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在中国各地,疫情的阴霾正在逐渐消散。如今的上海,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正逐步恢复正常。餐厅和酒吧已经恢复营业,我和我的同事们也回到了公司办公。唯一和以往不同的是,我们走进公共场所都需要测量体温。

我投资了哈啰单车(中国最大的共享单车公司),在他们的业务数据中了解到,单车使用量已经恢复到了疫情之前的七成。疫情就此结束,是此时每一个中国人最强烈的愿望。

在这个重要转折时刻,我想分享一下我所感受到的关于中国政府与社会的五点体会。

中国人民信赖他们的政治制度

全球最大的独立公关公司爱德曼(Edelman)发布的《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指数高达82,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中位居榜首。而根据皮尤(Pew)研究中心的调查,超过80%的中国人对国家的前进方向表示满意。然而,无论在国际主流媒体还是日常讨论中,却鲜有人提及这些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是西方人对中国现实情况的理解一直受到自由主义叙事的左右,这一叙事将中国描述为“威权主义政党国家”,在本质上不可能赢得公众真正的信任。在先入为主的心态左右下,人们并不关注各种民调数据所显示的结果:中国人民信赖他们的政治制度。

对于关注中国的人们来说,文化与制度差异客观存在,而缺乏超越意识形态的对比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误解。

现今,在大自然力量的磅礴冲击之下,人们终于有机会一窥真相。

123日,中国政府决定对武汉实施封城,这一措施随后扩展到整个湖北省,覆盖人口达5600万,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疫隔离行动。两天后,中国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区都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超过7.6亿城市居民被要求居家隔离,非必要情况外不得外出,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口罩。大部分村庄也被封闭起来。当时全国报告的感染病例共571例,死亡17——以现在的眼光看,那时感染和死亡人数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平。

这些防疫措施的力度和广度举国上下震惊。在2000万人口的上海,往常车水马龙的街道一夜之间变得空空荡荡,行人与汽车都不见了踪影。起初我认为这种局面只会持续一两周,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防疫措施却没有松动的迹象。人们继续宅在家里,街上仍然空空荡荡。

数亿人及时响应,自觉地全面贯彻政府的防疫措施,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我个人也始料不及。到过中国的人都会发现,在街头执法的中国警察没有配枪,处理非恶性违法行为时很少采取强制暴力措施。因此中国人往往“不拘小节”,甚至会为一张交通罚单和警察争论不休,这在一些其他国家是不敢想象的情景。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此次疫情期间,人们面对持续如此之久的大规模封城和隔离措施,能做到贯彻始终,除了高度信任政府的忠告并自觉服从指挥,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当然这也是出于自我保护,毕竟没人愿意得病。但如果我们拿其他国家来对比,会发现有些国家,大批年轻人在疫情初期公然违抗政府禁令和警告,聚集在海滩和夜店;还有一些地方,甚至至今仍要出动警察来采取强制措施。显然,光靠人的自律性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人民高度信任他们的政府提供保障的能力和专业性,才能达到这种服从程度。

在与民众的沟通上,政府不遗余力,每天都会通过各大媒体公布官方疫情数据,这包括全国数据和各省市数据。每时每刻,电视上都会有专家详细介绍病毒的特性,以及国家不断调整的应对措施。每一份报纸都在宣传保持社交距离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民众对国家的信任建立在信息畅通的基础上,而不是盲目服从。

中国的民间社会生机勃勃

123日,当中央政府为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疫行动发起总动员时,全国民众的力量凝聚到了一起。50万名志愿者奔赴湖北抗疫前线,冒着健康和生命危险开展医护、检疫和后勤工作。全国有200多万名公民注册并担任志愿者。他们鼓舞人心的故事和影像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刷屏。尽管许多咖啡馆和餐厅的生意蒙受了惨重损失,却仍然向志愿者提供免费食品和饮料。一张武汉社区工作人员的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他从头到脚挂满了几十个药包,要派送到各家各户。全国几乎所有居民小区都设置了24小时检查岗,由志愿者和保安负责控制人员出入并测量体温。许多社区还组织志愿者登门看望老弱病残,为他们解决生活问题。想象一下,在这个14亿人的国家里,每条街道、每个社区、每个村庄都在同时上演同样的一幕!

正是由于政府与民间力量相互信任、合力抗疫,并及时采取大量细致有效的措施,迅速纠正了疫情爆发最初的混乱,确保能触达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才让人民迅速恢复了信心。与此同时,政府和各社会机构在互联网上发布了大量信息,通报疫情和冠状病毒的特性。公众大规模地通过社交媒体参与讨论,促进了信息的传播。现在,西方顶尖专家和权威人士在CNNBBC等国际电视节目里所谈论的病毒在硬表面上或以气溶胶形式存活时间等各类防疫问题,这些早在2月就已是亿万中国网民的热搜话题。

政府自上而下地呼吁以“人民战争”战胜流行病。在民众的响应下,中国的确打了一场自下而上的人民战争。过去,我曾或多或少地默认了许多政治思想家的一个普遍假设:在所谓的“威权主义政党国家”,中国民间社会力量薄弱,无法蓬勃发展。现在我终于认识到,这一假设建立在自由主义对民间社会的定义基础上,将民间社会与国家割裂看待、甚至放在对立面上。然而,如果我们按照民间社会的古典概念,即亚里士多德定义的“政治共同体”来看待疫情期间的中国民间社会,它并不具有与国家割裂的必然特征,全民参与抗疫所取得的成效表明,中国的民间社会充满活力。

在中国,市场之上有国家

在中国乃至许多国家,市场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让人争论不休的话题,似乎必须在“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如果非要这样考虑问题,那么可以说在此次疫情当中,国家大获全胜。除了最顽固的新自由主义者以外,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强化市场角色的同时维持和扩充了国家能力,才免于遭受难以想象的灾难,否则数十万乃至数百万条生命可能就此消逝。

1月下旬,防疫战争刚刚打响,国家便迅速地行动了起来,中央政府协调全国医疗资源快速向湖北集中。截至215日,包含2.5万余名医务人员的217支医疗队,先后从全国各地奔赴湖北,带去了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在中央政府的协调下,近2万台呼吸机被运往湖北,使得疫情中心总体上没有出现呼吸机短缺的情况。

武汉在十天之内建成了拥有1000张病床的方舱医院。紧接着,湖北省各地修建了16所方舱医院,病床数量达1.3万张。这些都是借用会议中心等现有建筑搭建的临时医院,用于轻症患者的隔离收治。中石化是工业口罩的上游原材料生产商,公司重新设计和调整生产线,扩大医用口罩产能。一些汽车制造企业也改造了装配线,转为大批量生产口罩和其他医疗用品。口罩的日产量从1月份的2000万只增加到2月下旬的1.16亿只。

这些事都是谁做的呢?从全国各地派往湖北的医护人员大多是国有医院的公职人员,医院建筑商和大部分口罩的生产商都是国有企业。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整个行动的协调程度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每周甚至每天,中央政府都向各省发布新的措施,各省政府接到指令后,有一定的调整余地使其适应当地情况。然后,各省也以同样的方式对所属市县各级政府下达指令。反过来,自下而上的渠道也保持畅通。地方政府将调查结果和建议呈递给北京。例如,建造方舱医院的想法是一个专家团队提出的,他们在实地研究武汉情况后发现,现有医院无法解决大量轻症患者交叉传染的问题。他们把研究结果和修建方舱医院的提案送到北京,24小时内便得到了批示并开始落实。

国家还迅速采取行动减轻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例如向企业提供直接补贴,特别是帮助中小企业不解雇职工,而是继续发放最低工资并缴纳医保金。在各地政府倡导下,国有企业物业纷纷减免了承租商铺、厂房、写字楼的租金。

党旗高高飘扬

在这场危机中,三个过去相对默默无闻的人物脱颖而出、誉满全国。在疫情初期发出警告的李文亮医生,他最终在工作岗位上不幸染病去世。国家公共卫生权威钟南山医生,他与美国的安东尼•福奇医生类似,是抗疫战斗的领军人物。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的张文宏医生。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地区,甚至不是同一代人,但却有两个共同点:首先,他们都是医生。第二,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员。

在这场病毒造成的苦难当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战斗在抗疫最前线的核心力量。张文宏医生所在的医院距离我家只有两条街。他的一段讲话被人拍下来传到网上,获得了巨大关注。在视频中,他讲到了上海医疗救治组的组织工作时洪亮有力地说道:“让党员先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疫情期间,中国互联网上每天都流传着这样的影像:一批批党员志愿者奔赴武汉之前,面对党旗宣誓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人的生命。在抗疫前线殉职的496名医护人员、公职人员和志愿者当中,有328名是党员。党旗高高飘扬,这是用生命换来的辉煌。

中国没有“坏皇帝”

 多年前,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发明了一个术语,叫做“坏皇帝问题”。这个词是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在他定义的威权政治体制里,尽管可能出现好的统治者,但却没有办法防止坏的统治者获得权力并破坏国家。而西方一直视中国为威权政治体制,也因此习惯性地将中国领导人看作皇帝。此文不辩论该理论是对是错,但是有一件事在我心目中已经无可置疑:中国不是威权政治体制,也没有皇帝,只有需要为这个国家的前途担负责任的决策者。

 128日,习近平主席会见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并借这个机会告诉全国人民,他直接负责抗击疫情的工作。在那个时候,中国民众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茫然无措,从未感到未来如此充满不确定性,作为领袖所必须承担的巨大风险与压力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机会主义和临阵退缩从来不符合这位领袖人物的禀性。武汉乃至湖北大规模封城的决定会造成巨大而难以预测的后果,而这个决定需要他来定夺,所有后果也只有他一个人来承担。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拯救了整个国家。他主持了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发布政策指令并公诸于众;他戴着口罩出现在电视上,还面向17万名一线政府官员和志愿者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这些做法过去是没有先例的。他亲自领导了这场“人民战争”。

新中国的任何一代领导人,都会受到很多的质疑和诋毁,这些诋毁更多来自国外,习近平也不例外。毫无疑问,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里,这些攻击不会消停。然而在我相识的人中,无论是商界人士、政治评论员,甚至是那些很尖锐的反对者,都对习近平主席在这场几十年不遇的重大危机中所展现出的领导力表示认可。我相信,在这场疫情过后,他在中国普通民众中的威望将会达到新高。

习近平的领导提高了政府整体在民众当中的信誉度。显然,一些地方政府在疫情早期,行动有所延迟。当时社会上许多人对此有怨气。但要知道,中国当时对新冠病毒知之甚少,一时间措手不及很正常。现在,中国民众骇然发现,即使数月来14亿中国人连续不断地“吹哨”——甚至可以说是“拉响警报”——大声疾呼世界警惕新冠肺炎的危险性,但是许多国家的政府治理体系仍然在疫情面前接近崩溃,人们才开始认真思考应对疫情的决策复杂性。

中国在此重要关头,有习近平这样的领袖可谓国之幸事。我借此机会吐槽一下福山教授的理论,回他一句:中国只有伟大的决策者,没有“坏皇帝”!

对我个人而言,就像世界上很多人一样,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我人生中迄今为止经历的最大变局。作为一名商人和政治学学者,疫情当然对我的生活造成了非同小可的影响;但对我最大的冲击莫过于一个当父亲的情感。我的子女就读于上海的公立学校。127日,上海宣布推迟原定于2月的春季开学日期。孩子们自然兴高采烈。但他们的欣喜并没有持续太久,大约两周后,上海市教育局下令学校复课,仅比原计划晚了十多天,只不过改用网络方式教学。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全部课程的改造使之与网络学习模式相适应。从那一天起,网课每天上午8点开课,下午4点下课。语文、数学、物理、英语,各种课程有条不紊地进行,除了被搬上电脑屏幕,和平日没有区别。每天晚上孩子们交作业,把练习簿拍了照上传至网课系统。第二天早上,老师把批阅之后的作业发下来,要求学生订正错误。孩子待在家里挺好,只是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工作量大大增加,搞得焦头烂额。

319日早上,按照过去两个月来养成的习惯,我一醒来就拿手机查看前一天的疫情数据。我看到:全国确诊病例:80928,死亡病例:3245,新增本土确诊病例:0

我冲下楼去给孩子们通报好消息。当我走进餐厅,也就是他们的临时教室时,屋里忽然响起了国歌的前奏,我看到孩子们身穿全套校服肃立在电脑屏幕前,正在每天的升旗仪式中行注目礼。

我戛然止步,怆然涕下……

(编辑  季节)



¨ 本文英文原文514日发表于美国《外交政策》网站,《观察者网》发表中文版。

* 李世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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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

李世默

2014-03-05 21:18:18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全球体系,奠定全球体系的是一套二元对立的话语叙事,其根植于意识形态,强调国际分歧是二...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全球体系,运作并维护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冷战结束以来,这一全球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半个多世纪内,奠定全球体系、主导国际关系的是一套二元对立的话语叙事,其根植于意识形态,强调国际分歧是二元化的单维度断裂。以美国为金主的西方阵营,自认为天赋使命就是维护、扩张上述全球体系。

这个时代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二战之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全球范围内对峙。历史决定主义,即宣称一切人类社会都会朝着某一必然的目标发展,是两大对立的普世性意识形态的理论主旋律。苏维埃共产主义宣称,阶级作为超越一切文化认同的基本单位,必将推动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几乎别无二致的是,民主自由主义鼓吹个人权利是神圣的,在此基础上的民主选举足以建立自由的天堂。这两大意识形态全副武装,跨越五湖四海,在全世界散播火种,直至苏联崩溃,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大获全胜,迎来美国统治世界的时代。

第二阶段从冷战结束开始。冷战的胜利使西方认为,美国将领导西方阵营高奏凯歌,把民主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带向世界的每个角落;选举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将是奠定世界新秩序的基石;60亿理性的个人,都将在投票站和自由市场中做出正确选择。全世界不分国家、民族,将采用一套同样的政治、经济甚至道德规则。在全球化的喜悦中,很多人深信国家主权概念即将过时,世界大同近在眼前。在西方的眼中,唯一的对立和断裂,存在于民主、市场开放的支持者与拒绝或暂未转型的顽固分子之间。对后者,西方阵营迄今为止采取的手段有三:直接的军事遏制或侵略,如对朝鲜和伊拉克;鼓动颜色革命,如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中东北非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或遏制,如对中国。

基于上述的意识形态框架,美国领导建立了诸多国际联盟和组织。现实政治外交即使偶尔被提及,也不过是对这种历史决定主义宏观战略的一种战术性补充。近25年来,为了在陌生的土壤上培育普世价值之花,美国已经耗费了巨大的财力、智力资源、道德资本,牺牲了无数生命。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对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均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20世纪90年以来,美国各届政府中所谓的外交现实主义者,事实上要么被新保守派的单边主义牵制,要么被自由派的干涉主义拖累。比如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为了保护和推进本国利益(如遏制苏联,保护输油管道,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美国长期支持中东地区的军人领袖或教权国家。但是,阿拉伯之春期间,革命者打着民主的旗号起来推翻政府。美国忽然发现,除了抛弃老朋友之外别无选择。长期以来,美国都是这一叙事的受益者,最后也难免作茧自缚。普世性意识形态威力之不可抵挡,由此可见一斑。

在上述意识形态的语境中,几乎所有的国际冲突和许多国内冲突,都被渲染成正义与邪恶,或至少是进步与反动之间的对决:民主对独裁、人权对暴虐、自由市场对保护主义。当然,西方阵营自认必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遭遇困境的二元叙事

这个短暂的时代正在我们眼前缓缓落幕。由于这套二元对立的叙事不能反映世界现实,构建于其上的全球体系自然便无以为继。当代的根本性冲突的成因已从二元化演变到多元化,多纬度断裂取代了单维度断裂。中国迅速复兴,以世界大国姿态出现在全球舞台上,根本性地改变了维系全球体系的成本构成。由于这两大变化,20世纪的旧范式面临嬗变。

关于旧范式面临的挑战,当下中东北非的冲突是再好不过的例子。美国及其盟友耗时十年,试图推动中东转型。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证明根本不存在,在阿拉伯世界推广美国的民主计划便成了伊拉克战争的道德合法性来源。当然,世界要比美国想象得更加复杂。事实证明,教派、宗派间的断裂,要比民主与独裁的对立更具决定性。两年前的“阿拉伯之春”,也曾被视为自由民主与暴君专政间的决定性斗争。全世界的目光注视着埃及,期待柏林墙倒塌的历史在开罗解放广场上重演。当然,历史的发展令人失望。

中东问题让西方的二元叙事整个颠倒过来。在埃及和大多数爆发“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民主选举的结果是反自由主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上台。军队推翻民选政府,被解释成再造民主。美国发现自己越来越理屈词穷,白宫发言人被问及穆尔西政府被推翻是否是“政变”时,回答道:“我们的态度是,在这个问题上表明态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几个星期后,这一幕在叙利亚再次上演,这个国家中引发冲突的因素更复杂,可能造成更大的灾难。叙利亚等地发生冲突的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多元矛盾,这导致西方国家今日在中东的盟友可能明天就变成敌人。既然无法分清敌我,依赖于二元对立叙事的美国外交政策也就面临瘫痪。美国的瘫痪让俄罗斯乘虚而入,后者恰到好处地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 

与中东相比,亚太地区也在发生范式的转变,尽管形式更缓和。冷战之后,原本以遏制苏联为目标的西方阵营继续扩张,并将目标修正为巩固、拓展西方全球体系。美国、日本、韩国结成同盟,以对发展核武器的朝鲜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遏制,甚至准备必要时直接加以打击。在朝鲜半岛,西方的二元对立叙事呈现得无比赤裸。美国通过“邪恶轴心”、“暴政”、“核贱民”等标签,将朝鲜这个人口仅有2500万、积贫积弱的边缘国家,成功地描绘为与全球秩序水火不容的危险敌人。与此同时,韩国不得不将领导其经济起飞的威权政治制度转型成西式选举民主制度。在韩国的南边,还有更多东南亚国家启动了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历史性转型,加入了西方阵营。冷战时期与西方结成同盟的东南亚独裁者纷纷垮台,“民主政府”一个个登场。这一波转型涵盖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独立。西方与印度恢复友好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印度的民主信誉有关。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在所有大国中,中国的道路别具一格。在冷战的高潮阶段,中国主动自我调整,超越意识形态,选择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与“老大哥”苏联分道扬镳,与美国结为事实上的准盟友,为后来的经济开放、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打下了政治和外交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及中国的核大国地位,保证了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自主,有效地防止了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由于中国具有掌握自身命运的能力,西方阵营只能以最温和的策略对付中国,也就是和平演变。具体而言,这一策略是在经济层面与中国保持接触,其根本假设在于,根据西方宏大叙事的线性史观,随着经济的自由化,政治必定将走向民主化。在经济领域之外,西方阵营建立了具有针对性的攻守同盟,以期从政治、军事上遏制甚至孤立崛起中的中国。一旦中国隐约出现颜色革命的可能性,西方阵营会毫不迟疑地从旁煽风点火。一言以蔽之,西方阵营认为,中国终将被纳入由西方设计的全球体系和制度规则当中。但是,中国却有自己的计划。冷战落幕时,中国在胜利者的阵营中处于边缘地位,游离于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之外。中国决策者明智地认识到,只有加入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才能发展经济。此外,只有依托于美国创建和维护的全球安全结构,中国才能在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中优先发展经济,以及保障能源、产品进出口航路的安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强国,除按照后冷战时代的西方二元对立叙事转型外别无选择,但中国却成功的按自己的立场与全球体系接轨。稍加回顾不难发现,中国一直尽力使全球体系为己所用,但拒绝向其中隐含的西方叙事屈服。入世十多年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工业和贸易大国。然而,中国依旧完整地保存了一党领导的政治制度和外交独立自主权,大幅提升了军事力量。

龙:再跃于渊

在与世界的接触中,中国摒弃了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世界观与美国截然不同。中国在国际上的作为,常常被西方过于简单地说成是现实主义外交,其实,其反映了中国对文化主导性的深刻认识,即认为文化而非意识形态才是现今主导国际事务走向的关键因素。在中国的视角中,各国已不再按照意识形态站队,世界是各个国家、民族、机构互相竞争、合作、制约平衡的竞技场。全球化也不是各国走向同一预设目标的进程,而是多方面、多层次动态发展、不断变化的过程。

在中国的宏观战略中,中国视角主要体现在三个重要方面:保证自然资源的来源稳定;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整合;全球经济体系的治理。

仅仅30年间,中国就从贫穷的农业国变身为世界级工业国。中国外交政策的关键目标一直是、未来也将继续着眼于保证原油、工业原料等自然资源的供给。冷战结束后,苏联的退出在非洲、中亚、拉美和东南亚等许多能源储量丰富的地区留下了巨大的真空;而这些地区的国家正在经历转型。人们曾轻易地推测,美国作为冷战的胜利者以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定能在短时间内填补这些地区内真空,大幅度扩张其战略资产。但是,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却热衷于在这些地区推动符合西方宏大设计的国家转型。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实力仅仅体现于武断地拔苗助长,引进选举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在非洲,是否满足西方制定的政治标准,成为贫穷国家获得发展援助的条件;在缅甸,由于军政府与美国意识形态不合,美国企业拓展当地业务的禁令长期得不到解除;在拉美,美国向规规矩矩采取选举民主、开放市场的国家提供经济支持,同时惩罚那些自外于此的国家;在中亚,美国的策略尤为激进,直接策动“颜色革命”更迭政权。这些代价不菲的扩张计划,结果却打碎一地眼镜。

在此期间,中国却以更为谦逊的姿态,安安静静地深耕细作,如今在这些地区已堪称西方的有力竞争者。许多分析人士指责中国与当地独裁政权勾兑,对腐败睁只眼、闭只眼,所以能后来居上。这种观点过于肤浅、片面。在尼日尔,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与当地政府密切合作,遭受西方国家以及很多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谴责。西方一直认为尼日尔政府虚弱且腐败,其垮台必然严重损害中国的利益。2010年,西方的预言实现了,尼日尔政权发生更迭。但令西方大跌眼镜的是,两周之后,新政府就公开宣称,有意进一步巩固与中国的关系。在津巴布韦,中国在长期与被西方视为非法的穆加贝政府保持合作的同时,也与当地的反对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如穆加贝政府倒台,尼日尔的一幕就很可能在津巴布韦重演。

由于指责苏丹实施了种族灭绝,美国政府与喀土穆的关系陷于破裂。与此同时,中国却努力与这个能源储量丰富的国家拉近关系。在西方看来,发生在苏丹的悲剧孰正孰邪一目了然。而在中国的视角下,这是种族、宗教矛盾引发的复杂的国内冲突,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外部势力难以带来实质性改善。因此,中国在苏丹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在合作的框架下静悄悄地推动苏丹政府接受南苏丹公决独立的结果。由此,中国既抵御了西方的压力,参与了苏丹重建进程,又较早地给予了新独立的南苏丹有力支持。事实证明,中国在苏丹问题上的现实态度,比西方的敌视政策更有利于当地的稳定。最近,新独立的南苏丹总统访华时两国达成的新意向,足以佐证中国的利益不会受损,甚至还会进一步提升。

西方很多人谴责中国在非洲大肆开采资源,事实上是在“强奸”非洲。这种谴责毫无意义。在近代史上,非洲的确被“强奸”过很多次,但罪犯并不是中国。中国努力在非洲争取商业利益,但其中没有强迫因素。至于非洲人的利益,必须靠非洲国家自己来保护,其中许多国家正迅速干练起来。比如尼日尔的政府日渐成熟,坚持要求修订许多能源、矿产合同的条款,而中国政府也做出了不少实质性的让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中亚期间,除了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外,做出的另一个重大表态是,中国决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不谋求该地区事务的主导权。

回到亚太地区,美国与朝鲜之间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导致后者隔绝于世。许多现象表明,朝鲜希望与美国增进关系以求达到某种平衡,但美国的做法却断绝了朝鲜的出路。反观中国,与受到意识形态束缚的美国不同,中国很早便与韩国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中韩经济往来非常密切,中国已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不久前,韩国总统朴槿惠打破惯例,就任后先访问中国,再出访日本。美国为了抗衡崛起中的中国,一直强调在东北亚强化与日韩两国的民主联盟。不过,日韩间的意识形态同盟,显然远远弥合不了两国之间由于历史造成的重大民族主义裂痕。

许多分析者宣称,中国近年来在南海与东海问题上犯下了战略错误,认为中国在领海争端中的强硬态度,使众多邻国对华关系变得疏远,甚至令中国成为地区内其它国家眼中的威胁,导致美国高调推出“亚太重新平衡”战略。此类判断大谬不然。正好相反,历史或许会证明,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手段之灵活,是这个时代所有其它大国都难以匹敌的。由于中国没有参与亚太地区现行安全秩序的建立,这一结构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地区战略目标是在不触及军事冲突雷池的前提下改变现状。随着中国海军的军事存在抵及黄岩岛,以及中国海监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常规化巡航,国际社会开始讨论海域边界的争议,这证明中国的战略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同时,中国刚柔并济,除采取强硬立场外,还通过包容、慷慨的政策,争取与邻国建立共同利益圈。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是东盟国家的中流砥柱,中国与这两国关系的提升,对在东南亚地区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延伸将起到促进作用。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取得的最显著的成就,或许是成功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并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不是被这个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建立并维持的体系消融吸收。中国没有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创建,国际经济体系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们耗费数十年建立起来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之际,西方曾一度坚信,资本主义将遍及全球,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奠定的全球经济基础之上,在美国海军的保驾护航之下,将产生一个顺应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全球化世界经济体。

此后,“资本”确实走向了全世界,而“主义”却没有。中国接受了市场经济,利用了西方对于全球经济秩序的错觉,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争取到了相当优惠的条件。仅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已经从全球经济中不起眼的小角色成长为一个“巨无霸”。中国在不过多放弃政治经济独立性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利用全球体系增进了本国利益。在特惠贸易地位的保护下,中国的国内工业得以生存,其制成品通过出口大量涌入世界市场。作为获取中国市场的交换条件,跨国公司要在中国投资,提供就业机会和引进技术。封闭的资本账户使中国免于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毁灭性打击。

在遭到失败的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抵挡住了西方的攻势,保住了发展中国家专享的贸易特惠待遇。迄今为止,中国的判断是正确的,西方国家内部根深蒂固的经济利益决定了它们倾向于维持现状,在较小改动下继续获取利益。只有中国或欧美国家的政策出现大幅调整,这一格局才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而后者只有在西方国家放弃全球秩序的宏伟梦想,转而维护本国利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

利维坦与搭便车者

西方许多人指责中国“搭便车”。或许对这种指责最好的反驳是,只有傻子才不搭便车。17世纪的政治理论家霍布斯在其大作《利维坦》中的精辟论述,能很好地解释冷战后国际安全与经济秩序的设计原理:在缺少主导性权威的社会里,遵循原始丛林规则的个人意识到,适者生存的自然状态最终将毁灭一切。所以这些个人共同决定放弃自由以寻求利维坦的庇护;利维坦是秩序的担保者、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所有人必须服从于利维坦的裁定。在苏联解体后,美国扮演起利维坦的角色,追求普世化世界秩序的宏伟愿景。美国建立和强化了国际法、密布全球的军事同盟与国际机构网络,以确保冲突在规则范围内而不是通过武力得到解决。为管理全球贸易和金融,美国也在经济领域建立了类似体系。

西方认为,如果缺少法庭仲裁纠纷,没有警察部队维护法律权威,商业合同便不具有意义。同样,如果没有终极担保人维护规则,没有人不惜动用武力惩戒违约者,所有国际协约不过是一纸空文。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余年内,美国担当起了终极担保人的责任,对大量国家许下安全承诺;巡航世界各处航线;包揽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为惩罚自己眼中的“流氓国家”,有时甚至不惜违背自己建立的原则——例如发起伊拉克战争。美国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4.5%,国内产值占全球总产值不足20%,然而军费开支却占全球军费总额的一半。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在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管理体系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则维持了较高的福利水准。

唯一的问题是,美利坚利维坦不过是个庞大的幻象,并侵蚀着自身利益。所谓利维坦,是公正无私的统治者,是凌驾于世界之上的神,而不是参与世界的行为体。拥有3亿人口的美国既然是一个民族国家,便一定与世界上的利益紧密相关。在冷战结束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既扮演了统治全球体系的利维坦,又作为民族国家参与了这个体系。美国确实从其世界霸权中获益良多:美国公司在全球扩张,美元成为许多国家的外汇储备货币,使美国大规模扩张的消费型经济得以维持。但作为历史的瞬间,那个时代已经过去。

由于企图同时扮演全球体系的统治者和参与者,美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果继续下去,那么极有可能陷入经济和社会双重危机。仅过了一代人的时间,美国便债台高筑,中产阶级分崩离析,产业空心化严重,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教育系统资金匮乏,社会契约岌岌可危,政府面临瘫痪。美国社会的团结面临结构性威胁,这在大萧条之后尚属首次。美利坚利维坦维持着大量全球化项目,出于对其中巨大既得利益的考虑,美国精英阶级仍在坚定地强化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把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参与性角色置于次要地位。其造成的后果就是,美国人民的财富不可逆转地缩水,未来利益被严重透支。美国人民从精英阶级手中夺回权力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

利维坦退却,新未来开启

叙利亚可能会成为一道分水岭。美国对出兵再三犹豫并最终作罢,这在冷战后尚属首次。美国人民迫使政治精英擦掉了奥巴马划的所谓“红线”。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型中的世界。在一种陈腐的范式背后,二元对立的话语虚泛地描述着一个已是名副其实的全球体系。21世纪的冲突源于文化、宗教、经济、历史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多重裂痕。然而,处于全球体系顶端的西方联盟死守一套只承认单一裂痕的话语,这套话语是西方国家所有政策与战略的源头或基础。如果时代需要,目的论话语可以成为强有力的武器。二元对立推动了西方联盟走向全球实力的巅峰,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这套老话可能成为禁锢西方的牢狱。随着西方国家的政策在全球各处步履维艰,这一点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所以,许多人开始问,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成为新的超级大国?有人甚至宣称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基辛格、弗格森等重量级人物还曾在多伦多就这个话题展开过一场辩论。

中国最大限度地成为全球化的受益人。然而,不论现在还是未来,中国或许都不会接受民主自由为普世性意识形态,也将断然拒绝将其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演变为资本主义。许多西方人原本坚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与世界秩序的接轨,中国将皈依 “现代性”这个西方宗教。正因如此,他们对当今的中国深感困惑。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中国的行动都必然遵循国家利益的导向。在这个“后意识形态”的世纪里,中国一方面不断通过国际体系获益;另一方面捍卫自主主权不受外部势力的侵蚀。西方曾宣称,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不接受普世计划就不可能走向繁荣;而今中国的成功,为发展中国家展现出了新的可能性。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正在未知的海域里航行。世界并没有在统一的体制下走向大同。世界体系的担保人无法继续为这样的体系买单。或许我们的时代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新的“战国”时代。中国似乎开始展望未来并构思新话语框架——也就是习近平在加州峰会时向奥巴马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是,中国相当明智地认为,当前的全球体系虽然不可持续,但中国必须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否则,冲突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默许美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克服短期利益的诱惑,对邻国做出的种种妥协,正是和平崛起的体现。或许,更加可持续的国际结构终将出现,但与过去不同,新的结构将不是某大国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独立行动的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合作与竞争的综合结果。

 

李世默

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学者,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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