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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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冷战史与“列宁德奸案”的前世今生(三)

吕新雨 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12期 2014.12.29 00:05:18
俄国十月革命90周年之际,德国《明镜》周刊发表封面文章,标题为《德皇陛下的革命家》,副标题为“被收买的革命”,讲的是列宁作德皇奸细的故事。但这是西方对列宁及俄国十月革命的诬陷。

“革命不能被肮脏的手玷污” 

1915214日,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发表了与帕尔乌斯的绝交信:《致一位活着朋友的墓志铭》,信中他感谢帕尔乌斯曾经给予他巨大启发和思想上的共鸣,但是接着说,1914年之前的激进左派在一战爆发后变了,我们的朋友,现在死了,“现在的帕尔乌斯再也不是以前的帕尔乌斯了。此时他已成为在巴尔干漫游的一个政治上的福斯塔夫,而且还诽谤自己已死亡的幽灵。”不久,当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开办有德国宣传代理机构嫌疑的“社会学研究所”时,托洛茨基公开警告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和它进行任何接触。帕尔乌斯为自己辩护的“致编辑部的信”到托洛茨基手中,托洛茨基最终拒绝发表。十月革命之后,帕尔乌斯力图接近托洛茨基并表示要为苏维埃政府服务,托洛茨基置之不理。[1]

“堕落到了极点”

在帕尔乌斯与列宁的关系中,19155月瑞士伯尔尼期间他是否给列宁以资助?对此,历史学家们普遍表示怀疑。[2]当时,帕尔乌斯很急切地希望与列宁会晤,便突然现身在列宁所住的旅馆。帕尔乌斯在回忆录中记叙说,他对列宁解释德国革命不可能发生,唯一能够发生革命的是俄国,而且是作为德国胜利的后果,而列宁却梦想着欧洲的无产阶级从战壕中走向革命。在此会面之后,列宁告诉一位布尔什维克朋友,他甚至没让帕尔乌斯把话说完,就直接告诉他,他认为帕尔乌斯是德国的奸细,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很多已经变成了沙文主义者,他不想与帕尔乌斯有任何合作。列宁把他赶走了,并且警告他再也不要来了!会面结果很清楚,列宁与帕尔乌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或共识。[3]

列宁自己则在1915112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8号上专门发表了批判帕尔乌斯的短文《堕落到了极点》,严厉和辛辣地斥责其欧洲社会沙文主义:

激进的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些人蜕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是所有交战国都有的一种普遍现象。……在俄国革命中就已表现出是个冒险家的帕尔乌斯,现在在他的小刊物《钟声》(《Die Glo-cke》)杂志中更是堕落到了……极点。他恬不知耻地、洋洋自得地为德国机会主义者辩护。他把自己过去崇拜的一切付之一炬……他向兴登堡摇尾乞怜,要读者相信“德国总参谋部是支持俄国革命的”,并下贱地颂扬这个“德国人民精神的体现者”和它的“强烈的革命情感”。他预言,德国通过保守派同一部分社会党人的联盟,通过发放“面包配给证”就可以毫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他出版的6期杂志中,没有一点诚实的思想,没有一个严肃的论据,没有一篇诚恳的文章。这全然是一堆德国沙文主义垃圾……

帕尔乌斯先生竟厚颜无耻地公然宣称,他的“使命”就是“充当武装起来的德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思想纽带”。这种丑角的插科打诨,准能使俄国工人笑破肚皮。……帕尔乌斯先生的《钟声》杂志就是德国的叛徒和走狗们的喉舌。[4]

而《钟声》杂志正是帕尔乌斯接受德皇政府直接财政支持出版的。

哥本哈根公司和布尔什维克有金钱往来吗?

德国情报局曾支持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建立与俄国进行贸易的边境贸易公司。但是这些钱是否都来自德国?对此也一直有争议。[5] 1995年,美国历史学家Semion Lyandres对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公布的指控列宁的全部材料进行了重新研究,专门考察临时政府指控布尔什维克利用斯堪的纳维亚作为中转贸易往来的所有电报,包括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公司的电报往来。他对所有66件电报进行了逐一分析,发现没有一件可以支持临时政府的七月指控。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与彼得格勒的贸易电报,没有一件表明有资金从哥本哈根流向彼得格勒;相反,总计10万卢布从彼得格勒流向哥本哈根,以购买进口货物。因为一战之后,俄国从德国直接进口的货物,特别是医药用品,受到各种制裁和审查,因此转至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行走私。[6]这一研究不支持上述传记中认为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的公司贸易中可能有钱没有从彼得格勒回流,帮助了列宁的宣传事业。[7]

1915年,帕尔乌斯在德国外交部的财政支持下,企图在俄国组织大罢工和策划制造金融危机,这些事情也是《明镜》周刊文中大肆宣扬的。但是,这些活动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完全无关。相反,191512月,帕尔乌斯力量在俄国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人数甚少的列宁布尔什维克正与占大多数的、支持俄国参加一战的孟什维克进行艰苦斗争。无论是瑞士的总部,还是彼得格勒的分部,都缺乏最基本的运作经费。列宁写信给斯堪的纳维亚的Alexandra Kollontay:“这里没有钱是最大的麻烦。”[8]

191512月,帕尔乌斯的确接受了德国外交部的100万元卢布,并且把它们带到了斯德哥尔摩,以用于“支持俄国的革命”。[9] 这也正是《明镜》周刊文在正文和脚注中给出的唯一证据,它发生在十月革命前。但即便是这个证据也根本不是《明镜》发掘的,而是在1965年帕尔乌斯传记中早就明确记载的。不同之处在于,传记明确说明帕尔乌斯与列宁1915年的会见是不欢而散,而《明镜》却仍用它作为列宁德奸的证明,真是用心良苦,其实是欺负大多数读者不会去查找这本半世纪前的老书。事实是,这笔钱是德皇政府用来支持帕尔乌斯在俄国的颠覆活动,而不是支持列宁。一战之后的列宁及其政党一直在与贫困搏斗,191610月列宁在《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写道:“很需要稿费。否则,简直活不下去了!!……如果这件事办不妥,我的确维持不下去了,这是真话,百分之百的真话。”[10]

由此可见,《明镜》的策略是故意混淆帕尔乌斯和列宁之间的区别,以蒙诱读者。用德国的钱,帕尔乌斯的确成功地在俄国组织了一些罢工,这也是《明镜》周刊津津乐道的故事,但是这些钱并没有导致他曾许诺的俄国革命的爆发。而且,《明镜》没有说的是,由此在德国政府内部对他的巨额投资引起了强烈争议和怀疑,钱是否给错了?[11] 更没有证据说明,这些钱与列宁究竟有何关系?

运送俄国流亡者回国的操盘手

19172月革命爆发,帕尔乌斯建议德国把各种俄国流亡的政治反对势力运送到俄国,以激发俄国革命。这一建议再次得到德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帕尔乌斯就成了操盘手。413日,一批俄国流亡革命者到达斯德哥尔摩,其中包括列宁。这时,帕尔乌斯已经等在那里,因为想见列宁。但是列宁拒绝见他,只是通过中间人传话。帕尔乌斯告诉列宁德、俄之间需要和平,并询问列宁的政治方案。列宁回答:他对外交不感兴趣,他的任务是社会主义革命。这让帕尔乌斯很恼怒,根据后来他自己的证词,他通过中间人警告列宁说:也许他会继续领导暴动,但是如果他对政治手腕不感兴趣,他就会沦为我手上的工具![12] 事实上,在关于德、俄之间的停战问题上,两人从来没有站在一个立场上。列宁关于停战的主张从来不是秘密,那就是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也是第二国际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共同的政治诉求。而帕尔乌斯构想的却是德国对欧洲与俄国的控制,是彻底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行径,而这正是列宁致力于斗争的对立面。

列宁回国之后,在列宁与布尔什维克设在斯德哥尔摩的政治局交流的信息中,缺乏经费依然是主要议题。推测列宁获得过帕尔乌斯设法经过波兰社会主义者之手交付的资助,唯一的证据也只是列宁感谢一位波兰社会主义者哥斯洛夫斯基(Kozlovsky)的信,而此人曾是帕尔乌斯的联系人,列宁感谢收到了2000卢布的资助![13] 区区2000卢布,列宁还要亲笔写信感谢。此证据实在无力,甚至有反证的危险,连《明镜》也弃而不用。

帕尔乌斯是列宁“德奸”的主要同盟?

事实上,七月事变之后,临时政府公布的列宁“德奸案”文件中,帕尔乌斯就已经卷入其中,被列为列宁“德奸”的主要同盟,这一点从来就不是《明镜》的“功劳和发明”。帕尔乌斯为此发表了一个声明:

我一直支持,而且还将继续支持俄国革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用所有能够使用的方式。你们这些疯子,为什么要担心我把钱给列宁?列宁和其他你们指控的人,从来没有要求或者接受从我这里来的钱,无论是借款还是赠送。但是我给予了他们以及其他人很多比钱和炸药更有效的东西。我属于这些人中的一员,把自己的身心都奉献给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心,这是你们现在想摧毁的,但注定要失败的。[14]

托洛茨基则于78日在高尔基主办的《新生活报》上迅速刊登了《帕尔乌斯和他的“代理人”——致编辑部的一封信》:

在俄国社会主义刊物上,我第一个揭露了帕尔乌斯与德国帝国主义的不光彩的联系,确认它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与革命荣誉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号召全体俄国社会主义者与帕尔乌斯断绝所有政治联系;

……

在战争期间,我与帕尔乌斯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的或个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所有相反的断言都是谎言和诽谤。[15]

后来,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第四章“大诬蔑的一个月”中更详细地追叙道:

一个叫做布尔斯坦的人,正式称为商人,叫临时政府去注意“帕尔乌斯主持的一个德国间谍机关,设在斯德哥尔摩”。……依照布尔斯坦作证的话,列宁和这个机关联系,经过了甘涅茨基和哥斯洛夫斯基这两个波兰革命家之手……牵涉到甘涅茨基与加茨洛夫斯基在两地——彼得格勒与斯德哥尔摩——的生意。看来,这一战时商业采取了秘密通信的方式,但它与政治无关。布尔什维克党与这笔买卖无关。列宁和托洛茨基曾书面揭露帕尔乌斯是个做生意的好手兼革命政治的烂货,并号召俄国革命党人与他断绝一切关系。但是在事变漩涡中的人,哪个有功夫来细察所有这些事情呢?一个间谍机关设在斯德哥尔摩,——这句话就够了。

……

列宁经过德国回来,此事供给爱国派煽惑以永不竭尽的藉口。但是资产阶级报纸好像证明:爱国主义无疑是它们政策之中一个柔顺的工具,当列宁初来时候,它们用虚伪的善意欢迎他,直至明白了他的社会政纲之后,才肆无忌惮地骂列宁“亲德”。它们认为,“土地,面包与和平”这类口号,列宁只能从德国带来。[16]

xx一口咬定说列宁的自我辩护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赫尔方特没有出现,这是怎样的一种大无畏精神?其实,在《明镜》周刊的报导中,有两次提到帕尔乌斯:他被唤作“Parvus”(小个子),嘲讽地暗示他那相当肥胖的身躯、亚历山大·帕尔弗斯(即小个子,赫尔方特1894年后使用的名称),——但是《明镜》完全不提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七月诬陷之后针对帕尔乌斯的反驳,就像完全不提凯南对“西森档案”的考证一样。无论从左从右,只要不符合其结论,所有材料都可以仿佛不存在,正是这样一种《明镜》式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鼓励了辛先生的无知无畏。其实,辛先生只要愿意去查一下《列宁全集》就不至于如此被误导,根本在于他并不想知道列宁究竟是如何说的。然而,建立在如此谬误基础上的宣讲,却能够获得大量喝彩,这才是需要正视的现实:为什么今天撒谎、诽谤和谣言再度大行其道?也正因此,重读列宁的上述批驳具有了新的意义。

德国社会沙文主义的肮脏之手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帕尔乌斯曾敦促德国外交部以一个没有附加条件和补偿要求的和平协定,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谈判。在斯德哥尔摩与苏维埃代表拉狄克秘密会见时,帕尔乌斯希望列宁能允许他回到俄国,他知道自己的政策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受到怀疑,他愿意在工人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并且接受审判。[17] 与此同时,柏林的德国总参部已经要求情报部门严密监控帕尔乌斯的行为,特别是所有往来的电报,德国政府明确阻止帕尔乌斯追求自己独立的政治目标,他也意识到已经不可能让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与外交部合作来进行与俄国的和平谈判。

列宁对帕尔乌斯的回国请求予以坚决拒绝,他回复说:“革命的动机不能被肮脏的手玷污”[18]。之后,帕尔乌斯加强了与德国政府合作的反苏维埃立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签订期间,他积极建言建策,提出俄国很容易用军事制服和分割,这样就不用和苏维埃再进行和平谈判。俄国消灭了,法国打败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德国就可以主宰欧洲。这时,他已经与列宁及其苏维埃彻底为敌。[19] 捏造十月革命之后的苏维埃政权是德国财政通过帕尔乌斯来支持的,是毫无根据的天方夜谭。

相反,191712月,苏联成立“契卡”,26,苏联政府拨款200万卢布以支援西欧革命。之后,苏联把银行收归国有。帕尔乌斯认为这些措施会激起国内反抗,便开始动员和鼓动国内外反动势力去攻击和孤立苏联,以制造最严酷的压力。他认为,俄国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反映了最可怕的认知错误。他谴责列宁的政党是少数人的军事专政,是对欧洲光荣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辱骂,苏维埃更像是一个犹太人的阴谋,而不是现代民主。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之后,在与德、奥外交官的私下交谈中,帕尔乌斯担心德国丧失对东线的经济制裁,会对今后的德俄关系产生灾难性影响。公开场合,他则谴责签署条约的苏维埃强化了德国鼓吹军事力量的政党,参加谈判的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要为这个“革命沙文主义”的条约承担主要责任。他希望德意志帝国和苏维埃都很快垮台,德国革命可以席卷一切。对于俄国,他的使命就是推翻苏维埃。[20]

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正验证了列宁之前对其德国沙文主义的批判。而帕尔乌斯就此对苏联的批判,也完全不同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国际主义立场。

今天,试图向欧洲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右派认祖归宗的辛**等诸先生们,其实应该先拜谢这位德皇间谍“赫尔方特”先生,——多么讽刺的历史画卷,它揭示了欧洲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与今天中国右翼自由主义之间(今天他们正在把自己改称为“左翼自由主义”,以争夺左翼的大旗),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德国战败后,帕尔乌斯的政治生命也随着一战和德意志帝国的覆灭而丧失。191811月,他去瑞士隐居后被驱逐,回到柏林,死于1924年。他死后,曾被认为是第二国际最有才能的大脑,这自然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右翼阵营的一个评价。

但是在第三国际,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战之后的帕尔乌斯早已经是德国社会沙文主义的“肮脏之手”。帕尔乌斯死后,《真理报》评论他的一生正是第二国际的象征:“第二国际的整个政策,从革命的决定(五一节)到支持沾满血污的资本主义止,都在这个以大革命家始,而以大投机家、艾伯特的顾问终的人身上得到了体现。”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无论是政治立场,还是实际行动,都已经与以帕尔乌斯为代表的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社会沙文主义全面决裂。为此,1917年至1918年,在列宁的建议下,经过党内讨论,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共产党。

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欧洲社会沙文主义的路线斗争,正是帕尔乌斯故事不可分割的大背景。七月事变之后,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也是这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事实上,这时的帕尔乌斯已经完全成为苏联公敌。试图通过这只肮脏的手,在90年之后再行诬陷列宁与十月革命,不过是黔驴技穷的一种媒体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一些左翼网站对《明镜》周刊的文章也做了反驳,一篇标题为“一个购买的革命还是一个购买的新闻?《明镜》再次清算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21];另一篇标题为“《明镜》何以是错的?”[22] 。除了指出其证据薄弱,也从历史的脉络中指出,十月革命的逻辑根本不是德国可以用钱购买的,这篇文章不过是右翼意识形态的炒作。

翻案史学的代表作

其实,《明镜》周刊的这篇文章正是丧失基本学术品格的媒体“翻案史学”的代表作品。尽管在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上,作为发行110万册以上的老牌欧洲时政主流杂志,《明镜》周刊以自己拥有的全球最大的事实核查团队而自豪, 但为什么这样阵容的团队却不能就《明镜》周刊自2006年以来大量的反华报道,以及此次列宁德奸案违背基本事实的报道,起纠正作用?这已经不是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所能够解释的。在专业主义的背后,是政治的立场和利益发挥了更重要的主宰作用,新闻专业主义往往沦为这种政治立场合法化的遮羞布,这才是关键问题。

托洛茨基在上个世纪如此描述:

在进攻布尔什维克派之中,一切统治势力,政府、法院、反间谍、司令部、官吏群、市政局,在苏维埃占多数的党派,他们的报纸,他们的演说家……诬蔑的话如同尼亚加拉瀑布倾泻下来。倘若你注意到那个背景——战争和革命——和被告者的身份——几百万群众的革命领袖,他们正在领导自己的党走上政权——那么你就可以毫不夸大地说:19177月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诬蔑之月了。[23]

这个漫长的“污蔑之月”并没有结束。在21世纪的今天,为什么“19177月”在后苏联、后冷战时代还会获得新的生命?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或许正是,作为十月革命的继承者,作为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仅活着,而且正在“崛起”。如果我们需要真正从历史的视野之中理解这一事件,就必须回到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新时刻,回到“究竟什么是列宁主义?”这个问题上来。(完)

(编辑 蔡万焕)

 


[1] (波)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斯基 1879-1921》,王国龙译,第195-19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155-156.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2] Alfred Erich Senn, "The Myth of German Mone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Soviet Studies, Vol. XXVIII, No. 1, January 1976, pp.83-90;转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Parvus.

[3]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157-17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4]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00-101页。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Parvus .

[6] Semion Lyandres The Bolsheviks'"Gennan Gold" RevisitedAn Inquity into the 1917 Accusations ,The Carl Beck Papers in Russian & East European Studies Number 1106No. 1106, February 1995 c1995 by The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a program of the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http://carlbeckpapers.pitt.edu/ojs/index.php/cbp/article/view/63 pp93-104

[7]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16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8] Ibidp181.

[9] Ibidpp187-188.

[10]《列宁全集》,第47卷,第438页。

[11]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 pp190-19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12] Ibidp216.

[13] Ibidp221.

[14]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229-230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15]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施用勤译,第180-18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16]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

[17] Ibidp239.

[18] Ibidp246.

[19] Ibidpp250-251.

[20] Ibidpp251-253.

[21] http://www.neue-einheit.com/deutsch/is/is2008/is2008-02.htm 

[22] http://arbeitermacht.de/ni/ni126/oktober.htm 

[23]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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