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曾预言，“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是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如今，中国崛起已不再只是学者们的预言，而是每天都在发生并影响着世界的现实。今天，大国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为经济实力的竞争，而经济实力的竞争又集中体现为各国大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因此，中国的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需要立足于培养一批具有产业带动力、市场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美国：大企业在国家崛起中产生
“时势造英雄。”纵观近200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大企业的产生无不伴随着国家崛起的脚步。以美国为例，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两次大企业“井喷”，都是产生于技术变革不断加速、国家实力不断提升的时期。
美国大企业第一次集中出现的时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这一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使世界从“蒸汽时代”进入“电力时代”。电力的推广、电报电话的发明、火车、汽车、轮船的升级带来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交通通讯的便利提高了货物、信息流通的速度，市场流通更为便捷，大规模、远距离的交易成为可能。特别是铁路的大发展，大大降低了长距离和大量运输的成本和时间。19世纪70年代，货物从费城到芝加哥的运输时间从原来的3周缩短至3天。技术的改善带来了惊人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美国广袤的国土、巨大的人口规模所蕴含的消费潜力被彻底激活了。现代大型零售商打通了物流和销售环节；新发明、新产品进入普通消费者家庭；制造企业面对几乎是无尽的市场，唯一要做的就是创新产品、降低成本，通过扩大企业规模实现规模效应。消费潜力的释放和工业生产能力的释放，再加上美国发达的融资系统，给了美国大型企业得天独厚的发展土壤。到19世纪末，美国企业掀起了一轮轮并购重组的浪潮，如J·P·摩根将卡内基创办的卡内基钢铁公司并入自己的钢铁公司，形成美国钢铁集团，几乎垄断了美国的钢铁供应。到20世纪初，美国的主要行业均被大型托拉斯集团垄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大王”，如“钢铁大王”卡内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汽车大王”福特等。福特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杜邦公司、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等等也都形成于这一期间。与之相对应，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制造业已超越了昔日的世界霸主英国，跃居世界第一位。
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赢家，摆脱了经济“大萧条”和战时经济限制的美国，凭借其实物资本和无形资本的积累，推动了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科技和工业革命，迎来了又一个大企业集中产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一大批美国企业借助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迅速成长为大型的跨国企业，至今仍在各自领域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成为美国国家实力的坚实依托。
在汽车制造领域，美国的三大汽车厂商福特、通用汽车、克莱斯勒依然在全球市场中拥有巨大的市场份额；在军用和民用航空领域，洛克希德•马丁以及波音公司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能源领域，世界四大石油公司中的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均为美国所拥有；在零售领域，沃尔玛的连锁店开到全球各国；在快餐领域，并不以餐饮业闻名于世的美国却诞生了麦当劳、肯德基两家连锁快餐巨头，由于几乎在任何国家都能买到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经济学家们甚至以这种汉堡的价格来衡量一国的实际汇率；在金融领域，美国的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集团、花旗集团、美国银行、美国国际集团（AIG）、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是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基石；在农产品领域，全球四大粮商中的三个阿丹米（ADM）、嘉吉和邦吉位于美国，孟山都公司更是垄断了种子行业的供应；在消费品领域，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宝洁创造了营销的神话，也让全球商界认识到“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价值；在化工和医药领域，美国拥有强生、辉瑞、默沙东、杜邦、陶氏化学等国际巨头；在传媒领域，美国拥有默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好莱坞文化伴随着迪士尼、时代华纳等公司的电影传播至全球每个角落；在高科技领域，美国诞生了苹果、谷歌、IBM、微软、思科、甲骨文、惠普、亚马逊、Facebook、eBay等一大批信息高科技企业与互联网公司，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中国：国家命运与企业发展休戚与共
近代以来中国企业的发展轨迹则从另一个侧面勾勒出国家命运与企业发展休戚与共的关系。鸦片战争后，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中，诞生了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1865年在李鸿章主持下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新式工厂，也是清朝末年最大的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以生产枪炮开始，后来逐渐生产钢铁、造船以及一系列配套机械设备，是中国机械制造产业的开端。江南制造总局后来更名为“江南造船厂”，一直是中国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1872年成立的另一家著名企业招商局，这是晚清首家官督商办的企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招商局曾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商船队，开办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电报局、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投身于现代工业的新兴企业家群体，例如“红顶商人”盛宣怀、胡雪岩，状元实业家张謇、荣氏家族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等。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以及在此时期产生的近代企业最终并未能挽救清王朝的命运。清王朝覆灭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尽管如此，中国的民族企业依然在战争、动乱的缝隙顽强生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的无暇东顾使中国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缓和，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面粉、纱布等轻工业品畅销海外。1928年至1937年间，随着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中国经济也进入了“黄金十年”，工业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左右，荣氏集团、大生集团、永安集团等民族企业也获得了扩张和发展的机遇。但好景不长，随后的日本侵华直接中断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倾轧下，民族资本的大企业之梦也随之破灭。可见，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黄金十年”，无论是“官督商办”还是“民族资本”，没有民族独立和国家强盛，就不可能有大企业的生长环境。正如经典话剧《茶馆》中那个心怀实业理想的秦二爷，从意气风发到黯然自尽，在积贫积弱的国度，通过办企业、搞实业报国救国只能是如水月镜花般的美丽梦想。
已有150年历史的江南造船厂至今仍是我国重要的造船基地
大企业成长与国家竞争力
2014年7月，《财富》杂志公布了最新的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国（含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上榜企业数量达到创纪录的100家，仅次于美国。而早在2012年，中国企业就以79家入围的总数超越日本，与中国的GDP排名一样，位居世界第二。榜单所能揭示的只是冰山一角，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快速崛起，中国的大企业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并在全球竞争中一次次地让世界震惊。
2012年7月23日，中海油宣布以151亿美元的对价收购加拿大能源公司尼克森全部流通普通股，并承担其43亿美元债务，刷新了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的新纪录。对此，英国《金融时报》评论道：“这一大胆步骤标志着中国能源集团在海外扩张方面越来越有信心。”《华尔街日报》刊文则称“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2013年3月29日，正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迈阿密港口的码头上发表演讲，鼓励美国民众使用“美国制造”时，一阵大风吹起了悬挂在港口起重机上的美国国旗，显露出被遮挡的起重机品牌logo。“ZPMC”，这正是中国企业“振华重工”的英文缩写，这家知名的重型装备制造企业，是世界上最大的重型装备制造厂，其研制和生产的大型港口机械占据世界市场75%以上的份额，远远超过日本的三菱、三井，韩国的三星、现代，以及德国的蒂森克虏伯，成为世界港口机械的“霸主”。
2014年5月6日，阿里巴巴集团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递交IPO申请，计划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或纳斯达克全球市场整体上市。9月19日，阿里顺利登陆纽交所，融资额达到218亿美元，超过社交网络巨头Facebook、VISA，成为美国市场有史以来融资规模最大的公司。随后阿里实施“绿鞋机制”，将最终融资规模推高至250亿美元，摘下了全球资本市场最高融资额的桂冠。
仅仅几年，从传统的能源矿产到高端的装备制造，再到新兴的互联网电子商务，中国大企业的崛起已成为中国崛起中的精彩华章。今天，中国石油、中国工商银行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巨无霸企业；华为超越爱立信成为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联想超越惠普成为全球电脑市场的最大供应商；腾讯、百度也已经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互联网公司。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的中国大企业群体，正在成为中国崛起、中国经济崛起的“国家脊梁”。（精彩句子，下同）
事实上，大企业竞争力与国家崛起从来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国家崛起为大企业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时代机遇和外部环境，而大企业集群的形成则为国家崛起提供了最坚强的支撑，从根本上讲，大企业的崛起本身就是国家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项研究中，有学者曾比较了1995年以来中国企业占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比重和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结果发现两者都是呈上升趋势并且逐渐趋同。1995年，当中国企业首次出现在《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的榜单上，只有5家上榜企业；那一年，中国的GDP为7006亿美元，排名世界第7位。而当2014年中国GDP超过10万亿美元时，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也超过了100家。
如果将视野拓展到世界范围，也可以看出，一国大企业的数量与该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是一致的。战后初期，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62年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企业的数量为301家，超过其他国家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之和。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等东亚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大企业数量也显著增加，日本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由1962年的31家增加到1996年高峰时的141家，韩国也由1976年的第一家增加到1996年的13家；同期，由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美国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也随之减少，到1996年减为153家。此后，随着日本进入“失去的二十年”，中国的迅速崛起，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开始下滑，其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到2014年减少为57家；同期，美国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则缓慢减少至128家，基本与其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变化相一致。正如迈克尔·波特所指出：“在国家层面上，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生产力’。国家的基本目标是为其人民提供高水准的生活，实践这一目标的能力则取决于运用劳动与资本等国家资源所得到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之间的竞争首先就是经济竞争，而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实质上是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大国之间的国际竞争突出表现为其大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角力。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一批具有超强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国力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大企业是“走出去”的排头兵。破解资源约束、提升资源保障需要大企业。目前，我国在原油、铁矿石和有色金属等战略资源上高度依赖进口，如原油的对外依存度达到近60%，而铜精矿和铁矿石等的自给率则不足20%。这种对于外部资源和能源的高度依赖，不仅抬高了我国持续发展的成本，对国家的战略安全也形成了潜在威胁。而在国内缺乏资源禀赋的情况下，国家将通过“走出去”来获得更多资源保障，在高资本投入的资源能源行业，将依靠具有资金、技术和经验优势的大企业到国际市场配置资源。例如前述中海油对加拿大能源公司尼克森的收购，获取了大量优质的油气资源；再如，2014年以五矿集团为首的中国财团完成的对世界最大的在建铜矿秘鲁邦巴斯（Las Bambas）铜矿项目的收购，该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每年产出45万吨铜精矿，增加了国家矿产供应保障等，都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
大企业是产业的整合者。化解产能过剩、实现产业升级需要大企业。在我国以往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在众多领域形成了大量低附加值的过剩产能，这也需要由大企业主导进行重组整合，通过提升产业集中度，淘汰落后产能、优化资源配置来提升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升级。例如在高度分散、过分竞争的水泥行业，中国建材集团通过近10年的并购整合，跨所有制、跨区域、跨行业重组上千家企业，实现了集团收入从20 亿元到2500 亿元，利润从1 亿多元到120 亿元，超过100 倍的高速增长。截至2013年底，中国建材集团所属的水泥产能超过4 亿吨，稳居全球第一。这对于在本世纪初由数千家企业相互竞争，行业内依赖国外力量来整合行业的中国水泥产业来说，实在是一个奇迹。
大企业是创新的“发动机”。加大研发投入、推动自主创新需要大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成立20多年以来，华为由一家初始资本只有2.1万元的民营企业，成长为业务横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规模近2400亿元的大型企业。在其发展历程中，华为始终坚持聚焦战略、持续进行研发投入。目前作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华为对电信基础网络、云数据中心和智能终端等领域每年投入研发的费用达到销售收入的10%以上，近15万员工中从事创新、研究与开发的员工超过45%。华为在170多个标准组织和开源组织中担任核心职位，已累计获得专利授权36,511件。2014年11月，华为首次提出4.5G概念并提出最早到2016年实现4.5G的商用。这意味着从模拟时代开始，2G、3G到4G，一直苦苦接受和追赶国际通讯标准的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参与到下一代的通讯标准的制定之中。
大企业是国际标准的制定者。应对竞争格局变化、参与国际竞争也需要大企业。金融危机后，一方面传统行业开始重新洗牌，少数具有先发优势、成本优势、规模优势的国际行业巨头掌握了价值链的关键环节，操控着全球资源供应体系的话语权，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以移动互联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快速的变革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成为全球技术和商业创新的源泉。2013年，德国政府率先提出工业4.0的概念，描绘了未来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智能生产模式。可以说，未来的国际竞争是包含技术之争、模式之争、标准之争、地位之争、规模之争在内的全方位立体竞争。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也只有大企业才有资格参与高端市场的角逐。
总之，大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和脊梁，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载体，大企业富则国家富；大企业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更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大企业强则国家强；大企业是进行技术研发、创新升级的主力，大企业智则国家智；大企业是带动中小企业、推动整个行业上下游产业链的主力，大企业进步则国家进步；大企业是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先锋，大企业雄于全球则国家雄于全球。
企业发展中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与百年前的苦苦上下求索不同，今天，中国崛起的大环境为更多中国大企业的产生和成长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而中国的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也需要更多的中国大企业来带动和支撑。从历史经验看现实选择，有两个现实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是不容回避的。
第一个是在大企业成长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迈克尔·波特在其关于国家竞争力的“钻石模型”中，将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目前对于国家竞争力的各种研究中，也都是既重视市场因素，也重视政府因素。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最为发达、对市场干预最少的美国政府，也在金融危机后对破产保护的通用汽车进行了救助和重组。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面对强手如云的国际市场，如果仅靠企业自己发展，很难形成竞争优势。企业的成长一方面有赖于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多方面的支持。这一点在韩国大企业的成长经历中有突出的体现。作为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韩国大企业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的大企业战略指导下和政府的全力扶持下成长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为发展出口产业，韩国政府对承担出口任务的大企业采取低息融资、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同时采取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保护本国企业集团免于国外竞争，使相对弱小的韩国企业集团有宽松的发展空间。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三五”、“四五”时期，他们将重化工业作为本国的重点产业，对重化工业实行政策倾斜，并通过行政指令将这一发展任务落实到大企业身上。由于重化工业本身是出口导向产业，承担任务的大企业同时享受着政府对于出口产业和重化工业的双重政策优惠，使韩国的重化工业企业迅速发展，并走向大型化、国际化。1975年，政府指令大宇、现代、三星等13家公司为韩国的综合商社，并相应为综合商社提供贸易行政、财政金融、情报支援等支持，使韩国的大企业逐渐成为集商、工、贸于一体的综合企业集团。[1] 在对大企业进行倾斜性资源配置的同时，政府还有计划地指导企业合并、重组，以减少国内恶性竞争，形成规模经济。例如，为解决汽车工业发展初期存在的散、弱、小的问题，韩国政府强制国内十几家汽车制造企业合并成一家，后又只允许现代、大宇和起亚3家生产汽车并经营，使其不断壮大、成为汽车工业的骨干。在信贷政策上，政府给予大企业倾斜的政策性支持。为满足大企业成长对资金的需要，韩国政府没有实行通常的以发行股票的方式来让大企业筹措资金，而是实行倾斜的信贷支持政策。当企业资金困难时，有关当局提供低息紧急贷款援助，或者给予财政方面的支援。对大企业的巨额信贷支持，使企业规模迅速扩张，一些大企业很快在国际市场上显示其优势，与强大的跨国公司展开竞争；有的进入世界500强行列。[2] 如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前位的三星集团（2014年排名第13位），不仅在纤维、食品、电子、建筑、贸易、金融、保险、机械、飞机制造、造纸、流通等行业均有涉足，还拥有规模庞大的百货商店、游乐园、高尔夫球场、医院、果园农场、海水浴场、旅馆等服务设施。以致韩国人自己戏称：“韩国人一辈子不能避免的两件事就是死亡和三星。”
中国行业和企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指导和各方面支持。如今已成为中国外交名片、被人们称为“中国奇迹”的中国高铁，也是在政府引导下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企业发展的典型例子。从2004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确立“四纵四横”的客运专线网起，至2014年底的10年间，中国高铁建设从零起步，建成并运营高铁里程达到1.6万公里，超过全世界高铁总运营里程的一半。这其中，既有中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京津城际高速铁路，也有全长1318公里的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京沪高速铁路；既有世界上第一条穿越高寒地区的高速铁路哈大高铁，也有全长2298公里的世界上干线最长的高速铁路京广高速铁路。从平原水乡到戈壁沙漠，从高原冻土到热带雨林，今天的中国高铁已连接28个省份，年运输人次超过８亿。中国高铁将吸收消化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掌握了设计施工、装备制造、车辆控制、系统集成、运营管理等成套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高速动车组是各种尖端技术的高度集成，共涉及9大关键技术及10项配套技术，有5万多个零部件。只有各项技术、各个部件的协同运行，才能保障列车跑出高速。2004～2005年，中国北车、中国南车等企业，先后从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法国阿尔斯通和德国西门子引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高速动车组；此后，中国高铁在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面积实现了“去日本化”、“去阿尔斯通化”乃至“去西门子化”。2014年11月25日，装载“中国创造”牵引电传动系统和网络控制系统的中国北车CRH5A型动车组进入“5000公里正线试验”的最后阶段。牵引电传动系统是‘高铁之心’，列车的动力之源；网络控制系统则是‘高铁之脑’，指挥着列车的一举一动。两大系统实现百分之百的国产化标志着高铁列车最核心的部件已经实现了百分之百的“中国创造”。
在中国高铁的成功经验中，政府的主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体现在通过统一的全国市场,低成本引进技术；另一方面体现在通过打破部门、行业、院校、企业的体制壁垒，整合全国的科技资源，实现以铁道部为主导、机车车辆制造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战略性产业的公共创新平台。
另一个是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实际上，在世界500强企业的榜单中，上榜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例如，在2014年上榜的91家中国大陆企业中，有84家是国有企业，占比达到9成以上。谈论中国大企业，不能回避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能否成功实现改革发展，将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顺利实现转型崛起；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也必须从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如何实现国家崛起的层面来认识。
1978～1984年，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和利改税改革等阶段，使国有企业的活力大大增强。1984～1992年，按照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国有企业进行了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特征的改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但承包经营责任制并没有实现政企分开，企业并没有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计划经济思维依然深刻影响着市场的供需结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新阶段。1997年，十五大提出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和改组等重要方针政策，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3] 2003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代表国家行使对于189家中央企业的出资人管理权，成为掌握7万亿元国有资产的“超级老板”。国资委推动国有企业聚焦主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有经济布局过宽过散的问题；支持国企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工作，有力地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积极促进国有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的大型企业。国资委成立的10年间，国有企业得到迅猛的发展。2013年，113家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4.2万亿元，上交税费总额2万亿元，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3万亿元，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拥有绝对的控制权，牢牢地把握着国家经济的命脉。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国企改革是由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所决定、并逐步调整的。国有企业改革从一开始的放权让利等初级形态一直到承包制、租赁制、公司制乃至于产权改革，都是着眼于国家与社会的平稳转型、长久发展和全民族的整体利益，依据不同时期的形势需要和发展要求所展开的企业制度改革的不同形式。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新思路，国有企业改革又翻开了新的篇章。在进一步探索国企改革方向的过程中，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和发展模式并非一成不变，曾在过去带来过成功的“中国模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最终解决方案；企业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改革方案。改革始终是一个不断认识、不断调整、不断提出新目标的过程。只有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从多数人的需要出发找准“共同利益”，把潜藏在不同群体中的改革需求转化为推动改革的持续动力。在“管资本”的改革理念下，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必然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新一轮的国企改革进程中，要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政府要在资本的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要求下，为市场运行、为各类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充分贯彻法治理念，坚持依法治企，按照公司治理的要求重塑国有企业、使之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府要充分尊重企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法律和契约形式规范企业行为，而不是直接进行干预。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改革那些与新形势、新要求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推动混合所有制、建立符合市场规则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激发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库兹涅茨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调整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国企改革就是这样一种“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调整”，它不但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生产力基础和经济腾飞的平台，也为国家的成功转型提供体制与观念的深层保障，成为推动中国崛起的真正动力。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其分量绝不仅仅是一个停留在经济学层面的概念和实践层面的制度安排，中国国企改革与中国崛起的伟大使命是分不开的。[4]
（编辑：季节）
[1] 王国华，“国际竞争力’解放’中国企业”，《中国经济快讯周刊》，2002年第29期，第23页；刘富钊，《中外经济发展中的企业转型战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36~140页。
[2] 同上。
[3] 王忠禹，《国企改革攻坚纪实》，企业管理出版社，2010年，第2~8页。
[4] 徐传谌，孟繁颖，“30年国企改革与中国崛起”，《长白学刊》，2009年第2期，第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