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宁宁*：金融资本主义和世界三大经济圈的博弈

讨论问题，要有理论框架。“量化宽松”不是简单的印票子。美元脱离了贵金属锚之后，为什么没有出现通胀？传统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薛暮桥当年在山东解放区处理边（区）币、法币和伪币关系的理论，可以作为认识当前人民币与其他货币之间关系的参照。西方的“特里芬悖论”也是类似的理论概括。

王建提出“虚拟资本主义阶段”或“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概念，值得重视。历史上资本主义曾经历过商业资本主义和产业资本主义两个阶段。列宁将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概括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则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分离”。当前美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金融资本相对独立，金融服务业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产业，二战后门类齐全的美国实体产业风光不再。从这个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美国的金融危机和量化宽松措施。

美国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从技术角度讲，美国的“金融创新”将MBS（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ABS（资产支持证券）变换为风险不同的CDO（担保债务凭证），从根子上就是行不通的。风险对应着概率，“同一样本的概率不能分割”是概率统计学的基本原理。不管用什么样本、怎么变换，都不可能把来自同一数据基础的概率（风险）分成高的和低的两部分。所以，这类“金融创新”就是一个大骗局。金融资本玩的是“钱生钱”，来钱更快的是赌局，最后把赌局玩成了骗局。金融的基础是信用，现代商品经济是信用经济。而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金融资本自己摧毁自己存在的信用基础。

所谓量化宽松，就是用发票子的办法，把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债务都赖掉。但800户“不合格贷款者”的房子，则基本上都被银行收走了。美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回升将不尽人意，增长最快的还是金融服务业。经济回升的收益，大部分又落到极少数富人手里，多数国民的收入并没有回升到危机前的水平。但美国经济也不会很快崩溃。因为目前还没有哪一种货币能够代替美元，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产业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美国是农业立国，一半多耕地闲置，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还是最大的粮食出口国。

国际金融资本争夺的焦点不再是资源控制权，而是货币控制权。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加速向虚拟资本主义过渡，已沦为巨额贸易逆差国，国际收支需要大量的资本流入来平衡，保持美元的强势地位是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必要条件。世纪之交欧元的出现，不仅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向，而且成为美国金融资本货币控制权的最大威胁。无论是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制裁伊朗，以及目前的乌克兰冲突，背后都有国际金融资本争夺货币控制权的影子。美元的强势地位已经难以单靠经济手段维持，于是就制造“溃疡面”，挑起局部冲突，驱赶国际资本流向美国。

前苏联解体后，形成“一超多强”局面。西欧国家成立欧盟，发行欧元，和美元发生了利益冲突。但欧盟还没有能力脱离美国的影响，在很多问题上依然跟着美国起哄。本来伊朗是要用欧元结算，欧洲却帮着美国制裁伊朗。现在又跟着美国在中东打击IS组织。

乌克兰危机是大国制造的“溃疡”

今后的发展趋势会怎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经济。现在全球拥有10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圈有3个：北美、欧洲和东亚。今后有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博弈的主要是这三大经济圈，其中的核心国家是美国、欧盟（实际上是德国和法国）和中国。因此，如何处理我们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如何处理我们与亚洲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关系到我国未来发展的大问题。美国量化宽松结束后，日本、欧盟跟着搞量化宽松。原因很简单：在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谁搞量化宽松，谁的货币就贬值，谁的资产就升值。反过来也一样，资产价格和国债价格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欧洲的QE政策正是要解决希腊和西班牙的经济问题，实质上是德国和法国为避免危机，同意发票子给他们买债。关键在于这两国是否愿意承担这个代价。而对普通民众的福利不能做减法，只能做加法。现在美国为什么不敢加息，因为一加息它的股市泡沫就要破了。

谁搞量化宽松，谁的货币就贬值，资产就升值

美国农业丰收，民众生活成本降低。进口中国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低价，日子比较好过。虽然没有新一轮的创新产业驱动，美国经济复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美国停止量化宽松后，股市跌下来，资金朝着债券市场回流，对我们这样的债券持有大国有利。欧盟量化宽松后，债务负担下降，也有利于经济的恢复。总的来看，国际经济正在缓慢复苏。

曹远征*：世界经济走势与中国经济对策

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成为基本特征，并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除技术进步缓慢，潜在增长率下降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去杠杆”为标志的“修复资产负债表”进程尚未结束。金融危机是长期以来的高负债率所致，去杠杆成为危机恢复的必由之路，但如果去杠杆过快，又会引发新的金融动荡，政府又不得不加杠杆以对付过快的去杠杆。去杠杆导致了经济低迷，而政府的“加杠杆”又导致了低利率的持续。与此同时，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财政赤字的扩大和金融风险持续化的隐忧。从政策走向上看，发达国家认识到侧重于总需求管理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是有限的，通过结构改革促进供给侧变化，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将呈现出长期性和艰难性。

由于各发达经济体所处的危机恢复阶段不同，也由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2015年各国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步将更加明显，并造成各国经济增长率、利率和汇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分野，国际资本流向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当前，要特别关注美联储加息可能引起的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动，以及由其可能引发的类似卢布危机的新兴经济体金融动荡。一方面，需要会同其他国家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协调美联储加息的步骤安排；另一方面，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做好预案，留下余地，保持弹性。

曹和平*：美国经济的长期走向

美国战后的经济增长的重要特点，是它的宏观管理有系统的理论支持。1980年以前是以总需求管理理论为主导，1980年后是总供给管理为主导。两个时期的宏观理论较好地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使得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根据凯恩斯理论，公共部门需求带动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带动消费需求，三驾马车推动经济增长。战后的美国经济，为总需求管理提供了施展的条件。艾森豪威尔在第二任期开始修筑高速公路网，公共部门投资成为先导。但要商业投资跟进，前提是要有确定的盈利模式，否则就是投资灾难。当1950年代第一批高速公路修好后，1940年代福特发明的汽车流水线技术已成熟，可以以中产阶级买得起的成本进行批量生产。美国人在高速公路每隔约一公里处都设置进出口，收取汽车过路费用，这就成功地收回了投资。可见，总需求管理的合理性，还需要内置一维技术变量来耦合，这才能推动国民经济的整体升级和进步。美国的幸运在于，这个过程持续了半个世纪以上。1960年代的汽车产业配合了高速公路产业的总需求管理决策；1970年代的大型家电产业重复着1960年代的逻辑；1980年代的电子通讯和微机技术又重复着1970年代的路径。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汽车产业配合了高速公路产业的总需求管理决策

在这3个10年，每次经济碰到下行期时，新技术就推出新的产业群，抬起下滑的商业周期。经济周期和技术发明周期的这种耦合，其背后的逻辑确实有些难于理解。

到1980年代，总需求管理碰到一个巨大的问题：经过前三个10年，宏观管理的负面作用逐渐显现。美国的经济周期平均为5.4年，每一次周期性调整（货币政策）都会把通胀抬高1-2个百分点。到里根时期，通胀已超过两位数，刺激工具却不能带来明显的影响。1980年代出现的电子计算机产业群并未有效吸收从传统工业部门甩出的劳动力。这就是流动性陷阱和滞涨。

此前，经济学家拉弗证明：在给定条件下（经济逼近充分就业附近时），对企业减税，反而会增加全社会的总税入，因为税基增大了。“总供给管理”理论遂被里根接受，减税政策成功地将美国经济推出了滞涨的漩涡，迎来了1990年代的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时代。

这种经济周期和技术发明耦合的时期持续到世纪之交。但2003年后，我们还没有看到新的主导产业群的出现。在新能源产业，光伏板和页岩气面临困境；新材料和生命科学的产业群还没有看见。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要达到1990年之前那样4%-5%的年增速，可能性非常小。按需求增长的趋势分析，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在1%-3%之间，是个合理的预期。

美国2014年第二、三季度经济增长的年化率达到4.6和4.9%。其原因，一是页岩气投资、房地产和汽车业恢复，加上高端服务中介的增加（新经济成分），使得就业增加。第二，美国GDP增长中消费需求占75%；每年4月15日交完税，6月份退税，增加了家庭消费倾向。第三季度经济的增速中，军工支出有一定贡献。经济是否稳定好转，需要连续三个季度稳定的数据，而第四季度增长率预计是2.6%。美国经济已基本上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但要达到4%以上增速的可能性很小。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曾经问过斯蒂格利茨教授，美国经济需要多久能恢复？他说至少需要6-7年。显然他对美国经济的感觉更好。

有一种意见认为，美国经济近期增速恢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造业回流，比如生产性投资、就业人口等数据增长等。对此我并不认同。美国的农业占GDP的1.5%，工业占10.2%，服务业占82.3%。虽然近期制造业增长较快，但权重太小，托不起整体经济。比方说汽车业，美国年销售汽车1600万辆，市场已经饱和。而我国汽车产销为2400万辆，价格比美国还贵。美国技术再进步，还是在我们这边生产比较划算。美国作为全产业的制造业体系已经不存在，如果再转向制造业主导，将是“天价”成本。而只有像苹果这么高的利润，金融资本才会参与。

美国制造业规模小于中国，和厂商中间品市场相关的创新金融在美国不具备对应的规模。这一类创新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众筹和众投类产业链金融发展迅猛，而美国的非银机构还没有这种配套运行。

美国的房地产金融是有长处的。它的“两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房地产商，而是对房地产零售市场的全国管理账户企业，内置了商业战略保险和政策再保险制度。如果房地产业出现问题，“两房”会以上述两类保险的体系性设计，把退出市场的房地产资产托管于再保险账户，然后再送回到资本账户中去。全国总账户管理资产成池后，不断剥离、优化和重组，在保护一线房地产项目平台商（房地产公司）的基础上，让整合的社会资本市场消化该行业的溢出风险。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两房”的利润在过去两年又挤进了前3名行列。我们缺乏的正是这类体系设计。

崔之元*：西方“新常态”和欧洲名义负利率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7日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这是对我国目前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的客观描述。

“新常态”概念是美国太平洋管理公司的艾瑞和格罗斯于2009年首次提出的，这是较为负面的词。他们认为，危机后西方经济进入一种新的常态，它和过去的周期性运动不同，不会简单回到危机爆发前的就业和增长率水平，主要原因在于去杠杆化不会在短期内完成。美国前财长（曾任哈佛校长）拉里·萨默斯也认为，西方经济有可能进入了一个长期停滞期，传统的经济刺激手段已经用尽，却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危机爆发后，美欧国家对重要的金融机构实行临时国有化。这是因为单靠市场很难完成去杠杆化。连坚守新自由主义的格林斯潘也对此表示支持。比如1美元的账面资产，危机爆发后市值只剩下0.11元，大量垃圾债券、有毒资产由私人持有，他们不愿以这么低的价格出售，剥离坏账的初始价格就难以达成。如果实行临时国有化，这些有毒资产的初始定价就不那么重要了，政府先注资，再收回坏账就比较容易。危机爆发后，花旗银行实行36%的国有化，皇家苏格兰银行60%国有化（后重新私有化），目前AIG还是79%的国有化。量化宽松就是在利率机制调节失灵的情况下，直接以“数量”手段购买国债和公司债、处理有毒资产。它说明市场和价格机制并非万能，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数量调节就变得至关重要。

希腊出现债务危机

2015年1月22日欧洲央行宣布了量化宽松政策，规模达8000亿欧元，时限为16个月，2016年9月结束。

欧洲的名义负利率。现在，日本和美联储的利率已经降至0附近，欧洲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从去年6月份降到-0.1%，10月更降到-0.2%；今年1月瑞士银行在瑞士央行的隔夜存款的利率为-0.75%。这是空前的。此前经济界认可因通货膨胀出现的实际负利率，但不相信会出现名义负利率。但不可能的事情在欧洲真实发生了。

这一奇特现象是本次危机后西方经济剧烈变化的缩影，它对西方经济学界的冲击也是剧烈的。2009年4月，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他的一个学生提出了一个实行名义负利率的方案：由央行宣布一年后从1到9随机抽取一个数，凡是货币的序列号以该号结尾的，就不再能合法流通。这就建立了“-10%”的年名义利率。曼昆提到，“名义负利率”的系统倡导者是西尔沃·格塞尔（Silvio Gesell,1862-1930）。

格塞尔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追随者，也是著名金融改革家，1919年曾在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任财政部长。格塞尔说，蒲鲁东最重要的洞见是认为货币比劳动力和商品更具竞争优势，他试图把商品和劳动力提到货币的水平，但失败了，因为改变商品的本性是不可能的。格塞尔则主张改变货币的性质，“商品由于库存的必要而受损失，我们必须让货币承担同样的损失。这样，货币就不再优越于商品和劳动力……货币和商品成了完全的等价物，蒲鲁东的问题迎刃而解”。

格塞尔曾提出“邮章货币”方案。他认为，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服务（公共流通工具），因此必须对它征收少量的使用费。当时邮章是征收这类费用的主要方法，曾在20世纪30年代的奥地利实践过。1932年，奥地利沃格尔（Worgl）市的昂特古根伯格（Unterguggenberger）市长，为消除该市35%的失业人口，发行了相当于1.4万先令的“邮章货币”，它由当地银行同样数量的存款作担保。这种“地方性通货”须每月在货币上盖一个邮章（买相当于面值1%的邮票）才有效。这样，持有“邮章货币”的人都想快些花掉它，这就为其他人提供了工作。两年后沃格尔成了实现全部就业的城市。

凯恩斯明确表示对“邮章货币”的支持，他在《通论》（1936）中讨论了格塞尔的改革方案。“邮章货币”可以看作是分离货币的两种传统职能——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和作为价值储存的货币——的一种改革，它消除了货币的价值储存职能。这种分离有助于解决衰退问题：当货币兼有交换媒介和价值储存功能时，任何人在经济衰退时期都会储蓄更多，消费更少，这将加剧经济衰退。而“邮章货币”方案不是废除市场经济，而是通过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创造有更多均等机会的市场经济。欧洲的量化宽松容易引发内部矛盾。德国退休金等社会基金参与股市投资的程度低，量化宽松造成的货币增量，不会像美国那样推高股市价格。欧洲由经济危机引发政治、社会危机的可能性比美国更大。一系列事情都说明，我们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

杨凯生*：旁观欧洲QE政策出台

今天欧洲的一体化，建立欧盟，创立欧元，是两次大战后逐步发展起来的。20世纪40～50年代，让·莫内提出了“超国家主义”的“共同行动”原则，对弱化欧洲国家之间的对立情绪，推进西欧乃至后来的欧洲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欧盟以及欧元区各成员国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尽管使用统一的货币、有相对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各国政府都要尽力满足本国选民的吁求，他们的财政政策难以一致。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欧洲为什么在应对危机方面不如美国有效。

欧洲今天的情况提示我们，在这个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如果财政政策是相互独立的，那么货币政策要真正实现一体化并不容易。欧洲这次出台QE计划分两个层次，一是各国央行出资，二是本国买不了的由欧洲央行买，这和美国有区别。各国央行买多少，如果不行欧洲央行可以买多少，比例如何，搞得很复杂。看来是大家相互妥协的结果。很难马上有明显的效果。

民粹主义至上所导致的福利主义的格局，在西方的选举制度下，哪个政党上台也受到掣肘，很难改变这种状况。所以他们的QE也好，什么也好，实际上最后的投入都主要用于消费和福利了，而没有真正有效的资产作为支撑。

刘军红*：日本经济触底回升，美国加息政策影响三方博弈

安倍上台两年多来，日本经济起伏不定，伴随多种风险。但日本毕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国之一，它的出口是观察世界经济的先行指标。

安倍经济学与日元贬值

过去两年，日本的出口在波动中增长。2014年最后一个季度表现不错，出口金额继续增加，数量开始回升。对美出口增长8.4%，对欧洲出口增长3.6%（全年增幅2.4%），对亚洲出口增长0.4%。其中，钢材出口，以及对美、对欧出口的较高增长率值得注意。

“安倍经济学”导致日元贬值。前一段出口增长主要表现在金额上，就是企业不降价、不扩张份额，只从日元贬值中增加收益，这和企业对日元贬值时间长短的判断有直接关系。去年10月31日央行宣布扩大量化宽松规模，日元贬值呈现长期化趋势，日本企业开始调整战略：部分商品降价，通过增加出口数量扩大出口金额。

日本去年经济增长情况：2015年12月“工矿生产动向”反映，工矿生产增加1.0%。其中电子零部件（特别是对亚洲出口）增加5.2%，汽车增加2.8%。工矿产品库存减少0.4%。失业率降到3.4%，接近完全就业水平。扣除物价上涨（2.6%）因素，提高消费税后的实质工资上涨-2.5%（冬季奖金增长5.26%），实质消费支出增加0.4%。2014年第四季度同比增长率为3%，前两个季度是消化消费税增加的负面因素，第四季度触底回升。

2014年年底，IMF、世行和联合国全面下调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预测值。但为什么日本对欧、美、亚洲的出口反而增长？是不是日本企业的触角探知到世界经济回暖的苗头？如果是这样，就需要判断：美联储加息会不会提前？

一般预测，美国可能在今年6月份或以后加息，但也有不同看法。美国商务部公布了2014年四季度数据，全年增长2.4%，低于市场预期，高于2013年的数据。2015年GDP预测值是3%，高于潜在增长率（2%），故市场认为加息的环境已经确定，问题是加息的时机。美国量宽政策从2014年1月起就逐月减量。最近美联储金融工作会议（FOMC）声明中，没有2014年10月份终止量宽时的表述“加息之前，还要维持相当长的时间”，这似乎可以理解为加息会提前。但同一声明也说“要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考虑政策的改变”。对应的是，10月日本追加量宽，2015年1月欧洲也声明将于3月起追加“购买国债式的量宽”。所以还不能贸然猜测美国加息的时间。

最近日本的学者也在讨论：货币理论要重新审视，通胀的决定因素不一定完全是货币政策，汇率也不是完全由利差政策决定。比如从美国的角度看，低油价是影响物价的因素之一，但如果消费因油价下降而回暖，会形成推升物价的力量。这两个力量谁强谁弱？这可能是美联储决定是否加息的因素之一。再如汇率，低息的一方与对象国之间形成利差，出现资金外逃、本币贬值，但低息的一方又会吸引投资。投资选择可能是影响汇率更主要的因素。这样，美联储可能需要考虑本国资产价格和一般物价动向这两方面因素。如果更多考虑资产价格，加息的步伐可能会加快；如果更多考虑一般物价，就可能延期加息。

总之，美国政策的变化，一是会引起日、美、欧三方金融政策的博弈，另一个可能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

所谓“安倍经济学”不外乎金融、财政两手，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量宽政策。日本的“QQE”（质和量的宽松政策）启动之后，引起外资流入，推升日本股价上涨，并引起日元大幅贬值。日本央行总资产是300万亿日元，接近3万亿美元；美国的央行总资产是4.4万亿美元。美国2014年后货币增加逐月减少，而日本量宽加速，日元贬值的趋势则形成。日本央行资产占GDP的比例是60%，在发达国家中最高，日元在日美欧三大货币中最弱。日元的汇率现在处于1973年以来最低的水平，美元指数则是40年来最高水平。所以，量宽背后，存在着货币力量关系的重新布局。[①]

牛新春*：中东政治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油价可能小幅回升

中东能源对中国或者整个世界经济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源能否稳定供应，取决于中东的政治形势。

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中东进入大动荡时期，过去几年形势持续恶化，一些国家处在解体、崩溃边缘。201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中东局势不可能好转。

目前国际社会很关注“伊斯兰国”。它是中东各种问题的集中体现，但还不是中东最根本、最重大的挑战。“伊斯兰国”只是一支一万多人的武装，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算不了什么，然而催生“伊斯兰国”的根本矛盾却非常重要。

一是伊斯兰教与现代政治的矛盾。伊斯兰教从不提政教分离，而政教分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二战后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按照现代政治的原则建立了主权国家，长期镇压伊斯兰政治势力，政教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近30年来政治僵化、经济停滞、社会分裂，人们对现代政治的信心流失。虽然大多数穆斯林不认可“伊斯兰国”的极端主张，但要求回归伊斯兰传统，反对西方价值观的思想在中东老百姓中非常流行，这是“伊斯兰国”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

其二，经济结构畸形造成社会分裂，阶级矛盾尖锐。中东国家经济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依靠能源出口，如伊朗、沙特、卡塔尔；另一类主要依靠国际社会援助（主要是石油国家的援助），如约旦、也门、埃及等。两类国家的共性是靠天吃饭，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分配财富。生产低迷、失业是最大的社会问题。掌权者同时掌握财富，成为富人；而大部分人没有生产性收入，靠国家救济或补贴，年轻的失业者成为赤贫，看不到希望。

其三，教派矛盾时隐时现。伊斯兰教大体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派间既有历史恩怨，又有现实的权力斗争。伊朗、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属于什叶派国家，埃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属于逊尼派国家，两边存在地区权力之争。而沙特、科威特、巴林等国内部还存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些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使得形势非常复杂。

其四，阿拉伯国家和社会在对美关系上的矛盾。出于维护政权生存的需要，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是美国的盟友，但因美国偏袒以色列、美国意识形态对伊斯兰文明的侵蚀，大部分阿拉伯人都有反美情绪。这是引发“阿拉伯之春”和过去四年中东局势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

已经发生革命的国家，埃及回到军事独裁，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叙利亚则处在内战中，国家完整能否保住都成问题，更谈不上政治稳定。没有发生革命的海湾国家多是君主国家，形势也日趋严峻。2011年“阿拉伯之春”时，它们纷纷采取政治改良措施，试图缓解国内矛盾。但随着发生革命的国家先后陷入动乱，这些国家看到改革比保守更可怕，都倒回去了。中东目前的局面不稳定，迟早会出问题。

2015年，中东经济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不论是石油国家还是非石油国家，它们的财政状况都和石油价格密切相关。目前大部分预测认为石油价格可能会回升，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可能回到高位，其价位可能远低于中东国家的财政需求。这些国家要改变畸形经济结构，必须消减政府补贴，发展工业。但因政局动荡，政权生存受威胁，大部分国家却增加补贴、收买人心。

西方经济停滞与资本泡沫共存

过去几年，我国同中东主要国家的关系稳定并有所改善。2011年中东动乱，人们担心我们的能源供给受影响、贸易受损。但在中东最乱的时候，能源供应增加，价格反而下跌。因为石油供应不像金融，一个地方出现动乱，先乱金融。而只要政府不垮台，石油供应就有保障。我们和中东的贸易额也在持续增长，2011年2800亿美元，2013年3035亿美元，2014年还会增加。中国和土耳其、沙特、伊朗等国的关系持续改善。中国在中东主要国家的投资机会很多，那里虽受油价下跌的影响，但都作了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要大规模投资，修铁路、挖运河、修水电站、建核电站。这些领域我们有优势，但也要防范风险。

何自力*：资本主义进入停滞混乱期?量化宽松是饮鸩止渴

当今资本主义发展到“新常态”，是对过去旧常态的否定。所谓旧常态是周期性经济运动，新常态则意味着以往经济周期已成为历史。西方主流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无限循环的过程。这种危机与繁荣的交替，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事情。新常态意味着，资本主义已进入持续停滞和衰退时期。这一历史变化是和“去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

一直以来，人们使用“后工业社会”来描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三、四十年前，丹尼·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智能化的社会，所有人都从事高水准的工作，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有规划性。但当前的现实和他的设想完全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实际上处于无序、混乱、空洞的状态，正步入一个黑暗、危险的阶段。先是欧洲，再是日本，目前美国也接近这个阶段了。

美欧日普遍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饮鸩止渴”的行为。美国政府债务已超过GDP，再搞5-10年联邦政府就得破产。日本政府债务已经占GDP的250%，而安倍政府还是不得不推行量宽政策，因为增税将引发经济进一步衰退。欧盟的量宽政策基本类似。引发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去工业化”，它摧毁了原本支撑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力条件。因此这个制度注定没法继续运转下去。

这次希腊出现的左翼政府是一个信号。我认为在5-10年内，西方多数国家都将是左翼政府上台，或至少左翼思潮占据支配地位。这样才能通过激进的社会公平正义政策，把极度悬殊的社会差距熨平，才有利于经济增长。在西方目前的情况下，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根本没法刺激投资，投什么都不赚钱，因为高水平的人均GDP导致昂贵的成本，摧毁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刚才在讨论中，有人认为应考虑全球化因素，现在拉动投资和生产的不只是国内市场，还有海外市场。同时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周期要考虑新经济、新技术因素，技术变量和制度变量要综合考虑。

我同意全球化的分析。当前的金融资本主义，是地域性的生产和金融分离。美国控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金融业，产业链的大部分环节转移到了中国等国家，中国很多企业实际是西方公司控股。但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体系掌握金融霸权，同时也排斥了自己的产业能力。所以，金融资本支配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不祥之兆。

西方国家纷纷采取非传统的宽松货币政策

关于技术进步。美国的失业和产业结构变动有关，多数失业者很难在金融业和高端制造业找到就业机会。像苹果这样在全球市场赚钱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还是要靠国内市场。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没有工作可做，无法维持养车、住房开支，只好不断借债。阿里巴巴其实赚的是中国制造业的钱，只是改变了营销模式。当然这引起了流通业的革命性变化。归根结底还是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具备生产基本生活资料的能力，这个社会才有可以生存，否则就生存不了。

朱安东*：西方经济停滞与资本泡沫共存，危机可能再次爆发

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形成密切联系。我国外贸依存度在连续几年的下降之后，2014年仍高达42%。世界经济走向对我国经济影响很大。因此，认真研判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对于制定我国经济政策非常重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经7年，但世界经济远未恢复，许多国家还处于停滞。据世界银行资料，2013年有数据的174个国家，仍有42个国家的人均GDP尚未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包括英国和法国）；美国、日本刚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德国只增长6%。危机后各国经济增长率均低于危机前（除极少数例外），世界平均增长水平下降近1%，欧元区2010-2013年的年增长率只有0.6%。IMF今年1月份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下调了对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并且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

大量人群还生活在危机的阴影中。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13年全球失业人口达2.02亿，比2007年多3180万；因长期失业放弃找工作的有2300万，到2018年可能上升到3000万。不少地区贫困状况加剧。

同时，许多国家的资本市场已进入新一轮繁荣，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泡沫。IMF对全球房地产市场发出警告，指出：在有数据的27个经合组织国家中，19国的房价租金比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其中加拿大和新西兰分别高出87%和80%。即便在美国这个房地产市场尚未完全恢复的国家，部分地区（如加利福尼亚州）和城市（如洛杉矶）可能已经出现房地产泡沫。由于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及其对实体经济的重要影响，一旦泡沫破裂，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将造成重大打击。

许多国家的证券市场泡沫重现。经合组织统计的42个国家中，18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已经达到或超过危机前的高点。2014年9月，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土耳其、智利的股票指数，分别超过危机前高点的138%、83%、86%和63%。下表列出在国际市场有重要影响的一些股票指数在危机前后的表现。

表1  部分国家和地区危机前后股票指数

数据来源：雅虎财经网站（finance.yahoo.com）

判断股票市场是否出现泡沫的一个指标是市盈率。耶鲁大学的席勒计算了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包括的股票经过通胀调整和周期调整后的市盈率（CAPE），他用此指标曾较准确地预测了上两次金融危机。2014年12月，这一指标已经高达27.3，远高于长期平均水平16.6，接近了危机前的最高水平（27.5）。这意味着美国股市的泡沫已经相当严重。

“经济停滞与资本市场泡沫共存”的出现，与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用财政资金挽救了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大型金融机构；2007-2011年这些国家的国债占GDP的比重平均上升了30%以上。此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西方国家把危机的原因指向社会福利支出，普遍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削减大众急需的各种社会福利，这就严重影响了消费的增长，拖累了经济复苏。

关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性质，它是国债的危机还是外债的危机？如果国债占GDP的比重高就发生危机，那么日本是最该发生危机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时，日本国债占GDP的比重超过220%，而西班牙只有不到70%。相反，“欧猪”5国的外债占GDP比例均超过100%（西班牙达到160%），而日本只有40%左右。可见欧债危机主要是外债危机，但却被当成国债危机来处理，为此大量削减社会福利，这里面显然有问题。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财政政策是“饮鸩止渴”，那么其货币政策可以说是“扬汤止沸”，虽然在危机刚爆发时防止了金融市场的崩溃，但其后又导致资产泡沫的重现，并严重影响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金融稳定。

出现危机爆发的迹象之后，美国从2007年9月17日开始连续10次降低联邦基准利率，一直降到0.125%。此后英国和欧洲央行也连续多次降低基准利率，最终分别降到0.5%和0.15%。相应的金融机构从贴现窗口以及从隔夜拆借市场获得资金的利率，也降到极低的水平，欧洲央行去年甚至把隔夜存款利率降至-0.2%。这极大地降低了各国金融机构获得资金的成本。

但这些政策工具用到极致之后仍无法解决问题，于是西方国家纷纷采取非传统的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购买国债、有问题的抵押支持证券（MBS）等形式，向市场注入巨量资金，导致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与2007年相比，现在美国、英国、日本和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分别增加了3.96倍、3.74倍、1.34倍和0.79倍。这种极端政策的目的是向市场注入资金，降低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刺激投资和消费。但由于财政紧缩政策的影响，消费未能复苏；加上全球性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实体经济不振，注入市场的部分资金再以超额储备回到中央银行的账上。美联储账上的“其他金融机构存款”，从2007年初的265亿美元，爆炸式地增长到2014年7月30日的2.87万亿美元。这些资金部分进入发达国家和新经济体国家市场，造成股市（资产）泡沫，严重影响其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面对这种历史罕见的局面，现有的经济政策难以让西方发达国家走出困局。要解决实体经济的问题，应该增加社会福利、减少贫富分化、加大政府投资。但在目前条件下难以实施，毕竟现在发达国家公共债务的平均水平已高达GDP的1.1倍。为使实体经济复苏或不再陷入衰退，必须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又将加剧资本市场的泡沫程度。要遏制泡沫发展，就应退出“货币宽松”政策、甚至提高利率。但这一方面可能戳破新兴经济体和/或发达经济体的资产泡沫、引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也可能直接打击实体经济，导致经济危机。在不久的将来，又一场危机很可能难以避免。

西方国家发展到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集团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起着主导作用，相关政策归根结底要维护他们的利益。华尔街利益就代表美国的利益。

哈贝马斯在《论欧洲宪政》（2011）一书中指出，权力从人民手中滑落，技术官僚早就在筹划一场“悄然的政变”。最近两位美国学者研究了美国在1981-2002年出台的1779项政策，就富人、利益团体、普通民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估，结论是：美国可以被认为已成为一个寡头政治的国家，国家权力集中在一小撮富人手里，他们在金融界或军事方面处于高位，在政治上强势，普通民众对决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西蒙·约翰逊（2007-2008年曾任IMF首席经济学家）在一篇文章中直斥美国已变成一个“香蕉共和国”，通过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人员流动（“旋转门”）、对高等院校的渗透和影响，以及政治捐款的作用。政府中的监管者、立法者以及学者都信奉“有利于华尔街的就是有利于美国的”这个信条，认为大型金融机构和自由流通的资本市场对美国的地位至关重要。

金融资本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可能进一步加强。美国曾规定向各类竞选人和政党捐款设立上限，以防富人操控选举，但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政治捐款的限制，2014年4月又取消了个人对竞选活动捐款额的上限。

正是因为这种经济政治文化生态，西方各国在20世纪80-90年代逐步减少各项金融管制，危机爆发时动用公共资金救助大型金融机构，甚至在危机中还在给金融高管们发巨额奖金。危机后继续采取有利于金融资本的政策。多德-弗兰克法案[②] 在国会通过之后，在实施中金融资本仍不断进行抵制，甚至鼓动各种力量试图推翻这个法案。

目前的“经济停滞与金融泡沫并存”局面，更使西方国家进退维谷。停滞、危机和动荡可能将成为资本主义的常态。。

王湘穗*：全球危机将继续深化

对2015年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是，全球危机还将继续深化。

目前人民币的国际化已进入新阶段

第一，危机在2015年有可能出现第二轮爆发。首先是因为导致2008年全球危机的所有原因都没有解决。金融过度投机愈演愈烈。美国股市继续创新高，金融市场投机风险不断累积。美国J. Lyons基金管理公司的合伙人Dana Lyons认为，基于标普100的期权的多空仓比值（OEX）是股市一个重要指标。从未平仓量看，空仓已是多仓的2倍多，这是美股将要显著调整的重要信号。这种情况过去15年只发生了15次，而2014年一年就出现过7次。这至少是一个重要信号。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仍然严重失衡，不到虚拟经济1/10的实体经济要支撑巨大的金融泡沫。泡沫问题不解决，全球危机就还将反复爆发。

其次是皮凯蒂讲到的99比1，即财富分配问题。2014年美国经济有所增长，但增长的多数被1%的社会精英阶层拿走，据说这个1%中的99%也基本没有份，也就是万分之一的人才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这种高度不平等的分配，一定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诱发大的危机。目前美国国内政治是被金融资本集团控制，华尔街控制华盛顿，华盛顿控制全世界，国内外政策都要服从于金融资本集团利益。这无法实现对抗危机的社会动员，而且会导致更多的政治上的矛盾。再就是大量失业。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是“没有就业的增长”，因为增长主要来自金融服务业。此外还有移民问题、医疗问题等等。以上这些因素正在叠加、酝酿、发酵。

第二，全球危机正在扩散。各国不再像危机刚爆发时强调合作、协作，而是像1920～30年代那样，以邻为壑。美国已搞了几轮QE，经济形势有好转，结果日本也搞QE，欧元区也搞QE。QE就是用货币霸权转嫁危机，表面符合市场原则，本质上是向外部转嫁危机。不仅仅用金融手段或贸易制裁等手段，还通过制造社会动荡、冲突，制造“溃疡面”等，影响他国的经济“基本面”，比如在乌克兰、中东或中国周边制造热点。最近石油价格暴跌，各种因素夹杂其中，其实是国际金融资本在操纵大宗商品市场，导致价格大幅波动，驱动与控制资本的流动，越来越多地使用超经济手段的玩火，把经济危机引向社会领域，向国际政治领域，向安全领域扩展，这绝非世界之福，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动向。

第三，威胁中国经济的“狼来了”。中国经济情况，从自身的矛盾和外部环境分析，从2014年四季度用电量、能源结构、运输数据看，中国要有防范危机意识，要有全球危机在深化、可能对我们造成严重冲击的准备。首先是精神准备，有了精神准备就不会措手不及，就容易对形势做出正确判断。这时候更要相信摸石头的感觉。实事求是，这是改革开放的思想前提。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决定政策。我们的改革，包括自贸区、人民币国际化等，都应纳入全球大趋势和国家大框架里综合考虑，不然的话进退失据、宽严皆误。

第四，中国只要“守本”加“创新”，形势就乐观。守本就是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本，要强化实业，抑制投机经济。中央鼓励创新，我们应该把创新理解得宽一点。比如说“一带一路”就是战略的创新，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我们能够建立25亿人、30亿人的大市场，这需要长期努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报告《2025：变化大于继承的世界》提到，如果中国和上合组织一道完成亚欧大陆的经济安全整合，世界权力中心就会发生转移。

从技术到产业的创新，曹和平讲互联网和电商的结合。技术与产业结合可以产生新的业态。电商在美国的发展为什么不如中国？因为它的配送成本高。马云的创新，在于“互联网+电商+中国国情”。中国除了阿里巴巴的因素，还有大量农村小伙子拿三轮车、电瓶车推出来的城市物流网，这种技术创新和人力成本优势组合起来的新业态才有竞争力，至少是更适合中国。它的成功就是脚踏实地，把互联网与中国实际结合。硅谷的美国人不会有这种产业感觉。

光有技术不行，关键在如何产业化。这就需要建立制度化的创新机制、体制。现在我们的科技、产业、投资评估体系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需要。在一些新技术中，有些是取得重大突破的战略高技术，也很难得到支持，产业化的路走得很困难。企业有成果、领导有批示，在机关里公文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不落实，这不是个别现象。所以，我们在制度创新方面也有很大空间。如果能上下同欲、鼓励支持创新，中国就可能在全球危机中间获得最大的机遇，收获最大的成功。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决定未来的状况。

最后，崔之元提到西方国家的负利率现象，我认为这里确实蕴含着社会主义的因素。皮凯蒂讲资本增殖永远超过劳动增值，而负利率就是对资本增税。这说明资本主义也在试图自救。负利率具有主动改良的意义。只是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能接受吗？这说明全球危机发展到了现在，再用常态的方式解释不了。

新思路：在动荡不定的世界中寻求新的发展契机

曹远征：中国的产能是面向全球的产能，由于世界经济的低水平波动将会长期存在，中国产能的过剩将长期持续。除了促进出口的措施外，以全球视野配置中国产能将成为对外经济政策的基本选择。立足点是产能的国际合作，这不同于传统的产品出口和对外投资，而是实物资本的输出。需要产业部门、对外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密切合作。应加快相关体制机制的建设，尽快形成以大项目融资为特点的全方位统一安排。目前大宗商品价格下行，资产价格便宜，应协调各部门加快海外原材料基地的建设。

目前人民币的国际化已进入新阶段。不仅“离岸市场+清算银行”的模式基本确立，而且人民币已开始进入不少国家的外汇储备。与此同时，为防范新的金融动荡，周边国家建立金融安全网的需求日增，其核心是加快本币化进程。这就构成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新契机。可以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以产能合作的大项目融资为龙头，深化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其中，打通人民币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之间的联系十分必要。可将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实验与“一带一路”的建设相结合，既稳妥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又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打好基础。

丁宁宁：中国现在是出口和进口双双负增长下的顺差，在人家量化宽松的情况下保持强势人民币没有道理。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出口，有利于持有的美债保值，也有利于对外投资。

我们的资本账户基本上都开放了，就剩三、四条是控制游资，不用着急开放。目前必须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监控。如果想保持相对独立的产业政策、推结构调整，金融就不能完全开放。

国内最大的政策问题是银行机构要先学会做好银行，监管部门要加强对银行的监管。不要为虚名（为改革而改革）而招实祸。改革开放初期银行是“口袋”，现在变成“当铺”了。欧洲工业化过程中的台账监督这一套，我们的银行还没有学会。只会搞土地、房地产抵押贷款，面多了掺水，水多了加面。不仅贷款如此，理财项目上房地产占压的资金更多。其实2014年央行就开始放松银根了，为什么钱到不了实体经济，主要是被房地产的呆账压死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产业结构就调整不了。现在全世界都几乎是零利率，我们却搞这么高的利息，对内把企业逼得破产，让国际资本来收购、控制我们的产业。在沪港通、深港通、金融自贸区等开放试点中，要对国际上的投机性游资加以限制。

要解开银行和房地产这个死结，中央财政可以通过发债来购买地方的不良资产。在落后地区直接购买银行债，同时换官员、换思路；先进地区则应禁止银行和房地产企业勾结、发新贷还旧贷，按破产程序处理房地产呆账，政府低价收购破产房地产商的资产，改造一下就是安居房，没有必要搞重复建设。房地产呆账难以清理的原因是官商勾结。既然开始打击腐败，就应当同时清理房地产呆账。只有解开了这个死结，银行才能恢复贷款活力，钱才能流向实体经济。现在命令大银行对中小企业定向贷款，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美国、欧洲的大银行也不会贷款给中小企业。应成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由政府背书，然后才能借助大银行的网点，去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曹和平：吸取美国宏观管理的经验教训，结合自己的经验，走出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路子。

第一，立足于已有的发展积累。例如从现有2万个各级各类产业园区中选取数百个有潜力的园区，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切入点，可以优化城镇布局。

第二，金融改革应将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改革置于优先位置。大的商业银行已成体系，整体改革推进不易。而将省会城市以下直至县级的、达到“门槛行”条件的非银机构发展起来，就能充分动员地方多年积累的各类资产性资源，再与银行系金融机构对接，将出现中央和地方两个轮子推动改革的局面。

第三，我国人口13.6亿，城市居住人口已达10亿，而OECD的34国人口总和是9.3亿。而且我国具有与美国相当的工业规模，且实体产业链比美国长，有条件支持自己的产业链金融。我们的经济规模，可以支持以电商技术平台为表，以第三方市场平台为里形成的新型经济模式，推进长链产业、长链市场和长链金融共成长，从而推动国民经济体系的升级转型。这可能是我们为21世纪的增长刻上中国特征的一个现实选择。例如阿里巴巴连接了数百万个商业银行不屑一顾、主管部门不许纳入结算的商铺，其内置结算的效率是主流商业银行无法想象的，其中可能孕育着未来的金融业态。如果允许目前出现的1500家P2P互联网金融中介向产业链金融过渡，那么超越美国就具备了中国的特色基础。

杨凯生：由于我们现在资本项还没有完全开放，外汇还有一定程度的管制，因此美国的QE，欧洲的QE政策，对我们的冲击是可控制的。但全球化的口号喊到今天，完全拒绝资本市场的开放也不现实，只能“说五分，做一分两分”。哪一天适应能力强了，再放一点。但要保留住最后的手段和底线。

有人说中国也有债务危机，这当然需要注意。但和欧美比，中国的债务相对低得多。我们的债务是投入到有形资产，由政府掌握。说中国要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现在还不存在。

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

我们和西方的问题不一样，没有必要把我们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现在经济下滑，很多人担心速度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更要注意适度。受欧洲QE的影响，不少人希望实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值得警惕。中央一再说要保持政策的定力，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原因是我们的产业结构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产能过剩问题，如果积累下去，将来会形成我们所特有的负担和矛盾。稳增长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调结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在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时会把调结构摆在突出的位置，一旦增长速度放慢的时候，又把它放在后面。当然防止经济增长失速也不可掉以轻心。

结构调整是财政的责任或功能，货币政策主要是总量政策，很难管到结构，因为货币运动是洼地效应，哪有钱就往哪去。关键是结构调整，财政政策要有担当，结构调整是需要成本的，成本怎么支付？以什么样的渠道来列支？要列支多少，多长时间？比如说河北，如果要下压3000万吨的产能，有多少工厂需要停产、关门或转产？人的问题，资产的损失怎么解决？债务如何处理？财政准备拿多少钱？中央和地方各拿多少？社会公众需要承担多少？银行呆坏账准备核多少？恐怕要逐笔算账。

*丁宁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曹远征，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曹和平，北京大学教授。

*崔之元，清华大学教授。

*杨凯生，中国工商银行前行长。

*刘军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员，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①] 2001-2006年小泉执政期间，当时央行实行零利率，新发国债不超过30万亿日元，实行财政紧缩政策。5年半中，每年财政支出递减约10%。直到2007年10月，形成日本战后最长的经济负增长期。（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还债负担有所减轻。）30万亿框框在安倍上台之后打破，现在国债规模控制在40万亿。

*牛新春，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何自力，南开大学教授。

*朱安东，清华大学教师。

[②] 美国国会2010年7月通过，旨在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核心内容：1、扩大监管机构权力，允许分拆陷入困境的大型金融机构、禁止使用纳税人资金救市，限制金融高管的薪酬；2、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赋予其超越监管机构的权力；3、限制大金融机构的投机性交易，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雷锋是一名普通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也是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帮助了无数人，一部朴实无华的《雷锋日记》也激励了无数人，“雷锋”二字已经成为无私奉献的代名词，雷锋精神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雷锋身上所具有的“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写照。

“1981年愚人节，某外电播发‘消息’：西点军校学员学雷锋，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便把它写进文章(署笔名黎信)。直到1997年在《读书》杂志上看到李慎之揭露谎言的文章，才知道自己上了当。以后我在授课时经常现身说法，要学生引以为戒。本人对自己一切言论负全责，特承认错误、道歉。”1月4日，在新浪微博上，一个ID为@老李头06 的博主发出了上述文字。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部分媒体和网络大V的推波助澜下，关于“西点军校学雷锋系谣言”的舆情迅速升温，部分媒体发表评论《老李头出面道歉是一种进步》等，力挺李某；《解放军报》则尖锐地指出，我们不需要用西点军校是否挂雷锋画像、是否学雷锋来证明什么，因为我们对雷锋精神充满自信，对人民军队充满自信。《环球时报》发表了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陶克的文章，直指李某的行为“其心可疑”。在随后的论战中，李某图穷匕见，公开声称“作为那个特殊年代政治符号的雷锋必须否定”，暴露了其真实的政治意图。

“@李老头06”微博截图

实际上，无论西点军校学雷锋与否，都无法抹杀雷锋精神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这起舆情事件表面上看是以自我检讨的现身说法对“一段错误历史”的更正，实际上是以反思历史为名，行历史虚无主义之实，走向彻底否定共产党历史的极端，对此应有深刻的认识。

舆论走势分析

源清智库对舆情走势监测结果如图1所示。自1月4日李某通过微博就“西点军校学雷锋”文章道歉以来，迅速引爆舆情。1月4日当天，网络媒体对此事件的关注度达最高峰；1月7日，传统媒体对此事件的关注热度达到高峰，相关新闻报道和评论超过337篇。1月9日舆情热度开始下降。截至1月28日，相关新闻报道和评论超过870篇，相关微博超过1.2万条。

图1  “西点学员学雷锋”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1月4日，“@老李头06”发布这条微博时，他的粉丝量不过数千，影响力不大。但是，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凤凰网等媒体官方微博立即转发相关微博，使之迅速成为网络舆论热点，当日网络舆论热度达到最高峰。

１月４日，凤凰网刊文《新华社退休记者为传播“西点军校学雷锋”假新闻道歉》，对此事件进行了初步报道。

1月5日，《南方都市报》刊登新闻《误传“西点学员学雷锋”退休媒体人微博致歉》，当日，南都网、凤凰网、搜狐网、新浪网、网易等门户网站纷纷转载此文，单篇文章媒体转载量达到21次。

1月6日，《中国青年报》刊文《“西点军校学雷锋”的谣言何以盛行》，称“西点学员学习雷锋”“是一个由恶作剧生成的假消息”，要为李某“点赞”。

1月7日，《解放军报》在第八版刊文《“雷锋”和西点军校》，并配三幅图，“用人证物证”证明了“西点军校确实张贴过雷锋画像，西点军校教官和学员也确实来到过中国抚顺，向雷锋表达敬意，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当日，传统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量达到最高峰。

1月8日，《环球时报》发表了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陶克的评论文章《西点崇敬雷锋，这是事实》，文章说，“@老李头06”在微博中对自己早年一篇假新闻道歉，其心可疑。挑明说，他制造的“假新闻”与美国西点军校有过雷锋的“真新闻”没有半毛关系。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有点浑浊度的“道歉”，引起习惯于对主流价值有选择性失明的某些人的网络狂欢。

此后，舆论热度趋向缓和。

舆论阵营分析

在舆论对垒中，围绕着对李某“辟谣”行为的评价，舆论阵营迅速形成“支持派”、“质疑派”和“中立派”。

图2  舆论阵营

阵营一：部分媒体轮番上阵力挺李某。

李某的微博虽然粉丝量和影响力都不大，但《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中国青年报》、《京华时报》、《羊城晚报》等诸多重量级媒体轮番上阵，通过纸媒、门户网站、微博等“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在微博舆论场中还有名律师、名记者一呼百应，齐声为李某“勇于自我批评”的行为喝彩。

《中国青年报》刊文称，如果不是李某主动站出来，或许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条谣言的始作俑者，是这位72岁的老人。原本并不在公众视线内的他，终于还是选择为自己30多年前的失误道歉。直面错误的勇敢，即使迟到了30年，也不晚。

《京华时报》报道认为，“纠正历史的误读需要勇气。感谢李某先生的公开道歉，这位老记者在网络上的公开道歉，是给所有人，尤其是新闻记者再上一堂公开课——历史的真实无法逾越，无论我们怎样记录，最终有一天，历史会以各种方式还原到它的本来面目。”

《羊城晚报》报道《误传“雷锋出国”》称，“西点军校学雷锋”并非李某的刻意谣传，但也许因为误传的年深日久，已经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李某最终借助微博公开道歉，“说明这位老记者还有求真求实的良知，道歉的迟到显然要好于道歉的缺席”。

在《解放军报》等媒体刊文质疑李某真实意图后，人民网主办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评论文章，文章认为，炮轰李某个人，恶意解读其微博致歉声明，体现了当今舆论生态的过激。一名记者承认自己是“西点军校学员学雷锋”虚假报道的二传手，与他否定了雷锋精神，这两者是否可以划等号?使用舆论暴力，利用围观者的偏激情绪，随意给人戴上有罪的帽子，这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提倡。

在微博中，@袁裕来律师说，如今出来道歉，于社会特别有益；央视名嘴@水均益为李某点赞，并提及李是其当年在埃及驻外时（新华社中东总分社）的同事；@博联社马晓霖称，“那个时候，我们就像傻子，经常被外国人忽悠，然后又无意忽悠了更多傻傻的同胞。能讲出真相，也是坦然的汉子。点赞！”

阵营二：军报摆事实讲道理质疑李某的真实意图。

面对一边倒的舆论，《解放军报》首先发声，在《雷锋和西点军校》的文章中使用大量事实据理力争：西点军校确实张贴过雷锋画像，西点军校教官和学员也确实来到过中国抚顺，向雷锋表达敬意，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同时，中国老百姓爱雷锋、学雷锋已经50多年了，我们不需要用西点军校是否挂雷锋画像、是否学雷锋来证明什么，因为我们对雷锋精神充满自信，对人民军队充满自信。

（图说）雷锋画像出在西点军校黑板上

《环球时报》刊登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陶克文章《西点崇敬雷锋，这是事实》，质疑李某道歉的真实用意，认为李某没有做任何调研考证，就急忙发个道歉，把一个李氏“假新闻”与客观存在的西点有雷锋“真新闻”搅马勺子，弄得似是而非，这也是一种轻率，“引起习惯于对主流价值有选择性失明的某些人的网络狂欢” 。

海疆网发文《西点学没学雷锋，南方报系也不要装疯！》，文章称：“某些媒体以‘假洋鬼子’自居，习惯了无视中国的社会现实，习惯了固执于‘外国月亮别样圆’的一厢情愿的幻想，习惯于在关乎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神经麻痹与人格分裂的病态。”

网民@ tx2068 认为，李某想交纳投名状是希望得到好处，他火急火燎地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很多人记住了这张丑恶的脸和这个臭名；@书香满心 称，某些大V借李某道歉事件诋毁雷锋，他们之所以如此大胆，是因为恶行得不到法律惩处。期盼部队尽快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英模形象。

阵营三：不必在乎西点军校是否学雷锋。

部分媒体评论文章认为，西点军校是否学习过雷锋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的自信和雷锋精神。例如，《安徽日报》官方微博称，“西点军校学雷锋”的事实真相在时光中显影，这说明我们不再渴求肤浅的外部认同，我们勇于正视深层的文化差异，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笃定主张，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进步。

抹黑雷锋目的何在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时谈到，“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 。同样的话语表达，在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再次被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月内两次公开提及“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所针对的便是社会上泛起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野史揭秘、为反派人物翻案、对英雄人物抹黑等方式，企图全面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从根本上瓦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暗流涌动下，“雷锋”反复成为周期性的舆论热点。2013年4月，一系列污蔑、抹黑雷锋形象的网络谣言被“秦火火”等人肆意传播。如果说“秦火火”之流抹黑雷锋是为了赚取眼球和经济利益，那么李某公开宣称“西点军校学雷锋”是谣言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从他本人的微博中（图3）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次行动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就是要否定代表着“那个特殊年代政治符号”的雷锋。

西点军校学雷锋也罢，没有学雷锋也罢，都无法抹杀雷锋精神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但是，李某用公开道歉、自我批评的方式来否定雷锋精神，可谓是一箭双雕。

一方面，否定雷锋就是“否定那个特殊年代”。不仅仅是雷锋，许多英雄人物都难以幸免被“网络抹黑”，黄继光、董存瑞、张思德等为新中国建立和建设而流血牺牲的革命烈士，全部都成为某些人冷嘲热讽、肆意诋毁和彻底否定的对象。在2015年1月14日，曾多次参战、屡立大功、为新中国成立和军队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前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将军刚去世，大V“@闫巨昆律师”就编造谣言恶毒咒骂，损毁尸骨未寒的将军名誉和形象。这种系统性的污蔑之风在网上越刮越烈、越刮越无所顾忌。诋毁和攻击英雄人物，这类谣言传播的过程即是目的。在网民抱着好玩或者怀疑的心态阅读、传播这些谣言的过程中，英雄的精神和光辉形象就已经受到了损害。哪怕最后证明这些攻击全是假的，抹黑的目的也已达到。过了一段时间，这些谣言又会再次被当成“事实证据”，再次拿来对英雄及其精神进行否定。抹黑英雄人物、诋毁雷锋精神等行为，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攻击，这种行为在不断摧毁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而对一个民族最恶毒、最具杀伤力的攻击，不是从物质上摧毁它的城市，而是彻底否定它的英雄，彻底否定它的历史。

另一方面，媒体在报道此次事件时，大多数都将李某的身份描写成“新华社退休记者”、“时任新华社记者”，一些网络大V在评论此事件时，也特别强调“中共宣传机器一贯造假”，尽管李某本人在随后的微博中说“将西点军校学雷锋引入教科书与新华社记者身份无关”，但这条信息被选择性忽视。因此，李某公开道歉的行为看似是自我批评，实际上却是在否定英雄的同时，迎合西方对于“中国媒体都是共产党的宣传工具”的宣传，可谓一箭双雕。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就加强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进行了深入阐述，对加强新型智库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做出了全面部署，为中国智库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蓝图，无疑给中国智库的发展带来巨大鼓舞。

“中国智库”进入全球视野

近年来，中国智库的生态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国际著名智库评价体系——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报告》最近在全球55个城市同时发布，国际学术界已经感受到中国智库在全球的迅速崛起。在综合影响力排名中，中国有7家机构进入全球“顶级智库”的前150位，依次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而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的《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中，依据决策影响力、媒体影响力、公众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以及智库成长与营销能力这6个维度对中国智库进行了评价。在综合影响力前30位中，高校智库占了8位。可以说，中国智库发展正在迎来最佳机遇期。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一词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在学术界也还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但已有不少学者走在为智库发展建言献策的前列，不仅引起舆论的重视，更为中国智库研究奠定了基础。

我国智库目前的状态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世界历史发展经验看，智库对一个国家有重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国家崛起的关键时刻，将会对智库“出思想、出人力”的需求剧增。但作为知识和思想生产者的智库实力，目前与国力并不匹配，离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智库作出了重要批示，批示包括四个重要内涵，一是把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智库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二是指出我国智库发展相对滞后，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这将是当前和今后几年一个时期内我国智库发展的基本方向。四是探索中国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其落脚点是为中央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近些年来，我国智库发展很快，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没跟上，不适应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尤其是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社会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教授认为，当前我国智库建设和决策咨询中存在重要问题，一是研究还停留在一般数据分析、对策分析、预测分析层面上，真正有助于实现决策精细化和科学化的大数据、大计算技术应用水平还有待提高；二是在对智库的研究中，关注智库的体制机制的成果较多，而对方法方面的研究较少，尤其是缺乏利用包括大数据在内的现代科学技术，推动决策咨询体系和决策能力现代化方面的研究。

国防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群提出，一些传统的智库报告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决策实践的需要，其中典型问题包括：原则性多，操作性少；文字描述多，量化分析少；二手资料多，直接调研少。他说：“发达国家智库专家几乎天天都会约人面访，甚至会不远万里去参加各类会议，坚持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以获得更有价值的一手资料。”

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智库迫切需要有更大的历史担当和责任感，才能胜任时代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撑。

为什么要建设新型智库

目前，中国各界都在热谈中国梦，中国能否在二三十年后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还要取决于中国思想的创新能力。

国际竞争不仅是经济竞争、市场竞争、科技竞争，还包括思想竞争、文化竞争、话语权竞争。中国缺少软实力，尤其是缺少国际舆论话语权和国际学术影响力。我们如何在中国问题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即“中国声音”？在世界重大问题上有“中国主张或议案”？需要智库提供准确信息，提供专业知识，提供正确观点，提供深刻思想。从党和国家决策需求看，需要我们及时提供战略思路、政策建议。刘延东副总理认为，中国缺少有全球影响力的智库。她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国家软实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新型中国智库，新在哪里》，文中提出：“从世界历史发展经验看，智库对一个国家发展有重大推进作用，在国家崛起的关键时期尤为明显。”他说：“一战后，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为代表的一批新型智库的出现，为美国在世界秩序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做了铺垫；二战后，以蓝德公司为代表的一批新型智库涌现，甚至影响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教授认为，智库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直接决定了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她强调：“在谈论智库思想市场培育的同时，也要提出如何规制智库思想概念和研究思路。关键是要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角色和定位。”

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新型智库的发展到底应该担当什么样的特殊角色？王莉丽教授认为:“核心角色和首要功能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和高质量的智力支持，并在政府研究界和社会公众间搭建一个政策探讨平台，同时在社会上进行政策教育，引导公众舆论。”

智库也是思想库。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认为：“智库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知识和思想的组织。因此，创新主意、创新理念、创新思想是思想库最重要的产出。我们的研究就是要将中国发展和变革的实践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他特别强调,我们是“中国智库”，不是“美国智库”，因而应自觉代表中国核心利益，自主发出中国话语权。

新型智库“新”在哪里

智库与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有何区别？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指出，智库可以称作“没有大学的大学”，智库服务与影响的对象不是学生与公众，而是政府与企业。在组织形态方面，现代智库的研究与咨询是在课题形式下，以项目组为载体进行的，而不像大学那样是按学科进行选题和以研究室为载体的。智库与咨询也有区别，企业请咨询公司提供咨询，咨询公司出具的报告是针对这个企业的发展，为它解决问题的；但智库是站在客观的立场，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不是为某个企业服务。组织形态的不同反映了研究目的的差别，智库研究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主而不是普通的学术成果，因此要求进行综合性研究，而不宜受学科的制约。

如何判断某一个对象是不是智库？房宁认为，其实关键并不在于名字，而在于是否具备智库功能，智库与传统社会科研机构区别如下：

第一、研究内容的区别。现代智库主要做政策研究咨询规划工作，它以现实性为主，针对社会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规划，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更多地从事具有一定抽象意义的学术问题。

第二、服务对象的区别。智库的定位很具体，在国外智库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和企业，而传统社会科学的服务对象是学术界或广义的知识分子，乃至全社会，目的是学术研究，积累和传播知识，具有传承传播性。智库是研究问题，是为解决问题，产出对策和法律方案等。普通学术则是研究和探索，或称知识的生产。

第三、研究方法的区别。智库主要是基于现象观察进行研究，但观察是有限的，因此需要经常在智库学者之间进行交流，即头脑风暴法。而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从二度创作以研究知识为主，做大量的文本研究和案头研究。

第四、组织方法的区别。智库研究是交叉学科，要研究许多相关问题。智库是管理学上讲的异质资源的有效组合，其研究的问题不会仅从一个角度出发，这给智库的组成，包括体制机制提出了很多要求，如需要有横向联系，研究群等。

新型智库到底要在什么地方着力？一些学者提出了见解：

首先，智库要有国家责任感。智库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智库在价值观上，需以国家、人民利益为本位，立足国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应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其次，要有思想创新的组织保障。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承担着汇聚人才，促进思想交流，实现战略创新的制度功能。智库在进行国际交流、举办学术会议、培养决策人才等方面的组织能力，影响着国家治理水平乃至国际竞争力，应重视研究交流、跨界沟通等管理行为的完善与创新。

再次，智库应培育舆论影响力。让学术研究更多转化为决策参考，获得公众认知，这是智库的一大社会功能。在对外交往中，智库还承担着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发挥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作用的使命。因此，智库的现代化，离不开有针对性的传播能力建设。

最后，智库应探索人才吸纳机制。智库需要吸纳更多社会精英为国家服务，既为政府储备人才，又为培养后备人才发挥“传帮带”作用。在欧美国家，智库建设中荐才聚贤的一种做法是采取“旋转门”机制，不少智库学者都曾担任过政府官员，反之亦然。中国不必照搬，可以考虑要聚集既有专业理论功底，又熟悉基层与实际工作，了解决策过程，在国际舞台上善于发声，有影响力的人才，吸纳到智库中来。

总之，要让智库发展成为国家崛起的强劲推动力。对政府来说，就要善用、善待、善管智库，充分发挥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潜能。对智库本身来说，要以战略性、前瞻性的胆识推动改革创新，从组织结构、研究方式、人才聚集、全球视野、成果评价与转化等方面进行开拓，为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加强大的智力支持。

改革现行智库的运行模式

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除了提升自身的政策研究能力之外，更要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全球思想竞争的高度，以及思想交流、内部管理机制、融资运营机制、全球传播机制等方面深化改革现行智库的运行模式。中国智库行业必须创新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进一步朝着现代化新型智库方向着力，促使智库的建设扭转目前滞后于实际的局面。

现行智库运行模式到底存在什么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认为，目前中国决策体系仍相对封闭，不适宜在最大范围内吸收社会最优秀、最睿智、最出彩的思想与策略建议，更难以打造开放式的智库文化。既以互联网思维构建政策开放讨论和决策制定的社会化网络，促进决策者、研究者和公众多方频繁而有效地积极互动，强化一流智库在公共政策制定层面的重要角色。

如何在建设新型智库中创新模式？智库人才的选择是最为重要的。王文建议，应定期选派一些学者到各级政策研究室、办公厅挂职锻炼，同时也选拔一批干部到各类智库见习。长期以往，智库与政府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将大大加强，学有所用的智库学者与有思想底蕴的官员将会涌现。

新型智库运营机制的改革还包括细化与修订目前的学术研究考核体制，对当下研究者队伍进行职业分工，将参与政策报告撰写纳入学术考核，吸纳更多的学者投身智库建设。此外，智库要提升报告质量和写作水平，这就需要构建一整套激励、淘汰、考核、规划、管理等内部机制，形成综合型的人才队伍。

虽然智库是非营利性组织，但欧美的智库大多具有复合化的融资能力。像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等老牌智库，都拥有庞大的“金融蓄水池”。通过金融运作进行保值、增值，使智库成为“百年老店”。这种融资能力是中国目前靠行政拨款名义办智库，经费捉襟见肘的民间智库所望尘莫及的。因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建立中国式的“金融蓄水池”。仅靠行政拨款的方式不能全面推动和衡量智库知识生产的有效性与真实水准。

王文认为：“研究任务和经费预算的市场化转型，为有志于投入智库建设的基金给予政策扶植与鼓励，将大大激发新型智库的活力和公信力，以及塑造智库生产的高效，务实与责任。”

中国智库如何走向世界

中国智库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学习国外智库阶段；第二、研究本土智库发展的特点；第三、在本土环境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

目前全球智库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世峰进行了如下分析：

首先要研究领域国际化。围绕全球公共议题。例如，全球金融危机，能源安全等。

其次，交流活动国际化。主要是向国际受众提供咨询服务，举行国际会议，以及国际倡导等活动。

第三，组织结构国际化。聘请全球研究人员和专家。

第四，影响力国际化。要影响到其他国家政策制定，及政策制定者和学界同仁。

中国智库的建立，不仅是为了中国实现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同时是一个推动窗口，要主动开拓一条自身发展国际化的道路，同时要真正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智库。

什么是知名智库的标志？房宁教授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提出了“四个影响力”：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这和国际智库功能与影响力的评价标准是吻合的。美国智库影响力评价主要是三个方面：政府影响、国会影响力和媒体影响。

胡鞍钢教授进一步提出，把决策影响力视为核心竞争力，直接服务于政府决策者；把学术影响力作为研究基础，引领中国学术界；把社会影响力作为知识的外溢性，自觉引领中国社会潮流，把国际影响力视为外部影响力，不断发出“中国声音”、“中国主张”。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思想库。”建设智库，不仅是党中央提出的新要求，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共识，它将为中国开拓更宏大的观念创新、知识创新、政策咨询的平台，迎来百舸争流的新时代。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曾预言，“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是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如今，中国崛起已不再只是学者们的预言，而是每天都在发生并影响着世界的现实。今天，大国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为经济实力的竞争，而经济实力的竞争又集中体现为各国大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因此，中国的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需要立足于培养一批具有产业带动力、市场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美国：大企业在国家崛起中产生

“时势造英雄。”纵观近200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大企业的产生无不伴随着国家崛起的脚步。以美国为例，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两次大企业“井喷”，都是产生于技术变革不断加速、国家实力不断提升的时期。

美国大企业第一次集中出现的时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这一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使世界从“蒸汽时代”进入“电力时代”。电力的推广、电报电话的发明、火车、汽车、轮船的升级带来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交通通讯的便利提高了货物、信息流通的速度，市场流通更为便捷，大规模、远距离的交易成为可能。特别是铁路的大发展，大大降低了长距离和大量运输的成本和时间。19世纪70年代，货物从费城到芝加哥的运输时间从原来的3周缩短至3天。技术的改善带来了惊人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美国广袤的国土、巨大的人口规模所蕴含的消费潜力被彻底激活了。现代大型零售商打通了物流和销售环节；新发明、新产品进入普通消费者家庭；制造企业面对几乎是无尽的市场，唯一要做的就是创新产品、降低成本，通过扩大企业规模实现规模效应。消费潜力的释放和工业生产能力的释放，再加上美国发达的融资系统，给了美国大型企业得天独厚的发展土壤。到19世纪末，美国企业掀起了一轮轮并购重组的浪潮，如J·P·摩根将卡内基创办的卡内基钢铁公司并入自己的钢铁公司，形成美国钢铁集团，几乎垄断了美国的钢铁供应。到20世纪初，美国的主要行业均被大型托拉斯集团垄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大王”，如“钢铁大王”卡内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汽车大王”福特等。福特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杜邦公司、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等等也都形成于这一期间。与之相对应，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制造业已超越了昔日的世界霸主英国，跃居世界第一位。

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赢家，摆脱了经济“大萧条”和战时经济限制的美国，凭借其实物资本和无形资本的积累，推动了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科技和工业革命，迎来了又一个大企业集中产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一大批美国企业借助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迅速成长为大型的跨国企业，至今仍在各自领域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成为美国国家实力的坚实依托。

在汽车制造领域，美国的三大汽车厂商福特、通用汽车、克莱斯勒依然在全球市场中拥有巨大的市场份额；在军用和民用航空领域，洛克希德•马丁以及波音公司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能源领域，世界四大石油公司中的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均为美国所拥有；在零售领域，沃尔玛的连锁店开到全球各国；在快餐领域，并不以餐饮业闻名于世的美国却诞生了麦当劳、肯德基两家连锁快餐巨头，由于几乎在任何国家都能买到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经济学家们甚至以这种汉堡的价格来衡量一国的实际汇率；在金融领域，美国的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集团、花旗集团、美国银行、美国国际集团（AIG）、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是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基石；在农产品领域，全球四大粮商中的三个阿丹米（ADM）、嘉吉和邦吉位于美国，孟山都公司更是垄断了种子行业的供应；在消费品领域，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宝洁创造了营销的神话，也让全球商界认识到“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价值；在化工和医药领域，美国拥有强生、辉瑞、默沙东、杜邦、陶氏化学等国际巨头；在传媒领域，美国拥有默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好莱坞文化伴随着迪士尼、时代华纳等公司的电影传播至全球每个角落；在高科技领域，美国诞生了苹果、谷歌、IBM、微软、思科、甲骨文、惠普、亚马逊、Facebook、eBay等一大批信息高科技企业与互联网公司，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中国：国家命运与企业发展休戚与共

近代以来中国企业的发展轨迹则从另一个侧面勾勒出国家命运与企业发展休戚与共的关系。鸦片战争后，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中，诞生了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1865年在李鸿章主持下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新式工厂，也是清朝末年最大的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以生产枪炮开始，后来逐渐生产钢铁、造船以及一系列配套机械设备，是中国机械制造产业的开端。江南制造总局后来更名为“江南造船厂”，一直是中国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1872年成立的另一家著名企业招商局，这是晚清首家官督商办的企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招商局曾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商船队，开办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电报局、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投身于现代工业的新兴企业家群体，例如“红顶商人”盛宣怀、胡雪岩，状元实业家张謇、荣氏家族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等。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以及在此时期产生的近代企业最终并未能挽救清王朝的命运。清王朝覆灭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尽管如此，中国的民族企业依然在战争、动乱的缝隙顽强生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的无暇东顾使中国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缓和，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面粉、纱布等轻工业品畅销海外。1928年至1937年间，随着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中国经济也进入了“黄金十年”，工业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左右，荣氏集团、大生集团、永安集团等民族企业也获得了扩张和发展的机遇。但好景不长，随后的日本侵华直接中断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倾轧下，民族资本的大企业之梦也随之破灭。可见，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黄金十年”，无论是“官督商办”还是“民族资本”，没有民族独立和国家强盛，就不可能有大企业的生长环境。正如经典话剧《茶馆》中那个心怀实业理想的秦二爷，从意气风发到黯然自尽，在积贫积弱的国度，通过办企业、搞实业报国救国只能是如水月镜花般的美丽梦想。

已有150年历史的江南造船厂至今仍是我国重要的造船基地

大企业成长与国家竞争力

2014年7月，《财富》杂志公布了最新的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国（含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上榜企业数量达到创纪录的100家，仅次于美国。而早在2012年，中国企业就以79家入围的总数超越日本，与中国的GDP排名一样，位居世界第二。榜单所能揭示的只是冰山一角，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快速崛起，中国的大企业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并在全球竞争中一次次地让世界震惊。

2012年7月23日，中海油宣布以151亿美元的对价收购加拿大能源公司尼克森全部流通普通股，并承担其43亿美元债务，刷新了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的新纪录。对此，英国《金融时报》评论道：“这一大胆步骤标志着中国能源集团在海外扩张方面越来越有信心。”《华尔街日报》刊文则称“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2013年3月29日，正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迈阿密港口的码头上发表演讲，鼓励美国民众使用“美国制造”时，一阵大风吹起了悬挂在港口起重机上的美国国旗，显露出被遮挡的起重机品牌logo。“ZPMC”，这正是中国企业“振华重工”的英文缩写，这家知名的重型装备制造企业，是世界上最大的重型装备制造厂，其研制和生产的大型港口机械占据世界市场75%以上的份额，远远超过日本的三菱、三井，韩国的三星、现代，以及德国的蒂森克虏伯，成为世界港口机械的“霸主”。

2014年5月6日，阿里巴巴集团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递交IPO申请，计划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或纳斯达克全球市场整体上市。9月19日，阿里顺利登陆纽交所，融资额达到218亿美元，超过社交网络巨头Facebook、VISA，成为美国市场有史以来融资规模最大的公司。随后阿里实施“绿鞋机制”，将最终融资规模推高至250亿美元，摘下了全球资本市场最高融资额的桂冠。

仅仅几年，从传统的能源矿产到高端的装备制造，再到新兴的互联网电子商务，中国大企业的崛起已成为中国崛起中的精彩华章。今天，中国石油、中国工商银行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巨无霸企业；华为超越爱立信成为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联想超越惠普成为全球电脑市场的最大供应商；腾讯、百度也已经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互联网公司。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的中国大企业群体，正在成为中国崛起、中国经济崛起的“国家脊梁”。（精彩句子，下同）

事实上，大企业竞争力与国家崛起从来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国家崛起为大企业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时代机遇和外部环境，而大企业集群的形成则为国家崛起提供了最坚强的支撑，从根本上讲，大企业的崛起本身就是国家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项研究中，有学者曾比较了1995年以来中国企业占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比重和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结果发现两者都是呈上升趋势并且逐渐趋同。1995年，当中国企业首次出现在《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的榜单上，只有5家上榜企业；那一年，中国的GDP为7006亿美元，排名世界第7位。而当2014年中国GDP超过10万亿美元时，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也超过了100家。

如果将视野拓展到世界范围，也可以看出，一国大企业的数量与该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是一致的。战后初期，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62年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企业的数量为301家，超过其他国家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之和。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等东亚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大企业数量也显著增加，日本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由1962年的31家增加到1996年高峰时的141家，韩国也由1976年的第一家增加到1996年的13家；同期，由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美国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也随之减少，到1996年减为153家。此后，随着日本进入“失去的二十年”，中国的迅速崛起，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开始下滑，其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到2014年减少为57家；同期，美国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则缓慢减少至128家，基本与其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变化相一致。正如迈克尔·波特所指出：“在国家层面上，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生产力’。国家的基本目标是为其人民提供高水准的生活，实践这一目标的能力则取决于运用劳动与资本等国家资源所得到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之间的竞争首先就是经济竞争，而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实质上是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大国之间的国际竞争突出表现为其大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角力。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一批具有超强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国力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大企业是“走出去”的排头兵。破解资源约束、提升资源保障需要大企业。目前，我国在原油、铁矿石和有色金属等战略资源上高度依赖进口，如原油的对外依存度达到近60%，而铜精矿和铁矿石等的自给率则不足20%。这种对于外部资源和能源的高度依赖，不仅抬高了我国持续发展的成本，对国家的战略安全也形成了潜在威胁。而在国内缺乏资源禀赋的情况下，国家将通过“走出去”来获得更多资源保障，在高资本投入的资源能源行业，将依靠具有资金、技术和经验优势的大企业到国际市场配置资源。例如前述中海油对加拿大能源公司尼克森的收购，获取了大量优质的油气资源；再如，2014年以五矿集团为首的中国财团完成的对世界最大的在建铜矿秘鲁邦巴斯（Las Bambas）铜矿项目的收购，该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每年产出45万吨铜精矿，增加了国家矿产供应保障等，都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

大企业是产业的整合者。化解产能过剩、实现产业升级需要大企业。在我国以往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在众多领域形成了大量低附加值的过剩产能，这也需要由大企业主导进行重组整合，通过提升产业集中度，淘汰落后产能、优化资源配置来提升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升级。例如在高度分散、过分竞争的水泥行业，中国建材集团通过近10年的并购整合，跨所有制、跨区域、跨行业重组上千家企业，实现了集团收入从20 亿元到2500 亿元，利润从1 亿多元到120 亿元，超过100 倍的高速增长。截至2013年底，中国建材集团所属的水泥产能超过4 亿吨，稳居全球第一。这对于在本世纪初由数千家企业相互竞争，行业内依赖国外力量来整合行业的中国水泥产业来说，实在是一个奇迹。

大企业是创新的“发动机”。加大研发投入、推动自主创新需要大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成立20多年以来，华为由一家初始资本只有2.1万元的民营企业，成长为业务横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规模近2400亿元的大型企业。在其发展历程中，华为始终坚持聚焦战略、持续进行研发投入。目前作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华为对电信基础网络、云数据中心和智能终端等领域每年投入研发的费用达到销售收入的10%以上，近15万员工中从事创新、研究与开发的员工超过45%。华为在170多个标准组织和开源组织中担任核心职位，已累计获得专利授权36,511件。2014年11月，华为首次提出4.5G概念并提出最早到2016年实现4.5G的商用。这意味着从模拟时代开始，2G、3G到4G，一直苦苦接受和追赶国际通讯标准的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参与到下一代的通讯标准的制定之中。

大企业是国际标准的制定者。应对竞争格局变化、参与国际竞争也需要大企业。金融危机后，一方面传统行业开始重新洗牌，少数具有先发优势、成本优势、规模优势的国际行业巨头掌握了价值链的关键环节，操控着全球资源供应体系的话语权，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以移动互联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快速的变革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成为全球技术和商业创新的源泉。2013年，德国政府率先提出工业4.0的概念，描绘了未来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智能生产模式。可以说，未来的国际竞争是包含技术之争、模式之争、标准之争、地位之争、规模之争在内的全方位立体竞争。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也只有大企业才有资格参与高端市场的角逐。

总之，大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和脊梁，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载体，大企业富则国家富；大企业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更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大企业强则国家强；大企业是进行技术研发、创新升级的主力，大企业智则国家智；大企业是带动中小企业、推动整个行业上下游产业链的主力，大企业进步则国家进步；大企业是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先锋，大企业雄于全球则国家雄于全球。

企业发展中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与百年前的苦苦上下求索不同，今天，中国崛起的大环境为更多中国大企业的产生和成长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而中国的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也需要更多的中国大企业来带动和支撑。从历史经验看现实选择，有两个现实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是不容回避的。

第一个是在大企业成长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迈克尔·波特在其关于国家竞争力的“钻石模型”中，将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目前对于国家竞争力的各种研究中，也都是既重视市场因素，也重视政府因素。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最为发达、对市场干预最少的美国政府，也在金融危机后对破产保护的通用汽车进行了救助和重组。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面对强手如云的国际市场，如果仅靠企业自己发展，很难形成竞争优势。企业的成长一方面有赖于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多方面的支持。这一点在韩国大企业的成长经历中有突出的体现。作为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韩国大企业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的大企业战略指导下和政府的全力扶持下成长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为发展出口产业，韩国政府对承担出口任务的大企业采取低息融资、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同时采取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保护本国企业集团免于国外竞争，使相对弱小的韩国企业集团有宽松的发展空间。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三五”、“四五”时期，他们将重化工业作为本国的重点产业，对重化工业实行政策倾斜，并通过行政指令将这一发展任务落实到大企业身上。由于重化工业本身是出口导向产业，承担任务的大企业同时享受着政府对于出口产业和重化工业的双重政策优惠，使韩国的重化工业企业迅速发展，并走向大型化、国际化。1975年，政府指令大宇、现代、三星等13家公司为韩国的综合商社，并相应为综合商社提供贸易行政、财政金融、情报支援等支持，使韩国的大企业逐渐成为集商、工、贸于一体的综合企业集团。[1] 在对大企业进行倾斜性资源配置的同时，政府还有计划地指导企业合并、重组，以减少国内恶性竞争，形成规模经济。例如，为解决汽车工业发展初期存在的散、弱、小的问题，韩国政府强制国内十几家汽车制造企业合并成一家，后又只允许现代、大宇和起亚3家生产汽车并经营，使其不断壮大、成为汽车工业的骨干。在信贷政策上，政府给予大企业倾斜的政策性支持。为满足大企业成长对资金的需要，韩国政府没有实行通常的以发行股票的方式来让大企业筹措资金，而是实行倾斜的信贷支持政策。当企业资金困难时，有关当局提供低息紧急贷款援助，或者给予财政方面的支援。对大企业的巨额信贷支持，使企业规模迅速扩张，一些大企业很快在国际市场上显示其优势，与强大的跨国公司展开竞争；有的进入世界500强行列。[2] 如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前位的三星集团（2014年排名第13位），不仅在纤维、食品、电子、建筑、贸易、金融、保险、机械、飞机制造、造纸、流通等行业均有涉足，还拥有规模庞大的百货商店、游乐园、高尔夫球场、医院、果园农场、海水浴场、旅馆等服务设施。以致韩国人自己戏称：“韩国人一辈子不能避免的两件事就是死亡和三星。”

中国行业和企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指导和各方面支持。如今已成为中国外交名片、被人们称为“中国奇迹”的中国高铁，也是在政府引导下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企业发展的典型例子。从2004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确立“四纵四横”的客运专线网起，至2014年底的10年间，中国高铁建设从零起步，建成并运营高铁里程达到1.6万公里，超过全世界高铁总运营里程的一半。这其中，既有中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京津城际高速铁路，也有全长1318公里的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京沪高速铁路；既有世界上第一条穿越高寒地区的高速铁路哈大高铁，也有全长2298公里的世界上干线最长的高速铁路京广高速铁路。从平原水乡到戈壁沙漠，从高原冻土到热带雨林，今天的中国高铁已连接28个省份，年运输人次超过８亿。中国高铁将吸收消化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掌握了设计施工、装备制造、车辆控制、系统集成、运营管理等成套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高速动车组是各种尖端技术的高度集成，共涉及9大关键技术及10项配套技术，有5万多个零部件。只有各项技术、各个部件的协同运行，才能保障列车跑出高速。2004～2005年，中国北车、中国南车等企业，先后从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法国阿尔斯通和德国西门子引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高速动车组；此后，中国高铁在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面积实现了“去日本化”、“去阿尔斯通化”乃至“去西门子化”。2014年11月25日，装载“中国创造”牵引电传动系统和网络控制系统的中国北车CRH5A型动车组进入“5000公里正线试验”的最后阶段。牵引电传动系统是‘高铁之心’，列车的动力之源；网络控制系统则是‘高铁之脑’，指挥着列车的一举一动。两大系统实现百分之百的国产化标志着高铁列车最核心的部件已经实现了百分之百的“中国创造”。

在中国高铁的成功经验中，政府的主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体现在通过统一的全国市场,低成本引进技术；另一方面体现在通过打破部门、行业、院校、企业的体制壁垒，整合全国的科技资源，实现以铁道部为主导、机车车辆制造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战略性产业的公共创新平台。

另一个是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实际上，在世界500强企业的榜单中，上榜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例如，在2014年上榜的91家中国大陆企业中，有84家是国有企业，占比达到9成以上。谈论中国大企业，不能回避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能否成功实现改革发展，将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顺利实现转型崛起；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也必须从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如何实现国家崛起的层面来认识。

1978～1984年，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和利改税改革等阶段，使国有企业的活力大大增强。1984～1992年，按照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国有企业进行了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特征的改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但承包经营责任制并没有实现政企分开，企业并没有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计划经济思维依然深刻影响着市场的供需结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新阶段。1997年，十五大提出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和改组等重要方针政策，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3] 2003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代表国家行使对于189家中央企业的出资人管理权，成为掌握7万亿元国有资产的“超级老板”。国资委推动国有企业聚焦主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有经济布局过宽过散的问题；支持国企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工作，有力地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积极促进国有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的大型企业。国资委成立的10年间，国有企业得到迅猛的发展。2013年，113家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4.2万亿元，上交税费总额2万亿元，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3万亿元，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拥有绝对的控制权，牢牢地把握着国家经济的命脉。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国企改革是由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所决定、并逐步调整的。国有企业改革从一开始的放权让利等初级形态一直到承包制、租赁制、公司制乃至于产权改革，都是着眼于国家与社会的平稳转型、长久发展和全民族的整体利益，依据不同时期的形势需要和发展要求所展开的企业制度改革的不同形式。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新思路，国有企业改革又翻开了新的篇章。在进一步探索国企改革方向的过程中，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和发展模式并非一成不变，曾在过去带来过成功的“中国模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最终解决方案；企业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改革方案。改革始终是一个不断认识、不断调整、不断提出新目标的过程。只有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从多数人的需要出发找准“共同利益”，把潜藏在不同群体中的改革需求转化为推动改革的持续动力。在“管资本”的改革理念下，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必然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新一轮的国企改革进程中，要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政府要在资本的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要求下，为市场运行、为各类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充分贯彻法治理念，坚持依法治企，按照公司治理的要求重塑国有企业、使之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府要充分尊重企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法律和契约形式规范企业行为，而不是直接进行干预。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改革那些与新形势、新要求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推动混合所有制、建立符合市场规则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激发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库兹涅茨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调整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国企改革就是这样一种“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调整”，它不但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生产力基础和经济腾飞的平台，也为国家的成功转型提供体制与观念的深层保障，成为推动中国崛起的真正动力。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其分量绝不仅仅是一个停留在经济学层面的概念和实践层面的制度安排，中国国企改革与中国崛起的伟大使命是分不开的。[4]

（编辑：季节）

[1] 王国华，“国际竞争力’解放’中国企业”，《中国经济快讯周刊》，2002年第29期，第23页；刘富钊，《中外经济发展中的企业转型战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36~140页。

[2] 同上。

[3] 王忠禹，《国企改革攻坚纪实》，企业管理出版社，2010年，第2~8页。

[4] 徐传谌，孟繁颖，“30年国企改革与中国崛起”，《长白学刊》，2009年第2期，第96页。

改革进行曲

20世纪90年代末，正好是国企改制攻坚时刻，很多国企严重亏损甚至破产。而常开却跟同行业的其他企业走出了两条路子。　　　　　　　　　　　　　　　　　　　　

“抓大放小”政策导致了国有企业数量锐减，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曾经的“五大基地”逐步消失，那些曾经声名显赫的行业骨干企业，在行业内默默无闻了。

然而从1998年起，常开却在整个下行的大环境中逆势而上。1998年常开的销售额为1.35亿元，完成利润2713万元，增长了103%。到2001年，常开当年的销售收入3.5亿元，已经成为国内高质量塑壳断路器的大型生产基地。

唐春潮

1998年改制

1998年4月，常开开始改制。那时候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央有指示但没具体方法，各省、地方都出台一些文件。根据市委书记的指示，国有股保留给国有，80%全厂员工分。

常熟市很快做出了响应，1997年11月27日发文，对股份合作制的具体操作有进一步的细则。像所有政府主导的改革一样，常开很快启动了改制工作，并成立了改制领导小组。经过评估，总股本为2130万元，其中20%为国有，由常熟市市属工业企业资产经营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常熟市公投公司）出资426万元持有；职工出资1704万元，占80%。企业组建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名称改为常熟开关厂。

方案还提出，将企业结余的工资基金以一定比例量化给职工个人，作为一部分出资资金，并将其比例控制在不超过个人出资额的1/3。

1998年4月14日，常开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了企业改制方案。紧接着，全厂1171名员工有1165名认购了自己的股份，入股率达到99.5%。4月30日，首届一次股东代表大会暨首届五次职工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相关章程，选举产生了首届董事会、监事会和理事会成员，唐春潮任董事长。

这一年，常开成为常熟市地方国有企业中第一家改制企业，由市属国有企业转变为公有股占20%、职工股占80%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2000年改制

1999年4月9日，常熟市委市政府转发市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加快和完善市属、乡镇企业改制的意见》的通知：“在企业改制中，不强调国有、集体资本控股；对更适合于混合所有制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行业和企业，国有、集体资本可以部分或全部退出，以协议方式转让给职工个人，也可以招标或协议方式转让给社会其他法人、自然人或外商。”

根据常熟市退出国有股的要求，常开分别向常熟市公投公司、常熟市经委提出申请：受让占该厂实收资本20%的“公有股”426万元，同时进行增资扩股，后得到批复同意。

据此，常开将股本总额由2130万元增至5500万元，将占企业总资本的20%计426万元的国有股全额转让给唐春潮等7名企业经营管理层及有关骨干，职工股每份从原1.08万元经过扩股、配股后增值为每份2万元。

从二次改制方案来看，常开的企业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仍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但20%国有股的退出及转让，深刻地改变了企业的股份结构：唐春潮持股占企业总股本的9%，价值500万元；6名副厂长持股共计10%，每人所持的股份价值近100万元；55名中层干部及技术、营销骨干共计占33%，每个中层持股平均价值为33万元。一般员工持股占48%，以当时一般员工1000人计算，人均持股价值2.5万元。

这里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关键问题。在当时全国性的改制浪潮中，很多厂长把改制当作一次百年难遇攫取个人财富的机会。为此，他们不惜利用种种手段，将改制变成了“一场分食国有资产的盛宴”。而常开一把手唐春潮却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首先是听政府的；其次是一切出于公心；第三是坚持企业不是一个人的，只有大家好，才能让企业好。

2004年继续改制

和前几次改制不同的是，2004年常开的改制，既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又不是单纯的自下而上，而是一个“上”、“下”同行，最后并轨的过程。

在8天时间里，常开连续召开了8次座谈会，就改制方案征求职工意见。当时，工会党办组织年龄、性别不同层次的职工座谈会。

相比较而言，常开2004年的改制是在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各种政策出台最全、最多、最详尽的情况下的一次改制。特别是地方的配套政策文件，清晰地勾勒出企业改制的具体路径。如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并争取上市；改制成有限责任公司，并提出“要提高经营者和经营层持股比例，提高股权集中度。企业主要经营者占股原则不低于30%，经营层占股50%以上。”

尽管如此，一旦实际操作还是会发现仍然不够细致。如常熟的改制思路为“经营者一定要持大股，经营层一定要控股”，但经营者持股多少为控股、股东人数多少合适？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数字界定。因此，在常熟市同时开始改制试点的3家企业中，企业法人们对具体怎么改，也是拿捏不准。当时有一家改制企业的负责人就曾私下征询过唐春潮的意见：把股东设定为5人，个人持股51%，是否可行？唐春潮当时就态度鲜明地表示不同意见。经过反复权衡，常开最后拿出来的改制方案是将股东设置为30人，个人持股30%。

6月7日，常开首届五次股东会暨持股职工代表会听取了审计结果报告，最后以89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大会决议，由工会持股会将8570万元职工股按比例出让给唐春潮等30名股东。

2004年对于常开来说，是一个历史展开的节点。企业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风波骤起

2005年，常开遇到了它成立3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风波。如果不是后来的全力化解，今天的常开很可能就看不到了。

那年3月，唐春潮和公司的3个副总经理跟随市经委的一位领导，受美国伊顿公司的邀请去参观访问，但整个行程安排让人非常奇怪和惊讶。首先作为一个同行企业，他们参观了原本不会展示给竞争对手参观的内容。其次，整个参观的接待规格非常高。这让唐春潮感觉十分不安，“我想这次费用不得了，就跟伊顿的人说费用我们来承担，但他们竟说不要你们一分钱。”

原来，在唐春潮一行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政府有关方面与伊顿公司洽谈了合作事宜，准备出售常开，而伊顿也答应一旦收购成功，会在当地投资建立生产基地。而这些情况是在唐春潮一行回国后很长时间才得知的。据悉伊顿公司曾计划在常熟市建立年产值超过百亿元的汽车零配件、液压件、低压电器零部件等生产基地，而当时的常开也就6亿多元的年销售额。

唐春潮一行回国没几天，常开员工中突然风传“公司已经以两亿美金卖给外国老板了”、“大部分职工会下岗”、“唐厂长全家要在5月中旬移居海外”……不久后一天中午，有人在员工食堂等处散发传单，当天傍晚，上百名员工到常熟市政府门口“集体上访”，要求彻查常开的“改制问题”。

4月26日，常熟市一位副市长汇同市政府办、发改委、总工会、信访局等召开班组长以及职工代表会议，澄清一些争议问题。这位副市长离开时遭到少数人的围攻。此后几天，部分职工持续到市政府上访，并堵在公司办公室，情绪激动。

4月28日下午，部分员工聚集在公司广场，开始罢工。同时他们还占领了销售科，阻止接发订单，甚至占领了成品仓库，阻止发货。

4月30日，常熟市党政主要领导坐镇常开部署工作，150多名罢工员工继续在成品仓库坚守。下午2点半，常熟市公安局向仓库内发送“公开信”，要求员工“限时撤离，否则将采取行动”。

就在政府要强力平息事端时，唐春潮站了出来。“我说武警不要开到厂里来，你们开进来抓了人完事儿了，接下去的工作谁做？”

风口浪尖上的唐春潮，此时考虑得更多的还是常开的未来，他不想在企业闹得干部与工人对立起来，他要用自己的办法解决冲突。“集合了170多个党员干部，我让他们在公司大会议室里待命。到下午3点，我跟他们说到仓库去，两个人架一个人，把罢工人员带出仓库。他们打人不要还手，骂人不要还嘴，这是行动要求。”唐春潮说。但可惜的是，这批最终凌晨发出去的货后来因错过客户要求的交货期被退回。

5月1日，鉴于停工数天耽误并滞留了一批订单，决定利用“五一”期间的7天假期加班赶工。原本罢工的员工都来了，因为常开一直执行的是“公休日加班双倍工资、节假日加班3倍工资”的政策。但是，五一假期一过，到了5月8日，一帮员工又“冲进已经恢复生产的车间，抢别人手里的工具，要大家罢工”，部分车间由此重新陷入瘫痪。是可忍孰不可忍。当晚，3名“闹事为首者”被行政拘留。5月12日，常开恢复生产。为期8天的停产风波就此结束，企业蒙受直接经济损失逾3500万元。

7月13日，50名职工再次到常熟市委市政府集体上访，8月29日，厂里部分车间分别停产。其后，再度恢复生产。

2005年改制继续

2005年5月10日，常开董事会公布《增资扩股实施方案》，进行又一次改制，这是唐春潮在罢工风波那些天里苦思苦想的结果。

在这个方案中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出资职工。

“出资职工”是常开发展史中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名词，它的意义接近于公司法中的“隐名股东”。按照法律界定，隐名股东也叫实际投资人，是指为了规避法律或出于其他原因，借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或者以他人名义出资，但在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却记载为他人的出资人。与此相对应的，称之为显名股东（或挂名股东），是指记载于工商登记资料上而没有实际出资的股东。

唐春潮基于对公司架构及相关财务专业的知识底蕴，终于想出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出资职工”概念，并重新找回企业改制的共识。所谓“出资职工”，定义为“挂靠在股东身后的出资人，他们只有损益权，其发言权、表决权不是直接实现，而是通过其挂靠的股东来反映。”

不过常开的全员持股，不同于一般的持股方式。在常开股东名册上是看不到这些员工名字的，他们挂在39名股东身后。他们有出资证、出资协议、收款收据，其中收款收据由公司财务科出具，写明具体的出资额，以及出资职工、挂靠股东的姓名等。这也是常开借鉴有限责任公司中隐名股东的相关操作方法，自创出来的。为了使这套方法更合乎法则，常开对“出资职工”的规则制定和操作方法，做了很多工作，制定了很多细则。

为了更好地平衡股东与出资职工、干部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关系，常开在2004年制定的“专项奖励基金”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几个条款：适度增加职工工资收入；为仍在职的职工增买四项保险：即家庭财产3万元、团体人身险每人1万元、还有附加意外伤害险和附加疾病住院保险。

同时，唐春潮在利益分配上首先拿自己“开刀”。2004年常开第四次改制将8570万元职工股按比例出让给唐春潮等30名新股东，当时常开的注册资本额为1.1亿元，唐春潮持股30%，金额为3300万元。2005年5月28日，唐春潮将自己的持股比例削减到17.31%。半年之后，2006年1月5日常开召开三届十次股东会议，唐春潮再次减持股份，下降到总股份的7.84%，出让的部分进行了股东间的股权转让。

这样一来，常开的股权结构成为：注册资本19065万元，股东39名，占股权的60.46%，其中唐春潮个人持股占7.84%；委托出资职工1355人，占股权总额的39.54%。从这样一个结构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普通员工的持股比例已经达到四成。

2008：国进民退

2008年，常开的股权结构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反身从一个民营企业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其中国有股占20%。唐春潮主导了这次改制。

由于常开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纳税率由25%降低为15%，减免的税款进入企业利润，年终将要用来股东分红，股东一年的分红总额一下增加了2000万元。39名股东平均每人可多分红约50多万元。这笔款项和当年常开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不到7万元相比，实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为了不一再拉大干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唐春潮决定把企业20%的股份重新交还给地方政府，让企业成为拥有国有股成份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他有几个层面的考虑：第一，解决干部、员工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第二，将这笔红利交到政府后，可以资助地方一些处于困境的国有企业；第三，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就具有了国资身份，老百姓心里踏实；第四，国家的一些大型项目招标，具备国有股的企业比较容易中标。

这种另类的“国进民退”方案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相当于国有资产的卖而复买，因此，方案一报到常熟市经信委主任那里，就获得了大力支持。对于市经信委来说，如果拿到常开20%的股份，每年的股息红利有四五千万元，这可以用来支持其他效益不佳的地方国有企业，在市里有关职能部门，也获得了广泛认可：企业原来是国家的，收归国有自然是一件好事。

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常开在“自削刀把”， 让国有股重新回来，就是现有股东将他们应该得到的股息红利转让给国家。几年前的“国退民进”改制，让十几万国营企业变成了私营企业，也造就了无数个亿万富翁、千万富翁。现在“国退民进”已是既成事实，国家没有让退回来，其他企业没有要退，常开为什么却要退？常开的几次改制合乎规范，股东红利也是国家承认的合法收入，为什么要捐出去？我们勤勤恳恳地工作，为企业做出了很多贡献，为什么要减少我们的收入？很多股东想不通，也不愿意。当时常开的股东共有39名，唐春潮挨个跟其他38名股东谈话：“想多分钱，可以啊，再努力努力，失去的利润不是又回来了吗？2008年利润是3.3亿，我们努努力看利润能不能达到4.3亿。”唐春潮在这里给股东们讲的愿景真的实现了，2009年常开的利润冲到了4.18亿元。

注重企业长远持久发展，压缩干群收入差距，顾及社会舆论的影响，唐春潮这个开关厂的当家人越到企业发展的后期，越不是只考虑开关厂自己的利益。他要为社会着想，要为政府着想。只有开关厂自己好还不行，还要其他人也好，这个社会才能更加安定。

2011年5月26日，常开举行庆祝CM系列塑壳断路器销售突破1000万台典礼。为图唐春潮（前排左三）与员工合影

2010：退休即退股

2010年，唐春潮在几次推迟退休之后，终于到了可以退休的时候，这一年，他69岁。

2010年5月的一天，唐春潮开始了一个大举动。他把年轻股东和即将退休的七八位股东找来，分别跟他们谈话，中心议题是公司股东退休时把手中的股份全部退出，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如果说2008年国有股的进入，已经让39名股东“利益受损”，那么随着公司利润的增加，股东的收益还是得到了弥补。而“退休即退股”不同，它不只是“利益受损”的问题，而是完全没有了红利。显然这次唐春潮与股东之间的谈判艰难、棘手得多。“我跟他们一个一个地谈，有的甚至谈两遍、三遍，有些在谈第一遍的时候提了一些意见，我修改后再谈。”

唐春潮耐心地跟他们讲道理。第一，常开的改制并不是市场化的运作手段。按照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企业改制时首先要对资产进行评估，然后再挂牌出售、拍卖。但常开的改制是在政府的主导下，由审计部门确认转让价格，其中没有包含企业的无形资产等。但常开的改制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其中没有包含企业的无形资产等。因此对于股东来说，这种方式得来的股份，并不完全属于股东个人。第二，大家都不是天生的股东，是国家改革开放带来机遇，企业改制后才成的股东。这个股东来自于3个平台的建设：首先自己要努力工作，其次要有施展才能的舞台，第三就是要有党的政策。这三者不能分割，如果自身不努力，给了很好的平台，也做不出什么成绩；如果不给平台，个人能力发挥不了；如果努力了、给了平台了，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富不起来。因此，唐春潮最后得出了结论，国家该给你的都给你了，你也得到了，该是还给国家的时候了。

不过道理是道理，该想不通的还会想不通。“就只有一个人不同意，他认为退出股份的话，这么多年就白干了。我当时就跟他说，你没白干，你已经得到很多了。吕金才书记比我还早到开关厂一个月，1998年企业改制，他1999年退休，什么股份都没得到，还是个正职。你是副职。”唐春潮结合个人实际情况，再一番深入摆事实、讲道理，终于让这名股东点头称是。

唐春潮率先垂范，2010年他退休，到2011年1月，全部股份便退出了。

常开改制是一例难得的中国企业体制探索的经典案例，应该给予高度评价，并记入历史。

1.从实践中来。虽然他们每一步都是按照上级政府部门要求和相关政策推进的，但每一次改制都是在具体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实际办法。中国企业改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需要自己摸索。不能照搬西方，不能教条主义，更不能马马虎虎走过场。常开的实践，确实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企业提供了好经验。

2.解放生产力。改制是否成功，不在于改了多少次，改成什么样，而在于它所建构的生产关系，能否真正解放生产力，释放正能量。改制后的常开，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3.义让利。改革是利益格局的变动，改制无疑会导致利益再分配。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常开改制体现了对多数人的关爱和对精英的重视。既有对多数职工的持续照顾，又有对精英团队的优厚待遇，并且准确把握了利益的平衡点。

4.规范有序。常开的出资职工制度、退休即退股制度等，是他们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结合本企业实际，在改制中探索出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以法规条文的方式，将其规范化、常态化，使未来继任者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5.国民相宜。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最后达到国民相宜，多种所有制混合型并存，常开以自己真诚的实践，印证了党和国家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指出的方向。

定位精准

“五高”优势

我的理念是在低压开关领域里，把常开做成一棵树。塑壳断路器、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就是大树的树干和根，要让它长得好、长得深、长上去；其他树枝就是与低压开关相关的产品。我们对低压电器开关最熟悉，就要专注这个行业。至于综合经营，我们还没到那个时候。

　　　　　　　　　　　　　　　　　　　　                ——唐春潮

CM系列塑壳断路器装配检测校核生产线

在中国低压电器制造行业，浙江温州的正泰集团可谓是耳熟能详。虽然常开与之在规模上并不是一个量级，但它们之间的对比，映射出中国制造业在改革开放30年中极富代表性的两条经营轨迹，一个是规模化，一个是专业化。究竟伯仲高下如何很难说得清，但都做得精彩辉煌。

正泰集团是中国乃至亚洲低压电器行业的龙头老大，其年销售额达百亿元。成立30年以来，它打造了一条完整的电器产业链，涉及发电、输变电、配电直到用电环节，产品包括三大系列——可通讯智能型框架断路器、电子式过载继电器、智能型模块式塑壳断路器等，同时它还涉足太阳能光伏、金融等行业，近年来也进行了海外拓展。在资本运作上，正泰集团旗下的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2010年上市。这是一个典型的集团式企业，规模大、知名度高，上下通吃，产业链完整，实行集团多元化经营。正泰董事长南存辉的知名度很高，他是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主席。

与正泰集团相比，常开是一个中型的“专精特”企业。2013年常开的销售额只有17亿多元，其产品主要是低压电器，只涉及电力行业的低压开关领域。和笼罩在正泰头上的种种大企业光环相比，常开有它自己的“五高”优势。

首先，产品单价高。常开的塑壳断路器从1992年问世以来，20年来就是一个固定价：450元，和国内同类产品不过上百元的价格相比，这显然是一个高价。正泰以规模化经营见长，据2012年正泰电器的上市年报，公司低压电器业营业收入105亿元，生产低压电器产品共计5.7亿万台（套）。而仅就塑壳断路器一种产品而言，据业内人士称，正泰的产品价格不到常开的二分之一。

其次，利润高。2012年常开的销售收入16.3亿元，净利润4.9亿元，净利润率在30个点。同期，正泰电器营业收入107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6亿元，利润率为10个点以上。

第三，员工收入高。常开2012年的人均收入为6.3万元。同期，正泰电器在职员工1万多人，年人工费用支出5.3亿元，员工年平均工资应该在5万元左右。

第四，研发投入比例高。从1991年开始，常开每年的科研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在5%左右。虽然正泰的科研投入在绝对值上要超过常开（2012年正泰电器的科研经费为3.9亿元），占销售额的比例只有3.7%。

第五，技术人员占比高。常开具有“两个百分之五十”的特点：即百分之五十的技术人员，百分之五十的研发人员，已经属于“技术密集型企业”。而正泰电器2012年报显示，技术人员1226人，占公司人数比例为12%。

除了这“五高”之外，常开还有一个质量法宝，那就是产品台台检测、台台过关。

专注、单一化，使常开成为专业化的制造企业。数年来，唐春潮多次被劝说进行多元化以及资本运作，以快速做大做强，但都被他拒绝了。2000年，有人找到唐春潮，只要他同意常开被上市公司收购51%的股权，他本人就可以立即得到1800万元现金，以及仍能保留常开49%的股权，还能留任董事长、总经理。唐春潮没有答应，常开不需要上市融资；中国股市尚不成熟，常开上市之后可能会面临种种风险；常开现存的股权结构，上市之后肯定要改变，不利于职工长期稳定的利益。常开保留国有股，也能够阻滞海外上市。

其实在唐春潮眼里，国内同行之间的你追我赶，更像是兄弟之间的竞争，“我的理念是，兄弟厂想来参观，就让他们来。中国再多一个常开有什么不好？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把外国人挤出去；如果同行看了以后觉得做我们这类产品太难，把他吓走了不是也挺好，我就少了一个潜在对手。”正泰也好，德力西也好，常开对待这些国内同行，更多的是竞合关系。　

两个差距论

施耐德的一把手CEO法国人赵国华，普通话说得比我还好。我的老厂、新厂他都来看过，一心一意要将我们纳入他的旗下，我们一直没同意。有一年施耐德总部邀请中国的经销商去参观，说到他们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就是我们，常熟开关厂。

　　　　　　　　　　　　　　　　　                                ——唐春潮

在中国低压电器市场上，中外两大阵营的对垒，经历了从差距悬殊到步步逼近的过程。

进入21世纪，以施耐德为代表的跨国公司进一步在我国开疆拓土。2000年，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立，进一步整合了中国业务。2004年开始，施耐德开始在中国的新一轮投资，先后在东莞、苏州、上海等地成立了生产基地，并于2007年与中国低压电器巨头之一的德力西成立合资公司。期间，施耐德秉承一贯资本运作、快速扩张的战略，一直在中国谋篇布局，以期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这其中也包括对常开的不断游说和接近。

随着常开的进步，唐春潮提出了“拉大与国内同行的差距，缩小同世界同行的差距”的“两个差距论”。此时，常开也不再可能是外资企业攻城略地的城池，而是成长为在专业领域与之势均力敌的对手。虽然暂时还难以超越那些百年巨头，但离他们越来越近，差距越来越小，同时与国内同行的距离也在逐渐拉开，越来越远。

对于常开的崛起与跟进，一些外资企业也有很深的体会。就施耐德而言，他们不仅将常开列为他们在中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而且经常将常开的产品买回去做实验，以对常开的产品质量进行了解、摸底。

对施耐德的摸底，常开并没有当回事，他们烦恼的是，在中外品牌的比拼上，国内目前还缺乏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2010年，就在家门口的一次过招，外资企业就轻而易举取得了胜利。苏州地铁的配电设备公开招标，但标书上只有ABB、西门子、施耐德等几家外资品牌允许投标，国产品牌完全被排斥在外。常开向政府部门多次反映此事，但没有结论。“他们这样做，唯一的理由是用了国产的产品出了事情，他们承担不了责任；而用了国外的产品，出了事情跟他们没关系，那些外国货可是世界上最好的。”

一方面是中国的大用户弃用国产品牌，另一方面却是国外用户只认产品不问国别。世界五百强企业美国的英格索兰公司在中国投产一项工程，常开与ABB、西门子同台竞争。在质量不亚于外资品牌的情况下，常开的总报价只有后者的一半，英格索兰公司在实地考察之后，果断采用常开产品。如今这些产品使用四、五年时间，运行情况仍然良好。

常开成立至今已经40年了。常开40年和全国多数老国有企业一样，经历跌宕起伏。而常开的经历和成就又是极不平凡的，是一部难得的中国企业发奋图强的经典，是一部感人的国企改制的生动教材。比起常开波澜壮阔的历史，此文只是反映了一小部分，但愿读者朋友能从中得到不同于通常有关国企的老生常谈信息，对蕴藏于我们国有经济中的正能量有一个新的估计。（完）

（编辑: 碣石）

*杨青、严曼青、王瑞，《中国工业报》记者。

非国有经济的增长与结构

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速变化

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非国有部门投资增长16%，比上年下降4.7个百分点，比1-9月份下降0.6个百分点，全年均呈下行态势，延续了2011年以来的下降趋势。其中，私企投资相对活跃，但比上年也下降了8.5个百分点，创下了自2009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见图1）。个体投资仅增长2%，外商企业投资出现负增长。

图1  2009-2014年非国有部门及私企投资增速变化（%）

按非国有单位分类比较，2014年1-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居前3位的依次是：其他企业（28.5%）；私营企业（24.5%）；剔除国有独资公司之外的有限责任公司（11.7%）。同期，外商企业投资负增长，个体经济投资增长2%，港澳台企业投资增长8.7%。其中，私营企业投资增速比上年大幅下降8.5%。

在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2014年末非国有部门占比为72.5%。其中个体私营占比为30.3%，外商企业、港澳台企业占比分别是2.2%、2.4%，三者合计为34.9%。

另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4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321576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8.1%，增速比上年下降5%，延续了2011年以来的下滑趋势（见图2）。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4.1%。同期，民间投资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25.9%，增速下降0.8%；在铁路运输业投资达到271亿元，增长29.4%，增速加快0.9%。

图2  2010-2014年民间投资增速变化（%）

非国有工业的增速变化

2014年1-12月份，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8.5%，比上年同期下降1.5%，比1-9月下降0.3%，全年下行走势未变（见图3）。另外，非国有工业实现利润总额大幅下降，如私营企业仅增长4.9%，同比下降9.9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仅增长9.5%，同比下降6个百分点。

图3  2013-2014年非国有工业增速变化（%）

1-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中，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6.3%，同比下降2个百分点；股份制企业增长9.7%，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集体企业增长1.7%，同比下降2.6个百分点；股份合作制企业增长7.2%，同比提高0.3个百分点。

1-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构成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比重为27.5%（比上年减少0.9个百分点）；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为72.5%。但计入国有控股企业的份额后，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上升为83.3%。其中，股份制企业为56.6%，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为23.4%，集体企业为2.3%，股份合作企业为1%。

非国有部门进出口增速变化

2014年1-12月份非国有部门出口总值增长6.4%，比上年同期下降3个百分点；进口总值增长1.2%，比上年同期下降8.5个百分点。但四季度出口增速比1-9月有改善（见图4）。

图4  2013-2014年非国有部门进出口变化（%）

1-12月份出口分类情况如下：外商投资企业增长3%，同比加快0.9个百分点；私营企业增长10.6%，同比下降10个百分点；其他企业增长6.4%，恢复到正增长水平。进口分类情况是：外商投资企业增长3.9%，同比提高3.5个百分点；私营企业增长2.6%，同比下降23.6个百分点；其他企业出现负增长。

在出口、进口总值构成中，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分别是89.1%和74.9%。按细类分，在出口总值构成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为45.9%，私营企业为40.8%，其他企业为2.4%；在进口总值构成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为46.4%，私营企业为22.8%，其他企业为5.7%。

2014年底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回升

2014年末主要金融机构及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外资银行人民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5.46 万亿元，同比增长15.5%，增速比上年末高1.3个百分点，比同期大型和中型企业贷款增速分别提高6.1和4.8个百分点，比各项贷款增速高1.9个百分点。2014 年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企业贷款余额的30.4%，占比比上年末高1个百分点。全年小微企业贷款增加2.13万亿元，同比多增1284亿元，增量占企业贷款增量的41.9%，比上年占比水平低1.6个百分点。农村、农户和农业贷款的增速减缓。

2014年四季度企业家、银行家信心指数下降

四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61%，较上季下降2.6个百分点，较2013年同期下降4.9 个百分点。银行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为52.5%，较上季下降6.6个百分点。

四季度主要政策取向

简政放权，鼓励非国有单位投资

2014年10月，国务院召开部门负责人会议，部署第四季度推进六大举措，包括：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有序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环保等价格改革；在水利、环保、信息网络等领域再开工一批重大项目；推开项目融资、特许经营等模式，鼓励社会投资；用好财政货币政策，适时适度运用定向举措，推进普遍性降费，支持实体经济，缓解“融资贵、融资难”；研究出台扩大开放、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措施，等等。

10月24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为社会有效投资拓展更大空间。会议决定，进一步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水电、核电等项目；支持基础电信企业引入民间战略投资者；加快实施引进民间资本的铁路项目，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港口、内河航运设施及干线机场等建设，投资城镇供水供热、污水垃圾处理、公共交通等，以及投资运营农业、水利工程、教育、医疗、养老、体育健身和文化设施等。要大力创新融资方式，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使社会投资和政府投资相辅相成。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随后，国务院发布《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

2014年11月，国务院公布新版政府核准投资目录，在2013年基础上再次大幅减少中央层面核准的项目数量。新版《目录》共取消、下放核准权限38项。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第三批简政放权措施，再取消和下放108项主要涉及投资、经营、就业等事项的审批权。

扩大私营银行试点，扩大农村信用社向私人资本的开放

银监会负责人表示，2015年要扩大民营银行试点范围，加快出台民营银行发展指导意见，完善民营银行持续监管框架。另外，还将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混合所有制改革，拓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渠道。（2014年首批5家私营银行完成批筹，其中微众银行已批准开业；新设14家私人控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新增108家私人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村镇银行。）

银监会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工作的通知》，扩大农村信用社向民间资本的开放力度。近年来，在政策支持下，私人资本参与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截至2013年末，已有590家农村信用社通过吸收私人资本投资入股改制重组为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在完成改制的机构中，民间资本持股占比85%。

扩大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取得的经验，是我们在这块试验田上试验培育出的种子，要把这些种子在更大范围内播种扩散，尽快开花结果，对试验取得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能在其他地区推广的要尽快推广，能在全国推广的要推广到全国。2014年12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要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

李克强总理表示，中方将积极考虑德国大众汽车提高在一汽大众合资企业中股份比例的请求，这将可能打破外方在华设立整车合资企业持股不得超过50%的产业政策规定。

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决定放宽外资银行的准入条件。国家发改委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稿征求意见，《目录》主要内容是大幅缩减限制类条目，放开外资股比限制，重点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外开放。

实行市场化定价促社会资本投资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价格改革，更大程度让市场定价。会议指出，在结构性改革中缩小政府定价范围，实行市场化定价，有利于以合理的价格信号促进市场竞争，破除垄断，撬动社会资本投资。

推进农村改革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要求发挥家庭经营的基础作用。鼓励各地整合涉农资金建设连片高标准农田，并优先流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规模经营农户。鼓励地方扩大对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扶持资金规模。加强对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的监管和风险防范。

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

最高人民法院发表《关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要求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在生产、经营、融资活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对待，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得以违法论处；违反有关规定，但尚不符合犯罪构成条件的，不得以犯罪论处。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如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得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对于确已涉嫌犯罪的，要依法慎重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以及适用强制措施的种类等。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或者其工作人员涉嫌犯罪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事实、证据存在疑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依法宣告无罪。

非国有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

2014年政府在各领域、特别是在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等领域陆续出台发展非国有经济的政策。同期，年末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回升。但因市场牵制作用，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工业和出口均延续了2011年以来的下滑趋势。私营企业投资增长创下自2009年以来的最大降幅，外商企业投资负增长，非国有工业增速不仅逐季下降，实现利润总额更是大幅下降。年末企业家、银行家信心指数继续下降，进入四季度后，政府感到“当前投资动力不足”。

2015年政府将继续以已成型的改革政策并配套其他手段来推动非国有经济增长。但受国内、外市场环境制约，以及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领域价格改革等可能导致的经营环境趋紧，小微企业占95%以上的非国有经济增速可能会“更低一些”，并进而影响就业和收入增长。政策投入、预期和增长实况的反差可能进一步增强。对此，有关方面应有政策预案。

全国约60万个农村行政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是覆盖我国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基层党组织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群众、服务群众、管理社会的最基层单位，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组织，也是决定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环节之一。

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被撤销，行政村建制确立、依法建立了村民委员会，形成了符合国家治理体系的农村基层环节。随着农村大量人口向城市流动，随着国家对三农资金的不断投入和对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随着农村社会矛盾的复杂化、尖锐化，村级组织正在从一个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向政府部门的代理机构转变，成为农村最基层的行政责任单位。另一方面，改革后绝大部分村失去了村级集体经济和集体收入，村两委组织村民为自己提供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的能力已严重弱化，大多数村的党组织失去了党建的政治方向与目标，党组织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我国农村和城镇化过程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农村村级组织建设的重要问题，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使被分散化的农民有了依靠

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向政府代理机构演变

按照对行政村建制设立和《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级组织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具有协助政府承担行政事务的责任。但在实际生活中，村级组织的这种性质正在发生变化。

乡镇党委、政府与村级组织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提出工作要求与落实任务、评价与被评价的关系。乡镇党委和政府所承担的大部分行政职能，只有在村一级布置，才能得到实现。乡镇党委、政府通过影响村级两委会的产生、决定村级干部的考核与分配，来落实对村级组织的各项工作任务与责任。

在村内，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动，村两委会所面对的已不是全体村民：在人口流出地区，村级组织面对的只是留下的部分村民；而在人口流入地区，其服务和管理的对象还包括大量的，甚至主要是非村民的外来人口。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村级组织的工作任务并不完全与村民对应，而只与村域对应。离开原来的户籍地后，村民原有的村民自治权利也无法行使。在村民外出打工、承包种地都已是自主行为的条件下，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选举和被选举、村务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已日显松弛，村两委的工作内容及相应考核，以及决定村干部收入的都已是乡镇党委和政府，而不是村民。

除党建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协助落实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村民自治外，政府部门对村级组织的考核重点是社会管理。政府部门对村级组织下达指标并进行的考核包括：社会治安、公共安全、违法用地和建筑、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农村人口管理等领域，所涉及的主管部门包括公安局、信访办、卫生局、食药监、安监局、工商局、教育局、民政局、房管所、卫计委等20多个部门。此外，村级组织还要协助政府完成最低生活保障名额分配、征兵、优抚、献血、五保等任务。有村级集体经济的，还要由农委、监察局对村级集体的资产、资源和资金的经营管理和税收指标进行考核。这些考核的结果，与村干部的收入分配和奖惩挂钩。

从实际性质来看，村级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已由一个以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功能为主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转变为政府行政工作在农村基层的兜底单位和以责任主体为主、群众自治为辅的政府代理机构。

事权、责任与资源严重不匹配

村级组织的运转，必须要有经济资源和来自于政府部门的行政公共资源，而全国绝大多数村级组织这两种资源都严重不足。

按照农业部的估计，2011年全国大约60万个行政村平均所拥有的运转经费仅为7万元，其中政府对村级组织的财政转移支付大约为4.2万元，其余为村集体自筹经费。部分村仍保留集体经济，其运转经费主要靠集体经济收入，而大部分村的实际运转经费要远低于这个标准。与村级组织所承担的责任相比，这种财力极不匹配，这也是村级组织基础薄弱、能力严重不足的主要原因。村级组织的这种状态，与农村系列改革有直接关系。

1982年撤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后，以原来的生产大队为基础建立起行政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设立的行政村，是为了让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维护村民合法权益。村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并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村的党组织依照党章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大部分村级集体经济先后解体。村级组织运转所需经费来源于村级组织向村民提取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1]。除少部分有集体经济收益的村之外，这是绝大部分村级组织保障运转和组织村民自我服务的主要经济来源。

农业税费改革取消了国家对农民农业税的征收，以及乡镇对所管社会事业经费的统筹，村级组织向村民提取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也被取消了。尽管这项改革有助于农民减负、避免村级干部腐败，但它也取消了绝大部分村级组织运转的经费来源，取消了村民对村级集体所承担的法定的责任和义务。取而代之的，是财政对缺乏资金来源的村进行转移支付，以保证村级组织运转。这些年来，虽然各级财政对村级组织运转经费进行了补助，但仍远远不足。

在取消了村级提留后，政策规定村级组织在进行村内公共建设或公共服务项目时，可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向村民筹资、筹劳，但须建立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由村民大会通过。由于取消村提留意味着免除了村民对村级集体负有的义务及责任，因此大部分村很难向村民筹资、筹劳。即使大部分村民都同意的“一事一议”项目，只要有个别村民不同意，就无法实施。从实地调研来看，即使搞了“一事一议”项目的村，大部分也并不是真正向村民筹资、筹劳。有村级集体经济的村，是用村级集体收入；有的村则动员村内在外上班、经商人员为家乡捐钱；还有的是用帮扶单位的帮扶资金作为“一事一议”的自筹资金，再争取政府的奖补。有些村的筹劳也只是形式上的，甚至还要给一定报酬。在农村调研时听到的普遍反映是，现在根本无法再向农民筹资，农民已不再接受对村集体负有义务的观念。而且，从全国看，能搞“一事一议”的只是少部分村，大部分村都搞不起来。到目前为止，相对于全国60万个村所需进行的村内公共服务，实行“一事一议”所覆盖的比例很小；但从各级政府的财政看，已是一个很大的财政支出项目。可以想象，全国60万个村的村内公共建设，是无法靠“一事一议”政策解决的，更何况大部分村的基本运转经费都严重不足[2]。

与此相对照的，是部分坚持和发展集体经济的村，它们每年至少有数百万、上千万、数千万，个别甚至上亿元的集体收入。这些村不仅运转经费不成问题，而且可主动在村内进行精神文明、村级基础设施、村民住房改造、新农村建设等各项公共建设，有能力为村民提供福利和分红，这显示出坚持集体经济道路的优越性。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由于该市的社队企业起步早，而且在社队企业改制中集体资产没有出卖，因此村级集体经济在全国名列前茅。2013年全市252个行政村净资产平均为8804万元，村级经营性收入共26.9亿元，村均1067万元。这成为江阴市农村建设和提高农民收入、福利的最主要经济来源，远超各级财政向农村转移支付的财力。像江阴那样保留集体资产、资源和资金的村，在全国仍有相当部分。这些村不仅依靠集体的力量支撑农村的建设、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就业与增收；更重要的是，由于村级集体经济还在，那些在市场化进程中被分散化、沦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就有了集体的依靠。实践证明，靠国家和集体两条腿走路，要比只靠国家一条腿走路好。集体经济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基础。

但到目前为止，国家还没有出台明确的保护、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政策。目前有关部门对农村改革的导向，一是发展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看似鼓励发展集体经济的政策，实质是农户以契约方式合作经营，并不承担任何村级组织的行政与社会责任，与村一级集体经济有本质区别。政府对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有优惠政策，对村级集体经济则完全没有。二是要求在量化和确权基础上对村级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进行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把原来的集体所有改为农民的股份合作制。这项改革的出发点是保护农民的利益，要求在明确村民权益的基础上，由集体经济进行分红，以及使村级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相衔接，但没有强调村级组织所承担的政治与社会责任，没有强调村级集体经济面临的首要任务，没有强调村级集体必须留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的比例。目前，只有少数地区对鼓励发展和规范管理村级集体经济自行制定了法规或文件，如浙江省2007年制订了《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安徽省出台了《关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意见》的2014年30号文件，广东省东莞市2012年也下发了《中共东莞市委、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镇村集体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但绝大部分地区对村级集体经济并没有积极的鼓励和扶持政策。

实践证明，坚持和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方面。但中央并没有明确强调集体经济在村级组织所承担功能中的作用。在政策导向上，没有对坚持走集体经济道路的农村典型进行导向性的肯定、总结与推广。

村一级组织还缺乏公共行政资源。在我国从事行政事务，特别是社会管理领域，主体是政府部门，而不是村级组织，后者只是协助单位。但在农业税费改革后，政府不再向农村征收农业税、乡镇政府不再收取发展社会事业的统筹费，政府也就不再有动力关心和帮助村级组织的各项工作；在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地区的财源和行政经费受到压缩，许多地方通过乡镇合并来减少行政开支，乡镇的管辖面积大幅增加，乡镇政府也缺乏足够的行政资源深入村开展工作；而且，由于干部作风的官僚化，习惯于层层分解指标，向下布置，以量化指标考核对下进行奖惩的方式进行工作。因此，大部分乡镇政府成为“悬浮式”政府[3]，干部很少下乡，下乡也只是检查村干部落实各项工作的情况，并不具体介入、指导村的工作，更不主动帮助村开展工作。村级组织已变为在村域内代替政府部门落实行政事务的责任主体，完不成任务就拿村干部问责。包括一些需要管理执法权的工作，比如对违章建筑搭建的管理，收取超生的社会抚养费，对焚烧秸秆、污染物排放的监管，对无证行医、无照经营的取缔，管控吸毒人员，对监外执行犯罪人员的矫正等等，也都责任到村。但村却并无行政管理执法权，这致使此类工作很难落实。而任务不完成的村干部，又往往收入被扣除[4]。

伴随着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税费改革，到对承包地的确权和永久化以及对集体经济的产权制度改革，原来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组织起来的农民，被重新分解为以个人和家庭为主的经营单位。个人权利不断强化，但同时却削弱和取消了农民对国家、社会、集体的义务和责任。面对这样的农民，同时又缺乏公共行政资源但却被要求承担政府应承担的职责，这种反差导致村级组织在职能上的错位，最终造成农村基层政权的弱化。

村组织经费困难，村干部逆向淘汰

农业税费改革后，村级组织普遍面临工作经费缺乏、村干部待遇低、社会保障差的情况。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促进村级组织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和政策措施，提出了将村干部报酬、村办公经费和其他必要支出作为重点保障内容。中央财政把村级组织运转保障补助纳入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范围，重点向粮食主产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倾斜，并逐步提高了保障标准，积极引导地方加大对村级组织运转经费的投入力度。2009-2011年，各级财政对村级组织运转经费的补助逐年增长，但村级干部待遇的整体水平依然很低[5]。例如广西柳州市村书记兼村主任每月报酬650元，不兼任的550元，其余村干部500元，年终奖励550-450元不等；辽宁凤城市村干部每月报酬600-700元；河南省南阳市村书记每月600元，副书记、村委委员按照每级120元的标准递减；河南省安阳市村书记每月650元，副职、村委会委员按照90元的标准递减。“村干部的报酬不能养家糊口”，这是已故辽宁省凤城市梨树村全国人大代表毛丰美在2013年对来基层调研的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所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6]，也是难以吸引优秀人才担任村干部的原因之一。近年来国家实行“大学生村官”政策，财政相应作出了较大投入，但基层的反映却不佳。一是大学生村官没有解决农村基层问题的能力，二是他们的目标最终都是要离开农村，对改善村干部队伍状况并无贡献。只有少数仍保留村级集体经济的地区，村干部收入来自于集体经济收入、政府规定分配的基数和奖励办法，因此村干部的收入才高于当地平均工资。

由财政保障的村级组织办公经费，标准同样很低。重庆市2011年规定村级组织每年保障工作经费8000元，河南省南阳市村级组织每年的保障经费是6000元。财力情况较好的山东省，按照2000人以上、1000-2000人、1000人以下的大、中、小村分类，分别保障办公经费3万元、2万元、1.5万元。即便如此，这些经费对一个村一年来说，保运转仍十分困难，更谈不上搞任何建设。在这种条件下，许多地区的乡镇政府倾向于使用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因为这些人有资源，好办事，比较容易落实乡镇所交办的各项任务，由此出现所谓“富人治村”现象。这些农民企业家兼村支部书记虽有不少人对村的工作具有责任心，但因为手中有企业，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自己的企业上，只是每天抽点时间打理一下村务。他们乐于担任党支部书记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有利于做生意，在村遇到发展项目时，也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有的甚至还利用村支书职务便利为自己谋利。

近年来因利益、宗族、帮派等因素，农村两委改选中贿选现象不断，许多地方政府采取不告不理的态度。农村基层政权的衰弱，导致一些地方家族势力、宗教势力、灰黑势力兴起，把持了村级组织。他们或在村务中欺上瞒下，违法乱纪，损害群众利益；或通过国家给农民的优惠政策捞好处，造成部分地区农村基层干群关系紧张，上访不断。

进入21世纪以来，各级财政对三农投入的力度也很大[7]，几乎到了财力可以负担的极限，但从整个农村建设的需求看，仍处于杯水车薪状态。放弃国家和集体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整个农村的建设只依靠国家财力这一条腿，等于放弃了把农民组织起来的道路，实际上也难以走得通。实践告诉人们，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加集体收入，是建强农村基层组织的现实需要，是加快农村发展的迫切要求，是化解村级债务、增强村基层组织发展能力、提高村干部待遇的最有效途径。

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也取消了农民对集体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大多数村级党组织难以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村级班子由党支部和村委会组成，村党支部是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也是村级组织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党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失去了政治方向。

在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党的建设围绕的是社会主义目标和集体化道路，它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支持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耕读小学、对军烈属的优抚、民兵训练、对五保户的保障，以及修桥、筑路、兴修水利，都是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先国家，再集体，后个人，是这种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政治方向和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组织农民、教育农民、服务农民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与改革之前和之初相比，目前农村基层的党群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土地、资源的集体所有性质，在意识形态上仍保留“先国家，再集体，后个人”的基本价值。但随着第二轮土地承包、进一步的量化确权，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被不断虚化。农业税费改革后，农民对国家、集体的义务和责任也随之被取消，“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农村被具体化为发家致富是先进性的标志；而作为社会主义目标的共同富裕，则没有具体的实现路径。在农业不断发展，农民收入不断提高，扶贫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农村的两极分化也在加剧。正是在这样的变动中，农村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颠覆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各种意识泛起，农村党建的条件在政治上、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

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这种变化，致使许多农村党员理想信念丧失，党组织不再能为农民在政治上、思想上提供方向，失去了教育农民的政治制高点和组织农民的立足点，甚至在信仰上难以与宗教组织竞争，在意识形态上也无法与随着私营经济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抗衡。今天的农民重新回到了一盘散沙的状态，党组织的先进性、凝聚力在农民群众中正在失去，村党支部工作的权威主要来自与党委、政府的关系，更大程度上成为政府行政职能落实到村的组织保证。农民对党组织的态度是，“有田有粮不找你，不偷不抢不怕你，外出赚钱不理你，出了问题就找你，不给解决就骂你，解决不好就告你”。与改革之前和之初相比，党群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失去政治上的先进性，不能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共同奋斗的目标，也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展组织活动失去了灵魂与动力，这是农村党组织失去战斗力和凝聚力最根本的原因。其结果必然造成许多党员干部政治意识日益淡薄，思想滑坡，失去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许多党员混同于一般群众，在有一定集体经济基础的地区，村级党组织出现“福利化”倾向，党组织活动必须要村里发钱，否则党员会开不起来。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和农村人才的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年龄老化严重；流动党员较多，脱离党组织时间较长；优秀青年大多外出务工，培养和发展素质较好的党员困难，这些都对农村的党员队伍建设构成很大挑战。

由于村集体经济薄弱，有的村完全没有集体收入，各项开支靠财政转移支付，村级办公经费不足，根本无力顾及公益事业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壮大，农村基层党组织想发挥作用也很难。从调研情况看，村级党组织中能比较好地体现党组织先进性的在5-10%之间，大约有20%左右的基本瘫痪，大部分有组织存在，但主要起配合政府行政工作的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党组织的蜕变，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共产党与农民群众关系的变化，也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在农村基层的衰弱。

村级组织建设事关发展道路、国家治理

村级组织的衰弱由多种因素叠加造成。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村级组织，却主要承担着政府交派、不断增加的行政职能；绝大部分村级集体经济解体，村级组织运转主要靠财政转移支付，资源严重不足；改革导向使基层政府“悬浮化”，农民“去组织化”，集体主义意识被抛弃，个人主义兴起；党的建设在农村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党组织失去了政治上的先进性和凝聚力。在体制上，村级组织又归三个相互独立的部门主管：村党支部由党的组织部门基层处管；村委会的选举和村务公开由民政部门的基层政权处管；村的集体资产，包括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资产与资源的管理以及集体产权的改革，归农业部门管。这三驾马车没有一个对村级组织的建设在整体上负责。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多年来主要管的是农业与农民，很少对农村问题及村级组织问题进行研究。“三农”虽然包括了农村，但到目前为止，中央所发的十几个1号文件，没有一个是专门针对农村问题的。

村级组织建设说到底，反映的是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问题和农村的基层政权建设问题。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始终回避了这样一个本质问题：中国的农村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是否还要坚持走组织起来的道路？组织起来，在政治上表现为农民以村为单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在经济上表现为坚持和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在社会、文化、生态领域表现为组织起来的农民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形成国家与集体共同投入、两条腿走路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格局。30多年的实践表明，光有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市场经济的逻辑、产权的逻辑，虽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但结果只能使少部分农民富起来，无法实现共同富裕，更无法建设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没有农民的组织化，在农村就没有集体主义，在中国也无法建成社会主义。

行政村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这个形式，掩盖了村级组织实际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农村的基层环节这个本质。这些年来，主管部门花了大量精力组织村委会选举、监督村务公开，却没有从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高度，来重新看待村级组织建设所面临的问题，追溯问题的根源，寻找解决之道。20世纪末以来，“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是，对于“农村问题”的认识至今还严重不足。而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角度看问题，村级组织这块短板就明显地暴露出来。如果说农业的发展决定着我国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农民的情况决定着我国能否实现全面小康的话，那么全国60万个村级组织的建设，则决定着我国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未来。

当前，中国基本摆脱了“挨打”和“挨饿 ”的命运，但仍未摆脱“挨骂”阶段，尤其在政治制度领域。风雨飘摇的西式民主被包装成“普世价值”和“万能灵药”，而行之有效的中国政治模式，却经常处于遭人诟病的弱势地位，要求按照西方标准重塑中国政体的声音不绝于耳。“话语即权力”（福柯），话语权意味着提出处理问题的基本思路，掌握话语权就掌握了主导权。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民主概念的变迁以及西方民主实践，提出社会主义民主的独特优势和路径，探索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民主话语体系。

西方民主理论阉割了民主本意

“民主”已成为当前使用频率最高、甚至被滥用的概念之一。探讨民主的话语构建，首先要正本清源，搞明白“民主”的本意和实际诉求。在古希腊文中，民主（demokratia）一词由“人民”(demos)和“统治”(kratos)复合而成，其含义为“人民的统治”（rule by the people ）。此外，无论在拉丁文（populus）、意大利语（popolo）、法语（peuple），还是英语（people）中，“民主”中的“民”都是集体名词，民主指的是人民的统治或权力。换言之，经典意义上的“民主”概念，是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依托，最终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人民当家作主”。1863年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中，将美国制度概括为“民有、民治、民享”，就是从这一意义上讲的。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著名的“窑洞对”，当黄炎培问到中国共产党如何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毛泽东的回答是“民主”，“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这同样是“人民当家作主”意义上的“民主”，而绝非党争选举意义上的民主。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旨在实现多数人意志和福祉的“民主”，与致力于国富民强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互为表里。就此而言，民主是各国矢志追求的核心价值。

西方民主理论的演变，逐步背离了民主的本意

如何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意义上的民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实现政治领域的平等和民主，前提是确保经济领域的平等。列宁曾说过：“在实际生活中，民主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相互依存’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要想真正实现民主，关键不在于政治变革本身，而在于经济领域能否实现共同富裕。撇开经济基础问题谈政治民主，只能是隔靴搔痒。

实现经济领域的共同富裕，当然首先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因为只有物质财富足够丰富，才可能承担得起政治博弈本身产生的巨大交易成本。同时更重要的是，还要进行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只有当多数劳动者平等占有生产资料，进而平等占有劳动成果时，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进而使政治领域的平等与民主水到渠成。“假如我们赞成资源平等是分配平等的最佳观点，那么自由就变成了平等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与平等有着潜在冲突的独立的政治理想。”[1]

变革生产关系、打破资本对劳动者的全方位控制，需要进行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政治学者巴林顿•摩尔说得很明白，民主发展需要若干条件，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以革命手段粉碎过去。历史学家斯塔夫利亚诺斯也认为，“独立发展的先决条件是‘结构上的变革’，或者说是旨在促进群众参与的社会结构的改组；没有群众参与，经济的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称，英国的光荣革命不彻底，贵族精英地位至今稳固，由此导致英国的贫富分化非常严重；相比之下，法国大革命废除了一切特权，因而该国大革命后民众的收入明显平等得多。

资本主义制度本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直被奉为金科玉律。美国国父之一汉密尔顿当年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表示，要用一切手段防止多数穷人侵犯少数资产者的利益。纵观西方国家的法权秩序和体系，无不将保护产权列为头等重要的内容。而在不彻底破除私有制的前提下，推行民主政治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列宁曾指出：“在现存的生产关系基础上，所有这些进步办法只会日益加深大众的无产阶级化。”在没有变革生产关系的情况下，“号召工人去争取政治自由，就等于号召工人替先进资产阶级火中取栗，政治自由首先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不能改善工人的状况，只能改善他们与这个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条件。”换句话说，私有制条件下的民主制，实际上是“半截子工程”乃至“豆腐渣工程”。

西方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先天不足，当权者又没有能力自我修正，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民主”；进而将“政治民主”程序化，使之等同于“选举民主”。从思想源流看，卢梭等人强调的人民民主理论，原本将“人民当家作主”放在首位；但到了穆勒那里，“民主”开始被视为是公民以民选代表为中介、参与决定集体意志的权利，开始强调如何使政治精英更好获得合法的大众化基础，即采用代议制的政治制度；到了熊彼特那里，选举本身变成第一位，“人民当家作主”降至第二位，“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人民的统治”悄然被偷换成了“精英的统治”；在熊彼特的基础上，罗伯特•达尔和萨托利等人又形成了“民主就是竞争性选举”的观念。现在多数人谈论的所谓“自由民主”，基本指的就是竞争性选举。

总体看，西方民主的理论演变史，实际就是一个逐步背离“民主”本意的过程：它从最初的集体主义取向，演变为个人主义取向；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转变为纯粹的政治议题；从人民为重心的人民民主理论，转向以精英为重心的自由民主理论。正如列宁所说：“任何一种思想，假若你把它当干鱼对待，将其全部内脏剜去，然后摆弄剩下的外壳，那都会成为太一般的括弧。”脱离经济基础和阶级立场，抽象地谈论政治民主，必然导致西方民主“虚多实少”或“有名无实”，成为一种“残缺的民主”。

事实上，民主既有全民性，也有阶级性，且全民性只是表象，阶级性才是本质。马克思认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但西方民主只强调民主选举、代议制等涉及全民性成分的内容，而有意无意回避“哪个阶级掌权”这一主要矛盾，从不承认阶级统治的本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西方民主是虚伪的民主。正如列宁指出，“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不少人对西方民主津津乐道，殊不知其谈论的民主概念，距离民主本意已越来越远，西方民主理论的盲区也越来越大。

西方民主实践已变成寡头政治

西方民主（资本主义民主）有其历史进步性，这首先表现为公众参政范围的扩大。雅典时期，总人口中一半是奴隶，而奴隶没有公民权，仅被视为财产；外来居民、妇女和孩子，也没有公民资格。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参政限制被逐步取消，奴隶得到解放，妇女、少数族裔等也日渐被赋予公民权。其次，支撑民主运行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工业革命和数次科技革命，极大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使“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年代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这种相对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民主政治运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巴林顿•摩尔、熊彼特等人均认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现代民主与资本主义同时兴起，并具有因果关系。

然而，随着时代向前发展，西方民主的缺陷也日趋暴露。在“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广大民众摆脱了有形的传统人身依附束缚，却无法摆脱无处不在的资本控制和盘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不可能被公平分配，而只会导致马克思所说的“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且这种贫富分化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明显。20世纪50年代，美国最富阶层与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是30:1，到21世纪初，这个差距已扩大到1000:1，造成如此巨大落差仅用了50年时间[2]。当前，美国总收入流向所谓“经济名人”（占比0.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增加了2倍多，即从20世纪50年代末的3.2%增加到2005年的10.9%；流向占比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同期翻了一翻（从10.2%到21.8%），而1999-2004年期间，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却下跌了3.8%[3]。斯蒂格利茨称，截止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而且，资本收入的增速日渐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速，“一旦资本收益率显著且持久地超过经济增长率，财富积累和扩张的动态机制，将自动导向高度集中的分布。”[4]这意味着，在可见的未来，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仍将继续拉大。

2008年总统大选

经济领域的贫富悬殊，使这些国家普遍存在公民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不对应的悖论：“政治领域实行的是以个人为单位、按票计数的民主程序原则；经济领域实行的却是以资本为单位、按股计数的资本主义原则。”[5]理论上说，在实行了代议制和普选权的西方国家，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使每个公民都有参选胜出的机会，正是这点让很多人对“民主”十分着迷。但在政治实践中，竞选实际是资源、财富和势力的比拼，没有雄厚的综合实力，一般人根本玩不起这个游戏，角逐最高权力永远是“富人的游戏”。“政客们当选所需要的钱越多，他们就越需要富人的赞助，这些赞助者对他们当选后政治决策的影响也就越大。”[6]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在民主共和国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

亚里士多德曾将财富与政治地位的关系，视为区分寡头政治与民主政体的重要基础，“倘若占有政治权力是因为占有经济权力或财富，那么，无论占有权力的人数是多少，这都是寡头政体；如果没有财产的等级拥有其权力，那么，这就是民主政体”。[7]换句话说，利用掌握的巨大财富来取得政治权力，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寡头政治。美国就是典型案例。贫富分化日益加大，使美国民主日趋背离“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而沦为金钱主导的民主。美国总统选举花费巨大早已尽人皆知，2012年奥巴马与罗姆尼在总统选举中共花费60亿美元，一举成为美国“史上最烧钱的大选”。

从操作层面看，防止金钱支配政治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减少政客对金钱的需要。1974年水门事件后，美国国会确实对此进行过限制。但不到两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在“巴克利诉瓦莱奥案”中裁决这种经费限制违宪。2014年4月2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对“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作出裁决,推翻了对政治竞选捐款总额设限的做法，进一步增强了金钱和大资本家对竞选的影响力。这种日趋明显的“金权民主”倾向，令西方民主越来越名不副实。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这是一场1％的上层群体一直获胜的战斗”，“我们当前的体制似乎是依据‘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来运行的”。

这种民主与“人民当家作主”越来越不搭界，而成了“资本当家作主”，即资产阶级专政。这种“富人治国”的最终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决策不再体现多数民众意志，甚至可能与公众意志截然相反。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西北大学两名教授通过研究1779项政策议案最终得出结论：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寡头政治国家[8]。举个例子，控枪法案得到了90%以上民众的拥护，却屡屡在国会表决中胎死腹中。恩格斯认为，“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列宁也认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毛泽东说得更为透彻：“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

在贫富分化加大的背景下，西方民主质量下降乃至失灵的趋势更加明显。2014年8月初，奥巴马在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谈话时感叹，“我们的政治运转失常”，“政界中不受控制的金钱运作——这是当今我们政治体制的本质，正在削弱我们共同面对巨大挑战的能力，而这种影响远甚于任何外敌”。曾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调转枪口，称“美国政府整体质量恶化已持续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分权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而是给了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过度的话语权，未能体现美国主权公民的意志”，“解决之道应该是减少某些民主化方案”，并感叹“美国政治衰败还将继续下去”。

只有经济上共同富裕，才可能有政治上的平等与民主。罗尔斯当年质疑美式民主无法解决贫富悬殊、种族矛盾等诸多问题后得出结论，“公平”是比“民主”更基本的原则[9]。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是常态现象。要从金权民主到人民民主，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而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人们越是了解民主，民主头上那些曾经耀眼的光环却越显暗淡。”[10]目前，西方国家“政治冷淡症”明显，投票率下降已成顽症。2014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时，投票率只有36.4%，为72年来最低水平；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率仅为42.5%，创1979年以来新低；日本一项民调显示，84%民众表示对政治家“不太信任”或“完全不信任”。

“在市场上叫卖得最凶的人，往往是想把最糟糕的货物推销出去的商贩”（列宁）。西方民主明明日趋破产，但西方国家凭借话语权优势，硬是将这种“政治次品”包装成“普世价值”和“万能灵药”，在世界上到处推销，使非西方国家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民主化浪潮”。这种回避经济基础变革的“民主化药方”，无形中成为毁灭发展中国家的“慢性毒药”。据统计，世界上有22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极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余几乎都是按照西方民主制在搞资本主义和“民主化”，但比较富裕的却始终是那20多个国家﹐其余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面貌依旧，甚至更加动荡和贫穷。正是由于治理效果不佳，民主在世界上日渐失去了它往日的声望。20世纪90年代早期，支持将民主制作为政府体制的比例达到85％、90％甚至95％，但现在大部分国家对民主的支持率已降到60-65%，相当部分还降到50％[11]。2014年《经济学家》刊文感叹，“民主”在全球发展停滞甚至出现逆转。据“自由之家”统计，全球“自由指数”已连续第8年下降[12]。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导向真民主

西式民主并非政治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巴林顿•摩尔将传统国家进入现代世界的政治道路归纳为三条：一条是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第二条是德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第三条是中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事实上，在帝国主义出现后，中国已丧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后时机。“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更多地跟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更多地跟民族解放、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13]

从所有制角度看，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1956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但仅靠给农民分土地的小私有制，中国不可能真正发展生产力，更不可能消除贫富分化。毛泽东曾深刻指出：“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因此，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并最终建立起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是确保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经济平等又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条件。就此而言，社会主义国家更有资格谈论民主，更有可能实现真正民主。

政治统治本质上是阶级统治（即阶级专政）。西式民主是建立在贫富分化基础上的、少数资产阶级对多数无产阶级的专政，因此其“敢做不敢说”，从不公开承认民主的阶级属性，只能在选举投票、权力制衡、程序合法等次要问题上打转转。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在共同富裕基础上推行民主，因而“敢做敢说”，公开承认自己是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种民主理论和实践，透彻得多，实在得多，也理直气壮得多。在政体上，中国采用的是带有协商民主性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种制度既可以集思广益，最大限度调动民众积极性；又可议行合一，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种建立在社会主义道路之上的政治制度，有可能使广大劳动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主观能动性。中国正是凭借这种所有制优势，使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提高。毛泽东曾专门谈到合作化与工业化的关系：“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斯塔夫里亚诺斯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进行农业合作化，不仅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还是因为公社从制度的结构上，为更大程度发挥土地和劳力资源的潜力、为使千百年来横遭勒索的剩余产品白白地流入非生产性渠道的历史宣告结束，提供了一条途径。1956年，中国所耕种的土地（16.77亿亩）比1933年时所耕种的土地（15.33亿亩）面积扩大了9.3%，中国的净积累率由1949年的1%-2%上升为1953年的20%。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中国就从传统农业国一跃成为工业体系较为完备、能够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工业化国家，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道路。当前，我们同样是依靠这种独特的政治制度优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衡量一国政治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实现国家富强。与一味强调程序合法性的西方民主相比，中国的政治制度更强调实质合法性，因而更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证明，中国的政治制度非但不逊于西方民主政体，反而比西方政体更为优越——正是这种对西方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根本性挑战，令西方世界如此恐惧和仇恨，必欲瓦解而后快。

中国有必要“再社会主义化”

从国际战略角度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属于“政治突破型”建国的国家，必须始终强化政治统领全局和国际战略。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必须是巩固和强化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照搬支离破碎的西方民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巩固社会主义民主，前提就是巩固和强化公有制经济结构，走共同富裕之路。邓小平曾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使我们过分注重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忽视了所有制结构的社会主义属性，结果“倒洗脚水连婴儿一起倒掉”，公有制经济比重从改革开放初的99%，下降至现在的20%左右。公有制经济比重的显著下降，使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高度均质化分配结构，变成贫富分化日趋拉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仍明显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美国密歇根大学2014年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贫富差距已超过美国，位居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列（达到0.55)。中国4000名富豪年收入等于10亿农民和1.4亿城市在岗职工的总收入[14]。 这种失衡的所有制结构和贫富分化状态，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富人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中比重越来越高。更值得警惕的是，尝到权力甜头的大资本力量，希望进一步打破社会主义制度的藩篱束缚，推行西方自由民主那套，目的就是放任资本力量为所欲为。邓小平曾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自由化，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物质前提和独特优势，失去了所有制优势，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要想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民主，防范“颜色革命”，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巩固和扩大公有制经济比重，走共同富裕道路。

[1] （美）罗纳德•德沃金著，冯克利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2] （法）皮埃尔•卡蓝默著，高凌瀚译，庄晨燕、戴捷校：《破碎的民主》，三联书店，2005年，第6页。

[3] （美）拉里•M. 巴特尔斯著，方卿译：《不平等的民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第1、16页。

[4] （法）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74页。

[5]佟德志：《在民主与法治之间》，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

[6] （美）罗纳德•德沃金著，冯克利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2页。

[7] （美）拉里•M. 巴特尔斯著，方卿译：《不平等的民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第293页。

[8]杨光斌：“西式民主困境与中国民主的未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40716109514.html

[9] （法）皮埃尔•卡蓝默著，高凌瀚译，庄晨燕、戴捷校：《破碎的民主》，三联书店，2005年，第6页。

[10] 佟德志：《在民主与法治之间》，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4页。

[11] (美)霍华德•威弧尔达著，刘青、牛可译：《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12] “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The Economist, Feb.2014.

[13]马钟成：《依宪治国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改造新资产阶级》，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4/10/330599.html

[14]马钟成：《依宪治国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改造新资产阶级》，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4/10/330599.html

回顾日本经济发展历程，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凭借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的快速积累，在短短20年内就完成了医治战争创伤和追赶老牌西方国家的任务。自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进入所谓“失去的20年”。但在经济持续衰退、停滞的表象下，日本逐步完成两次大规模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并通过大量海外收购，在日本本土外形成了“1.8个日本”的资产及产业规模。在这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背后，财团体制和商社模式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什么是日本财团

日本财团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们实际上是由综合商社、主办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企业，以及众多不同领域分工的制造业企业聚拢而成的“商帮”。

日本财团的渊源

日本财团的前身是日本财阀，财阀是战前日本金融资本集团的通称，它和浓厚的封建家族联系在一起，具有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的特点。二战前由家族控制的日本财阀是明治维新后政府扶植发展起来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型控股公司，当时最有实力的财阀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4家。    

日本战败后，旧有的财阀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英、美式的企业制度。日本之所以能够对抗美国，就是因为这些大型财阀的存在，它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根基，美国以反垄断为名，实施了一系列措施解散财阀，同时输出大量资本进入日本。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短暂的产融分离的格局，经济被美国控制，形成变相殖民化。不久日本出现了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工潮迭起，政府也不稳定，原有的经济秩序出现混乱。

朝鲜战争爆发适时缓解了日本国内的经济衰退。1951年以后，美国出于朝鲜战争和冷战的需要，放宽了对垄断资本的限制。在日本的银行尚未解体的前提下，产融开始重新聚合，新的财团开始出现，逐步形成了产、商、融三位一体的财团体制，其特点是由法人持股，职业经理人运营。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

日本六大财团

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是日本著名的六大财团。前三者是直接继承二战前财阀谱系的集团，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形成，为解体后重组，具备一定的根基；后三者是在60、70年代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主办银行为中心形成的。70年代到90年代，六大财团进行金融整合，最终形成如今的三菱UFJ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和瑞穗金融集团。这三大金融集团是为对抗外部经济势力而由“官民一体”整合而成，它们为综合商社的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金融基础。

六大财团的产业方向因各自的起家史和发展路径不同而各有区别，各财团的内部紧密程度也各不相同：老牌财团比较紧密，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财团则较为松散（见表1）。

表1 日本六大财团概况

日本财团的产权构成及运行方式

二战后重新聚集起来的日本财团不同于原先的财阀。一方面，在原来的家族成员被赶走之后，经营企业的都是职业经理人；另一方面，为适应美国出台的《反垄断法》，日本财团由原来的一家公司直接控股转为多家公司联合持股。日本财团发展到这一阶段，已由原来的金字塔持股形式，转变成网状球体持股结构。

日本财团的环形持股方式

日本财团的产权构成方式是交叉持股，也就是环形持股方式。相对于二战前财阀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这是一种网状球型结构，信息传递交流速度更快，更适合市场环境。

20世纪50年代，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时，日本股市出现低迷，有远见的经理人抱团将抛售的股票收购，通过交叉持股进行融资。这种民间资本的私有制形态，通过集合和相互持股形成了一种混合所有制形态。由于这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主要还是金融机构，所以日本企业还是更多地与银行资本联系在一起，这也造就了其大生产机制。大企业形成的财团在产业链上进行分工的同时，一些中小企业围绕这些大企业在运作，这就形成一种秩序，一种利益共同体，因而构成了日本企业的基本体制形态。

在日本，“共生共荣”是普遍的价值观，财团最大的意义就是建立庞大的生产体系，企业通过交叉持股形成了共渡危机、共享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从而有效避免了恶性竞争，实现了分工合作。这种交叉持股的方式，可以通过债转股帮助企业处理债务问题；通过集体监督减少腐败；通过信息共享减少信息不对称，并实现共同决策；通过在企业间建立信用关系，来降低信用成本；通过建立内部人才流动机制，为经理人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和成长空间；通过为中小企业搭建可依托的平台，解决就业和融资问题（见图1）。

图1日本财团交叉持股图

日本财团的“产商融”横向联合方式

日本财团通常采取横向联合方式，由3个核心部分组成，即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基金等）；综合商社（主要业务是贸易和投资，以贸易为平台，控制物流）；装备制造企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装备制造等）。除此之外，一些现代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也通常被划归至某一财团，但它们的独立性更强。财团内的企业群体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稳定的交易对象纳入业务经营体系，在主要的制造商和全国几千个零售商之间还存在着销售联盟。

日本的六大财团，每个财团都掌控着数十家大型企业。财团运行实行的是类似立体作战的形式：金融如空军，商业如海军，产业如陆军，空、海军为产业（陆军）发展护航。就是凭借这套“产商融”结合体制，日本在战后与美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对抗。

日本财团通过成员企业间的交叉持股、共同投资等手段，形成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它十分强调“和”与“团结”，虽以国际通用、标准化形式出现，但带有明显的东方儒家文化的烙印。

日本财团的功能和效果

日本财团的功能

综合商社是财团模式最重要的核心，财团发挥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综合商社身上。综合商社的业务基本定位是提供交易服务，为出口商开发海外市场，为进口商寻找所需要的原材料或产品。综合商社以贸易为平台介入到产业里，同时又有金融服务功能，具体体现为集贸易代理、金融服务、产业投行、仓储物流、情报系统、投资咨询和产业组织者等职能为一体，发挥综合运营和协调作用。综合商社的意义还在于其代位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以类似民间企业的行为方式行使着国家微观经济管理的职能（见图2）。 

图2日本综合商社职能图

贸易职能。综合商社的首要职能。综合商社不同于一般的买办代理型贸易公司，它是一个连带投资型的综合贸易公司，其重点在于资源贸易和战略投资。综合商社并不直接进行生产活动，而是通过提供良好周到的综合服务和少量投资参股，维持与生产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逐步取得原料和产品的贸易代理权，同时带动财团关联企业的共同投资。

金融服务职能。从本质上讲，综合商社是一家金融类公司，这主要包括融资、投资、租赁、国际性大宗借款安排等。但商社金融不同于单纯的商业银行，其资金来源不是直接吸收存款，而主要是借自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综合商社之所以能从银行借入大量资金，主要是因为这些金融机构是综合商社的大股东结合成的利益共同体。金融功能是综合商社的核心功能，是综合商社紧密维系贸工关系的重要手段和纽带。综合商社存在于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适时地对二者的利害关系做出适当的调整，在日本有“第二银行”或“影子银行”之称。在贸易领域，综合商社强大的金融功能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开拓与占领市场的能力。在金融、信用领域，综合商社从旁协助金融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产业投行职能。综合商社从成立之初就扮演着产业投行的角色，致力于扶植日本中小企业成长。如在丰田、东芝、索尼等还是小作坊的时候，三井物产就帮助它们筹集资金、开拓市场、引进人才，使它们逐步成长为日本工业的脊梁，最终成为世界级企业。

综合商社以贸易为平台，进行产业投资，两者相辅相成。不同于美国金融投行热衷于追逐短期利益，综合商社不仅仅立足于资本运作，更倾向于长期持有股权。综合商社对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企业小额入股，变相地通过“小资本+大物流”的方式把这些企业编织起来，以达到整合和搭建产业链条的目的。这种“只服务不控股”的方式更易于维持财团企业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而建立“利益共同体”。

仓储物流职能。综合商社与全世界的海、陆、空运输公司和仓储公司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能够为客户提供最合适、最经济的物流服务，并安排保险、仓储及进出口手续等方面的业务。物流实际包含了信息流、资金流、票据流，以及货物的仓储和运输等内涵和功能。通过搭建全球化的物流体系，综合商社在为产业提供服务的同时，通过掌握产品物流的各个环节，收集分析最有价值的商业情报，做出正确决策，最终达到变相控制产业的目的。

情报职能。为了打入和占领世界市场，提高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能力，日本几大财团的综合商社都不遗余力地建立强大的情报系统，将庞大的信息网络的触角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重点搜集各国的经济、政治等情报，再利用情报信息进行综合性、战略性的研究，开展各种各样的信息服务，这包括竞争对手及其市场占有率、产品质量、品种、价格的动态分析等。其情报搜集、加工处理和传递能力堪称世界第一，在经济和商业方面的情报能力甚至被认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之上”。可以想象，假如在战争环境中，这些商社甚至具备提供全面后勤保障的能力。由于这一优势，决定了它在国家经济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对国家而言，综合商社是日本经济的“总参谋部”，是日本国家经济战略的制定者；同时也对日本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政策影响力。日本政府对世界经济事务的认识和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综合商社的研究机构。

投资咨询职能。凭借着强大的信息网络和渠道，综合商社向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的大企业提供市场行情、营销策略、贸易机会、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其范围小到产品的包装设计、大到国外企业的资信评估和收购，几乎无所不包。对财团内部企业而言，综合商社既是情报机构，也是拓展海外市场的先锋。日本企业在最初进入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时候，一定会第一时间找到所属财团综合商社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寻求信息咨询等方面的协助。对财团外部企业而言，综合商社通过提供免费的投资咨询服务并少量入股，将合作企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与合作企业互惠互利、共享信息。从条件苛刻的技术转让谈判、技术引进合同的签订，到先进机械设备的进口、安装和调试，凡是与重大技术、装备相关的引进，综合商社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产业组织者。综合商社在世界各地寻找商机、抢占资源，为日本的产业调整和资源能源保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也被成为“产业组织者”。综合商社多年来形成的信息网络和交易关系使它能在其中发挥协调作用，根据项目和业务的特点来组织最合适的厂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具体包括：全球性地调动信息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和客户共同努力创建新的公司、新的业务并进入新的产业；通过各种各样精心设计的服务促进客户国际贸易活动。综合商社强调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力，并不断推进对物流领域的渗透。在主办银行的金融支持下，综合商社从海外获取资源，通过物流打通产业链，并在整合产业链的过程中，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对生产企业的上游原料物流和下游产品销售代理权中。财团对日本经济发挥的作用

当代的日本财团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人家族企业。经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它已成为真正的社会企业，被称为“民有国营”企业或“国民企业”。虽然财团的外在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内含的传统家族文化却得以延续。在这种新型的、现代化的企业集团中，主办银行（或金融集团）扮演着父亲的角色，通常决定家属成员的血缘关系和姓氏归属（一般为成员企业大股东），是家庭成员稳定的经济来源（为成员企业提供资本支持）。为产业服务的综合商社则扮演了母亲的角色，负责生儿育女，照顾家庭成员的起居，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施加影响（扶持众多制造企业），并为儿女长大后外出求学与发展进行谋划（海外扩张、情报获取），甚至为子女选择对象和操办婚嫁（创办合资企业）。而产业则扮演了儿女的角色，当哥哥姐姐们（成熟产业）有了充足的经济来源和积蓄后，他们会将资金投入到新孕育出的弟弟妹妹（新兴产业）上，或将富余的资金存入父母的钱箱以供全家统筹。

凭借特有的财团模式，日本打造了完整、独立的产业体系，保证了国家经济安全以及海外资源的稳定交易。日本也因此成为相对独立于美国经济体系而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国家，并一直保持着经济大国的地位。

日本财团模式的成功根本在于实业与银行的紧密结合，并通过“商”这个纽带和平台，将“产”和“融”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为本国的实业发展争夺世界的定价权和世界财富的分配权。

链接：日本财团的管理架构

日本财团内部各成员企业并不存在上下级的支配关系，在经营决策方面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因此，财团也被称为“横向集团企业群”。通过剖析三井财团，就可以看到其内部的管理架构和协调机制是如何运行的。

三井财团成立于1961年，为原三井财阀直系、旁系公司以企业集团的新形式集结而恢复成的大财团。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有26家，优势产业为化工、重型机械、综合电机、汽车制造、房地产、核电、半导体、医疗及办公电子设备等。

三井财团的父体是主办银行三井住友银行，母体是三井物产。其产业群体包括丰田、东芝、商船三井等多家企业集团。每个企业集团又包括多家大型企业，如丰田系包括丰田汽车、丰田通商、日本电裝、爱信精机、丰田自动织机等（见图3）。

图3三井财团树形结构图

联系三井财团“横向集团企业群”中各企业的是总经理会、三井业际研究所、三井广报委员会、纲町三井俱乐部等机构。正是这些机构的协调作用，使得表面松散的财团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

总经理会。总经理会是三井财团各个成员企业总经理定期聚会、交换信息情报和交谊的场所，也是各公司领导统一决策和协调财团战略发展的“作战联席会议”总参谋部。二木会作为三井财团的总经理会，是三井财团的统筹领导机构，由26家核心企业构成，其中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不动产的首脑为二木会的核心。二木会的出现标志着旧三井财阀在战后的华丽转身，三井财团正是以总经理会议为纽带，建立起联系紧密的企业间联合体，财团的向心力也随着成员企业间的合作和资源整合而得到不断加强，成为日本战后最大的企业集团。

通常，总经理会对财团承担如下功能：第一，对财团内的企业进行适当的调整。一个财团内的成员企业经常有合并、改组、利益分配等重要问题，都会牵扯多家企业，处理不当会对财团内产生严重影响。因此，一般情况下财团内的成员企业所共同投资的事业，多半是在总经理会中达成协议的。第二，出面对外进行国际性交涉。日本的贸易规模非常庞大，许多资源的取得以及商品的输出都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而是一种政治问题。因此，凡遇到与政治相关的贸易问题，一般都是由总经理会派遣使节团出面前往交涉。第三，决定成员企业首脑人事调动。由于财团企业之间互相持股，在指定和派任各成员企业的首脑人事时，都必须通过总经理会来做适当的协调。

 三井业际研究所。这是二木会的直属智囊机构，相当于财团的大脑，主要研究财团内常见问题和财团内企业间需要协调的问题。其对于财团的作用是发表意见、提出政策建议，负责情报的收集、分析，管理以及相关服务，调查与研究开发，促进相关事项事业化，与国内外各机构进行交流以及发展人力资源等。

三井广报委员会。由三井财团企业组成，通过一种广泛的文化和公共关系进行活动，为国际交流和振兴地区文化做出贡献，从而建立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树立财团企业的良好形象。三井广报委员会对于财团的功能是推进国际文化交流，活跃地域文化活动，推动企业与外界的互动等。

纲町三井俱乐部。它是以财团企业领导层为会员组成的社交俱乐部，是为高管层提供的非正式交流平台。纲町三井俱乐部对于财团的作用是增强财团企业间的友谊以及情报往来等。

此外，“纵向集团企业”也是日本大型企业所必备的特征之一。这类集团企业是一个在母公司一元化、垂直领导下活动的有机的事业集合体。不仅如此，集团企业的经营活动范围往往并不限于集团内部，许多制造业企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的、经常性交易对象（外包公司），实际上将它们纳入自己业务经营的内部范围。外包公司有的朝着水平方向延伸，如三菱公司拥有190家成员公司；有的朝着垂直方向发展，像丰田公司拥有175个初级供应厂商和4000多个二级供应厂商。

美国政府债务近年来不断急速飙升，不断突破美国国会为了控制财政风险而设置的上限。目前债务总量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截至2014年12月17日）[2]。美国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美元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政府债务问题不仅仅是美国自身的问题。如果该问题恶化，将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巨大威胁。解决这一难题要从当前美国政府债务的结构和财政状态等方面入手。

美国政府的债务结构和财政困难

美国政府债务不包括两房债务、联邦政府担保的债务以及无资金支持的责任和债务（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社会保障等）[3]，如果按中国的统计标准，美国政府的财政负担要比披露出的数据更大。

目前美国政府债务结构如下：政府部门间互相持有4.9万亿美元（包括 2.8万亿美元的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亏空）。公开市场持有12.5万亿美元，这涵盖公开市场上的任何买家，包括外国政府。美联储管理的美联储公开市场账户（the Feds SOMA）持有2.2万亿美元 （之外还有1.6万亿美元联邦政府背书的债务）。公开市场的份额中有1.46万亿长期债券（20 -30 年），8.03万亿中长期债券（1-10 年），剩下是短期债券和中长期通涨保值债券。[4]

美国联邦政府的欠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共债务；另一种是政府基金账户负债。

美国公共债务，即众所周知的政府定期拍卖的各种短期、中长期和长期债券。当政府出现财政赤字又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时，美国政府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筹资。从小布什政府开始，美国政府连年巨额赤字，不得不依靠发行债券来维持政府运营。债券的买家可以是一个主权国家（各国政府）、主权基金（如阿联酋主权基金）或者地方政府（比如马赛诸塞州的地方政府信托基金），也可以是普通的机构投资者（比如高盛、摩根大通之类的投行），甚至普通老百姓。金融危机后，美联储也开始加入到美国国债的买卖中来。

美国政府基金账户负债指的是美国财政部出现盈余的关联账户，包括政府信托基金（最主要的）、循环基金和专项基金等（如社保基金账户，医疗基金账户，交通信托账户）的亏空部分。这些账户使用和运作受严格监管，按照法律指定的用途运营，比如用于养老金支付，公共设施维护支付等。这部分钱来自美国公民缴纳的各种保险费和福利费，并成立各种信托基金，供专项使用，盈余部分不算做政府收入。社保信托、医疗信托、军人退休和医疗信托、文明退休和残疾保障信托这几个信托基金，构成了美国绝大部分的政府基金账户负债。

美国公共债务的主要问题是严重依赖短期债务维持运行，基本手法是用超低利息减轻财政负担。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的公共债务和政府基金账户负债一直在增长，经过了克林顿卸任之前的一段短暂财政盈余，随后就进入了债务——主要是公共债务——飞速飙升的时代。政府基金账户负债在金融危机时一度占到总债务的43%，之后降到30%以下，目前上涨趋势得到遏制（图1）。而公共债务却持续飙涨，现已占总债务的71%，预计2014年与美国GDP的比值将达到102.9%。

美国持有的公共债务中，中长期债务（notes）占到总公共债务的67%（为总债务的47.57%），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的比重次之。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严重依赖短期债务周转。从2001财年到2013财年，美国每年应支付的短期债务本金占总债务本金的80%以上。即便是在财政盈余的克林顿执政时期末（2001财年），所需支付的短期债务本金也占到总债务的81%。金融危机期间（2009财年），美国政府所要归还的短期债务本金已达到当期偿还总债务本金的89%。

（资料来源：《看懂美国债务》, Thomas Jefferson）

图1  美国政府债务总计

表1 美国的公共债务

（数据来源：http://www.treasurydirect.gov，数据统计截止2013年10月21日）

尽管美国政府的债务越借越多，但是美国政府需要支付的利息比例却越来越少。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2000年以来，美国政府公共债务的平均利息已经由6.63%降到了史无前例的最低点2.43%。这大大减轻了美国财政部的支出负担。近20年来，美国政府需要支付利息最多的时期，反而是财政尚有盈余的克林顿时期（一度占财政支出的15%），而今政府利息支出只占财政总支出的约6%。除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外这几乎是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图2）。

同样，自2002年以来，美国政府每年支付的利息和本金的比值几乎严格控制在3%到4%之间。而且美国政府严重依赖发行超低利息的短期债务来维持低融资成本。预计在接下来的国会谈判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将达成新的债务上限；随着大量短期债务的到期，美国财政部将继续发行大量短期债券来维持运营。与此同时，这将使美国财政部所要支付利息和本金的比率进一步降低。美国政府每个月保持两万亿美元左右的短期债务用于维持流动性，而这部分的债务融资成本几乎为零。由于外国投资者持有大量中短期美国国债（图3），可以认为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美元霸权地位来剥削外国投资者，获取廉价资金。

数据来源：http://www.treasurydirect.gov

图2 美国公共债务年应付利息本金比（%）

（数据来源：同花顺咨询软件）

图3 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增长趋势图（2000.3-2014.6）

美国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

美国政府能否解决财政问题，取决于其债务偿还能力，即开源节流的能力。从数据上来看，虽然美国政府似乎在“开源”上不尽如人意，但毕竟有所进展；不过支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大了。

财政收入状况

美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7个方面：个人所得税、公司税、社会保险和退休保障费用、消费税、遗产税与赠与税、关税和其他税收。其中，占比最大的政府收入主要来自个人所得税（约占45%-50%）、社会保险和退休保障费（约占30%-35%）和公司所得税（约占10%）。美国名义GDP增速一直保持在3% ～ 4%左右，但占政府最重要的3块收入所占GDP的比重却在下降。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GDP比重由2000的9.76%下降到2013年的6.92%，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收入由2000年的6.34%下降到2013年的5.11%，公司税占比也几乎处于历年来的最低值为1.27%（图4）。

（图中英文排版是改为中文。分别为：个人所得税；公司税；社会保险和退休保障费用）

（数据来源：http://www.treasury.gov/）

图4 美国政府主要收入占GDP之比

客观来说，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改善其财务状况，其财政赤字由2009年最高的15976亿下降到2013年的7553亿美元。其中，财政支出由37022亿美元压缩到32279亿美元，财政收入由21046亿美元上升到24735亿美元（图5）。

（图中英文排版是改为中文。分别为：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盈余（赤字））

（数据来源：http://www.treasury.gov/）

图5 美国历年财政收支（亿美元）

美国财政收入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其GDP增长（名义GDP）并没有带来财政收入的同比增长，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账户和公司税三大重要政府收入没有和经济同步增长。

总体来说，美国GDP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正在下降。根据美国政府预算办公室发布的统计数据，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政府收入占GDP之比最高达到19.62%，此时美国财政处于盈余状态的。在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长期赤字期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值一度低至14.5%。从联邦税收角度上来说，自2000年以来，联邦实际税率从21%下降到了2009年的16.5%，现在开始回升到17.2%，这才使得政府收入增加。

需要说明的是，税率的上升主要是来自对富人（年收入前 20%）的征税。不过“富人税”引发一国资本外逃的案例，在近代经济史上频繁出现。尽管美国最高一档个人税收不过39.6%，远低于西欧平均46%的水平，但2013年仍创纪录地出现3000名富豪放弃美国国籍。像Facebook 创始人爱德华多·萨韦林这样被认为代表美国未来的年轻精英，为了逃税也在公司上市前放弃美国国籍。更重要的是，美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富人可以通过政治捐款来影响税收政策的制定，富人应交的高额税率很可能最终被“影响美国未来发展”之类冠冕堂皇的借口降下来；而主要税源中产阶级却已经在金融危机中迅速萎缩，因此美国正面临税源枯竭的尴尬局面。

政府支出状况

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5个方面：医疗与公共服务部门、社会保障总署、国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和财政部。

从美国政府的4项主要支出来看（退伍军人事务部没有被记录其中），政府控制预算支出已经开始见效，这主要得益于2011年奥巴马签署的《预算控制法案》（The Budget Control Act of 2011）。除了社会保障总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支出在增加，其他3个部门的支出都在相应减少（图6）。2009年美国财政支出因大规模救市而陡然增加，财政部2010年的支出急剧减少，这主要得益于低利率政策导致的财政部利息支出下降。另外，财政部用于救市的资金也有所减少。

（图中英文排版是改为中文。分别为：国防部；医疗和社会公共服务部；财政部；社会保障总署）

（数据来源：www.cbo.gov）

图6 美国政府主要支出

尽管美国政府有进行开源节流的趋势，但根据美国政府预算办公室的预测，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将继续扩大。美国财政预算办公室认为，《2012年美国减税法案》（American Taxpayer Relief Act）在2013年到2022年间将增加4万亿美元左右的赤字。另外，美国政府在未来要为中长期债务支付大量利息，这也是财政赤字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自2008年9月份美国政府宣布救市以来，其中长期债务翻了近三倍，从2.66万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7.8万亿美元；长期债务也翻了一翻，由6910亿美元上升到1.44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几乎无需支付利息的短期债务从2009年8月最高的2.5万美元下降到2013年的2.1万美元。从功能上来说，短期债务主要用于补充政府的流动性。美联储长期维持低利率，又在债券市场上进行扭转操作，压低了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使得美国政府维持流动性的压力减小。

社会福利支出（三级标题）

社保账户危机。根据2013年的美国社保信托报告（Security Trustees Report），国会不采取行动，美国的社保信托基金账户将于2033年耗尽。社保账户出现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老龄化。根据政府问责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的数据，从2002年到2012年10年间，美国领取社保的总人数已经从5080万增加到了6220万，增加了23%，而且这个增速正在加快，2025年将达到8540万人。根据目前的法律（Anti-deficiency Act），政府没有权力超额使用社保基金账户。即便账户耗尽，人民没有领到足够的钱，政府也不能擅自超额发放福利。

美国的社保账户问题有两个简单的解决途径：一，减少福利支出；二，增加政府收入。据美国社保信托的报告数据，从2033年美国社保账户耗尽到2087年间，社保账户的缺口现值预计为9.6万亿美元，这意味着需要增加约2.72%的税率。若美国国会不尽快采取措施，到2033年，美国的社保支出将上升23%，届时美国政府将需要上调17.2%的社会保障税来达到新的平衡。

如果美国政府既没有在减少福利方面做出努力，也没有办法增加政府收入，那么就只能进一步发行国债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但这显然非常困难。根据美国财政预算办公室（CBO）的预测，5年之内（2014-2018）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将累计增加2.66万亿美元，而10年之内（2014-2023），美国政府赤字将累计增加6.96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公共债务将分别达到15万亿美元（2018年）和19.9万亿美元（2023年）。也就是说，美国的债务增长率将平均达到5.3%，超过了近3年经济复苏以来名义GDP增长率（4%）。若在低通胀的情况下，美国名义GDP还是不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美联储能否继续干预国债市场以维持美国国债的低利率将是个问题。届时，若美国国债无法保持低收益率，美国将陷入“以新债还旧债”的困境。

医保法案的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估计，从2014年至2023年，医保法案带来的政府额外支出约为1.8万亿美元，尽管政府计划10年增加7713亿美元的税收，但仍相差1万亿美元。对此，美国政府面临增加税收、裁减其他开支、发行债券3个选择。依据美国的政治决策体制，发行债券是最简单的方式。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对奥巴马法案的分析，预计增加的7713亿美元的财政收入中，有将近一半（3170亿美元）直接来自富人阶层。此外，新增财政收入还包括对不愿给员工买保险的公司的罚款，对保险公司的征税，对医药企业的征税等，累计超过2000亿美元，而这些措施都直接或间接的损害富人阶层的利益，有可能会遭到抵制。

美国政府债务问题的成因

美国政府债务分为联邦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以联邦债务为主。美国的政府债务问题几乎贯穿了整个美国历史。18世纪以来，联邦债务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和经济萧条。

数据来源：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http://www.gao.gov（数据截止2013年11月6日）

图7 美国历年债务总额占当年GDP比重

从图7可见，二战时美国政府债务一度高达GDP的122%；此后35年，经过历届政府的不懈努力，政府总债务（包括联邦和地方）下降到45%左右。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为了赢得冷战，联邦债务从GDP的35%急升到60%以上。小布什总统不仅开始举债打仗，同时还实施了减税的政策，使得处于下降趋势的美国债务又开始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救市法案直接导致美国总债务超过GDP的120%，联邦债务超过GDP的100%，其中公共债务占GDP的72%。

美国政府债务的长期上涨趋势

美国债务问题的关键是公共债务问题，而这主要由发动战争和经济萧条导致。短期来看，美国政府能否解决好其债务问题，不在于债务总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点：第一，美国政府能否长期获得低成本资金来源；第二，美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第三，美国能否解决税源问题；第四，美国政府削减开支能否对冲新政带来的财政负担。

近几年美国经济复苏情况不错，2014年表现尤其突出，失业率在12月下降至5.6%,三季度经济增速高达5%。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发现美国债务危机的危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也确实得到了一定好转。美联储利用美元霸权地位，通过高超的技巧，使用扭转操作，成功压低了短期利率，减轻了美国政府的短期偿债压力。但由于美国政治制度的原因，大企业和富豪不但可以通过种种手段避税逃税，还可以通过选举来操纵美国政治，修改不利于富人阶层的税收制度。因此，富人税提供的税收增加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无法依靠。美国政府在解决其债务问题上就像在“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跌进万丈深渊。很多美国精英寄希望于新技术革命，但像计算机、互联网这样的技术革命可遇不可求，所谓新能源革命更像是场资本游戏。2015年1月，美国页岩油气企业被爆出大量亏损，股价大跌。最终解决美国政府债务问题，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美国政府债务之所以还能撑到现在，关键是政府可以借到廉价的资金，而这主要依赖美元的货币霸权，其作为主要结算货币、储备货币以及独一无二的避险作用等。美元霸权地位使美联储可以通过扭转操作等手段，廉价获取资金来给美国政府续命。不过这种霸权不是可以无限透支的信用卡，目前很多国家之间积极开展本币结算，欧洲一旦稳定下来，人民币进程加快国际化，都将对美元霸权造成很大威胁。

从微观分析，美国政府虽然极力开源节流，但仍然是杯水车薪，无法阻止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很难迫使大企业和富人缴更多的税，同时既要扩大财政支出，又要减税，这些结构得不到解决，美国政府债务问题依然会持续下去。从宏观分析，美国政府债务的根源主要是战争和经济危机，而美国为了维持其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和货币霸权，无法停止对外发动战争。自立国以来，美国就不停地发动战争，只有在世界上制造动荡和战争，才能吸引避险资金来购买美国的低息债券；但这是高成本高风险的手段，造成了大量财政支出，美国已陷入了一个怪圈。

美国是一个资本统治的国家，垄断寡头们控制了政府和国会以及大部分社会组织，他们总是利用各种渠道来迫使政府减税、放松金融监管乃至长期放松银根，最终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金融危机。宏微观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使美国政府债务不断膨胀，虽然通过经济发展有所回调，但长期趋势却只能上涨。

（编辑：王生升）

小贴士1

美国公众可持有的国债大致分为：

           ·Treasury-Bills）：美国财政部发行的短期债券，期限不超过一年。

           ·Treasury-Note）：美国财政部发行的中长期债券，期限不超过10年。

           ·Treasury-Bonds）：美国财政部发行的长期债券，期限10年以上。

           ·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Securities Note）：美国财政部发行。除了拥有一  般国债的固定利率息票外，TIPS的面值会定期按照CPI指数加以调整，以确保投资者本金与利息的真实购买力，债券期限为10年以内。

          ·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Securities Bond）：与中长期通胀保值债券不同之处是其债券期限为10年以上。

[1]赵亚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2] http://www.usdebtclock.org/

[3] National debt of the United States，31 May 2014 at 17:04，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public_debt

[4] Bruce Webb（2014），U.S. Public Debt, Long Term Debt and 'Real Debt'，Daily Kos Mon May 12, 2014 at 02:21 PM PDT

http://www.dailykos.com/story/2014/05/12/1298870/-U-S-Public-Debt-Long-Term-Debt-and-Real-Debt#

上海合作组织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由非西方国家组建和主导的国际组织，拥有保障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乃至改造世界秩序的巨大潜力，自成立至今一直广受瞩目。2015年，上海合作组织的外部环境将由于中俄美博弈加剧而更为复杂，而内部环境也将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而发生很大变化。上海合作组织将适应新环境，形成更高效合作机制，发挥更重要作用。

美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威胁增大

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化，有力地推动着欧亚大陆整合进程和域内新秩序的形成，这被美国视为对其世界秩序主导权的最大挑战。针对中国经略亚洲的外交趋向， 2015年1月奥巴马明确表示，“必须由美国而非中国来制定亚洲贸易规则”。美国的欧亚战略以中国为主攻方向，对中俄同时进行战略遏制，并将欧洲控制在其战略轨道之内，主要实施方式可描述为“四面合围、中心开花”。

“四面合围”是指美国利用自身海权优势，对亚洲周边重要陆海结合部及战略要地进行控制或引发冲突与混乱，在中俄四周制造“战略遏制带”和“战略破碎带”：在东亚、东南亚，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强盟友关系，拉拢越南，改造缅甸，不断制造麻烦，给中国建设新的能源通道和经贸走廊制造障碍；在西亚、北非，在埃及、利比亚等国策动了一系列“颜色革命”，在伊拉克留下了烂摊子，对伊朗坚持高压和制裁政策，在叙利亚扶持反对派武力推翻合法政府；在俄罗斯西部，美国激化了乌克兰局势，把欧洲绑在对俄制裁的战车上，削弱了俄欧的实力。

“中心开花”是指，美国企图直接对中俄以及大陆腹地国家进行政治生态改造。随着通信与交通运输技术的飞跃，上海合作组织所覆盖的中亚地区对中俄的战略价值明显上升。中亚地处“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美国在此制造动乱，将重创中俄战略利益。近年美国对中俄政权颠覆政策收效甚微，可以预见它将加大在中亚策动“颜色革命”的力度，实现旨在操控中亚国家内外政策的“可控民主”，或者制造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可控混乱”。今年3月份的乌兹别克总统选举、塔吉克斯坦议会选举、下半年的吉尔吉斯议会选举以及可能提前举行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大选都将是做文章的题材，以及以阿富汗为支点，引“三股势力”、贩毒、有组织犯罪等祸水流向中亚和中俄。在美国的纵容下，中俄和中亚都已出现前往阿富汗和“伊斯兰国”（IS）参加“圣战”的活跃人流，这些人受训后必将陆续回国，策动“圣战”，发动极其恶劣的暴恐袭击。美国的“中心开花”政策几乎涉及所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上海合作组织政治和安全合作面临严峻考验。

印度地处亚洲重要的陆海结合部，加之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在即，因此倍受美国“垂爱”。2015年1月，奥巴马作为首位参加印度共和国日阅兵活动的美国总统，大秀美印亲密。美国的战略目的是拉拢印度加入对华遏制带，强化印度与西方的所谓价值观同盟，借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之机，破坏该组织政治合作，加大内部分歧，弱化决策效率。

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倚重增强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上海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由于乌克兰事件，俄罗斯受西方制裁和打压，处境艰难，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倚重明显增加。政治方面，俄罗斯需借助上海合作组织与美国开展战略博弈，改变被西方妖魔化的国家形象，使本国政治模式和发展理念得到更广泛认同；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共同防范美国策动“颜色革命”；消除哈萨克斯坦等国在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事件后对俄增强的防范心理，从而推动严重受阻的欧亚政治一体化进程。为此，俄将积极推动各成员国在今年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乌法峰会上深化政治合作。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指出，俄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从政治上巩固上海合作组织，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发展安全、经济和人文领域的合作”。俄罗斯是具有全球性战略视野的世界大国，将会利用今年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和金砖国家组织轮值主席国的有利条件，主动设定国际合作议程，与美国展开全球性博弈。

经济方面，俄罗斯的主要亚洲经济合作伙伴几乎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上海合作组织加强经济合作，有利于俄发挥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优势，走出经济困境。制裁俄罗斯使欧洲经济雪上加霜，欧洲推出每月600亿欧元的量化宽松政策，暴露出其经济形势的严峻性。俄罗斯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合作只要取得突破，将来在与欧谈判解除制裁和开展贸易时就能赢得主动。

安全方面，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密切而深入。俄罗斯主导着独联体集安条约组织及其集体快速反应部队、独联体反恐怖中心等多边机构，俄第201摩步师常驻塔吉克斯坦，防范极端势力入侵和维护地区稳定的作用十分重要，成为塔吉克斯坦乃至中亚的重要安全依托。而俄罗斯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重点，是充分利用该组织的丰富资源和地缘优势，在西部安全环境因乌克兰危机而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向南扩大战略纵深，对中亚安全威胁进行源头治理，遏制中东地区“三股势力”向东渗透，消除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策源地。

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期望增加

美国将中国视为全球最主要的对手，美国对华采取“接触+遏制”的两手政策，即通过加强接触，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施加影响，例如，不断地游说中国按照西方标准处理国内与国际事务；通过构筑对华遏制带，以压促变，试图将中国纳入战略轨道。

面对美国的两手政策，中国积极构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阐明中国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宣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另一方面利用本国海陆兼备的地缘优势，通过加大向西开放力度，巩固和扩大陆权，并增加应对来自东部挑战的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发挥自身地缘经济优势，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战略以及推动建立“亚太自贸区”，破解美国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的图谋，在亚洲打造并主导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版块，进而实现 “亚洲梦”、“亚太梦”。为此，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美日等海权国家对付大陆国家的传统方法，是使大陆国家碎片化并相互敌视，这样其就可以利用仲裁者身份操控大陆局势。中国则以弘扬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主要内容的“亚洲安全观”和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文明多样性，谋求共同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上海精神”，增强亚洲国家的政治互信，进而促进多边安全合作。只要亚洲国家经济、政治、安全、文化合作达到较高程度并形成良性循环，中国的外部环境将彻底得到改善，惠及亚洲各国的“亚洲世纪”将加速到来，而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将被迫做出实质性调整。

上海合作组织在中国的亚洲战略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制度性安排，而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济合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以互利共赢为原则制定相关制度。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互信已达到较高水平，标志之一是“上海精神”、“亚洲安全观”被各成员国所接受。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上海精神”和“亚洲安全观”就能在更大范围内深入人心。中国期望上海合作组织承担维护亚洲稳定、安全和发展，促进亚洲一体化并进而实现“亚洲世纪”的重要使命。因此，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态度变得积极，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印时明确表示，“欢迎并支持印度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

上海合作组织必将出现重大变化

中俄战略处境相似，战略利益相通，在美国威胁下已然形成“背靠背”之势，双方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得到深化。大国博弈新形势下，中俄都迫切希望上海合作组织做大做强，发挥更大作用，上海合作组织必将出现一些重大变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口、经济规模等数据

中俄印将成拉动上海合作组织的“三驾马车”

中俄都明确支持印度与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法律障碍已经消除，俄必然以轮值主席国的身份尽快促成此事。中俄印都是新兴大国，其国力远大于其他成员国。三国的默契合作，将是支撑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基础。俄罗斯早就看到中俄印战略合作的巨大潜力，1996年时任俄外长的普里马科夫在访印时，首次提出建立中俄印战略合作。如今，三国已形成外长级和首脑级定期会晤机制。可以预见，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后，中俄印高层会晤机制将得到提升和扩展，覆盖领域将更宽，层级将更丰富，频率将更密集，而对上海合作组织发展问题的探讨，将成为三国会晤的重要内容。

印度重视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但它与中俄在政治和安全合作方面要达到中俄之间的默契程度尚需时日。所以，在扩员初期，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特别是相关制度设计将成为三国高层会晤的重点话题。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既能发挥中国的经济优势，又符合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需求，因此一直受到中国的高度重视。但是，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大大滞后于政治和安全合作，主要原因是其覆盖地域与被俄罗斯视为“后院”的中亚地区高度重合。俄罗斯在此建有欧亚经济联盟，担心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削弱其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印巴的加入，将使上海合作组织地域范围大大超出中亚，加之乌克兰事件后俄罗斯对华战略信任和倚重增加，其对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态度正变得积极。综上所述，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将成为中俄印相对容易达成共识并积极推进的领域。

在推进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过程中，印度将增加对中国乃至巴基斯坦的信任。更重要的是，上海合作组织本身积累了管控边界纠纷的丰富经验。上海合作组织源自“上海五国”会晤机制，而五国首脑1996年第一次会晤的成果，就是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上海合作组织在扩员后，面临的一项重大考验就是如何管控好印巴之间、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这些纠纷曾给当事国留下战争伤痛，原由西方殖民者故意制造，并且今天仍被西方利用，以利其挑拨离间、谋取利益。如果不把这些纠纷管控好，势必影响上合组织的团结和效率，这也是很多专家对上合组织扩员持保留态度的主要原因。炒热领土争端，激化矛盾，会给当事国造成极大损伤，并不符合当事国的利益。印巴对此已深有体会，两国几经战争最终走向和解。上合组织扩员初期，俄罗斯已表示，将推动成员国在今年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乌法峰会上签署关于边界问题合作与协作的协议。如果上海合作组织形成有效的分歧和风险控制机制，印中、印巴关系势必进一步改善，中俄印“三驾马车”拉动上海合作组织政治和安全合作的作用将更明显。当然，这在近期内不会是一个完全均衡的结构，中俄战略协作将在很长时期内扮演撬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杠杆角色，而中俄印战略合作，将为这根杠杆提供一个牢固的支点。

上合组织将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

解决阿富汗问题，能够有力地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和有组织犯罪，把中国西部与中亚、南亚和西亚连为一体，对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意义重大。去年美军开始撤离阿富汗。2014年10月，阿富汗新总统加尼对华进行了当选后首次国事访问，中国承诺对阿提供3.27亿美元民事援助；2014年12月，中国邀请塔利班代表团访华，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推动阿富汗和解进程；2015年1月，中阿领导人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暨“中阿友好合作年”。

时代背景的变化，为上海合作组织解决阿富汗问题带来巨大机遇。首先，海权和陆权的关系正出现世界史上的首次逆转。正如海权的崛起得益于科技进步，人类社会步入21世纪，快速发展的交通和信息技术正在推动陆权和海权的关系发生世界史上的首次逆转。海运较陆运的优势开始下降，陆上丝绸之路的复兴已是大势所趋。解决阿富汗问题就能打通欧亚大陆，而这将使欧亚大陆大多数国家特别是阿富汗邻国获得巨大利益，必将受到欧亚大陆国家的欢迎与支持。美国是传统的海权国家，不会充分动员和整合欧亚大陆国家的力量共同解决阿富汗问题，只能依靠漫长而昂贵的后勤补给线苦苦支撑其军事占领，最终不得不选择撤军。对于美国而言，可怕的是阿富汗实现和平与发展，进而加快陆权崛起的进程。

其次，殖民扩张已成历史，新殖民主义亦穷途末路。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时期，任何一个强国抢夺阿富汗，都会引来另一个强国的反击。阿富汗及其邻国沦为列强军事冲突的前沿，被迫在不同列强阵营中选边站。如今，阿富汗周边国家均为主权独立国家，这使阿富汗在军事上成为一块飞地，美军对阿后勤补给必须经过这些主权国家。美国对阿军事占领，反而因此受制于这些国家。正因如此，美国军事占领阿富汗没有遭遇其邻国和其他大国的阻拦，美国却最终自动做出撤军决定。所有这些，在殖民主义扩张时期都是不可想象的。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方式，首次由传统的列强“对垒式”转为友邻“环抱式”。美国在阿藐视阿富汗的主权、国情和文化风俗，忽视阿富汗的发展权利，这是阿富汗问题难以解决的深层次原因。

阿富汗问题关系到地区安全和经济秩序构建，涉及敏感的民族、宗教、文化等问题，需要一套综合解决方法以及相应的主导性多边协作平台，以便调动域内多种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协调各国资源和行动。上海合作组织经过十余年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组织结构和法律体系，拥有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怖机构两个常设机构。除元首和政府首脑理事会会议外，上海合作组织还设有议长、安全会议秘书、外交、国防、救灾、经济、交通、文化、卫生、执法部门领导人以及总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会议等年度定期会晤机制。环抱于阿富汗四周的，不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国或对话伙伴国。2012年6月，阿富汗被上合组织接纳为观察员国。上海合作组织早已介入阿富汗问题，只是尚未发挥主导性作用。上海合作组织2005年11月建立了阿富汗联络组，2009年起，定期举行阿富汗问题副外长级磋商。2012年，卡尔扎伊在上合组织北京峰会上指出：“若得到上合组织的支持，阿富汗将走向繁荣；否则阿将遭受苦难，这种苦难也将危害整个地区。希望阿富汗问题和阿面临的安全风险能引起上合组织的高度重视，上合组织和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一起，共同打击极端主义。”[1]

上海合作组织与域内其他单边或多边力量比较，具有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主导性作用的潜力。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和欧亚经济联盟在职能上比较单一，但可以为上海合作组织提供重要支持。美国是阿富汗军事占领方和目前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导力量，根据2012年美阿《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协议》，阿富汗成为美国的“重要非北约盟国”，2014年后美国仍可使用阿设施并保持一定规模的军队。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等域内力量加大对阿富汗问题的介入力度，美国的干扰很可能增强。但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主导地位被上海合作组织取代的趋势是难以扭转的。

上合组织将成推进“新全球化”进程的新型国际组织

“全球化”实质是西方以金权势力强化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一种方式，但其滥用金融霸权、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等牟利，加剧了世界经济系统的失衡与紊乱，加剧了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引发了“逆全球化”进程。总体看，全球化仍是世界发展大趋势，所谓的“逆全球化”其实是逆西方全球化。与之相对应的是，以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目标，以新兴大国为主体，以新型区域一体化为支撑的“新全球化”进程加速兴起，而上海合作组织将成为此进程中的头羊。

上海合作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由非西方国家主导的多边合作机构，能够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形成有别于西方的新型国际话语体系。成员国共同缔造的“上海精神”，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接受，正在为夯实政治互信基础以及区域一体化创造良好条件。由于肩负着引领“新全球化”进程的历史重任，上海合作组织呈现出新的特征。首先，组织内部形成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尊重本土性和多样性的文明合作与交融体系，其与西方全球化中的文明冲突体系具有本质性区别，将为“新全球化”不断输出代表发展中国家立场的公共产品，包括哲学理念和发展模式。

其次，组织内部经济将按照互利共赢原则实现良性有序循环，大国不会滥用经济主导权。上海合作组织追求整体性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以制度建设为抓手，为经济便利化创造条件，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强经济战略规划的交流与衔接。上海合作组织目前的成员国都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仍保留着较强的经济规划能力，各国正在抓紧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的《2025年前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战略》。未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战略、印度的“东进战略”以及其他成员国的发展战略，将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得到更好的协调与衔接。

最后，成员国不谋求“绝对安全”，而是努力实现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主要内容的“相对安全”。内部安全合作重点在于打击“三股势力”和非传统安全方面。上海合作组织不会谋求打造亚洲版北约，也不会主动与西方强国进行军事对垒，更不会弱肉强食，欺辱其他国家，将真正起到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作用。

印巴加入后，上海合作组织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将得到很大提升。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推动和影响下，亚洲将逐步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新经济秩序、符合“亚洲安全观”的新安全秩序、“尊重文明多样性”与和谐共生的新政治秩序，进而对世界新秩序的形成造成深刻影响。

* 王晓泉，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1]《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3）》第37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3月6日下午2时30分，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召开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李毅中、陈锡文、林毅夫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杨凯生、常振明、贾康谈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并回答记者提问。

现场记者提问：请问常振明委员，现在国企改革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但是当前社会上对国企有很多看法，比如效率低下等，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今年的国企改革如何深化？

常振明：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身在国企，真的不能把效率低下这个词和国企划等号。比如2003年，我们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一共有11家，到2014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有92家都是国企，这也是国有企业全球实力的重要体现。另外，在评价效率的时候，除经济效益以外，还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有些行业，比如高铁、石油、电信主干网、北斗导航、大型运输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都是具有投资大、社会影响大、回报期长的特点，所以需要国企来完成。所以国企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随着我国市场化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企、民企等会有一个自然分工，有些领域是适合国企干，有些领域是适合民企干。

另一方面，做大、做好和做强国有企业也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我国国情决定的。36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一谈到企业就都是国企，所以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企业的基因是国企。现在国内企业都是按照公司法注册，实际上在注册时并不分国企和民企。如果要给国企下一个定义，我理解企业有个行政归属，归国资系统管的就是国企。当前，国企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不可否认。主要是两类问题：一类是自身管理问题，一类是体制机制带来的问题。自身管理问题关键是要建立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另外按照国家的要求，比如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另外按照中央纪委的要求，反腐倡廉作为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此外，建立透明的考核机制等等，这是自身管理问题的方面。

体制机制带来的问题需要深化改革进行解决。今年在国企改革的内容我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政企分开，就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由管资产到管资本，因为资本是有属性的，资产是属于企业法人的，这样做可以给企业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国家通过资本纽带行使管理的权利。二是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的，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分类进行改革。实际上国企千差万别，需要界定它的功能。我理解主要是明确公益性企业应该更多的侧重社会效益，而竞争型和商业类的国有企业更多侧重于经济效益。另外，根据它们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考核机制和标准。

当然，竞争型和商业型国企，既然要在市场上竞争，就需要严格遵守市场化的淘汰和退出机制。国家也可以根据资本的收益率对国有资本进行优化和配置。三是挖掘各类资本的潜力和活力，有序推进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另外，要采取市场化人才激励约束机制，体现企业管理者的市场价值也是十分必要的，尽可能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行效率。这是今年深化改革的主要三方面。我相信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使企业国际竞争力能进一步加强，释放出更大的活力和动力。

去年完成集团整体上市的中信集团，正正式式“全家搬到香港”。全国政协委员、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昨日表示，希望为香港社会及经济作出贡献，真真正正成为香港的一员。另外，他认为现时全球的有色金属市场具投资机会，目前在研究当中，或会以合作形式投资。

中信泰富去年正式更名为中信股份（00267），标誌?中信集团举家搬迁至香港。常振明昨日分别在政协小组会议后及记者会上表示，“中信集团既然到了香港，香港便是我们的家”，希望为香港作出一些贡献。

冀为社会经济作贡献

早前中信地产在香港投地，常振明指，虽然未能成功，但依然表示出愿意为香港经济作出更多贡献的姿态。他续称，目前在香港有大昌行（01828）供应食油及汽车，亦有隧道及房地产业务，未来希望引入海水化淡项目，在各种领域为香港社会及经济作出贡献，成为香港的一员。

谈到全球有色金属市场正受经济下滑面临压力，常振明认为这只是短期的，因为有色金属如铜、铝的长期需求仍然是很大的，故现时呈现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中信目前亦在研究当中，寻找机会，谋求各种的合作。他强调，“将来的投资肯定是和别人合作的”。

就今年两会焦点之一的国企改革而言，常振明表示，今年国企改革内容主要在三方面：一是政企分开，即国家对国企的管理由“管资产”到“管资本”，以给予国企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二是准确界定不同国企的功能，分类进行改革；三则是挖掘各类资本的潜力及活力，有秩序地推进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同时採取市场化人才激励约束制，体现企业管者的市场价值。

至于被问到中信会否引入更多海外股东，常振明仅称，“先走一步再走一步”，先完成这一次的引进计划，再作打算。

2015年1月25日，希腊主张结束紧缩措施、对救助协议进行重新谈判的激进左翼联盟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希腊在二战后首次出现左翼政党执政的局面。

希腊新政府成立当天即叫停该国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的私有化计划，该港口曾被视为中希合作的典范。同时，希腊新政府力主反收紧求削债政策，也引致与欧盟严重对立。为维持希腊金融体系运转，新任财长出访欧盟大国，希望在妥协中得到金融援助以及减免债务，但遭到拒绝。“四处碰壁”后，希腊新政府逐渐回归常态。希腊官员表示，希腊对中国投资持欢迎态度，愿同中方探讨扩大在比港合作的新方式。

经过金融海啸冲击后，欧洲民众“疑欧”意识普遍提高，在这大环境下，欧洲的左右翼阵营均出现了反欧政党。希腊极左政党以反欧盟、反收紧的政治纲领获胜，鼓舞了欧盟各国迅速崛起的反欧盟左右翼政党。因此，希腊极左政党上台或非个别现象，而是一个欧洲政治转折点及新局的开始，将对欧盟今后的政策导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主要包括：M2的预期增长率可能调高到14%左右（即突破13%的限制）；新增贷款规模可能在11万亿元左右（即突破10万亿元的限制），以保障贷款增长率维持在14%左右

1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发布《中国金融发展报告（2015）》。报告认为，2015年中国经济运行将面临较为严重的下行压力。要继续贯彻“稳中求进”的总思路，保持经济增长率在7%左右。面对通货紧缩引致的种种负面效应，在货币政策调控过程中，可能需要出台调高M2的增长率、加大新增贷款规模等一些强刺激措施。另外，如果CPI增长率在1%左右，那么有可能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2次左右，以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在国际收支顺差数额减少的条件下，可能再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包括定向降准），以缓解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压力。

报告还表示，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又是承接“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从国际角度看，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下跌，有助于抑制2015年的全球通胀，为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创造积极条件。就国内而言，中国经济运行有着较强的下行压力，但GDP增长率仍将保持在7%，CPI增长率也将持续保持在低位。

2014年年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下称《条例》）终于正式公布，并将于2015年3月1日起开始在全国实施。

条例出台具有里程碑意义

近日，在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表示，将在近期出台不动产登记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将选择10~15个地区率先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窗口，并迅速启动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平台的建设。还将在全国实现登记机构、登记簿册、登记依据、和信息平台的“四统一”。

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核心功能和目的，在于保障不动产交易安全，有效保护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财产权，而不是为了降房价和反腐败。随着中国市场化逐步完善，产权明晰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过去房产虽有登记，但主要是服务于管理，部门之间标准不一，登记内容差异很大，很难拿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易，因而资料的整理和整合非常关键。

不动产登记是落实依法治国的具体体现

首先，按照完善的市场机制理论，假若不动产的权利链条、权利边界、权利内涵不清晰，将不可能让不动产真正流动起来，从而真正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而政府必须下决心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其次，在农村，承包土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调整方面市场机制还没有起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难以落实，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基础不动产登记工作不去做，怎么可能放活经营权？

第三，在不动产登记中，依法治国是根本目标，不管城市土地，还是农村土地，都需要更加精细、严格的管理，才能进一步支撑国家发展。

第四，土地学科的发展就是权利和地籍的问题。“权”跟“籍”应是一回事。记在簿上叫“籍”，反映的是“权”，要把权说清楚。应先把“籍”讲清。

不动产登记倒逼官员财产透明

根据估计，中国不动产占整个国家财产的比重在三分之二以上。要管理这么大的财产，首先要摸清不动产的“国底”。将不动产登记法律化，是政府科学管理财产的基础，是实现治国理念的基础条件。

不动产登记还将产生很多正面效应。例如信息平台会支撑房地产市场调控决策的优化，同时支撑中国必须推进的反腐，要将不动产登记具体到企业和自然人，倒逼官员进行财产报告及财产公示，推进全面实行财产报告，形成现代意义的税制基础，从而进入规范的国家治理。

人民币已跻身全球使用最多的五大支付货币之列，在国际化进程中跨越了另一个重要里程碑。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数据，2014年12月，全球有2.17%的支付以人民币结算，其比例首次超过加元和澳元。

从交易来看，人民币现在仅次于日元，与英镑、欧元和美元共同组成全球五大支付货币。2014年，人民币支付金额是2013年的两倍多，人民币正从“新兴”支付货币过渡为“常用”支付货币。

2014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帮助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例如增加人民币投资选择，以及在多个全球金融中心设立清算银行。2015年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或将加快：今年6月，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将就中国股指是否应被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做出决定，如果一切顺利，这可能会吸引数十亿美元的新投资。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将对特别提款权体系展开评估，人民币可能会被列为官方储备货币。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简称UNCTAD）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目的国，这是2003年来的首次超越。

2014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1276亿美元，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从2013年的2308亿美元下降至860亿美元，美国落后于中国和中国香港，成为全球第三大FDI目的地。

中国排名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投资新兴市场的大趋势。新兴市场2014年吸引了56%的外商直接投资，高于2013年的52%，较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翻了一番。UNCTAD官员表示，中国过去几年来一直保持稳步增长，这种势头将持续下去。此外，中国的资本流入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了技术密集型。

近日，中共中央发布2015年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连续第12年聚焦“三农问题”，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注的首要问题仍是粮食安全。文件针对增强粮食生产能力提出了许多细化要求，包括永久农田划定、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以及投融资等等。同时也提出，科学确定主要农产品的自给水平，合理安排农业产业发展优先顺序。

对于消费者关心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县乡农产品质量和安全监管能力建设。严格农业投入品管理，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建立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强化地方政府法定职责，严惩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文件还特别提出，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

一号文件关注农村“美丽家园”，这意味着新农村建设将迈出新步伐。近些年来，我国新农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当前农村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还比较低下，农村的人居环境还需要大力改善，特别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长期滞后。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2015年1月30日，中缅原油管道启用试运行。这一管道的开通，中国进口中东原油可以不必经过马六甲海峡，而可自缅甸若开邦马德岛上岸，经管道输送至中国西南地区。

中缅油气管道是中国第四条能源进口战略通道，于2010年开工建设，管道总体为天然气石油双线并行。其中缅甸境内全长771公里，原油管道国内全长1631公里，天然气管道国内全长1727公里。2013年9月30日，中缅天然气管道全线贯通，开始输气。

中缅石油管道预计每年能输送2200万吨原油。据此前缅甸能源部与中石油达成的关于开发、运营和管理中缅油气管道的协议，缅甸石油天然气公司在中缅原油和天然气管道项目中分别享有49.1%和7.37%的股权收益，缅甸政府每年收取1360万美元的油气管道路权费、每吨1美元的原油管道过境费，这也将极大地促进缅甸当地经济的发展。