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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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舆论空间积极扩大中国话语的影响力

李世默 来源: 2021.06.16 15:01:12


 

    过去的一年,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段低谷。特朗普及美国一些政客出于竞选需要和美国极端势力的政治诉求,不断向公众散布反华、仇华言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也急剧下降,据媒体报道,有超过70%的美国人对中国表示反感,近期估计也不会有大的好转。

在这样的语境里面,社会上有很多非常悲观的论调,认为美国社会已经形成共识,要跟中国全面对抗。其实,美国社会盲目的反华情绪是缺乏自洽性的,它背后既没有国家利益、集团利益的理性考量,也没有反映出不同社会群体在中国问题上的利益冲突,所以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在外宣和舆论工作中应采取精准定制、分化制约的策略

    随着新总统拜登的上台,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工作重心首先是去特朗普化,着重解决疫情、经济等问题,同时避免激怒支持特朗普的右翼保守力量,加剧国内的分裂。

    在外交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当务之急是修复和盟友的关系,把欧洲的外交作为重点,重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还有一批人主张继续特朗普提出的印太战略,在对华政策上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宣传中国威胁论。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的对华舆论格局,体现出不同政治派系的利益考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这给我国外宣和舆论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会,我们应当采取精准定制、分化制约的策略。

首先要认识到,美国社会结构是非常复杂的,从政治精英到民众,对中国的认识是多元化的。美国的政治精英主要分为四个派系。

第一个派系是建制派。主要就是台上的拜登总统那一派,以及民主、共和党两党传统的建制派,还有企业界、金融界的精英群体,在本届美国政府中占主导地位。这一派系同样存在反华倾向,认为在冷战后的国际秩序下,中美两国利益分配对美国不公平,导致中美关系不可持续。包括意识形态主义者,以及那些所谓人权卫士,特朗普后来扩展的东西他们也很看重。但建制派寻求的是一种和中国既有斗争,又减少自身伤害的模式。他们对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全球问题是很关注的,他们愿意在全球治理上和中国合作,也不愿意在斗争中自损八百。

    第二个派系是“美国优先派”。主要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多数集中于“红州”,大体覆盖了美国国内具有孤立主义、民族主义倾向的群体,思想上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特征。这部分人主要关注美国国内的身份认同政治,在中美关系上,他们最看重的就是贸易,强调要保护美国利益,和中国在贸易上寻求某种形式的对等和对抗。由于特朗普被主流媒体禁声,这一派系在声势上有所减弱。但从大选结果看,右翼保守势力在国内具有坚实的基本盘,依然能够对现在的美国政府政策方向施加不小的压力。

    第三个派系是极端派。就是前国务卿蓬佩奥这一派。这一派系是新保守主义的延续,包括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和极端的自由主义者,极端派均在其中。他们讲自由民主、讲人权是作为一种武器,他们主要关注现实的国家竞争,所以也会在全球范围推行自由主义。在中美关系上,这部分人将中国视为头号威胁,为了遏制中国,他们是不惜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宁可伤害自己,也要把中国拉垮。

    第四个派系是新左派。这个派系受到美国千禧一代的支持,他们对美国政治体制持很严厉的批评态度;他们痛恨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善于利用社交媒体,组织动员能力非常强。在过去几年里,发起了“黑命贵”、“占领华尔街”等社会运动,年初发生的美国“散户韭菜大战华尔街”事件,也是新左派支持的运动。这也印证了此前多个权威机构做出的民调结果,美国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好感越来越大,其支持率和资本主义拥护者基本已经持平了。因此这一群体应该是我们争取的对象。

政治精英以外的美国民间社会,则为我们外宣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美国民间社会跨越不同的年龄、种族和地域,有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取向,对中国的认识也是多元化的,虽然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会受到来自政治精英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固化的。民众依然能够通过文化、教育、商业等领域接受不同的思想,而不存在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政治精英在利益上往往也是不一致的,因此,可以看作是民间社会的组成之一,也能作为中国与美国民众建立联系的渠道。

针对美国对华舆论格局的特点要有协调性和针对性

    针对美国对华舆论格局的特点,我们在海外的舆论工作应该提升协调性,增加分散性。

首先,我们不应该把美国看成一个整体,而是要将美国政府和美国老百姓一分为二。他们的策略是把我们的党和人民一分为二,我们也要把他们的政府和人民一分为二,充分抓住所谓“深层政府”在国内不得人心的弱点。我们应该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面对新冠疫情这一全球性危机,痴迷于政治斗争,不顾美国人民的生命利益。同时必须要强调,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中国期待一个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来应对当前人类社会的共同挑战。

其次,我们对美国的政治精英派系要分别对待,有针对性。对于建制派,尽管拜登已经当选,但是建制派和“美国优先”与极端派之间的矛盾却进一步加深。我们要利用这一矛盾,提倡求同存异,寻求一种中美之间既斗争又合作,避免相互伤害的模式,与他们在气候变化、抗击疫情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加强合作,在舆论上也要发出这样的声音。对于“美国优先”派和部分的极端派,要利用他们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想,向他们倡导主权意识,强调贸易利益,批判美国的扩张主义。对于新左派,我们要将他们看作可以团结的对象。新左派跟“美国优先”派是势不两立的,新左派与建制派之间也有根本的矛盾和斗争。通过宣传中国在推行社会平等、解决贫困问题和抗击新冠疫情上取得的成绩,我们可以进一步倡导集体主义,批判美国政治制度下贫富分化、种族主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针对性做好美国民间的舆论工作

    针对美国民间的舆论工作,美国政治精英已经将其视为意识形态层面的威胁,酝酿一系列针对中资媒体的定向打击,包括美国国务院变相驱逐中国记者,推特把我们的账号封禁了。这个局面下,我们要努力做好如下工作:

    第一,加强自上而下的总体协调。针对西方受众群体的差异性,进一步提升宣传舆论工作的精细化。我们外交官和媒体在推特上的发声应细分化、多元化。对于新左派、建制派以及广大受益于中美关系的普通民众,要继续加以团结,进一步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发出全球治理的合作倡议,对于顽固的反中政治势力要揭露他们的政治野心,揭露他们防疫不力,置人民生命健康于不顾,导致美国数十万人死亡,揭露他们导致美国贫富不均的政策,把这些人跟美国人民对立起来。

第二,在网络治理方面,要利用互联网自下而上的分散性。近些年互联网在国内舆论中的作用是非常成功的,广大的90后、00后年轻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能够熟练掌握互联网舆论工具。在国内社交媒体,我们的“自干五、小粉红”们面对西方的舆论渗透,已经展现了强大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我们要有信心,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年轻人。

我们应当在西方打造全新的媒体平台和媒体产品

  要鼓励海外的和国内出去的“自干五”们,让我们的民间力量能够自发联络和组织起来,用这种分散化、非官方的力量介入西方舆论斗争。这里面有普通老百姓,有医生、老师、警察,我们的张文宏医生开推特讲新冠疫情,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舞蹈家,讲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话,今后两三年也许可以造就出几百个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具有非常大影响力的中国人。他们不代表政府,说错话也没什么关系。要培养更多的海内外“自干五”网红,形成自下而上的方式产生议题、引领议题,在西方舆论空间逐步形成动态的议题设置能力,在多元化的美国民间社会培育相应的受众群体。由于西方无法封锁这种自下而上的传播力量,通过发动群众,我们可以在西方舆论界内形成自己的代言者。

从长远看,我们要在西方积极布局自己的媒体平台,特别是在新媒体阵地。随着疫情对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价值观的多元化,我们应当在西方打造全新的媒体平台和社会媒体产品。今后的媒体平台应当去官方化,在内容上进一步国际化,在报道全球新闻的同时,融入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我们的媒体应该不只是看中国的事情,全世界的事情都应该评,都应该报道,逐渐在西方舆论空间积极影响,建立公信力,吸纳西方社会愿意自我反思的力量,扩大中国话语在全球的影响力。

(编辑  尚鸣)



本文是作者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期召开的“国际交往体验及当下应对之我见”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摘编。

* 李世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理事、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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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默

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学者,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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