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眼下在周边所做的,就是要制造一场针对中国的危机。然后,让滞留在中国和东亚的资本恐慌性抽逃。接下来,美国会干什么...
美国眼下在周边所做的,就是要制造一场针对中国的危机。然后,让滞留在中国和东亚的资本恐慌性抽逃。接下来,美国会干什么,就不言自明了。显然,应对美国针对中国的这场全方位的“特殊战争”,仅靠武力,或仅靠外交进行应对,是远远不够的。
最近在微信上看到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的一篇讲话,题目是“希望中国外交恢复到理性”。看完全文,却令人大失所望。
在我看来,这位女士完全不知“理性外交”为何物。她认为理性外交就是和平友好,就是避免使用武力。这是典型的一厢情愿。但愿像她这样天真的人不会太多。
我也主张作为大国,中国外交一定要有理性。但这种理性绝不能仅仅是一种“结与国之欢心”的姿态,因为外交是国家利益诉求的外化形式,所谓理性外交,说穿了就是充分算计国家利益得失的对外表达。这种表达当然要讲策略。但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对国家利益的充分考虑和算计的基础上。外交和战争,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双刃剑,它们只是使用的方式不同,从本质上说,二者都是国家利益的维护者和实现者。那种以为使用武力就必定伤害国家利益,必定破坏外交大局的看法,对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有害的。这是我们谈论现代大国外交时,必须事先达成的共识和明确的前提。
我并不主张积极使用武力解决中国面临的国际争端及麻烦。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外交理性是必要的,战争理性同样是必要的。战争只能是在外交手段穷尽之后的选择,战争是解开外交“戈迪安结”的那把亚历山大之剑。因此它不能轻易出鞘。必须明白的是,不能轻易出鞘,决不等于永不出鞘。
那么何时出鞘,取决于我们对国际大形势,对手的战略意图及怎样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佳路径的判断和选择。
今天,中国面临的国际格局和周边态势史无前例地复杂。其所以复杂,是由于两大因素所致:美国的可能衰落和中国的可能兴起。为彻底打住中国的崛起势头,阻断中国民族复兴的进程,美国甚至不惜对俄罗斯网开一面,强吞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这枚苦果,也要不遗余力地推进“亚太战略再平衡”,公开抛弃“不选边,无立场”的承诺。除在中日、中菲岛争问题上明确支持日本、菲律宾外,最近又把越南也推上了与中国叫板的前台,使中国周边的形势骤然紧张。
美国为什么要在当下对我如此步步紧逼?这个时候的确不需要战术层面的民族主义煽情,而需要我们进行一番大战略层面的理性判断。
那么,怎样判断美国的大战略意图?
首先我们应该透彻了解美国作为一个帝国的生存方式,也就是它的获利方式。
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美国是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的新型霸权国家。它不同于传统帝国之处,就在于获利方式的改变。尽管它并未改变与所有的帝国一样的“食利国家”这一基本属性,但它的食利方式已完全改变:即通过向全球输出美元,把全球变成其“金融殖民地”的方式,而不是传统帝国的“地缘政治方式”——通过地缘扩张,建立并掠夺殖民地财富的方式获利。美国为维护美元霸权,不惜在20年间连续打四场战争,却不屑于占领别国领土,掠夺别国资源,奴役别国人民,获取财富。它只要不让其他国家夺走金融霸权,别国的财富就会不着痕迹地源源不断流向美国。有金融霸权这种无形利器,谁还会愿意像传统帝国那样,去干耗尽极高的统治成本,去占领和控制有形的殖民地和它的人民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当美国人通过推进美元全球化建立起金融帝国,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地用金融收割机剪全世界的羊毛时,没想到把虚拟经济玩过了头,最终导致了有史以来最大一场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力量,使美国不得不进行全球战略收缩,以展开自救。
但美国人的“自救方式”老谋深算,一边自救,一边给其他国家布下圈套。其策略就是水落石出——让我重新浮出水面的同时,让你沉进水里。而使美国浮出水面的主要工具,还是离不开美元——金融这根杠杆。
美国人的办法,可以简述为:第一,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来使美国获得解套所需的充足流动性,二来可使美国承受巨额债务兑水,减轻债务负担,三来使发展中国家对美元产生更深的依赖感。第二,加紧运用地缘政治策略配合其金融大战略,策动如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局势,拖住中国发展的后腿,使你减速甚至停摆。第三,一点点改善国内投资就业环境,逐渐让美国经济面向好,实现复苏,从而让美元指数进入上升通道,伺机由弱势美元转向强势美元。
现在,美元指数的上升趋势已经基本成形,强势美元呼之欲出,只要美联储发出加息信号,美元指数就会在强势的轨道上提速运行。而目下唯一还缺少一个环节:那就是,让全球某个热点爆发一场地区危机。只要这场足以撼动全球经济的危机一出现,美联储就会发出加息信号。那时,全球的投资人将纷纷从危机地区撤出资金,去追逐加息后的美元进行避险。届时,美国的债市、股市将会开始又一轮牛市繁荣,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将会一片萧条,哀鸿遍野。而趁此良机,美国人手中丰厚的资本就会卷土重来,趁低吸纳收割各国的价格一落千丈的优质资产——想想1978年至1985年的美元指数上涨与拉美金融危机,再想想1996年至2002年的美元指数上涨与东南亚金融危机,再看看从2011年开始的又一个美元上升周期,我们能不倒吸一口冷气吗?
了解了这一切,我们对美国今天在中国周边做的所有动作就不难理解了。美国眼下在周边所做的,就是要制造一场针对中国的危机。然后,让滞留中国和东亚的资本恐慌性抽逃。接下来,美国会干什么,就不言自明了。而中国如何应对,也只能在明白了对手的战略和策略之后,才能设计出来并付诸实施。
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外交应有的理性。显然,应对美国针对中国的这场全方位的“特殊战争”,仅靠武力,或仅靠外交进行应对,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必须动用自己的全部国力和全部智慧,去应对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这一即将到来的重大挑战。
本文中深入剖析了美元指数周期与全球经济的关系,揭示了金融与战争的逻辑关系。
2006年美元指数再一次开始进入上升通道,金融危机爆发了。美国人不得不用连续4轮的QE(量化宽松)方式拯救自己,而连续四轮的QE意味着美元又开始“泄洪”,这当然会让美元指数重新走低。
这几轮QE释放出来大约3万多亿美元,一方面稀释了美国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缓解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美国“开闸放水”,向全世界释放它的通胀。这些凭空多印出来的美元流向了中国这些发展形势良好的国家和地区,客观上起到了促进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本流动性的作用,使其产生了对美元的依赖。更重要的是,美国经济开始慢慢复苏。
但当美国经济开始转好,而各国对美元的依赖性日渐严重之后,美国人决定结束QE。一放出结束QE信号,美元的流通量就开始收窄,全球的资本便逐渐从其他地区退出,各个国家特别是那些美元资本引入最多的国家,陆续出现不同程度的流动性短缺,经济形势也随之变坏。
但是这还没有达到美国从这些国家“抽血”的条件。对美国人来说,首先,它不希望资本留在欧洲,因为欧洲一直在和美国争夺资本。而不让资本留在欧洲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欧洲发生地区性危机。于是,乌克兰危机出现了。
俄罗斯是个很奇怪的民族,俄罗斯人的思维从来就是地缘政治思维,没有一点币缘政治思维,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人追求的就是领土,能多一块是一块,所以普京有句让中国人佩服的名言:“俄罗斯的确国土辽阔,但是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普京要的是领土,可他除了拿回克里米亚,还收获了美国人给他的金融危机。
美国人通过克里米亚事件逼迫欧洲和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然而制裁是一把双刃剑,欧洲人要制裁俄罗斯就不能让普京再拿到石油美元,同时也就要让自己放弃从俄罗斯拿到能源,这对欧洲人是一个很痛苦的选择,但对美国来说则是一箭双雕,既通过阻止俄罗斯石油出口打击了俄经济,又正好让自己的页岩石油找到了销路。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日子当然不会好,资本就有抽逃的可能,资本抽逃会去什么地方?这时候美联储已经在准备吹响加息的号角吸引从欧洲撤出的资本了,让美国人始料不及的是,这时候半道出现了一个截流资本的国家——中国。因为中国经济即使增速放缓,但仍然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美国本来希望欧洲经济不好,资本就撤出来到美国去,没想到中间插了一个中国。虽然中国经济放缓到7.5%甚至7.5%以下,仍然是世界第一增长率,这样的经济仍然会成为全球资本看好的投资方向。结果,大约1万亿美元的资本从欧洲撤出来后,并没去美国而是到了香港。怎么办?那就要想办法把这1万亿美元逼走。办法就是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麻烦,让地区性危机出现,导致投资环境恶化,逼资本撤离。
当中国成为截流资本最大的国家,美国人怎么可能不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中国不管怎么向美国示好,告诉美国人我对你的霸权没有挑战意图,我们只是一心想发展自己。但你一心发展自己就会截流资本,就会跟美国人争食,就会阻断美国的生存方式,美国当然不会放过你。
我们可以想想看,为什么自2012年以来钓鱼岛、黄岩岛争端会相继浮出水面?越南会在“981”钻井平台问题上跟着跳出来?难道仅仅是因为钓鱼岛问题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变坏了?是因为黄岩岛问题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变坏了?还是因为“981”钻井平台可能让越南人石油收入减少,才跟中国翻脸?这背后难道没有美国人的手在操纵么?
美国人把这些雷一颗颗预先摆好,就是准备当美元开始走强的时候,随便拉响其中一颗,地缘政治危机就会出现。地缘政治危机一出现,投资人立刻对这个地区的投资环境作出判断,这个地方打仗了或出现地区性危机了、投资环境恶化了,那么,他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撤资,马上离开。撤资的同时,美联储就会不失时机地宣布加息,资本就会蜂拥转向美国,让美国再一次获得一个久违了的大牛市。相比之下,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会一步步衰落下去。这时,挣够了钱的美国人会掉头杀个回马枪,剪你的羊毛,收割你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为什么最近中国周边包括香港会频频出事,还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么?
我们没有在海外驻扎一兵一卒,我们的兴起和别的国家是双赢互惠的……我们的这些解释看上去都没有什么效果,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块蛋糕,蛋糕的份额就这么大,你拿走一块,别人就会少一块;你拿走的多,别人的就会少。
美国为了维护它的金融霸权,是不惜动用军事力量的,即使对方是同盟国也不会放过。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在此之前欧洲人把欧共体变成了欧盟——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当然需要有统一的货币进行内部贸易结算,于是就有了欧元。但欧元的出现让美国人很不爽。因为它要分割美元的利益,侵占美元的一统天下。
在欧元出现之前,全世界的货币结算量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美元,当欧元出现之后,有22%~23%的货币结算不再使用美元,美元已经退到60%左右,这就是欧元对美元的威胁。所以,即使欧盟与美国是美国人所说的价值观同盟,是一样的“民主国家”,而且按照西方的说法,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但美国人可不管这一套,该干什么干什么:不打仗不等于不打经济仗,而且也不等于完全不打军事仗。
1999年3月25日,在欧元启动三个月之后,科索沃战争爆发。美国率领北约开战的理由是米洛舍维奇的南联盟政权在科索沃屠杀了9万阿族人。但事后证明这完全是美国中情局制造的弥天大谎。距科索沃战争整整8年前的海湾战争爆发原因是伊拉克占领了科威特,当时国际流行的准则是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伊拉克侵犯了科威特的主权,美国人便带领盟军“替天行道”,打败了萨达姆,把侵略军赶回了伊拉克。
那么到了科索沃问题,这属于南联盟内部矛盾,属于主权内部事务,如果还继续坚持“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美国人就没有理由打南联盟,于是中情局就制造一个南联盟政权在科索沃屠杀了9万阿族人的人道主义灾难的谎言,给美国和北约制造了一个开战的借口——“人权高于主权”,于是就可以打一场为“人权”而战的战争了。
当时整个西方同仇敌忾,必欲除掉南联盟这个残暴政权而后快。结果,72天的狂轰滥炸把这个政权干掉了,米洛舍维奇垮台了。按说欧美都应该满意了,但是欧洲人却突然傻眼了。为什么?欧元在正式启动的时候欧洲人对自己的货币很有信心,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财政状况比美国还要好,所以它给欧元的定值是1:1.07,1欧元兑换1.07美元。可是这一仗打下来竟然把欧元与美元的比值打成了倒挂,变成0.82美元兑换1欧元,欧元直线下跌30%。一场仗把欧元打残了。这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话:别人把你卖了你还替别人数钱。欧洲人发现上当了,所以在4年后美国坚持要打伊拉克战争时,除了英国坚决追随美国以外,以法德为轴心的欧盟坚决反对,原因就是欧洲人决意不再替美国人第二次数钱。
为什么欧元诞生会带来一场战争?因为美国绝不允许任何国家挑战美元的霸权,哪怕是价值观同盟的兄弟也不行。美国人过去20年里打了4场仗都是打的挑战美元霸权的国家,要么直接打资本云集的地区,要么打资本云集地区的边缘,目的就是驱赶资本。
比如打科索沃战争,目标是冲着欧元去的,但又不能直接跟欧盟打,怎么办?于是就选择了欧洲的边缘地带,这就是南联盟。在这个地方打仗将严重影响欧洲的投资环境,因为没有哪个投资人愿意在一个有战争的地方投资。在边缘地区打仗可以“敲山震虎”,把资本敲出来。
通过科索沃战争,美国人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有数据显示,战争爆发前大约有7000亿热钱在欧洲游荡,战争一打响,其中的5000亿马上从欧洲撤出,2000多亿到了美国,2000多亿到了香港。到了美国的2000多亿马上发生效应,支持了美国已经连续96个月的经济增长,而到香港的2000多亿,显然是那些投资人要借重香港这个跳板,最后进入中国内地。
但是美国人不想让中国在不参加这场战争的情况下还从中获利。所以一件令中国人至今难忘的流血事件就“偏巧”在这时发生了:美国人用5枚精确制导炸弹非常准确地“误炸”了中国使馆。这一事件让全世界震惊,也让全世界投资人担心中美关系将由此恶化,甚至出现对抗,那么,中国必定会处于下风,谁还敢把钱投给中国人?于是一周之内,在香港的2000多亿热钱纷纷撤出,最后全都到了美国。“敲山震虎”的结果就是从欧洲撤出的5000多亿热钱悉数进了美国,美国经济的繁荣从96个月一直延续到104个月,这一轮经济繁荣期才结束。可以说,这一结果非常典型地诠释了美式战争与美国经济的关系。
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觉得很委屈,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与别国互利互惠的,我们赚也让别人赚。何况我们还对别人没有领土野心,不干涉别国内政,不称霸,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等。我们招谁惹谁了?我们几乎没意识到,动了别人的奶酪。要知道,蛋糕就那么大,你切走一块别人就少一块。别人能干吗?这些国家不敢惹美国,还不敢惹中国吗?中国没有美国那么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却与美国所得的份额相似,这下子别人还不都瞄着中国来?
想一想中国的兴起对全球资源的价格上涨及资源需求的影响就不难明白这一点。现在全球连续40多年来的石油产量稳定在22亿吨,其中,美国人每年要消耗9亿吨,中国自从去年成为第一大能源进口国,年进口3亿吨加上自产的2亿多吨,每年消耗6亿吨。全世界22亿吨,中美两国就消耗掉15亿吨,占了三分之二。
发展与能耗成正比,未来10年中国GDP若将超越美国,这期间一定会有更大的能源消耗。因为未来10年,你不可能有足够多的低耗能、高产出的企业为你赚那么多钱。假定中国GDP超越美国时,两国间能源的消耗相近,那么剩下4亿吨给全世界50多亿人去使用,人家能不把你当敌人吗?他们也嫉妒美国、恨美国,但是不敢惹美国,却敢惹中国。中国周边的日本、菲律宾,以及南海周边的国家一定还会不断加入对中国的围堵,他们谁都想到中国的“汤碗”里分一杯羹,这是肯定的事,中国一定要对此做好准备。
此外,还有正在悄悄开始的人民币与美元的竞争。人民币一旦国际化,那就是在压缩美元的空间,美国人怎么可能容忍呢?所以说我们动的奶酪多了,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委屈,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兴起必须付出的代价,别的国家要兴起也会遇到这样的难题,想完全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
美国人推行“亚太再平衡”,首先要平衡掉中日韩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和中日货币互换从而在两国贸易中排除美元的前景。2012年上半年,中日韩东北亚之间的谈判即将成功,而同时中日货币互换也有了协议,这个时候突然“钓鱼岛事件”“黄岩岛事件”接连浮出水面,一下子把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吹散了,中日货币互换也随之中断。
很多人不理解,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中日货币互换与美元的霸权有什么关系,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有什么关系?关系非常大。来算一笔账,东北亚自贸区一旦确立,中(包括港、澳、台)、日、韩三国六方合作就会出现20万亿的经济体,这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东北亚自贸区一旦运行良好,一定不会就此止步,它会继续南下,整合东南亚自贸区,这就形成了东亚自贸区,一个30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体就会出现,一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就会出现。
如果再发展的话,把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以及中亚国家也整合进来,再加上中东产油国的亚洲部分,那么将会出现一个40多万亿的经济体,相当于欧盟经济体(27万亿)与北美经济体(24~25万亿)这两个经济体之和的4/5,这对美国和欧盟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如果这个经济体内再诞生出自己的货币,可以想像那时谁还愿意用美元或是欧元作为结算货币?
有人建议推出东亚元或者亚元,笔者坚决反对。2003年,笔者与王建、李晓宁、王湘穗四人合写了一本书《新战国时代》,我们是最早提出建立东亚元或是亚元的人,但是现在笔者坚决反对。因为欧元前车可鉴。因为欧元是一个软货币。所有欧盟国家,虽然都在使用欧元,但是每个国家都不肯交出它的财政主权,一种货币不能够影响它的财政政策,那么这个货币必然就是软货币。
如果中国和亚洲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印度等国一道构建起亚洲自贸区,相信谁都不肯交出本国的财政主权,没有财政主权的亚元会比没有财政主权的欧元还要糟糕。所以说,我们干脆不要走这一步,否则,中国就会像今天的德国一样,让欧元弄的很难受。
笔者的建议是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亚洲货币。如果人民币能够成为亚洲自贸区的货币,世界货币立刻三分天下,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这就意味着美元霸权的终结。美国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相反我们对这一点并不清楚,没有从这样一个战略角度去考虑,没有考虑到美国是绝不会让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开展中日货币互换的时候,难道没有考虑到美国会反对吗?肯定考虑到了。但我们绝对没有想到美国会通过钓鱼岛、黄岩岛这些地区性危机和事件让东北亚自贸区和中日货币互换两件大事一风吹。这就是美国。
伊拉克战争为什么而打?有很多人认为是为了石油,不对,是为了美元。回过头去看,假如萨达姆不挑战美元的霸权,也许他还不会死。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萨达姆以为这下他可以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搞一次离间计,他宣布伊拉克的石油贸易将不再使用美元结算,而是改用欧元。欧洲人高兴,但却捅了美国人的肺窝子。为什么?因为萨达姆此举会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果然,紧接着普京就宣布,俄罗斯的石油交易将考虑由欧元结算,然后伊朗人宣布伊朗的石油交易将考虑由欧元结算,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也跟了上来。
这几个主要的产油国都这么干,美国还能受得了吗?如果美元跟石油脱钩,美国就完蛋了,所以美国一定要打伊拉克。这个远不是有些人解释的那样,美国之所以打伊拉克,是因为小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这些人都有石油财团背景,这些都是小问题,最主要的是萨达姆触动了美国的根本利益,所以他必死无疑。在萨达姆还没被抓到时,美国打下伊拉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建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干的第一件事、宣布的第一条法令,就是伊拉克的石油结算从欧元结算改回用美元结算。所以说美国人为什么发动伊拉克战争?与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毫无关系,只是为维护美元而战的一个借口。
阿富汗战争为什么打?有人说,阿富汗没有石油,阿富汗也跟美元扯不上关系,美国人打阿富汗完全是因为“9·11”,因为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保护了基地组织,美国人打阿富汗是名正言顺的反恐战争。实际上,阿富汗战争和美元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为什么?因为“9·11”事件双子大厦被撞之后,全世界的投资人对美国的投资环境立刻产生了怀疑,你不是最安全的国家吗?你不是最强大的国家吗?你居然不能保护自己的世界金融中心,我凭什么把钱投在美国呢?
“9·11”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球的资本大量从美国撤走,据统计高达3000亿美元。3000亿美元顿时就使美国的资本项目顺差没有了。2001年时的美国,大约需要每年资本项目顺差7000亿,就是每年净流入美国的钱不能少于7000亿。2001年还有3个多月没过呢,3000多亿美元就没有了,这让美国人下半年的日子怎么过?
做什么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这一局面?打仗。打仗是影响经济生活的快变量手段。这时的美国人亟需一场战争。报复塔利班、报复基地组织、击毙本·拉登只是这场战争的次要目标;主要目标则是要使全世界投资人对美国产生信心,美国的双子大厦被炸塌了,美国会让炸塌它的人死无葬身之地,甚至连他的国家都要完蛋。
在战争打响的当天,当巡航导弹落在喀布尔的土地上之后,道琼斯指数一度短暂下探,随着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道琼斯指数立刻调头,当天上涨600点。华尔街兴高采烈,全球投资人一片欢呼,国际资本对美国重新恢复信心。到了2001年底,大约4000多亿美元回流美国,弥补了这一年的亏空和逆差状态。看看,美国人的战争,就是这样和美元紧密相关。
很多人对中国的航母充满期待。笔者想让大家知道的是,航母是海上贸易时代的巨无霸。在海上贸易时代,谁控制了海上交通线,谁就能控制海上贸易,谁就控制了海上的资源和资本的流通,这方面的能力非航母莫属。但是今天,资本的流通已经不是通过海上贸易去完成,而是借助互联网,瞬间以光速的形式传输。以光速流通的资本,只需敲几个键,数百亿、上千亿、甚至上万亿的资本瞬间就从一个地方迅速流到另一个地方,这时,擅长控制贸易流、物资流的航母已力不从心。
比如,现在有大量资本在海湾国家云集,美国如果这时候想控制、打击这些国家,把资本驱赶出来,从日本横须贺港派出航母特混编队赶往海湾大约最快需要两个星期,甚至20天到1个月时间。等航母到达时,资本在那里已经翻了好几个跟头,早赚够了钱撤走了。
现在美国提出要开发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用6倍于音速的飞机、5倍于音速的导弹,加上大气层返回式导弹,来跟上资本流带来的变化。一枚导弹落下去,投资环境恶化,资本立刻撤离,然后驱赶资本流回到美国,为美国经济服务。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建立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打击对手、在军事上占上风,更重要的是要用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匹配资本流,而航母特混舰队已匹配不了资本流,所以,我们必须从如何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角度,对武器的更新有更深入的了解。
美国用“空海一体战”对付中国,目前这还是一个构想。“空海一体战”被框定在战役级,但它要实现的目标是战略级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轻视,但也不能盲目地陷入“空海一体战”给我们带来的困惑中。
《关于“空海一体战”构想》的第14页有这么一段话:美国人将用“空海一体战”的方式把中国有限的军费拖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笔者发现我们的研究者很少有人关注这句话,只有一个人为此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不要陷入美国的圈套》,不要跟美国人去进行军备竞赛,因为美国人就想把你拉进军备竞赛中。
但在笔者看来,即使是这篇有警示意义的文章,也会由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对国人和军人产生误导,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并没能看透美国人的全部心思。利用“空海一体战”把中国拖入军备竞赛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我们因为发现了这样一个圈套,就决定不加入军备竞赛,结果就会跌入美国人设的另一个圈套——自废武功。
这显然是圈套的圈套、陷阱的陷阱,是个双重圈套、双重陷阱。所以,笔者要说,中国既不要加入同对手的军备竞赛,同时又不能自废武功。那该怎么做?那就要发展我们自己之长,发展对我最有利的东西。最好以我之长克敌之短。起码也要以我之长克敌之长。以我之短克敌之长不行,以敌之长克敌之长同样也不行。看看美国人“空海一体战”最主要的设计:开场就是打击中国的天基系统,让中国致盲;接着打“侦察战”,让中国致聋;然后才来跟你正式开打常规战。
我们怎么办?还是被动接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怎么行?我们必须先具备三种能力。
第一种是卫星反导能力。这种能力将一击致瘫严重信息化依赖的对手,使其盲、聋、哑,与我一道退回二战水平去比拼常规战力。
第二种是远程精打能力。我们必须有能力击沉航母这些高价目标,这样的高价目标如果被击沉,将沉重地打击全世界投资人对美国的信心,使资本不再敢投向美国,就将造成美国严重的战争融资困境。这是美国的作战计划人员没有意识到的,美国同样需要战争融资。美国的印钞机如果在战时不能够对应全球实物财富时,印得越多贬值得就越快,击沉航母将对全球投资人的信心产生巨大打击。如此就会打断美国的金融环球资本循环链。
第三种是必须有网电空间作战的能力,特别是对对手的民用网络系统攻击的能力。如果中国和美国发生战争,我们绝对不要受美国威慑的限制。美国曾说,谁敢攻击华尔街,我将对谁动用核武。不要考虑这一点,让华尔街的金融系统陷入瘫痪,美国社会就将陷入混乱,它将没有力量与中国打仗。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 乔良)
这里讲的金融与战争和宋鸿兵在《货币战争》里讲的不是一回事,这里讲的是关乎国家生存和生存方式的战争。在笔者看来ᦁ...
未来5到10年对中美两国来说,都将是关键时期,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消长,美国对衰落的担心和中国对崛起的渴望,将成为未来中短期甚至是中长期内塑造世界格局的两大动力。因为真正影响今天世界变局的就是两大因素:一个是美国的可能衰落,一个是中国的可能崛起。之所以要用“可能”二字,是因为中美两国实际上是处在一个跷跷板上,此起彼伏,此起彼落。如果美国能继续维持霸权,中国的崛起或者说中国的复兴将会困难重重。如果美国衰落,中国将会比较顺利地登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和美国是一对无限期角力的对手,但是现在这种关系和格局已经形成。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从美国2010年推出“空海一体战”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种担心和忧虑是非常深刻的。这种深刻的忧虑不光美国有,甚至比美国更早的大英帝国,比大英帝国更早的帝国都有。因为所有的帝国对于新兴的对手,都是充满疑虑甚至恐惧的。
大英帝国在20世纪初期之所以最终交出霸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追赶者的担心。正是由于有这份担心,所有的老牌帝国都不肯与后来者分享权力,结果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就要对追赶者给予预先性打击。而所有的追赶者也都不会甘心被老帝国一直压制下去。
两种不甘心对头相撞,最后就导致了战争。先是一次大战,挑战者德国打残了英国,也毁掉了德国自己。20年后,重新崛起的德国又挑起二次大战,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打完的仗全部打完。二次大战打出了一个新世纪,所有的新老帝国全都解体,世界被带进了一个崭新的格局,即后来的冷战格局。英国没有学会分享权力,结果导致权力转移,转到美国人手里。今天美国作为英国遗产最大的继承者,仍然没有学会分享权力。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是一个追赶者,也是个挑战者,对美国的霸权是一种威胁。那么,我们到底是不是威胁呢?我们不承认自己是威胁,而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威胁的动机。但是没有威胁的动机,并不等于没有威胁的效果。作为世界工厂,作为“中国制造”平台,我们对全球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客观上对美国全球资源配置权力和消费模式已经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加深了美国对中国崛起势必以美国的衰落为代价的担忧。
在未来的若干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中国的GDP最早到2016年将全面超过美国。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脚步放缓,这个时间表将可能向后推10年。但这10年,美国既不愿意给我们,又没有把握阻止,这从“空海一体战”的构想中可以看出。“空海一体战” 预计,美国与中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起码需要10年时间。从2010年“空海一体战”的正式提出算起到2020年,现在,我们还有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就是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与前两次的战略机遇期将很不相同。
笔者认为,中国30多年的改革发展已经经历过了两个战略机遇期,一个是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到1989年结束,这是中美之间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人们习惯称之为“中美蜜月期”。第二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这是中美走出“蜜月期”之后经济互相捆绑的时期,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2008年之后,美国为摆脱金融危机困境,以邻为壑,其对外政策一改再改,特别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中美关系逐渐冷淡,中国第二个战略机遇期随之结束。
现在我们正在一点点塑造第三个战略机遇期。如乌克兰危机后,中国抓住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俄罗斯与美国及整个西方关系变得恶化这个机会,获得了有限的喘息之机。是否可以把这个机会发酵成战略机遇期,现在看,这种可能性很大。有一些人对于这点持怀疑态度,说我们这么干,迟早要上俄罗斯的当,因为俄罗斯不可信。还有人讲,俄罗斯是当年占领中国领土最大的一个帝国,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这是战略和策略的双重短视。我们今天跟俄罗斯走近,与中国跟俄罗斯历史上的纠结、与我们喜不喜欢俄罗斯、俄罗斯可不可以信任都没什么关系。我们与俄罗斯的走近是因为今天我们彼此的需要,俄罗斯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俄罗斯。即使今天中国与俄罗斯不可能手拉手,但也必须背靠背。
美国人的生存方式
这里讲的金融与战争和宋鸿兵在《货币战争》里讲的不是一回事,这里讲的是关乎国家生存和生存方式的战争。美国是一个美元霸权国家,如何理解今天的美国,如何理解美国的战略?在笔者看来,理解一个国家战略最好的门径是理解一个国家的生存方式。美国基本的生存方式是什么,很多人看到的是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普世价值观,美国经济力量强大、科技创新能力强大、军事力量强大,还有好莱坞所代表的文化影响力很强大,以为是这些东西构成了美国的生存方式。其实隐藏在这些背后的才是美国真正的生存方式,一种独特的帝国生存方式——金融生存。
1913年美联储正式成立,那时的美元还没能获得全球储币的地位。1944年7月,在诺曼底登陆后一个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对战后世界做出符合美国意愿的安排,政治安排是联合国,经济安排是关贸总协定,金融安排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的美国携二战胜利雄风,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金融创造力,让世界臣服于美国。
为什么美国会有如此豪气?想想看,那时全世界82%的黄金储备集中在美国人手里,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担当了世界工厂和“战争的最后贷款人”双重角色,生产了上百万架飞机,数百万辆汽车,上百万辆坦克,十万艘军舰,光是战争结束后一次复员兵力就高达一千万人。
这样一种实力,可以说让全世界的人都望洋兴叹。美国人如愿以偿地从大英帝国手中接过了全球霸权包括货币霸权,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了拿到这个梦寐以求的权力,美国人也向世界做出了让步,这个让步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承诺,全世界的货币锁定美元,美元锁定黄金。锁定的方式是一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当时的美国人把2.5万吨黄金都攥在手里,这个承诺看上去是像金子般的承诺。
但是20年之后,美国人发现他们根本没有拿到真正的货币霸权。因为黄金绊住了美国人的腿,黄金成了绊马索。美元的货币发行权受到了黄金的制约,因此美国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多印美元,你要想多印35美元,就要在你的金库里多储备1盎司黄金,可是你手中的黄金毕竟是有限的,既然你要把全世界装进你所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你就必须承担起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为全世界提供通用货币,向全世界输出美元。
输出美元意味着黄金的输出,每35美元的输出意味着1盎司黄金的流出。不断输出美元就需要美国的商贸公司不断进口各国的产品和资源,这就使美国的资产负债表呈现为逆差。不断输出美元,不断从海外拿回产品和资源,美国的资产负债表就不断呈现逆差。
呈现逆差就产生了在经济学上一个很有趣的命题——“特里芬难题”。这是一个叫特里芬的经济学家发现的问题:由于美国不断地向外输出美元,导致了大量逆差产生,逆差得不到纠正的话,就会使全世界对美元产生疑虑:一个处于逆差国家的货币,怎么可能成为强势货币,怎么可能被信任?问题是如果美国人不向全世界输出美元,不担负起结算货币的责任,就没有美元霸权;但是一旦拿到了美元霸权,就要担负向全世界结算货币的责任,同时就必然要承受逆差,而一个不断产生逆差又不能纠正的国家的货币会是强势并且是可以信任的货币吗?
在“特里芬难题”下,世界上不少国家对美元产生了疑虑。比如说法国总统戴高乐率先对美国发难,他把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找来说:“美国人不是有承诺么?你手里有多少美元,就按比例给你兑换成多少黄金,那么法国现在有多少美元的外汇储备?”财政部长回答:“我们大概有22~23亿美元。”戴高乐说:“把它统统取出来,全部交给美国人,把黄金拿回来。”
结果由于承诺在先,美国人不得不把法国人手里的美元兑换成了黄金。这就产生了一个示范效应,荷兰等北欧的一些外汇顺差国纷纷表示,要把美元换成黄金。美国人马上慌了,因为美国人在二战之后又愚蠢地连打了两场战争:第一场朝鲜战争,美国铩羽而归,几乎一无所获;第二次卷入越南战争,这一仗更惨,打掉了8千亿美元,损失了上万架飞机,阵亡了49900名官兵。8千亿美元是什么概念?今天美国GDP是17万亿,8千亿不算什么,但20世纪60年代美国每年的GDP刚刚接近2万亿,8千亿美元绝对是天文数字,这8千亿的战争消耗意味着大量黄金的流失,美国人扛不住了。
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从此,黄金窗口再不能打开,美国人找到了一种更好的获利方式,在此之前,历经一战二战,美国人迫使英国交出货币霸权,都没有真正摸到“美元帝国”的顶峰,而现在,美国人似乎在不经意间就站到了顶峰上。
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史上第一个金融帝国建立
美元和黄金脱钩,等于美元这艘大船把黄金这个大锚摘掉了,一只没有锚的巨轮,它会漂向何处?美元背后没有了黄金还叫美元么?虽然大家都在懵懂中,美元却继续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在全世界使用流通着。
于是,美国政府拿出一笔钱,交给迈克尔·赫德森,让他研究一下美元和黄金脱钩究竟会带来什么?几个月之后,迈克尔·赫德森的报告《黄金非货币化的影响》出台:美元与黄金脱钩,短期来看,对美国有好处,因为这意味着美国人可以随意印美元了,而且不受黄金的羁绊。但长期来看,这对美国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具有了无限印刷货币的权力,而完全不考虑它的对应物也就是实物生产的话(货币的发行必须对应实物产品,美元当时对应的是黄金,现在与黄金脱钩了,那它该对应什么?如果没有实物对应,那就是滥发货币),迈克尔·赫德森的报告本来是对美国政府的提醒和警告,但美国政府官员们拿到这个报告后却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原来我们单靠印美元就可以过得这么好!那我们还需要去进行实物生产么?
事实上,当美国人用美元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向全世界出口之后,也不可能再回到实物生产的状态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人不断把中低端制造业叫做“垃圾产业”“夕阳产业”,并向全世界转移的原因。美国人宁可废掉底特律这个“汽车城”,也要把它的汽车向各国转产,原因就是当用美元作为出口商品之后,其他产品都不可能给它带来如此丰厚的回报和利润,因为没有什么产品比美元的印刷成本更低廉。
从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的40年里,美国GDP飞速增长。从1990年到2008年不过20年时间,美国GDP就已经超过14万亿,比1990年翻了一倍。而现在则已经达到17万亿。这些GDP数字就是美元带来的。因为美元成本极低。从1美元到100美元,每张纸币的成本只有5.9美分。美国以如此低廉的成本从全世界获得利益,它认为只要美国能够保住美元的霸权,能够源源不断地向海外输出美元,就可以换回全球的实物财富。事实上,美国人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美国人在过去20多年里,究竟用一张张绿纸从中国“拿”走了多少实物财富,或者说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换走了中国多少实物财富,没有人统计过。
以2009年为例,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约5000亿美元,当年美国GDP为15万亿美元。美国的官员和经济学家宣称,虽然美国遭遇金融危机,但是离了中国照样能活得下去。反过来认为是中国人免费搭了美国的顺风车。其理由就是,中国对美国的GDP贡献并不大。
的确,5000亿对于15万亿来说确实是个小数字。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不妨看看,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基本都是中低端产品,以纺织品、玩具等为主。比如,美国人从中国进口一件衬衣2美元。从中国“拿走”一个芭比娃娃2美元。就是这样,以无数2美元构成了当年中国对美国出口5000亿美元。但这只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GDP“贡献”了5000亿美元,却不是中国对美国GDP的贡献。这一年中国对美国的贡献应该怎样计算呢?应该计算这5000亿对美出口产品在美国的最后销售价格。美国人以2美元一件进口的衬衣,最后在美国售价为十几美元到七十几美元,以2美元进口的芭比娃娃售价25美元。这就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出口的5000亿产品中,都必须乘以5~10倍后才是这批产品为其带来的最终GDP。
2009年,美国人引以为豪的那些企业,如波音、微软、苹果、沃尔玛以及美国的军工产业等,为美国一年贡献不超过5万亿。剩下的GDP,就是靠不断输出美元从他国拿到廉价商品(因为定价权在美国手里,他可以让你的商品非常廉价,甚至让你的商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口到美国)。拿到这些商品之后再加价出售,最后就构成了美国那一年的GDP。
美国人说,这不是剥削,也不是掠夺,这是市场经济。美国人通过向全世界输出美元,建立了一个金融殖民帝国。这个帝国不需要占领别国领土。一些中国的公知为美国辩护,称美国是个主持正义、主张民主的国家,就因为它从来不占领别国一寸领土。这从表面上看很有说服力,但用美元占领别国领土不是一种成本更低廉的占领么?廉价到几乎连统治成本都不用付出。
只要美元在该国流通,只要你挣美元、需要外汇储备,它就可以通过美元占领你的国家。它也不用直接掠夺你的资源,但它用几乎没有成本的一张绿纸,从你手里拿走真金白银的实物财富,这和掠夺有什么区别?它更不会像老殖民主义者那样直接逼迫中国人去做苦力,但它把这件事交给郭台铭的“富士康”去干,让他组织中国工人拿最低的工资干最暴利的活。
乔布斯的一个构想变成产品后每一件可以为苹果公司带来2000人民币的收益,而中国人挣的是血汗钱,消耗的是中国的资源,污染的是中国的环境,最后只能从每件苹果产品中拿到200元人民币,这其中还包括了郭台铭的利润。想想看,这个金融帝国从设计到运作多巧妙,巧妙到美国人都不好意思不承认它是帝国,但它的确是帝国,而且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帝国。
美元指数周期律与全球经济的关系,金融收割机剪羊毛的基本流程
美元是金融帝国最主要的获利工具,既然是货币,就有它的指数周期,有周期就会有弱有强。从1971年8月15号,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指数开始确立,但人们要在很长时间后才会发现美元指数周期律的可怕。可以想像美元挣脱了黄金的束缚,等于获得了无限印刷货币的权利,美国人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也不失时机地印刷了大量美元。
大量美元印出来,向全世界释放流动性的同时,美元指数开始走低,这一过程如同美国人打开泄洪闸放水,让全世界的土地得到了充分的灌溉。于是各国经济形势变好,这时,为了让形势转好的全球经济变成美国人的收益,美国人需要让全球的资本回到美国,去支持美国的经济,这时美国人只需做一件事,放下闸门,让美元的流通量减少。只有让美元的流通量收窄,美元指数才会重新走强。吸引全球资本去美国追捧其金融资产,对全球经济产生抽血效应。
40多年来,美国人在每次打开闸门一段时间向全球放水之后,一般都会随之有一个关下闸门收窄流动性的过程。在开闸放水和关闸收水之间,就出现了美元指数的涨跌,呈现出一个波峰浪谷的美元周期律。
40多年后,日本女子岩本沙弓首先发现了美元指数周期律,每次上涨82个月,然后进入下跌期,连续两个下跌期,一次下跌65个月。中国有个叫戚燕杰的博士做数学模型研究美元指数,和岩本沙弓发现的美元周期律非常相似。
时寒冰博士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也发现这是一个基本规律。涨跌之间,一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这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所谓“上帝的看不见的手”,而是美国政府,美联储的手在操纵这一切,让美元跌一段时间,向全世界“放水”,待各国经济由于“灌溉”充足,经济长势良好,水涨船高,美国的经济形势也会变好,这时再收窄流量,让原来“灌溉”充足的地方,出现经济危机。此时,美联储就会趁机吹响加息的号角,让全球的投资人纷纷从危机地区撤出资本,大量资本回到美国。
其实,这时的美国早已经是产业空心化的帝国,大量实体经济已经转产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留在美国的主要是些高科技产业和军工企业,而其经济主体则是虚拟经济,所以,全球的资本流回来大部分都进了美国的三市——证券市场、债务市场、期货市场,给美国带来又一个大牛市,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彻底变成一张绿纸后,这样的游戏让美国人赚得盆满钵溢。而每次当美国人赚够了钱,就会掉过头来杀个回马枪,去扫荡那些由于美元流动性收窄、经济情况变坏的国家的优质资产,因为经济变坏,这些国家的许多优质资产大都已经跌到了地板价。
这样的事美国人已经干过两次。一次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向全世界开闸放水,拉美国家近水楼台率先受惠,一些国家发展很快,像阿根廷甚至摸到了发达国家的边缘。但是当美联储收紧银根之后,减少货币的供应量,美元指数下跌周期结束,美元开始走强。因为,这时美国需要靠强势美元吸引资本回流,来支撑美国经济。
这是美国人第一次玩这个金融魔术,其手法是:开始先放水,接着再收紧,等哪个地方出现麻烦,投资人就会撤资,美联储便趁机加息,投资人就会垂涎美债、美股的高回报率而从经济恶化的国家中撤离出来,到美国追捧美国的债市、股市和期市。但这种情况一般不会自然出现,或者说条件和要素不会“完美”呈现,但假如这个地区出现一次政治或者军事冲突或者是地区性的危机,则情况就会大不相同,那就会加速资本从这个地方抽逃。
拉美金融危机就是这样,当拉美金融危机出现以后,资本一开始只是慢慢地撤,并没有大量的资本回到美国,这时,美国人希望的,就是拉美国家的某位领导人犯错误,如果不犯错误的话,美国将诱使他犯错误。
很不幸,这时拉美国家的领导人中果然有人开始犯错误。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就不失时机地用自己的错误满足了美国人所需要的条件。作为一个将军,他建立并领导了军政府。在阿根廷经济还好的时候,大家对于军政府是可以忍受的,但在美元收紧,拉美金融危机出现时,阿根廷经济也开始恶化。
为了平息阿根廷人民的不满,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决定用一次军事冒险转嫁危机,以转移民众的视线——打一仗。他想到了马尔维纳斯群岛,离阿根廷600千米,被英国人统治了数百年,他决定打一仗把它收回来。
不过,他当然懂得,作为拉美国家,做出这么大的举动前,应该先摸摸美国人的底,看看美国人什么态度,于是,他向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征询收复马岛的意见。里根的回答如同今天美国在钓鱼岛、黄岩岛问题上对中国表的态一样,不持立场,不偏向任何一方。里根告诉加尔铁里:“这是你们和英国之间的事情。”加尔铁里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认为这就是美国的态度,于是放手派出梅嫩德斯将军和七千多官兵一天时间就拿下了马岛。
但加尔铁里低估了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决心,万万没有想到撒切尔会不远万里派她的特遣舰队来收复马岛。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撒切尔在决定打这一仗之前,同里根通电话,要求里根明确表态。里根立刻宣布放弃中立,站在了英国人一边,结果可想而知,阿根廷人战败。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导致拉美地区性危机出现,使全世界的投资人认定拉美已处在战争中,投资环境恶化,于是资本纷纷从拉美抽逃。从而彻底满足了资本撤出、回流美国的必要条件,最终引发了整个拉美的金融危机。这时候美联储趁势吹响加息号角,投资人纷纷从形势恶化的拉美撤资,去追捧美国国债及美国的金融资产,让美国人结结实实地大赚了一把,然后美国人再用赚到的钱到哀鸿遍野的拉美去购买优质资产。就这样,美国人利用美元指数涨跌的周期完成了一次对拉美经济的洗劫。
有了这一番金融战的经验,美国人渐渐在用金融手段打击对手方面越来越得心应手。1985年9月22日,美国在纽约的广场饭店,联合西方5国压日元升值,日本人对此毫无警惕,以为这就是市场经济,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因为日本人不断出口产品到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顺差,美国人希望以此纠正自己的大量逆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日本的财政大臣竹下登就胆气十足地说:“日元升值?OK,你说升多少?”结果在短短几年内一口气把250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到了82日元兑换1美元,日元升值3倍还多,严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外贸出口。
这时,日本才发现上当了,于是决定化危为机,转过手来把出口产品变为出口日元,因为日元一升值,变得值钱了,正好用已经升值的日元去购买全球的资产,当时日本人被升值的日元热昏了头,甚至叫嚣要买下整个美国,比如纽约的标志——华尔街上的帝国大厦,和美国文化的标志——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但结果却是日本人在军事上败给美国之后,经济上也再一次败给了美国。美国人从让日元升值开始,见招拆招,一点点刺破了日本的经济泡沫,直到1990年后,日本经济泡沫彻底破裂。按照日本的说法,日本经济失去了10年,接着在本世纪又失去了第二个10年,现在日本正在失去第三个10年。
1997年,美元指数在经过近10年的弱势运行后再次开始走强,这回美国把目标瞄向了被亚洲四小龙闹得风生水起的东南亚,但那时的东南亚没有爆发马岛战争这种可能,那也没关系,照样可以让它发生地区性危机,那就是索罗斯的对冲基金率先冲开的泰国金融的大门,逼使泰铢对美元大幅贬值,由此拉开亚洲金融危机的序幕,很快危机开始在整个亚洲迅速传导,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从泰国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到印尼、菲律宾、日本、韩国,最后一直传到俄国,整个东亚,唯有中国幸免。中国的幸免不是我们有先见之明,也不是因为我们防护严密,而恰恰是因为当时我们资本项目不开放。这个不开放成了防波堤,使我们免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现在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拉美和亚洲这两次危机,会发现这两次危机从路径到手法都如出一辙,呈现出某种周期性和规律性。换句话说,东南亚金融危机几乎就是拉美金融危机的重演:也就是一开始美元放水,美元指数走低,大量的美元在东南亚铺开,使东南亚经济欣欣向荣,“四小龙”“四小虎”们由于获得了充分的美元“灌溉”,长势良好。但是好景不长,当东南亚经济变好后,美国便收窄了美元的供应量,于是美元指数开始上升之后,东南亚经济随之捉襟见肘。索罗斯的对冲基金打响金融战第一枪,阻击亚洲各国的货币,引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投资人认定这里投资环境恶化,纷纷撤资。撤离东南亚,去哪儿?去美国,支持美国的又一轮大牛市,让美国人再一次大把赚钱,赚够了,又掉头返回已经是一片狼藉的亚洲,去低价收购亚洲的优质资产。大家应该记忆犹新的是,韩国大妈们摘下金戒指、金手镯、金项链捐给韩国政府,以便让韩国政府能够换得更多的外汇,保住韩国的名牌企业(比如三星、大宇等)不被美国人买走,变成美国人的资产。事实证明,这两次金融危机美国都是利用美元指数的周期率,完成了对其他国家的洗劫。
今天,中国周边形势趋紧与美元指数周期有什么关系?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构想,是一种全球视野下的大战略思路。这决非出于一国利益考虑的自私之念,而是一种“人人为...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构想,是一种全球视野下的大战略思路。这决非出于一国利益考虑的自私之念,而是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天下情怀。这一构想建立在两大基点之上,一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成为连接全球资源和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是为了更有效地整合全球资源和资本,同时也更有效发挥中国业已具备的产业和资本优势,使沿途国家和中国一起走向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二是对美国“重心东移”后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背向对冲,其意义在于既避免与美国在西太平洋发生损人不利己的正面对撞,又为世界和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和平条件。所以我们可以据此认为,“一带一路”是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的中国大战略选择。
“一带一路”构想一旦开始实施并最后得以实现,将横跨两大洋、影响亚非欧,并最终惠及到沿途五六十个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雄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工程。其影响的深邃久远与实现难度将成正比。这意味着做为这一构想的主要引擎和动力的中国,在整个这一历史进程中,与沿途相关国家的各种良性或非良性摩擦系数将不可避免地增大。而摩擦的好处是相关国家的接触和互动更加密切,坏处则是不适应甚至冲突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毫无疑问,这将考验中国和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智慧:如何化害为利?只要我们的初衷和愿望是良好且一致的,那么,任何麻烦和困境的解决都并非不可能。
显然,我们一开始就必须考虑到,沿途各国不同的历史背景、宗教信仰、民俗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地理条件的巨大差异,将给“一带一路”带来难以想象的障碍,但真正自始至终影响“一带一路”顺利实现的,却是如影随形伴随这一工程始终的大国关系。
从地缘意义上讲,中国和俄罗斯,将是在“一带一路”初始阶段登场的两个主要大国。但与“一带一路”几乎全然没有地缘关系的美国,则仍将是这一阶段并将在其后的进程中不会缺席的重要角色。就此意义上可以说,这三个大国关系的走向,将决定“一带一路”的成败。
随着“一带一路”从蓝图到工程化展开,这三个国家在这个历史事件中的博弈也将随之展开。事实上,眼下还在蓝图阶段,三国博弈已经开始。我们前不久在南海看到的一幕,可以看作是这幕大剧的序曲。
但是,是不是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必然只能是“零和博弈”,一方得到,就是另一方失去,甚至以损人开始,以害己结束?
长久以来,几乎所有国家,在面对“赢家通吃”还是“共同崛起”的选择时,往往从早已习惯的“丛林法则”出发,采取利己主义策略,其工具就是“零和博弈”。但结果却是“一枝独秀万木枯”,战争和竞争(自由市场经济)使我们消耗了太多的资源和时间,而除了少数发达国家,大多数国家却所获甚少。
“一带一路”想要瞄准解决的,就是这个目标:推动和引领各国,走合作共赢、共同崛起之路。
推进这一进程的实现,虽然决不可忽视任何一个小国,因为丢掉一只马蹄铁就可能失去一场战争,但首先要解决的,还是能否有效实现大国关系的管理。如果每个大国都不打算只扮演麻烦制造者的角色,真诚地愿意推进这一工程,同时也从中收获属于自己的红利的话,那就必须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对中美俄三国来说,这都是唯一对自己也对别人有利的选择。
如何进行有效的大国关系管理?其实无外乎践行“二律”。一、自律。二、他律。“自律”就是对自己的利己主义冲动和帝国霸权式冲动进行必要克制和自我约束;“他律”则是共同制定并遵守有利于“一带一路”深入推进的“游戏规则”。
这些道理说起来容易,但实行起来却很难。特别是对历史文化不同,政治体制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国家实力不同,在国际关系中地位不同的三个大国来说,做到这一点尤其之难。但如果中美俄三国能清醒地从两种博弈困境中走出来,这个世界就还有希望。
这就是:中俄应该从“囚徒困境”式博弈中走出来,不要由于每一方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倒鹬蚌相争,徒使渔翁——第三方获利;而中美之间,任何一方都不应抱有“鲁莽式博弈”的念头,指望对方会在自己的“鲁莽”行动下,“理性”退却,做出让步,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这,才是走出“零和博弈”的最佳思维方式。
只有找到了正确的思维方式,“一带一路”才真正有实现的可能。
美国之所以称霸全世界,是因为它有两个拳头:一个是军事,一个是货币。这两个拳头打出的组合拳,几乎所向披靡,K...
美国之所以称霸全世界,是因为它有两个拳头:一个是军事,一个是货币。这两个拳头打出的组合拳,几乎所向披靡,KO了一个又一个对象。接下来轮到中国上擂台了,但中国打的却是太极,讲究以柔克刚、四两拔千斤……
1944年7月,美国为了从大英帝国手中接过货币霸权,由罗斯福总统推动建立了三个世界体系,一个是政治体系——联合国;一个是贸易体系——关贸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WTO;一个是货币金融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按照美国人的愿望,是确立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实际上经过20多年的实践,从1944年到1971年,整整27年,却并没有真正让美国人拿到霸权。什么东西阻挡了美元的霸权?就是黄金。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为了确立美元的霸权,美国人曾经对全世界做出承诺,就是要各国的货币锁定美元,而美元锁定黄金。怎么锁定呢?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有了美元对全世界的这个承诺,美国人就不可能为所欲为。说的简单点,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意味着美国人不能随便地滥印美元,你多印35美元,你的金库里就要多储备1盎司黄金。
美国之所以有底气对全世界做出这样的承诺,是因为它当时手中掌握了全球80%左右的黄金储备。美国人认为,我有这么多黄金在手,用它去支撑美元的信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情况并不像美国人想的那么简单。美国在二战之后连续愚蠢地卷入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使美国耗费巨大,尤其是越南战争。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差不多打掉了八千亿美元的军费。随着战争花费越来越大,美国有点吃不住劲了。因为按照美国的承诺,每35美元的流失就意味着1盎司黄金的流失。
到1971年8月,美国人手里的黄金大概还有8800多吨,这时美国人知道有点麻烦了,与此同时有些人还在给美国人制造新的麻烦。比如说法国总统戴高乐,他不相信美元,他找来法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要他们看一下法国有多少美元储备,得到的答案是大概有22亿—23亿美元。戴高乐说,一分都不剩全部提出来交给美国人,换成黄金拿回来。法国人对美国人的这一击,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其他一些外汇盈余的国家纷纷向美国人表示,我们也不要美元,我们要黄金。这样就逼得美国人无路可走。
于是,在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开始,也是美国人对世界的一次背信弃义。但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讲,当时人们还不能完全理清楚头绪。原来我们相信美元是因为美元背后有黄金,美元成为国际流通货币、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已经实行了20多年了,人们已经习惯使用美元。现在美元突然刹车,它的背后不再有黄金,从理论上讲,它变成了一张纯粹的绿纸,这个时候我们还要使用它吗?你可以不使用它,但在国际间结算时用什么对商品的价值进行衡量?因为货币是价值尺度,所以如果不使用美元,难道还能信任别的货币?比如人民币和卢布之间,俄罗斯人(当时的苏联人)如果不认人民币,我们不认卢布的话,就只能继续拿美元做为我们之间的交换介质。
所以,美国人就利用世人的惯性和无奈,在1973年10月迫使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接受了美国人的条件:全球的石油交易必须用美元结算。在此之前,全球的石油交易可以用各种国际流通货币结算,但是从1973年10月以后,一切改变了,欧佩克宣布,必须用美元对全球的石油交易进行结算。
这样,美国人在使美元与黄金贵金属脱钩之后又与大宗商品石油挂钩。为什么?因为美国人看的很清楚,你可以不喜欢美元,但你不可以不喜欢能源,你可以不使用美元,但你能不使用石油?任何国家要发展,都要消耗能源,所有国家都需要石油,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石油就等于需要美元,这是美国人非常高明的一招。从1973年开始美元与石油挂钩以后,其实是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就伴随美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
整个世界当时并没有几个人清晰的看到这一点,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金融专家,他们不能够非常清晰地指出,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别的,不是一战、二战,也不是苏联的解体,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
从此之后,人类真正看到了一个金融帝国的出现,而这个金融帝国把整个人类纳入到它的金融体系之中。实际上所谓美元霸权的建立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到今天大约40年的时间。而从这一天之后,我们进入到一个真正的纸币时代,在美元的背后不再有贵金属,它完全以政府的信用做支撑并从全世界获利。简单地说:美国人可以用印刷一张绿纸的方式从全世界获得实物财富。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人类历史上获得财富的方式很多,要么用货币交换,你要么黄金或者白银;要么用战争的方式去掠夺,但是战争的成本非常巨大。而当美元变成一张绿纸出现后,美国获利的成本可以说极其的低廉。
因为美元与黄金脱钩,黄金不再拖美元的后腿,美国可以随意印刷美元,这时如果大量美元留在美国国内,将造成美国的通胀;如果美元输出去,那就意味着全世界替美国消化通胀,这就是美元通胀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美国向全球输出美元,也就稀释了它的通胀。但是美元向全球输出之后,美国人手里就没有钱了,这个时候如果美国人继续印刷货币,美元就不断贬值,这对美国没有好处。所以说美联储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得那样,是一个滥印货币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实际上懂得什么叫克制。从1913年美联储成立到2013年100年,美联储一共发行了多少美元?大约10万亿。
这样一比较,有人开始指责中国的央行。为什么呢?我们的央行从1954年发行新货币——新人民币到现在,已经发行了120多万亿人民币。如果按汇率6.2跟美元折算的话,我们大概发行了20万亿美元。但是这同样并不意味着中国乱印货币,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挣到了大量美元,同时这期间还有大量的美元做为境外投资进入中国。
但由于外汇管制,美元不能在中国流通,所以央行就必须发行与进入中国的美元及其他外币相应的人民币,然后以人民币在国内流通。可是国外的投资在中国挣到了钱以后,可能就撤走了;与此同时,我们还会拿出大量外汇,从境外够买资源、能源、产品和技术,如此一来,大量的美元走了,人民币留了下来,你又不可能将相应数额的人民币销毁,只能让人民币留在中国继续流通,所以我国人民币的存量必然大于美元。这也反过来佐证了这30多年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中国央行承认近年来大概超发了20多万亿人民币。巨量的超发最后全都留在了中国,这就牵扯到我后面将要谈到的问题——人民币为什么要国际化。
美国之所以没有通胀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美元的全球流通。但是美国又不能无节制地发行美元,让美元不断贬值。所以要节制。可节制后手中没有美元了怎么办?美国人有另外一套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发行国债,通过发行国债又让输出去的美元重新回到美国。但输出去的通过债务资本重新回到美国,美国人开始玩起一手印钱,一手借债的游戏,印钞能赚钱,借债也能赚钱,以钱生钱,金融经济比实体经济赚钱来得痛快多了,谁还愿意出大力流大汗去干附加值低的制造业、加工业实体经济?
1971年8月15日之后,美国人逐渐放弃了实体经济而转向虚拟经济,渐渐变成一个空心化的国家。今天美国的GDP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实体经济为其GDP的贡献不超5万亿,剩下的大部分全都是虚拟经济带来的。美国通过发行国债,让大量在海外流通的美元重新回到美国,进入美国的三大市——期货市场、国债市场和证券市场。美国人通过这个方式钱生钱,然后再向海外输出,这样循环往复地生利,美国由此变成一个金融帝国。
美国把全世界纳入它的金融体系之中。很多人认为在大英帝国衰落之后,殖民的历史基本就结束了。其实不然,因为美国成为金融帝国之后,开始用美元进行隐性的殖民扩张,通过美元隐蔽地控制各国经济,从而把世界各个国家变成它的金融殖民地。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主权独立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你尽可以有主权、有宪法、有政府,但是你脱离不开美元,你的一切最后都会通过各种方式用美元来表达,并最终让你的实物财富通过与美元的兑换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
这一点,通过40年来美元指数周期图表,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1971年8月15日美元跟黄金脱钩,意味着美国人摆脱了黄金的束缚,可以随意地印刷美元了,美元发行量大增,美元指数自然要走低。从1971年特别是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元指数就一直在走低,这就说明美元印多了。如此这般大约持续了近10年时间。美元指数走低对于世界经济来讲并不完全是坏事,因为这意味着美元的供应量增大,也就意味着资本的流量增大,大量的资本不留在美国,要向国外出溢出。第一次美元指数走低之后,大量美元去了拉丁美洲,给拉丁美洲带去了投资拉动,也带来了繁荣,这就是70年代拉美的经济繁荣。
美元泄洪期大约持续了近10年左右的时间,直到1979年,美国人决定关掉泄洪闸。美元指数走低相当于美国人开闸放水,而关闸实际上就是减少美元的流动性。1979年美元指数开始走强,意味着向其他地方输送美元减少。拉丁美洲本来因为获得了大量的美元投资,正在欣欣向荣的发展,突然间投资减少了,流动性枯竭了、资金链条断裂了,经济能不出现麻烦吗?
遇到麻烦的拉美国家纷纷开始想办法自救。比如阿根廷,阿根廷的人均GDP一度已经迈进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拉美经济危机一出现,阿根廷却率先进入衰退。解决衰退的办法有多种,但不幸的是,当时的阿根廷政府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总统是加尔铁里,他完全没有经济头脑。作为军人的加尔铁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战争,他希望通过战争来脱困。他把目光瞄向了离阿根廷600公里远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把它叫做福克兰群岛。
这个群岛已经被英国人统治了100多年,加尔铁里决定把它夺回来。但阿根廷是南美洲国家,南美一向被视作美国的后院。在美国后院打仗不能不请示美国。于是加尔铁里让人给美国总统里根带话,看看美国的态度。里根明明知道加尔铁里打这一仗,会导致一场和英国的更大规模战争,但他却轻描淡写地表态说,这是你们与英国之间的事情,与美国无关,我们不持立场,我们保持中立。
加尔铁里以为这是美国总统对他的默许,便发动了马岛战争,轻松收回了马岛。阿根廷上下一片欢呼,热烈的像过狂欢节。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宣称绝不接受这个结局,还逼着美国总统必须表态。这时的里根立刻撕下中立的面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阿根廷的侵略行径,坚决站在英国一边。随后,英国派出一支航母特混舰队,劳师远征8000海里,一举拿下了马岛。
与此同时,美元走势开始走强,国际资本按照美国的意愿回到美国。因为当马岛战争打响后,全球的投资人立刻判断,拉美的地区性危机出现了,拉美的投资环境恶化了,于是纷纷从拉美撤资。美联储看到时机已到,立刻宣布美元加息,加息后的美元加快了资本撤出拉美的步伐。拉美的经济一片狼藉。从拉美撤出的资本几乎全到了美国,去追捧美国的三大市(债市、期市、股市),给美国带来了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的第一个大牛市,让美国人赚得钵满盆满。
当时美元指数从弱势时的60多点一口气蹿升到120多点,上升了100%。美国人在自己的三大市牛市后并不收手,有趁势拿着赚到的钱,重新回到拉美去购买那些此时价格已跌成地板价的优质资产,狠狠剪了一次拉美经济的羊毛,这是美元指数第一次走强后的情况。
如果这种事情只发生一次,那它就是小概率事件;如果它反复出现,那它就一定是规律。当第一次“十年美元走弱、六年美元走强”之后,人们并不确定它是不是规律。从拉美金融危机这个高峰之后,美元指数从1986年又开始一路下跌。其间经历了日本金融危机、欧洲货币危机,美元指数仍然在走低,大约走了10年,10年之后的1997年美元指数再一次走强。美元指数这一次走强之后也是持续了6年。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差不多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律性——10年的走弱、6年的走强,再一个10年的走弱、接下来又一个6年的走强。
在1986年美元指数第二次开始走弱之后,长达10年的时间内,美元又像洪水一样向世界倾泄。这次主要的泄洪区是亚洲。上个世纪80年代最火的是什么概念?“亚洲四小龙”、“亚洲雁阵”等等。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亚洲的繁荣是由亚洲人的辛勤劳动、亚洲人的聪敏智慧带来的,实际上很大原因是因为亚洲国家获得了充足的美元、获得了充足的投资。当亚洲的经济欣欣向荣到差不多的时候,美国人觉得又应该到剪羊毛的时候了,于是,1997年,也就是美元指数整整走低10年之后,美国人通过减少对亚洲的货币供应,使美元指数反转走强,亚洲大多数国家的企业和行业遭遇流通性不足,有的甚至干脆资金链条断裂,亚洲出现了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征兆。
这时候一锅水已烧到99度还差1度才能烧开,差哪一度呢,差地区性危机出现。那么是不是也像阿根廷人那样打一仗呢?未必。制造地区性危机,不一定只有打仗一途。既然制造地区性危机就是为了撵出资本,那么不打仗照样有制造地区性危机的办法?于是我们看到那个名叫索罗斯的金融投机家,带着他的量子基金和全世界上百家的对冲基金,开始群狼般攻击亚洲经济最弱的国家——泰国,攻击泰国的货币——泰铢。
一个星期左右,然后由此开始的泰铢危机,立刻产生传导效应,一路向南,陆续传导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然后北上传导中国台湾、香港,日本,韩国,一直传导到俄罗斯,东亚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个时候水已烧开。全球的投资人判断亚洲的投资环境恶化,便纷纷从亚洲撤出自己的资本。而美联储则又一次不失时机地吹响了加息的号角。跟着号音从亚洲撤出的资本又一次到美国去追捧美国的三大市,给美国带来了第二个大牛市。
当美国人挣够了钱以后,仍像在拉丁美洲那样,拿着他们从亚洲金融危机赚到的大把的钱又回到了亚洲,去购买亚洲跌到地板价上的优质资产。此时亚洲经济已经被这次金融危机冲得稀里哗啦,毫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这次唯一的幸运者是中国。
此后,如潮汐一样准确,美元指数经过6年的走强,到2002年,再一次开始走弱,然后,又是10年时间,到2012年,美国人又开始为美元指数即将由弱转强做准备。办法还是老一套:给别人制造地区性危机。于是,我们就先后看到,在中国周边陆续出现天安号事件,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几乎全在这一时期密集出现。但是很不巧,美国在2008年自己玩火玩大了,自己先遭遇了金融危机,结果使美元指数走强的时间被迫向后推延。中菲黄岩岛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争端,看似和美元指数走强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真的没有关系吗?为什么恰恰出现在美元指数第三次走弱之后的第10个年头?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究,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我们承认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确实存在着一个美元指数周期率,那么,根据这个周期率及美国人借机剪别国羊毛的手法,我们可以断定,现在轮到中国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眼下中国已经成了从全球吸引和获得投资最多的国家,大量国际资本由于看好中国经济进入中国。从经济规律上讲,不能仅仅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国家。一个中国的经济规模就相当于整个拉美,甚至比拉美的经济总量还要大;和东亚经济比,也可以说中国经济相当于整个东亚。而过去十年里,大量资本进入中国,使中国的经济总量,以令人垂涎的速度增长到全球第二,如此一来,美国把第三次剪羊毛的目标瞄准中国,一点不奇怪。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从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之后,中国周边的事情层出不穷,一直到去年中越“981”钻井平台冲突,再到后来的香港“占中”事件。这些事件还能看成是偶然事件吗?去年5月“占中”行动正在酝酿中,可能在5月底就会发生。但是5月底没有发生,6月底没有发生,7月还是没有发生,到了8月仍然没有发生。什么原因?这个酝酿的“行动”在等什么?
让我们对比另一事件的时间表:美联储退出QE时间表。去年年初,美国就说要退出QE(量化宽松),4月、5月、6月、7月、8月,一直没有退出。只要不退出QE,就意味着美元还在超量发行,美元指数就不能走强,香港的“占中”也就一直没有出现,二者在时间表上完全重合。直到去年9月底,美联储终于宣布美国退出QE,美元指数开始掉头走强后,10月初,香港“占中”爆发。其实,中日钓鱼岛、中菲黄岩岛、981钻井平台、香港“占中”,这四个点都是炸点,任何一个点引爆成功,都会引发地区性金融危机,也就意味着中国周边投资环境恶化。从而满足“美元指数走强时,其他地区必须相应出现地区性危机,使该地区投资环境恶化,迫使投资人大量撤出资本”,这一美元获利模式的基本条件。
但是对美国人来讲很不幸的是,这回它碰到的对手是中国。中国人用打太极的方式,一次次化解了周边危机,结果直到现在,美国人最希望的在99度水温时出现的最后1度,始终没能出现,水,也就一直没有烧开。水没烧开,美联储举着加息的号角就迟迟不能吹响。
看来,美国知道想剪中国的羊毛没那么容易,所以也就没打算就在一棵树上吊死。在推动香港占中的同时,美国多管齐下,在其他地区同时下手,在哪儿?
点评:美国发财的逻辑很简单,这世界上的国家都是美国圈养的一群羊,美国拿着剪刀不断的搜罗着,看到哪个羊的毛长了就去剪一把,剪秃了再把你放回去,然后再去其它羊身上剪羊毛。
欧盟与俄罗斯的接合部。亚努科维奇领导下的乌克兰,当然不是没缝的鸡蛋,所以,才会有让苍蝇下蛆的机会。但美国盯上了乌克兰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只有缝的鸡蛋,而是它是足以既打击亚努科维奇这个不听话的政客,又阻断欧俄走近,也能造成欧洲投资环境恶化,一桃杀三士的理想目标。于是,一场貌似乌克兰人自发的“颜色革命”爆发了,美国人的目的以出乎美国人和地球人意料的方式实现了:俄罗斯强人普京趁势借机收回了克里米亚,此举虽不在美国人计划之内,但却正好让美国人更有理由向欧盟还有日本施压,迫使他们与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给俄罗斯更给欧洲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
美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人们往往容易从地缘政治角度,而不是从资本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乌克兰出现危机之后,欧美与俄罗斯的关系迅速恶化,但整个西方世界一起制裁俄罗斯的结果,却直接使欧洲的投资环境恶化,导致资本从这里撤出。据有关数据显示,大约有上万亿的资本离开了欧洲。美国人的两手设计得逞了。
这就是:如果不能让资本从中国撤出去追捧美国的话,那就起码让欧洲的资本撤出来回流美国。这第一步,以戏剧性的乌克兰变局实现了,但第二步,却未能如美国所愿。因为从欧洲撤出的资本,并没有去美国,另有数据显示,它们大部分来到了香港。这意味着全球投资人仍然不看好美国经济的复苏。而宁愿看好虽已处在经济下行线上,但仍保持着全球第一增长率的中国。
这是其一。其二,中国政府在去年宣布了要实现“沪港通”,全球的投资人都热切地希望通过“沪港通”,在中国捞一把。过去西方资本不敢进入中国股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进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宽进严出,你可以随意进来,但是你不能随意出去,所以说他们一般不敢到中国来投资中国的股市。“沪港通”之后,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在香港投资上海的股市,挣到钱后可以转身就走,于是上万亿的资本滞留在了香港。这就是去年9月之后,也就是香港“占中”开始直到今天,“占中”势力及其幕后推手始终不肯罢休,总想卷土重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美国人需要制造一次针对中国的地区性危机,让滞留香港的资本撤出中国,去追捧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为什么这么强烈地需要并依赖国际的资本回流?原因是,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经济逐渐放弃实物生产,脱离开实体经济。美国人把实体经济的低端制造业、低附加值产业叫做垃圾产业或者叫做夕阳产业,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尤其是向中国转移。而美国除了留下所谓高端的产业,IBM、微软等企业外,70%左右的就业人口都陆续转向了金融和金融服务业。
这时的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产业空心化国家,它已经没有多少实体经济可以为全球投资人带来丰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不得不打开另一扇门,就是虚拟经济的大门。虚拟经济就是它的三大市。它只能通过让国际资本进入三大市的金融池子中,为自己钱生钱。然后,再拿挣到的钱去剪全世界的羊毛,美国人现在只有这么一个活法了。或者我们称之为美国的国家生存方式。这个方式就是,美国需要大量的资本回流来支撑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美国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谁阻挡了资本回流美国,谁就是美国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弄明白想清楚。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诞生。三个月之后科索沃战争爆发。很多人以为科索沃战争是美国和北约联手打击米洛舍维奇政权,因为米洛舍维奇政权在科索沃地区屠杀阿族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灾难。战争结束之后,这个谎言迅速戳破,美国人承认这是中情局与西方的媒体联手做的一个局,目的是打击南联盟政权。但是,科索沃战争真的是为了打击南联盟政权吗?欧洲人开始一边倒地认为就是这个目的,但是打完这场72天的战争之后,欧洲人才发现自己上当了,为什么?
欧元启动之初,欧洲人信心满满。他们给欧元的定价是与美元比值1:1.07。科索沃战争爆发后,欧洲人参与北约行动,全力以赴支持美国攻打科索沃,72天的狂轰乱炸,米洛舍维奇政权垮台,南联盟屈服。可接下来一盘点,欧洲人发现不对头了,欧元,就在这70天里,居然被这场战争打残了。战争结束时,欧元直线下跌30%,0.82美元兑换一欧元。这时欧洲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在替别人数钱。这一来欧洲人才开始醒悟。这就是为什么到后来当美国要打伊拉克的时候,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的轴心国家,坚决反对这场战争。
有人说,西方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到现在为止,西方国家之间,在二战之后确实没有直接发生过战争,但是不等于没有发生军事战争,不等于他们之间不发生经济战争或金融战争。科索沃战争就是美国人对欧元的间接金融战争,结果打的是南联盟,疼的是欧元。因为欧元的诞生动了美元的奶酪。在欧元诞生之前全世界的流通货币是美元,美元在全球的结算率一度高达80%左右,即使到现在也在60%左右。
欧元的出现立刻切走了美国的一大块奶酪!欧盟是一个27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它的出现一下子就盖过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北美自贸区(24万亿美元—25万亿美元规模)。做为如此大规模的经济体,欧盟当然不甘心用美元来结算它内部的贸易,于是欧洲人决定推出自己的货币——欧元。欧元的出现切走了美元三分之一的货币结算量,到现在世界上23%的贸易结算已使用的是欧元而不是美元。美国人在欧洲一开始谈论欧元时对此警惕不足,到后来发现欧元一出现就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时,已经有点来不及了。所以,美国要接受这个教训,一方面要摁住欧盟和欧元,另一方面要摁住其他的挑战者。
中国的兴起,让我们成了新的挑战者。2012年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就是美国成功打压挑战者的最新尝试。这两个发生在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事件,虽没能造成资本从中国大量外流,但却起码部分达到了美国人的目标,直接导致两件事情胎死腹中。
2012年年初,中日韩关于东北亚自贸区的谈判接近成功;4月,中日货币互换和中日之间互相持有对方国债也初步达成协议。但此时,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相继出现,一下子把东北亚自贸区谈判,中日货币互换一风吹了。几年后的现在,我们才勉强完成了中韩两国的双边自贸区的谈判,这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它和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的意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一旦成功,一定是包括中、日、韩、港、澳、台的整个东北亚自贸区。东北亚自贸区一经形成就意味着世界规模大约20多万亿美元的第三大经济体出现!
但是,东北亚自贸区一旦出现就不会止步,它会迅速南下与东南亚自贸区整合,形成东亚自贸区,东亚自贸区的产生意味着30多万亿美元规模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出现,将超越欧盟和北美。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继续推想,东亚自贸区出现,依然不会止步,它会向西整合印度和南亚,然后向北整合中亚五国,再然后继续向西,整合中东部分的西亚。这样整个亚洲自贸区,规模将超过50万亿美元,将比欧盟和北美加起来还要大,这么庞大的一个自贸区出现,难道她会愿意用欧元或美元结算他们内部的贸易吗?当然不会。这就意味着亚元可能诞生。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亚洲自贸区,我们只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亚洲的主导货币,就像美元先成为北美的硬流通货币,再成为全世界的硬流通货一样。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远远不止我们所说的人民币走出去,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作用等等,它将与美元、欧元一起三分天下。
中国人能看到这一点,美国人就看不到这一点吗?当美国人宣布战略重心东移,推动日本在钓鱼岛跟中国扯皮、推动菲律宾在黄岩岛跟中国对峙的时候,如果我们还目光短浅地以为,钓鱼岛争端是日本右翼鼓动“购岛”后与中国的冲突,黄岩岛争端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昏了头找中国的麻烦。而看不出这是美国人的深谋远虑,是美国人在阻止人民币成为美元的有一个挑战者,而美国人则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他们一定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出现。因为东北亚自贸区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也就意味着世界货币三分天下成为现实!
想一想看,手中只剩三分之一货币霸权的美元,还叫货币霸权吗?而今天一个产业空心化的美国,假如再没有了货币霸权,美国还能算世界霸主吗?想明白这点,就知道为什么今天中国遇到的所有麻烦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是因为美国比我们想得远,看得深,才为了防中国之“患”于未然,处处给我们制造麻烦。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实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根本原因。它究竟要平衡什么?它真的要在中国与日本、中国与菲律宾,中国与其他有争端的国家之间,实现一种微妙平衡,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吗?当然不是,它的目标就是一个,平衡掉中国今天大国崛起的势头。
人们都说,美国这个国家的强大,是由于有三大支柱——货币、科技、军事。实际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支撑美国的是货币和军事,而支撑货币的则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全世界所有国家军队的打仗都是烧钱,但美军打仗虽然也烧钱。但却能一边烧钱,一边为美国挣钱,这一点,其他国家都做不到。只有美国,可以通过打仗获得巨大的利益,尽管美国也有失手的时候。
美国人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大部分人心里想到的是两个字——石油。美国人真的是为石油而战吗?非也。美国人如果为石油而战的话,那么,美国人在打下伊拉克之后,为什么不从伊拉克拉走一桶石油?而且,油价从战前的38美元一桶,一路飙升到战后的149美元一桶,美国老百姓并没有因为美军占领了伊拉克这样的产油国而享受低油价。所以说,美国打伊拉克不是为了石油,而是为了美元。
为什么这么说?道理非常简单。由于为了控制世界,美国需要全世界都使用美元。为了让全世界都使用美元,美国人在1973年下了一步高明的先手棋:让美元与石油挂钩,通过胁迫欧佩克的主导国家沙特阿拉伯,实现了全球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如果你理解了全球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你就能理解美国人为什么要在产油国打仗。
在产油国打仗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油价飙升,油价一飙升就意味着美元的需求量也提高了。比如说战争之前,你手里有38美元,理论上讲,你就可以从油商手里买走一桶石油。现在这场战争把油价打高了4倍多,达到149美元,你手里的38美元就只够买1/4桶石油,剩下3/4桶意味着你还差100多美元。怎么办?你只能去找美国人,拿出自己的产品和资源去换美国人手中的美元。而这时美国政府就可以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名正言顺地印美元。这就是通过战争,通过在产油国打仗打高油价,打出美元需求的秘密。
美国人在伊拉克打仗,还不止是这一个目标。它同时也是在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当年小布什为什么一定要打伊拉克?现在我们已经看的很清楚,萨达姆没有支持恐怖主义,没有支持基地组织,也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为什么萨达姆却最终走上了绞刑架?因为萨达姆自以为聪敏,想在在大国之间玩火。
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萨达姆以为抓住了在美元和欧元,美国和欧盟之间玩火的机会,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宣布伊拉克的石油交易将用欧元结算。这一下惹火了美国人,尤其是它产生一连串的示范效应,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内贾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纷纷宣布自己国家的石油出口结算也用欧元结算。这还了得?这不是往美国人胸口捅刀子么?
所以说这场伊拉克战争非打不可,有些人认为这么说太牵强了。那么请他看一看,美国人打下伊拉克之后干了些什么?还没等抓住萨达姆,美国人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伊拉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发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宣布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从欧元结算改回用美元结算。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国人是在为美元作战。
也许有人会说,伊拉克战争为美元而战可以理解,阿富汗不是产油国,那么美国大打阿富汗战争总不会是为了美元吧?何况阿富汗战争是在“9·11”发生之后,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美国是为了对基地组织的报复和对支持基地组织的塔利班的惩罚,才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阿富汗战争是在“9·11”之后一个多月打响的,应该说打得很仓促,打到一半时美军就把巡航导弹打光了,而战争还在继续,美国防部不得不下命令打开核武器库,取出1000枚核巡航导弹,摘下核弹头,换上常规弹头,又打了900多枚才把阿富汗打下来。这明摆着证明这一场准备得非常不充分,既然如此,美国人为什么硬要仓促上阵呢?
因为美国人已经等不及了,更因为美国人的日子过不下去了。21世纪初期,美国作为一个产业空心化的国家,每年都大约需要有7000亿美元的净流入,才能过日子。可是“9·11”之后一个月内,全球投资人对美国的投资环境恶化,表示出了从未有过担心和忧虑:如果强大如美国对自己的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能够保证投资人的资金安全?结果,3000多亿的热钱离开了美国。这就迫使美国必须尽快打一仗,这一仗不仅是要惩罚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还要给全球投资人一个信心。随着第一枚巡航导弹在喀布尔炸响,道琼斯指数迅速回升,一天之内回升600点,流出的资本开始回流美国,到年底,大约有4000多亿美元回流美国。这不正说明,阿富汗战争同样是为美元而战,是为资本而战。
不少人对中国的航母充满了期待,因为他们都看到了在航母历史上的作为,也热切地盼望中国有自己的航母,而辽宁号的出现,也确实让我们中国赶上航母的末班车。虽然航母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大国的标志,但是它更多的就是个标志。因为在全球经济越来越被金融化之后的今天,航母的作用将逐渐式微。因为在历史上航母是物流时代的产物。大英帝国兴盛时,要推动全球贸易,将它的产品推向全球,然后再把资源拿回来,所以它需要强大的海军保证海上通道的畅通。直到后来发展到航母的出现,都是为了控制海洋,保证海上通道的安全。因为当时是资源和产品“物流为王”的时代,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控制了全球财富的流动。但是今天世界已是“资本为王”的时代,成百亿、上千亿乃至上万亿的资本,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只要在电脑上敲几个键,几秒钟之内就能完成,在大洋上航行的航母能跟随物流的速度,却无法跟上资本流的速度,当然也就无法控制全球资本。
那么今天,有什么办法?可以跟上被互联网支持的全球资本的流向、流量和流速?美国人正在开发庞大的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用弹道导弹、超音速飞机,5倍甚至十几倍于超音速的巡航导弹,就可以迅速打击任何资本云集的地区。现在美国号称可以28分钟打遍全球,不管资本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云集,只要美国不想让资本在那个地方落脚,导弹就可以在28分钟后赶到那里。而当导弹落下去的时候,资本就会乖乖撤出。
这就是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必将取代航母的原因。当然,航母在未来仍会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诸如保障海上通道的海上安全,或者执行人道主义使命等等,因为航母是非常不错的海上平台。但是作为控制未来资本流动的武器,它已经远不如全球快速打击系统。
美国人在考虑用军事手段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空海一体战”。但“空海一体战”仍然难解美国的困局。“空海一体战”是2010年美空军和海军首脑联合提出的针对中国的作战概念。提出“空海一体战”,实际上首先就反映出美军今天正在走弱。美军过去以为,它用空袭可以打击中国,用海军也可以打击中国。现在美国发现自己的力量无论是空军还是海军单独使用,都不可能对中国构成优势,必须空海联合才能对中国构成一定的优势,这就是空海一体战的来由。但是空海一体战从2010年年初提出到现在不过4年多一点,突然美国人给它改了个名称,叫做“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
在这个空海联合行动构想中,美国人认为10年内,中美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因为美国人研究中国今天的军力发展后,认为以美军现有能力,不足以确保抵消中国军队已建立的一些对美优势。如攻击航母的能力和摧毁太空系统的能力,所以,美国必须再拿出10年时间发展更先进的作战系统,以抵消中国的某种优势。这意味着美国人可能的战争时刻表拨到了10年后。虽然10年后战争也仍可能不会发生,但我们都必须对此做好准备。中国要想让10年后也不会发生战争,就需要在这10年内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包括军事和战争的准备。
让我们看看在美国受人追捧的运动,第一是篮球、第二是拳击。拳击这项运动典型地反映出了美国人崇尚实力的风格,直来直去,重拳出击,最好KO(击倒获胜)对手,一切都很明确;而中国人则相反,喜欢模糊,以柔克刚,我也不追求KO你,但我要把你所有的动作都化解掉。中国人喜欢打太极,而太极确实是一门比拳击更高的艺术。
“一带一路”就反映了这种思路。历史上所有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有围绕它的崛起展开的全球化运动。这意味着全球化不是一个从历史到今天一以贯之的过程,而是各有各的全球化。罗马帝国有罗马帝国的全球化,大秦帝国有大秦帝国的全球化。每一次全球化都是被每一个崛起的帝国推动的;每一个帝国都有与它相关的一段全球化,在它的上升期到它的鼎盛期,全球化达到一个巅峰。而这个全球化同时会被它自身的力量所限制,这就是它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和它的交通工具所能到达的最远点,那也就是它全球化的终点。
所以,无论是古罗马全球化,还是大秦帝国的全球化,今天看来,都只能算是一种帝国扩张的区域化过程。真正的近现代史上的全球化,是从大英国帝国开始的,大英帝国的全球化是贸易的全球化。美国秉承了大英帝国的衣钵之后延续了一段贸易全球化,而真正具有美国特色的全球化,是美元的全球化。这也是我们今天正经历的全球化。但我不同意说中国今天的“一带一路”,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接轨,那等于说是要继续和美元的全球化接轨,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一带一路”是中国全球化的初始阶段,也就中国的全球化。作为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必须推进环绕你展开的全球化。
“一带一路”应该说是中国迄今为止能提出的最好的大国战略。因为它是跟美国战略东移的一次对冲。有些人会对此提出疑问,对冲应该是相向而行,你还能有背向而行的对冲吗?对了,“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对美国东移战略的一次背向对冲,我拿背朝向你。你不是压过来了吗?我往西走,既不是避让你,也不是畏惧你,而是非常巧妙地化解你由东向我压来的这种压力。
“一带一路”并非两线并行战略,而应有主次之分。鉴于海上力量至今是中国的短板,“一带一路”首先应该选择从陆上完成,也就是说“一路”应该是辅攻方向,而“一带”应该成为主攻方向。“一带”成为主攻方向,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陆军的作用。有人说中国陆军天下无敌,这话放在在中国的国土范围内说,没错,中国陆军所向无敌,谁也别想再踏上中国的领土来打大规模的仗,问题是中国陆军有远征能力吗?
美国人选中国作对手,打压中国,是选错了对手、选错了方向。因为未来真正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根本不是中国,是美国自己,美国将自己埋葬自己。因为它没有意识到,一个大时代正在到来,这个时代将会把它所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推到最高阶段之际,让美国从巅峰跌落,因为一方面,美国通过虚拟经济,已经把资本主义的红利吃尽了。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它引以为傲的领先全球的科技创新、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推到了极致,而这些工具最终将成为埋葬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的推手。
阿里巴巴在去年“双11”这天,其淘宝网、天猫网的网购销售额一天达到507亿人民币,而在相隔不久的感恩节三天的假期里,美国网上销售和地面上的商场销售总额才相当于407亿人民币,不及阿里巴巴一家。而中国还没有算上网易、腾讯、京东,更没有算其他商场的营业额。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悄悄到来,而美国人面对这个时代仍然迟钝。阿里巴巴的交易,全是用支付宝的方式完成的,支付宝意味什么?意味着货币已经退出交易舞台,而美国人的霸权是建立在美元基础上的。美元是什么?美元是货币。未来当我们越来越多的不再使用货币结算的时候,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就将成为无用的东西。当货币成为无用的东西时,建立在货币之上的帝国还会存在吗?这才是美国人要考虑的问题。
点评:未来资本通过什么流通?正是美国一直倡导的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未来资本不再以货币为载体,而是数据流!中国的电子商务、物流系统、社交媒体等信息产业高度独立,且日渐然荣,中国政府倡导的互联网+,正是斩断美国货币霸权的一把利剑!
除此之外,制造业乃生产力之根基,当美国开始空心化的时候,中国除了提倡互联网+的产业精神,还必须脚踏实地的完成自己的制造业升级!
毫无疑问,中国走在了美国的前端!3D打印机同样也代表了一个未来方向,将使人类社会今天的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生产方式在改变,交易方式在改变,世界就必然要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历史证明,真正能导致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两者的致变,而不是其他因素。
中国从秦末秦二世时期,开始有人造反,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辛亥革命,2000多年的历史上有发生过多少次起义、造反、战争、革命?解决问题吗?不解决问题,一直是改朝换代,一直是低水平循环。因为这些来复式运动改变不了农耕社会的本质,既没有改变生产方式又没有改变交易方式,所以只能一直改朝换代。西方也是如此,拿破仑携法国大革命的雄风,带领一支崭新的被大革命洗礼过的军队横扫欧洲,把一顶顶王冠扫落在地,但等到滑铁卢一仗失败,拿破仑下台,欧洲的帝王们一个个复辟,立刻重回封建社会。直到英国的蒸汽机来了,工业革命来了,使人类的产能大大的提升,大量剩余产品出现,有了剩余产品才会有剩余价值,然后才会有资本,然后才会有资本家,然后资本主义社会就到来了。
那么今天当资本有可能随着货币的消失而消失,当生产的方式也将随着3D打印机的出现而改变时,人类即将跨入一个新的社会门槛,这时的中国和美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都站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的起跑线上。那么这时我们要比的就是谁先迈入这个时代,而不是谁把谁打压下去。而美国人恰恰在这一点上,显示出惊人的迟钝。因为它太渴望保住自己的霸权地位,而从未想过与别的国家分享权力,共同迈过新社会时代那道今天对我们来说,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和不确定性的门槛。
点评:我们应该非常欣喜的看到,在世界前五的经济体中,各国都在以本国产业为根基,逐渐逃离美国的货币霸权,中国的互联网+、日本的机器人计划,德国的工业4.0,此谓太极乾卦中的群龙无首,吉。
反对霸权,和而不同,是中国对这个世界的设计和追求。而且多元化、协作化才是世界大势所趋,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而现在,中国和美国是被这个时代推倒了擂台上,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真正的对手,都是他自己!
“金融战”是一个国家运用金融武器、包括金融投机机构所使用的各种金融工具,去搞垮其他国家经济的特殊战争。美国金融战特点是制造趋...
什么是金融战
金融领域里有许多争夺和厮杀,它属于市场行为,不是金融战。无论是投资还是投机,做多还是做空,都源自于人的趋利本能,这是金融资本市场中的常态。
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金融战,特别是迄今40多年来的金融战,差不多都是国家行为,而且基本上是一个国家使用一种货币的行为。这个国家的名字叫美国。
美国的金融战是一种国家行为,它运用金融武器,其中也包括一些金融投资机构所使用的各类金融工具,在金融战中搞垮其他国家的经济。武器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就看你用来做什么。猎枪可以杀死猎物,也可以杀人。金融战和金融投机行为的区别也就于此,它们同样都可以开枪,而两者达到的目的不同。金融投机行为是为了让自己获利,而国家行为是要通过损害甚至搞垮一个国家,使本国获利。这是一种特殊的战争。
美国打金融战主要是制造趋势。当一个趋势形成之后,索罗斯这些金融投机家们就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在为自己获利的同时也让美国实现战略利益,而金融战的本质和最终目的都是要争夺资本。
美元的绊脚石
45年前,也就是1971年8月15日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它的重要性甚至并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逊色。二次大战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大英帝国手中接过了货币霸权,为了拿到这个霸权,美国政府给全世界做出一个承诺:全世界货币锁定美元,美元锁定黄金,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当时全世界75%到80%的黄金储备在美国人手里,美国人认为用这样规模的黄金储备为美元背书没有任何问题,并认为就此能够拿到货币霸权。人算不如天算,从1944年7月到1971年8月,美国人踉踉跄跄地走了27年后,发现其实它没有实现货币霸权,因为黄金成了美元的绊脚石。只要信守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承诺,美国就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印刷货币,但是因为承诺在先,美国人最希望获得的霸权却无法得到。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人愚蠢地连续卷入了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使美国人损失弥巨。朝鲜战争阵亡45000名官兵,越南战争阵亡49000名。仅越南战争,美国就损失军费8800亿美元。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每年的GDP才2万亿美元。可是即使花掉这么多真金白银,但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还需要在越南战场上投入更多军费,但是美国已经拿不出钱来了。
美元“一仆二主”的窘迫之境
这时候西方的经济学家、政治家都看到了美元的窘迫之境。比利时的经济学家特里芬发现了美元的两难问题,即“一仆二主”。美元既是美国的主权货币,又要担负起国际储备、国际结算、国际流通的责任,这就使美元“一个仆人”要伺候“两个主人”:美国自己和全球市场。这本身就产生了一种悖论:美元要为美国服务,才能让美国获利;可是又必须担负起为全球提供结算货币的责任。美国不是救世主,不是慈善家,不会白白把钱给出去。怎么办?美国只能用钱买东西,通过这种方式为全世界提供流动性。为了获得美元这样一个国际结算货币,全世界就要把自己的产品和资源卖给美国人,美国借机可以压低别国资源和产品的价格,然后从中获利。可是如此一来美国的资产负债表上就出现了逆差。这时候美元还想成为一个在国际上有信用的货币,就变得困难了。
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
美元一直处在逆差中,导致在国际上的信用一路走低。法国总统戴高乐问财政部长、央行行长,法国现在有多少美元?财政部长报告说,大概有22到23亿美元。戴高乐说,把它们全部提出来给美国,把黄金换回来。法国人这么一干,世界上其他有外汇盈余的国家纷纷效仿,美国被逼到了死角上,直到1971年8月15日,美国再也撑不住,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
有人认为,美元与黄金脱钩是一个阴谋,我倒倾向于认为美国人此举是出于一种无奈。但是1971年8月15日注定要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日子之一。从这一天之后,这个世界上诞生了一个金融帝国,而人类也就从此开始进入金融殖民的时代。
当时,美国的财政部和美联储委托一个年轻学者迈克尔·赫德森,让他研究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对美国和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几个月之后,迈克尔·赫德森拿出来关于黄金非货币化影响的报告,30多页纸的报告其实就说了一句话,短期对美国有好处,长期如此无异于慢性自杀。但是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官员们拿到这个报告以后喜出望外: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们仅仅靠印纸币就能从全世界获利。为什么不让它从短期变成一个长期的好处呢?于是这就变成了美国长期性的一项国策,美国人通过印刷货币,从全世界获利。
有人会问,你这么说有证据吗?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实永远掌握不到它的直接证据,但重要的是从它长期的行为中体验它的指导方针。
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靠判断,二是靠逻辑。为什么我说美国人40多年来把它变成了一项国策呢?从1971年8月15日之后的40多年间,只有克林顿时期短暂的两年,美国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了贸易持平,其他时间则是年年逆差。美国的金融和高科技人才高手云集,怎么独独解决不了逆差问题?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正是美国人要做的事情。
没有锚的美元,将漂向何处
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就像一艘大船摘掉了锚,它将漂向何处呢?美国政府自己也知道,货币没有锚是不行的,总要锚定一个东西。美国人当然相信可以用政府信用来支撑它的货币,这种货币被称之为主权信用创造。但是仅仅靠政府的主权信用,足以长期支持美元吗?当时正是冷战时期,美国即便可称为是世界的老大,政治影响力强大,科技创新力与经济实力也很强,军事力量更强大,但当时还要面对另一个强敌苏联。仅仅靠美国的国家信用,还不足以支撑美元的地位。
所以美国人想到,美元应该跟另外一支锚挂钩,那就是大宗商品。1973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两年,美国人让美元跟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宗商品石油实现了挂钩。美国利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机会,迫使欧佩克组织同意,全球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获得了这个权利之后,美国实际上迫使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得不接受美元——只要使用能源、进口石油,就必须使用美元。通过这种信用创造,美国强制性地使美元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货币如何变成了“祸币”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一国或一个经济区域因为货币供应不足,或者说资本不足,抑制了工商业的活力和经济的发展。当美元变成纯粹的信用纸币时,这种情况突然就扭转过来了。当年货币供应不足是因为要使用黄金这种货币,而黄金或白银的开采量是有限的,这就导致流动性不足。也就是贵金属货币跟不上人类经济发展的需求。
而现在美国人突然找到一种方式,用纸就可以变成货币,然后就可以无限地创造出资本,它对于经济实际上是有推动作用的,但是与此同时带来的麻烦也很大。美联储从1913年成立到2013年,一共发行了10万亿美元,听上去不算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但由于美元是国际结算货币,按照现在的统计,它在全球的流通量每年达到了2000万亿美元,而全球的实物GDP全部加起来不过70多万亿。
这么多美元在全球流通,显然实体经济是跟不上它的,怎么办?美国就要为美元找到去处,找到消化、存放美元的办法,于是找到虚拟经济这个池子。全球的资本在虚拟经济池子里的流通量远远超过了在实体经济中的流通量,这就为那些金融投机家们提供了巨大的施展空间。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政府第一次获得了可以随意发行美元的权利,就会充分使用这个权利。大量的美元就像洪水一样倾泄出来,美国人当然不能让它淹了自己,而是要向外倾泄,涌向其他低洼地方。这种行为可能使目的地国家或地区意外地获得充足的资本,让所有项目都能够获得充足的资金,有可能出现短暂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是美国人种下的,最终是要收割的。
收割的办法是什么呢?美国的办法就是“关闸断流”,如今美国人已经三番五次在尝试这个事情。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渐渐开始呈现:从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人就开始开闸放水以后美元大致经历了三大周期。
美元周期:10年走弱,6年走强
从1971年开始到1980年,美元走弱10年;从1980年到1986年,美元指数走强6年。从1987年到1997年,美元指数再次走弱;1997年到2002年美元指数再次走强。然后从2002年美元指数再次走弱,一直走到2012年。从中我们看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10年走弱,6年走强;这样的循环至今已经走了两个半周期了,即将又是一个6年走强。最早是日本的女经济学家岩本沙弓发现了美元的一个大致周期,她说美元大约有连续两个60多个月的走低之后,会有80多个月的走强,然后接着又是两个连续60多个月的走弱,然后又是一个80多个月的走强。中国的一位研究黄金的经济学博士后来把这个周期更加量化,认为美元大致是个10年走弱,6年走强的规律性走势。在这样一个周期期间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次美元周期与马岛之战
1971年到1980年期间,是美元指数走弱的时期,也意味着是美联储将打开“泄洪闸”进行泄洪了,拉美成为美元的“泄洪区”,获得了充足的流动性,拉美的经济就出现了繁荣。拉美人自认为很了不起,觉得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奇迹。可是在美国人眼里,你只是一只孙猴子,根本翻不出美元的掌心。到了1980年,美联储关掉了泄洪闸,减少对拉美的资本供应。拉美开始出现金融危机的征兆,但这还不意味着这些资本自然就会回到美国来,美国需要一场危机把这个地方的钱撵出来。怎么能够以最快的方式来一场危机,就是打仗,战争是快变量。当时,为了使阿根廷已经面临危机的经济得以转嫁,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发动了马岛战争。开战之前,他专门征求了美国总统里根的意见,里根当时的回答是,这是你们和英国人之间的事情,与美国无关,我们不持立场,我们保持中立。加尔铁里信以为真。结果阿根廷惨败。战后拉美的投资环境迅速恶化,这时美联储不失时机地吹起加息的号角,于是那些犹豫不定的投资人把资本迅速从拉美撤出来,纷纷追捧美国的金融市场和加息后的美元资产。美国实现了一个债市、期市、股市的“三市齐牛”,让美国人赚得盆满钵盘。美国人赚够了并没有收手,拿赚到的钱重新回到拉美,去收购拉美跌到地板价的优质资产,又狠狠地再剪了一回拉美的羊毛。
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联储可以自由发行美元。但美国人开销很大,财政和贸易赤字越来越多,那么美联储是不是可以继续印钱呢?如果无休止地使用印刷货币的权利,美元就将贬得一钱不值,为此美国人就通过发行国债,把这些钱借回来,左手倒到右手上,然后再次花出去,这样就使美国形成了一个金融循环链条。所以美国根本不害怕贸易逆差。只要美国能做到资本项目是顺差,只要能借到钱,经常项目即使出现40年的逆差也无所谓。而保持资本项目的顺差不那么容易,要跟其他也需要资本的国家进行争夺,这就是金融战的根源。
第二次美元周期与亚洲金融危机
1987年,美元指数再一次走弱,这一周期又是10年,一直到1996年年底。这一次的“泄洪区”是东南亚。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世界上经济最热的词是“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尽管在这10年里这些国家和地区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但也仍然没有跳出美元的掌心,1997年美联储开始关闸断流了,东南亚开始出现金融危机,资金链条开始断裂,流动性不足。这个时候美国人要把资本从亚洲撵出来,靠什么办法?还是同样的办法,那就是让这个地方出现危机,让投资环境恶化。
东南亚当时的形势候打一仗几乎没有可能。但不打仗不等于不能制造危机,于是索罗斯带来了量子基金,身后跟着全球上百家对冲基金。他做足了功课,搞了各种各样的宣传攻势。然后选准了东南亚最薄弱的环节——泰国泰铢,发动群狼似的攻击,一个月便攻陷泰铢,然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经过传导效应,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俄罗斯等都被席卷,形成亚洲金融危机。
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不失时机地再次吹起加息的号角,在亚洲聚集的这些资本迅速抽逃到美国,一是避险,二是去挣加息后美元资产的钱。但是真正获利的依然是美国,这次给美国带来了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的第二个大牛市,让美国人再次赚得盆满钵满。而美国人拿到这些赚到的钱返身来到亚洲购买当地的优质资产。当时,韩国的大妈们纷纷为国分忧,捐出自己的金手镯、金项链、金戒指,阻止西方国家的资本,特别是美国的资本购买韩国的优质资产。但是她们的力量太薄弱了,最后韩国政府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制订了法规宣布,任何时候韩国的优质品牌如三星、大宇之类的企业,即使破产,也不得卖给任何外国资本,这才挡住了国外的恶意收购。
第三次美元周期与中国发展
这个事情再一再二,是不是还会有再三?如果从2002年美元指数走弱开始算的话,它的这轮周期应该在2012年结束。假如2012年结束,“泄洪目的地”就是曾经在过去10年里被美元充分灌溉的地方,它应该出现危机才能让资本撤出来。可恰恰就在2012年,钓鱼岛、黄岩岛这些事就全来了。它仅仅是个巧合吗?难道不是美国人为了这10年到来的时候,预先布下的炸点吗?
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认为,它已经成为一个可以靠印钱就能活下去的国家,谁还愿意去干脏活、苦活、累活呢。美国的中低端制造业全部变成垃圾产业、夕阳产业,都转移到了其他的国家,美其名曰“全球化”。让其他的国家成为美国的工厂,给美国打工,美国则开始玩起高端的金融游戏。但美国人玩过了头,玩出了次贷款危机、金融危机。怎么办?不恢复实体经济还有什么办法呢?实体经济又如何恢复呢?
当时奥巴马亲自找乔布斯,问他能不能把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美国需要你的工厂,需要就业率。乔布斯的回答是做不到,因为美国无法在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给予企业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而这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深圳、广州、珠海、温州、苏州、杭州、上海,全都可以做到。美联储只得再一次开始搞一轮接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小布什干了三回,连印了三次钱,然后把烂摊子交给奥巴马,奥巴马上来就连印了四次钱。这就意味着美国一直在泄洪放水,所以说美国人只要QE,只要量化宽松在继续,就无法关掉闸门。
既然无法关掉闸门,2012年的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这些本来可以成为炸点,给地区的投资环境带来破坏性的事件,美国人就不能让它爆发。所以说钓鱼岛、黄岩岛都没有最后成为一个爆炸点,如此一来,大家就耐心地等待,等到美联储结束QE。2014年初,美联储宣布将在本年度某个适当的时候结束QE,新的情况开始出现。
2014年上半年,中国和越南因981钻井平台险些擦枪走火。但是由于时机还不到,表面上看是我们很理性地把它处理了,但实际上是美国也不需要那个时候完全炸响。2014年的5月我到香港,有关方面估计,香港占中即将发生。但是从5月直到9月下旬什么都没有发生,然而,9月27日美联储刚宣布结束QE,9月28日香港占中就发生了。香港占中的组织者猖狂地叫嚷,这次一定要流血,只有流血才能解决问题。背后的台词是,一旦流了血,西方就有足够的理由对中国进行制裁,然后你的投资环境就恶化,资本就会抽逃,美联储就可以加息了。但是在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克制下,“占中”事件平稳解决。。结果,美联储举着加息的号角就是吹不起来,一直到2015年12月初才勉强吹响。可是勉强吹响后,形势也完全不像前两次那样,一听到加息的号角,资本就大举回撤。为什么不是这样?因为中国和欧洲。(未完待续)
(整理 迟晨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由一群既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又不了解战争本身已经发生改变,更不明白谁将是战争最大受益者的人,错误发动和进行的摧毁了自己ʌ...
这是一场由一群既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又不了解战争本身已经发生改变,更不明白谁将是战争最大受益者的人,错误发动和进行的摧毁了自己,也刷新了世界的战争。
马克思早于半个世纪前就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论断,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那些冥顽不化的君主们却依旧不肯正视帝国的“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早已“不相适应”的现实。同时对自由资本主义升级为垄断资本主义后大工业生产对资源欲壑难填的胃口,和日益尖锐的劳资冲突导致的社会矛盾,充满担心和恐惧。
为了摆脱他们根本就不曾理解其原因的困境,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欧洲同僚们——奥匈帝国的老皇帝约瑟夫,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决策者们,以1914年6月28日费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刺为契机,几乎不约而同地为各自的国家选择了战争脱困之路。
帝国的决策者们无法理解在帝国母体内孕育生长并日益膨胀的资本主义不过是一次“借腹生子”,帝国的专制体制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同体异质、互相排斥,他们对被资本所推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战争方式的改变同样一无所知。而这最终导致欧洲的列强一哄而上,打了一场耗时四年多、大约6500万人参战,3000多万人伤亡、耗资2700亿美元、波及15亿人口的世界大战,结果却是千金散尽、王冠落地、帝王们自己埋葬自己。
在这场战争中,唯一的例外是美国。美国是当时真正理解了资本主义的逐利方式与天性,完全将自己的国家体制与其融为一体的国家。这使美国得以用纯粹资本的方式去理解这场战争,将之视作一次超大规模的“商业活动”。生产、运输、贸易、融资,除了战争背景下,所进行的一切都与和平时期没有两样。这种资本主义的清醒使美国笑到最后,成了“一战”(包括20年后的“二战”)最大的获利者和最终的胜利者。
中国人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方人强调“打仗就是打后勤”,两句话异曲同工。引申为现代理念,打仗就是拼国力。什么是国力?从硬件角度讲,就是获取和控制资源与资本并将其转变为生产力的能力。这种由资源和资本所体现的国家实力,是对战争时长和规模的硬约束:有多少钱(资本),打多大的仗;有多少资源(人力、物力和生产力),打多久的仗。前者取决于交战方的战争融资能力,后者则决定了交战方的战争持续能力。这意味着战场上的胜负一开始就被交战双方所能获得的战争资源和资本能力所左右。这也意味着战争的决策者必须清醒地懂得,打仗必须量入为出,量力而行。
显然,一次大战时,交战国的首脑和决策者们,并不真正懂得这个道理。而作为大战的主要发动者德皇威廉二世,在这一点上尤其愚蠢。他们无一例外地以为,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的较量,而对战场之外双方在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生产能力、税收财政、贸易水平、信用创造以及盟友状况等等要素,给予了惊人的忽视。
以德国为例,如果德皇威廉与其号称“世界上最出色的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对当时已经形成的同盟国与协议国双方的真实实力对比有一个清醒了解的话,也就不会把对战争胜利的期望建立在如此草率的推断上:
“他们笃信,如果再等下去,法国和俄国将得到喘息的机会,组建坚不可摧的力量。”[①] 这意味着,那时再动手,对德国人来说,可能就为时已晚。而资源的短缺、资金的紧张,长时期为准备战争而形成的军备压力,社会矛盾的激化,则使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认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战争视为缓解大规模军备、财政收入和政治紧张局面的出路”。[②]
在这样朝野上下一派轻言战争的气氛中,德国人在战争开始之前,竟然在自己想象力所及的最大范围内,对这场可能发生的战争的费用做出了预算:
“估计战争的费用约700亿马克。当时的财政部长赫尔费里希对此充满信心。”[③]他完全不曾料到,开战后“帝国的战争开支将达到平均每年为300亿马克,每天约为8400万马克。”[④]而战争结束后的1920年,德国公债总额已高达2200亿马克。
那么,即使按德国人估算的700亿马克这个数字,这笔战争的成本将如何收回?对此,德国人自信得近乎异想天开:“他们觉得自己一定会赢得胜利,只要每年税收足以偿还内债利息,将来取胜,赔款就是净利润。”[⑤]
或许被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所感染,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德军总参谋部,根据著名的“施里芬计划”为蓝本制订的作战计划,同样令人惊讶的轻率,充满了投机色彩:“袖拂英吉利海峡”,以六个星期击败法国;然后挥师东向,攻打俄国。
这个一厢情愿的计划,意在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对手。但是,真正的战争与战争计划往往是两副面孔,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德国人失算了,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四年半。最后支付战争赔款的不是对手,而是德国人自己。赔偿数额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仍然高达1320亿马克,足以让战败的德国永世不得翻身。“因为这个数字远远地超过了被榨干的德国国民经济的支付能力。”[⑥]设想一下,德国的决策者们在决定开战前,对如下数字略加过目的话,还会轻启战端么?
总人口:同盟国约1.44亿,协约国约6.65亿;可投入战争人数:同盟国约2500万,协约国3000至4000万;全球制造业产量占比:同盟国19%,协约国28%;工业潜力:同盟国与协约国相比为1:1.5。这些数字对比,还没有算上美国。
据说,德皇威廉二世因战败而退位,为时太晚地读罢《孙子兵法》后长叹:“如果早几年读到此书,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了。”我想,他被深深震撼的,一定是开篇第一句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尼尔·弗格森在《金钱关系》一书中,以一种残酷诗意的口吻写道:“一战的决定性因素除了鲜血的流淌,还有资本的流动,二者的意义同等重要。”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鲜血和资本,都是它的两种血液,也是国家进行战争的两种能力。前者是国家的战争资源动员能力,人力资源是一切战争资源中的头号资源;后者是指国家的战争融资能力,资本——发钞、税收、举债,是国家支撑战争的重要手段。
在长达四年多的世界大战中,“战争的双方都面临着资源短缺的问题:已过度消耗的国家财政和物力,只为了在战役中获得暂时胜利的一方,必将在那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吞食失败的苦果。它们已弹尽粮绝,它们的劳动力数量——特别是熟练工人的数量——大幅度锐减,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它们供给士兵和平民的食物储备所剩无几;它们已在国内外债台高筑,超出了自身的承受能力。”[⑦]在“鲜血和资本”两方面处于劣势的国家,注定在战争中也处于劣势,并且几乎不可能有获胜的希望。
在一次大战之前,德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傲人的业绩。它的钢产量在1913年就超过了英国,它的国家收入已把自己的宿敌法国远远地甩在身后;它的电气工业总产值在1893—1913年间增长了整整28倍;并且在1913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些成就并不足以抵消大英帝国的全部优势。此时,英国正在享受全世界殖民地带来的丰厚利润,原有的工业体系足以支撑国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需要。[⑧]更重要的是,工业经济的长足进步并不能弥补德国金融业这块致命的短板。与金融霸主英国相比,德国在战争融资方面,一开始就处于下风。
金融战几乎是与战场上呼啸的炮弹同时打响的。1914年7月底,在战争爆发的前夜,“英格兰银行先下手为强,将贴现率从3%提高到10%,吸引资金回流英伦诸岛。柏林当时还没有统一的贴现中心,资金立刻出现了恐慌。”仅此一举,经验老到的英国人就让德意志帝国银行出现挤兑风潮,一个月减少存款20%。[⑨]
面对此举,经验不足、实力亦不够的德国人的应对方式,可谓“简单而粗暴”:先是回应以“马克与黄金脱钩,停止兑付黄金”;随后又将3个月国债纳入货币体系,这等于事实上增发货币。在金本位时代宣布自己的货币与黄金脱钩,“就等于断送了自己的贷款途径”。[⑩]与德军在战争前期的表现相比,德国人在金融战中的表现,毫无可圈可点之处,不仅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甚至连招架之功都逐渐丧失。
到同年9月,帝国已经不得不每半年发行一次“战争债券”。四年后战争结束时,战争债券已累积发行993亿马克,比战争初期增长了整整20倍。随着战争支出与借债规模的同步放大,德国的黄金储备已达870吨,在美、俄、法之后居世界第4位,但仍不足以支撑其信用使公众继续有意愿向政府提供长期贷款。
与此同时,德国向国外举债的水平也大幅下滑。相应的,德国债券比英法债券的价格也低了10%左右。这明显反应了金融市场对德国债券信心不足。德国不得不提高利息,拉大德国债券与英法债券的利差来吸引债权人的青睐,但这仍然无法挽回德国人在战争融资方面的颓势。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的外债规模总额达到80亿金马克之巨,但相比英国人从美国那里借到的170亿美元来说,只能算小巫见大巫。这一状态持续到1917年。这一年,协约国从美国拿到的授信额度是23亿美元,而同期德国人仅仅获得了可怜的2700万马克的海外借款。
战争融资能力的每况愈下,严重地制约了德国的战争能力,使其在战争初期和中期获得的部分优势和胜利,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而一点点丧失殆尽。
直到此时,德皇威廉二世仍一口咬定:“最先破产完蛋的肯定是俄国人。”但德国被战争损耗得难以为继的状况,已经逃不过像罗斯柴尔德这样世界级金融寡头的锐眼。他在私信中谈道:“德国政府很拮据。”并且他对“德国向国外资本市场兜售债券印象深刻”。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资本家对某一投资国的向背取舍,是资本流向的晴雨表,从而也成为战争最后胜负的风向标。
德国人的厄运并不仅限于战争融资领域。英国人对德国展开的金融战是全面的,几乎不留死角。自日德兰海战英国皇家舰队对德意志帝国海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英国海军对德国的封锁就变成了协约国对德国及同盟国贸易战的一部分。英国人甚至连美国这样的中立国的贸易船只也不放过,统统予以截留,这迫使美国不得不为了自身安全而只与协约国做生意。毫无疑问,英国海军对德国海上贸易展开的打击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经济崩溃局面”,“到1915年,德国的进口水平已降到战前的55%。”[11]
而协约国更狠毒的一招,是查处德国人持有的9.8亿—13.7亿英镑的海外投资,将其中至少60%被英、法、俄、美查处没收。德国航运领域受到的打击尤为剧烈。通过击沉和充公,德国人丧失了629艘商船,总吨位达230万英吨。德国人通过兜售外国证券筹措了高达1.47亿英镑的资金。为了给支付赤字付账,德国不得不销售高达4800万英镑的纯金,并从外国供应商那里进行短期私人借贷”。
直到战争结束,德皇威廉二世也没有弄明白,不是你的工业化程度,也不是你的生产能力,而是你的战争融资能力,决定你的战争胜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融资能力,就是战争能力。手中能弄到多少钱,将决定打多大规模、多长时间、多强烈度的战争。这几乎就是现代战争的铁律。
与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相比,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阵营,在人力物力诸方面,都拥有巨大的资源优势。但一场越打越失去目标,打到后来,胜利就是一切的持久消耗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承受的。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源是无限的,同盟国如此,协约国也如此。特别是当交战双方把军事战争打成消耗战的同时,也把贸易战、金融战打成了消耗战。
越打越滥的战争,同样无情地压榨着协约国。英国为首的协约国,虽然成功地压制了同盟国的战争融资能力,使其借债无门,从而从根本上打击了对手持续进行战争的能力,但其自身有效的战争融资能力也最终让自己债台高筑。就这样,为了那个迟迟不来的胜利,一个个债权国沦落为债务国。
为了应对日渐临近的大战,1913年,法国未雨绸缪,借债额达到了国家收入的86%。同年,俄国的公共负债总额也急剧攀升,从44亿卢布增长到88亿卢布,翻了整整一番。而英国的国债则在同期比其他欧陆国家都要高,是其公共税收的10倍之多。[12]
在防止战争导致黄金外流方面,协约国与同盟国一样拿不出更好的办法。“7月27日,俄国中央银行就已经被迫终止黄金兑换。”这一战时中止金本位制的短期行为,其结果就是使其在战后也未能真正得到恢复,直到被美国人在1971年8月15日彻底废止。英国人虽然没有马上宣布终止黄金兑付,但“当英格兰银行7月31日试图通过将基本利率翻倍至8%来免受相同命运时,次日该数字又上涨了2%,直接导致市场瘫痪。为了避免彻底内爆,证券交易所不得不于31日停业。柏林和巴黎也出现了相同情况”。法国在同一时间陷入了“收税情况严重恶化,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前夕”。[13]
环球同此凉热,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影响正常经济生活方面,战争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公平的。
如果说战前的金融波动主要是由于恐慌所致,那么当战争残酷地迎面走来时,它脱缰野马般的耗费,对于参战国经济和金融无止境的索求,就是谁也无法回避的现实。
仅以法国为例。“战争所需的庞大军事费用,使法国在1914年度的财政预算赤字高达55亿多法郎。”为此,法国政府除了加速开动印钞机,已别无选择。“法国的货币流通量不断增加,在1914年第四季度,信用流通量竟然高达96亿多法郎。”其结果只能是“国库亏空,入不敷出”。[14]
看不到尽头的绞肉机式的战争,把一个个国家拖进了债务的深渊。除了还远在大洋彼岸隔岸观火的美国,所有投身这场战争者都不得不被迫吞咽下负债累累的苦果。
“截止1917年,俄国外债额达8.24亿英镑,意大利和法国净外债额同样巨大。截止1919年,英国向联邦自治领和战时的盟国提供贷款共计18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2%,并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借贷13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15]这意味着所有国家不但要背负起债务国的重负,还要无一例外地让自己的国家和国民承受严重通货膨胀的啃噬和煎熬。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伤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情况在战场内外都展示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双方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代价几乎是相等的:双方都站在了战争的废墟上。最后的代价是,几乎所有参战的帝国君主都因这场战争而垮台。古典帝国的时代,在欧洲结束了。
只有置身事外的美国是“例外”。这时的美国“是净债权国。债权额达70亿英镑,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16]要知道,不过四年前,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战争是国际关系最大的颠覆者,当然也就是债权与债务关系的颠覆者。
当整个欧洲大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绞肉机和资本吞噬机时,美国一直隔着大西洋冷眼旁观,并不急于下注。它只是把自己手中的钱——战争资源和资本——源源不断地借给那些输红了眼的赌徒们,就像不时把干柴投进灶膛中一样,以便使炉火烧得更旺。它一直在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这个机会不像某些浅见的历史学家们以为的那样,是由于德国人疯狂的“无限制潜艇战”,愚蠢地击沉了英国人的“卢西塔尼亚”号,也不是德国外长齐默曼犯了一个激怒美国统治者和全体国民的致命错误。
这些历史学家断言,这两个事件导致了一直保持中立的美国人倒向了协约国一边。这是对精于战略盘算的美国人的低估。事实上,那只不过是美国人投身那这场毁灭欧洲的战争的借口。对美国人来说,即使没有这些事件,照样可以找到其他合适的借口。美国人一开始就知道,加入到这场战争中去是迟早的事,它要做的,只是何时加入。这是个时机问题,只取决于一个条件,那就是——到什么时候,整个欧洲会燃烧到油尽灯枯?美国人真正想要的,是权力从欧洲那些老牌帝国,确切地说,是从世界霸主英国人的手中,向美国转移,而不是仅仅通过发战争财,获得目光短浅的商业利益。“美国驻英大使佩奇给总统顾问爱德华·豪斯的信中说:‘差不多全体欧洲国家都要破产……’整个世界的前途会落在我们手中。”[17]为了这一刻,美国人已经等了很久。但美国人先要击垮的对手,却是德国。德国人在19世纪末叶,其经济实力超过英法,成为世界老二并直追美国,甚至开战前一年,在国际市场中所占份额已到达21%,超过美国的17%。[18]此时,美国人就坚定了必须打垮这个霸权竞争者的决心。为此,美国只能选择站在英国及其协约国一边。但为什么要在战争打到第四年,美国才丢掉“中立”的面具,决定参战?原因不言而喻:美国需要德国这个帝国的后起之秀,倾尽初生之犊的蛮力,消耗英国。而为了使年迈的狮王能够支撑的更久一些(同时也就消耗的更狠一些),美国这个战前的债务国开始扮演“战争的最后借贷人”角色,慷慨地向自己从前的债权人敞开钱包,先后分别借给英国47亿,法国40亿美元[19]。历史证明,谁能扮演这个角色,谁就将是战争最后的胜利者。
扮演这一角色的好处,在美国人还未投身战争之前,就已经充分显现了出来。“美国从战前的债务国一跃而上升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同时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它不仅回收了交战双方在美国的有价值股权,而且增加发行了巨额债权的数量,加快资本输出的速度。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919年,美国在国外的总投资额高达70多亿美元,协约国向美国的借贷也高达100亿美元。”与此相应,美国的黄金储备也在迅速增加,占世界黄金储备量的40%。从此,“国际金融中心也逐渐偏离伦敦,开始向纽约转移。”[20]
“美国总统威尔逊无法抑制心中的兴奋,说道:‘在当今世界金融领域和商业领域,美国所占的地位和必须占有的地位,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以前我们不敢想象的。’”[21]显然,对于这位学历最高(博士学位)的美国总统来说,胜利好像来得太快,也太容易了些。
此时,远在大洋彼岸苦战的英国人,心情就不会像威尔逊总统这般轻松了,因为德国人又重新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英国大量战舰、商船被击沉。战争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同盟国方面转变。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有战败风险,并且英国的金融形势已经开始出现崩溃的迹象。因此,威尔逊认为,从保护债务国的角度看,美国应该立即对同盟国宣战。”[22]
这是威尔逊总统说服国会授权美国参战的最好理由。但从总统本人到那些支持美国参战的议员们,都在肚子里揣着另一个更能说服自己的理由:老牌帝国英国倒下,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新兴帝国德国,才是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强劲对手。所以,必须赶在它击败英国、成为新的欧洲霸主之前,击败它。
而恰在此时,德国人击沉了英国商船“卢西塔尼亚”号,造成美国公民的死亡;接着又从英国情报机构“及时地”传出了消息,德国外长齐默曼秘密致电德国驻墨西哥大使,授意他策动墨西哥政府向美国提出领土要求,并建议德墨结成抗美联盟。这些足以激怒全体美国人的消息,一切都来的恰到好处。最后,德国潜艇又干了一件蠢事:击沉美国军舰“豪萨顿尼克”号,终于把美国人拖进了战争。
1917年6月27 日,由潘兴将军统率的美国远征军登上了欧洲大陆。虽然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军团远谈不上强大,但已足以使战争的天平毫无悬念地向协约国一方倾斜。
这样的结局,虽然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但却足足打了四年零三个月,耗尽了几乎所有参战国的人力物力才见分晓。对于自认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白人至上”的欧洲人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但对于悲催的欧洲人来说,其厄运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用法国元帅福煦那句意味深长的话来说,“这不是和平,只不过是二十年的休战”。
果然,整整二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尽管规模、时长、损耗和惨烈程度,都远远超过了一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却只是一次大战“跳空高开”后的“缺口回补”。一战的结果,并未能让觊觎王座的美国人如愿以偿——彻底实现“权力转移”。大英帝国虽然摇摇欲坠,但仍坐在王座上不肯对新贵美国屈尊俯就。被“凡尔赛和约”高达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逼红了眼的德国人,也在把复仇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如此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20年后,欧洲通过下一场战争把新老帝国间所有的积怨,也把他们所有的财富,连同欧洲人引以为傲的古典文明,一齐打光打尽。至此,由大英帝国推进的以贸易文明为标志的第一轮全球化结束了,而由美国人推进的金融文明为标志的第二轮全球化,还要等二战结束后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将拉开大幕,这是后话。
[①](英)尼尔·弗格森:《战争的悲悯》,中信出版社,第23页。
[②] 同上,第113页,
[③]陈雨露,杨栋:《世界是部金融史》,北京出版社,第917页。
[④] (英)尼尔·弗格森:《纸与铁》,中信出版社,第82页。
[⑤]陈雨露,杨栋:《世界是部金融史》,北京出版社,第171页。
[⑥](德)丹尼尔:《钱的战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第50页。
[⑦] (英)尼尔·弗格森:《战争的悲悯》序言,中信出版社。
[⑧]陈雨露,杨栋:《世界是部金融史》,北京出版社,第169页。
[⑨]同上,第171页。
[⑩] 同上。第17页,
[11] (英)尼尔·弗格森:《战争的悲悯》,中信出版社,第158页,
[12] (英)尼尔·弗格森:《战争的悲悯》,中信出版社,第104页。
[13] 同上,第158页。
[14]金圣荣:《贸易战》,电子工业出版社,第104页。
[15] (英)尼尔·弗格森:《金钱关系》,中信出版社,第279页。
[16] 同上,第279页。
[17] 王健平:《好懂的世界格局》,凤凰出版社,第146页。
[18] 同上,第148页。
[19] 《全球货币战》,第627页。
[20]金圣荣:《贸易战》,电子工业出版社,第105页。
[21] 同上,第105页。
[22]王健平:《好懂的世界格局》,凤凰出版社,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