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一)

1226,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毛泽东同志122周年诞辰。所有中国人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大家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他。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1] 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毛主席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2]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中国人民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3] 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4]

    20世纪初,中华民族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国家四分五裂,民族备受凌辱,军阀混战不已,人民在苦难中挣扎。无数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前仆后继,但他们的种种探索和奋斗都没有成功。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照搬西方的迷梦。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指明了解放之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长期斗争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革命实践,锤炼成一支坚强的革命先锋队,形成了正确的、适合中国情况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方针政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构成,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阶段性任务,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建设了一个马列主义武装的、具有革命风格的革命政党,和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在战争创伤得到恢复的基础上,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强调,我们的基本方针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们的根本是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是史无前例的探索和攀登,是在披荆斩棘中开通新路。尽管出现过曲折、发生过失误,但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努力寻找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展了大规模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曾经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今天已成为一个统一的(除台湾等岛屿外)、享有完全主权的、经济繁荣、政治社会进步的的国家,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他的历史功绩永远是第一位的。

                                   (二)

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广泛的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同志把唯物论和辩证法运用于党的工作和革命斗争,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它贯穿于上述所有各方面

    第一,实事求是。是我们根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列宁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5]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这些精辟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大解放。他使哲学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

实事求是,就要在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中国国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性的认识。实事求是也是基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一贯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要尊重事实,无私无畏,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第二、群众路线。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一切为了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时期艰难奋斗中形成的最宝贵的历史经验。毛泽东说:“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6]

在实际工作中,要善于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

    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天,我们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7] 要深入群众,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认真解决群众最感迫切的问题。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着力纠正党的干部中滋长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倾向,使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第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同时,我们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不能闭关自守。我们主张各国和平共处,平等互助。我们对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都要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决不卑躬屈节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从未向任何外来压力屈服过。由此培养起来的自强自立、不怕鬼、不信邪的民族精神,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对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何等的宝贵!

    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探索适合国情的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我们要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绝不数典忘祖,不照抄照搬,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自己来处理,“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8]

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具有广阔的舞台,深厚的历史底蕴和13亿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要增强政治定力,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

 

(三)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邓小平同志说过,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开创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当代中国新的辉煌的一页。这个伟大的全新事业,是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未竟之业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今天,在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排除各种障碍,向着我们既定的目标乘胜前进。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中共116中全会通过。

[2]《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锦涛,2003年。

[3]《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1993年。

[4]《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2013年。

[5] 参见《实践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下同)第一卷,284页。

[6]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96页。

[7] 《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162页。

[8]《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第三卷 ,第3页。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全社会引起了热烈...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全社会引起了热烈反响,也引发各方的不同解读。《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确理解和贯彻各领域的改革任务,首先要准确理解改革的总目标。

建设完备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重大的历史任务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体制改革的战略性构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2012年中共十八大决议,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目标,提出构建完备、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

按照上述战略构想和部署,《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此统领各领域深化改革的分目标。习近平同志217日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讲话,对此进行了全面阐释。

纵观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这个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实践中没有解决得很好。从更宽的视野看,人类历史每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之后,国家治理体系的成型稳定,通常也都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

中国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为了寻求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经历过多种尝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中国问题、实现民族独立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正途。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学习国外经验、经过自己的长期探索,在建设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也曾经犯过严重的全局性错误。

1980年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同志考虑的,不仅是如何克服体制的弊端,而且是要解决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

中国经过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要通过全面系统的改进,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适应国情和发展要求的。我们坚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保持了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成功应对了重大自然灾害、国际金融危机等多种挑战,这和一些国家的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不要低估我国现行制度的优势、韧性、活力和潜能。

国际上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增多。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没有以民主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局面,未来几十年,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模式来挑战西方民主政治。约瑟夫•奈说,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被很多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念、社会发展模式、对外政策,会在国际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共鸣。就连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也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和中国的政治进程一定有它自己的文化根源。

我国的实践说明:治理一个国家、推动现代化建设,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事实宣告了以西方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诚然,和我们发展的历史任务、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家长治久安的要求相比,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尚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

国家治理现代化绝不是要西方化、资本主义化

贯彻《决定》提出的总目标,首先要明确方向和道路问题。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我们国家治理的根本。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绝不是要西方化、资本主义化。一些人对我国的政治制度横竖看不惯,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照搬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这就能“根本”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但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

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并不完美。以“民主教父”自居的美国,其国家治理也存在诸多弊端:贫富差距巨大,社会矛盾重重;两大政党互相掣肘,政治极化愈演愈烈;国内经济问题久治不愈,便不断制造国际安全议题“转嫁危机”。这样的制度,中国为什么要学?冷战结束后,照搬了西方政治模式的国家,有几个是稳定发展的?受到“阿拉伯之春”影响的国家,有哪个政局稳定下来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我们不能让别人拿我们的生活做试验。这是对非西方国家的一个告诫。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决定着社会政治机器的运转,不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议会制、总统制,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在今天并没有过时。

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鼓吹在中国搞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并不是要“普度众生”,也不是要传授给我们什么“通灵法器”,而是要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纳入他们主导的政治轨道,以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

我们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不能盲目跟从西方的制度标准。

人权问题。西方国家动不动就拿中国的“人权”说事,一付“悲天悯人”的样子,难道他们真的比中国政府还关心本国人民的权利和福祉吗?他们这样做,其实不过是为国内极少数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人撑腰打气,作为对中国施压的筹码。

就拿美国来说,在诸如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种族歧视、妇女和儿童权益等方面,究竟做得怎么样?美国对本国和全世界人民大范围监听,连其盟国领导人也在内。在海外军事行动中用无人机滥杀无辜,不经任何法律程序,把别国公民当作“恐怖分子”监禁虐待,那些被伤害的人的权利到哪儿去了?

在世界上,人权问题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国人权事业要发展,但不是以西方的标准为圭臬。要基于自己的国情,以人民的要求为标准,不需要向西方看齐,也用不着西方评判。

选举问题。西方有人将民主简单归结为“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各国的国情和政治体制并非千篇一律,西方各国的选举制度也不尽相同。不少学者指出这种选举制的弊病:它是富人的游戏,政客的竞选诺言不过是争权夺利的“敲门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无法对政府日常运作实行监督。

我国有自己的选举制度,是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取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这一制度需要不断改革完善,但这不等于要照搬西方的选举制度。我们要不断努力,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民主,扩大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权和监督权,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形式。

法治问题。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高度重视依法治国。目前,在新中国制定第一部宪法60年后的今天,关于“宪政”的争论忽然升温。有人是从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出发,也有人套用西方“宪政”概念,要中国共产党放弃领导地位,声称非如此,中国就没有“真正的宪政”。

中国的政体和西方的“宪政”有本质的不同。我们不能盲目以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作为判断的标准。中国的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从而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的国家领导地位。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

我们对自己的基本政治制度要有坚定的自信。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

中国人民要自主地选择国家发展道路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的形成,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长期发展、渐进改革、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它需要改进和完善,改进和完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要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不能不顾国情地照搬照抄他国模式,更不能丢掉我们自己的制度优势。

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比发达国家的总和还多。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历史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兼容并蓄,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但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

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基本前提,就是要保持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果全盘西化,搞西方那一套,就会党争不断,内斗不止,社会再次变成一盘散沙,国将不国。

中国的事情要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独立自主地选择和坚持自己的道路,是几代共产党领导人的一贯原则,是我们在历史和世界风浪中能够站稳脚跟、固国安邦、民富国强的法宝。要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我们不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

“站立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 。

高度重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

普世价值是西方对付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西方国家把他们演绎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不符合他们意愿和利益的就被冠以“坏国家、坏政府”。

这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从殖民主义时期开始,西方国家就是这么干的。冷战时期,西方国家也是打着这个旗号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破坏的。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依然以这个价值观念为由,对他们不喜欢的国家搞“颜色革命”、颠覆他国政权。美国在“NSS 2010” 中明确将“普世价值”列为涉及其国家安全的“四大持久的国家利益”之一。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所有价值观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等观念,有其具体的社会政治内容。今天我们认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就要促进共同富裕。西方国家能接受吗?

西方运用这套标尺也是“看人下菜碟”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甘当他们仆从的国家,一切都可以不闻不问;对不肯听命于他们的国家,就挥舞价值观念的大棒进行打压、策动“颜色革命”,甚至动用武力推翻其政权。眼前的乌克兰危机,就是最生动鲜活的教材。

国内一些人鼓吹“普世价值”,是要借此抹黑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意识形态和中华文化传统,掏空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基础;是要我们归顺西方,改变国家制度,当他们的附庸。

要高度重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当前,在西方和国内一些人的鼓噪下,我国媒体以及舆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明显偏差,对社会价值观念带来很大负面影响。一些人盲目跟风,对什么事情都用西方价值观念来评判。比如今年二月东莞警方依法“扫黄”,网上很多人和若干“大V”群起指责政府,连起码的是非观念都丧失了。这种情况值得我们警惕:任凭这种人恣意造势,迷惑和利用善良的大众,后果将不堪设想。

坚守民族道德传承和精神独立性。我们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道德价值十分重要。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很多人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要高度警惕。中华民族如果失去精神的独立,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后果可能将是重蹈苏联亡国覆辙。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美德。对先人传承下来的文化和道德规范,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同时,对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也要以海纳百川的心胸学习借鉴。只要我们一代接一代人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中华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就前程似锦。

 

 

近年来,社会上泛起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一些人借助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用春秋笔法,以西方价值尺度来解读、涂抹中国历史&#...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涌现过无数先贤与先烈,他们或开启民智或救民于危难,堪称历史长河的中流砥柱。国人历来有追思先贤、缅怀先烈的传统,两千多年前的《论语》中就指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正因此,中华民族得以在遭遇了无数的艰难困厄之后,依然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千上万先烈的生命与鲜血,铸就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史,奠定了新中国的国本。今天中国走上了全面建设小康之路,但我们不能忘本。尊重自己的开国历史,敬仰先贤和先烈的崇高精神,就是爱国。

近年来,社会上泛起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一些人借助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用春秋笔法,以西方价值尺度来解读、涂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他们以所谓秘辛考证来诋毁污蔑革命领袖和人民英雄,消解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一时间甚嚣尘上,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欲灭人国者,先去其史。面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浊流,有正义感的人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郭松民、梅新育对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的署名文章的批判与抗争,就是其中一例。

本刊选登郭松民、梅新育在法庭上的最后辩护词,就是要表明在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中的态度。在我们看来,应以人民的名义起诉那些贬斥先贤、污蔑先烈、诋毁领袖,公开宣传历史虚无主义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尊重社会公德。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的名誉权不容亵渎,这是每个公民都应遵守的社会公德底线。那些用低俗文字诋毁英烈形象的行为,不仅挑战道德底线,也挑战宪法精神。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是举国缅怀抗战英雄和革命先烈的肃穆时刻。但有些人对自己的错误行为不仅没有丝毫悔意,反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状告见义勇为的公民,其嚣张至此,理所当然地激起广大群众的反感和愤慨。很明显,如果听任历史虚无主义的歪风肆虐,听任某些人日复一日地颠覆英雄、消解崇高、解构历史,必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我们应该鼓励有良知的公民站出来,斥责歪风,伸张正义。只有这样,才能重塑国家的精神力量,才能增进社会的团结,才能真正树立我们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附:

抗日战争胜利了,抗日战争没有结束!

郭松民 [1]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各位朋友:

首先,感谢《炎黄春秋》和黄钟、洪振快两位先生,由于你们的盛情指控,使我能够有机会站在这里澄清事实并表明自己的观点。我要说的是,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2015年,作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校,能够为保卫抗日英雄狼牙山五壮士的荣誉而成为被告,令我深感自豪!

其次,我要谈一点法律问题。原告黄钟、洪振快先生指控我20131123日在微博上侮辱了他们。但请审判长注意,我那条微博的原文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动这帮狗娘养的就是笑话!”很明显,即便这里存在所谓“侮辱”,也是指向那些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黄先生、洪先生愿意承认自己是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吗?我想他们不会承认。既然如此,那他们为什么又会如此确信“狗娘养的”指的就是他们呢?

进一步说,我和梅新育先生都是转发鲍迪克先生的微博,而鲍迪克先生微博的标题是“炎黄春秋:狼牙山五壮士曾拔过群众的萝卜”,我转发时所流露出的愤怒,很明确的是指向作为一个法人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的,换言之黄、洪两位先生并不是适格的原告,坐在原告席上的应该是《炎黄春秋》的法人代表。

那么,我为什么会对《炎黄春秋》如此出离愤怒?也请允许我解释一下。因为在我看来,《炎黄春秋》就是搞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本营。在这方面,《炎黄春秋》可谓20余年如一日,抽丝剥茧、细致入微地解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在革命、建国、工业化以及保家卫国战争中所建立的一系列历史功勋。具体操作手段就是“用细节否定本质”,借一些当事人在年代久远后回忆或讲述的偏差,以及出于个人立场的偏见来否定历史的大是大非。

就以黄、洪两位先生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一文为例,他们采用的就是典型的《炎黄春秋》笔法,表面上看起来不偏不倚,但实际上却选择性的使用史料,使用“溜”“窜”、“滚”等贬损性的词汇,暗示狼牙山五壮士的两位幸存者葛振林、宋学义撒谎并违反群众纪律,五壮士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同日寇做生死搏斗的悲壮行为,在他们的笔下似乎成了一场类似化妆跳水的滑稽闹剧 —— 请问,这难道不是对革命先烈和抗日英雄的最大侮辱吗?

审判长、陪审员、各位朋友,我曾是一名革命军人,不到18岁就放弃了高考的机会,投身人民空军。我在青少年时代受到的教育和在解放军中服役的经历,使我深深的敬仰包括狼牙山五壮士在内的所有革命先烈。我认为,正是有了他们的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但在《炎黄春秋》一类媒体和一些无良文人的口中笔下,革命先烈们却得不到丝毫的尊重,反而成为质疑、调侃、侮辱的对象,这使我深感悲愤!我深深地感到,日本鬼子虽然被赶走了,但汉奸仍然存在,他们掌握了许多舆论阵地,我们不得不为保卫抗日英雄的荣誉继续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抗日战争并没有结束!

如果有人问我:假如你预见到这次庭审,你还会转评那条给你带来麻烦的微博吗?我将回答:会的,我是一个老兵。如果我选择视而不见,我会认为自己是一个逃兵。

今天的庭审可以被视为抗日战争在舆论战场的继续,我会坚持到底,也愿意打持久战。

对这场特殊的战争,我有必胜的信心,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站在我们一边!

谢谢审判长,谢谢陪审员,也谢谢各位朋友!

   

 

 烈士保卫国家,谁来保卫烈士?

 梅新育[2]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各位朋友:

今天,站在这里,我的心情既有自豪,又有几分沉重;自豪的是我在为捍卫我们的英雄烈士而战,沉重的是我因此成为被告。

此时此刻,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庭,而包括这个法院在内的整个司法体系,包括司法体系在内的整个国家政权,整个国家从东亚病夫,到今天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都是千百万英雄烈士奉献牺牲方才换取得来。新中国成立时共有300万名共产党员,但有名有姓可查的党员烈士已达370万人。直到八十年代,整个国家已经全面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西藏军区副司令员仍然活活累死在边防线上,我父母老领导的女婿仍然牺牲在南海一线。对于烈士英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敬仰尊崇,没有权力轻薄侮辱,任何抹黑侮辱烈士英雄的言行都应当受到谴责和依法惩处。

历史就是我们的信仰,英雄就是我们的楷模,更何况我们今天生存的世界并不太平!

然而,现实是怎样的呢?现实是有那么一些人,二三十年如一日致力于抹黑我们的英雄,抹黑我们的历史,已经突破了人性的一切底线!

烈士保卫国家,谁来保卫烈士?

我们,我们责无旁贷。

正因为如此,我才对原告春秋笔法轻薄抹黑烈士的行为无法容忍,行使了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我的言论自由权力,实践了宪法第二十四条国家倡导爱国公德、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为此被告上法庭,这是我的光荣,我将继续为维护我们的英雄、维护我们的历史而战。

最后,向各位法官、陪审员、各位朋友致谢,尤其要感谢洪振快、黄钟二位先生。因为每个正常男儿内心深处都藏着为国家效命沙场的梦想,我此生上阵无望,感谢洪先生和黄先生创造这个机会,让我能够为保卫烈士而战!

谢谢!

以下删去

梅新育

2015513日于丰台法院

(庭审辩论激烈,未及当庭陈述,书面稿交给了法官)

 


[1] 本文是作者2015512日于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51法庭为狼牙山五壮士辩护时的最后陈述。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2] 本文是作者2015513日于北京丰台区人民法院为狼牙山五壮士辩护时的书面稿。因未及当庭陈述,书面稿交给了法官。作者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本刊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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