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分享:

当代西方民主能否走出困境?

宋鲁郑 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06期 2014.06.24 18:17:41
当代西方民主制的退化,可以西方最发达的美国为例:其现象,一是金钱的重要性日益增大;二是裙带和家族政治日益突出;三是政党利益高于一切,政党恶斗成为惯例。

近代西方民主,在一战后达到高峰,但不久即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受到挑战。西方民主模式因之演变、代之以全民普选为特征的当代西方民主。

当代西方民主曾经在和苏式共产主义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然而还不到四分之一世纪,西方民主却陷入了全面的困境。

西方制度的“夜莺歌手”《经济学人》的封面文章《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对此归结为:一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的崛起。

从学术角度讲,这一“权威答案”了无新意。但这次西方自己居然把中国模式上升到与其平起平坐的高度,从现实的角度看非同凡响。

可以确定的是,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讲,世界上唯一延绵传承的中华文明再一次处于上升期,而且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崛起的因素不会消失。也就是说,西方民主要想走出困境,不能寄希望于中国模式的失败,而须自我进行痛苦而必要的改革甚至革命。

西方昔日优势已不存在

许多学者认为,西方1929年的大危机都挺过来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算得了什么。但1929年的西方有几个优势:一是没有全民普选,政治精英仍然能够独立和较为迅速地进行决策。二是还没有建立福利制度,其产业竞争力和效率依然强大(今天的欧盟,人口占世界的9%GDP占世界的25%,福利开支却占世界的50%,其高昂成本必然导致其丧失国家竞争力)。三是当时西方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可以掠夺资源、转嫁国内危机。四是西方仍然垄断国际资本、工业生产和技术,仍然垄断原材料的定价权。

2008年金融危机时,西方昔日的优势都不存在了。第三条优势的破灭是历史进步,第四条优势的渐渐丧失则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中国对外贷款超过世界银行、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的需求令原材料国家有更多的选择)。但第一和第二条则完全是西方自身的因素。

西方民主发展到全民普选,有其历史合理性。当年的西方面对重重危机和与前苏联意识形态的竞争,只有通过全民普选来化解。

让民众有权力参与政治本不是坏事,但从精英票决民主转为大众票决民主,一个根本的不同在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丧失。有限选举成本不高,资本对政治精英的影响尚非决定因素。但大众民主下,政治要受民众(甚至民粹)制约,选举成本呈几何增长,对资本空前依赖。这就是2008年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2008年危机的导火索是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逻辑是穷人有房住,资本有利润。政客对哪一方都开罪不起。美联储掌门人格林斯潘后来在国会做证:我能让穷人失去房子,银行破产吗?

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实际是高昂的福利制度造成的,这一制度则要拜民主制度所赐。选民希望迅速兑现更好的生活,政治人物则为了胜选轻率迎合选民,甚至不断竞相加码。福利开支遂以远超国家承受能力的速度上升。政党轮替使得危机如击鼓传花。即使没有美国金融危机的引爆,最终纸也包不住火。

从制度的角度讲,这种矛盾无解。选民不同意削减福利、也不会同意增加劳动时间(延长退休),资本也不同意增税。比如加州是美国第一大经济体,却长期负债累累,濒于破产。原因很简单,每次公投,增加福利的提案全部拥护,增税提案全盘否决。美国选民的素质也不过如此。

也有西方国家突破了上述制度的局限。一类是冰岛、希腊这样的小国。冰岛破产后立即以公投的方式赖债、本币贬值,几年后走出了危机。希腊是欧元区成员,既不能赖账也不能贬值,只好求助于欧盟,但必须接受苛刻条件:削减公共开支、缩减公务员规模等等,即在外部强大外力下,方能顶住选民和资本的压力痛下决心改革。这个过程中伴随着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

另一类具有特定政治和文化传统和国民性格的某些大国。如英国,政客敢于用铁腕对付民众、且不承担后果。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大刀阔斧治理“英国病”:向工会开战、削减福利和政府开支,不为反对意见所动,对工人抗议和示威毫不手软。该夫人在遇到全民反对之时恰逢马岛战争,战争胜利为其改革赢得了时间。但改革的负面效果同样明显,例如英国铁路私有化,票价贵、速度低、设备更新缓慢,暂时也没有改回去的希望,政客的铁腕恐怕不会用来对付私人资本。又如2008年卡梅隆政府施行紧缩政策,引发伦敦大骚乱,政府抓捕两千多人并实行连坐法;下令法官严审重判快判(绝大多数被告是未成年人)。面对非常形势,英国政府毫不迟疑地抛弃了民主的基本原则。

德国则是另一种类型,在关键时刻,政客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超越党派政治。世纪之交,德国有成为“欧洲病夫”之虞,施罗德总理上台后着手削减福利,结果败选下台。默克尔以来的经济增长,很大部分得益于施罗德的改革。施罗德为推进改革不顾自身进退,继任的默克尔不顾虑选票继续推行施罗德的政策,均属难得。今天的德国,四分之一的受薪者月收入仅500欧元(法国最低工资是1300欧元左右),这就是德国奇迹的背后。

显然,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成为英国或德国。到现在为止,西方也还没有找到解决之道。

西方民主的退化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按统治者人数的多少划分了三个政体: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他指出:君主制可退化为僭主制,贵族制退化成寡头制,民主制退化成暴民制。当代西方民主制的退化,可以西方最发达的美国为例:其现象,一是金钱的重要性日益增大;二是裙带和家族政治日益突出;三是政党利益高于一切,政党恶斗成为惯例。

美国是很年轻的国家,是从一张白纸上建立起来的。建国之时,机会相对公平。然而200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政治捐款最高额的限制,后又取消了个人向候选人和政党捐款的最高限额。《金融时报》评论道:在一个顶层1%人口占据全国财富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体里,这么做会侵蚀共和体制。

金钱与政治联姻的一个后果,是家族政治的崛起。《金融时报》称:过去9次总统大选,有7次出现过布什家族或克林顿家族的成员。

美国的政党恶斗,从美国民众对国会的满意度只有14%中可见一斑。

对西方世界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只是时间不多了。再过6年,中国极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再过30年,伊斯兰社会将通过超高的出生率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而取代西方文明。这一点,西方的学者倒也是有着清醒的认识。

《华盛顿时报》专栏作家Tony Blankley在《西方最后的机会》一文中说:一代人之后,欧洲将变成“欧拉伯”,并对美国形成超越纳粹德国的威胁。他呼吁采取极端措施:强化宣传、媒体审查、言论控制、搜寻颠覆者、对祖籍是敌对国国民的人实行监禁和限止旅游,以拯救西方的民主。此书得到了基辛格的高度评价。

Patrick J. Buchanan,曾担任过三任美国总统高级顾问。在他的著作《西方的灭亡》中写道:由于欧美崩溃般的出生率、大量移民入侵,西方正在死亡。即使不考虑人口的变化和替代,在施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族裔因素主导选票流向的例子也并不罕见,甚至可能因选举激化矛盾而撕裂社会。

还有一大因素令西方民主的前景十分暗淡:面对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庞大人口的压力,西方民主不但束手无策,甚至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方面,民众(也是人类)的贪婪本性在民主制度下得到了极大的放大。美国占世界6%的人口、消耗了世界35%的能源。而握有选票的选民能够否决任何计划生育政策(如印度的人口爆炸)。在地球还拥有充足资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弊端还不足以致命。但今天很可能到了难以持续的程度。人类资源的有限性也决定了西方这套民主制度终将被淘汰的历史命运。

总之,西方要想度过眼前的危机,最根本的是要想办法遏制资本的干预,以及大众的贪婪和非理性。未来的命运取决于是否有办法同化不同种族的价值观。改革西方民主制度,不等于没收投票权,而是必须形成高效的调节机制,平衡资本与民粹。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当民主制度无法解决问题时,它缺乏退出机制。牛津大学一位教授在329日的《华盛顿邮报》发出这样的悲鸣:美国民主正在重蹈雅典的覆辙。

(摘编自:宋鲁郑《当代西方民主能否走出困境?》参考消息 2014-04-30

(编辑  远山)

 

相关阅读

宋鲁郑

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热门话题

关注医改,没有健康哪有小康

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疗改革,明确医改的目的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

查看更多

新常态下装备制造业路在何方

2015年4月22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牵头,邀请行业内部分重点企业领导人和管理部门&...

查看更多

>

2019年07期

总期号:期

2019年06期

总期号:243期

2019年05期

总期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