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8日,普京毫无悬念地高票当选俄联邦总统,开启了自己的第四任总统任期。自2000年首次当选总统之后,普京虽曾于2008年至2012年担任总理,但始终是俄罗斯实际的“当家人”。他一直将缔造强大的俄罗斯作为追求目标,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屡遭重大挑战与挫折,却百折不挠、愈战愈勇,逐渐摸索出较为成熟的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法,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效果。在未来至少6年的执政期内,普京将领导俄罗斯沿着既定方向前行,其内外政策走向因此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
坚持中央集权,完善发展模式
普京彻底放弃了叶利钦的全盘西化战略,开辟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逐步建立以“中央集权、国家主义、主权民主、民族精神、市场经济、依法治国”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
“中央集权”主要表现为加强中央垂直权力体系。俄罗斯历史上从未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制度,民众一向崇尚权威,拥戴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全盘复制的西方民主制度导致水土不服,产生严重后果:中央政府几近沦为资本寡头势力的傀儡;车臣分裂势力严重威胁国家安全;议会党派林立、相互倾轧,制约政府施政;地方势力坐大,联邦主体各行其是,不向中央缴税,甚至制定出与宪法相抵触的地方法律。普京就任总统伊始,俄罗斯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社会混乱、主权受损、民心思定。残酷的现实深深教育了普京这名曾经的民主派精英,使他下决心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普京以坚定的意志和强有力的手腕整顿秩序,控制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加大对立法和司法系统的影响,并借其整肃寡头势力,铲除分裂势力,打击地方势力。普京通过出台《政党法》、推动党派重组等方法理顺了党派之间、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在全国划分联邦区和派驻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废除与中央法律不符的地方法。经过整顿,越来越多的政治势力聚集在普京周围,实现了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与统一。总统是中央垂直权力体系的中枢。普京组织亲信和国外公关专家组成公关团队,组织理论家研究“主权民主”等重要思想理论,扶植“纳什”、“青年禁卫军”等青年政治组织,极大地巩固了个人声望。
“国家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政治上主要表现为总统集权制和行政权力体系的加强,经济上主要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即确保经济主权,政府一方面保持强大的国民经济调控能力和对战略性产业、资源和企业的管控能力,另一方面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推动经济增长,利用财税等经济杠杆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民众。“国家主义”的要旨在于以国家总体利益为取向,发挥总统和中央政府的核心领导作用,避免国内资本势力和国际垄断资本势力坐大干政。
“主权民主”强调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不能简单化地评价人权,应尊重人民的文化传统和集体意识与诉求,保证国家安全与民生改善,使政府更加高效、廉洁和亲民。普京将“可控民主”视为主权民主的支柱,力求按照西式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制衡反对派。他创建了俄第一大党——统一俄罗斯党,还创建和领导着俄最大的超党派政治联盟——“人民战线—为了俄罗斯”。普京推动俄罗斯生活党、祖国党和退休者党合并为公正俄罗斯党,使其成为“务实的反对党”和普京政权的支持力量,与同为左翼政党的俄联邦共产党争夺政治影响力和选票。普京对俄共还采取了拉拢措施,而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则被驯化。公正俄罗斯党、俄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等主要政党虽然时常批评政府,但是与政府保持着默契,并且在很多治国理念上与政府相通,可被视为建设性的反对党。真正与政府水火不容的只有右翼事业党等力量弱小党派,而其在国内政治中已被边缘化,并遭到政府的严格管控。普京推行“可控民主”的主要举措还有:对地方适当放权,恢复地方行政长官直选;降低立法机构准入门槛,放宽政党注册登记限制;设立“非营利组织基金”,用资助方式使非营利组织为我所用;建立政府要员与反对派代表的对话渠道,给予反对派理性建言的机会。在确保可控性的前提下,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恢复了复合式方式,一半议员名额由跨进杜马门槛的政党按比例分配,另一半由单席位选举产生。这使杜马具有代表性。
“民族精神”是指宏扬民族文化传统,加强民族凝聚力,强化国家认同,用爱国主义的旗帜凝聚人心。俄罗斯在历史上取得历次辉煌都离不开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滋养。普京重视东正教传统在塑造民族精神中的作用,试图以东正教强化俄罗斯的民族特性,培养俄罗斯民众的集体主义精神,为民众承受压力和迎接挑战提供支撑。普京凝聚民族精神的举措为其所开创的发展模式注入了精神内核,也使其成为深得民心的精神之父。
“依法治国”是指完善国家法律体系,通过法律规范政府和政治团体的行为。普京出身法学专业,对“依法治国”理解深刻、运用娴熟。普京获得了主要党派的支持,间接控制了国家立法机构,通过相关立法为政府施政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武器。例如,政府可依据《叛国罪法》、《网络黑名单法》、《非营利组织法》、“外国代理人法”等约束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行为,依据《禁止国家官员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拥有海外资产法》等立法反腐败。“依法治国”使俄罗斯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帮助普京对政治生态进行软控制和提高政治文明水平,有力打击了敌对势力将他妖魔化为“独裁者”的图谋。
“市场经济”是在“国家主义”范畴下的可控市场经济。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同时,政府对市场进行管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规避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外资垄断、价格和技术垄断、分配不公等弊端。普京推行的“市场经济”力求公平和效率兼顾,同时满足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的双重需求,社会各阶层都能接受,社会矛盾亦得到缓解。普京加强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整顿和加强国家财税体系,恢复对战略性产业、资源和企业的控制,建立稳定基金(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促进民生建设。普京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和渎职行为,惩治违法政府官员,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为政府更好履职以及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经过治理,俄罗斯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市场活力得到加强。
在普京的治理下,俄罗斯政治和社会较为稳定,国民经济在2000年之后出现多年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持续上升。2007年俄罗斯名义GDP达到1.25万亿美元,上升到世界第七位。2014年之后,俄罗斯遭受了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和西方经济制裁双重打击,但俄罗斯的发展模式显示出惊人的抗压能力,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依然保持稳定,普京个人威望居高不下。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等问题上赢得了主动的同时,还改善了国民经济结构,并在2017年实现恢复性增长,成为世界武器出口、能源出口、粮食出口大国。当然,普京的发展模式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官僚主义、腐败等问题的根子尚在,市场仍缺少活力。在外部压力得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普京有可能在下一任期内加大改革力度,在不触及发展模式总体框架的情况下不断对其进行完善,着力培养具有专业背景和国际化视野的年轻人,并逐步用其替换政府高层的老战友。
巩固大国地位 平衡对外政策
俄罗斯大国意识与爱国传统和东正教救世情怀密不可分,早已融入民族血液。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力衰落,曾一度沦落为西方的“小伙伴”和二流国家,民众饱受屈辱,奋发图强成为民族心声。普京顺应民意,执政之初便强调:“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
普京确立了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重要一极的战略目标,凸显出维护国家利益和大国地位的坚定性、灵活性、战略性、全局性,彰显出战略胆识、坚强意志与高超艺术,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一是加强武装力量的建设。军人找回了久违的荣誉感,民众重新树立起自信,而普京作为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的领导人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小觑的领袖。二是强化对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将独联体打造为俄罗斯确立世界强国地位的战略依托。普京努力通过加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组合的作用增加独联体国家在安全和经济等方面对俄罗斯的倚重,通过发挥俄族居民、俄语以及文化交流的作用增加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的认同。三是面对西方的打压与遏制以斗争求生存,以博弈求合作,大胆使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权力,利用能源武器制约欧洲采取反俄政策,广泛介入国际事务和热点问题,迫使西方在叙利亚、伊核、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反恐等问题上不得不与俄合作。普京重视与西方国家争夺国际话语权,创新和传播“主权民主”等有别于西方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打造“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等外宣旗舰,通过多元化的方法和手段塑造俄世界大国形象和自身大国领袖形象。四是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共同面对挑战和赢得发展机遇。普京非常重视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金砖国家机制,以及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和伊朗、委内瑞拉等能源大国的合作。
普京总统执政初期也曾推行亲西方外交政策,试图通过支持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赢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认同和接纳,从而赢取世界大国地位。俄美关系曾一度步入又一个“蜜月期”。2002年5月14日,北约19个成员国外长和俄罗斯外长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了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会议,通过了建立新型关系的文件,以新建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取代“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以平等合作的“20机制”取代“19+1机制”,并在军控、打击恐怖主义、处理地区危机等领域以“平等的伙伴关系”进行合作。
然而,俄罗斯与西方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俄罗斯政权不受制于国际垄断资本。国际垄断资本为征服俄罗斯,必须削弱俄罗斯中央权力,弱化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甚至肢解俄罗斯,具体表现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2004年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中实行双重标准,无端指责俄罗斯的反恐行动,并不断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策动“颜色革命”,同时继续推动北约东扩。俄罗斯《政治杂志》主编彼得·阿科波夫指出,“俄罗斯对抗的并不是美国本身,而是超国家的世界精英通过美国实施的全球化政策。”[1] 普京融入西方的尝试不得不以失败告终。普京总统曾深有感触地说道,“俄罗斯从未是八国集团完整意义上的成员。比方说,外长会议仍旧是过去七国集团的形式,是没有俄罗斯的。”[2]
乌克兰事件爆发后,普京果断地将克里米亚收入囊中,利用东部乌克兰亲俄势力牵制乌克兰政府和欧盟。同时,军事介入叙利亚战争,保住了阿萨德政权以及本国在叙利亚安全利益,并有力地打击了“伊斯兰国”,缔造出新国际反恐统一战线。美国因此恼羞成怒,对俄强硬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在美国压力下,欧洲国家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可以预见,普京任期内俄美关系不会发生实质性好转,激烈博弈将成为常态。俄罗斯与欧盟在能源、安全等领域有很多共同利益,都有改善关系的内在需求。但受美国因素制约,俄欧关系将在曲折和反复中艰难前行。
普京意识到,一味谋求融入西方不会被西方接纳,反而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局面。只有加大开拓东方的力度,才能赢得与西方开展博弈的筹码,并充分利用自身地跨欧亚大陆的地缘经济优势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世界性力量与发展潜力正在分散化,向亚太地区转移”,俄罗斯需要搭乘亚太发展快车,抓住亚洲发展机遇。普京开始致力于构建有别于美国主导的单极全球化的多极世界,打造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大陆联盟体系”,以大陆文明抗衡海洋文明,从而解决俄罗斯作为大陆国家的地缘安全问题。因此,俄罗斯逐步加大了融入亚太的力度,奉行东西方相对均衡的对外战略,通过加强中俄战略协作和推动欧亚大陆一体化强化大国地位。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指出,“在21世纪,拥有3/4亚洲领土却什么事也不好好地做——这不是错误,而是犯罪。但我们的向东转不会很快或一帆风顺。必须改变观念,习惯俄罗斯既是亚洲国家也是欧洲国家的思维。”[3]
俄罗斯融入亚洲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在东北亚方向,俄罗斯加大了开发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力度,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优惠政策,设立了远东发展部,在远东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经济特区和自由港。在东南亚方向,俄罗斯加强与越南的关系,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建立自贸区,积极发展与东盟的关系,于2016年在索契召开了俄罗斯与东盟国家领导人“10+1”峰会。在南亚方向,俄罗斯积极与印度发展关系,促成印度加入上合组织,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开展自贸区谈判。
发展中俄关系,强化战略协作
历史经验表明,中俄和则两利、斗则两败。苏联解体后,中俄在战略方面的共同点或共通点不断增加:第一,战略处境相似。两国同处欧亚大陆,同为新兴大国、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家、非西方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战略处境的广泛相似性决定了战略利益的广泛相近性,为两国加强战略协作提供了重要的国家利益基础。第二,战略理念相同。两国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建立平等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改造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以及打击“三股势力”、解决热点问题等方面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主张。第三,战略优势互补。中俄虽为邻国,但战略重心分别位于亚洲和欧洲,便于形成跨欧亚大陆战略协作。中俄在经济和安全方面各有侧重,能够形成互补关系,两国经济互补性亦非常明显。第四,战略协作机制完善。中俄已建立保障两国关系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各种协调机制,既包括增进互信、消除分歧的机制,也包括促进合作、协调行动的机制。其中作用最为突出的是:两国元首会晤机制、政府总理及各部门领导会晤机制、军事安全主管部门间的战略磋商与安全磋商机制、政府各部门合作委员会机制、能源合作谈判代表机制,以及议会、政党合作机制,公共外交机制,等等。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中俄关系始终顺利发展,这在两国关系历史上以及各自与其他世界大国关系中都非常少见。即使在最亲西方的叶利钦当政时期,中俄也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彻底解决了边界问题。普京总统对华同样非常友好,致力于发展中俄关系。就在俄罗斯与西方因为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而剑拔弩张之时,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并在俄罗斯受西方制裁的情况下大力开展对俄经贸合作,使普京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中俄关系的重要性。在短期内与西方缓和关系无望以及俄罗斯对外战略“向东转”的情况下,普京对加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寄予厚望,不断出台推动中俄战略协作的重大举措。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苏—35战机和S400防空系统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为中资进入油气等战略资源领域龙头企业打开大门,与中国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从而表达了对“一带一路”国际倡议的支持以及对中国进入被俄视为“后院”的中亚地区的认可。俄罗斯政府不断加强对中国和中俄关系的宣传,迅速增加了俄社会对华好感。“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民调结果显示,多数俄罗斯公民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对俄最友好的国家。在同俄罗斯拥有最友好和亲近关系的国家排名调查中,选择中国的受访者从2014年的54%上升至2017年的62%。受访者最看重中国在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48%受访者表示,同中国的合作对俄罗斯经济最重要;22%的受访者认为,俄中两国人民共同点最多,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达成互相理解。”[4]
普京总统必然在未来任期中继续致力于发展中俄关系,重点在以下方面深化中俄战略协作:首先,共同致力于推动多极世界格局的早日形成,更好地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完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其次,构建欧亚大陆新秩序,在支持“一带一路”国际倡议的同时,将加强与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框架下的战略协作,继续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推动欧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稳定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完善地区安全治理体系。中俄在阿富汗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合作将不断深化。最后,与中国在能源、金融、军工、高科技、信息、基础设施等影响地区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的关键经济领域加强战略合作。
综合判断,普京在未来总统任期中将面临经济增长乏力、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持续紧张等重大考验,但也拥有油气价格平稳回升、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国内政局稳定、与亚洲国家合作不断深化等有利条件。正所谓“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同时也为你打开一扇窗”。作为执政经验丰富且在拥有崇高声望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普京将引领俄罗斯这艘巨轮朝着既定方向坚定地开启新的航程。
(编辑 杨利红)
* 王晓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长。
[1] 彼得·阿科波夫:《俄罗斯今天的状态比超级大国的地位更重要——“守住”比“超级大国”的地位更重要》,俄罗斯《观点报》网站2016年6月20日。
[2] 《我们不追求超级大国地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俄罗斯“连塔网”2016年1月12日。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我们的目标设定问题”:2015年的俄罗斯和国际政治》,载于俄罗斯“连塔网”2015年12月25日。
[4] 《俄民调:六成俄罗斯公民认为中国是对俄最友好的国家》,人民网—国际频道,2017年7月26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726/c1002-294297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