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讨论“三农问题”是再次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向如何在农村发展的大问题,这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

 

重走集体经济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今天的农村需要重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同时,还要看到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要让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有内生性、主体性,扶贫资金要有农村主体的承接是对的。但目前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普遍存在弱化、散化问题,少数地方甚至出现黑社会现象。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和主体性是无法落实的。塘约道路是通过基层党组织重建,带领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是,怎样使更广大的基层党组织与农村发展形成配合联动,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来破解。要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社会和经济组织的主体和能动力量,就要花大力气重整基层党建,就要把它作为党的重要任务去抓。“三农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党和政府部门之间如何统筹、协调推进,尚需新的破局。

    中国农村几千年来一直都是以村社为单位的土地所有制,土地买卖受到地方习俗的制约,具有社区保护性质。晚清以来,乡村的保护型经纪人向赢利型经纪人转化,伴随的是村社保护的瓦解,“土豪劣绅”横行,乡村从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策源地。新中国的土改,很多是直接把佃农耕种的“不在地主”的土地分给他们。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从公社核算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上与原来村社的界限吻合。这是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在人地高度紧张的客观条件下形成的土地所有制,排他性的土地村社保护所有制一直没有改变。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保护的还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小农经济的承包经营权。它强调社区所有,集体能够按照人口变化对土地承包权进行重新分配,依据的是土地社区所有权的概念。“耕者有其田”,就是离开村社的人的土地可以回收,让村社有能力的人耕种。村社集体能够自主决定土地规模经营的方式,以实现最大的使用效益。如果在这两个层面上还能够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话,集体所有制就不会被架空。承包经营权是农民的村社所有权的体现,只有农民才有承包权,城市人不能去农村承包地。只有建立在承包权固化基础上的经营权才可以放开,可以流转,但是它可能导致的问题是村集体不再拥有优先权,从而处于市场竞争的弱势地位,对外来资本投资土地容易失去控制能力,所有权进而有可能被虚置。

    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千年未有的土地制度的变局,其实质就是农村社区土地所有权还能不能坚持、是否需要坚持的问题。一旦社区土地所有权不能坚持下去,就会有新的大量的“不在地主”进入。今天有一种论调说解放后搞土改错了,因为农村根本就没有地主,农民都很穷,都是贫雇农。但这里面忽略了“在地地主”和“不在地主”的区别。当时在很多地区,大量的“不在地主”即城市工商资本控制了农村资本和农村的土地,这中间形成了大量的恶势力,他们一方面欺压农民,另一方面从国家套取权力,变成土豪劣绅。这是共产党进行土改的背景之一。

    今天讨论集体所有制的核心,是必须依靠集体土地所有制来形成乡村主体,村社既是政治主体,也是经济主体。否则,扶贫攻坚就很难完成。承包权保留的是土地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利,这其实就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农民设置的土地制度的红利。但是这种起点的“公平”并不必然保证结果的公平,需要警惕的正是起点公平的设置,在发展进程中可能再次为社会的两极分化提供了条件,走到自己的反面。

第二,集体经济如何能够在市场经济里面存活?这是关键。如果不能在市场经济里存活,集体经济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说集体经济只能是扶贫的形象工程。

由于小农经济的弱势市场地位,单干的农户基于土地的农业经济效益已经很低,所以农民宁愿去打工也不种地,形成大量的土地抛荒。这样起点公平的红利事实上就处于虚置状态,因为小农经济无法在市场经济中兑现土地红利。既然土地红利农民自己拿不到,就把能够实现土地红利的外来力量(大资本或外来的经营大户)引进来,形成新的市场经营主体,农民的承包地权益按照土地入股的股份进行分红,兑现红利。农民只是分红的对象而不再是农业生产和经营主体。但问题是,小农经济的失败恰恰是放弃或虚置集体所有制的后果。

 

以集体经济探索农村再组织化

 

农村需要一个再组织化的过程,分歧在于如何组织化。主流的观点是主张土地流转到龙头企业或者是让外地资本进来做规模农业,让它们承担农村经济再组织化的功能,也就是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因此,我们今天就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把承包权固化,在此基础上分化出经营权,通过经营权的市场化,兑现土地社区所有制的红利。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的确有一个公平的考虑在里面。但是,经营权的市场化能否解决中国农业面临的种种问题?一方面,鉴于农业的弱势市场地位以及粮食安全的公共品性质,中国的土地和人口的紧张关系,土地流转能否成为中国农业市场化发展的推手,形势并不乐观。因为土地承包权的固化并不有利于推广农业的大规模经营,反而增加了地租成本和农民谈判的成本。而一旦在市场竞争中失利,承包权所绑定的社会保障功能就没办法实现,农民不能获得由土地带来的社会保障权益。

    另一方面,土地流转打破了土地村社所有权的限制,为外来大资本去农村圈地开了方便之门。而土地经营权一旦出让,再拿回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农民事实上就变成失地农民,只能到城市里成为没有工作保障的流民,沦为失业大军。由此,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必然会被动摇,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能够承受的政治后果。

另一种选择是构建新型集体所有制,来解决一揽子问题。以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社集体所有制作为组织化的主要依托,以村社集体所有制作为实施规模经济的主体。把经营权稳定在村社内部,由村集体进行招标。这不是拒绝市场经济,而是以村集体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由村集体行使经营权进行市场招标。只有强化村社集体的谈判权,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把单个小农重新团结起来,以集体的方式进行市场化运作,并以此承接国家对合作社的支持资金,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农村市场经济之路。目前已经有大量成功的案例和实践,亟需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只有用集体经济的优势吸引农民自愿加入,重新探索农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用集体的力量抵御市场风险,避免农村社会的分化,进而避免城乡关系进一步恶化,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编辑  宋斌斌)



* 吕新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

人民公社制度设想一方面包括了工业在地化的乡村社会重建的构想,但是同时也包含了对农业工业化的信仰,它体现在用工分制来代替家庭经营的方式,这是工业流水线...

1924年,列宁去世,同时也是苏联战后破坏的经济得到初步恢复,面临着今后怎么完成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向何处去的问题。社会主义究竟要不要(或者有没有)原始积累?布哈林曾在1920年出版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使用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一词,遭到列宁的批评,其批注为“儿戏,照抄成人使用的名词”。其实,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指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一词最早是由弗·米·斯米尔诺夫提出,而布哈林在使用这个词语的时候,指的是“劳动动员”、“技术变革”。但是,即便如此,列宁也并不认可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词语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

真正开始阐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是1922年的托洛斯基,而其想法则早在新经济政策颁布之前。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成就要求对工业政策做紧急修改,加速工业复兴的步伐刻不容缓。轻工业的“繁荣”只是表象,其基础狭隘,必须集中力量冲出重工业的死胡同,制定出工业的“全面计划”,而不是依赖市场和供求的自发作用。经济发展必须优先考虑重工业。资源和人力必须合理地集中在那些对国民经济起根本作用的国营公司,不能有效迅速促进经济复苏的企业应当关闭。财政政策必须服从工业政策的需求,接受国家利益的指导,而不是受利润率的支配。信贷必须面向重工业,国家银行应当对重工业设备的更新进行长期投资。私有企业有利可图,大批国营企业处于亏损,必会威胁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些想法作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念是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1924年的《新经济学》中“更深刻、更严密”地阐明了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基本上是一个托洛茨基派的经济学家。1924年,针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布哈林以捍卫列宁主义的方式展开了大辩论。普氏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强调: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期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遗产愈少,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加被迫依赖对社会主义之前的经济形式的剥削。但是,这种通过剥夺农民来积累资金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被布哈林严厉地批判为对工农联盟的毁灭。在布哈林看来,普氏的问题在于,他把资本主义的殖民地问题用在了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正是从这一关键点出发,布哈林完整地阐述了如何以工农联盟为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构想。这里,我愿意把它称作为最早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既区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基于冷战的需要在第三世界推广的“发展经济学”,也区别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这三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恰恰是今天需要重新面对的重要课题。

布哈林是把它归结为列宁的创造,是以捍卫列宁遗产的方式来进行的。布哈林阐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消灭了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剥夺了资产阶级之后,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具有非同寻常的理论意义。所以,阶级不单是社会力量的体现,也是经济形态的体现。每个阶级都有其固有的经济形态。我们要把农民作为一种社会的经济形态来看待。最重要的是要引导这两个阶级共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问题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在同一年发表的《经济增长和工农联盟问题》中,布哈林提出,要警惕工农各自从本位利益出发导致联盟分裂的危险。工人倾向于从农民中更多地夺取和积累,而农民认为城市在掠夺我们、农民在养活城市和个人,而真正的问题是工业要为农业市场服务。工业的行情、积累的速度必须取决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沙皇俄国的崩溃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与国内市场容量狭小之间的矛盾,内需不足,所以沙皇制度试图通过对外征服来予以补救。但是,他永远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即整体的国民经济相互依存的问题。布哈林针对的问题是当时的苏联已经日益严重的城乡对立。

1924年前后的布哈林通过一系列密集的文章和演讲,批判托洛斯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其主旨正在于把工农联盟上升到列宁主义政治遗产和政治遗嘱的地位,所有最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围绕的轴心就是工农联盟问题,“工农联盟的理论是列宁主义的最重要的独创性的特征”。但是,托洛斯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宣称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然会与支持其夺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在农民占绝对多数的落后国家中,社会主义的矛盾无法自我解决,必须是要靠无产阶级的世界舞台,因此,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这其实是不能理解列宁对于民粹主义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判断。

所以,论辩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工业从农业小生产者获得剩余价值充作积累资金,是否可以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来类比。布哈林说,千万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积累过程是再生产的剥削关系,是扩大阶级对立的关系。布哈林警告说,如果按照普氏的农业“基本规律”,国营工业破坏、排挤、吞并农村的小经济,然后由无产阶级“自己的农业”取而代之,小农经济通过系统的剥削(不等价交换,税收和各种不同的超经济的强制办法)被破坏,而无产阶级则按照原始积累的办法行事,——这绝对不是列宁的社会主义方向。“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生产并不是通过在使农民经济破产的基础上以苏维埃经济来排挤农民经济的道路,而是通过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吸引农民参加同我们有联系的并在经济上依赖国际及其结构的合作社;我们走向社会主义是通过流通领域,而不是直接通过生产过程;我们是通过合作社走向那里的。”否则,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是不可持久的。布哈林反复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而且从世界经济史的视野对托洛茨基思想的来源进行了批判,特别指出:其思想来源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欧洲(国家)中心主义,或工业中心主义,或工人阶级中心主义。

1925年是苏联国家的一个转折时期,农民问题再次被全面提出,是否坚持工农联盟成为核心问题。这一年,布哈林出版《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一书。1925年至1926年,苏联官方的布尔什维克主要是布哈林的思想,党追随的是布哈林的通往社会主义之路,他的理论观点写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之中,他成为党的正式理论家和共产国际的实际领导者。这时他和斯大林成为苏联的两驾马车,互相配合,布哈林负责政策和理论,斯大林则负责组织工作。

但是,情况在1927年开始大逆转,这一年本是一个丰收年。由于苏联出现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低于农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增长速度,农村中的富裕阶层手中积存了大量纸币,因为买不到需要的工业品,因此,农民不急于向国家销售粮食,也是因为粮食收购价格很低,低于实际成本。国库中没有足够的储备粮,大多数农民要把粮食存到春天再卖个好价钱。

1927年底到1928年初,苏联遭受了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城市和军队粮食告急,苏共党内对此爆发激烈的争论。

斯大林最初并不主张采取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的激烈措施,1927年12月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坚决拒绝对富裕农民多强征1·5亿普特粮食的主张。莫洛托夫在会上作报告说:“现在向我们提出……强征1·5亿—2亿普特粮食……这一政策的人……是工人和农民的敌人,是工农联盟的敌人;他实行的是搞垮苏维埃的路线”,在速记报告上,斯大林在此喊道:“说得对”!但是会议结束没有多久,斯大林就突然改变,向各地下达了向农村中富裕阶层强征粮食的指示和指标,掀起了用暴力强征的浪潮。斯大林自己也承认:“我们从1月到3月收购了将近3亿普特粮食,当时收购的是农民的机动粮;从4月到6月我们连1亿普特也没有收购到,因为那时我们不得不在收成的好坏还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触动农民的防荒粮。但粮食还是必须收购的。于是重新采取了非常措施,产生了强迫命令、破坏革命法制、挨户巡视、非法搜查等等现象,这就使得国家的状况恶化……”。研究者认为,斯大林原初并不想使非常措施成为农村长期政策的基础,只是想吓唬一下富农,因为1928年夏给各地下达的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指示:将收购价提高15%-20%,增加对农村的商品供应,立即制止挨户巡视、非法搜查和任何违反革命法制的做法,开放各地刚刚关闭的集市。1928年7月,斯大林还表示说,希望在目前收成良好的情况下,不必采取任何非常措施。但是他没有能够实现这一转变,因为1927-1928年之交的非常措施,实际上已经是向富农宣战和对新经济政策终止的宣布,他已经无法单方面停火来中止战争。恶性循环开始,1928年春,富民以减少播种面积来回应非常措施,卖掉机器,藏匿财物,中农缺乏生产积极性怕成为富农。至1928年秋,粮食收购再次岌岌可危,各种经济作物数量减少,纺织业瘫痪,国家原料失衡,出口减少,外汇减少。1928年底,斯大林再次下达了对富农采取更为严厉的行政手段的指示。由此,粮食收购量连续几个月有所增加,但到了1929年2、3月间,粮食收购进展再度停滞,4月间,所收购的粮食在总体上少于1928年同期的收购量。城市出现面包脱销,粮食投机猖獗的危机局面。而对富农的再次打击,再次使得播种面积减少,以及富农“自我消灭”的浪潮,促使贫农和中农扩大播种面积的努力却收效不大。1929年收成不错,但是情况却变得非常险恶,与富农的斗争使得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陷入瘫痪,政府开始实行票证制度,对城市定量供应,而城乡关系则高度紧张。

正是这一切导致1929年秋,斯大林提出了全盘集体化的口号,并使得这一年成为“大转变的一年”。

“大转变”实质是不归路。1930年之后,斯大林更是无法与农民取得和解,因为一旦宣布农民可以退出合作社,整个农业经济结构就会崩溃,集体农庄也未必能够生存,并且还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恢复私人农业,这期间粮食的生产供应将进一步恶化,工业发展也会遭到大破坏。更有可能的是,按照多伊彻(《托洛茨基传》的作者)的描述:“大批农民未必能和平地退出集体农庄。农民认为他们有权报复党和政府。和解则要求为被褫夺者和被流放者平反,给他们补偿损失。不难想象流放者从集中营乘火车返回故乡与亲人相聚时的情绪。集体农庄的解体将会释放出疯狂的激情。它同伴随集体化的疯狂毫无二致。也许由反对派组成的清白政府可以努力安抚整个国家,不致于使它退到反革命的门槛上,对此托洛茨基深信不疑。但是,这对于斯大林政府来说无异于自杀。他的任何软弱表现都会使充溢在数百万间茅舍中的仇恨变成燎原大火。斯大林除了继续作战外,别无他路。许多年后他曾对丘吉尔承认,这场战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更可怕”。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写道,他问斯大林这场战争的压力是否与实行集体化一样大?斯大林马上激动起来,说:“不,集体化是一场更可怕的战争”,“一千万(农民),太可怕了。集体化的斗争持续了四年之久,但对俄国来说,它是绝对必要的。”这是因为苏联新的工业结构已经是战前工业结构的数倍,但是却建立在比战前旧制度更狭窄的农业基础上。革命后的大部分时间,饥饿一直威胁着城市,只要小农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会加剧粮荒。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增产的城市人口只有极其匮乏的粮食供应,仅30年代,城市人口就由3千万激增到6千万,“任何政府都无力解决这样的比例失调,即任何政府都不会命令停止工业化或急剧放慢工业化的速度和接受经济停滞的前景。如果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在1929-1930年的任何时间内重新执政的话,他们也得考虑到农业的灾难性破坏和恶化局面的后果,由于他们必须实现工业化,他们也应使其政府适应这些情况,而当时的局势已设了硬性的框架。”

但是,它却伴随着屠杀、大清洗和大规模的流放,由此暴力与恐怖成为苏联工业化的后果,它迫使整个社会站在了国家的对立面上。按照托洛茨基的批判,它催生了寄身在工人阶级身上的庞大的官僚阶层,而工人阶级本身却处于消极和瘫痪的状态。今天,究竟该如何来理解这个意义上的暴力呢?依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世纪难题,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视野一直(到今天)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各种批判和控诉的理论和道义的主要来源,但是其视野却又是无法剥离地纠缠与分享了斯大林主义,这既是悖论也是困境。

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开始支持斯大林的政策,他们过去认为优柔寡断的斯大林一直是如影子般追随着布哈林的右派,而现在斯大林对富农的打击鼓舞了他们。当时流放在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把斯大林对富农的进攻看成是重大的、使人产生希望的事件,在反对派中,普列奥布拉斯基从其理论的“彻底性”出发,主张与斯大林妥协。他在《新经济学》中强调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是最危机的时期,必须尽快渡过这个时期,这对社会主义经济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这时它既不能从资本主义的优势中获益,也不能从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中获益,它只能剥削农民,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提供资金和积累,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铁蹄下”,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剧烈冲突是必然的。他与托洛茨基的区别在于,《新经济学》并不排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最困难的过渡阶段可以在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完成。他强调社会主义过渡规律的“客观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将迫使党和领导人违背他们的意志成为社会主义的领路人。所有大型工业的国有化必然导致计划经济和高速工业化。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反对这一理论就是反对历史必然性,斯大林和布哈林粉碎和镇压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但是他们骗不过历史规律,“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往往比我们的经济领导体制更进步”,它最终将迫使他们去实现反对派的纲领。他相信斯大林绝不会从左倾方针后退,并且会愈加无情地与富农斗争下去,其结果必然将造成一种全新的局势。而国家正站在重大革命剧变的门槛上:富农将继续拒绝出售粮食,用饥饿威胁城市,中农和贫农不足以提供粮食,但政府对富农的进攻将他们推到对立面,导致政府与基本农民群众的大规模冲突。

正因为斯大林实践了遭到镇压的左派反对派的纲领,这导致左派反对派内部陷入了瓦解和崩溃,大批托洛茨基的主要骨干选择了与斯大林妥协。普列奥布拉斯基认为“客观力量”通过人的主观代表体现出来,而斯大林派正是历史必然性的代表,尽管他们犯有错误甚至是罪行,但仍是十月革命的捍卫者,是忠于社会主义的人。左翼反对派的重要人物、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老革命家拉狄克认为,斯大林证明了他们远比反对派所想象的更有价值,在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托派反对派是先锋,斯大林是后卫,两派之间不是敌对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同一阶级两支队伍之间的分歧,属于同一个堡垒。

多伊彻认为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和提交的提纲,是苏联经济史上最关键的文件,其中托洛茨基描绘了今后几十年的苏联经济远景,即苏联的演化取决于在一个不发达的,但却是大规模国有化的经济中强制形成资本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确可以把那几十年——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几十年——当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加以分析或描述;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可以借用托洛茨基在1923年所阐述的观点中的那些术语”。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所代表的正是两种不同的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它们成为党内激烈的路线斗争的主要来源,——是真正的生死存亡的路线斗争!

在1927年前后危机而紧张的时刻,布哈林坚持论证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构建新型的互助的城乡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1929年1月,在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上,布哈林做了题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是与斯大林的最后决战,因为1月30日斯大林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就做出了《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的定性报告。布哈林在报告里再次从列宁出发,强调了列宁对革命形势的判断,既有从国际形势方面看,一战后有欧洲帝国主义的分裂,以及东方各族人民的革命浪潮;更有在俄国国内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战争的结合,这种特殊与独特的结合,是革命全部发展的基础。失去这种结合,全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就会丧失。列宁晚年《论合作制》的思考,被布哈林特别倚重,通过合作社的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结合,共和国的命运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还是让新资产阶级把他们与工人拆开。这两个阶级的分裂,意味着共和国的覆灭。要用最简便的方式,而不是暴力的方式吸引小农和最小农参加农民合作社。布哈林呼吁道:我们全党和党的一切机关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注意什么东西可以引起分裂,并且随时发现危险,加以消灭。

1929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对“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集体”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而布哈林则指责斯大林的政策意味着对托洛茨基的彻底投降,是瓦解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结合。布哈林的讲话以及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的大部分速记没有在1929年公布,后来也未公布。斯大林的讲话甚至没有全文发表,而是从中删去了相当大批判布哈林及其纲领的部分,20年后发表在《斯大林全集》第12卷中。斯大林害怕与布哈林公开论战,表现出对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纲领能否站住脚缺乏信心。

但是此时,布哈林所代表的、被托洛茨基讽刺为蜗牛爬行的“民粹式”社会主义道路,在苏联已经不可能实现了,消灭“资产阶级”小农的战役一旦打响,就已经没有退路。1928年布哈林曾建议从国外进口轻工业和粮食,不采取非常措施,可能危害要小一些。但是客观条件是,西方的贷款太少,苏联的出口资源不足。由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恰在此时爆发,西方市场上原料价格急剧下跌,苏联每得到一台机器,就要比原计划多出口1-1.5倍的原料和物资,而苏联的农业总产值却在下降。今天的俄国历史学家披露的材料说明,“在1930-1932年的短时间内,斯大林几乎成了一位商人,为了从国外买到机器,他需要出售一切可以出售的商品,而当时的苏联能够出售的商品只有粮食。斯大林可以从农民那里弄到粮食,但又不能把粮食分给饥荒的人们,因为这些粮食都是为了履行与国外签订的合同而征集的。”,“当我们读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通信时,可以看到其中充满了他们对未来的忧虑与不安。他们像一个公司的老板,总担心公司因资金不足而随时倒闭。有人认为斯大林更像冒险主义者,他并没有计划好一切。这种观点部分是正确的,但不能就此而指责斯大林没有考虑周全,斯大林实际上已经制定了一套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建设的方案。问题是1929年12月,斯大林却突然对‘方案’做了重大的改变,变化最大的是大幅度提高了向农民征集粮食的数量。”“那么在1929年后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第一次惊奇地注意到,1929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世界市场的粮食价格急剧下跌,斯大林制定的国家现代化和工业计划是紧密相连的,粮食价格的下降使得他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这是斯大林的悲剧,也是我们国家的悲剧。斯大林已经无路可走,他开始感到恐慌,预感到不幸的事情发生。他决定进行一个后来产生了悲剧性后果的大跃进,结果发生了1932-1933年的大饥荒。”在这个意义上,除了作为苏联加速工业化的惨痛代价,苏联三十年代的大饥荒也是西方经济危机的一个延伸与后果,——这一点也是需要重新建立理解的。

斯大林最终完成的是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而这种民族主义的催化剂却是日益逼近的战争威胁,斯大林准确地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是苏联作为国家的生死决战,这是苏联必须不顾一切完成工业化的决定性力量。而促使他在左右摇摆之后,最后走上这条激进的不归路还有对工业主义的现代化大农业的信仰,即放弃了布哈林由小农经济自然长成社会主义的构想,转而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大农场来取代小农经济。斯大林用高压实施强购粮食的措施,并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农村集体农庄的设想,认为苏维埃制度是不可能建立在两种不同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即:联合的社会化的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因此,必须逐步而又坚定不移地把出产商品最少的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出产商品最多的集体经济,联合成为集体农庄。必须使全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标志着党的农业政策的重大转折。这也标志着斯大林开始在农业政策上实施托洛茨基主义,即要对农业不惜代价实现其现代化工业主义的转变。对此,1929年11月斯大林在《大转变的一年》中展望道:

现在瞎子也看得见,如果不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如果不开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我们今年既不会有今年粮食收购方面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也不会有已经积蓄在国家手里的几千万普特常备粮。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的发展,我们正在完全摆脱粮食危机,或者说已经摆脱粮食危机。如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更加迅速地发展下去,那就没有理由怀疑,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紧贴着斯大林宣布的美好愿景,却正是苏联历史上空前的三十年代“大饥荒”,构成了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极大挑战。那么,这场“大饥荒”背后的历史根源究竟在哪里?究竟是亚细亚封建专制主义的必然后果,还是农业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专制逻辑的代价?这是今天需要重新探究的历史与现实的深重课题,是我们今天重访这段历史的使命。而正是凭借着这种“铁腕”工业化的过程,苏联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没有外援的严重危机情况下,顶住了德国纳粹铁骑长驱直入的强大攻势,扭转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役的被动局面,并成为战胜法西斯最重要的力量,这一史诗般的过程同样是残酷与充满了牺牲,这种残酷究竟该如何在一个更深刻的历史的视野中去理解呢?

我们还需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斯大林对中国的建议。1950年前后毛泽东访问苏联,曾与斯大林就土改中的富农问题交换意见,斯大林向他的建议就是:不要向富农宣战,要把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在法令上不肯定农民分配富农土地的要求。斯大林的建议对于毛泽东有重要影响,在苏期间,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将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中的涉及分配土地部分暂缓发表。访苏回来后,毛泽东指示要防止土改中的过左倾向,并几经党内党外讨论,最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做出保存富农经济的决策。

最后花一点的时间回到中国的大饥荒问题。其实,从1951年起,毛泽东就已经在思考一种不同于苏联强行全盘集体化道路的新的农业合作方式,这种方式是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基础上的初级合作社,即在生产工具没有变革的条件下,也即是在没有工业支持的农业机械化条件下,先通过组织起来的方式提高粮食产量,同时避免阶级分化,即避免资本主义过程中必然发生的漫长而痛苦的剥削过程,并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作为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要素,这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1953这一年,类似于苏联的1929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既是抗美援朝取得胜利的一年,也是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年。由于1953年上半年粮食供应全面紧张,十月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提出:“从根本上找出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是全党刻不容缓的任务”。陈云在会上有一著名的比喻,他现在挑的是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都要波动;采取征购的方法,农民要反抗,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农村征购、城市配售,危险性会小一点。毛泽东特别委托邓小平到会议上讲话,中心就是粮食问题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关系。由此,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把农村经济纳入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计划经济的轨道。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体系的主体——国营工业,一翼——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另一翼——农村的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制。这是一条区别与于斯大林的路线,在抗美援朝取得胜利的前提下,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相比与1929年的苏联,缓解很多,这也提供了新的历史可能性。但是,为什么中国还是发生了大饥荒,中国的大饥荒与苏联的大饥荒究竟有什么联系与区别?是需要更深入去探讨的。

这里只简单提一点。人民公社制度设想一方面包括了工业在地化的乡村社会重建的构想,但是同时也包含了对农业工业化的信仰,它体现在用工分制来代替家庭经营的方式,这是工业流水线的模式在农业中的体现。这样的方式使得政策出现失误的时候,农民没有办法自救。农业经营的家庭制取消,农民自救的渠道就会被破坏,这是产生大饥荒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各地饥荒的严重程度是和官僚主义蔓延的程度成正比的。今天去探讨大饥荒的原因,如果不能真正认识到对工业化农业的迷思、以及这种迷思的体制化是最深刻的原因,那么我们今天正在发生的这个城镇化过程同样会导致类似悲剧的重演,我们对大饥荒的反思并没有真正完成。

本文节选于作者在第十一届“开放时代”论坛的发言,原标题为《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党内路线斗争与大饥荒的发生》。

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

俄国十月革命90周年之际,德国《明镜》周刊发表封面文章,标题为《德皇陛下的革命家》,副标题为...

“革命不能被肮脏的手玷污” 

1915214日,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发表了与帕尔乌斯的绝交信:《致一位活着朋友的墓志铭》,信中他感谢帕尔乌斯曾经给予他巨大启发和思想上的共鸣,但是接着说,1914年之前的激进左派在一战爆发后变了,我们的朋友,现在死了,“现在的帕尔乌斯再也不是以前的帕尔乌斯了。此时他已成为在巴尔干漫游的一个政治上的福斯塔夫,而且还诽谤自己已死亡的幽灵。”不久,当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开办有德国宣传代理机构嫌疑的“社会学研究所”时,托洛茨基公开警告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和它进行任何接触。帕尔乌斯为自己辩护的“致编辑部的信”到托洛茨基手中,托洛茨基最终拒绝发表。十月革命之后,帕尔乌斯力图接近托洛茨基并表示要为苏维埃政府服务,托洛茨基置之不理。[1]

“堕落到了极点”

在帕尔乌斯与列宁的关系中,19155月瑞士伯尔尼期间他是否给列宁以资助?对此,历史学家们普遍表示怀疑。[2]当时,帕尔乌斯很急切地希望与列宁会晤,便突然现身在列宁所住的旅馆。帕尔乌斯在回忆录中记叙说,他对列宁解释德国革命不可能发生,唯一能够发生革命的是俄国,而且是作为德国胜利的后果,而列宁却梦想着欧洲的无产阶级从战壕中走向革命。在此会面之后,列宁告诉一位布尔什维克朋友,他甚至没让帕尔乌斯把话说完,就直接告诉他,他认为帕尔乌斯是德国的奸细,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很多已经变成了沙文主义者,他不想与帕尔乌斯有任何合作。列宁把他赶走了,并且警告他再也不要来了!会面结果很清楚,列宁与帕尔乌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或共识。[3]

列宁自己则在1915112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8号上专门发表了批判帕尔乌斯的短文《堕落到了极点》,严厉和辛辣地斥责其欧洲社会沙文主义:

激进的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些人蜕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是所有交战国都有的一种普遍现象。……在俄国革命中就已表现出是个冒险家的帕尔乌斯,现在在他的小刊物《钟声》(《Die Glo-cke》)杂志中更是堕落到了……极点。他恬不知耻地、洋洋自得地为德国机会主义者辩护。他把自己过去崇拜的一切付之一炬……他向兴登堡摇尾乞怜,要读者相信“德国总参谋部是支持俄国革命的”,并下贱地颂扬这个“德国人民精神的体现者”和它的“强烈的革命情感”。他预言,德国通过保守派同一部分社会党人的联盟,通过发放“面包配给证”就可以毫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他出版的6期杂志中,没有一点诚实的思想,没有一个严肃的论据,没有一篇诚恳的文章。这全然是一堆德国沙文主义垃圾……

帕尔乌斯先生竟厚颜无耻地公然宣称,他的“使命”就是“充当武装起来的德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思想纽带”。这种丑角的插科打诨,准能使俄国工人笑破肚皮。……帕尔乌斯先生的《钟声》杂志就是德国的叛徒和走狗们的喉舌。[4]

而《钟声》杂志正是帕尔乌斯接受德皇政府直接财政支持出版的。

哥本哈根公司和布尔什维克有金钱往来吗?

德国情报局曾支持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建立与俄国进行贸易的边境贸易公司。但是这些钱是否都来自德国?对此也一直有争议。[5] 1995年,美国历史学家Semion Lyandres对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公布的指控列宁的全部材料进行了重新研究,专门考察临时政府指控布尔什维克利用斯堪的纳维亚作为中转贸易往来的所有电报,包括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公司的电报往来。他对所有66件电报进行了逐一分析,发现没有一件可以支持临时政府的七月指控。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与彼得格勒的贸易电报,没有一件表明有资金从哥本哈根流向彼得格勒;相反,总计10万卢布从彼得格勒流向哥本哈根,以购买进口货物。因为一战之后,俄国从德国直接进口的货物,特别是医药用品,受到各种制裁和审查,因此转至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行走私。[6]这一研究不支持上述传记中认为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的公司贸易中可能有钱没有从彼得格勒回流,帮助了列宁的宣传事业。[7]

1915年,帕尔乌斯在德国外交部的财政支持下,企图在俄国组织大罢工和策划制造金融危机,这些事情也是《明镜》周刊文中大肆宣扬的。但是,这些活动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完全无关。相反,191512月,帕尔乌斯力量在俄国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人数甚少的列宁布尔什维克正与占大多数的、支持俄国参加一战的孟什维克进行艰苦斗争。无论是瑞士的总部,还是彼得格勒的分部,都缺乏最基本的运作经费。列宁写信给斯堪的纳维亚的Alexandra Kollontay:“这里没有钱是最大的麻烦。”[8]

191512月,帕尔乌斯的确接受了德国外交部的100万元卢布,并且把它们带到了斯德哥尔摩,以用于“支持俄国的革命”。[9] 这也正是《明镜》周刊文在正文和脚注中给出的唯一证据,它发生在十月革命前。但即便是这个证据也根本不是《明镜》发掘的,而是在1965年帕尔乌斯传记中早就明确记载的。不同之处在于,传记明确说明帕尔乌斯与列宁1915年的会见是不欢而散,而《明镜》却仍用它作为列宁德奸的证明,真是用心良苦,其实是欺负大多数读者不会去查找这本半世纪前的老书。事实是,这笔钱是德皇政府用来支持帕尔乌斯在俄国的颠覆活动,而不是支持列宁。一战之后的列宁及其政党一直在与贫困搏斗,191610月列宁在《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写道:“很需要稿费。否则,简直活不下去了!!……如果这件事办不妥,我的确维持不下去了,这是真话,百分之百的真话。”[10]

由此可见,《明镜》的策略是故意混淆帕尔乌斯和列宁之间的区别,以蒙诱读者。用德国的钱,帕尔乌斯的确成功地在俄国组织了一些罢工,这也是《明镜》周刊津津乐道的故事,但是这些钱并没有导致他曾许诺的俄国革命的爆发。而且,《明镜》没有说的是,由此在德国政府内部对他的巨额投资引起了强烈争议和怀疑,钱是否给错了?[11] 更没有证据说明,这些钱与列宁究竟有何关系?

运送俄国流亡者回国的操盘手

19172月革命爆发,帕尔乌斯建议德国把各种俄国流亡的政治反对势力运送到俄国,以激发俄国革命。这一建议再次得到德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帕尔乌斯就成了操盘手。413日,一批俄国流亡革命者到达斯德哥尔摩,其中包括列宁。这时,帕尔乌斯已经等在那里,因为想见列宁。但是列宁拒绝见他,只是通过中间人传话。帕尔乌斯告诉列宁德、俄之间需要和平,并询问列宁的政治方案。列宁回答:他对外交不感兴趣,他的任务是社会主义革命。这让帕尔乌斯很恼怒,根据后来他自己的证词,他通过中间人警告列宁说:也许他会继续领导暴动,但是如果他对政治手腕不感兴趣,他就会沦为我手上的工具![12] 事实上,在关于德、俄之间的停战问题上,两人从来没有站在一个立场上。列宁关于停战的主张从来不是秘密,那就是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也是第二国际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共同的政治诉求。而帕尔乌斯构想的却是德国对欧洲与俄国的控制,是彻底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行径,而这正是列宁致力于斗争的对立面。

列宁回国之后,在列宁与布尔什维克设在斯德哥尔摩的政治局交流的信息中,缺乏经费依然是主要议题。推测列宁获得过帕尔乌斯设法经过波兰社会主义者之手交付的资助,唯一的证据也只是列宁感谢一位波兰社会主义者哥斯洛夫斯基(Kozlovsky)的信,而此人曾是帕尔乌斯的联系人,列宁感谢收到了2000卢布的资助![13] 区区2000卢布,列宁还要亲笔写信感谢。此证据实在无力,甚至有反证的危险,连《明镜》也弃而不用。

帕尔乌斯是列宁“德奸”的主要同盟?

事实上,七月事变之后,临时政府公布的列宁“德奸案”文件中,帕尔乌斯就已经卷入其中,被列为列宁“德奸”的主要同盟,这一点从来就不是《明镜》的“功劳和发明”。帕尔乌斯为此发表了一个声明:

我一直支持,而且还将继续支持俄国革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用所有能够使用的方式。你们这些疯子,为什么要担心我把钱给列宁?列宁和其他你们指控的人,从来没有要求或者接受从我这里来的钱,无论是借款还是赠送。但是我给予了他们以及其他人很多比钱和炸药更有效的东西。我属于这些人中的一员,把自己的身心都奉献给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心,这是你们现在想摧毁的,但注定要失败的。[14]

托洛茨基则于78日在高尔基主办的《新生活报》上迅速刊登了《帕尔乌斯和他的“代理人”——致编辑部的一封信》:

在俄国社会主义刊物上,我第一个揭露了帕尔乌斯与德国帝国主义的不光彩的联系,确认它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与革命荣誉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号召全体俄国社会主义者与帕尔乌斯断绝所有政治联系;

……

在战争期间,我与帕尔乌斯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的或个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所有相反的断言都是谎言和诽谤。[15]

后来,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第四章“大诬蔑的一个月”中更详细地追叙道:

一个叫做布尔斯坦的人,正式称为商人,叫临时政府去注意“帕尔乌斯主持的一个德国间谍机关,设在斯德哥尔摩”。……依照布尔斯坦作证的话,列宁和这个机关联系,经过了甘涅茨基和哥斯洛夫斯基这两个波兰革命家之手……牵涉到甘涅茨基与加茨洛夫斯基在两地——彼得格勒与斯德哥尔摩——的生意。看来,这一战时商业采取了秘密通信的方式,但它与政治无关。布尔什维克党与这笔买卖无关。列宁和托洛茨基曾书面揭露帕尔乌斯是个做生意的好手兼革命政治的烂货,并号召俄国革命党人与他断绝一切关系。但是在事变漩涡中的人,哪个有功夫来细察所有这些事情呢?一个间谍机关设在斯德哥尔摩,——这句话就够了。

……

列宁经过德国回来,此事供给爱国派煽惑以永不竭尽的藉口。但是资产阶级报纸好像证明:爱国主义无疑是它们政策之中一个柔顺的工具,当列宁初来时候,它们用虚伪的善意欢迎他,直至明白了他的社会政纲之后,才肆无忌惮地骂列宁“亲德”。它们认为,“土地,面包与和平”这类口号,列宁只能从德国带来。[16]

xx一口咬定说列宁的自我辩护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赫尔方特没有出现,这是怎样的一种大无畏精神?其实,在《明镜》周刊的报导中,有两次提到帕尔乌斯:他被唤作“Parvus”(小个子),嘲讽地暗示他那相当肥胖的身躯、亚历山大·帕尔弗斯(即小个子,赫尔方特1894年后使用的名称),——但是《明镜》完全不提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七月诬陷之后针对帕尔乌斯的反驳,就像完全不提凯南对“西森档案”的考证一样。无论从左从右,只要不符合其结论,所有材料都可以仿佛不存在,正是这样一种《明镜》式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鼓励了辛先生的无知无畏。其实,辛先生只要愿意去查一下《列宁全集》就不至于如此被误导,根本在于他并不想知道列宁究竟是如何说的。然而,建立在如此谬误基础上的宣讲,却能够获得大量喝彩,这才是需要正视的现实:为什么今天撒谎、诽谤和谣言再度大行其道?也正因此,重读列宁的上述批驳具有了新的意义。

德国社会沙文主义的肮脏之手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帕尔乌斯曾敦促德国外交部以一个没有附加条件和补偿要求的和平协定,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谈判。在斯德哥尔摩与苏维埃代表拉狄克秘密会见时,帕尔乌斯希望列宁能允许他回到俄国,他知道自己的政策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受到怀疑,他愿意在工人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并且接受审判。[17] 与此同时,柏林的德国总参部已经要求情报部门严密监控帕尔乌斯的行为,特别是所有往来的电报,德国政府明确阻止帕尔乌斯追求自己独立的政治目标,他也意识到已经不可能让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与外交部合作来进行与俄国的和平谈判。

列宁对帕尔乌斯的回国请求予以坚决拒绝,他回复说:“革命的动机不能被肮脏的手玷污”[18]。之后,帕尔乌斯加强了与德国政府合作的反苏维埃立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签订期间,他积极建言建策,提出俄国很容易用军事制服和分割,这样就不用和苏维埃再进行和平谈判。俄国消灭了,法国打败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德国就可以主宰欧洲。这时,他已经与列宁及其苏维埃彻底为敌。[19] 捏造十月革命之后的苏维埃政权是德国财政通过帕尔乌斯来支持的,是毫无根据的天方夜谭。

相反,191712月,苏联成立“契卡”,26,苏联政府拨款200万卢布以支援西欧革命。之后,苏联把银行收归国有。帕尔乌斯认为这些措施会激起国内反抗,便开始动员和鼓动国内外反动势力去攻击和孤立苏联,以制造最严酷的压力。他认为,俄国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反映了最可怕的认知错误。他谴责列宁的政党是少数人的军事专政,是对欧洲光荣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辱骂,苏维埃更像是一个犹太人的阴谋,而不是现代民主。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之后,在与德、奥外交官的私下交谈中,帕尔乌斯担心德国丧失对东线的经济制裁,会对今后的德俄关系产生灾难性影响。公开场合,他则谴责签署条约的苏维埃强化了德国鼓吹军事力量的政党,参加谈判的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要为这个“革命沙文主义”的条约承担主要责任。他希望德意志帝国和苏维埃都很快垮台,德国革命可以席卷一切。对于俄国,他的使命就是推翻苏维埃。[20]

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正验证了列宁之前对其德国沙文主义的批判。而帕尔乌斯就此对苏联的批判,也完全不同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国际主义立场。

今天,试图向欧洲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右派认祖归宗的辛**等诸先生们,其实应该先拜谢这位德皇间谍“赫尔方特”先生,——多么讽刺的历史画卷,它揭示了欧洲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与今天中国右翼自由主义之间(今天他们正在把自己改称为“左翼自由主义”,以争夺左翼的大旗),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德国战败后,帕尔乌斯的政治生命也随着一战和德意志帝国的覆灭而丧失。191811月,他去瑞士隐居后被驱逐,回到柏林,死于1924年。他死后,曾被认为是第二国际最有才能的大脑,这自然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右翼阵营的一个评价。

但是在第三国际,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战之后的帕尔乌斯早已经是德国社会沙文主义的“肮脏之手”。帕尔乌斯死后,《真理报》评论他的一生正是第二国际的象征:“第二国际的整个政策,从革命的决定(五一节)到支持沾满血污的资本主义止,都在这个以大革命家始,而以大投机家、艾伯特的顾问终的人身上得到了体现。”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无论是政治立场,还是实际行动,都已经与以帕尔乌斯为代表的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社会沙文主义全面决裂。为此,1917年至1918年,在列宁的建议下,经过党内讨论,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共产党。

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欧洲社会沙文主义的路线斗争,正是帕尔乌斯故事不可分割的大背景。七月事变之后,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也是这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事实上,这时的帕尔乌斯已经完全成为苏联公敌。试图通过这只肮脏的手,在90年之后再行诬陷列宁与十月革命,不过是黔驴技穷的一种媒体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一些左翼网站对《明镜》周刊的文章也做了反驳,一篇标题为“一个购买的革命还是一个购买的新闻?《明镜》再次清算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21];另一篇标题为“《明镜》何以是错的?”[22] 。除了指出其证据薄弱,也从历史的脉络中指出,十月革命的逻辑根本不是德国可以用钱购买的,这篇文章不过是右翼意识形态的炒作。

翻案史学的代表作

其实,《明镜》周刊的这篇文章正是丧失基本学术品格的媒体“翻案史学”的代表作品。尽管在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上,作为发行110万册以上的老牌欧洲时政主流杂志,《明镜》周刊以自己拥有的全球最大的事实核查团队而自豪, 但为什么这样阵容的团队却不能就《明镜》周刊自2006年以来大量的反华报道,以及此次列宁德奸案违背基本事实的报道,起纠正作用?这已经不是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所能够解释的。在专业主义的背后,是政治的立场和利益发挥了更重要的主宰作用,新闻专业主义往往沦为这种政治立场合法化的遮羞布,这才是关键问题。

托洛茨基在上个世纪如此描述:

在进攻布尔什维克派之中,一切统治势力,政府、法院、反间谍、司令部、官吏群、市政局,在苏维埃占多数的党派,他们的报纸,他们的演说家……诬蔑的话如同尼亚加拉瀑布倾泻下来。倘若你注意到那个背景——战争和革命——和被告者的身份——几百万群众的革命领袖,他们正在领导自己的党走上政权——那么你就可以毫不夸大地说:19177月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诬蔑之月了。[23]

这个漫长的“污蔑之月”并没有结束。在21世纪的今天,为什么“19177月”在后苏联、后冷战时代还会获得新的生命?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或许正是,作为十月革命的继承者,作为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仅活着,而且正在“崛起”。如果我们需要真正从历史的视野之中理解这一事件,就必须回到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新时刻,回到“究竟什么是列宁主义?”这个问题上来。(完)

(编辑 蔡万焕)

 


[1] (波)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斯基 1879-1921》,王国龙译,第195-19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155-156.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2] Alfred Erich Senn, "The Myth of German Mone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Soviet Studies, Vol. XXVIII, No. 1, January 1976, pp.83-90;转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Parvus.

[3]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157-17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4]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00-101页。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Parvus .

[6] Semion Lyandres The Bolsheviks'"Gennan Gold" RevisitedAn Inquity into the 1917 Accusations ,The Carl Beck Papers in Russian & East European Studies Number 1106No. 1106, February 1995 c1995 by The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a program of the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http://carlbeckpapers.pitt.edu/ojs/index.php/cbp/article/view/63 pp93-104

[7]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16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8] Ibidp181.

[9] Ibidpp187-188.

[10]《列宁全集》,第47卷,第438页。

[11]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 pp190-19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12] Ibidp216.

[13] Ibidp221.

[14]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229-230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15]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施用勤译,第180-18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16]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

[17] Ibidp239.

[18] Ibidp246.

[19] Ibidpp250-251.

[20] Ibidpp251-253.

[21] http://www.neue-einheit.com/deutsch/is/is2008/is2008-02.htm 

[22] http://arbeitermacht.de/ni/ni126/oktober.htm 

[23]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吕新雨

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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