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举国体制”是指由国家出面,为实现某一特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组织动员和调配全国各方面力量,实施某项重大任务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举国体制是党领导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法之一,用好举国体制是我国的制度优势所在。举国体制在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国防安全、竞技体育等领域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经历了由传统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的变迁。研究传统举国体制和今天的新型举国体制,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因此,科学界定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和外延,吸取国内外历史经验,研究可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的领域和条件,特别是在国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工程中如何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体制机制,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效能优势,是今天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任务,是我们从事中共党史、新中国经济史、科技史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旧举国体制都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至今,举国体制在我国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形式,承担不同的历史使命,发挥不同的历史作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集智攻关,合力建设,使中国实现了现代产业和科技的从无到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积极利用市场经济,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产业和科技发展,传统举国体制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中国为了加快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需要加快建立并完善新型举国体制。

新中国建立时,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世界冷战格局下的两次局部热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朝鲜战争以及其后美国对我国的严重威胁,苏联对中国建设的全面援助;而国内环境则是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又面对经济非常落后贫穷的状态。出于国家安全和经济赶超的需要,我们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在贫穷落后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了科技和重大经济项目建设中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在国防建设和现代工业建设的初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举国体制,就不会有尖端的国防科技“两弹一星”,也不会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科研和工业体系。

在计划经济时期,传统举国体制的内涵和作用主要体现在“集智攻关”与“合力建设”两方面,其主要特点:(一)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之上。主要依靠党政命令来组织动员各个单位,而非通过市场购买。在当时基本固定的价格和工资制度下,所有人力和物力资源都以较低的价格获取,从而大大节约了成本。由于物质奖励有限,所以主要采用精神激励的手段,从而集体主义成为传统举国体制的精神内核。(二)举国体制在当时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而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这一时期的产业和科技发展,主要目标是填补空白,而不是获取利润或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主要算“政治账”而非经济账,是传统举国体制的显著特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一穷二白,国家的工业和科技非常落后。中国当时基本还是一个农业国,不仅现代工业非常稀少,无法形成体系,而且用于工业建设的人才、资金、生产及生活资料都非常匮乏。当时中国科技水平很落后,全国科研机构仅有40多个,科研资源稀缺,科学技术人员不过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仅有600余人。除了地质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地域性调查工作和一些可以不依靠实验设备而勉强进行的研究工作之外,现代科学技术几乎一片空白。产业和科技的落后,导致了国防的落后,在美、苏等大国已经拥有导弹、核武器的情况下,新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因此,新中国产业和科技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在一穷二白的极端落后条件下,解决工业体系、科技体系尤其是尖端国防科技“从无到有”的问题。

但是,即使是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科技领导体制,也无法完全满足产业和科技发展的要求。首先,在工业建设领域,有些重大的工业项目是单独一个工业部门所难以胜任的,需要其他工业部门、地方政府和军队配合,才能完成项目建设。其次,在科技领域,尤其是国防科技领域,不仅需要集中有限的科研力量,而且需要工业部门的密切配合。因为像“两弹一星”、核潜艇这类尖端科技,不只是科技问题,更是系统工程问题,需要工业部门配合进行大量的勘探、开发、建设、制造等工作。例如,原子弹核心材料铀-235的提取,就是一个宏大工程,要经过勘探、矿山开挖、选矿、粗加工、反复筛选提取等环节,才能制作出半成品,随后还要将半成品送到多家工厂和研究所接力加工……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科研部门的能力范围。因此,中国要进行现代工业、现代科技和现代国防建设,必须工业、科技等各部门以及军队、地方等力量密切协作。但是,对于具有全局性重大影响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两弹一星”这样的尖端科技来说,单靠计划部门不足以胜任其中的决策、协调和监督工作。因为这些项目要求中央部委、军队、地方各参与单位全力配合,但各单位都有自己的本位利益,协同攻关时难免遇到权责不清、局部与全局关系等问题。因此,必须成立更高层次的领导机构,负责分解任务,落实责任,解决困难,督促进度,一抓到底,最终完成重大任务。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呈利益多元化格局,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市场主体。为赢得市场竞争,新兴的市场主体日益重视科学技术。产业和科技进步的微观动力被有效地激活,原来的国家-单一公有制体系动员方式为特征的举国体制作用不再突出。但是,在国防和高科技领域,以及一些国民经济命脉产业,举国体制在自主创新领域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防领域,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买不来的,只能依靠自主创新。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如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等,关键核心技术作为一国的高度机密,也不可能从国际市场买到,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在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如特高压输电技术,虽然国际上有先进技术可供借鉴,但中国幅员辽阔,电力资源集中在西部,而用户却集中在东部,中国所需要的超长距离输电技术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只能自主创新;又如导航系统因军民通用而被美欧拒之门外,只能依靠自己研发建网、实现自主可控。。

在上述领域,举国体制不仅发挥着作用,而且其制度和机制也发生了变化,此时的举国体制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并且相当部分是以市场化的方式组织资源,用招投标、申报立项等方式选择工程和科研力量,在项目研发和制造过程中,会以购买或合作协议的方式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2002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要“以新世纪我国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为目标,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这是在公开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举国体制”。不过,举国体制不止应用在竞技体育领域。20117月,科技部制定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提出“将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作为深化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载体,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这是中国政府在部门所发的文件里首次提出“新型举国体制”这个词。

从总体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相当一段时期,我国除了积极实施以“863”“北斗”以及航天等为代表的带有新型举国体制性质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项目外,在民用科技方面,凡是能够通过贸易、合作等方式获得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主要采取引进外资、合作、购买等市场方式,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方式获得技术能力。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但形成全社会的共识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都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就国内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爬坡过坎的关键期,传统的要素红利已渐趋枯竭,产业向中高端攀登、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是唯一出路。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出来。就国际看,中国不仅经济规模和总量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工业门类最齐全,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后,产业结构正在快速优化升级,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正在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在相当多的科技和产业领域,已经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开始由以互补为主转向以竞争为主。这是占据了全球科技、军事、金融霸权地位已近百年的美国所不能容忍的。近年来,美国不择手段地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遏制政策。

面对国内、国际的严峻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将创新作为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并将科技创新列为创新发展的核心,以至上升到关系国家安全和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高度。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央作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2016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使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同年5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的重要讲话,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创新的重要性得到空前凸显,“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仅被明确为国家战略,而且成为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20192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指出:“这次嫦娥四号任务,坚持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实现人类航天器首次在月球背面巡视探测,率先在月背刻上了中国足迹,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同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20229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202210月,党中央又将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离不开新型举国体制

如果说传统举国体制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为了巩固国防安全,对成本考虑得较少,甚至不惜代价、不计成本。改革开放之后,传统举国体制虽然正在向着新型举国体制转变,但主要还是在国防和尖端科研领域发挥作用,受市场经济效率原则的制约较少,而且在整个经济和科技领域内发挥自主、自立的作用尚不突出。进入新时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新阶段后,新型举国体制要解决的是“从有到优”“从弱到强”的问题,研制的产品必须经得起市场检验和国际市场竞争,能够与国外产品一较高下。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动员方式,也只能是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计划经济下政府统揽,要遵循市场规律和法治原则。

就国际形势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中国正在通过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改变自己也改变着世界,中国由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快速攀升、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中国的崛起引起美国为维持其世界霸权而产生焦虑和不安,因此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的发展。在中国产业升级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期,美国的封锁打压,严重威胁到中国的产业和科技安全。“卡脖子”问题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2018年,《科技日报》提出了一份包含35项技术的“卡脖子”清单。清单显示,就连一些中国引以为傲的产业中的核心技术或零部件仍被外国攥在手里。例如,中国的高铁总里程世界第一,但养护钢轨的铣磨车中最核心的部件——铣刀却需要从国外进口;国产掘进机在整机制造能力上已接近世界最先进水平,但关键的主轴承却依赖进口。一旦被封锁断供,中国的产业体系将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一些核心技术的缺失,导致中国相关产业大而不强。中国动力电池销量上位居世界第一,但电池中关键的隔膜材料却大量依赖进口,拖累了整个产业。一些核心技术的缺失,还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例如,我国海底科学观测网高度依赖从美国进口的水下连接器,中国的产品仍处于实验样机阶段,导致我国在海洋环境监测、灾害预警、国防安全与国家权益维护方面存在重大漏洞。

新时代、新形势、新阶段、新任务,决定了新型举国体制具有三个新特点:

第一,新型举国体制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新型举国体制要面对国民经济主战场,不仅要实现技术突破,而且要达到量产标准,满足一致性、稳定性和成本控制等要求,能够以性价比取得国际竞争优势。企业处于市场竞争一线,对于产品品质和成本收益最为敏感。因此,新型举国体制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特点更为显著,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

第二,新型举国体制需要由国家力量解决困扰企业的重大问题。新型举国体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国家只解决企业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说,国家应帮助企业破解“协同”和“市场”两方面的难题。一方面,国家要成立权威的领导机构,负责重大项目的决策、议事、协调和监督工作。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需要多学科、多部门、多单位协同攻关,但互不隶属的各个单位间不易协调,需要党中央或中央政府成立权威的领导机构,以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成果为导向,统一协调各单位工作,明确分解落实任务,严格督促任务完成。另一方面,国家要为科技创新开拓市场。新型举国体制要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利用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等契机,来为自主创新开拓市场。此外,国家还应通过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来帮助本土企业应对外部的不公平竞争,帮助中国企业打开市场,走上迭代升级的良性发展轨道。

第三,新型举国体制以市场助推国家科研,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建立自主自立科技体制为目标导向。新型举国体制不仅要使用国家力量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且要在保持传统举国体制优势的基础上,更好地利用市场机制,优化国家力量的作用方式。一方面,积极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国防和重大科研项目,不断提高综合效益,推动这些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军民融合以及尖端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运用,为国民经济发展开辟新产业、新空间。

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机制的思考

举国体制演变的历史体现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党和人民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从新中国73年的历史看,举国体制的形成是与20世纪50年代前期国家经济受到封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分不开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看,新型举国体制则是在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随着信息化、国际化不断发展和西方的逐步扼制,科技不仅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关系到国家根本利益和诉求能否得到保护。

今天的科技发展,特别是科学的发现和重大技术创新,已经完全不同于19世纪那样依靠少数天才和有限资金就可以实现。如今重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已经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没有大规模的人力、资金投入以及跨学科跨行业合作、政产学研合作,很难走到世界科学和重大技术创新的前沿。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大规模、集成性、持续性趋势,日益成为国家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趋势,中国必须了解和能够提出应对方案。

从传统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的发展历程表明:举国体制的目的在于完成重大任务,为此要突破既有体制下的分工,调动最广泛的积极因素,建立全国性的分工协作关系,这就要求国家设立更高层次的领导机构,统一管理、协调和监督各参与部门,齐心协力完成任务。

由此可见,举国体制不等同于计划经济体制,它既可以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也可以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上。传统举国体制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主要目的是实现中国产业和科技尤其是尖端国防科技的“从无到有”;而新型举国体制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上,主要目的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者对市场竞争、成本收益的考虑有限;而后者必须遵循市场经济效率原则,研制出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和科技成果。因此,新型举国体制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由国家力量出面解决单个企业难以完成的任务,解决市场机制不能自发解决的问题,包括组织全国产业和科技力量协同攻关、帮助本土企业突破外国企业设立的垄断壁垒等。新型举国体制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保持和发挥有效政府的优势,一方面广泛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国家主导的重大科研项目,另一方面积极促进重大科研成果的市场化应用,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相得益彰。

对新型举国体制的研究应当不断深入,不仅要有大历史观和全球视野,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战略、目标意识,具有综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诸因素的能力,而且要深入重大规划、重大工程以及重点项目之中,而非停留在一般层面和理论研究。第一,明确界定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外延,做到精准化。新型举国体制既不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回归,也不是全能型的,它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产物。

第二,如何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科学是发现,技术创新是发明、创造和改进,二者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科学发现风险大、成本高,市场机制往往失灵,而企业的动力也不足。在不少科学和技术领域,有不少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发现,只能为后人起到铺路石和敲门砖的作用,因此在这方面,政府的保障作用就非常重要。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在市场调节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的地方,在企业无能为力的地方,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发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

第三,深入研究新型举国体制如何与现有的国家治理水平和市场成熟度相协调。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都不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还不到30年的时间,科技体制机制远不够完善,需要深入研究,统筹考虑,辩证施策,进行精准操作;需要自然科学界与哲学社会科学界协调攻关,需要产学研紧密配合。

第四,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的应用是有国界的;技术没有国界,但是技术带来的利益是有主人的,特别是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间的竞争力,更是成为各国政府直接干预的领域。但是科技创新又离不开国际交流,因此,需要我们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针对不同的科技领域、不同的国家,深入研究科技交流和合作的对策,如何使新型举国体制在科研院所、企业以及科技工作者个人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方面发挥好作用。

第五,新型举国体制是一个动态的、仍然处于变革和发展中的体制,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以及国家安全、国防现代化是什么关系?与我们的教育体制、科研体制是什么关系?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长期目标是什么关系?如何适应新型工业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如何应对潜在的科技创新挑战?等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第六,科技创新更多的是脑力劳动,但又是一种投入和产出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劳动,自觉的投入很重要,因此精神的支撑和激励非常重要,这包含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也包括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人民谋福祉的高尚情怀。新中国建设历史是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自立自强、艰苦奋斗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红色精神谱系和一大批优秀代表人物,其中有“两弹一星”精神、三线建设精神、大庆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涌现出一大批英模人物,其中有邓稼先、郭永怀、钱学森、于敏、黄旭华、南仁宫、袁隆平、马恒昌、王进喜、郝建秀等。这些反映了举国体制中精神激励作用和家国情怀的精神谱系和模范人物,我们应该好好研究这一宝贵的精神谱系,并使之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成为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编辑  尚鸣)



* 武力,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研究所副所长本文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举国体制”形成演变研究(1949—2020)成果(项目编号:G1904)。


   

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战略上不断成熟、实践上不断丰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深入理解新理念、新阶段、新格局

经过新中国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终于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大规模脱贫和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开始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进程进军。怎样认识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的变化,要贯彻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构建什么样新的经济发展格局,如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只有全面正确地认识形势和任务变化,才能形成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共同团结奋斗。

首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这10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转变,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一直实行着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因此中国在工业化建设的初期,经济运行长期处于“供给约束性”状态。1997年首次出现“买方市场”后,虽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以求扩大内需,但是仍然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化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以及人民消费由“衣食”温饱型向“住行”富裕型的升级等因素。由此,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里,经济增长仍然过度倚重投资和出口,消费在GDP中的比重长期偏低,生态环境恶化等。实践说明,这种外延型、粗放型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工业化即将完成和资源、环境、劳动力约束的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转向以依靠科技创新和提高企业效益为主的内涵型发展。这种转型早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时就开始了。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不期而至,我国出口骤降,而消费在短期内又难以提升,严峻的就业压力迫使中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需求刺激政策,导致客观上经济的增长更加倚重投资的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标示着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呈现新的特征,最主要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就经济发展来说,中国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即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种趋势性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第一,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共同发力,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第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发展,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与国际规则的对标;第三,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第四,提高经济效益,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第五,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第六,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第七,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未来高质量发展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进一步深化改革,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实现农业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把实施扩大内生动力和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有机结合。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重视人才支撑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从新中国70多年经济建设的历史来看,人才赶不上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我们党始终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从毛泽东提出“又红又专”、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干部的“四化”要求(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江泽民提出“科教兴国”,到胡锦涛提出建立“学习型政党”,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一以贯之,而且越来越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

从发展的阶段性来看,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世界正在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已经从过去的学习、引进为主的“跟跑者”向以创新为主导因素的“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西方对我国的经济科技的遏制封锁日甚一日。增强自身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就显得尤为重要。

党中央一再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这是在新的历史阶段构建新的经济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人才不仅是科技人才的培养、人力资本的提升以及最充分地发挥其作用,还包括各级党政机关、文化、社会、安全、一国两制、外交等各领域的人才培养和使用,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和基层组织,以及9600多万党员的能力培养。

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我们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编辑  季节)



* 武力,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新中国成立73年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只是瞬间,但中国人民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不仅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抚今追昔,回顾新中国73年来创造的经济奇迹,对于提升和坚定“四个自信”是非常必要的。

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阶段

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时期;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个时期一脉相承,接续完成中国经济从起步到腾飞、再到转型升级的历史任务。

站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保证国家安全1949-1978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进入发展进步的新纪元,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绘制新中国发展蓝图时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

成立初期的新中国,通过土地改革将没收封建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和保护民族工商业,建立起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的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促成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然而,当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面临工业化道路选择时,有三大因素影响中国改变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第一,国家安全和统一要求重工业优先发展。近代以来,饱受欺凌的中国对工业实力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有着异常深刻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并随后签订所谓“保护台湾”的条约。当时,美国钢、煤、原油、电力的产量分别为中国的62.6倍、7倍、70.2倍和63.4倍;人均产量为中国的268倍、25.4倍、245.5倍和226.1倍。[②]悬殊的工业和军事实力,迫使中国中断了解放台湾的统一大业。朝鲜停战之后不久又爆发了越南战争。二战后,美国介入的两次大规模局部热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严峻的安全形势要求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完备的国防工业。1953年,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就指出: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③]

第二,国民经济体系迫切要求解决重工业瓶颈问题。重工业的落后不仅不能有效保障国防安全,而且拖累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毛泽东在1955年曾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④]谈及重工业落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陈云说:“我们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扩大轻工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定增加的纱锭还得减少,原因就是缺少原料。除缺少来自农产品的原料,比如棉、丝、毛、烟叶、甘蔗等等以外,还缺少来自重工业的原料,比如化学品、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等。”[⑤]

第三,资本严重短缺、农业剩余非常有限,制约了工业发展。新中国成立时还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国家,当时全国5.4亿人口中有4.8亿是农民,农业剩余是工业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然而,当时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人均粮食产量只有209公斤。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仅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多数农户从事家庭为单位的经营都很困难,在正常年景下,每到青黄不接的春季,全国尚有两千万以上农民缺少口粮。根据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年中国的GDP仅为679.1亿元人民币,人均119元(按1955年币值);年末全国城乡储蓄存款8.6亿元,人均1.5元;国家外汇储备只有1.08亿美元。可见,中国当时确实处于发展经济学所说的“贫困陷阱”,仅依靠市场机制无法为工业化提供积累。

为迅速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尤其是国防工业,中国确立了重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而为了确保低收入下实现高积累政策和社会稳定,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在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从而确保了有限的资源在满足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支援工业化建设,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里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等为代表的尖端武器,为国家的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1952—197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5.9倍,年均增长11.5%,三大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50.5%20.8%28.7%变为27.7%47.7%24.6%,实现了由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转变。

这一时期还为日后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诸多必要条件。在基础设施方面,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和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据统计,截至1978年,全国各地共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4585座,建成万亩以上的灌溉区5249处,实现农田有效灌溉面积4805.3万公顷,较1949年增加3212.5万公顷;[⑥] 19531977年,交通运输业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840亿元,先后建设了青藏公路、武汉和南京长江大桥、成渝、兰新、成昆及京沪铁路复线等重大项目,改变了落后闭塞的交通面貌。上世纪80年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铁路建设投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少的,经济发展明显得益于过去的较多投入。国家高度重视基础教育,1978年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5%1982年,文盲率降至22.8%。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准备了条件。

富起来:改革开放开启致富之门(1978-2012年)

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突破了“贫困陷阱”,保障了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为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保障国防安全、储备发展要素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调动全社会各种积极因素、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还有待进一步实现。

计划经济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不多,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整体上还较低,远未摆脱贫困状态。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7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605元,比1957年的637元不升反降,(1977年冬普调工资后)1978年也仅为644元。[⑦] 从消费来看,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406.12斤降至1978年的390.92斤,食用植物油由4.84斤降至3.19斤、猪肉由10.15斤增至15.34斤,食糖由3.02斤增至6.84斤、棉布由20.47尺增至24.11尺、煤炭由170.19斤增至210.31斤,生活水平提高有限。[⑧] 197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67.7%,城市居民消费处于温饱阶段,农村居民则处于贫困阶段。按照2010年标准,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达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

从劳动生产率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了。从1977年下半年起,国务院安排各部委派团出国访问考察,考察结果令国人警醒。法国马赛钢铁厂,从采矿到轧钢,年产350万吨钢,职工只有7千人;而当时武钢年产230万吨钢,职工6.7万人。[⑨] 丰田汽车厂,职工4.3万人,加上直接协作的工厂不过15万人,年产汽车270万辆;而长春汽车制造厂4.3万人,1977年生产汽车4.3万辆;全国汽车行业70万人,1977年生产汽车总共也只有13万辆。在质量方面,中国的汽车跑10万公里就要大修,而日本汽车能跑40万公里。中国的电视显像管按规定标准可用1000—2000小时,实际上有些只能用700小时,而日本的能用1.3万小时。[⑩] 19789月,邓小平谈及出访带来的思想震撼时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11]

强烈的忧患意识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1978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邓小平率先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引导中国社会主义走向创新发展的最重大命题,中国迎来了活力迸发、财富涌流的时代。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对内“搞活”,通过“放权让利”和引入市场调节机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不仅形成了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而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看不见的手”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招商引资、制度创新等方面积极作为,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协同作用,将资本、劳动力、资源、技术等要素普遍调动起来。中国还通过扩大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现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这种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国内国外资源市场“统筹兼顾”的方针政策,使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1978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高歌猛进,年均增速接近10%1978年,中国的GDP3678.7亿元,居世界第11位;1986年突破1万亿元,居世界第9位;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居世界第6位;2010年突破40万亿元,居世界第2位。

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1977年,中国内地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只有148亿美元,甚至低于同期香港的196亿美元;到2012年,中国大陆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38671亿美元,增长260倍。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推进,中国的产业结构持续升级。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到35.7%,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就业最多的产业;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至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增加值最大的产业。

中国的城市化率也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2年的52.57%,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

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传统发展方式也存在问题。中国一直在实施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产业结构主要满足于投资和出口需求,最终消费比重长期偏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出口骤降,2000万打工者于10月提前返乡;2009年,约2500万人找工作困难,加之610万应届毕业生,中国面临30年来最严峻的就业形势。

在此情况下,中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需求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在逆境中保持增长,国内基础设施面貌天翻地覆,民生持续改善,国家在整体上实现了富起来。

然而,需求刺激政策也使传统发展方式弊端凸显,难以为继。

首先,在宽松的信贷环境与预算软约束下,基建、开采、冶炼、机械等行业迅速扩张,出现普遍性产能过剩,由此引发的利润率下滑使得一些企业不得不加大债务融资,甚至沦为依赖举债为生的“僵尸企业”。

其次,在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而货币充裕的大环境下,房屋土地作为投资品的功能凸显,大量资金涌入刺激了城市房地产行业膨胀与房价暴涨。不断上升的房价抬高了实体经济成本,加剧了社会投机心理,使得资金脱实向虚,销蚀着制造业和科技研发的根基。高企的房价也令低收入群体望房兴叹,导致库存积压。

最后,因不同企业和居民获得信贷的能力不同,信贷资源分配有失均衡,拉大了财富占有差距。而强刺激政策导致的投资激增,也加剧了国内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总的来看,需求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维持了增长势头,但也遇到了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率攀升的问题。如果放任旧增长模式延续,终将导致行业亏损加剧,引发债务违约、破产失业的经济硬着陆。

强起来:转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012-2022年)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至2022年的十年,是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十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与此同时,世界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际经济风云变幻、美国逆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新冠疫情肆虐,中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大历史观来看,这十年不仅是新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十八大以来,面对经济发展面临的“三期叠加”问题和必须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及时把握住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下,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以创新为动力、以改革促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就经济领域来看,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发展理念、所有制结构、对外开放、共同富裕等重大理论和政策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十八大以来的十年,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跃上了新的台阶。2012-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从51.9万亿元增加到114.4万亿元,10年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39771元增加到80962元;202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接近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门槛的12500美元。2015-2021年粮食产量连续 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基础设施日益完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发电装机容量、互联网基础设施规模均居世界第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社会发展成绩显著,人民获得感空前提升。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彻底摆脱了几千年来如影随形的绝对贫困问题。2013-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8311元增加到35128元,年均增长7.5%,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中等收入群体,总量超过4亿人。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6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2亿人。

紧紧抓住信息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加大对研发和高科技产业的投入。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0年的第14位,是跻身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前30位经济体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并且中国有17个科技集群进入全球科技集群百强,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第2位。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解决主要矛盾,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体包含三大转变:一是推进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加快增长方式创新;二是推进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三是推进城乡二元经济向城乡一体化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尚未完成,未来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实体经济内部结构失衡,传统中低端产能过剩和高端产能供给不足并存;二是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业关系失衡,“脱实向虚”问题仍然严重,金融风险隐患尤在;三是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过大,有效需求不足,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积累失衡;四是资源和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外延型扩张受到约束;五是国际经济竞争趋于激烈,中国经济和科技正从“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竞争对手主要转向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不断升级,给中国造成更为沉重的外部压力。

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具备的独特优势和有利条件,大大超过了不利因素和困难: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自我革命,确保了中国经济始终向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方向坚定前行;二是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的体制优势,有助于避免双重失灵,继续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三是中国经济规模大,创新空间大,回旋余地大;四是中国人力资本雄厚,重视教育,并可以充分利用海外教育资源;五是中国人民具有勤劳的品质和文化传统,尤其是高储蓄率传统有助于规避债务陷阱,并在即将开始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扩大投资生产,最终跻身全球产业链的高端。

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新征程中的地位

时代呼唤思想发展、理论创新,而思想发展和理论创新又指引中国前进。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站上了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为依据,以中华民族前途命运为出发点,以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方向,以巩固改革、发展、稳定的社会大局为责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擘画中国梦的宏伟战略蓝图中,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系统深刻地回答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历史方位、指导思想、制度基础、发展主线、根本要求、经济体系、发展道路、战略选择、对外开放、发展安全、根本保障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揭示了蕴含其中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并在指导实践中彰显出科学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

这一思想体系以科学、求实、创新、开放的姿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重大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为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实现指南和理论基础,它不仅为推动中国经济治理现代化标注了新高度,也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因此,深入学习、认真贯彻、并将其落实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经济工作中,是我们今天的必修课。例如,我们要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社会生产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做好经济工作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例如,以“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初心使命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内嵌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当中,确保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还例如,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发展环境新变化,引领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如果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是概括了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是经过长期积累的宝贵经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那么新时代这十年的辉煌历史则告诉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则具有决定性意义。

历史由党和人民书写,未来须在开拓中前进。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新时代的这十年,是中国由“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十年,是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的十年。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更宏大的目标、更伟大的成就已经摆在中国目前,航向已经确定、风帆已经鼓起,中华民族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下,正在向着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劈波斩浪、奋勇前行,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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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力,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7页。

[] 根据1952年的数据计算得出,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第470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月—19665月)》第1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03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⑤]《陈云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92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中国水利统计年鉴2009》,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年,第346484页。

[⑦]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490页。

[⑧]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477页。

[⑨]《谷牧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15页。

[⑩]房维中:《访日归来的报告》,《房维中自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3页。

[11]《邓小平年谱(1975197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2373页。


当前,中国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而肆虐不已的新冠疫情与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给中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冲击。当此之时,各类市场主体作为稳定生产、吸纳就业、创新技术的主力,肩上的担子更加吃重。7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这对于完善和落实惠企纾困政策、明确新形势下企业发展方向、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保护市场主体就是保护社会生产力

社会进步的基础在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各类市场主体是生产力进步的最主要推动力量,而生产力发展总是伴随着市场主体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

中国共产党有着重视市场主体的传统。民主革命时期,广大市场主体处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解放各类市场主体。在农村,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摆脱了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成为最积极的生产和革命力量;在城镇,没收官僚资本、公私兼顾的经济政策调动了广大工商业者的积极性,繁荣了商品生产和流通。相比日渐凋敝的国统区,根据地在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却能兼顾支前、生活和生产,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央高度重视保护市场主体。1950年,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出批示强调:“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农村应“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当时,我国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通过国营经济对私营工商业加工订货、组织城乡物资交流等手段,使各类市场主体迅速走出战争创伤,在短短三年里便使社会生产力超过了旧中国最好水平。

随着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展开,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农业国,为了确保高积累率与人民基本生活,走上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道路。但是,“增加市场主体数量、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一直是中央所倡导的基本方略。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要给予地方、企业、合作社、农民以更多自主权。他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在实践中,中央于1958年和1970年对地方、企业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虽然没能摆脱计划体制下“一放就乱”的问题,甚至曾经一度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但“培育更多市场主体”的思路是清晰和一贯的,在客观上也促成了新中国工业的两次爆发式增长,在中国大地上广泛播撒了工业化的种子。改革开放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其源头很多可以追溯到这两次管理权下放。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逐步突破思想束缚,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其实也是一个不断解放各类市场主体的过程。改革的主线是对国营企业逐步进行放权让利,伴之以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不断放宽。

1979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和古耕虞等五位工商业耆宿,提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这个看似平常的宴席标志着中央开始推动广泛利用各类市场主体。同时,针对城镇青年就业难问题,鼓励待业青年自谋出路地从事商业、服务业,个体和私营经济由此起步;针对农村承包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经营,中央采取了“放一放、看一看”的宽容态度。此外,我国还开放了四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城市,实行鼓励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并逐步将开放政策梯次推广到沿海、沿边和内陆城市,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兼容并包的经济政策,激发出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崭新局面,各类市场主体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百舸争流,千帆竞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过去那种依靠充裕要素进行粗放扩张的时代基本结束,市场主体面临转型升级的历史任务,对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由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思路,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来培育更多更好的市场主体。为此,政府大力推行“放管服”改革,鼓励创业创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一切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鼓励、引导和支持各类市场主体进一步做优做强。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治理历程,重视市场主体的思想一以贯之,政策与时俱进。而新中国经济增速与市场主体数量增速也存在着高度相关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也是市场主体竞相涌现的过程。这进一步证明了,保护市场主体就是保护社会生产力。

新时代、新形势对市场主体的新要求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更加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上限。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二战之后仅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完成了这一飞跃,而多数经济体都长期徘徊在这一水平。从各方面看,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船到中流浪更急”的关键历史时期。

我们的外部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首先,产业升级的历史任务艰巨,这意味着中国与发达国家将在一些领域的竞争加剧。中国过去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与盘踞高端的发达国家以互补关系为主。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产业升级,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因此与发达国家难免产生竞争,这是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对国际市场和资源的高度依赖,使中国必须确保外部安全。2019年,中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70.8%,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达到75.5%,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到11%。要确保一个有近十四亿人口、经济体量世界第二的发展中大国继续保持中高速发展,中国必须保障海外资源供给、市场需求、贸易线路和直接投资的安全,并争取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是中国发展阶段所提出的必然要求,而当中国主张这些合理权利时,便难免遭受原有国际经济格局下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误解甚至猜忌。

最后,中国的产业升级遭遇了美国的“再工业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致力于解决自身产业空心化问题,同时要捍卫其在产业链高端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一方面加剧对华经贸摩擦,通过国内减税、贸易壁垒等方式吸引制造业回流;另一方面加紧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祸不单行,在防疫中表现糟糕的美国政府试图“甩锅”中国,甚至把摩擦扩大到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这使得我国外部环境产生不确定性,国内企业的生存压力巨大,尤其是那些在资源、市场、技术方面对外高度依赖的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加健全的国内市场,为企业提供更为稳定的经营环境。基于这一背景,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基于国内发展需要和国际形势变化提出的重要战略,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一招。需要指出,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中国将脱离世界或美国,而是要为广大市场主体构建一个更加稳定的国内环境,抵御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经济,也将进一步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带动广大中西部地区发展和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提升。

当前,国内企业面临较大困境,发展水平与“双向循环”的要求也存在着差距。一是疫情的全球性蔓延,给外向型企业造成了很大冲击。二是国内经济虽然走向复苏,但总体运行水平低于疫前。三是疫情导致消费减少,服务业受到严重冲击,广大个体工商户作为数量最多、与群众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市场主体,在租金、税费、社保、融资等方面面临许多困难。

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中央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倾听企业界的呼声,帮助广大市场主体渡过难关。而这次座谈会的意义,不仅在于应对眼下困难,更是着眼于“双向循环”的战略目标,培育面向未来的新型市场主体。因此,我们的战略对不同市场主体提出了不同要求。首先,有潜力的企业要加快核心技术突破,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其次,外向型企业要以适销对路的产品开拓国内市场。最后,要大力扶持个体私营经济,千方百计保护市场主体。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高水平的产业体系,它既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特点,又立足于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向循环互相促进的战略目标。广大企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主体,因此,我们的政策应围绕激发企业创新创业活力而制定和实施。

首先,应落实产权保护和要素平等使用的各项制度。高质量发展需要摆脱大干快上、赚快钱的旧习,转向长期投资、精耕细作,这需要落实持久而稳定的产权保护制度,以激发各类要素干事创业的积极性。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素利用的价值最大化,唯有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要素,才能确保资源最优配置。当前,各地政府正全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这有可能产生行政干预引发资源配置扭曲问题,要进一步落实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各项制度。尤其是对于资金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应当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使各类市场主体尤其是高科技企业能够更有效地获得融资支持。

其次,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善产业体系和创新制度建设。新经济具有信息化、智能化的特征,更加依赖5G通讯、大数据处理、新能源供给等新型基础设施,在这些领域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加快投资建设。为构建“双向循环”的经济格局,需要进行产业链的延伸和关键环节的补充,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尽快实现产业链的完备化和现代化。为顺应中国在一些领域由“跟跑”转向“并跑”、“领跑”的新形势,在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同时,还要加快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体系,逐步形成以企业、科研机构、研发人员为中心的创新体系,形成大企业龙头推广、中小企业广泛创新、各类项目和资本市场支持的协同创新体系。

最后,确保国内市场统一畅通。面对困境,地方政府往往千方百计扶持本地企业,这固然值得肯定,但也容易滋生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国内市场分割。应紧扣国内大循环这一目标,以问题为导向,打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的堵点,确保国内市场畅通,降低流通成本和交易费用。为此,要健全中央层面的调控制度,完善财政资金调剂、区域补偿和协作等机制,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来实现公平,以确保市场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实现更大发展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人才,他们具有组织要素进行更高效生产和服务的才能,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已经告别了过去那种依靠廉价要素赚快钱的时代,当前更需要真正踏实干事的企业家。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企业家精神内在地包涵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要素。古今中外,成功的企业家大多兼具爱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总书记提到的松下幸之助,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中没有选择裁员求生,而是带领所有员工半天生产、半天销售库存,大家和衷共济使企业渡过了危机,也创造了松下为之自豪的企业文化。无独有偶,曾亲手创办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稻盛和夫,在2010年临危受命,出任负债累累的日本航空公司CEO,最终力挽狂澜,带领日航走出危局。逐利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当行为,但任何成功的企业家都有着超越单纯经济利益的更高追求。对于当代中国的许多企业家来说,其成就早已满足了生存需要甚至实现了财务自由,自我实现成为他们更高的追求。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中华大地,正是企业家施展抱负的广阔舞台。

疫情冲击下,还有许多人迫于生存压力而走上了创业之路。筚路蓝缕的草创岁月充满艰辛,日渐成熟的市场体系也的确更难捕捉商机。但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诞生提供了空间,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广大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地区有待进一步开发,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对市场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都意味着即将崛起的新一代企业家不仅要有艰苦奋斗的品质,而且要更富创新精神和广阔视野,才能跟得上新时代的步伐。

还要看到,企业家的经营决策依赖稳定乐观的市场预期,乐观的市场预期能激发投资,具有自我实现的功能;反之亦然。这就是所谓的“信心比黄金更加宝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作用就包括在危机时刻稳定市场预期,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所在。在我国,广义的政府还包括国有经济,在市场低迷、前景悲观的环境下,政府和国有企业应主动作为:一是进行长期投资,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二是利用国有经济掌握金融、资源、通讯、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命脉产业,向民营经济更多让利,共克时艰;三是利用好政府购买的作用,带动社会生产,提供更加均等的公共服务和更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拉动经济重回繁荣周期。

(编辑  季节)



* 武力,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1页。

《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71页。

本文对新中国前30年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条件和计划经济的成就与问题进行了概括的叙述和客观中肯的分析。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发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内部阶级矛盾激化,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进程。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而这又成为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必须加快工业化步伐,但受到经济落后和国家贫穷的制约,为突破“贫困陷阱”必须通过政府的力量,将非常有限而又分散的剩余集中起来,迅速建立起工业基础。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选择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

 

建国初期的“贫困陷阱”与迫切的国家安全问题

所谓“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因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无法自拔。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当人均收入过低、储蓄不足,由此缺乏投资和资本形成,从而又导致该国的低收入和持久贫穷。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困难。

新中国成立时,经过百年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以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使得中国本来就落后的经济更加残破。以旧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1931-1936年为例,其消费率和投资率分别依次为:104.1%-4.1%97.5%2.5%102.0%-2.0%109.1%-9.1%101.8%-1.8%94.0%6.0%。投资率最高的年份没有超过6%,其中4年甚至为负数。[1] 所以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经济学界在探讨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时,几乎一致认为仅靠中国自己不能解决资金匮乏问题;1949年美国政府有关中国政策的白皮书认定,中共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730日关于送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2]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稀少,一直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和农业文明发达,人口与耕地的矛盾由来已久。清代中期以后人口快速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人口与农业资源的矛盾,农业的过度开发使环境问题也开始突显。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口为5.4亿,其中4.8亿是农民,靠传统农业吃饭,而当时人均耕地仅2.65亩,年人均粮食仅209公斤。1952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且农业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加之人多地少,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非常有限。当时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6%,其自我积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3] 同年,我国人均钢产量仅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电13千瓦/小时;而同期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为:钢82公斤,煤724公斤,原油242公斤,电448千瓦时。正如当时毛泽东所说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4] 按当时低下的积累能力和剩余高度分散的情况,如果按照常规的“市场型”发展中国家的路子,不陷入“贫困陷阱”几乎是不可能的。

计划经济的形成,还与那个时期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封锁禁运。为了打破经济封锁、避免损失,在对西方贸易方面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全盘统筹,统一对外;同时,封锁也导致我国的对外贸易重心向苏联东欧转移,而这些国家只愿意以协定贸易的方式与我国开展贸易,不仅私营进出口商被排斥在外,地方国营企业也难直接参与。二是朝鲜战争。战后20多年,我国处于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峙之中,历经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中印边界冲突等,实际上一直处于帝国主义战争威胁之下。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中,不得不将国家安全放到首位。要建立独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而重工业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不仅需要尽可能地提高积累率,而且要将这部分剩余集中在政府(甚至主要是中央政府)手中,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实为不可避免。

第三,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是唯一愿意并有能力大规模援助我国的国家。苏联援助的前提是,中国必须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同时,苏联的经济体制也决定它的援助只对中国政府及国有经济,而不是私营企业。苏联的援助方式以及“一五”和“二五”计划的工业建设重点和布局,都促进了中国向计划经济的转变。

祖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凯旋回国。朝鲜停战之后20年,中国处于帝国主义战争威胁之下

决定国防安全的军事实力对比,首先建立在国力的对比,特别是工业化水平的对比上面。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兵进驻台湾,到1955年用原子弹威胁中国以阻止中国的统一,都使中国党和政府的决策者坚定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决心。如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5]

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朝鲜停战后,苏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从经济角度看,西方国家对我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以及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同构,也决定了新中国只能在半封闭的状态下发展内向型经济。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依靠自身实行迅速的、大规模的资本积累,而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我们获取这种积累的唯一途径。为此,中国需要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而当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建立在广大分散小农基础上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新中国很快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

因此,当国民经济恢复任务金本完成,中国从1953年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起,如何解决建设资金不足、农业拖工业化后腿的问题就突出了。在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条件下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经济体现出它的优越性。从“一五”计划开始,我国集中力量进行了以苏援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限额以上共694个建设项目。一方面改造原有产业结构,同时迅速建立了新的产业体系,包括飞机制造、汽车、拖拉机、发电设备、矿山设备、重型和精密机器等产业部门,大大提高了产业结构的完整性。1958-1965年,我国又相继建设了电子、石化、原子能等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1966-1978年,工业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钢铁工业、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工业化建设,“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6]

 

计划经济的建立

钢轨生产车间。从“一五计划”开始,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

关于计划经济,《中国大百科全书》所下的定义为:“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前提,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由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特别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通过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来进行管理和调节的国民经济。它不仅是一种管理国民经济的方法和体制,而且是一种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7]

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1952年为第一个阶段,即为建立计划经济创造条件阶段;19531957年为第二个阶段,即计划经济形成阶段;19581978年为第三个阶段,是计划经济完整形态阶段。

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政府,具有较强大的治理国家能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达到了历史空前的高度。列宁、斯大林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了支持。中国共产党即将快速工业化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政府自然被认为是工业化的主要推进者。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础上,通过节制资本、统制外贸和实施“四面八方”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尽快实现工业化。而如上所述,朝鲜战争后的国际环境和国家安全目标的突出,要求政府的工业化战略更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由于我国缺乏组织经济计划和管理工业的实际经验,因此向当时的成功范例——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学习。

20世纪5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与市场并重逐步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将市场机制逐渐从经济运行中排斥出去,这固然有理论和认识上的原因,即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苏联的榜样作用,但是若从当时的经济体制变迁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来看,就会发现,人的主观认识只是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排斥市场作用与其说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所促成。

具体说来,主要由以下因素促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1)市场失灵。旧中国长期的战乱和国民党政府的掠夺政策,导致了经济畸形和市场调节的扭曲。新中国建立之初,市场调节受到制约,相反生活必需品供应短缺,城市失业问题严重,对外贸易受到封锁等,使得通过价格调节供需的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对粮食、布、煤炭等需求弹性很小的生活必需品,政府不得不通过建立国营商业公司掌握主要资源、实行“牌价”(使市价向牌价靠拢)的办法,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以维持社会稳定。(2)国家安全因素,如上述。(3) 突破“贫困陷阱”的需要。历史遗留的积贫积弱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众多的人口,使得中国虽然通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由于人均生产资料严重不足,多数农民只能保持基本温饱,剩余十分有限,显然靠市场的作用,短期内难以突破“低收入陷阱”、实现工业起飞。

新中国建立时,实行的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当时就遇到了“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计划管理的地位、手段和范围问题。新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也参照苏联经验、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管理,原本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方式。前苏联于20世纪30年代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计划管理成为唯一或主要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方式,这是与单一公有制和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经济管理体系分不开的。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过程也是市场调节作用式微的过程。1952年底,完成了对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以后实行了城市劳动力计划调配和主要农副产品“统购统销”,1957年以后则关闭了城市消费品自由市场。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是各级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包括与个体经济的关系)。由于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没有变,因此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即经济运行过程,始终存在着如何处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以前,甚至可以说在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前,许多人对计划经济与计划管理的本质是区分不开的。由于单一公有制下必然要实行计划经济(或者说计划管理只能是主要的手段),而过渡时期(无论是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还是1978-1992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政府的行政性计划管理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因此就造成了如下错觉:似乎计划经济就是政府实施行政性计划管理的那部分经济,将计划管理的必要性与计划经济混为一谈,将手段与基本制度当作一回事。直至1992年我国将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以后,计划管理不言自明为一种手段,于是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才烟消云散。

实际上,从计划经济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就看到了计划经济的缺陷,并试图改革和完善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人,从1956年起就针对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例如刘少奇就指出单一计划管理的弊病:“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是计划经济,但是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那么几千、几万、几十万种,只能计划那么多少类,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8] 因此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陈云提出的运用市场调节补充计划管理的不足和李富春提出的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并用的主张,得到全党的认同。

 

计划经济的历史性贡献

1956年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一方面,中国已经是一个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只能在实践中进行艰苦的探索。

这样,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所面临的任务,首先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中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而主要是如何加快工业化的问题,包括筹集资金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工业结构安排问题、城市建设和城乡关系问题等。上述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计划经济本身的作用,首先不是体现在能否准确地计算社会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是表现为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加速工业化步伐,实现赶超战略。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计划经济本身所表现出粗放型的、随意性很大的管理,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所具有的动员和调配资源用于工业建设的特性。这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形成并持续了2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今天对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褒贬不一的重要原因。

在从1956年底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尽管经历了严重的波折,但是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首先,在经济建设方面,突破了“贫困陷阱”,保证了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计划经济确保了在人均收入极低水平下的剩余索取和投资达到最大限度,并以此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工业。根据发展经济学和“贫困陷阱”假说,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投资超过GDP11%。如上文所述,旧中国的制度无法完成此项积累任务。而新中国自1952年以来,历年积累率均远远高于这个11%的“门坎”。最低的年份是1963-1965年的22.7%,最高为“四五”计划时期的33.27%。被认为最合理的“一五”计划时期则为24.2%。这个时期经济建设最突出的成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包括大规模的水利等基础设施,和一个较完整的先进的国防工业,这不仅为国家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后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后来的30多年改革开放提供了能够和西方先进水平对话和学习的基础。

第二,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特别是基础教育水平得到明显提高。旧中国是一个教育落后、文盲充斥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1949年到1978年,普通小学数量从34.7万所发展到94.9万所,在校学生从2439万人增加到14624万人,小学儿童入学率从49.2%提高到95.5%;普通中学数量从4045所发展到162345所,在校学生从103.9万人增加到6548.3万人;普通高等学校从205所发展到598所,在校学生从11.7万人增加到85.6万人。这个时期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

第三,科技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取得一批重要科技成果,并培养出大批科技人才。在这个时期,中国在核技术,航空、航天技术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就突出。1964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59月,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1967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1月,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1970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2年,农业科学家袁隆平育成籼型杂交水稻;1975年,可回收人造地球卫星试验成功……这些成就表明,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正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计划经济的缺陷和教训

计划经济时期成就很大,失误和教训也很深刻。其中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脱离中国的国情,在对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认识上发生了偏差。

    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市场调节和指导性计划基本上被排除在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之外。此间的五年计划,虽然没有一个计划是在计划期实施之际正式通过和确定下来的,但是实际上都是带有指令性的计划,成为各级政府和计划管理部门管理经济的参照指标。

    1958年后的一段时期,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19611964年调整阶段,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作用再度得以发挥。当时国家计委重新提出计划管理的多元性,包括:指令性的、指导性的和参考性的计划;提出对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计划要有所区别。对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和事业实行直接计划,对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和手工业实行间接计划。国家对农村公社只下达农产品的收购计划,并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业生产指标提出参考性的安排意见。手工业的供产销计划,中央只管少数同国计民生;有关的重要产品,其他产品均归地方管理。对于手工业生产单位生产的小商品和农村人民公社、农民个人生产的土副产品,应当在商业部门的统一领导下,运用价值法则,通过供销合同和集市贸易来促进生产、活跃交流,保证全国生产和消费的需要。[9] 但此后不久,“文革”时在很多农村地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使农民少量的家庭经营被取缔,在“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生产队在农业经营中,连农作物的品种、种植面积均受计划制约。在城市,国有企业也被管的死死的。

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和经济管理部门就发现,要实现原来预期的计划经济优越性是非常困难的。首先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前期,传统农业和小生产者所占比重还很大,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很低,计划经济赖以发挥优越性的关键--足够和及时地获取并处理信息的能力,成为正确制定计划的最大瓶颈。这不仅是因为经济活动的复杂多变和获取手段的落后;还因为这些信息是经过许多机构或人员收集和转达,在此过程中,必然因人为的因素造成信息被过滤或扭曲。陈云在19542月主持编制第四稿“一五”计划草案时说:“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越算越少,而投资越算越多,因此要确实计算每个项目的单价。各部门不要故意把次要项目算进去,而把重要项目有意漏掉。”[10]

关于制定计划的方法。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学习苏联的方法,即以主要产品平衡的方法来制订五年和年度计划。但是由于当时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很大,农业又是靠天吃饭,不确定因素过多。毛泽东19646月讨论“三五”计划时所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习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11] 从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试图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计划方法,但是这个探索并不成功,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止,除第一个五年计划外,我国始终没有制定出一个正式的五年计划。

其次,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处于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的权力等级中,自主的权利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很难充分发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其工作绩效也很难与其收益挂钩。当时有一副对联说:“人财物各有所管,产供销互不见面”,横批是“书记难当”。[12] 中央也看到了这种弊病,曾经实行过两次权力下放改革,但每次都是“一放就乱”,不得不重新回到中央集权。

 

计划经济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形成并延续了20多年的计划经济,在当时起码适应了中国追求高速工业化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需要,它具有以下两个市场经济体制在短期内无能为力的作用:第一,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保证了支持经济加速增长的高积累率、并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将有限的资源有重点地、大体合理地用于建立起一个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技术体系(其中也不能忘记苏联在技术和计划管理方面的帮助),以及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体系。第二,在经济落后和高积累的情况下,除了在个别非正常时期外,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会安定。

 另外,20余年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城乡隔离,在客观上也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农村人口不能自由流向城市,使得他们不得不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而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为支援农业、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提供了客观条件。这就为80年代的体制外改革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基础。

还应该看到,2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管理水平很低,力不从心,但是毕竟提高了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积累了丰富的计划管理经验教训。而在近30年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种种弊端,则在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中,逐渐得到纠正,从而极大地焕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积累的经济潜力。

 

(编辑  苏歌)

 


[1] 转引自汪海波:《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演变及其问题和对策》,《汪海波文集》第十卷,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361页。

[2]《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卷),第4页,中国现代史资料委员会编,19579月印刷。

[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年度统计数据,www.stats.gov.cn

[4]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5]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1953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5页。

[6]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930日第1版。

[7]《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版),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9

[8]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427日。《刘少奇选集》(下)。

[9]  中共中央于1961107日批转了国家计委党组的这些规定。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第1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1]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1235-1236页,人民出版社,1997

[12]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编:《经济问题调查研究资料(1979)》,第46-4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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