国力远大于其他成员国。三国的默契合作,将是支撑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基础。俄罗斯早就看到中俄印战略合作的巨大潜力,1996年时任俄外长的普里马科夫在访印时,首次提出建立中俄印战略合作。如今,三国已形成外长级和首脑级定期会晤机制。可以预见,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后,中俄印高层会晤机制将得到提升和扩展,覆盖领域将更宽,层级将更丰富,频率将更密集,而对上海合作组织发展问题的探讨,将成为三国会晤的重要内容。

印度重视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但它与中俄在政治和安全合作方面要达到中俄之间的默契程度尚需时日。所以,在扩员初期,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特别是相关制度设计将成为三国高层会晤的重点话题。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既能发挥中国的经济优势,又符合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需求,因此一直受到中国的高度重视。但是,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大大滞后于政治和安全合作,主要原因是其覆盖地域与被俄罗斯视为“后院”的中亚地区高度重合。俄罗斯在此建有欧亚经济联盟,担心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削弱其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印巴的加入,将使上海合作组织地域范围大大超出中亚,加之乌克兰事件后俄罗斯对华战略信任和倚重增加,其对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态度正变得积极。综上所述,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将成为中俄印相对容易达成共识并积极推进的领域。

在推进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过程中,印度将增加对中国乃至巴基斯坦的信任。更重要的是,上海合作组织本身积累了管控边界纠纷的丰富经验。上海合作组织源自“上海五国”会晤机制,而五国首脑1996年第一次会晤的成果,就是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上海合作组织在扩员后,面临的一项重大考验就是如何管控好印巴之间、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这些纠纷曾给当事国留下战争伤痛,原由西方殖民者故意制造,并且今天仍被西方利用,以利其挑拨离间、谋取利益。如果不把这些纠纷管控好,势必影响上合组织的团结和效率,这也是很多专家对上合组织扩员持保留态度的主要原因。炒热领土争端,激化矛盾,会给当事国造成极大损伤,并不符合当事国的利益。印巴对此已深有体会,两国几经战争最终走向和解。上合组织扩员初期,俄罗斯已表示,将推动成员国在今年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乌法峰会上签署关于边界问题合作与协作的协议。如果上海合作组织形成有效的分歧和风险控制机制,印中、印巴关系势必进一步改善,中俄印“三驾马车”拉动上海合作组织政治和安全合作的作用将更明显。当然,这在近期内不会是一个完全均衡的结构,中俄战略协作将在很长时期内扮演撬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杠杆角色,而中俄印战略合作,将为这根杠杆提供一个牢固的支点。

上合组织将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

解决阿富汗问题,能够有力地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和有组织犯罪,把中国西部与中亚、南亚和西亚连为一体,对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意义重大。去年美军开始撤离阿富汗。201410月,阿富汗新总统加尼对华进行了当选后首次国事访问,中国承诺对阿提供3.27亿美元民事援助;201412月,中国邀请塔利班代表团访华,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推动阿富汗和解进程;20151月,中阿领导人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暨“中阿友好合作年”。

时代背景的变化,为上海合作组织解决阿富汗问题带来巨大机遇。首先,海权和陆权的关系正出现世界史上的首次逆转。正如海权的崛起得益于科技进步,人类社会步入21世纪,快速发展的交通和信息技术正在推动陆权和海权的关系发生世界史上的首次逆转。海运较陆运的优势开始下降,陆上丝绸之路的复兴已是大势所趋。解决阿富汗问题就能打通欧亚大陆,而这将使欧亚大陆大多数国家特别是阿富汗邻国获得巨大利益,必将受到欧亚大陆国家的欢迎与支持。美国是传统的海权国家,不会充分动员和整合欧亚大陆国家的力量共同解决阿富汗问题,只能依靠漫长而昂贵的后勤补给线苦苦支撑其军事占领,最终不得不选择撤军。对于美国而言,可怕的是阿富汗实现和平与发展,进而加快陆权崛起的进程。

其次,殖民扩张已成历史,新殖民主义亦穷途末路。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时期,任何一个强国抢夺阿富汗,都会引来另一个强国的反击。阿富汗及其邻国沦为列强军事冲突的前沿,被迫在不同列强阵营中选边站。如今,阿富汗周边国家均为主权独立国家,这使阿富汗在军事上成为一块飞地,美军对阿后勤补给必须经过这些主权国家。美国对阿军事占领,反而因此受制于这些国家。正因如此,美国军事占领阿富汗没有遭遇其邻国和其他大国的阻拦,美国却最终自动做出撤军决定。所有这些,在殖民主义扩张时期都是不可想象的。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方式,首次由传统的列强“对垒式”转为友邻“环抱式”。美国在阿藐视阿富汗的主权、国情和文化风俗,忽视阿富汗的发展权利,这是阿富汗问题难以解决的深层次原因。

阿富汗问题关系到地区安全和经济秩序构建,涉及敏感的民族、宗教、文化等问题,需要一套综合解决方法以及相应的主导性多边协作平台,以便调动域内多种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协调各国资源和行动。上海合作组织经过十余年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组织结构和法律体系,拥有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怖机构两个常设机构。除元首和政府首脑理事会会议外,上海合作组织还设有议长、安全会议秘书、外交、国防、救灾、经济、交通、文化、卫生、执法部门领导人以及总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会议等年度定期会晤机制。环抱于阿富汗四周的,不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国或对话伙伴国。20126月,阿富汗被上合组织接纳为观察员国。上海合作组织早已介入阿富汗问题,只是尚未发挥主导性作用。上海合作组织200511月建立了阿富汗联络组,2009年起,定期举行阿富汗问题副外长级磋商。2012年,卡尔扎伊在上合组织北京峰会上指出:“若得到上合组织的支持,阿富汗将走向繁荣;否则阿将遭受苦难,这种苦难也将危害整个地区。希望阿富汗问题和阿面临的安全风险能引起上合组织的高度重视,上合组织和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一起,共同打击极端主义。”[1]

上海合作组织与域内其他单边或多边力量比较,具有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主导性作用的潜力。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和欧亚经济联盟在职能上比较单一,但可以为上海合作组织提供重要支持。美国是阿富汗军事占领方和目前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导力量,根据2012年美阿《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协议》,阿富汗成为美国的“重要非北约盟国”,2014年后美国仍可使用阿设施并保持一定规模的军队。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等域内力量加大对阿富汗问题的介入力度,美国的干扰很可能增强。但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主导地位被上海合作组织取代的趋势是难以扭转的。

上合组织将成推进“新全球化”进程的新型国际组织

“全球化”实质是西方以金权势力强化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一种方式,但其滥用金融霸权、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等牟利,加剧了世界经济系统的失衡与紊乱,加剧了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引发了“逆全球化”进程。总体看,全球化仍是世界发展大趋势,所谓的“逆全球化”其实是逆西方全球化。与之相对应的是,以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目标,以新兴大国为主体,以新型区域一体化为支撑的“新全球化”进程加速兴起,而上海合作组织将成为此进程中的头羊。

上海合作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由非西方国家主导的多边合作机构,能够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形成有别于西方的新型国际话语体系。成员国共同缔造的“上海精神”,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接受,正在为夯实政治互信基础以及区域一体化创造良好条件。由于肩负着引领“新全球化”进程的历史重任,上海合作组织呈现出新的特征。首先,组织内部形成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尊重本土性和多样性的文明合作与交融体系,其与西方全球化中的文明冲突体系具有本质性区别,将为“新全球化”不断输出代表发展中国家立场的公共产品,包括哲学理念和发展模式。

其次,组织内部经济将按照互利共赢原则实现良性有序循环,大国不会滥用经济主导权。上海合作组织追求整体性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以制度建设为抓手,为经济便利化创造条件,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强经济战略规划的交流与衔接。上海合作组织目前的成员国都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仍保留着较强的经济规划能力,各国正在抓紧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的《2025年前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战略》。未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战略、印度的“东进战略”以及其他成员国的发展战略,将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得到更好的协调与衔接。

最后,成员国不谋求“绝对安全”,而是努力实现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主要内容的“相对安全”。内部安全合作重点在于打击“三股势力”和非传统安全方面。上海合作组织不会谋求打造亚洲版北约,也不会主动与西方强国进行军事对垒,更不会弱肉强食,欺辱其他国家,将真正起到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作用。

印巴加入后,上海合作组织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将得到很大提升。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推动和影响下,亚洲将逐步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新经济秩序、符合“亚洲安全观”的新安全秩序、“尊重文明多样性”与和谐共生的新政治秩序,进而对世界新秩序的形成造成深刻影响。


* 王晓泉,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1]《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3)》第37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9月第1版。

西方制裁俄罗斯之后,卢布汇率不断下跌,最近出现大幅急跌趋势,俄经济崩溃论再度甚嚣尘上。 卢布汇率大跌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卢布汇率...

西方制裁俄罗斯之后,卢布汇率不断下跌,最近出现大幅急跌趋势,俄经济崩溃论再度甚嚣尘上。

卢布汇率大跌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卢布汇率大跌是俄国内经济低迷、西方制裁、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下跌以及美元升值等内外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俄经济自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增长乏力,主因是经济结构畸形,近90%的出口收入和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来自能源和原材料部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俄外汇收入因此大幅降低;俄兼并克里米亚之后,西方对俄进行制裁与打压,禁止俄在西方融资,造成俄融资压力巨大,国内资本外逃加剧;西方还压制科威特等产油国放弃石油限产保价措施,使国际油价处于巨大下行压力之下;美国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QE),推动美元升值,一方面帮助国内金融寡头实现美元资产升值,另一方面导致石油等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

卢布汇率大跌不能说明俄经济已出现危机

汇率只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一项指标,汇率大跌并不能说明经济已出现危机,更谈不上经济崩溃。俄外债水平很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俄不但还清了积欠多年的大部分外债,而且建立了充足的黄金外汇储备以及国家福利基金和储备基金。俄所有外债只占GDP11%。据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报告,俄国家、银行和企业2015年应清偿的外债共计1300亿美元,而俄罗斯截止2014121日拥有黄金外汇储备4188亿美元。俄国际石油价格走低减少了俄外汇收入,但俄石油开采和运输成本合计为每桶25美元,俄可通过扩大出口弥补价格损失。如果国际油价长期保持在每桶75美元以下,俄财政才会真正出现困难。即使这样,俄依靠黄金外汇储备和国家基金也能够坚持至少3年。此外,卢布汇率下跌降低了俄军工、核电等产业的生产成本,有利于本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本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这些产品主要出口到非西方国家,受西方制裁影响很小,仍能够为俄赚取大量外汇。卢布汇率下跌,客观上有利于冲销俄前些年大量投资基础设施所欠下的卢布债务,有利于消除经济泡沫。

俄政府完全有能力干预汇率,目前其正在权衡利弊,实际上是在保护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之间寻找平衡点。既要做到适时干预,又要保持持久应付西方制裁的实力。如果为保持卢布稳定而干预过早过猛而过量消耗外汇储备,经济才会真正出现大问题。这是吸取了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当事国政府为维持短期汇率稳定而被西方洗劫的教训。当然,俄政府不会任由卢布汇率高空跳水,因为俄民众的很多生活必需品来自进口,卢布汇率过低将导致物价飙升,从而引发社会恐慌,给反俄势力提供可乘之机。目前,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众有过紧日子的思想准备,并且2014年俄粮食获得大丰收,产量超过1亿吨。在这种情况下,俄政府针对本轮卢布急跌已出台加息措施。

卢布汇率大跌对俄合作仍需强调互利共赢

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国需要俄罗斯分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遏制压力,与俄共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进而改造国际秩序。因此,我们应本着以人为善的态度,雪中送炭、互利共赢,进一步加强中俄战略互信与协作,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结合好。


*王晓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晓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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