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分享: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本刊评论员 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04期 2014.04.05 20:02:34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全社会引起了热烈反响,也引发各方的不同解读。《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确理解和贯彻各领域的改革任务,首先要准确理解改革的总目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全社会引起了热烈反响,也引发各方的不同解读。《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确理解和贯彻各领域的改革任务,首先要准确理解改革的总目标。

建设完备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重大的历史任务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体制改革的战略性构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2012年中共十八大决议,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目标,提出构建完备、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

按照上述战略构想和部署,《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此统领各领域深化改革的分目标。习近平同志217日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讲话,对此进行了全面阐释。

纵观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这个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实践中没有解决得很好。从更宽的视野看,人类历史每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之后,国家治理体系的成型稳定,通常也都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

中国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为了寻求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经历过多种尝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中国问题、实现民族独立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正途。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学习国外经验、经过自己的长期探索,在建设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也曾经犯过严重的全局性错误。

1980年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同志考虑的,不仅是如何克服体制的弊端,而且是要解决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

中国经过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要通过全面系统的改进,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适应国情和发展要求的。我们坚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保持了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成功应对了重大自然灾害、国际金融危机等多种挑战,这和一些国家的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不要低估我国现行制度的优势、韧性、活力和潜能。

国际上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增多。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没有以民主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局面,未来几十年,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模式来挑战西方民主政治。约瑟夫•奈说,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被很多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念、社会发展模式、对外政策,会在国际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共鸣。就连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也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和中国的政治进程一定有它自己的文化根源。

我国的实践说明:治理一个国家、推动现代化建设,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事实宣告了以西方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诚然,和我们发展的历史任务、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家长治久安的要求相比,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尚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

国家治理现代化绝不是要西方化、资本主义化

贯彻《决定》提出的总目标,首先要明确方向和道路问题。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我们国家治理的根本。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绝不是要西方化、资本主义化。一些人对我国的政治制度横竖看不惯,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照搬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这就能“根本”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但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

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并不完美。以“民主教父”自居的美国,其国家治理也存在诸多弊端:贫富差距巨大,社会矛盾重重;两大政党互相掣肘,政治极化愈演愈烈;国内经济问题久治不愈,便不断制造国际安全议题“转嫁危机”。这样的制度,中国为什么要学?冷战结束后,照搬了西方政治模式的国家,有几个是稳定发展的?受到“阿拉伯之春”影响的国家,有哪个政局稳定下来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我们不能让别人拿我们的生活做试验。这是对非西方国家的一个告诫。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决定着社会政治机器的运转,不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议会制、总统制,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在今天并没有过时。

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鼓吹在中国搞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并不是要“普度众生”,也不是要传授给我们什么“通灵法器”,而是要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纳入他们主导的政治轨道,以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

我们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不能盲目跟从西方的制度标准。

人权问题。西方国家动不动就拿中国的“人权”说事,一付“悲天悯人”的样子,难道他们真的比中国政府还关心本国人民的权利和福祉吗?他们这样做,其实不过是为国内极少数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人撑腰打气,作为对中国施压的筹码。

就拿美国来说,在诸如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种族歧视、妇女和儿童权益等方面,究竟做得怎么样?美国对本国和全世界人民大范围监听,连其盟国领导人也在内。在海外军事行动中用无人机滥杀无辜,不经任何法律程序,把别国公民当作“恐怖分子”监禁虐待,那些被伤害的人的权利到哪儿去了?

在世界上,人权问题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国人权事业要发展,但不是以西方的标准为圭臬。要基于自己的国情,以人民的要求为标准,不需要向西方看齐,也用不着西方评判。

选举问题。西方有人将民主简单归结为“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各国的国情和政治体制并非千篇一律,西方各国的选举制度也不尽相同。不少学者指出这种选举制的弊病:它是富人的游戏,政客的竞选诺言不过是争权夺利的“敲门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无法对政府日常运作实行监督。

我国有自己的选举制度,是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取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这一制度需要不断改革完善,但这不等于要照搬西方的选举制度。我们要不断努力,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民主,扩大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权和监督权,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形式。

法治问题。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高度重视依法治国。目前,在新中国制定第一部宪法60年后的今天,关于“宪政”的争论忽然升温。有人是从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出发,也有人套用西方“宪政”概念,要中国共产党放弃领导地位,声称非如此,中国就没有“真正的宪政”。

中国的政体和西方的“宪政”有本质的不同。我们不能盲目以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作为判断的标准。中国的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从而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的国家领导地位。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

我们对自己的基本政治制度要有坚定的自信。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

中国人民要自主地选择国家发展道路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的形成,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长期发展、渐进改革、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它需要改进和完善,改进和完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要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不能不顾国情地照搬照抄他国模式,更不能丢掉我们自己的制度优势。

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比发达国家的总和还多。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历史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兼容并蓄,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但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

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基本前提,就是要保持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果全盘西化,搞西方那一套,就会党争不断,内斗不止,社会再次变成一盘散沙,国将不国。

中国的事情要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独立自主地选择和坚持自己的道路,是几代共产党领导人的一贯原则,是我们在历史和世界风浪中能够站稳脚跟、固国安邦、民富国强的法宝。要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我们不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

“站立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 。

高度重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

普世价值是西方对付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西方国家把他们演绎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不符合他们意愿和利益的就被冠以“坏国家、坏政府”。

这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从殖民主义时期开始,西方国家就是这么干的。冷战时期,西方国家也是打着这个旗号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破坏的。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依然以这个价值观念为由,对他们不喜欢的国家搞“颜色革命”、颠覆他国政权。美国在“NSS 2010” 中明确将“普世价值”列为涉及其国家安全的“四大持久的国家利益”之一。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所有价值观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等观念,有其具体的社会政治内容。今天我们认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就要促进共同富裕。西方国家能接受吗?

西方运用这套标尺也是“看人下菜碟”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甘当他们仆从的国家,一切都可以不闻不问;对不肯听命于他们的国家,就挥舞价值观念的大棒进行打压、策动“颜色革命”,甚至动用武力推翻其政权。眼前的乌克兰危机,就是最生动鲜活的教材。

国内一些人鼓吹“普世价值”,是要借此抹黑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意识形态和中华文化传统,掏空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基础;是要我们归顺西方,改变国家制度,当他们的附庸。

要高度重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当前,在西方和国内一些人的鼓噪下,我国媒体以及舆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明显偏差,对社会价值观念带来很大负面影响。一些人盲目跟风,对什么事情都用西方价值观念来评判。比如今年二月东莞警方依法“扫黄”,网上很多人和若干“大V”群起指责政府,连起码的是非观念都丧失了。这种情况值得我们警惕:任凭这种人恣意造势,迷惑和利用善良的大众,后果将不堪设想。

坚守民族道德传承和精神独立性。我们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道德价值十分重要。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很多人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要高度警惕。中华民族如果失去精神的独立,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后果可能将是重蹈苏联亡国覆辙。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美德。对先人传承下来的文化和道德规范,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同时,对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也要以海纳百川的心胸学习借鉴。只要我们一代接一代人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中华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就前程似锦。

 

 

本刊评论员

《经济导刊》是中国中信集团主管,面向全国及海外公开发行的中央级大型中文类核心期刊。

热门话题

关注医改,没有健康哪有小康

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疗改革,明确医改的目的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

查看更多

新常态下装备制造业路在何方

2015年4月22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牵头,邀请行业内部分重点企业领导人和管理部门&...

查看更多

>

2019年11期

总期号:期

2019年09期

总期号:期

2019年07期

总期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